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墓出土蜀锦与青海丝绸之路
吐蕃墓出土蜀锦与青海丝绸之路
许新国（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一、蜀锦标本的分析与产地的确定
（一）南北朝时期至隋代
标本1 红地对波楼堞狮面纹锦
出自都兰热水M1大墓封堆2号陪葬墓中。该锦组织为斜纹经二重，表里经之比为1∶2，所有区域中部有红、黄两色变换，还有一种色彩在不同区域中由紫、蓝、绿三色交替使用。该织物的双幅边均存，可量得为40.2厘米。
全幅图案由五个对波圈再加两边的两区组成。居中的对波圈较小，其中有一对经向对称的狮子，步伐雄健，造型简洁。此外的对波圈两两沿纬向对称，本身的图案又沿经向对称。靠中间的圈由方格节状图案分隔，圈内有三个人物，两边为两持械直立者，方脸，眉目不清，着绿袍，身持三叉戟状兵器，但中间一叉呈十字形，不知是原意还是由于丝织技术限制而造成的。中间立人由于织物经裁剪而不能全观，但仍可看出此人坐于一台上。三人均在一建筑物之中，其屋顶飞檐和屋立柱均清晰可见。建筑物的地面呈水平状，但似有一三角状基础支撑。建筑之外的对波圈由一狮面构成，该狮面十分庞大，充满经向循环，狮面正视，张开血盆大口，头部周围附有多层卷云状的鬃毛，首下伏有一对狮爪，显然是伏踞时的姿态，十分狰狞。这个对波圈便至此为止，两边还有一些余地，便用直线隔出，各置两个经向对称的立兽，兽形模糊不清。
图1.1 红地对波楼堞狮面纹锦
这件织锦图案所用的对波型骨架并不十分明显。中间的对波纹由直接的线条构成，然后是方格的节状线，最后是狮面的卷云状鬃毛。这种对波型骨架，颇与斯坦因在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北朝“几何填花龙虎朱雀纹锦”[1]和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北凉时期鸟兽纹锦[2]相似。这两件织锦的骨架主要由经向的卷云带和纬向的几何形直带（类似节状线）构成，呈无对波形，但已十分接近。按这类织锦图案应属于列堞锦之类，成书于隋代的《拾遗记》中载有列堞锦之名，诚然它是对周代的想象性描述，但实际上反映了北朝时期的情况：“锦文似云霞覆城矩楼堞也”[3]，都兰所出的狮面人物锦的骨架较之前二者已有一定区别，但其遗风犹存，故我们仍称其为楼堞式，何况里面还真有建筑物的楼堞图形。（图1.1，图1.2）
从图案骨架的延续情况来看，该锦的生产年代当在北朝晚期，至迟不晚于隋代。
图1.2 红地对波楼堞狮面纹锦
（M1PM2 : S157—2）
标本2 对波带式织纹锦
这类骨架的织锦图案共出4件，图案基本一致，组织均为1∶2平纹经二重，基本色彩是红与黄，此外分别由蓝和绿在各区域显花，红色为地，蓝、绿显花，黄色勾边，有两片尚存有幅边。均出于热水一号大墓陪葬墓中。
整幅图案由7个完整的和一个被分割成两半置于两边的对波圈构成，构成对波骨架的单纯的带状线条，在两条对波线之间用六瓣小花连接。各对波圈中的纹样分别是对虎（半圈中）、对人物牵驼、对狮、对象、一坐二立人物、对象、对狮、对牵驼、对虎。最边上的对虎纹样已经不清，为纬视纹样；其次为牵驼纹，一胡服装束的牵驼者牵了一匹双峰骆驼，正健步而行，为经视纹样；对狮的变形较大，作蹲踞状，张口、扬尾，鬃毛竖立，亦为经视纹样；大象形象十分生动，以蓝色显示花纹，象鼻垂至地面，背上搭着坐垫，象牙亦清晰可见；居中的对波圈中是一纬视的人物纹样，其造型与标本1狮面人物锦中的人物基本一致。在一殿堂式建筑之中，一交手人物，盘坐于一座高台之上，两旁亦是持三叉戟的人物，然后又是对象、对狮、对牵驼和对虎等圈。（图2）
图2 对波带式纹锦（局部）
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M18中，曾出土过一件“胡王锦”，该墓出有延昌二十九年（589年）墓志，其主要的残存纹样是簇四圈中的牵驼纹样，这一纹样与都兰对波狮象牵驼人物锦中的图像几乎一致，只是多了“胡王”二字而已[4]。胡王锦在吐鲁番高昌建昌四年（558年）墓中亦有出土[5]。这件织锦中，在与胡王牵驼纹样邻近的簇四圈中有对狮纹样，造型与都兰所上的对狮亦十分接近，另一件同墓所出的疑是与胡王锦属于同一锦的不同部位的狮象饰上还有驯象纹样。比较之后，可以发现，无论是从纹样组合（牵驼、狮、象）还是具体的造型，两者均有相当的一致性。尤其是其组织结构均系平纹经二重，可以判定，对波狮象牵驼人物锦也应是胡王锦的同时期产物，即558—589年，相当于北朝晚期。
标本3 绿地对波连珠狮凤龙纹锦
这类织锦图案出土较多，其组织为1∶1斜纹经二重，这种锦共出4件，S85残存有两个对波圈，一圈对狮，一圈对凤，纹样较为清晰，对狮蹲踞，是全侧面形象，对凤十分漂亮；S155—2存有一个对波圈，圈内为对凤，纹样与S85完全一致；
图3.1 绿地对波连珠狮凤龙纹锦
（MIPM2 : S85）
图3.2 绿地对波连珠狮凤龙纹锦
S86残存有半圈对龙，这件织物很可能原与S155—2缝于同一幡，因此可能就是与S155—2原属同一织物，故而我们把织物全称为狮凤龙纹饰；还有一件M1：S110—2，色彩已模糊，但还能判断出其中的对龙纹样。根据实测图案的骨架，纬向循环为10厘米，即在40厘米的幅连内应有7个完整的对波圈，那么，不同的对波圈中安置不同的纹样还是可能的。（图3.1，图3.2）
标本4 红地对波连珠狮凤龙雀纹锦
该锦为红地黄花，也是由两件残锦拼合而成。一件是M1：S5，锦面上残存一个完整的对波圈，其中有对凤纹样，对风图案与上述绿地狮凤龙纹锦的风格一致，但在造型上略有区别，凤冠如鸡，尾如绶带。另一件S150—1上有3个较为完整的对波圈，上为对龙，中为对孔雀，下为对狮。龙的造型相当灵动，中有一柱和一珠，颇有后世“二龙戏珠”的意境；对孔雀的造型初看与凤凰相近，但仔细观察就有所不同，其尾只有一条，中有圈纹，正观与流行的孔雀纹造型一致；对狮纹与前述绿地狮凤龙纹锦略有不同，颈上系有飘带，较为敦厚可爱。正是在这一狮子所在的对波圈中，S5能与S150—1相衔接。这样我们看到纹锦次序是龙、雀、狮、凤，它们均是纬饰纹样。（图4）
图4 红地对波连珠狮凤龙雀纹锦
（MIPM2 : S150—1）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目前尚无同类型的织物发现，但其年代还是能够对照一些资料来进行判断。敦煌莫高窟的K420、K427中都有菱格骨架的狮凤锦图案，其狮子的造型有别于那种初期的正面大开口的形象，而与都兰的狮凤龙纹锦中的狮子十分接近，凤亦如此。尽管莫高窟彩塑服饰中的狮凤都没有成双成对，但其造型却是一致的。K420、K427的年代均在隋代，那么，都兰的对波连珠狮凤龙纹饰也应为隋代之物。值得注意的还有孔雀的造型，吐鲁番 TAM48曾出过两件连珠对孔雀纹饰，一件出于558年的墓葬中[6]，另一件出于TAM48中，同墓出有596—617年的文书[7]，后者的孔雀造型与狮凤龙雀锦中的孔雀亦极类似，亦可证其年代在北朝末至隋代之际。
以上4件标本均可以确定为南北朝时期所织造，现试就织物组织及纹样加以综合分析。
这一时期仍沿袭汉锦组织，主要流行骨架排列中的对波和簇四纹样。北朝所产丝绸一是继续保持一些汉魏的特色，此外又大量吸收来自西域的新的因素，对波型和簇四型骨架基本都是来自异域，图案的主题也多是狮、象、驼等一类中原并不常见的兽类。然而，其对波骨架中的楼堞式显然较多地保持了汉魏以来的一些风格，主题纹样的经向对称，经线的视觉等也都是中国固有的传统。北朝晚期的丝织品大多保存不是很好，这可能是在埋入墓葬之前已使用了很久，从这类饰物的条形边饰来看，大多是作幡使用，故能保存如此长久。
隋代的丝织物大多数也是用作幡，其主要形式也是骨架式排列，以对波和簇四为主，同时，风格与此类似的连珠环形团窠也已出现。这些团窠骨架主要使用连珠、卷云连珠等纹样来构成，其图案的主题纹样通常除了人物类，还是动物类，为狮、象、鹿、孔雀、凤等，也开始出现少量的团花类纹样，如方格连珠小花锦中的小团花。隋代的时间不长，丝绸图案主要还是与北朝晚期相仿，只是更加广泛地吸收外来因素，流行新型的骨架式排列为主的动物图案为特征。
（二）初唐至盛唐时期
标本5 簇四连珠对马纹锦
这一类出土的织物较多，都是斜纹经锦，但它们之中有相同者，亦有不同者。
M1S17、68、143等是第一种。它以黄色作地，浅黄色勾勒。各区域中再由蓝、绿分区换色显主要花纹，由八瓣小花把连珠圈构建成簇四骨架。连珠圈之间由十样小花填充，在主圈内则为对马图样，马带神翼，颈上系有一对后飘的绶带，头上饰有小花，马的一前足提起，后足亦提起，作疾步前行的姿态。马下有莲蓬状花草图案。（图5）
S159、S38等属马的第二种，它与前一种有较大的区别。在色彩上，它是以橙色作地，浅黄色勾勒，而以绿色和紫红色交替显示主要花纹。连珠圈之间的十样小花与前者基本相同，但图里面的对马却有较大的区别。前者的马颈线被马头遮住，但后者却是弯曲的全部显露，因此可称之为弯颈。前者马头上提小花，飘带水平向后，后者则饰以像日月之象的头饰，飘带斜上向后；前者马下为莲蓬状物，而后者则是忍冬状装饰：从整个马的造型来看，前者线条平直有力，而后者线条多弯曲，反而显示出一种不稳定感。（图6.2，图6.1）
图5 簇四连珠对马纹锦
S109—4可以列为第三种。其色彩总体类似第一种对马锦，即以黄、白为基本色彩，而以蓝、绿交替显示主花。但在具体纹样造型上，却几乎与第二种对马纹锦相同，但稍有不同。（图7）
图6.1 簇四连珠对马纹锦
图6.2 簇四连珠对马纹锦
图7 簇四连珠对马纹锦
这一类簇形连珠对马纹锦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墓群中曾有多件出土。早年斯坦因曾在该地发现了一件，后来新疆博物馆在发掘纪年为653年的302号墓中也发现了类似的织锦，斯坦因发掘的墓葬纪年为625年[8]。这类图案的织锦中有平纹经锦也有斜纹经锦，平纹经锦的图案在各连珠圈内的纹样有所不同，年代早些的斯坦因在新疆发现的一件就是如此。但在阿斯塔那M302中出土的另一件斜纹经锦的图案就基本上与都兰出土的第一种对马纹相同，略有区别之处，只是吐鲁番出者马足系有绶带，而都兰出者未见，两者大同小异。无论如何，这类对马锦的年代是明确的，当在初唐之际至7世纪初。
标本6 黄地簇四连珠对羊纹锦
这一类织锦仅一件，S59。多面幅，边均存，幅宽52.5厘米，织物组织是1∶3的斜纹经二重。基本色彩是在连珠圈和圈外以黄色作地，在连珠圈内则以紫色为地，蓝和绿变区交替显示主要花纹，白色勾边并用作连珠。由于色彩的使用上有独到之处，从而使该锦的风格也有些特殊。连珠圈由于用深色勾边显得十分鲜明。但连珠本身却由于黄、白反差小而不引人注目：连接各圈的是八出小花，但由于花瓣方向变化及色彩有紫、黄多种而显得有些像蝴蝶；图内的小羊绝不是中西亚常见的带长角的羚羊，而为小绵羊形象，回头张口，呦呦而鸣，两只小羊的图像已填满了连珠圈内的大部分空间，加上羊足下的忍冬纹样；连珠圈之间的十样小花也有些特殊，用深色的蓝、紫、绿显示，几何味更浓。（图8.1，图8.2）
这一件在其他地方没有找到同类的出土物，在图案上缺少比较和研究的参照。但从技术角度来说，它也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即其纬线加有较强的S拈，约500拈/米，较之于一般的经锦是大不同了，这可能产于受纬锦织造技术影响，年代较其他经锦略晚，但从其簇四骨架的连珠纹来看，也不会很晚，应断在初唐时期较为合适。
图8.1 黄地簇四连珠对羊纹锦
图8.2 黄地簇四连珠对羊纹锦
标本7 黄地小窠连珠对凤纹锦
共出两件，但实为同一织物上的不同裁片。均留有一幅连，是明显的1∶2斜纹经锦。质地比较密。黄色为地，白色勾勒及显珠色，蓝和绿分区交替显示主要纹样。连珠环的外径于纬向较大，经向稍短，环内对凤是较简单的形式，凤身呈有汉代朱雀的风格，但凤冠呈火焰状，已是吸收了外来风格的因素。两凤头之间有小花，凤足之下亦有花盘，开花如圆珠形，颇引人注目。其十样小花用作连珠环之间的宾花，是最简单的形式之一，中间一圆点，向四面伸出四个花蕾，形成了十字形的花纹。（图9）
图9 黄地小窠连珠对凤纹锦
标本8 橙地小窠连珠对羊纹锦
这种织锦都兰墓葬中出土件数较多，计有10件。其中不少件织物留有单面的幅边，可明确认出，基本织物组织是1∶2斜纹经二重。橙色在圈外作地，白色勾勒，作珠，而圈内地色乃由红棕色起，部分区域再用蓝色显花，在蓝色显花区域中表里经之比为1∶3。这种配色方法在其他经锦上并不多见。连珠圈外径约为5.7厘米，环内对羊与前述簇四连珠对羊有较大区别，此羊带有明显的弯角，并生有翼，足姿也较雄健，双足上提，似为奔跑中突然停止，足下一花盘。圈外十样小花较上件对凤锦略为复杂，但仍较简单，无非是在中心的圆点中加了一朵六瓣小花而已。（图10.1，图10.2）
在这种小窠连珠的对羊纹锦的年代较易确定，吐鲁番阿斯塔那垂拱四年墓（688年）中曾出土一件同样的织锦，考古者命名为球路斗羊纹锦[9]，从发表的照片看，其图案与都兰者基本一致，可以确证为是同一时期的产品，由此看来，上述两件织锦的图案主要流行在高宗、武则天时期。
图10.1 橙地簇四连珠对羊纹锦
图10.2 橙地小窠连珠对羊纹锦
标本9 黄地大窠连珠树下对鹿纹锦
亦出在M1中，此锦相当残碎，而且颜色褪得厉害，但其中一件残片上还能清晰地辨出连珠圈（圈中方块中有些花纹），花树及对鹿的嘴巴。其实，光从嘴巴上很难辨认出鹿的形象，但日本大谷探险队在吐鲁番发掘的那件著名的花树对鹿锦中的鹿头与此几乎完全一致[10]，尽管都兰的这一件上没有“花树对鹿”的字样，但亦可认为是一件相类似的锦。锦色以黄为地，绿色为圈、为树，紫色勾勒，其余不清。其基本组织为1∶3的斜纹纬二重。其夹经为S拈的单夹经。十样花纹所存甚残，但还可看出是相当复杂的。（图11）
这一类的大窠连珠纹纬锦在吐鲁番所出极少，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大谷探险队的发现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仅见大窠连珠（命名为“大窠马大球”）锦一例。这一件有较明确的断代，即武德三年（620年）可资参照。另外，在日本正仓院中也藏有属于大窠连珠的犀连珠纹锦，还有“四天王狩狮锦”[11]。据日本学者考证[12]，这类四天王狩狮锦的年代当不会迟于武周时期。此外，在敦煌莫高窟的隋代K420中，有大窠连珠纹的飞马驯虎纹织锦图案。这样看来，这一类型的大窠连珠纹动物锦的年代，均集中在初唐前后，即在隋至武周时期，基本可以确定这些锦或这类图案的主要流行年代在初唐前后。
图11 黄地大窠连珠树下对鹿纹锦（残）
标本10 橙地小窠连珠镜花纹锦
“镜花”一词来自《新唐书·地理志》，志载充州土贡镜花绫，到宋代锦名中又有宝照锦和镜等名[13]，当指同类纹样。当然，宋代的宝照与唐代的镜花还是有所区别的。唐代的镜花绫图案与此锦图案也不尽相同，但由于此锦图案的团窠花色较浓，浑然一体，更像是一面铜镜的背面图案。而事实上，其图案也确与唐代一些宝花镜花纹饰类似[14]，因此我们把它称作连珠镜花锦。这种锦在都兰出土颇多。其中M1：S127有完整的幅边。实测得44～44.5厘米，即是幅宽，各件锦的色彩基本相同，橙地，白勾，绿和紫交替分区显花，组织均是1∶2的斜纹经二重。连珠团窠环由26颗圆珠联成，中间的花是四出花蕾，然后转45°角是四出叶尖，而团窠间的十样小花只是以六瓣小花为中心的四出花蕾。（图12.1，图12.2）
图12.1 橙地小窠连珠镜花纹锦
图12.2 橙地小窠连珠镜花纹锦
这一种图案，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亦有不少出土，年代在633年前后[15]，图案几乎与热水所出完全一致。而且类似这种镜花锦的服饰图案在敦煌隋至唐初的壁画中时常有所发现[16]，K292（隋）、K427（隋）、K57（初唐）。都兰的镜花锦属于这一时期的产品当无问题。它们在初唐前没流行是可信的。
标本11 黄地中窠双连珠对龙纹绫
此件织物保存尚属完好，出在M1中，现存49厘米×46厘米，并存双面幅边，可测得幅宽为49厘米，组织为平纹地上起斜纹花。其图案的经纬向循环为29厘米×26厘米，在一幅之中可排列两个团窠，可能就是史载的两窠绫一类的大小。但连珠环外径却并不十分大，为23.5～25.3厘米，内径为16.3～18.7厘米，而作为宾花的十样花却十分复杂而庞大。
连珠环的内外两层均由40颗连珠环绕而成，环内是对龙，两龙均被置于分割后的半圆内，但纹样十分适合，龙体扭曲变形很大，龙首在中央，角、嘴等均明晰可辨，前二足在下，后二足在上，均是三爪，尾从后二足中生出，整个造型飘逸雄健。将环内空间分割成两半的是一连珠柱，该柱下座莲台，上顶莲花，中心位置上亦是一小连珠团窠，十八颗珠连成的环中安置着八瓣的小花，然后便是花蕾式的卷草反复回卷后向四个方向推出。（图13）
图13 黄地中窠双连珠对龙纹绫（MIPM2 : S31）
这一类型的双连珠对龙绫在其他地方能见到许多，日本正仓院有不少种类的保存，苏联中亚地区的穆格山中亦有出土[17]。而最有参考价值的乃是新疆吐鲁番所出的双连珠对龙绫。吐鲁番出土的这类绫共见过两件发表，一件刊登在《新疆出土文物》，只见照片，未见证明；而另一件是与上件组织、纹样基本相同的有题记龙纹绫，题作“景云元年，双流县折细绫一疋”[18]，景云元年为710年，这件绫的图案与都兰所出的几乎完全一致，是“球路横立式有轴线相对均齐式双龙纹”，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经向对称的纬视图案，由此说明了这类龙绫是在8世纪初所流行的。很可能这类绫的图案流行年代更早一些，初唐至盛唐均流行。
标本12 黄色大窠珠瓣对龙纹绫
这是一件保存颇佳的织物，虽然不完整，但可以复原，即M1：S27。组织是平纹地上3/1花，实测团窠环外径为44厘米，内径为18.5厘米，经向循环为46.5厘米左右。团窠环从里到外分成四个层次。第一层是宽约1.7厘米的放射状细瓣，第二层是大花瓣，用直线把环分割开，从部分残存的分割来看，每一区的角度约为36°，即整层环分割成十分区域，安置十个花瓣，花瓣之中，又有一朵全侧面的花朵。此层环宽约7厘米；第二层是连珠环，宽25厘米，每区对应四颗珠，共计40颗，最外层是重叠的小花瓣，高约1.5厘米。环内对龙的布局与上述同，但龙的造型已有一些变化，龙身的扭曲不如上述那件严重。四足均在靠环一边，后足在上，前足在下，足仍是三爪，但是膝处生须，飘飘然，尾巴直入最高处，其余部分空间，点缀朵云若干。中间还是连珠柱，但已不全。（图14）
此龙造型十分生动，虽与其他对龙绫有些区别，但与盛唐时期流行的刻花银碗、盘龙镜中的龙的造型相当一致。因此，其年代可以定在盛唐时期。
标本13 紫地中窠宝花立凤纹锦
共出两件，均出在热水M1中，即M1：S23、MI：S42。组织是1∶3的斜纹纬二重，紫地，但在团窠内却是黄色作地，蓝、绿和白地显花。图案的经向循环为16.5厘米，纬向循环尚不能定，团窠外径为12～13厘米，由于织作密度的关系，整个图案显得有些拉长，经向大于纬向。团窠环由16出花蕾构成，环内用16个弧作为花藤连接各花，花蕾分两种，在正十字形的四个方向及45°角处是显花瓣的花朵，而在相错15°角的方向上乃是带有放射线类似柏枝叶式的花实。团窠环中则有一立凤，两足一齐立地，相当稳健。凤冠呈火焰状，吸收了较多的西域风格。凤翅伸展，其余的羽毛多而复杂。其尾羽上翘过顶，显得十分得意。（图15）
图14 黄色大窠珠瓣对龙纹绫
（M1PM2 : S27）
这一件锦总令人想起藏于日本正仓院的紫地凤唐草丹纹锦，那件锦的图案与都兰的这件还是有较大的区别，那是在卷草葡萄环中疾走着一只神采飞扬的凤，但其紫地的色调、图案的主题等还是与我们这一件锦相当接近，只是比此锦更成熟更生动。按正仓院的紫地凤唐草丹文锦乃是日本天平胜宝八岁（756年）6月21日时光明皇后东大寺献纳品之一[19]，被认为是仿自中国的产品，因此，在中国当是在此以前。我们发现的这一宝花立凤纹锦也当是在盛唐时期流行。
图15 紫地中窠宝花立凤纹锦
标本14 红地雁鹊穿花纹锦
出于热水M1中，即编号为M1：S47。此锦是红地上显花。图案为花卉卷草，花座中有3只飞禽，中间是一只小飞雁，长颈，展翅，还有两只属鹊类，故称雁鹊穿花。织物残存13.5厘米×8厘米，其中8厘米中是图案经向的单位长度及裁边，而13.5厘米中也能看出它纬向对称的长度，推得图案的纬向循环为20厘米左右。（图16）
此一类锦在吐鲁番亦有出土，吐鲁番有一件是与778年墓志同出的花鸟纹锦，此锦从总体来看，是一大团花四周围绕着飞禽和散布着折枝花等。但从局部来看，则是穿枝花的典型造型[20]。再从敦煌壁画中的织物图案来看，盛唐尤多此类图案。因此可知，这类穿枝花的图案是盛唐所盛行的。晚唐陆龟蒙《纪锦裙》中记载了一件织锦，“左有二十、势若飞起……
图16 红地雁鹊穿花纹锦
二禽大小不类而隔以花卉，均布无余地”，这类锦当与我们所叙述的穿枝花锦相类似，而陆氏说此锦“纵非齐梁物，亦不下三百年”[21]，可知其古，起码已距陆氏所在年代颇远，这样可旁证这类穿枝花锦的年代应在盛唐左右。
以上标本均可确定为初唐、盛唐时期所织造，现分不同时期加以综合分析。
初唐时期是丝绸图案的转变期，在这一时期中，一方面还保存着那些骨架式排列的图案，尤其是簇四骨架，而另一方面是逐渐地把用于连接这些骨架的纽打开，让簇四骨架散开成为环形的团窠排列。然而，这些团窠环直接脱胎于骨架式排列，用的多是连珠环，因而从表现效果来看确实还有不少骨架风格的成分。这一类图案的主题纹样，总的来说还是人物和动物，在圆环之间，一般采用十样小花。
盛唐时期是转折的基本完成期，一方面，骨架式排列已基本绝迹，遗存的团窠连珠环也主要是那些大型的、加以变化的组合环，环外的十样小花十分丰富；另一方面，宝花团窠的发展极快，团窠环大量应用花卉环，当与宝花团窠的兴起有关。
盛唐是唐代经济文化的顶峰时期，也是一个百花齐放的时期，这一时期丝绸图案中也出现了写生式的折枝花鸟。
盛唐时期的突出现象是写生花鸟风气的盛行。写生即一种写实的风格。它一改过去花卉主要依赖正视印象、几何变化的习惯，采用侧视立体的描绘，这种风格亦融于宝花团窠中，成为活生生的、场景式的花鸟图案，而那些连珠环式的图案已基本不见[22]。
（三）标本产地的确定
本文开始即提出这些标本是蜀锦，是基于以下几个原因。
1.成都地区是我国织锦最早产地之一，魏晋以后，织锦已“专为蜀有”[23]。
我国是蚕丝的故乡，蚕丝产地很早就遍及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绢帛很早就成为人们衣服原料之一。但是多彩显花的织锦产地，却屈指可数。从考古发掘出土的情况看，湖南长沙曾发现过战国织锦[24]；1982年，湖北江陵马山砖厂一号墓发现大批战国丝织品，其中也包括织锦[25]。据文献记载，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以张仪、司马错等伐蜀，在统一巴蜀后，即于当地置锦官（参见《华阳国志·蜀志》）。说明在此以前，蜀地已有相当规模的织锦业。上述长沙、江陵出土的战国织锦可能即是蜀地所产。
两汉时期，襄邑（今河南睢县）俗尚织锦，“钝妇无不巧”（王充《论衡·程材》），蜀郡织锦业，居全国第二。扬雄在《蜀都赋》中曾发出“尔乃其人，自造奇锦”，“发文扬彩，转代无穷”的赞叹。
东汉末年，中原地区战乱频仍，赤地千里，人民流散，生产破坏。而成都地区则相对安定，未受战争影响，蜀锦生产得以继续发展。刘备夺得益州后遍赏群臣，诸葛亮、法正、张飞及关羽等人所得最厚，赐物中各有“锦十匹”[26]，其余“颁赐各有差”，说明当时蜀锦生产依然兴盛。
三国鼎立，织锦为蜀国“军资所赖”[27]，而魏、吴两国所需之锦也输自蜀国。也许由于需求过多，于是出现了一些粗制滥造的产品，曹丕曾认为所得的蜀锦很不好，连鲜卑人也不愿要。至于东吴所织如意虎头连璧锦也质量低劣，属于下品之物，徒有其名。对比之下，蜀锦仍属上乘。刘宋时山谦之在《丹阳记》里认为曹丕所说蜀锦不好不符合事实，指出成都生产的蜀锦“独称妙”，魏、吴所需之锦均市于蜀，其后东吴才有织锦。
事实上，南北朝时期，织锦为成都地区所独有。这里由于中原地区在西晋短暂统一后，生产尚未恢复，又复陷于分裂，战乱的局面延续了两个半世纪以上。成都地区虽非世外桃源，但当时争夺蜀、益的战争多发生在剑北、巴东（今陕西、甘肃南部及川东地区），成都地区波及不大。因此，蜀锦生产得以继续发展，成都地区成为全国仅有的织锦产地。由于隋的统一时间比西晋还短，所以这种局面至少一直延续到唐初。朱启钤先生《丝绣笔记》说：“魏晋以来，蜀锦勃兴，几欲夺襄邑之席。于是襄邑乃一度而营织成，遂使锦绫专为蜀有。”
从南北朝到隋乃至唐初，在全国范围内能提供织锦作为贸易商品的，只有成都地区。因此属于这个时期的标本只能是蜀锦。
2.从“陵阳公样”看蜀锦纹样特点。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期，也是蜀锦生产发展的鼎盛期。结束了东晋以来长期混战的局面，到唐代重又出现了安定和统一，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蜀锦的面貌也焕然一新，技艺突飞猛进，从织纹到图案都有了重大变革。
唐锦纹样改变了汉代的简朴作风，讲求华美，崇尚新奇，向以章彩奇丽见称。唐代蜀锦纹样的特点，突出地表现在花鸟题材的大量增加，因此自然而然地改变了汉以来云气纹占主导地位的状况。此外，在图案技巧上，着重写实和精神的刻画，并能准确掌握形象，布局上也十分注意章法，常常以放射对称的格式，把各种花叶组合成一簇簇团花，这种别具一格的团窠或连窠纹样，就是后来人们所谓的“唐花”。
唐代的著名锦样，多出于益州行台窦师纶所创的“陵阳公样”。唐人张彦远于《历代名画记》卷10中写道：“窦师纶字希言，纳言陈国公窦抗之子，初唐人，性巧绝。初为太宗秦王府谘议，相国录事参军，后官至太府卿及银、方、邛三州刺史，敕兼益州大行台、检校修造。凡创瑞锦、宫绫，章彩奇丽，蜀人至今谓之‘陵阳公样’……高祖、太宗时，内库瑞锦对雉、斗羊、翔凤、游麟之状，创自师纶，至今传之。”所谓瑞锦，从所举名目看，是以吉祥禽兽为主题的织锦。凤麟自不必说，雉（俗谓野鸡）、羊谐喻“吉祥”，也是很明显的，我们所举标本也都可以“瑞锦”概括。对雉、斗羊纹样当是例正相对，如我们在大多数标本上所见的，横立于轴线两侧的相对均齐式纹样。
张彦远是唐代著名的美术评论家，他的《历代名画记》成书于唐末大中元年（公元847年），据该书的记载，唐初的“陵阳公样”一直流传至唐末，都兰出土的蜀锦，均应属“瑞锦”的范畴。
窦师纶在益州“检校修造”、“创瑞锦”云云，实际上应该是在蜀锦原有的纹样基础上做出的总结和发展。这点我们不难从所列举的唐代以前的标本纹样中窥知。其设计方法与我国民间剪纸艺术有密切关系。如对折、有轴线、两半相对均齐、纹样取一半为一循环单位等都有。这种纹样特点，对于鉴定织物经纬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陵阳公样”无疑是当时蜀锦的纹样典型。
至于我们所举标本中的红地雁鹊穿花锦，这种纹样，据我们从出土文物所见，似始于盛唐。但不论时代早晚，这种风格的锦无疑是蜀锦。中唐诗人王建《织锦曲》中描述的“红缕葳蕤紫茸软，蝶飞参差花宛转”，也是这种纹样。同时说到“锦江水涸贡转多”，可见正是咏的蜀锦。这一类纹样风格一直保留到宋、明。因此，从纹样上看，上述列举的标本都是蜀锦，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二、关于以益州为起点通西域的古代交通路线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饲养家蚕和织造丝绸的国家，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世界唯一生产丝绸的国家。早在3000多年以前的殷商时代，我国劳动人民就已掌握了相当成熟的丝织技术，能够用“斜纹显花法”织成美丽的文绮（平纹组织作底的培花绸）和用辫绣、法绣制作成多彩的刺绣。到了汉代，我国的丝绸生产技术已有很大的发展和提高，中国丝绸远销中亚、西亚和欧洲，受到各国人民的欢迎和赞许，尤其是当时罗马帝国的统治阶级不惜重金进行购买，于是我国便被人们称作“丝国”，而横贯亚洲大陆的贩运丝绸的商路后来也被称为“丝路”，即“丝绸之路”。
位于青海柴达木盆地的都兰地区，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中间站。魏晋以后的南北朝、隋唐时期，都兰在中西交通上的地位一直是很重要的。1世纪末，我国北方匈奴民族统治集团南北分裂，鲜卑乘势南下。3世纪末，慕容鲜卑的吐谷浑部西迁，4世纪就居住在青海，建立了举世闻名的吐谷浑政权。都兰遂为吐谷浑所控制，成为吐谷浑统治的腹心地带。唐初，吐谷浑被吐蕃所灭，一部分居住在这里的吐谷浑归附吐蕃，从此以后，都兰遂为吐蕃所控制。“丝绸之路”的兴旺，促进了都兰地区的繁荣。都兰吐蕃墓中出土的许多珍贵的丝织物，生动地反映了当时这个“丝绸之路”中间站的繁盛景象，也是中西交通线上往还频繁的证物。丝织品中大量蜀锦的发现尤为珍贵，为我们探索以益州为起点西入鄯善、且末的中西交通路线，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一）吐谷浑之路
通过今青海境内的吐谷浑，西入鄯善、且末的路线，文献中记载简略，一般只记起点、终点和“中通吐谷浑”，被称为“河南道”。这一条路线为近现代学者所重视，吴景敖先生《西陲史地研究》[28]，黄文弼先生《古楼兰国历史及其中西交通上之地位》[29]，夏鼐先生《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30]，唐长孺先生《南北朝间西域与南朝的陆路交通》[31]，冯汉镛先生《关于“经西宁通西域路线”的一些补充》[32]，以及法国人沙畹《宋云行记笺注》[33]等，都曾论及此路。而上述几位先生的论点也略有不同之处。今结合出土文物和文献资料，对此线的考订做些补充。
南北朝时期，北朝、南朝各自有西通之路。北朝通西域的道路有两条：北线，即通过河西走廊，过敦煌，出玉门、阳关进入西域；南线，即上述几位先生重点考证的，经过吐谷浑的路线，其主要依据是《洛阳伽蓝记》卷5中征引的《宋云行记》。综合史料记载及几位先生的考证，这条路线应是：
洛阳—天水—赤岭—吐谷浑城（都兰）—柴达木盆地南缘—冷湖—芒崖—油砂山—阿尔金山的噶斯口—鄯善[34]。
唐长孺先生认为高僧昙无竭也是走的这条路线。
北朝的西通路线皆需经秦陇，进入河西始分南北两路。北两路南朝人是不能利用的。南朝当有直接通过吐谷浑入西域抵漠北的路线，但由于这一路线的记载更少，一般不为人们所提及。唐长孺先生文中曾提及在今青海境内的若干点。现根据一些史料及南北朝以后的一些道路资料试对南朝西通之路做一推论。
从四川进入吐谷浑界内，然后西通鄯善也有南北两路。
1.北线：
巴郡—沿垫江（今嘉陵江）北上—宕渠—晋寿—仇池（或白水）—西倾山（西强山）—大非川（青海湖南沿），然后与北朝南线西段（在吐谷浑境内）汇合—鄯善。
《北史》卷96《吐谷浑》载：“阿豺兼并氐羌，地方数千里，号为强国。升西强山，观垫江源，问于群僚曰：‘此水东流，更有何名？由何郡国入何水也？’其长史曾和曰：‘此水经仇池，过晋寿，出宕渠始号垫江，至巴蜀入江，度广陵入于海。’”嘉陵江岸多有城镇居民聚居点，较繁华。沿此江，尤其是晋寿、仇池一带还常有军事活动。《南齐书》卷59《氐》：“建元元年……使道宝步出魏兴，分军诉垫江，俱会晋寿……三年，文弘遣从子后起进居白水，白水居晋寿上流，西接涪界，东带益路，北连阴平、茄芦，为形盛之地。”《资治通鉴》卷124《宋文帝元嘉十九年（442年）》载：“五月，裴方明等至汉中，与刘真道等分兵攻武兴、下辩、白水，皆取之……方明与（符）弘祖战于浊水，大破之……（杨）难当以其子虎为益州刺史，守阴平……方明使其子肃之邀击之，擒虎，送逮建康斩之，仇池平……（廿年春正月）将军姜道祖兵败，降魏，魏遂取仇池。”从晋寿达仇池或达白水，即向西折，过西倾山到达青海湖东岸。从此北上则临魏界关防，南下西行可沿大非川至吐谷浑城（都兰）与北朝南线西段汇合。南朝一些求法僧人可能就是沿江而北而西行，刘宋时法献“发踵金陵，西游巴蜀，路出河南……既到于阗”[35]。此线可以避开河西战乱，北朝关防，但其中仇池有附北朝的氐人势力，与南朝常多战事，其地常易手于几种势力之间，对负有使命的南朝、西域、吐谷浑、柔然等政权的使臣来说，就不是一条十分理想安全的道路。
2.南线东段：
益州—沿岷江而上—茂汶—龙涸（松潘）。
《南齐书》卷59《河南氐羌传》载：“鲜卑慕容庶兄吐谷浑为氐王。在益州西北，亘数千里，其南界龙涸城，去成都千余里。”《梁书》卷54《诸夷》载：“其地（吐谷浑）与益州邻，常通商贾，民慕其利，多往从之。”《南史》卷79《夷貊下·西戎》载：“天监十三年（514年），（吐谷浑）遣使献金装玛瑙钟二口，又表于益州立九层佛寺，诏许焉。十五年，又遣使献赤舞龙驹及方物。其使或岁再三至，或再岁一至。其地与益州邻，常通商贾。”《宋书》卷96《鲜卑吐谷浑》载：“浑既上陇，出罕开、西零，今之西平郡，罕开，今袍罕县。自袍罕以东千余里，暨甘松，西至河南，南界昴城、龙涸。自洮水西南，极白兰，数千里中，逐水草，庐帐居，以肉酪为粮。”以上史料告诉我们两个地点：益州、龙涸，同时又告诉我们一个情况，即在当时益州与吐谷浑商人有着较直接、便利、频繁的往来。龙涸城是吐谷浑南界大城，而一般大城必为道路汇集之处。龙涸东临岷江，沿江而下便可直达益州。冯汉镛先生曾用唐代及唐以后的史料考订了松潘以南的若干地点[36]。其中茂汶，唐代在此设桃关。此地曾多次出土南朝纪年佛造像，比如齐永明元年石雕坐佛[37]。可以推断，茂汶远在设关之前就已是中西交通上的一个重要集散点。龙涸之西又与下述南线西段相接。
以往出四川西行的路线一般是：北出剑门或阴平，经汉中到天水，然后西行。南北对峙之际，此路被切断，西行只有开辟从四川西部直通吐谷浑的路线。上述两线即是溯河而上，今天也有路通。
3.南线西段：
龙涸—积石山—河源—白兰（今都兰至格尔木一带）—今芒崖—阿尔金山噶斯口—鄯善[38]。
这段路线，魏晋南北朝有关文献中的记录甚为简略，但可以与唐初李靖、侯君集攻击吐谷浑的路线相印证。
《资治通鉴》卷194《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夏闰四月，癸酉，任城王道宗败吐谷浑于库山，吐谷浑可汗伏允悉烧野草，轻兵走入碛……（李靖）中分其军分两道，靖与薛万均、李大亮由北道，君集与任城王道宗由南道。戊子，靖兵将薛孤儿败吐谷浑于曼头山，斩其名王，大获杂畜，以充军食。癸巳，靖等败吐谷浑于牛心堆，又败之于赤水源。侯君集、任城王道宗引兵行无人之境二千余里……五月，追击伏允于乌海，与战，大破之，获其名王……李靖督诸军经积石山、河源，至且末，穷其西境……侯君集等进星宿川，至柏海，还于李靖军合。”《旧唐书》卷67《李靖传》记：“（贞观）九年，军次伏俟城，吐谷浑烧去野草，以馁我师，退保大非川。”唐军的路线是这样的：李靖、侯君集在伏俟附近分兵两路，李靖一路相对侯君集一路来说是北道，即沿青海湖南侧（大非川、曼头山）北上追至青海湖东侧，东北部（牛心堆），然后南下追击吐谷浑残部，越积石山，经河源，沿柴达木盆地南缘，出阿尔金山山口至且末。侯君集一路从伏俟城直接南下，战于乌海，至柏海西侧的星宿川，此处即可与李靖相会合。李靖的路线相当于南北朝时：伏俟城—大非川—曼头山—积石山—今扎陵湖—河源—白兰—今芒崖—今阿尔金山山口。《魏书》卷101《吐谷浑》载：“（太延二年）世祖拜叱力延归义王，诏晋王伏罗率诸将讨之。军至大母桥，慕利延兄子拾寅走河西，伏罗遣将追击之，斩首五千余级……慕利延走白兰……高凉王那等讨之于白兰，慕利延遂入于阗国。”“显祖复诏上党王长孙观等率州郡兵讨拾寅。军至曼头山，拾寅来逆战，观等纵兵击败之，拾寅宵遁。”北魏攻击吐谷浑的路线实与李靖的进军路线大抵相同，但记载甚略。从积石山经柏海南侧至河源，然后折返北线的白兰，达阿尔金山口。
将南线东、西两段连接起来，就完成了从益州到西域的吐谷浑之路。此线穿吐谷浑腹心之地，是相当安全的一条道路。
（二）吐谷浑之路的意义
南北朝时期的主要军事冲突在大江南北，南朝不但恢复中原无望，而且常处于被动地位。汉人政权在对付强大的少数民族的军事压力时，往往采取远交近攻，联合其他少数民族，使其在外围牵制敌对者，伺机反攻。《宋书》卷96《索虏传》记北魏太武帝与宋文帝书云：“彼往日北画芮芮，西连赫连、蒙逊吐谷浑，东连冯弘、高丽。凡此数国，我皆灭之。以此而观，彼岂能独立。”太武帝的一番指责确实道破了南朝的既定战略。这种战略常使北朝处于两面受敌，难以采取措施的窘境。《魏书》卷35《崔浩传》：“（太宗欲攻刘裕，崔浩谏）今西北二寇未殄，陛下不可亲御六师”，“今蠕蠕内寇，民食之乏，不可发军，发军赴南则北寇进击，若其救北则东州复危”。
吐谷浑之路不仅使南朝得以通好吐谷浑及西域诸国，而且是北通柔然的唯一道路，虽曲折遥远，却安全可靠。《南齐书》卷59《芮芮虏》载：“昇明三年（479年），太祖辅政，遣骁骑将军王洪范使芮芮，期共伐魏虏。”王洪范的路线据《资治通鉴》卷129载的是：“自蜀出吐谷浑，历西域乃得达”。《南齐书》卷59还记：“芮芮常由河南道抵益州”。《南齐书》卷15《州郡志》载：“（益州）西通芮芮、河南，亦如汉武威、张掖为西域之道也。”《南齐书》卷59《河南传》载：“宋世遣武卫将军王世武使河南，是岁随拾寅使来献……遣王世武衔金拜授，又仍使王世武等往芮芮。”从益州出发，经吐谷浑之路北通柔然的史料是相当丰富的。
柔然、吐谷浑等少数民族政权与南朝一直保持着比较友好的关系，常遣使贡献文物，上表请联合共攻北朝，这些在文献中均有很多记载，兹不一一列举。以往人们多只注意到这条道路的文化、商业意义，而没有注意到此路对南朝在政治上有扩大影响、宣扬国威，在军事上有联合西北少数民族军事力量牵制北朝的重要意义。吐谷浑之路绝不仅仅是一条求法之路、商贾之路。
从地理位置上看，属于南朝的两条吐谷浑之路大概有一定的分工。北线较少险阻而平坦，多人烟多水草，但有些路段接近北朝，比较危险，僧人、商人多经此线。南线则较险远，多山泽，但远离北朝，可能是一条朝聘使节之路。
吐谷浑之路对南朝来说是一条具有重大政治、军事意义的路，对于西方、北方的少数民族来说是一条汉化的道路。西北少数民族为南朝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所吸引，与南朝交好。《北史》卷96《吐谷浑》中记其首领阿豺表示：“水尚知归，吾虽塞表小国而独无所归乎？”于是“遣使通宋，献其方物。宋少帝封为浇河公”。北朝采用汉族的政治制度以与南朝争正朔，其目的看来不仅是为了稳固中原地区的局面，而且也是为了争取周边政权的承认和倾附。吐谷浑之路的存在为南朝的西向扩大影响打开了一个缺口，而造成对北朝政治、军事上的威胁。
面对西北少数民族的敌视，北朝不得不常与其兵戎相见。北魏在平城以北设置了一系列的军镇，驻守大批军队以对付柔然的不断南下侵扰。《魏书》卷35《崔浩传》记神龟二年北魏曾大举攻柔然，追杀至邪山而返。查有关史料，公元443年、470年、492年北魏也都曾大举攻击柔然。吐谷浑同时受南北朝的封号，但主要是与南朝通好。《资治通鉴》中记载，北魏与吐谷浑在445年、450年、460年、470年、491年都发生了较大规模的战争，只有在北魏分裂，内乱兴起时战争才一度停止，但在北周统一北方后，576年又重新开始了对吐谷浑的战争。吐谷浑同样以北朝为大敌，《南齐书》卷59《河南氐羌传》记吐谷浑在东北一线设防以御北朝：“大戍有四：一在清水川，一在赤水，一在浇河，一在吐屈真川。”
北朝对柔然、吐谷浑的战争，不仅仅是对不友好近邻的攻击，从战略上讲，也是为了打开及保护其河西之路，防范来自南北的夹击，同时还能侵扰甚至截断南朝的西行之路，打破南朝的合围战略。
439年，北魏灭掉与刘宋结好的河西北凉沮渠氏政权，开始致力于河西道的畅通，以后连年用兵，继续打击退保敦煌、鄯善的沮渠余部。443年北魏掌握了敦煌，445年据有鄯善，而直到542年才尽有鄯善且末。《洛阳伽蓝记》卷5记宋云途经于阗时看到“悬彩幡盖，亦有万计，魏国之幡过半矣。幡上隶书多云‘太和十九年（495年）’、‘景明三年（502年）’、‘延昌二年（513年）’”。北魏的势力已深入到西域。但尽管如此，北朝仍常受到柔然和吐谷浑的袭扰，河西一带并不巩固。《北史》卷97《西域》载：“太延中……始遣行人王恩生、许纲等西使，恩生出流沙，为蠕蠕所执，竟不果达。”《通鉴》卷133《苍梧王无徽二年（474年）秋七月·癸巳条》载：“柔然寇魏敦煌，尉多侯击破之。尚书奏：‘敦煌僻远，介居西、北强寇之间，（胡注：西，谓吐谷浑；北，柔然也）恐不能自固，请内徙就凉州’，群臣集议，皆以为然。”唐长孺先生对河西常发生战事，致使北朝西行求法之人避开敦煌，绕走青海走西域史事有详考，此不赘述。频繁的战争反映了西行之路的激烈争夺。
柔然、吐谷浑还处于较盛之际，北朝居中原而三敌压境，一般难以一举击败西北两敌。因此，北朝要想突破这一合围牵制圈就必须首先打破南朝与西、北的联盟，而捷径便是拿下益州，切断三者赖以联络的吐谷浑之路。益州凭险而守，易守难攻，又与东、西往来接应，北朝虽攻夺不遗余力，但始终未能得手。《通鉴》卷146《梁记二》载“（天监六年（507年），九月）甲子，魏开斜谷旧道。（胡注：今魏欲就平易以通梁益，故复开旧道）。”514年魏大举攻益州，516年攻取东益州。但直到552年，萧纪在蜀称帝，东下攻梁，才给了西魏一个机会。《周书》卷91《尉迟迴传》载：“梁元帝大惧，乃移书请教，又请伐蜀。太祖曰：‘蜀可图矣，取蜀制梁，在兹一举’。”553年尉迟迴攻陷益州，从此，史籍中不见西域、梁陈、吐谷浑等与梁陈使节来往的记载。宇文泰为统一南方，策划并赢得了这关键性的一仗，合围被打破了，加上新的军事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突厥的兴起），整个局势有了重大的变化。隋承继了宇文泰所奠定的基础，完成了南北统一的大业。
（三）唐宋时期吐谷浑之路的沿用
根据上述李靖经牛心堆等处追击慕容伏允的行军路线，可以看出，这条交通路线在唐代是畅通的。在唐五代时，从西蜀至西域的途径，仍然沿用了这条吐谷浑之路。《元和郡县志》卷32：“（茂州汶川县）故桃关，在县南八十里，远通西域，公私经过，唯此一路。”就是到了北宋时，经西宁和柴达木盆地而抵达西域的路线，仍然是一条商业往来的要道。《宋史·吐蕃·唃厮罗传》载：“唃厮罗居鄯州，西有临谷城（今青海西宁附近）通青海、高昌诸国。商人皆趋鄯州贸易，以故富强。”尝考唃厮罗在鄯州称雄的时候，也就是西夏李元昊占领“河西走廊”的时候，而且与西夏李元昊互为仇雠，数有战役。故当时从“高昌诸国”来鄯州贸易的商人，自不能取道敦煌、甘州一线，因而说明从鄯州至高昌诸国的道路，沿用了吐谷浑之路，一定是沿着柴达木盆地行走的。
以往有一种观点认为自从唐初灭吐谷浑后，这一条路线在唐代便衰落不振，似乎已不复成为贸易通道。都兰出土的北朝至盛唐时期的蜀锦，使这一观点得到了纠正。证明从南北朝迄北宋这一漫长的时间内，这一条路线一直使用，且为交通要道。今日都兰地区是中西交通的要道，在当时中西交通路线上是占有相当重要地位，其地位的重要在当时绝不亚于河西走廊。
这次都兰新发现的古代蜀锦，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工艺技巧，对于深入研究我国四川地区悠久的丝绸生产历史有很重要的价值。同时，这些古代丝绸说明，通过著名的“丝绸之路”，我国中原人民和边地少数民族人民不仅互通有无，进行贸易，而且不断地互相学习，促进了文化交流。这对于进一步阐明汉地中原人民和边地各族人民之间深远的友好关系，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07年
Abstract
In Reshui and Xiariha townships, Dulan County, Qinghai Province, a great deal of fine silk fabrics are found in the Tubo（including Tuyuhun descendants’） tombs of the Tang Dynasty, which draws the attention of both Chinese and foreign scholars. According to the typological and periodization research, the age of the silk fabrics covers a period from the late Northern Dynasty, Sui Dynasty, to the early and glorious period of the Tang Dynasty. However their places of origin are yet to be studied on. Focusing on the Shu brocades among the unearthed fabrics, this article analyzes, one by one, some typical samples by times. It also discusses the Silk Road section from Yizhou to Shanshan via the Qaidam Basin in Qinghai, with the record of document literature. The Shu brocades found in Qinghai show that these places are the intermediate stations on the Silk Road at the time.
注释
[1][英]斯坦因著，向达译：《西域考古记》，中华书局，1936年。
[2]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美术全集·印染织绣》（上）第30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文中所用名甚奇怪，为便于对照，姑且用之。
[3]朱启钤：《丝绣笔记》，广文书局，1970年。
[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出土文物》第53页，图82，文物出版社，1975年；沙比提：《从考古发掘资料看新疆古代的棉花种植和纺织》，《文物》1973年第10期第16页，图版壹，2（《新疆出土文物》中认为其是1962年出土的）。
[5]武敏：《吐鲁番出土蜀锦的研究》，《文物》1984年第6期。
[6]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出土文物》，文物出版社，1975年。
[7]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丝绸之路——汉唐织物》，文物出版社，1973年。
[8]夏鼐：《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考古学和科技史》，科学出版社，1979年。
[9]武敏：《吐鲁番出土蜀锦的研究》，《文物》1984年第6期。
[10]武敏：《吐鲁番出土蜀锦的研究》，《文物》1984年第6期。
[11][日]松本包夫：《正仓院裂と飞鸟天平时の染织》。
[12][日]书上诚之助：《日本国宝狩狮纹锦考证》。
[13]孔祥星、刘一曼：《中国古代铜镜》图79，文物出版社，1984年。
[14][元]费著：《蜀锦谱》。
[15]武敏：《吐鲁番出土蜀锦的研究》，《文物》1984年第6期。
[16]常沙娜：《中国敦煌历代服饰图案》，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1年。
[17][日]太田英藏：《日本与丝绸之路》，《太田英藏染织史著作集》，日本文化出版局，1986年。
[18]武敏：《吐鲁番出土蜀锦的研究》，《文物》1984年第6期。
[19][日]松本包夫：《正仓院裂と飞鸟天平时の染织》。
[20]陈娟娟：《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几种唐代织锦》，《文物》1979年第2期。
[21]《全蜀艺文志》卷56，线装书局，2003年。
[22]许新国、赵丰：《都兰出土丝织品初探》，《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1年总第15、16期合刊。
[23]朱启钤：《丝绣笔记》卷上。
[24]如长沙左家塘44号墓、广济桥5号墓。湖南文物管理委员会：《长沙广济桥第5号战国木椁墓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2期；熊传新：《长沙新发现的战国丝织物》，《文物》1975年第2期。
[25]荆州地区博物馆：《湖北江陵马山砖厂一号墓出土大批战国时期丝织品》，《文物》1982年第10期。
[26]《三国志·蜀志·张飞传》。
[27]《诸葛亮集》第33页，中华书局，1960年；曹学佺：《蜀中广记》卷67《方物记·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28]吴景敖：《西陲史地研究》，中华书局，1948年。
[29]见《史学集刊》第5期；黄文弼：《西北史地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30]见《考古学专刊》甲种第14号；夏鼐：《考古学和科技史》，科技出版社，1979年。
[31]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
[32]考古通讯编辑委员会：《考古通讯》1958年第7期。
[33]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六编》，中华书局，1956年；《禹贡》第4期第1卷。
[34]黄文弼先生考宋云的路线为：“……则宋云所经行，必自洛阳，经陕西西北行，过天水、陇西，上西倾山，西北绕青海之西，至都兰。”夏鼐先生考为：“他的路程可能由柴达木盆地北行度当金山口至敦煌，然后西行入今日新疆。宋云也可以由西宁经柴达木盆地的南缘，越阿尔金山至新疆的诺羌。”
[35]《高僧传》卷13《释法献传》。
[36]载《考古通讯》1958年第7期。
[37]宿白：《〈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碑〉的发现与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
[38]关于白兰的位置，顾颉刚先生考为“白兰即巴颜喀喇山。‘巴颜’之缩音为‘白’，‘喀喇’之缩音为‘兰’，求其简练，遂书作白兰耳”（见《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36年）；松田寿男认为白兰山应是柴达木盆地南的布尔汗布达山，而白兰地才应是布尔汗布达山以北的柴达木河流域（《吐谷浑遣使考》，译文载《西北史地》198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