吉隆罗垄沟等雅鲁藏布江中上游的石器遗存——兼论西藏高原细石器遗存的相关问题

李永宪（四川大学考古学系）

西藏高原早期石器遗存的发现最早见于1956年，自黑河（那曲）发现一件扁体的楔形石核之后，^[1]科学工作者又在藏北、藏南、藏东等较为广泛的地区内发现了多处早期石器地点和遗址，其中除了被认为是属于旧石器时代的遗存，亦有大量细石器遗存。据不完全统计，西藏地区截至1989年所发现的细石器地点已达40余处，旧石器地点5处。^[2]在此之后，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在对日喀则地区进行的大规模文物普查中又于雅鲁藏布江中上游地区的吉隆县、仲巴县、萨嘎县、昂仁县及日喀则市等四县一市调查发现了30余处石器地点，获得大量石制品标本，这一大批新发现的石器遗存对于西藏高原石器时代文化的研究，将是十分重要和珍贵的科学资料。本文拟以吉隆罗垄沟等雅鲁藏布江中上游地区的石器材料为主线，对相关的一些问题进行一些初步讨论，以期引起学术界对西藏高原石器时代文化更多关注，促使研究更加深入。

一

1990年夏季，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在吉隆县北部的罗垄沟发现了两处石器地点，又在其后的田野工作中于日喀则西部地区的仲巴、萨嘎、昂仁等县以及日喀则市附近调查发现了近30处石器地点，采集到石制品标本上千件，获得了一大批实物资料^[1]。

吉隆、仲巴、萨嘎、昂仁四县均属雅鲁藏布江中上游流域地区，其中吉隆县位于雅鲁藏布江南岸地区，其余三县均位于江北。这一地区北有冈底斯山脉，南为喜马拉雅山脉，从广义上讲属于马泉河—雅鲁藏布江中上游高山河谷地带，年平均气温2℃，年降水量300～600毫米，气候区划为藏南寒冷——温暖的半干旱高原河谷季风区。位于江北的仲巴、萨嘎两县及昂仁县北部地区海拔较高，气候更为干冷，其北部与阿里地区和那曲地区接壤，尤其是仲巴、萨嘎两县，平均海拔达4700米，荒漠地带分布面积广泛，植被极为稀少，现今人口密度仅为每平方公里0.3人。从总的地理类型上看，仲巴、萨嘎两县及吉隆、昂仁两县北部地区均属高山草场及低山丘陵和湖盆宽谷组成的高原面，含少数内流封闭型盆地，为较典型的草原干冷气候区，昂仁县南部地区海拔较低，分布有农业区。调查发现在这一区域内的石器地点有相当广泛的分布，其范围西至仲巴县的帕羊区（镇），东达昂仁县的鲁弄湖一带。

同西藏大部分地区所发现的石器地点一样，雅鲁藏布江中上游石器地点的海拔高度都较高，据统计在4270～4950米，平均海拔4570米。石器地点的地貌形态可分为河流阶地（包括超漫滩地貌）、湖滨平原、低山坡麓地带、山脚冲积扇、河床谷地等五种类型，其中以河流阶地和低山坡麓地带的石器地点为多，绝大多数石器地点附近都有江河、小沟、湖泊及沼泽水潭等水源，显示出它们都具备一定的人类居住条件。

雅鲁藏布江中上游石器地点的全部标本都是地表采集，采集范围比较集中。除个别地点的标本存在严重的风沙磨蚀痕迹外，石制品表面不见被水流冲磨或搬运的痕迹，可以推测它们都是石制品原生地点。

石制品原料的种类较多，其岩性包括角岩、硅质岩、燧石、火山岩、石英、水晶、变质粉砂岩、黄玉等，数量最多的是硅质岩，其颜色有棕红色、黑色、绿灰色、灰白色等几种。据标本采集点的现场调查，大部分地点石制品的原料是来自附近山体出露的硅质岩层或地面散落的硅质岩块，这类硅质岩属“雅鲁藏布江蛇绿岩”系统，这种超基性岩从阿里地区的象泉河沿雅鲁藏布江一直到林芝地区的朗县一带都有出露，东西延绵千余公里，^[3]可以认为它们是雅鲁藏布江中上游早期石器遗存的主要原料之一。

图1 雅鲁藏布江中上游石器地点分布示意图

吉隆县北部罗垄沟发现的两处石器地点，在新发现的雅鲁藏布江中上游石器地点中较有代表性。两地点石制品的原料分别为棕红色和绿灰色的硅质岩，其中A地点石制品采用直接锤击法打片，石片多宽大于长；石核包括较规整的“原始船底形”石核、“漏斗状”石核及扁体的块状石核；工具类型为刮削器和尖状器，总体面貌属小石片石器工艺传统，个别标本呈现出某种接近典型细石器工艺传统的技术特征。B地点的石制品中包括有典型的细石器标本，如扁体的楔形石核、锥形石核及细石叶，从石核观察，剥片使用了间接法。同时在B地点的石制品中还包括用直接锤击法产生的长石片以及用这类石片加工而成的工具，这种长石片的背面大多有与石片长轴重合的纵向棱脊或与本石片打片方向一致的石片疤，石片两侧缘基本平行，横断面呈三角形。与吉隆罗垄沟A、B两地点相似的石制品在雅鲁藏布江中上游石器遗存中较为普遍，根据其石器工艺类型归纳起来有下列几种情况：

1.同一地点包括典型的细石器和小石片石器。

2.同一地点包括典型的细石器和小石片石器以及石片石器^[2]。

3.同一地点包括小石片石器和石片石器。

4.一个地点只有小石片石器。

5.一个地点只有石片石器。

如上所述，雅鲁藏布江中上游石器遗存从石器技术上可划分为不同的组合，但其中小石片石器工艺传统占有主要地位而且较为普遍地存在，它与典型细石器的共存关系并不带有必然性（当然这中间不排除个别地点受采集工作的局限）。而典型的细石器则有与其他石器工艺传统共存的现象，那种形制稍大的石片石器既有与细石器、小石片石器共存的现象，但也可相对独立地存在于一个地点。由此可见雅鲁藏布江中上游石器遗存具体到每一个地点亦有一定的差异，总体上具有几种石器工艺传统并存的文化特征，这种特征是否具有某种年代学或类型学上的意义，将来在我们对这批材料进行深入研究时是值得仔细分析的。

当我们对雅鲁藏布江中上游石器遗存进行粗略的观察之后，不难发现它们在打片方法、加工技术、工具类型等方面都有一些具体特征。首先，直接打片法是始终存在并普遍使用的，各地点的小石片石器均使用这种打片方法，相应地产生一种长大于宽，背面带有纵脊的石片，这类石片的特点是台面较小且多呈三角形或条形，其性质有打击台面和自然台面两种。个别标本为修理台面，这类标本是从曾用间接法剥制石叶的细石核上打制石片，在吉隆罗垄沟B地点石制品中就有这种例证。从有明显使用痕迹及被加工成工具的石片来看，所有石片中这类长石片是形制最为稳定、数量最多的一种类型。直接打片法不仅存在于小石片石器之中，而且所有的石片石器亦采用这种方法打片。特别应该指出的是，雅鲁藏布江中上游部分地点同样使用直接法剥制石叶，通过对部分扁体石核及石叶的观察和分析，一些形制较大的石叶都是用直接法产生的，所不同的是锤击工具可能使用了软锤（如骨、角类工具）。各地点所见的典型细石器标本则使用间接法剥片，用这种方法从细石核上可剥下细长且薄的条形石叶，石叶形制较小，所采集的标本中最小者长不超过10毫米（两端被截断后），宽仅3毫米，厚约1毫米。

雅鲁藏布江中上游石器遗存中工具的加工方法基本上采用直接锤击法，其加工方向以一面加工为主，个别标本采用了相邻两边的错向加工，不见相对两边的错向加工，亦不见交互加工。一面加工多是从劈裂面向背面加工（即正向加工为主），而从背面向劈裂面加工者较少见，推测这种加工方法主要是遵循了从较平整的一面向有棱脊的加工易于成形的原则，而且在由小石块制成的工具上亦采用这种加工方法。加工刃缘时所形成的小石片疤多为半圆形，多数标本的刃缘只有一层小石片疤，少数标本可见两层，总的来说加工技术比较简单。

在工具组合上，雅鲁藏布江中上游石器遗存中主要是刮削器和尖状器两种类型。如前所述，直接法产生的长石片形制稳定、数量多，故石片刮削器多是利用这类石片加工而成直刃、凹刃及凸刃等单刃器类，短体或长体的圆头端刮器极少见，但刮削器中有一种形似“龟背状”的器型较为典型，用厚石片加工而成，与一般规整的龟背状刮削器所不同的是其背面没有一个椭圆形的平面，而是由数条凸棱从中心向周缘呈辐射状形成所谓“龟背状”，这类刮削器均由劈裂面向背面加工。尖状器类中除了吉隆罗垄沟那种稍宽的短尖刃器型，亦有加工较精致的镞形尖状器，雕刻器数量很少。

包括吉隆罗垄沟在内，所有雅鲁藏布江中上游石器地点都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即都未发现陶器（片）、磨制石器和大型打制石器（砍砸器、砍斫器及大型尖状器等），也不见骨器等遗物，这种情况与西藏高原大部分早期石器地点的特征是一致的，可以把它看作是雅鲁藏布江中上游石器遗存与其他地点早期石器遗存之间的相同处之一。

二

细石器遗存在整个西藏高原地区有十分广泛的分布，雅鲁藏布江中上游发现的这批石器材料中，细石器遗存亦占有较大的比例，是构成这一地区石器文化总面貌的重要因素，它和高原其他地区的细石器遗存之间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某些相似性，同时亦存在相异性。

迄今为止在西藏高原发现的具有典型细石器工艺传统的遗存仅有藏东地区的卡若遗址有确切的地层根据，其年代标志也很明确。^[4]与雅鲁藏布江中上游的细石器遗存相比较，两地石制品的原料中都有数量较多的硅质岩，石制品种类上都有属于典型细石器工艺传统的细石核、细石叶以及小型石片石器，但两者之间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卡若遗址的细石器与大型打制石器、磨制石器、陶器、骨器等有着共存关系，而雅鲁藏布江中上游细石器遗存中则不见其他遗物。

卡若细石器的石核共有六种类型：船底形、楔形、锥状、柱状、龟背状、板块状，其中较为规整的船底形、楔形、锥状石核都能在吉隆罗垄沟等地点石制品中找到相同或相似的标本；那种不甚规整的“龟背状石核”及“板块状石核”也可在雅鲁藏布江中上游其他地点找到同类品。同时，在卡若细石器中被定名为“Ⅵ型刮削器”的扁体石核（标本T60④：23）在雅鲁藏布江中上游的细石器遗存中也有发现。就石核而言，卡若细石器中凡属“扁体石核”系统的各类细石核在吉隆罗垄沟等雅鲁藏布江中上游细石器遗存中都有相同者，而属于“圆体石核”系统的锥状石核则极少发现，特别是两端平齐的圆柱状石核在雅鲁藏布江中上游细石器中是完全不见的。因此，两地细石核之间的异同是十分明显的。

卡若遗址出土的细石叶是西藏细石器地点中数量最多的，其背面遗有一至三条纵脊，两侧刃缘锋利并且多有使用痕迹；第二步加工往往是将弯曲的尾端截断，以上特征亦见于雅鲁藏布江中上游的细石器标本之中，二者相异之处在于卡若遗址出土的细石叶“均为间接法剥落的长条形”^[4]，而雅鲁藏布江中上游的细石器不论是从石叶还是从石核上观察，都有明显的采用直接法剥制石叶的实例。

卡若细石器的工具类型包括石叶工具（复合工具）、石镞、尖状器、雕刻器及刮削器等，仅就种类而言，吉隆罗垄沟等雅鲁藏布江中上游细石器与之相似，但具体形态又各具特征。如雅鲁藏布江中上游的石镞与卡若同类物相比，修理较为精致，形制稳定，形体较宽；前者发现的尖状器多为短而扁尖刃，卡若则多见长尖刃；雕刻器在雅鲁藏布江中上游细石器中最典型者类似华北下川遗址较常见的弧体雕刻器，^[5]卡若则不见这种器型；卡若细石器中的一种厚体圆刮器较为典型，形制稳定，加工精细，其中的Ia式在雅鲁藏布江中上游细石器中不曾发现，而Ib式则可见相同器类。

作为一种粗略的比较，不难看出卡若细石器与雅鲁藏布江中上游细石器之间的异同之处，但应该指出的是，卡若细石器遗存是作为一种文化因素与大型打制石器、磨制石器、陶器、骨器以及其他遗迹共存从而构成了“卡若文化”，而雅鲁藏布江中上游细石器则是作为一种石器工艺传统与小石片石器甚至石片石器等其他工艺传统共存或分别存在，同时前者代表一个遗址，后者存在于若干地点，因此二者间的比较研究将是一项较为复杂的工作。如果将两地细石器作为一种工艺传统比较，我们注意到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石核类型和石叶的产生方法上，卡若常见的两端平齐的圆柱状石核在雅鲁藏布江中上游细石器中绝对不见，前者常见的圆锥状石核在后者中亦极为罕见；卡若的细石叶均为间接法产生，雅鲁藏布江中上游的细石器中则存在直接锤击法剥片的扁体石核和石叶标本。一般认为，产生石叶的方法上，直接法较间接法更为原始，而石核类型中包括楔形石核在内的扁体石核相对于圆体石核具有比较原始的特征。^[6]因此就石器工艺传统而言，雅鲁藏布江中上游细石器遗存的相对年代可能要早于卡若遗址，但由于雅鲁藏布江中上游细石器存在于数个地点，各地点的内涵又不完全相同，因而与卡若遗址这样一个独立的地点相比较，每一地点的情况并不一致。以吉隆罗垄沟地点为例，A地点代表着一种含有细石器工艺原始特征的遗存，其相对年代可能早于卡若细石器；B地点代表典型的细石器遗存，其相对年代可能与卡若细石器相当或略早。

藏北高原是西藏发现早期石器遗存较多的一个区域，见于报道的主要地点包括黑河（那曲）附近^[1]、申扎和双湖的18个地点、^[7]申扎多格则和日土扎布、^[8]日土帕也曲真沟、^[9]色林错各听^[10]等。与雅鲁藏布江中上游发现的石器遗存相似，两个地区都有相当数量的典型细石器地点，而且所有地点的遗物中均不见磨制石器、大型打制石器、陶器及骨器，值得提及的是，藏北地区的珠洛勒、各听、多格则、扎布等地点的石制品属石片石器工艺传统，而且这类石制品均不与典型细石器共存，因而研究者推断它们的年代可能较早，其中珠洛勒地点的石制品“当属旧石器晚期的遗存”^[7]，“各听石器地点的时代，可能早到旧石器时代晚期，也可能晚到新石器时代”^[10]，而多格则与扎布石器地点则“可能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比较靠后的时代，或者已迈入了中石器时代”^[8]。这一类型的石器遗存虽不见于吉隆罗垄沟石器地点，但在雅鲁藏布江中上游的部分石器地点却有发现，与藏北的这几处地点相同，石制品原料有角岩、硅质岩、燧石、火山岩等，多数标本的长轴（或最长边）相当于或超过50毫米，台面为打击台面和自然台面两种，采用直接锤击法打片，石片角在80°～135°之间，石片多长大于宽，背面石片疤与该石片打片方向一致，一些石片背面遗有纵脊，横断面多呈三角形。石器的加工方法多为一面修理，以向背面加工者为多，另有少数错向加工和交互加工，亦有一定数量的未经加工而直接使用的石片。工具中以刮削器为主，尖状器较少。这类石器遗存在藏北地区和雅鲁藏布江中上游地区都有发现，不过前者是不与细石器共存，而后者却见于某些含细石器遗存的石器地点，因此仔细分析这类石器遗存在两地区之间的异同之处，将有助于我们弄清高原早期石器遗存中所包括的不同石器工艺传统或不同的技术类型。

藏北地区的细石器遗存与吉隆罗垄沟等雅鲁藏布江中上游发现的细石器遗存之间有较多的相同点。前文所指出的雅鲁藏布江中上游细石器遗存中的石核均属“扁体石核”系统，包括楔形、半锥形等，都可在藏北细石器中找到同类物；雅鲁藏布江中上游某些地点所见的使用直接法产生的石叶，藏北地区也有发现^[7]，虽然藏北地区很少发现用压制法产生的典型细石叶，但根据多处地点都发现的典型的细石核，这种现象应是因采集工作的局限所致，并不是不存在。藏北申扎、双湖等处的那种背面有一条或几条与石片纵轴方向一致的棱脊的石片或石片石器，在吉隆罗垄沟等雅鲁藏布江中上游细石器地点中亦有较多的发现。上述两个地区细石器遗存之间最明显的差异就在于藏北地区常见的属圆体石核系统的柱状石核不见于雅鲁藏布江中上游地区，而圆锥状石核则仅见于吉隆罗垄沟B地点中的一件标本（JLB：5），因此可以认为，雅鲁藏布江中上游的细石器缺乏藏北细石器中常见的圆体石核类型。

除了藏东和藏北地区以外，细石器遗存在西藏南部及西部地区也有发现，主要地点有属阿里地区普兰县的马法木湖（亦称玛旁雍错）东北岸^[9]、日喀则地区聂拉木县的亚里、羊圈^[11]等，总体来看，它们与雅鲁藏布江中上游的细石器遗存有较多的相同点。聂拉木两处地点的细石核均属扁体石核，如“扇形半锥体”“扁锥形”“半锥形”的细石核和石叶从原料到形制都可在雅鲁藏布江中上游的细石器中找到同类物。马法木湖东北岸地点的石制品则包含细石器和石片石器两种工艺传统，细石器的代表是由间接法产生的4件石叶和“细小石器”，石片石器的代表是“球状石核”和用直接法产生的石片以及由这类石片加工而成的工具，其长边（或长轴）都超过50毫米，其原料不同于该地点的细石器，主要是火山岩和石英岩。马法木湖东北岸地点这种细石器与石片石器共存的现象在雅鲁藏布江中上游石器遗存中时有出现，而在藏北石器地点中则不见。相对藏北和藏东地区而言，西藏南部和西部地区的细石器遗存与雅鲁藏布江中上游地区所发现的细石器遗存之间的关联性可能更大。

综观前文所做的种种比较，可以看出雅鲁藏布江中上游的细石器遗存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点，与西藏高原其他地区的细石器遗存之间又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相似性，在总的体系上属于同一种细石器工艺传统，即所谓“非几何形细石器”工艺传统。

三

关于细石器（Microlith）的概念，一般认为“是一种采用特殊的工艺技术而产生的小型细石核、细石叶和细石叶加工所成的石器，它们是作为装备骨、木等复合工具的石刃而专门制作的”^[6]。这里所指的特殊工艺技术包括使用间接法剥片及选用质地较坚硬、细腻并具有一定透明度的石质为原料等因素。在习惯上，研究者也往往把用直接剥片法产生的石叶和与之对应的石核以及部分细小石器（刮削器、雕刻器、石镞等）归入细石器的范畴，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学术界对细石器界说的理解具有基本的一致性。

细石器遗存在我国境内的分布相当广泛，除东北、内蒙古、华北、西北等泛北方区域有较多的发现外，南方地区亦有分布。过去曾在华南^[12]和云南^[13]发现过细石器，最近则在四川的广元、^[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