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东缘的史前人类活动——论多元文化“交汇点”的四川凉山地区
青藏高原东缘的史前人类活动——论多元文化“交汇点”的四川凉山地区
[德]安可·海因（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著
张正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译 李永宪（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校
一、绪言
凉山地区地处青藏高原、云贵高原与四川盆地这三个地理单元的交合处，历史上是多个文化区的连接点。凉山以山地为主，其间亦有众多河流谷地纵横交错，连接着与高耸的横断山脉及其他相邻地理区的通达交往，为亚洲中部东缘地带早期的文化交流与互动提供了可能的途径。随着凉山地区考古工作的展开与推进，具有明显地域特征的遗物、遗迹的不断被发现，表现出该地区与其北、其南及其东那些看似距离较远的文化区之间有着大跨度的关联性。
本文将在梳理当地考古材料的基础上，分析外部地区文化在凉山地区的影响及交流的迹象，讨论这些影响的源流以及时间顺序。此外，笔者还试图提出发生这些文化关联或交流互动的可能途径与形式，以及促成交流的动因与地理上的先决条件。当然，笔者不可能在本文中提出终结性的意见，而是就所了解的考古材料，通过初步的观察分析，去展现作为观察文化关联与交流影响机制与条件的研究案例的理论价值。
二、地理环境及其区域性
本文所指“凉山地区”主要是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也涵盖攀枝花市和云南省西北部分与凉山州接壤的县区（图1）[1]。该地理区的界定，北缘以木里北部的高山及大渡河为界，南缘大致以金沙江为界。横断山区的地质结构，决定了其自然地理的主要特征是由若干近南北向的深长河谷纵贯穿过，导致其生态环境具有明显的垂直分带性质，高山沟谷及河流将该地区分割成若干气候特征迥异的更小的地理区。即使是彼此紧邻的地理单元，其环境都有很大的不同，促使人类需要以不同的生业方式来适应不同的环境，所以相互紧邻的区域常常表现为不同的生活方式，很多考古学文化的特征都是囿于小范围的。然而，凉山地区纵横交错的沟谷河流却开拓了其与周邻四面八方的联系，使得该地区成为东西南北不同文化交流通道的交叉口，古往今来就一直是多种文化的汇集之处。
图1 本文研究区域示意图
图2 凉山五个气候地理区示意图
根据凉山地区的气候与地理特征，我们可划分出五个主要的地理气候区：西北部高海拔高山草场气候区；东北部山地大陆性气候区；安宁河谷温带气候区；东南部温带/亚热带气候区；西南部亚热带气候区（图2）。这五个不同的气候区，在古今人文景观上均有差异性体现[2]。可用作农耕的土地在西北高海拔山区分布甚少，而气候温暖的安宁河谷冲积平原则适合发展各种农业生产。整个凉山地区都蕴藏着丰富和高产的矿床，如会理有着四川最大的铜矿，虽然目前尚不清楚史前时期凉山地区对这些矿产资源的利用到达了何种程度[3]，但很明显，针对矿产资源与史前遗址分布的关联性，我们应做进一步的观察和研究。
三、考古材料：地方特征及与外部文化的联系
迄今所知的凉山大部分遗址都有不同类型的墓葬，如大石墓、各种类型的小型石构墓（Stone construction graves，包括所谓“石棺墓”、“石板墓”、“石室墓”等）和土坑墓，以及青铜埋藏坑和瓮棺葬（Urn pits）等。近年来发现的聚落遗址日益增多，使我们能对该地区仍然不甚清晰的考古年代序列有最基本的观察[4]。
凉山地区见有报道的聚落遗址已逾百处，其中大部分位于平缓河流沿岸或谷坡台地，特别是沿安宁河两岸的区域。总体上看，凉山地区早期遗址[5]的材料比较相似，主要出有低温烧成的手制夹砂陶平底器及磨制石器等，而泥质陶器则在较晚期的遗址中普遍存在。这种情况与凉山周边地区较典型的新石器文化不同，与川西北山区出土的陶器则有相似之处[6]。但会理猴子洞遗址的材料显得有所不同，其粗糙的打制石器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西藏高原东部的昌都卡若文化[7]。这似乎表明在新石器时代较早阶段，西藏高原东部与云南、四川的边缘地带之间已形成了一条弧形的文化传播带。但稍晚阶段的聚落遗址材料则很不充分，我们只能依据土坑墓、大石墓、较小型的各类石构墓等墓葬材料来进行观察。
凉山各地发现的土坑墓在形制及随葬器物方面也明显有着不同，显示其在年代或文化谱系上存在的差异。如大洋堆遗址早期土坑墓平面呈长方形，出土大量粗陶（Coarsely-made ceramics），其中部分带耳（Band-handles）陶罐则体现了可能来自西北地区齐家文化的影响（图3）[8]。而桤木沟土坑墓则表现出风格迥异的器物组合，既有类似礼州遗址的遗物，也让人联想到大石墓所出遗物[9]。
图3 大洋堆遗址下层陶器与齐家文化陶器对比图
采自江章华：《安宁河流域考古学文化试析》，《四川文物》2007年第5期，图五
图4 安宁河流域大石墓出土遗物
1.采自江章华：《安宁河流域考古学文化试析》，《四川文物》2007年第5期，图七 2.采自四川省金沙江渡口西昌段、安宁河流域联合考古调查队：《西昌坝河堡子大石墓发掘简报》，《考古》1976年第5期，图二
凉山地区已发现的大石墓相对集中在安宁河谷地区，其方向、规模、结构及随葬器物数量则有差异[10]。这些大石墓多为10～120人的合葬墓，其中有的墓随葬器物仅有二三件，而多者却达300件以上。大石墓所出陶器表现出本地新石器文化的渊源特征，即本土文化与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的融合性。但大石墓所出的装饰品、青铜兵器等物，则显示出与云南西北部甚至更遥远的中亚草原文化的相似性（图4）。而汉文化的影响在此阶段并不十分明显，仅在钱币与铁器上有所关联，而部分刀具则体现了盐源盆地铁器的某些特征。
关于整个中国西南地区不同类型石构（Stone installations）小型墓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热议的话题，但迄今似乎尚无公认的定论[11]。凉山地区已见诸考古报告的石构墓主要发现于东部山地，常在整个山坡上发现大量的石构墓群（有的称石棺墓群）。但其中大部分墓出土遗物都很少，因而它们的年代序列仍极不清晰。昭觉县好谷村小型石构墓出土物表现出汉文化的影响，同时也有显著的本地特征（图5）[12]，而会理县境南部小型石构墓出土的青铜兵器，则与云南境内的考古材料比较相似[13]。
图5 好谷村石棺墓出土器物
采自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等：《四川昭觉县好谷村古墓群的调查和清理》，《考古》2009年第4期，图一二
图6 老龙头墓地M4出土器物及采集青铜器
采自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老龙头墓地与盐源青铜器》，第11页图四，第61页图四〇
盐源盆地的墓葬及出土物则是个特例，类型上既有土坑墓，亦有石构墓或木棺墓。出土遗物方面，既存在个别墓几乎空无一物的现象，也发现有随葬器物多达100件的墓例，其中某些青铜兵器和装饰品可见有岷江上游、北方草原、云南西北部等外部文化的影响，同时也显示了其与云南洱海地区、成都平原早期蜀文化的广泛联系（图6）[14]。呈现出多种文化风格交集于此的独特面貌。
会理出土的铜鼓在形制上几乎与云南石寨山同类物别无二致，但会理另一地点发现的6口有着石寨山装饰风格的编钟，却是明显中原式造型（图7），显示了凉山南部地区青铜器的区域特征[15]。此外，西昌周围发现的大量陶器在外形上与云南省东南部及贵州省西南部发现的陶器也较相似（图8）[16]，只是其遗址堆积方式具有凉山本地的独特性[17]。
四、关于文化区的地理先决条件
根据前述凉山地区考古材料中所观察到的种种现象，我们大致可以识别出四个不同的文化亚区，它们各自显示出在不同时期与不同文化交流的范围与方向。
首先是安宁河谷文化亚区，该区域在新石器时代早期似乎与外部文化没有明显的交往，只是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才与大渡河、岷江上游乃至更远的北方地区以及其南方的云南地区的史前文化有了交流。该区域文化交流的主要路线，似乎是沿着安宁河谷的南北方向，向南一直抵达金沙江，与金沙江地区有了更为宽广的联系。安宁河谷两侧的高山地貌区成为其东、西方向的屏障，限制了该区域与其东部和西部有规模的交往，即使是与北部四川盆地中心区的联系，似乎也因高山地貌区的阻隔，显得比较间接，因此我们在考古材料中可以观察到的现象是，直到西汉时期两地间的通达交往才变得频繁起来。
图7 会理出土铜鼓、铜钟拓片
1.采自会理县文化馆：《四川会理出土的一面铜鼓》，《考古》1977年第3期，图二 2.采自陶鸣宽：《四川会理出土一组 编钟》，《考古》1982年第2期，图一
图8 大洋堆遗址出土陶器
采自西昌市文物管理所等：《四川西昌市经久大洋堆遗址发掘》，《考古》2004年第10期，图一八
会理山区与盐源盆地似乎是两个不同的文化亚区。来自会理的考古材料显示，其与云南北部的联系自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非常密切，这些联系或可视为金沙江及其支流地区早已形成的文化互动交流网络中的一部分，它们同时也连接着青藏高原东部以及四川盆地西缘的高山文化。
盐源盆地发现的考古材料同样也体现了其与云南北部早期文化的相似性，并且该区域与北方草原文化的关联同样也是明显的，然而盐源盆地与安宁河谷和四川盆地中心区文化交流的迹象，至少在早期并不明显，这应当与盐源盆地地理环境有一定关系。
由于凉山地区整体地势是由北向南倾斜，随着宽浅河谷的展开，深切峡谷较少发育，朝着下游方向的通达交往并不是十分困难，因此盐源盆地和会理山区与云南北部或金沙江流域之间具有密切的文化联系是不难理解的；而金沙江地区向北连接盐源盆地的主要通道则应是向南汇入金沙江的雅砻江河谷。雅砻江有卧龙河等多条支流与盐源盆地相连，而盐源四周又被高山环绕，故形成了既有一定封闭性、又不乏与其北、南文化的交流通道的文化地理格局，这大概可以作为观察盐源盆地早期文化“汇集性”的一个地缘因素。但不难发现，盐源盆地与其东侧的交流却较少。
另一个文化亚区是以昭觉为中心的凉山东北部地区（亦被学者们称为“大凉山腹地”）。同样出于地理先决条件，该区域与四川盆地中心区的联系显得较其他三个亚区更为紧密，不过这种文化交流似乎主要表现在较晚的战国以后时期，这或许是因为逶迤连绵的山岭阻挡作用，在史前石器时代对于当时的人们是难以逾越的，直到西汉时期在技术与政治方面更为强大的汉文化才能进入这一地区，而在此之前，则是本土文化占绝对主导地位。
五、关于文化交流问题的讨论
综上所论，我们可以从对四个文化亚区的粗略观察中发现，这四个区域在文化因素的组合上，以及文化交流的方向上都不尽相同，与四个亚区的气候地理条件特征一样，它们各自与外部文化联系的通道、距离、范围所构成的“关系网”及其作用也是有差异的。本文为四个亚区文化通联路径勾勒出的图景固然十分简略，还缺乏地理分析与考古材料分析的若干细节，但笔者仍希望在今后的田野工作与课题设计中，它可以提供一种值得关注的方向。
例如，我们应当关注文化交流的通达路线及其规模。在凉山地区，绝大多数河流至今也仅有部分河段能通航，大部分河段因水流湍急或河道狭窄等原因，要使大型舟船在技术简拙的史前时期成为主要交通工具显然不太可能。但是，当旱季（秋冬季）源于高原的河流因源头融雪量剧减时，其流量会较雨季（春夏季）小很多，绝大多数河流的水面范围会大幅度缩减变窄，因而沿河而行的陆路交通是最佳选择。尽管如此，沿河而行的道路仍须面临险峻的崖壁与狭窄的羊肠小道——由此很容易联想到后期“茶马古道”的艰辛。这种沿山地河流两岸的通道，无疑对古代交往通达的体量与丰富性来说是很大的限制，这就迫使我们试图去了解，什么样的人会在这样的道路上长年行进？无论他们由此去往何方，其中必然的、最主要的理由是什么？
很显然，这是一个涉及文化交流动因与交流机制的复杂问题。因为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是，两地（有时是多地）发生文化交流的先决条件是什么？这不仅包括地理条件、生业经济条件等等，还涉及文化结构与年代序列。而且当发生交流的双方互视对方为“异文化”时，就必须将二者置于当时的情境中去思考，例如交流发生的起源地为何地，其行进通达的目的地又是何地，等等。所以，田野工作中应对每一处遗址进行这样的分析和追问，进而推定文化交流的行进方向，以及一个区域中若干遗址之间是否存在文化交流的共性或仅是个例现象。根据现有的材料，本文还难以进行这样的分析，但笔者仍试图提出若干一般性的观察方向。
首先，当前现况是一系列考古遗存的年代、文化谱系以及生业经济等分析要素——在凉山地区考古研究中还未被人们充分了解，这急切地需要在分析凉山地区与外部文化如何发生文化交流之前获得相对可靠的研究结果支撑。尽管如此，我们从文化地理方面还是可以做一些推论：凉山地区宜耕农地分布的不均衡性，以及各文化亚区之间地理气候环境的差异性，可以构成一个发生文化交流的比较令人信服的原因——即源于文化平衡与经济平衡的需求。根据上文述及的通达方式及可能的路线方向，我们认为在这种交流中，粮食之类的大体量必需品是难以实现远距离运输交易的，但其他当地特有的资源，如金属品与食盐等，则可能刺激外部人群出于交易的目的而较长期地不断探索通达凉山各文化亚区的方式与路线。而凉山南部地区的温暖气候以及出产丰富的河谷沃土，对生活在较高海拔环境的居民可能更有吸引力，其所导致的人群流动在考古学证据中可以安宁河河谷大洋堆遗存为例。大洋堆早期遗存与晚期遗存之间的差异十分明显，早期遗存的陶器与青海、甘肃等地的齐家文化陶器很接近。而盐源盆地出土的使人联想到草原文化传统的马形装饰器物（horse offerings）与前者一样，常被解读为北方人群向南迁徙的证据，这是假设他们由于原居地气候条件的恶化从而被迫向南方迁移。[18]
当然，仅仅是通过对器物外形或纹样观察发现的类同现象，就跃升到“迁徙”或“传播”这类阐释性（Blanket-explanations）的理论性结论上，显然还不够充分。实际上，已有大量的文献讨论过这一问题，它们界定了不同类型的遗存发生文化联系的性质，并试图建立在物质遗存记录中区分它们的方法[19]。简而言之，多数学者普遍认为，我们必须了解的重要前提是，物质文化独立发展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因此在不同的地点发现非常相似的器物甚至是某些相似的文化现象，并不一定表明相互之间有必然的直接接触。同时，不同文化之间发生联系也并非必然只有一条单行道，而更可能是多条线路同时往复进行，这在两个地区的考古证据中可能会有所反映，但也可能不会全面地得到反映。我们还必须了解的一个概念是人群的“迁徙”，通常的“迁徙”并非意味着一大群人在一夜之间彻底地离开原居地去往远方，而是经由对最先外出的“侦查员”们所带回的外部信息加以分析判断之后，进一步的对外联系则可能是先发生“联姻”等形式的个体交往，随后才有群体间的往来互动，如贸易团队、商人或工匠等群体的流动，或是派遣政治使者或武装人员，等等。另外，器物形态或纹样风格的移动，还可以通过一次或多次贸易、赠礼（纳贡）或其他形式的交流来实现。据已有的研究，所谓一种文化风格对其他文化的“影响”，还可能是制作者通过对旧有风格或早期风格的模仿而穿越时间的限制。
各种不同形式的文化互动，都有可能在具体的器物或遗迹上有所反映，但这些器物与遗迹在新环境中也会历经各种改变，例如因为功能或装饰效果的需要，在形态与纹样上“挪用”了某种外部文化的形式要素。会理出土的编钟在形制上具有典型中原器物的特征，但其装饰风格却源自云南地区。大量的石棺墓广泛分布于青藏高原东部、岷江上游、滇西北以及川西北及凉山各地等地区，但各地石棺墓却有着不同的随葬器物组合，即便当葬俗通常被认为是与文化及个人身份紧密联系的概念时，这些地区共有的石棺墓是否确属同一文化群体仍是存在疑问的。而盐源的考古材料所呈现的情况更加复杂，其中我们能观察到北方草原地区、四川盆地中心区以及云南等不同地域文化的多种元素，但要确认其文化交往的证据却并不容易。
本文关于凉山地区早期文化交流的讨论，主要是基于理论思考的一些梳理，试图从文化交流的机制着眼，评估其中有关文化、社会与人群身份的概念，以及他们在考古记录中所体现的意义。凉山地区显著的生态环境多样性与考古学文化多样性的特征，都要求研究者能首先从微观层面进行局部性的分析，在面对那些体现了文化多样性的考古遗存时，我们既需要注意到种种可能存在的现象，更要思考发生这些现象的原因，以及可以承载文化交流的途径。作为一种打通地方性的与超地方性（Supra-local）的有益训练，在了解对外发生文化联系的可能性与模式的同时，应避免产生针对那些环境完全相异、距离十分遥远的文化互动的臆想。唯有如此，考古材料才能既为存在疑问的小区域文化发展问题，也能为观察跨文化跨区域联系的若干问题，乃至为考古学研究的基本理论思考提供一种新的视角，而这些，正是考古学发展的真正意义。
2015年
Abstract
Liangshan is located in the contact region between Tibet Plateau and Yunnan-Guizhou Plateau, and it is the marginal area of Sichuan Basin. The river gorges running through the area provided easy paths for the early cultural exchange among Liangshan area, Hengduan Mountains and the eastern central Asia. According to the archaeological material in Liangshan area, we can recognize the four different cultural subregions: Anning River valley, Huili mountainous area, Yanyuan basin and the northeastern Liangshan. They are different in the “cultural network of relationships” and its functions in terms of cultural factors combination, cul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and the channels, distance and range of their external cultural contact. But the association and interaction among these subregions are probably caused by the demand of the cultural and economic balance arisen from differences of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注释
[1]本研究中涉及的行政区划主要有西昌市，以及会理县、会东县、冕宁县、德昌县、宁南县、盐源县、木里藏族自治县、昭觉县、布拖县、普格县、金阳县、美姑县、越西县、喜德县、甘洛县与雷波县等16个在凉山彝族自治州内的县，攀枝花市及其下辖的米易县、盐边县及仁和区、东区与西区，以及云南省地处金沙江以南的县境即宁蒗彝族自治县与丽江市的华坪县及永胜县。
[2]关于该区的古生态学研究尚不全面，因而任何对于过去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的结论都是初步的，一旦更多的古生态学信息可资利用，既有的结论可能不得不进行修改。
[3]西昌已报告有东汉的青铜制作遗址，其中盐边、会理、会东以及其他地方报告的则晚至明清时期。参见中国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四川分册》第190～192、第1116～1152页，文物出版社，2009年。
[4]江章华：《对盐源盆地青铜文化的几点认识》，《成都考古研究》（一）第404～417页，科学出版社，2009年。
[5]如横栏山、马鞍山、桤木沟及营盘山等遗址，参见A.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西昌市大兴横栏山遗址调查试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04）》第20～87页，科学出版社，2006年；B.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西昌市经久县马鞍山遗址调查试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05）》第88～113页，科学出版社，2007年；C.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西昌市营盘山遗址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05）》第62～87页；D.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西昌市桤木沟遗址2006年度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09年第3期。
[6]刘化石：《四川汉源麦坪新石器时代遗址》，《2007中国重要考古发现》第24～28页，文物出版社，2008年。
[7]A.童恩正：《近年来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战国秦汉时代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B.唐翔：《会理城河流域的古代文化遗存》，《四川文物》1992年第4期。
[8]江章华：《对盐源盆地青铜文化的几点认识》，《成都考古研究》（一）第404～417页，科学出版社，2009年。
[9]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西昌市大兴横栏山遗址调查试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04）》第20～87页，科学出版社，2006年。
[10]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安宁河流域大石墓》，文物出版社，2006 年。
[11]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西南地区石棺葬文化调查与发掘（1938—2008）》，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
[12]A.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老龙头墓地与盐源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9年；B.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等：《四川昭觉县古文化遗存的调查和清理》，《南方民族考古》（第6辑）第375～408页，科学出版社，2010年。
[13]A.会理县文管所，等：《四川会理县粪箕湾墓群发掘简报》，《考古》2004年第10期；B.唐翔：《会理青铜文化综述》，《四川文物》1999年第4期。
[14]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老龙头墓地与盐源青铜器》第7～177页，文物出版社，2009年。
[15]A.中国古代铜鼓研究学会：《中国古代铜鼓》，文物出版社，1988年；B.会理县文化馆：《四川会理出土的一面铜鼓》，《考古》1977年第3期；C.包月河：《会理果园乡出土铜鼓》，《四川文物》1989年第5期；D.陶鸣宽：《四川会理出土一组编钟》，《考古》1982年第2期。
[16]A.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贵州威宁县鸡公山遗址2004年发掘简报》，《考古》2006年第8期；B.刘旭、孙华：《野石山遗存的初步分析》，《考古》2009年第8期。
[17]A.西昌市文物管理所，等：《四川西昌市经久大洋堆遗址发掘》，《考古》2004年第10期；B.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西昌市大兴横栏山遗址调查试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04）》第20～87页，科学出版社，2006年；C.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西昌市经久乡马鞍山遗址调查试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05）》第88～113页，科学出版社，2007年。
[18]A.江章华：《对盐源盆地青铜文化的几点认识》，《成都考古研究》（一）第404～417页，科学出版社，2009年；B.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老龙头墓地与盐源青铜器》第178～211页，文物出版社，2009年。
[19]A.Gordon R. Willey, Charles C. Dipeso, William A. Ritchie, Irving Rouse, John Holand Rowe, and Donald W. Lathrap. An Archaeological Classification of Culture Contact Situations, in R. Wauchope eds., Seminars in Archaeology, Salt Lake City: The Society for American Archaeology, 1956；B.Bruce G. Trigger, Beyond History: The Methods of Prehistory, Studies in Anthropological Method. New York: Holt, Rinehardt and Winston, 1968；C.Irving Rouse. Migrations in Prehistory: Inferring Population Movement from Cultural Remain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D.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E.David W. Anthony. Migration in Archaeology: The Baby and the Bathwater,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92: 4（1990），pp. 895-914；F.Stefan Burmeister. Archaeology and Migration: Approaches to an Archaeological Proof of Migration,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 41:4 （2000），pp. 539-567；G.Gideon Shelach. Local, Regional and Global: Interaction Spheres and Social Change, in G. Shelach, eds., Prehistoric Societies on the Northern Frontiers of China: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 on Identity Formation and Economic Change during the First Millenium BCE, London: Oakville: Equinox,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