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初期的考古学文化及经济形态
青藏高原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初期的考古学文化及经济形态[1]
汤惠生（南京师范大学）
一、绪言
“史前”的概念在不同的民族和地区有着不同的时间界定[2]。就本文所涉及的青藏高原而言，传统上将其界定在从距今三万年左右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的人类遗迹开始，直到公元7世纪中叶，即松赞干布建立的吐蕃王朝这段时期[3]。从时间上看，这是一个包括旧石器、新石器和青铜三个考古学时代的漫长过程。不过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时代只限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初期，这段时期正是被国际考古界称作“广谱革命”的人类社会发展阶段。这种从经济发展史角度所做的区分，将使我们的讨论主题更为集中。本文研究所依据的材料，只能基于文字之外的考古发现。从地理环境的角度看，对于青藏高原史前的讨论尽管应该包括甘肃南部、四川和云南西北部草原地区在内的整个青藏高原[4]，但我们主要还是基于西藏和青海境内发现的考古资料。
（一）青藏高原旧石器时代的人类
“广谱革命”引发了晚更新世人类发展史上的“地理大扩张”，正是在这次地理大扩张中，人类首次进入青藏高原[5]。近年来分子生物学对汉藏语系不同群体的遗传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表明：距今六万年前，一个来源于东亚南部携带Y染色体D-M174的人群最初向东亚北部迁徙[6]，其中一个带M122突变染色体的群体，于距今两万年前最终到达了黄河中上游盆地，这便是汉藏语系群体的共同祖先[7]。在距今一万年前后，由于粟谷农业的出现，新石器文化开始在这个地区发展起来。人口的增长使群体必须扩增新的居住地，于是便出现了两个语族的分野。其中一个亚群，被称为前藏缅语族群体，离开黄河流域，向西及向南迁移，最后在喜马拉雅山脉南北居住下来。这次迁移就是沿着著名的“藏缅走廊”进行的，这条通道始于黄河上游地区，向西到达青海省，向南到达喜马拉雅山脉。其中景颇语支一直向南，穿过喜马拉雅山脉到达今天的缅甸、不丹、尼泊尔、印度东北及云南省的北部，在与一支来自中亚或西南西伯利亚、带有YAP突变的群体发生大范围混合后，藏语支向喜马拉雅进发并最终扩散到整个西藏；缅彝及克伦语支向南到达云南的西北部，最后到达越南、老挝及泰国等地[8]。
不过来自高原人类学和考古学的证据及其研究，却表明人类初次抵达青藏高原的时间可能要早于分子生物学所提供的距今一万年前。
21世纪初，在拉萨西北约85公里，海拔4200米的河谷山坡上发现了人类手印、足印和火塘遗迹（光释光年龄为距今21100±2100、21700±2100和20600±2900）[9]。这暗示着进入末次盛冰期时，人类就已涉足高原，这些早期人类有可能就是今天藏族人的祖先。当然，由于青藏高原及邻近地区旧石器考古材料还十分稀少，尚无人类化石记录，要准确复原人类对青藏高原的早期开发，目前还处在理论建模的假设和推论阶段。最近，美国考古学家布瑞廷汉姆等人提出“三级跳”的青藏高原早期人类的移居模式，几乎精准地指明各个时期和各种经济类型的族群进入青藏高原的时间：
“一级”：在距今2.5万～1.5万年的末次盛冰期，活动范围很大的食物搜寻者（Foragers）开始“漫游”（Random walk）到低于海拔3000米的草原地区，亦即聚集在资源较丰富的地区进行狩猎和采集。
“二级”：在距今1.2万～1.1万年的新仙女事件之后，亦即末次盛冰期之后，食物种类扩大了的搜寻者开始在海拔3000～4000米的地区建造固定的居所以供临时的、短期的和用于特殊目的的搜寻基地。
“三级”：距今8000年左右的全新世大暖期，以驯养动物为生的早期新石器时代的牧人为了寻找牧草开始全方位和永久性地居住在高于海拔4000米的高原地区[10]。
“三级跳”的移居理论不仅仅是建立在现有的考古学材料上，尽管还需要进一步的验证，而且是基于自然选择的理论指导，即作为一个人类与动植物驯养（包括文化）在高海拔环境适应的全部过程，这对于今后青藏高原考古研究颇富启示和参考意义。
（二）石器的古老性
到目前为止，青藏高原所发现的考古学材料与分子人类学所提供的证据似乎也不是很吻合。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青海霍霍西里地区首次发现了两件砾石砍砸器和一件刮削器，被认为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遗存[11]。之后在青藏高原又陆续发现许多旧石器时代的石器地点[12]。这些石器之所以确定为旧石器时代，是通过与周边地区发现的同类石器进行比对确定的，也就是通过交叉断代或横联法的类型学研究来加以判断的。例如，将苏热地区的旧石器与云南宜良的旧石器和宁夏水洞沟的旧石器以及巴基斯坦的索安文化晚期的旧石器进行比较，认为其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相似性，故将其定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13]；认为珠洛勒椭圆形的长刮器、长条形圆头刮器和尖状器等，均与宁夏水洞沟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相近似或基本一致，故认为其时代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晚期[14]；认为楔形石核起源于华北，其最早的层位不超过3万年，故出土楔形石核的多格则和扎布两个地点的年代只能在这以后，或可能是距今1万年左右[15]。有些甚至通过石器制作与加工技术方法的比较，以此进行时代的确定，如对藏北色林错东南岸古湖滨阶地的采集石器，研究者认为这些石器在制作技术与类型学上显示出浓厚的欧洲旧石器中期文化风格，加工时采用欧洲典型的奎纳修整法的去薄技术，从而认定色林错石器的大致年代可能在距今4万～3万年前后[16]。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现代科学断代方法也越来越多地运用于青藏高原旧石器的确认，如日土县的贡崩石器地点，石制品采自高出湖面约30米的第二阶地地表，阶地由以硅藻土为主的湖相地层构成，厚20米。经对硅藻土样的14C测定，硅藻土下部的绝对年代为距今23500年±1200年，上部为距今11700年±180年，故认为贡崩石器的时代介于距今23500年±1200年～11700年±180年之间[17]。再如藏北的色林错石器地点，对石制品原生地层中所采集的无机碳酸盐样品（碳酸盐“卵石”或沉积物）进行14C年代测定，认为石器的年代应该在距今4万～3万年之间[18]。采用同样的方法，藏北各听石器地点的年代被认为是距今24000年[19]。此外，青海小柴达木和乌拉湖发现的两个细小石器地点也同样进行了14C测年。一例是青海乌兰乌拉湖畔发现的石器，对包裹在石器上的石灰华（俗称湖滩岩）进行14C年代分析而得出的结果，年代为距今18400年[20]；另一例是来自青海小柴达木湖的石器，通过对与石器地点地貌地层相当地层中采集的介形虫化石（Ost-racods）和泥灰岩样品的测定，其14C年代分别为距今23000年和距今32500年。黄慰文认为石器采集地点的年代应该定在距今3万年为宜[21]。
史前研究依据的主要是考古材料，而史前——特别是新石器时代之前——的考古材料中，石器则是其基本内容，青藏高原情况亦复如是。石器作为人类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标志性的工具，一如人类自身的进化，同样经历了一个逐步的技术积累与漫长的发展过程。英国考古学家克拉克将石器技术分成五种模式：模式Ⅰ（奥杜伟技术）、模式Ⅱ（阿舍利技术）、模式Ⅲ（莫斯特技术）、模式Ⅳ（奥瑞纳技术）、模式Ⅴ（细石器技术）[22]。这五种模式具有一定时间顺序，不过这个顺序并非像时间那样不可逆。克拉克的模式虽不能完全适用于中国以及青藏高原的石器，但可作为一个参照。从类型学和制作技术的角度来看，青藏高原石器的发展经历了细小石器→细石叶→磨制及大型打制石片石器三个阶段，绝对年代大约从距今2万年前延续到公元前后的青铜时代晚期。前两个阶段分别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和中石器时代，而第三阶段则进入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并一直延续到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汉代。本文基于石器文化的讨论主要围绕着前两个阶段进行。我们之所以强调石器的技术模式，是因为其后面所代表的是不同的社会文化和行为方式，不同的石器发展阶段则是不同人类发展阶段和经济状况的反映。
二、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随机性食物搜寻经济
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经济形态仍然以狩猎采集为主，不过正是由于“广谱革命”，此时的狩猎采集与以前在形式上发生了变化，由以前的集食者（Collector）向觅食者（Forager）发展。所谓集食者，即外出将狩猎采集的食物带回到洞穴或营地享用；觅食者则相反，他们居无定所，像牧人逐草而迁一样，追随狩猎的动物，常常处在为觅食的长距离移动之中。尼安德特人是典型的集食者，他们常年居住在洞穴中，故有“穴居人”之称。而晚期智人则从洞穴中走出来，最终成为觅食者。“走出洞穴”（Out-of-the-cave）寻找食物是旧石器时代晚期莫斯特文化和奥瑞纳文化之交的一个全球性的人类活动现象，晚期智人的这一行为最终成就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地理大发现[23]，青藏高原正是这次地理大发现的成果之一[24]。
考古学家进一步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觅食或食物搜寻策略分成两种，一种是“随机游动”（Random walk）或出于后勤储备考虑的觅食策略，另一种是“非随机游动”或季节性系统使用资源的觅食策略[25]。换句话说，前者是没有目的地的随机行为，遗留的考古遗物数量较少，遗迹较单一，很难发现；后者则是有明确目的地的季节性短期行为。人们在目的地进行季节性居住，遗留下来的考古遗存相对较为丰富，器物数量和种类较多，遗迹堆积也比较明显。为便于理解，我们将前者称为“随机性食物搜寻”，将后者称为“季节性食物搜寻”。两者有着一个明显的共同点，即均出自觅食或食物搜寻的目的。青藏高原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细小石器很有可能是随机性食物搜寻者们遗留下来的器物，我们后面将通过考古材料论证这一点。
所谓细小石器不仅是针对旧石器时代中期以前的石片石器尺寸相对缩小而言，而且由于间接打片技术的出现，出现了许多大石叶和似石叶，以及在此基础上加工而成的工具，故在最近的研究中又被称为“大石叶和似石叶技术”[26]。此时的石器组合出现了箭镞、雕刻器、端刮器、小尖状器、石刀等新的器物类型，从而形成相对固定的“工具套件”（Toolkit）。青藏高原的细小石器从类型学角度来看应该与上述的模式Ⅲ相当，不过其绝对年代可能要晚得多。
（一）细小石器
据20世纪末的考古发现统计，青藏高原的细小石器地点为10个左右[27]。本世纪初根据进一步的考古调查和发现，细小石器地点增加到20个左右，其中主要的包括定日县南约10公里的苏热[28]，日土县多格则、扎布[29]，与热角以及贡崩[30]，班戈县各听[31]，色林错[32]，吉隆县仲嘎乡哈东淌、却得淌[33]，申扎县珠洛勒[34]，阿里地区夏达错[35]。本世纪初根据配合青藏铁路工程的考古调查所发现的细小石器地点包括安多县的塘甘木大桥北，布曲一号铁路桥南，错那湖东南岸，拨格弄A、B、C地点，那曲县的罗玛乡、香茂乡[36]，以及青海省海西州境内的三道沟[37]等。
石器材料基本以片麻岩、角岩、硅质岩、燧石、火山岩、石英岩、灰岩等硬度较高的岩料为主。工具中以边刮器数量多，形式也较为丰富，诸如横刃、单凸刃、汇聚刃、两面修整等。器物类型有箭镞、钻、雕刻器、端刮器、小尖状器、石刀、边刮器、鸟喙状器、凹缺器和锯齿刃器等。这些不同形制的石器工具组合固定，反复出现，表现出“套件”的特征。
图1 青海海西州三道沟地点发现的似石叶（材料尚未发表）
青藏细小石器类型的主要特点为一般成型的工具体形相对较小，最大者长度（或宽度）不超过10厘米，多数在5厘米左右。从技术传统来看，主要为石片工具、石核以及制作过程中产生的废料。石器大多为由直接打片，然后进行二次加工。二次加工多由正反向的单面加工，双面加工技术极为少见，但尖状器和刮削器会出现错向或交互加工技术。可能会出现不占主流的间接打击技术，主要表现在似石叶上（图1），但几乎不见压剥法。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青藏高原发现的三种典型的欧洲石器传统技术。首先是最近学者们在藏北草原观察到的去薄技术[38]。这里的“去薄”技术指石器工具在加工前先对毛坯去薄，使工具更符合如安柄之类的使用需求。这是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期修整技术的重要特征之一，以法国奎纳遗址（La Quina）的石制品最有代表性，被称为“奎纳修整法”。这种修理方法所遗留下来的特征是刃部由台阶状或多层修整的片疤构成[39]。色林错石器主要采用燧石板岩为原料，石片通常厚度较大，加工时需要对毛坯先去薄；另外，一些工具柄部去薄以便于装柄。学者认为，色林错的石器采用了奎纳修整法对石器进行二次加工。其实青藏高原的细小石器中，奎纳技术不仅表现在对坯料的去薄上，更多的是表现在边刮器二次加工时遗留在刃部密集的鱼鳞状修理疤上，这在藏北色林错发现的石器中尤为突出[40]。
图2 青藏高原发现的细小石器
1.西藏日土扎布勒瓦娄哇石器 2.西藏羌塘地区勒瓦娄哇石器 3.西藏阿里夏达错湖滨手斧4.青海冷湖地区勒瓦娄哇石器
此外还应注意与奎纳去薄修整法相关的少数双面修理技术，即手斧一类的两面器（Bifaces）。20世纪30年代曾在青藏高原的甘孜地区发现过两件手斧[41]，20世纪80年代末在青藏高原西部阿里地区文物调查时也发现了手斧[42]（图2：3）。与上述两种欧洲传统石器技术相关的第三种是勒瓦娄哇技术（Levallois technique），亦即石核的预制技术。青藏高原的勒瓦娄哇技术尽管到了稍后的细石叶技术时代才变得发达起来，但最早在细小石器技术传统中便已开始出现[43]。如西藏日土扎布和青海冷湖两个石器地点便发现使用似勒瓦娄哇技术制作的石片石器（图2：1、2、4），青藏高原中石器时代的细石器地点中，勒瓦娄哇技术已非常普遍。
尽管上述三种欧洲石器技术在青藏高原的细小石器系统中发现的并不普遍，但这种技术的存在则是毋庸置疑的。这三种石器制作技术是莫斯特文化（即克拉克模式Ⅲ）的典型特征[44]，而对于这种莫斯特文化的因素，童恩正认为青藏高原两面器技术和似勒瓦娄哇技术是受印度北部欧洲石器技术风格影响所致[45]，高星和美国布瑞廷汉姆等人则认为是由黄土高原西部甘肃、宁夏等地的似勒瓦娄哇技术传播而来[46]。
（二）随机性食物搜寻
我们之所以将青藏高原细小石器与克拉克模式Ⅲ进行比较，除了制作方法和技术以及器型上的相似，更重要的是器物组合的相似，亦即工具套件的出现。石器工具套件的出现所反映的不仅是技术的进步，而且更多的是人们社会组织形式和生活生产方式等方面的变化，同时也反映了人类对气候变化和不同自然环境所做的文化适应。
作为更新世晚期和全新世早期日益变化的气候和环境的适应性策略，“走出洞穴”是一个比较普遍的全球性现象，随即对人类自身及其文化发展也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动物资源的剧减迫使晚期智人不得不改变传统近距离的围猎方式，从而进行远距离的逐猎和觅食。对于青藏高原最早的移民来说，“走出洞穴”意味着走出黄土高原，“随机游动”到青藏高原[47]。由于缺乏相关数据，我们只能根据后末次盛冰期的气候特征和后冰川文化的适应性来做出判断。根据已发现的考古学材料来看，有理由认为在后末次盛冰期时代青藏高原人口的密度很低。在距今18000年前后环境改善，人类和动植物都必须做出相应的改变来适应。由于大冰盖的消失，青藏高原中部的高海拔地区也演化成适于更多动物生存的半荒漠地区，草场在很大范围内得以扩展，尤其是在重要的河谷地带。与此同时，森林也大大扩展，这意味着低纬度低海拔地区的动植物迁移到高纬度或高海拔地区[48]。这是高原地貌生态变化的普遍现象，这种过程也曾发生在后冰川时期安第斯高原的西翼[49]。正是这种气候、环境和生态方面的变化，迫使古人类走出黄土高原，“随机游动”到青藏高原，以寻求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
考古学中最常见的适应性材料便是新型工具和器物的出现。既然是长距离觅食，远程工具如箭镞的出现和工具的细小化便势在必然，这是为了更适应移动的生活方式。青藏高原的细小石器正是旧石器时代晚期觅食者或逐猎者们遗留下来的生活和生产工具。上面我们谈到的奎纳技术、勒瓦娄哇技术、双面制作技术，以及似石叶的打片技术都是为了更为精准地控制外形，使石器细小化和更为有效。石器的细小化是为了方便携带，适合长距离的觅食移动；石器工具套件的出现也正是为了移动中便于进行狩猎和宰割等各种生存活动。不过就青藏高原更新世晚期的气候来看，特别是藏北的羌塘地区，即便是在末次盛冰期后的温暖期，这些觅食者也只能是随机游动性地进行狩猎或食物搜寻，而不可能常年甚至季节性地居住，因为迄今为止，羌塘高原尚未发现更新世末的长时期或季节性的任何居住遗址。学者认为随机性食物搜寻的觅食者们，其狩猎的对象是有蹄类动物[50]，有些学者甚至明确指出主要是野牦牛。因为牦牛肉除了提供给觅食者以食物外，牛粪还可作为必不可少的取暖和炊煮燃料。在整个青藏高原，特别是在羌塘高山大草原地区，牛粪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燃料。虽然目前的考古资料中尚未发现任何旧石器时代晚期可能被猎杀的野牦牛骸骨，但学者推测最初人类就是尾随野牦牛的迁徙路线进入藏北高原的[51]。不过在青藏高原除野牦牛外，还有种类繁多的羊和鹿科动物，包括狐狸及兔、旱獭，甚至鼠类，例如在青藏东部的拉乙亥细石叶遗址的灰烬中发现狐狸、鼠兔、雉、沙鼠、旱獭等动物骨骼，许多骨骼上都遗有火烧或砸击的痕迹[52]。
除猎牛之外，青藏高原极为丰富的鱼类资源应该也是旧石器时代晚期觅食者所猎取的对象。大多细小石器均出土于古湖滨阶地，如色林错、各听、小柴旦等。我们在细小石器工具套件中不仅发现箭镞，还有各种形制不同的尖状器。箭镞和尖状器形制较大，作为远程箭镞似乎太重，作为标枪一类的投掷器却又嫌太轻，有些学者推测可能将其作为鱼叉使用[53]。
我们注意到，在青藏的细小石器中，所谓“不规范”石器占有很大比例，即那些不宜分类或过多的石屑碎片等。其不规范不仅表现在外形上，也表现在石料质地上，这种石制品，考古学家称为“权宜石器”（Expedient）。随机性食物搜寻者理论上是以本地原材料和本地石器使用方式为主，打制技术上会出现许多不规范的权宜性，反映了一种随机游动的觅食策略，这种考古材料与生活方式之间简单和确定的关系已经由考古和民族学资料所证明[54]。
三、中石器时代的季节性食物搜寻模式
就青藏高原而言，季节性食物搜寻模式在考古遗存上最富特征的物质表现便是细石叶，其时代属于中石器时代，绝对年代在距今14000～6000年之间。
关于细石器，国内通行的概念是“细石器”、“细石器技术”、“细石器工业”、“细石器组合”，乃至“细石器文化”等[55]。而目前的细石器研究趋势又将细石器进一步划分为“细石叶”（Micro blade）、“细小石叶”（Bladelet）和“细石器”（Microlith），用以与国际通用术语相统一。这些术语之间的区别更多是指不同地域发现的细石器遗存，如“细石器”主要指西亚和欧洲的传统几何形细石器；“细小石叶”则主要是对北非史前考古资料的称呼；“细石叶”则指东亚、西伯利亚以及阿拉斯加地区的以长条韭叶形石叶为特征的石器[56]。为了与国际学术界相一致，我们将原来的细石器改称为细石叶，同时，对技术产品特征的强调也有助于与先前的细小石器相区别。
青藏高原的细石叶遗存的组合，学者曾分为三种情况：
其一，与细小石器共存的细石叶遗存，如藏北地区、雅鲁藏布江中上游地区等遗址；
其二，与陶器共存的细石叶遗存，如西藏的卡若、小恩达、曲贡等遗址；
其三，与青铜器共存的细石叶遗存，这种遗存多发现于青藏高原东部的青海地区，如青海湖畔卡约文化石棺葬、东都柳湾辛店墓、互助总寨齐家墓等[57]。
本文仅涉及第一种组合，而第二、三种组合属于新石器和青铜时代的文化。所谓与“细小石器共存的细石器遗存”实际就是我们要讨论的细石叶遗存或细石叶工业，区别于前面讨论的不含细石叶的细小石器工业。对细石叶遗存的理解一直有很多争议，但对其定义应该是清晰的，即使用软锤技术或压剥法来制作石器，常见的器型包括细石核、细石叶、石镞、端刮器、琢背石刀、雕刻器、小尖状器等。细石核是细石叶工业最具特色的器型，其形制较多，如扁体、漏斗形、楔形以及半锥体、船底形、铅笔头等。端刮器亦然，最典型者如拇指刮削器等。比之细小石器或似石叶，我们可以发现在器物种类上其实大同小异，只是由于加工技术的改进，器物更趋精细和规整。使用软锤技术和压剥法的意图在于对石片或石叶进行更为精确的控制。这个时期出现的新技术是石叶的镶嵌技术，即将细石叶镶嵌在木或骨柄上，作为切割一类的复合工具使用。此外，勒瓦娄哇技术已普遍使用。细石叶工业除了在技术方面更为精致，用料方面也更趋考究，燧石、硅质岩、石英、角页岩、玛瑙、石髓、碧玉等质地致密细腻、硬度很高的岩类被越来越多地运用于工具制作。青藏高原细石器工业中呈现出很强的自身特点，无论石片石器还是细石叶，普遍缺乏二次加工，这被描述成“无特征”的石片石器和细石叶[58]。
（一）细石叶
至20世纪末，西藏发现的细石叶地点已有70处之多[59]，本世纪初为配合青藏铁路工程的考古调查，又发现细石叶地点10余处[60]，包括青海海西州境内的纳赤台[61]和野牛沟[62]两个地点。比之细小石器，青藏高原的细石叶地点大量增多，分布的范围也有所扩大。雅鲁藏布江北岸地区很少或几乎不见细小石器，而细石叶地点在这里却分布得最为集中。此外羌塘和日土地区的细石叶分布范围也进一步扩展，尤其是本世纪初在藏北羌塘的安多和那曲地区新发现许多细石叶地点（图3）。
图3 青藏高原史前考古学文化遗址分布示意图
本世纪初，一支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青海盐湖研究所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加利福尼亚大学、亚利桑那大学等组成的联合科考队对青藏高原东部青海湖畔的江西沟、黑马河、格尔木的西大滩，以及小柴旦的冷湖等一系列地点进行了小规模考古试掘，并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精确断代，其中三个地点属于我们讨论的细石器工业，另外两个点时代已进入全新世的新石器时代，但其文化仍属季节性食物搜寻模式，所以一起讨论[63]。
中美科考队在青海湖西南侧的黑马河和江西沟共发掘五个地点，发掘面积最大的5平方米左右，最小者仅1平方米。其中江西沟地点I位于青海湖西岸一条流入青海湖的小溪边上，海拔约3330米。科考队对这两个地点仅试掘4平方米左右，发现火塘灰烬，其周围出土零星碎骨、普通的石片石器和数量较少的细石叶。遗迹有火塘、灰烬层等。该地点两处遗迹出土的木炭加速质谱14C年代分别为距今14690年±150年和距今14760年±150年，从附近的一个遗址中（地点93-13）也获得了同样的年代。两个遗迹出土有临时的灶、鹅卵石、烧过和砸碎的动物骨头，还有小型石器，包括细石叶和相关的石片石屑[64]。
江西沟地点Ⅱ还出土两块陶片，为夹砂粗陶，饰绳纹，分别出于厚度在4.2～0.8米之间的2a层的底部和上部。光释光测年表明上部陶片的绝对年代距今4973年±254年（编号UW-1360），下部陶片的绝对年代距今6542年±472年（编号UW-1359）[65]。后者是青藏高原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陶片（图4），而编号UW-1360的陶片则显示了江西沟地点Ⅱ作为季节性营地使用的时间下限。根据这两块陶片，发掘者认为江西沟地点Ⅱ的文化内涵存在一种经济趋向，即从中石器时代末的狩猎采集向新石器时代的农耕和畜牧转变。江西沟地点Ⅱ细石叶与陶片共出组合特征，同时也为安多错那湖东岸、当雄县的俄布和龙仁、那曲县门第乡等众多缺乏地层的细石叶与陶片共出地点[66]，提供了年代上的参照。
图4 青海江西沟地点Ⅱ出土的绳纹陶片
科考队在距江西沟不远的黑马河也试掘了三个地点，海拔3202米。黑马河地点Ⅰ和地点Ⅱ的文化内涵也是细石叶工业。该地点试掘面积小，地层、文化内涵与江西沟地点Ⅰ很相似，出土物有细石叶、细石核、石料废片、石块、动物烧骨等，遗迹有火塘和灰烬层（图5）。灰层出土的木炭经14C测定为距今13000年。
图5 黑马河地点Ⅰ细石叶遗址平面示意图
西大滩细石叶地点位于青海格尔木昆仑山脚下一条小河流的三个冰期沉积台地上，海拔4300米。科考队分两个地点对这三个冰期沉积台地的断崖剖面进行刮面观察、采样和实地考察。地点T4三个残存冰碛层上的黄土堆积厚度从0.3至2米不等，石核、石片以及石器等发现于整个台地的低洼处和地表之下深0.3米、冰期沉积层之上0.15米处。根据表面暴露的宇宙射线测年（CSE）[67]，地点T4遗址的年代不会早于距今8100年；T5的年代在距今12600～8100年之间，但T5没有发现任何人类遗迹；T3的年代下限在距今6300年，也没发现任何人类遗迹，这说明发现人类遗迹的T4不会晚于距今6300年。西大滩地点Ⅱ的光释光年代确证了宇宙射线测年年代，为距今8200～6400年间。
西大滩的细石叶组合从石料到打制技术均呈现多样性。石料可分为七大类，其中包括化学特性很特殊的黑曜石石片。从技术上看，西大滩地点Ⅱ的石器组合包括一系列石核剥制时产生的石片，但是没几个样品可以被确认为是二次加工的石器。石核可以分类为无特征石片或经典的北亚细石叶石核技术。无特征石片或细石叶是西大滩地点Ⅱ两种最常见的石片类型，而二次加工的石器还不能成为一种清晰的类型。西大滩地点Ⅱ出土石器由于其确切的年代，为羌塘和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中那些没有散落在地表而无法断代的大量石器提供了类型与年代的参照。这些遗址中保存着与西大滩地点Ⅱ一样的普通细石叶，其打制技术和石料也很相似。发掘者认为羌塘的细石叶组合已不见大石叶和似石叶技术，而且先前细小石器阶段所见到的似勒瓦娄哇扁平石叶技术也不再出现[68]。
还需提及的是黑马河地点Ⅲ和江西沟地点Ⅱ，两地点的遗物遗迹与黑马河地点Ⅰ、Ⅱ及江西沟地点Ⅰ基本上一致。江西沟地点Ⅱ发现1.2米厚的文化和灰烬堆积，出土丰富的细石叶（其中一枚用黑曜石制作）、动物残骨等；黑马河地点Ⅲ发现一火塘，周围出土零星碎骨、普通石片石器和数量较少的细石叶。不过这两个地点的14C测年时代要晚，江西沟地点Ⅱ的14C年代表明这个遗址在距今9140～5580年间持续使用；其14C年代距今为8450年。
拉乙亥是青藏高原东部青海贵南黄河岸边的一个细石叶遗址群，包括六个地点，海拔2580米。1980年青海省文物考古队对其中的8021地点进行了发掘，揭露面积236平方米，出土各类文化遗物1489件。器物类型有石锤、石核、石叶、砍砸器、边刃刮削器、端刃刮削器、雕刻器、琢背石刀、磨石、研磨棒，骨器中有骨锥和骨针。此外还发现大量的石器加工废料。无论是石器类型还是加工方式，拉乙亥石器均显示出典型的细石叶工业技术，即以压剥技术产生的细石叶和细石核为特征，个别石核是采用勒瓦娄哇技术制成（图6）。
除大量遗物外，拉乙亥还发现30个火塘（原报告称炉灶坑）。火塘大小一般为40～50厘米。火塘中央凹陷，呈锅底状，深为4～10厘米。火塘一般均有灰烬和木炭，个别底部有红烧土。有些火塘相互之间有叠压关系，上下间隔距离最小者仅3厘米。拉乙亥遗物基本上均出自灰烬中或火塘内[69]，除石器和骨器外，还有带火烧和砸击痕迹的动物骨骼。
根据上述考古材料看，青藏高原中石器时代的季节性食物搜寻文化模式可以分成早晚两期：早期是距今14000～10000年更新世之末的前陶细石叶工业，代表地点有青海湖畔的江西沟地点Ⅰ、黑马河地点Ⅱ和Ⅲ等；晚期是距今9000～6500年全新世之初与陶器共存的细石器工业，代表地点有西大滩地点Ⅱ、黑马河地点Ⅰ、江西沟地点Ⅱ，以及拉乙亥遗址等。这些有着精确测年并有丰富遗物遗迹的细石叶地点和遗址，为进一步研究季节性食物搜寻族群和社会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同时也为研究那些广泛分布在羌塘大草原而没有地层的细石叶地点提供了年代参照[70]。
图6 青海省拉乙亥遗址出土的采用勒瓦娄哇技术剥制的细石核
（二）季节性食物搜寻
上述季节性食物搜寻模式下的考古学材料，揭示了更新世末次盛冰期（H1，距今15800年）到全新世早期青藏高原人类活动的情况。事实上从全球的角度看，更新世晚期冰河期的几次气候波动都会引起人类的回应，这种回应便反映在石器的形制、制作技术、组合和使用方式，以及分布方式等一系列变化上，其作为人类对气候和环境改变的适应而出现。
旧石器时代中期莫斯特到晚期奥瑞纳的过渡，也就是克拉克模式Ⅲ到模式Ⅳ的转换，一直是考古学家所关注的问题。尽管克拉克模式Ⅲ到模式Ⅳ一般说来是一个时间上的先后关系，也就是说模式Ⅳ最终替代了模式Ⅲ，然而由于世界各地文化发展的复杂性，有些地区不仅二者并行，甚至有反逆的现象。如在南非格兰姆城（Grahamstown）的霍伟森·普尔特（Howiesons Poort）中石器时代遗址中，属于后来模式Ⅳ的奥瑞纳反而被早期模式Ⅲ的莫斯特文化所替代[71]。这种复杂性造成学者对考古学发展道路和规律的不同认识，也产生了不同的解释，比如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上著名的“莫斯特之争”即围绕着这种情况发生[72]。莫斯特之争中博尔特系统发生说的理论依据是进化论，由模式Ⅲ到模式Ⅳ是一个进化的发展过程；宾福德功能说的理论支撑是自然选择下的适应性，由模式Ⅲ到模式Ⅳ是一个不同环境下适应的结果，也就是季节搜寻理论[73]。后者对我们理解和解释青藏高原的细石叶工业是有启示意义的。
1.广谱革命
细石器（间或与早期陶器或磨制石器如研磨器等共存）是该经济类型的主要考古学特征，重点分布于藏东北地区、藏西高原及雅鲁藏布江中上游流域地区，其分布高度均在海拔3000～4500米。就青藏高原而言，这个经济类型的时代大致在全新世早中期。
在解释农业起源的诸种理论中，人口增长一直占据着主流地位。宾福德通过研究全世界范围内的狩猎采集者并采用中程考古学理论的模拟方法，将人口因素置于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量化了的人口密度作为狩猎采集者生计选择的标准，如当每100平方公里人口密度达到1.58人时，依赖狩猎就不可能了，而当人口密度超过9.098人时，植物采集经济也难以为继，也就是说这时人与自然资源之间的均衡被打破了[74]。均衡模式（Equilibrium model）被打破后，要应对这样一个人口增多和资源不足的难题，人类所能想到的途径只有两种：寻找新的资源或资源的强化利用。寻找资源就是我们上面所讨论的食物搜寻；所谓资源的强化利用就是对动植物的扩大利用或驯养，这就是考古界所谓的旧石器时代末期的“广谱革命”（Broad Spectrum Revolution，简称BSR）。宾福德注意到在距今12000～8000年之间，欧洲高纬度地区人类的日常食谱突然呈现出极大的多样性，与此相适应的变化还包括小型动物狩猎工具、食物加工工具（如研磨器、石容器和陶容器等）和储藏手段（如腌制、晾晒防潮等）的增多，宾福德认为这是人类对于食物强化利用的物质证据[75]。不过“广谱革命”这个明确的概念，则是美国农业考古学家弗兰纳利在宾福德“均衡模式”的基础上于1969年提出的，他认为西亚地区新石器的出现是以此前食物搜寻者食谱中多样性的大幅增加为前提的，故称其为“广谱革命”[76]。
广谱革命的理论提出后，旋即在考古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以后四十年的时间内，该理论在世界各地的考古研究中逐渐得以充实与发展[77]。2001年美国学者史密斯根据已有的广谱革命学说，进一步发展了“植物强化利用”（Plant-intensive subsistence）的概念，在“狩猎采集者”和“农人”这两个传统的认识分类之间提出一个“低水平食物生产者”（Low-level food producer）阶段，亦即植物驯养阶段。史密斯不仅认为从狩猎采集与农业之间的过渡非常缓慢，而且还认为被认定为狩猎采集的族群有时也进行少量的食物生产，而农人有时也会回到狩猎采集的状态，尤其是收成不好时。不过史密斯确定，向农业的过渡一方面通过一套适宜关系的管理体系使低水平食物生产者性质上区别于狩猎采集者，另一方面也区别于完全的农人。与“植物强化利用”相关的还有社会制度、土地的管理与使用，以及私有制起源的问题[78]，不过我们这里所论及的只是经济类型问题。
对于农业起源问题的研究，我国学者传统上只是根据考古发现的生产工具，将原始农业分成锄耕农业和犁耕农业，只是对植物驯化后形成规模的大小所做的一种区分；或根据形态学，对植物种子进行区分；抑或对其经济类型进行区分，等等。总之，只是简单的分类研究，缺乏对农业起源机制和具体植物驯化过程的探讨。而“广谱革命”的理论无疑会为我们对农业起源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野，弥补研究理论的阙失。而与我们这里讨论相关的是，“植物强化利用”理论对于我们理解拉乙亥等考古学遗址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2.小型动物搜寻
对小型动物，包括水生动物和飞禽的猎取是广谱革命理论的核心之一。据学者对地中海地区的系统研究表明，实际上从旧石器时代中期开始，人类便从猎获大型动物转向小型动物了，不过那时猎获小型动物仅仅是某些地区性的食物补充手段。更新世末期随着气候和自然环境的变化，小型动物的猎取便成为人类主要的生存方式。所谓小型动物一般分为三类：陆上动物包括兔子、蜥蜴，有蹄类的羚羊、鹿等；水生动物包括鱼类、贝螺类无脊椎动物和龟等；飞禽包括鹌鹑、雉等[79]。
这个时期青藏高原经过发掘的遗址都集中在青海境内的青海湖周围，江西沟地点Ⅰ、黑马河地点Ⅱ和Ⅲ以及拉乙亥。我们的分析也只能基于这几处地点。
江西沟地点Ⅰ、黑马河地点Ⅱ和Ⅲ这三个早期食物搜寻者遗留下来的遗址，充分反映了末次盛冰期（距今15800年）到新仙女木事件（the Younger Dryas，距今12800～11400年）这一时期人类季节性的狩猎活动。与以前的细小石器地点相比，这三个地点可称得上是遗址了，出土石器之外，还有能够说明当时人类生活情况的碎骨、火塘和灰烬堆积。火塘和灰烬层中出土许多制作石器的废料，发掘者认为这三个地点是一个小型的季节性狩猎营地。
江西沟地点Ⅱ出土的尺寸虽小但很丰富的人工制品组合表明，该遗址是某个新石器时代族群在青海湖畔的季节性居住营地。出土的瞪羚、鹿和羊的碎骨表明，居住者或是狩猎这些动物的猎人或是牧羊人（无法通过羊的碎骨鉴定出是野生还是驯养，不过根据目前的考古学材料，此时青海湖周围地区尚未发现驯养动物[80]的遗迹）。
同江西沟地点Ⅱ一样，黑马河地点Ⅲ也出土一灶面，周围还有零星动物碎骨（瞪羚等有蹄类动物）、普通的石片石器和数量较少的细石叶。这也是临时的搜寻者营地遗迹，这些人意在获取和处理类似瞪羚大小的有蹄类动物。
拉乙亥遗址仅200多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30余个火塘，其间多有叠压打破关系，并且几乎所有的遗物都集中出自火塘及其周围的灰烬中，这种考古学现象反映了该遗址曾被多次使用，而且每次使用的范围都很集中这样一个事实。在拉乙亥，与文化遗物一起出土的还包括一些被砸击或烧烤过的动物骨骼，能鉴定出的动物种属有环颈雉、鼠、兔、沙鼠、喜马拉雅旱獭、狐、羊等[81]。
由于拉乙亥遗址地处黄河岸边，且距湟鱼资源极为丰富的青海湖不远，我们有理由相信鱼也是当时人们所猎获食用的对象，只是鱼骨太过细小，且骨质较软，保存不易而已，特别是在寒冷的北方荒原地区[82]。青藏高原由于缺乏更为早期的发掘材料，致使我们无法比较。不过根据广谱革命的理论，这些当属旧石器时代末期小型动物的种类。前面谈到青藏高原细石器工业中有很多缺乏二次加工的石片石器，一方面说明古人打片技术在精准控制方面有了进一步提高，但同时也说明由于细石叶的出现，石片石器的用途以及使用的频率大为降低。细石叶的出现，正是为了猎杀和加工小型动物所需。
3.植物的强化利用
除肉食之外，植物（尤其是小型的果实和种子等颗粒）此时也被纳入季节性食物搜寻者们的食谱之中。拉乙亥遗址出土了三块研磨器和八件研磨棒。研磨器用石英砾岩制成，形制为底部平整，工作面中间微凹，留有同心圆方向的研磨痕迹。与研磨器配套使用的是研磨棒，用砾石制成。研磨棒上有一到两个研磨面，有的有较深的星状疤痕，疑为敲击硬物所致。报告认为：“这些器物可能用于加工植物的根、茎、果实之类，也可能用于砸坚果、调制食品等。[83]”报告者之所以这样考虑，显然是因为当时在黄河上游的青海贵德地区尚未发现可以确认与距今6745年±45年前农业相关的考古学证据。不过即使比全新世早期更加温暖的今天，我们也很难想象这个地区有什么样的植物根茎或坚果，需要用研磨棒和研磨器配套来加工。此外，在一个小型遗址中出土三件研磨器和八件研磨棒可以说比例很高，这样的高比例说明研磨活动在拉乙亥人日常生活中的频繁程度。此时与青海湖东去仅几百公里的大地湾一期（距今7800～7300年）新石器时代遗址已出现以黍和粟为主要作物的农业，而且出土大量类型相同的研磨器和研磨棒[84]，我们推测拉乙亥的研磨器和研磨棒应该是作为粮食谷粒的加工器具[85]。与此相应的考古学佐证是江西沟地点Ⅱ出土的陶片、黑马河地点Ⅰ的磨制石器，这同样也是一个来自农业集团的文化因素。
根据考古资料，我们可以确定当时猎人的活动范围是很大的，有时可能达上千公里。青藏高原黑曜石矿源和细石叶地点的分布，揭示了全新世早期食物搜寻者在高海拔地区迁居与开发的重要信息。唐古拉山格拉丹东雪峰附近的米提江占木湖周边的细石叶地点发现许多黑曜石制作的细石叶，这里同时也被认为是青藏高原黑曜石的矿源[86]。西大滩地点Ⅱ和青海湖南岸的江西沟地点Ⅱ也出土黑曜石制作的细石叶。西大滩地点Ⅱ距黑曜石矿源约416公里，江西沟地点Ⅱ距矿源为951公里。由此可见全新世初期季节性食物搜寻者的活动范围之广。
拉乙亥遗址研磨器、研磨棒及江西沟地点Ⅱ陶片表明，晚期食物搜寻者的身份与早期可能发生了变化。目前所能确定的是，尽管这两个地点的季节搜寻者是猎人，但黍粟类谷类也已成为拉乙亥人日常食物中的一部分了。同样，江西沟地点Ⅱ的食物搜寻者也受到来自农业文化强有力的影响。拉乙亥遗址和江西沟地点Ⅱ均出土羊骨，目前还不能确定此时的羊是野生还是驯养的，不过有些学者认为全新世人类向青藏高山草原地区迁居的原因就是为了放牧[87]。
磨制石器、陶器以及与之相应的动植物驯养等，被考古学家称作“新石器包裹”（Neolithic Package）。美国考古学家瑞恩认为距今6000年左右，来自东部地区的一个“新石器包裹”沿河谷地区逆流传播至高原，其中包括被驯化的动植物如黍、粟、牛、羊、狗等；器用包括陶器、磨光石器、渔网等[88]。另一位语言考古学家冯·德雷姆结合考古学资料、DNA和语言学资料对高原新石器的出现进行了全面解释，他假定距今11500年前说藏缅语的祖先抵达长江中上游的四川地区，这个假定也被用于解释东部（裴李岗）黄河盆地和西部（大地湾）黄河盆地新石器群落的起源。这两个地区早在公元前6500年就被人所居住，冯·德雷姆称他们为“北部藏缅语”（Northern Bodic）的使用者。他认为青藏高原细石器被大地湾农耕文化突然代替，意味着“北部藏缅语”的使用者向青藏高原的移民。这些移民同时也带来了弦纹陶器和磨光石器，而这两者是具有文化和族群标记的东西。冯·德雷姆还认为创造出藏缅语言分支的族群应该与公元前3900年甘青东部马家窑新石器文化的出现相关联，这些使用藏缅语的移民带着他们的“新石器包裹”就这样进入到青藏高原[89]。
无论如何，我们已经看到在距今7000年左右，青藏高原作为猎人的食物搜寻者身份开始发生变化，至少已经出现了由狩猎向农业或牧业方向转化的趋势。拉乙亥遗址研磨器与细石叶共存和江西沟地点Ⅱ陶器与细石叶共存的现象，反映了农业（或牧业）与狩猎并行的经济模式，亦即所谓的“广谱革命”。这种农（牧）猎兼营的经济模式在后来的青藏高原，影响了从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直到吐蕃王朝建立的所有史前经济形态，意义可谓深远。
4.贺兰组
我们需要讨论的问题：既然拉乙亥、江西沟及黑马河地点遗址都是季节性狩猎地，那么这些人在其他季节居住于何地？或者说他们在其他地方又是从事何种经济活动？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无法从拉乙亥或江西沟地点Ⅱ等遗址本身直接找到答案，不过来自青藏高原周边的考古学材料会给我们很多启示。拉乙亥人等的另一部分的季节性搜寻既然与最初的农业有关，那么我们的视线就应暂时跳出青藏高原，集中在其周边地区有关农业的考古资料，特别是与季节性的动植物利用相关的考古资料。
同样，距今10100～7900年，在宁夏贺兰山周围的沙丘与绿地交界地带，考古学家发现了一系列贺兰组时期的细石器地点[90]。与先前旧石器时代晚期水洞沟遗址中石叶的制作和使用相区别，贺兰组时期石器工业（图7）有各式扁球状箭头（Array of spheroids）、石片工具、刮削器、圆凿（Gouges）和一系列三角形、卵形（Ovate）及双尖（或单尖）两面器（Bi-pointed bifaces，亦称贺兰尖状器Helan points），该时期的命名也正由此而来。此外，还发现一些用本地产的含石英颗粒的变质火山岩（Metavolcanics）制作的大型粗糙工具，包括研磨器（Millingstone）。研磨器的出现，表明小颗粒种子的使用，是“低水平食物生产者”所使用的典型生产工具。
图7 贺兰挖掘器（采集）
这些适宜于研磨种子、挖掘根茎和剔取纤维以及获取小动物之用的形制多样的工具特征，说明其使用者比水洞沟族群活动范围更大、工具种类更多、对小型动植物的利用更广。遗址在地貌多样的广阔区域间分布零星且堆积瘠薄，意味着一个比水洞沟人更富机动性的游动族群。
遗址分布在接近黄土高原的广袤风成沙丘的边缘，表明对不同资源季节性可灵活使用。正是这种灵活的移动，才能接近水禽、小型动物、植物和沙丘间水洼和湿地上成群的有蹄类动物，即使在营地亦可不时获得走散的有蹄类动物和山麓高地不同区域的植物，从而充分使用不同的资源。在夏秋之际的湿润季节，沙丘间水洼和湿地是盛产食物的地方，人类可能居住在这里；而在冬春的干旱季节，人类很可能转移到山麓地带或高原，那里的山泉可以提供水源，能更有效地猎取动物。贺兰高地遗址在数量上少一些，组合器外形也大一些，且更为多样化，这意味着人们在这里居住的时间可能更长。研磨器意味着至少在气候温和的季节，种子同样是吸引贺兰人的因素之一，而且这些种子很可能包含着植物驯化的因素。新仙女木事件时期的气候特征是忽冷忽热，气候变化幅度很大，此时湖平面下降，沙丘间的湖泊、水洼、湿地经常干涸，然后被风沙掩埋。贺兰组似乎通过以下的方式回应这种气候的变化：对沙丘资源进一步依赖，在位于沙丘中心的居住模式中出现逐渐向细石器转化的技术。植物的强化利用也促使了某种新技术的诞生，野生的或最初驯化的黍粟这时可能被用作季节性食物；那些为了延长沙丘间营地的居留，诸如烟熏、腌制、晾晒、窖藏等食物储存技术也随之产生和发展[91]。
当然，目前尚无法确定宁夏贺兰组的考古学文化也是拉乙亥人创造的（或相反），但二者之间不到一千公里的距离完全在季节性食物搜寻的范围之内，所以可以推断，宁夏贺兰组考古学文化可能是拉乙亥人或类似拉乙亥人的族群所创造的，抑或相反。目前就二者在考古学文化、社会生活方式以及经济形态等方面所表现出的相关性，则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只有当我们找到青藏高原某个史前族群在不同季节所进行的不同经济活动的考古学证据时，季节性搜寻的理论才可能全面科学地加以验证。
四、结语
为了应对环境的变化，人类不得不通过提高对资源的利用率来扩大食谱种类，或开拓新的资源区域以求得生存，因此发生了“广谱革命”；反过来，“广谱革命”所引发的生产力的大幅提高，又促使人口的激增[92]，最终导致柴尔德所谓的新石器革命。从理论上看，青藏高原的石器时代（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早期）可以认为是东亚古人类“广谱革命”的成果。不过就青藏高原的具体情况而言，“广谱革命”的理论不能作为一种普世原理而一成不变地加以套用，因为文化的传播，特别是后来所谓“新石器包裹”的传播，在青藏高原还存在着一个高海拔地区的适应问题，即所谓的“新石器包裹”的限制。美国著名的高原考古学家马克·阿尔丹德弗认为，“新石器包裹”从周边低海拔地区向青藏高原腹地高海拔地区传播时，由于海拔问题会产生种种限制[93]，即在文化从低海拔向高海拔地区（海拔2000米以上）传播过程中亦会出现像生物一样的“高原反应”，这必须经过一个长期的高原适应过程。这个适应过程会涉及各个方面，如牦牛和青稞便是高原驯养生物的适应结果。那么文化也应该有一个适应过程，这就是马克所谓的“新石器包裹”的限制。这种文化的适应，包括过程、机制、内容与形式都是高原考古学所要研究和解释的重点问题。高星和布瑞廷汉姆等人提出“三级跳”的青藏高原早期人类移居模式，似乎就是针对这种限制提出的解决方案。从低海拔地区到高原腹地的高海拔地区的人类移居和文化传播是通过三级跳逐步和缓慢实现的，而高原地区文化传播过程中的“滞后性”问题[94]，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通过“三级跳”理论加以解释。不过阿尔丹德弗认为，由于青藏高原地理环境的复杂性，单一的理论模式恐怕无法囊括所有问题，我们需要一套更为复杂的模式，因为大多数现存模式无法合理地解释高原新石器出现的诸如环境因素、移居时人与文化的适应性、文化传播模式与机制等问题。
他认为以后的建模更应包括食物生产、向高原传播的其他路线、高原对动植物驯养的生物和生理限制，以及食物选择进化等模式的考虑。
本文所讨论的青藏高原石器时代（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早期）的各种考古学文化，鉴于发掘工作做得不够，缺乏层位关系，从而影响了其研究的深入。传统的地层学和类型学对这些采集石制品似乎一筹莫展，无法进行相对年代的排序，也缺乏绝对年代测定的多样化手段，致使青藏高原旧石器晚期以来的早期人类历史至今仍处在迷雾之中。鉴于这种情况，除了加强田野工作，我们不得不另辟蹊径，采用多学科理论和方法，以冀能够深入青藏高原的史前研究。由于正式发掘资料的阙如，于是经过正式发掘的青海拉乙亥遗址，特别是本世纪初试掘的江西沟和黑马河遗址，不仅成为我们建立时空框架弥足珍贵的控制点，也是青藏高原史前社会解释理论和方法论赖以建立的基础，不过这个基础仍嫌薄弱。此外，本文运用的理论和方法论有待通过更多的考古材料加以检验，同时也有赖更为多样化的科学理论和方法论指导今后的青藏高原史前考古研究。
2011年
Abstract
The data of both archaeology and molecular anthropology available at present shows that at the end of the Pleistocene Epoch, human beings started to migrate to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in order to enlarge their foraging scope. Because of the high altitude, they had to adapt themselves to the new environment. This adaption progress took place gradual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hanges from low altitudes to the high. This progress went on from the end of the Paleolithic Age to the Neolithic Age, till they finally settled down in the area of 4500 meters above the sea level. Economically, the human inhabitation and acculturation i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area also experienced two subsistence modes, which were the random foraging mode and the seasonal foraging mode; the economic patterns of fishing, hunting and gathering, as well as the intensified plant utilizing and animal raising also existed during this period. The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corresponding to these features are reflected by the microliths, microblades, specialized stone implements, stone implement assemblages, temporary forager remains, seasonal forager remains and remains of animals and plants, and so on. The time from the end of Paleolithic Age to the early Neolithic Age was also the time of the so-called Broad-Spectrum Revolution, the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of which are also shown on the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of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such as the miniaturization and specialization of tools, the diversification of foods and the temporariness and mobility of residential areas.
注释
[1]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08AMZ001）和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07JA850004）成果。
[2][英]保罗·G.巴恩：《剑桥插图史前艺术史》第2～3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
[3]A.Mark Aldenderfer and Zhang Yinong. The Prehistory of the Tibetan Plateau to the Seventh Century AD: Perspectives and Research from China and the West Since 1950, Journal of World Prehistory, Vol. 18, No. 1, 2004；B.李永宪：《西藏原始艺术》第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C.丹珠昂奔：《藏族文化发展史》第41页，甘肃教育出版社，2001年。
[4]张光直曾经谈到，鉴于旧石器时代人类文化的共性大于个性，所以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和地区划分都无法从文化上加以区别（参见张光直：《对中国先秦史新结构的一个建议》，臧振华：《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第1～12页，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编辑委员会，1997年）。同样，西藏、青海、甘肃等现代行政区划也很难将其从青藏高原的史前文化中区分开来。所以我们在讨论西藏地区的史前文化时，往往会与青藏高原这一地理概念相交叉。
[5]袁宝印、黄慰文、章典：《藏北高原晚更新世人类活动的新证据》，《科学通报》2007年第52卷第13期。
[6]Hong Shi, Hua Zhong, Yi Peng, Yong-Li Dong, Xue-Bin Qi, Feng Zhang, Lu-Fang Liu, Si-Jie Tan, Run-Lin Ma, Chun-Jie Xiao, Spencer Wells, Li Jin and Bing Su. Y-Chromosome Evidence of Earliest Modern Human Settlement in East Asia and Multiple Origins of Tibetan and Japanese Populations. BMC Biology 6（1）: 45, 2008.
[7]A.Yaping Qian, Binzhi Qian, Bing Su, Ji ankun Yu, Yueh ai Ke, Zhengtao Chu, Lei Shi, Daru Lu, Jiayou Chu, Li Jin. Multiple origins of Tibetan Y-Chromosome. Human Genetics 106: 453-454, 2000；B. B. Su, J. Xiao, R. Deka, M. Seielstad, D. Kangwanpong, J. Xiao, D. Lu, P. Underhill, L. Cavalli-Sforza, R. Chakraborty and J. Li. Y-Chromosome Haplotypes Reveal Prehistorical Migrations to the Himalayas. Human Genetics. 107: 582-590, 2000.
[8]A.Mark Aldenderfer and Zhang Yinong. The Prehistory of the Tibetan Plateau to the Seventh Century AD: B.Perspectives and Research from China and the West Since 1950, Journal of World Prehistory, Vol. 18, No. 1, 2004.
[9]D. Zhang and S. Li. Optical Dating of Tibetan Human Hand and Footprints: An Implication for the Palaeoenvironment of the Last Glaciation of the Tibetan Plateau, Geophys. Res. Lett. 29: 1069, 2002. 不过对该遗址学者们尚有不同的看法，后来中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西藏文管会曾对该遗址进行过复查，他们认为火塘的时代在距今5000年左右，而手印和脚印的时代或许更晚。关于该遗址复查的正式文字尚未刊布，承蒙高星先生见告。
[10]P. Jeffrey Brantingham, Gao Xing, John W. Olsen, Ma Hai Zhou, David Rhode, Zhang Haiying and David B. Madsen. A Short Chronology for the Peopling of the Tibetan Plateau, In Late Quaternary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Adaptation in Arid China, 129-150, B. V. Elsevier, Amsterdam, 2007.
[11]邱中郎：《青藏高原旧石器的发现》，《古脊椎动物学报》，1958年第2卷第2/3期。
[12]A.李永宪：《略论西藏的细石器遗存》，《西藏研究》1992年第1期；B.汤惠生：《略论青藏高原的旧石器和细石器》，《考古》1999年第5期。
[13]张森水：《西藏定日新发现的旧石器》，《珠穆朗玛峰地区科学考察报告（1966—1968）——第四纪地质》，科学出版社，1976年。
[14]安志敏、尹泽生、李炳元：《藏北申扎、双湖的旧石器和细石器》，《考古》1979年第6期。
[15]刘泽纯、王富葆、蒋赞初，等：《西藏高原多格则与扎布地点的旧石器——兼论高原古环境对石器文化分布的影响》，《考古》1986年第4期。
[16]袁宝印、黄慰文、章典：《藏北高原晚更新世人类活动的新证据》，《科学通报》2007年第52卷第13期。
[17]A.房迎三、王富葆、汤惠生：《西藏打制石器的新材料》，董为：《第九届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学术年会论文集》第211～222页，海洋出版社，2004年；B.Wang Fu bao, et. al. The Pliocene and Pleistocene Environment on Qinghai Plateau, Geological and Ecological Studies of Qinghai Plateau, Science Press, 1981, pp. 231-238.
[18]袁宝印、黄慰文、章典：《藏北高原晚更新世人类活动的新证据》，《科学通报》2007年第52卷第13期。
[19]黄慰文：《青藏高原的早期人类活动》，《中国西藏》2001年第2期。
[20]A.胡东生、王世和：《青藏高原可可西里地区发现的旧石器》，《科学通报》1994年第39卷第10期；B.胡东生、王世和：《可可西里地区乌兰乌拉湖湖泊环境变迁及古人类活动遗迹》，《干旱区地理》1994年第2期。应该注意的是，这种根据无机碳的测年数据可靠性较差，而且只有一个样本，故只能作为参考。
[21]黄慰文、陈克造、袁宝印：《青海小柴达木湖的旧石器》，《中国—澳大利亚第四纪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87年。应该指出，小柴达木湖使用软体动物测年，其14C年代往往会显得太早（参见G. A. Good friend and J. J. Stipp. Carbon Isotope Analysis of Lands Nails Hells: Implications for Carbons Ources and Radiocarbon Dating, Geology, 11: 575-577, 1983）。
[22]J. G. D. Clark, World Prehistory: A New Outline, 2nd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24-47.
[23]J. Svoboda. Paleolithic Landscapes of Moravia: A Mosaic of Occupations Trategies, Geolines, 2: 7-9, 1995.
[24]袁宝印、黄慰文、章典：《藏北高原晚更新世人类活动的新证据》，《科学通报》2007年第52卷第13期。
[25]David B. Madsen, Ma Hai Zhou, P. Jeffrey Brantingham, Gao Xing, David Rhode, Zhang Haiying, John W. Olsen. The Late Upper Paleolithic Occupation of the Northern Tibetan Plateau Margin,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33: 1433-1444, 2006.
[26]P. Jeffrey Brantingham, John W. Olsen and George B. Schaller. Lithicas Semblages from the Chang Tang Region, Northern Tibet, Antiquity, 75: 319-327, 2001.
[27]李永宪：《西藏原始艺术》第47～4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
[28]张森水：《西藏定日新发现的旧石器》，《珠穆朗玛峰地区科学考察报告（1966—1968）——第四纪地质》，科学出版社，1976年。
[29]刘泽纯、王富葆、蒋赞初，等：《西藏高原多格则与扎布地点的旧石器——兼论高原古环境对石器文化分布的影响》，《考古》1986年第4期。
[30]房迎三、王富葆、汤惠生：《西藏打制石器的新材料》，董为：《第九届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学术年会论文集》第211～222页，海洋出版社，2004年。
[31]钱方、吴锡浩、黄慰文：《藏北高原各听石器初步观察》，《人类学学报》1988年第7卷第1期。
[32]袁宝印、黄慰文、章典：《藏北高原晚更新世人类活动的新证据》，《科学通报》2007年第52卷第13期。
[33]索朗旺堆：《西藏考古新发现综述》，《南方民族考古》（第4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
[34]安志敏、尹泽生、李炳元：《藏北申扎、双湖的旧石器和细石器》，《考古》1979年第6期。近年来在申扎县发现较多的石器地点，不过这些石器地点仅仅是被加以登记和著录，缺乏进一步的考古学研究，所以我们还无法对其进行类型划分。参见丹珠昂奔：《藏族文化发展史》（上）第72～74页，甘肃教育出版社，2001年。
[35]霍巍：《阿里夏达错湖滨旧石器的发现》，《中国西藏》1994年第6期。
[36]西藏自治区文物局、四川大学考古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青藏铁路西藏段田野考古报告》第15～52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
[37]2009年8月，作者对青海海西州野牛沟进行调查，发现三道沟细小石器地点和野牛沟细石叶地点各一处，调查报告详见另文。
[38]袁宝印、黄慰文、章典：《藏北高原晚更新世人类活动的新证据》，《科学通报》2007年第52卷第13期。
[39]汤惠生：《水洞沟与莫斯特——读水洞沟1980年发掘报告》，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旧石器时代论集——纪念水洞沟遗址发现八十周年》第69～77页，文物出版社，2006年。
[40]袁宝印、黄慰文、章典：《藏北高原晚更新世人类活动的新证据》，《科学通报》2007年第52卷第13期。
[41]童恩正：《西藏高原上的手斧》，《考古》1989年第9期。
[42]霍巍：《阿里夏达错湖滨旧石器的发现》，《中国西藏》1994年第6期。
[43]P. Jeffrey Brantingham, Gao Xing, John W. Olsen, Ma Hai Zhou, David Rhode, Zhang Haiying and David B. Madsen. A Short Chronology for the Peopling of the Tibetan Plateau, In D. B. Madsen, F. H. Chen and X. Gao （ed.），Late Quaternary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Adaptation in Arid China, B. V. Elsevier, Amsterdam, 2007, pp. 129-150,.
[44]F. Bordes. Mous teriancul tures in France, Science, 1961.
[45]童恩正：《西藏高原上的手斧》，《考古》1989年第9期。
[46]P. Jeffrey Brantingham, Gao Xing, John W. Olsen, Ma Hai Zhou, David Rhode, Zhang Haiying and David B. Madsen. A Short Chronology for the Peopling of the Tibetan Plateau, In Late Quaternary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Adaptation in Arid China, Elsevier B. V., Amsterdam, 2007, pp. 129-150.
[47]David B. Madsen, Ma Hai zhou, P. Jeffrey Brantingham, Gao Xing, David Rhode, Zhang Haiying, John W. Olsen. The Late Upper Paleolithic Occupation of the Northern Tibetan Plateau Margin,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33: 1433-1444. 2006.
[48]张彭熹、张保珍、钱桂敏，等：《青海湖全新世以来古环境参数的研究》，《第四纪研究》1994年第3期。
[49]Mark J. Aldenderfer. The Pleitocene /Holocene Transition in Peru and Its Effects Upon the Human Use of the Landscape,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53 /54: 11-19, 1999.
[50]P. Jeffrey Brantingham, John W. Olsen and George B. Schaller. Lithic Assemblages from the Chang Tang Region, Northern Tibet, Antiquity, 75: 319-327, 2001.
[51]D. Rhode, D. B. Madsen, P. J. Brantingham and T. Dargye. Yaks, Yakdung, and Prehistoric Human Habitation of the Tibetan Plateau, in Developments in Quaternary Sciences, 9: 205-224, 2007.
[52]盖培、王国道：《黄河上游拉乙亥中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人类学学报》1983年第1期。
[53]J. Mulvaney and J. Kamminga. Prehistory of Australia, 284-285, Allen & Unwin PtyLtd, 1999.
[54]W. And refsky. Raw-material Availability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Technology, American Antiquity, 59: 21-34, 1994.
[55]A.裴文中：《中国细石器文化略说》，《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商务印书馆，1948年；B.贾兰坡、尤玉柱、盖培：《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C.王健、王向前、陈哲英：《下川文化——山西下川遗址调查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3期；D.安志敏：《海拉尔的中石器遗存——兼论细石器的起源与传统》，《考古学报》1978年第3期；E.王益人：《关于下川文化的几个问题》，《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祝贺石兴邦先生考古半世纪暨八秩华诞文集》，三秦出版社，2003年。
[56]陈胜前：《细石叶工艺的起源——一个理论与生态的视角》，《考古学研究》（七），科学出版社，2008年。
[57]A.李永宪：《吉隆罗垄沟等雅鲁藏布江中上游的石器遗存——兼论西藏高原细石器遗存的相关问题》，《南方民族考古》（第4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B.汤惠生：《略论青藏高原的旧石器和细石器》，《考古》1999年第5期。
[58]P. J. Brantingham and Gao Xing. Peopling of the Northern Tibetan Plateau. World Archaeology, Vol. 38, No. 3, September.
[59]A.李永宪：《西藏原始艺术》第6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B.P. Jeffrey Brantingham, John W. Olsen and George B. Schaller, Lithic Assemblages from the Chang Tang Region, Northern Tibet, Antiquity, 75: 319-327, 2001.
[60]西藏自治区文物局、四川大学考古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青藏铁路西藏段田野考古报告》第15～52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
[61]该遗址于2003年由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发掘，但资料尚未发表，承蒙青海省文物考古所的陈海清、肖永明二位先生允观摩并同意引用发掘资料。
[62]2009年8月，作者对野牛沟细石叶地点进行调查，发现中石器时代营地一处。营地地面采集大量石器与石屑，并发现火塘两处。北京大学加速质谱实验室和第四纪年代测定实验室对火塘中采集的草木灰进行了加速质谱14C测定，时代在距今7515年±40年，经树轮校正为公元前6430年。调查报告详见另文。
[63]科考队的调查和发掘资料，以及研究成果大部分用英文发表。汉语材料参见A.周笃珺、马海州、P. J. Brantingham，等：《晚更新世以来青海北部的人类活动与湖泊演变》，《盐湖研究》2003年总第11卷第2期；B.仪明洁、高星、张晓凌，等：《青藏高原边缘地区史前遗址2009年调查试掘报告》，《人类学学报》2011年第30卷第2期；C.高星、周振宇、关莹：《青藏高原边缘地区晚更新世人类遗存与生存模式》，《第四纪研究》2008年第28卷第6期。
[64]David B. Madsen, Ma Hai zhou, P. Jeffrey Brantingham, Gao Xing, David Rhode, Zhang Haiying, John W. Olsen. The Late Upper Paleolithic Occupation of the Northern Tibetan Plateau Margin,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icence, 33: 1433-1444, 2006.
[65]David Rhode, Zh ang Haiying, David B. Madsen, Gao Xing, P. Jeffrey Brantingham, Ma Hai zhouf, John W. Olsen. Epipaleolithic / Early Neolithic Settlements at Qinghai Lake, Western China,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34: 600-612, 2007.
[66]西藏自治区文物局、四川大学考古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青藏铁路西藏段田野考古报告》第15～52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
[67]宇宙线照射（暴露）年龄。天体物质在空间漫长的运行过程中，直接暴露于宇宙辐射场，接受宇宙线的照射，在天体内产生各种高能和低能的核反应，形成各种稳定的和放射性的同位素，如3He、10Be、21Ne、22Na、26Al、36Cl、38Ar、53Mn、54Mn和60Co等。根据这些宇宙线成因的同位素产率与含量，可计算天体物质在宇宙线中受照射的时间，即宇宙线照射年龄或暴露年龄。铁陨石的暴露年龄为2亿～10亿年，石陨石的暴露年龄为2万～8000万年。暴露年龄的频谱，反映了各类陨石母体在空间碰撞、破碎的历史。月壤和月岩的暴露年龄反映了月表浮土的形成年龄和月表撞击事件及月坑的形成年龄。
[68]作者曾经对青海考古研究所2003年在西大滩一带的考古调查和发掘的细石器石制品进行过细致观察，发现这种似勒瓦娄哇扁平石叶技术或勒瓦娄哇技术非常盛行。这种技术在西藏高原东部地区甚至一直延续到青铜时代。
[69]盖培、王国道：《黄河上游拉乙亥中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人类学学报》1983年第1期。
[70]羌塘地区的细石叶工业与西大滩地点Ⅱ的打击技术和黑曜石石材的相似性表明很可能同样属于全新世早期的遗迹，西大滩细石叶地点的多种科学测年已经表明了这一点。
[71]H. J. Deacon. Late Pleistocene and Paleoecology Archaeology in the Southern Cape, South Africa, In Mellars and Stringer （eds.），The Human Evolutional and Bi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Origins of Modern Humans,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547-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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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盖培、王国道：《黄河上游拉乙亥中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人类学学报》1983年第1期。
[82]比之人类和大型家畜的骨骼，鱼类骨骼很难在遗址中保存下来。根据生物考古学的研究，一般而言，仅仅少于10%的中等尺寸的鱼骨可以在遗址中保存下来（参见Kevin Greene. Archaeology: An Introduction, 200,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2002）。而在北方干旱寒冷的内陆荒原地区，鱼骨尤难保存，学者认为只有0.1%的鱼骨能够保存下来。如挪威铁器时代以前，只有个别遗址发现极少量的鱼骨，对于这种现象，学者们进行了一场激烈争论，有人认为新石器时代的挪威人不吃鱼，有人则认为只不过是因为鱼骨难以保存而已，不能因为这种情况而推论古人的饮食［参见C. Ingrem. The Fish Bones, in N. Sharpies （ed.），The Iron Age and Norse Settlement at Bornish, South Uist: An Interim Report on the 2000 Excavations, Cardiff School of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Cardiff University, 2000, pp. 19-21］。
[83]盖培、王国道：《黄河上游拉乙亥中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人类学学报》1983年第1期。
[84]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第704～707页，文物出版社，2006年。
[85]这种磨盘（Metate）与磨棒（Mano）配套使用的研磨器在美国俄克拉荷马的印第安人遗址中出现很普遍，当地的民族学材料和实验考古学研究认为这种研磨器只是用于谷类的种子加工，特别是研磨面上的疤痕，则是为了增加研磨系数而种子颗粒不致移滑所进行的刻意打制；而同心圆的研磨痕迹则是研磨谷类种子所遗留下来的典型痕迹（参见Robert E. Bell. Oklahoma Indian Artifacts Contributions from the Stovall Museum, University of Oklahoma, 1980, p. 73）。考虑到拉乙亥研磨器上所遗留下来的打凿疤痕和同心圆磨痕，我们几乎可以确认拉乙亥人所研磨的应该是黍粟之类的谷粒。
[86]P. J. Brantingham and Gao Xing. Peopling of the Northern Tibetan Plateau, World Archaeology, Vol. 38, No. 3, September, 2006.
[87]David Rhode, Zhang Haiying, David B. Madsen, Gao Xing, P. Jeffrey Brantingham, Ma Haizhou f, John W. Olsen. Epipaleolithic / Early Neolithic Settlements at Qinghai Lake, Western China,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34: 600-612, 2007.
[88]G. Ren. Decline of the Mid-to-Late Holocene Forests in China: Climate Change or Human Impact? Journal of Quaternary Science, 15: 273-281, 2000.
[89]G. van Driem. Languages of the Himalayas: An Ethnolinguistic Handbook of the Greater Himalayan Region, Leiden: Brill, 2001, p. 417.
[90]D. B. Madsen, R. G. Elston, R. L. Bettinger, C. Xu, K. Zhong. Settlement Patterns Reflected in Assemblage from the Pleistocene /Holocene Transition of North Central China,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23: 217-231, 1996; R. G. Elston, C. Xu, D. B. Madsen, K. Zhaong, R. L. Bettinger, J. Li, P. J. Brantingham, H. Wang, J. Yu, New Date for the North China Mesolithic, Antiquity, 71（274）: 985-994, 1997.
[91]R. L. Bettinger, L. Barton, P. J. Richerson, R. Boyd, W. Hui and C. Won. The Transition to Agriculture in Northwestern China, In Late Quaternary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Adaptation in Arid China, Developments in Quaternary Science, Elsevier, Amsterdam, 2007, pp. 83-101.
[92]A.M. C. Stiner, N. D. Munro, T. A. Surovell. The Tortoise and the Hare, Small-Game Use, the BroadSpectrum Revolution, and Paleolithic Demography, Current Anthropolog y, 41（1）: 39-79, 2000；B.M. C. Stiner, N. D. Munro, T. A. Survell, E. Tchernoy, O. Bar-Yosef. Paleolithic Population Growth Pulses Evidenced by Small Animal Exploitation, Science, 283（5399）: 190,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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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汤惠生：《略论青藏高原的旧石器和细石器》，《考古》199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