岷江上游石棺葬“漩涡纹”罐浅析
岷江上游石棺葬“漩涡纹”罐浅析
代丽鹃（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石棺葬是川西高原横断山区先秦两汉时期主要的墓葬形制，在我国川、滇、藏地区有大量发现，学者们对之进行了较多研究，主要包括对分期断代，区域类型，族属以及文化因素等的探讨，其研究成果，为我们提供了基础和参照。特别是资料最为丰富的岷江上游地区，自冯汉骥先生1938年在汶川县雁门乡萝卜砦科学的发掘了一座石棺墓以来，该地区石棺墓经科学发掘的已有600多座。许多学者曾撰文对该地区石棺葬的文化内涵、年代、族属来源等进行探讨[1]。我们注意到，迄今尚未有专文对岷江上游石棺葬随葬品中的一类特殊陶器——“漩涡纹”罐进行系统的讨论。这类陶器在岷江上游地区西汉以前以石棺为显著特征的考古学文化中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它数量较多，延续时间长，形制变化丰富，特征性强，体现了多种文化因素的融合，作为一种程式化的物质制品，发挥了展示文化和载传文化的功能。因此，本文将对这种“漩涡纹”罐形制、纹饰以及性质演变进行分析，以此从一个侧面展示岷江上游石棺葬人群在历史长河中的变化。
一、“漩涡纹”罐分布
“漩涡纹”罐指在腹部装饰有“漩涡纹”的陶容器。以下要分析的“漩涡纹”罐出自岷江上游干流及其支流杂谷脑河沿岸的石棺葬墓地，收集资料包括营盘山、别立、勒石、撮箕山、牟托1号墓、城关、佳山、子达砦（下文引述各地点标本均采首字为简称），除撮箕山出土数量不知外，共出土56件，采集2件。下面将“漩涡纹”罐在各墓地的出土情况作一简单介绍。
（一）茂县营盘山墓地[2]
营盘山位于岷江东岸，北距茂汶县城5公里。1979年清理10座石棺墓，其中M2、M3各出“漩涡纹”罐2件。墓葬分布于一山嘴形台地上，排列有规律，无叠压打破关系，墓与墓之间保持一米左右的距离，成人墓与小孩墓分区埋葬。据墓葬结构和随葬品可将这10座墓分为早晚两期，M6—M10属早期，不出铜器，随葬陶器器形单一，有深腹单耳罐和纺轮，皆夹砂红陶，火候低，手制，年代下限约在春秋晚期。M1—M5属晚期，石棺结构规整，皆有头箱；出小型铜装饰品和单侧格青铜短剑；陶器组合为束颈鼓腹罐、敞口小杯（杯形盖）、单耳杯、簋形豆。年代约在战国早中期。
（二）茂县别立、勒石村石棺葬[3]
别立、勒石村位于岷江东岸，分别北距茂汶县城20公里和5公里。共清理墓葬31座，出土“漩涡纹”罐7件。墓葬均在半山腰的缓冲地带。卡花M13—M17石棺左右两壁所用石板数量不对称，死者左边棺壁三块右边二块，与营盘山7号墓同，随葬品置于死者脚下右侧，而时代较晚者随葬品均置于死者头前。随葬陶器皆为罐，均系夹砂粗泥红陶，火候极低，以手制为主。年代早于营盘山早期。简报第二期包括垭口上M5—M12及勒石M1—M14，所用石板较规整，随葬品以陶器为主，有少量铜器。陶器有束颈鼓腹罐、双耳罐、杯、单耳杯、豆、纺轮等，铜器有剑、戈等。分前后两段，前段出Ⅰ、Ⅱ式陶杯和单耳陶杯，多夹砂粗红陶、粗泥和细泥红陶，火候低，不出铜器；后段出双耳罐、单耳杯，以泥质黑陶、灰陶为主，出铜器。由于原发掘报告公布资料不全，很难确指其年代，粗略推断应在战国时期，不晚于秦举巴蜀。简报第三期包括黄桷树M1—M4，出核桃形口黑陶双耳罐、单耳罐，及半两钱、铁器，年代在战国末期到西汉前期。“漩涡纹”罐出自二期后段和三期墓葬。
（三）茂县撮箕山墓地[4]
撮箕山位于岷江东岸，茂汶县城以北。该墓地材料非常丰富，但资料未公布，徐学书在论文《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综述》中介绍了撮箕山420余座石棺墓的情况。出土“漩涡纹”罐的墓葬及其本身数量均不详。作者将其分成九期，时代从新石器时代延续到战国中期。这九期又可并成早中晚三期，第一至四期为早期，时代为中原夏商至西周早中期，随葬品多为陶器，陶质以夹砂红陶、泥质红陶为主，有少量小型青铜装饰品和工具。第五期、第六期为中期，流行夹砂褐陶，从第五期开始出现双耳罐、单耳罐、小型铜器及各种质料的装饰品，延续至第六期，时代从西周晚期到春秋中晚期。第七至九期为晚期，陶器以夹砂灰黑陶、泥质灰陶为主，出青铜剑、连珠钮、直筒杯等，新出现泥质灰陶喇叭形足豆、泥质灰陶圈足簋、簋形豆等。第九期出现表面磨光的罐以及暗划漩涡纹罐和双耳罐。时代为春秋末期到战国中期。
谢辉和江章华根据徐学书这篇论文对撮箕山石棺墓作了重新分期[5]。认为当分为五期：第一期为春秋前期，随葬品以尖底器为主；第二期为战国早期，代表性器物是平底罐、敛口罐、钵等；第三期为战国中期，流行双耳罐、单耳罐、钵等；第四期为战国晚期，以单耳杯、高圈足豆为代表；第五期为秦至汉初，代表性陶器有平底罐、暗漩涡纹双耳罐、杯等。
（四）牟托1号墓[6]
牟托村位于岷江西岸，东北距县城30公里，西南距汶川县城15公里。牟托1号墓坐落于山脊中上部，是目前已公布石棺墓中随葬品最丰富，规模等级较高的一座，出土“漩涡纹”罐5件。该墓随葬品以铜器为主，有少量陶器。铜器包括容器、乐器、兵器、装饰品等。陶器组合为束颈鼓腹罐、小杯（杯形盖）、簋形豆、器座，皆为磨光黑衣泥质灰陶，火候较高，多为轮制。关于其年代以及文化内涵，施劲松[7]、霍巍[8]、宋治民[9]等进行过较多的讨论，通过他们对此墓随葬铜器的详细分析，一般认为原报告推定的年代基本可从，当在战国中晚期之际，或许更早一些。
（五）茂县城关墓地[10]
城关石棺葬墓地位于茂县县城东北。1978年清理墓葬46座，出土“漩涡纹”罐23件，出自14座墓葬。这46座墓分早中晚三期。早期墓葬选材粗糙，多有头箱，随葬品以陶器为主，有少量青铜短剑及管饰。典型陶器包括暗划漩涡纹罐及双耳罐，侈口微鼓腹罐、单耳罐、单耳杯等，有夹砂橙红陶、泥质灰陶，多手制。时代约当战国中晚期。中期墓葬随葬品组合主要为双耳罐、罐、豆、铜炊器、铁炊器、铁工具、各种质料的装饰品，其中多汉式和巴蜀式器物，据伴出钱币可明确将其年代断在战国末期到西汉前期，汉武帝铸行五铢钱以前。晚期墓葬出五铢钱，当在西汉中晚期，下限可能到东汉初期。“漩涡纹罐”出自城关早中期墓葬。
（六）理县佳山墓地[11]
佳山墓地位于岷江上游支流杂谷脑河南岸。1984年清理墓葬15座，共出14件“漩涡纹”罐，分别出自7座墓葬。墓葬分布密集，排列整齐。发掘区从山上到山脚分为Ⅰ—Ⅳ区，Ⅰ区为早期，Ⅱ区Ⅲ区为中期，Ⅳ区为晚期。早中期随葬品组合基本一致，都出双耳罐、圜底罐、扁鼓腹罐、矮柄圈足浅盘豆、折腹钵、铁釜、铁鍪、铁三足、铁质工具、各种质料的装饰品，据墓葬所出钱币，早期的年代约是秦到汉初，中期的年代为汉武帝行五铢以前的西汉早期。晚期不出双耳罐，出五铢钱，与城关晚期年代相当，在西汉中晚期。
（七）理县子达砦墓地[12]
子达砦墓地位于杂谷脑河支流孟董沟西岸的斜坡上。1964年清理墓葬23座，M201、202、203各出1件“漩涡纹”罐（作者按：即原文划分的Ⅲ式双耳罐，报告言4件，其中SZM101：1从附图看与本文讨论的“漩涡纹”不符，未入统计）。墓葬分布密集而杂乱，偶有叠压打破的情况。砌棺石板经过加工，形状规整，石棺结构紧密，长度在2.1～2.2米左右。随葬品很少，多为每墓一件双耳罐，有的伴出1～2件泥杯形器和纺轮。其中出椭圆形口双耳罐墓葬的年代应稍早于出桃核形口双耳罐的墓葬。时代约战国晚期。
二、“漩涡纹”罐类型及年代
“漩涡纹”罐包含两个因素，一是“漩涡纹”，一是罐体本身。关于纹饰的分析将在下文进一步叙述，这里仅就罐体形态上的特征对其进行类型的划分。
A型：无耳“漩涡纹”罐。按颈腹特征及腹径最大处位置，分为3式。
Ⅰ式：标本营M2：30（图1：1），营M3：8（图1：2），细泥黑陶、灰陶，表面磨光，火候高，轮制。侈口，束颈，圆唇，鼓腹较甚，下腹微内曲，近底处向外侈出，平底。器腹被三个乳丁三等分。腹径最大处在器物中部。
Ⅱ式：标本牟M1：62（图1：3），磨光黑衣泥质灰陶，火候较高，轮制。侈口，束颈，圆唇，鼓腹，下腹斜直，平底。腹部有3～4个乳丁。腹径最大处在器物中部略微靠上的位置。
Ⅲ式：标本城DM4：2（图1：4），多为泥质灰陶，表面磨光，多轮制。侈口，束颈较甚，圆肩，鼓腹，内凹底。腹径最大处在器物上部。
以上A型各式罐大小接近，口径约10～11厘米，腹径在16厘米左右，高17～19厘米。
B型：大双耳“漩涡纹”罐。双大耳从口沿往下连接于腹径最大处。整个器物最大横径位置在于两耳。据口部平面形状分成2个亚型。
a型：口部平面为圆形。按颈腹特征分成2式。
Ⅰ式：标本撮BM32：9（图1：5）。别M11：1（图1：6），泥质黑陶、灰陶，火候高，表面磨光。侈口，颈较长，微内束，鼓腹，下腹内曲，近底处向外侈出，圈足。腹径最大处在器物中部，最大横径小于器高。
Ⅱ式：标本城DM12：2（图1：7）。泥质灰陶为主，表面磨光，多轮制。直口微侈，束颈较长，鼓腹，平底。腹径最大处在器物中部，最大横径小于器高，形体偏纵长。
该型罐中大者口径约10厘米，腹径16～19厘米，高约22厘米，小者口径约6厘米，腹径约9厘米，高12厘米左右，形体偏纵长。
b型：口部平面为桃核形。按腹部特征及器物横径与高度的比例关系将之分为4式。
Ⅰ式：标本别M1：9（图1：8）。泥质黑陶，表面磨光，侈口，束颈，斜肩，鼓腹，平底（作者按：原简报说该器物为圈足，与线图表现不符，孰是孰非，难以判断，姑且从图），腹径最大处居器物中部，最大横径等于器高。标本子M201：1（图1：9），细泥黑陶，表面打磨光亮，火候甚高，轮制，侈口，束颈，斜肩，鼓腹，底微内凹，腹径最大处居器物中部，最大横径等于器高。
Ⅱ式：标本佳ⅠM4：40（图1：10），泥质灰陶，轮制。侈口，束颈，圆鼓腹，下部已残。
Ⅲ式：标本佳ⅡM1：26（图1：11），佳ⅢM1：5（图1：12），佳ⅢM3：1（图1：13），泥质灰陶，轮制。侈口，束颈，斜肩，折腹，平底或圈足。腹径最大处居器物中部，最大横径略大于器高。
图1 “漩涡纹”罐
1、2.AⅠ式（营M2 : 30，营M3 : 8） 3.AⅡ式（牟M1 : 62） 4.AⅢ式（城DM4 : 2） 5、6.BaⅠ式（撮 BM32 : 9、别M11 : 1） 7.BaⅡ式（城DM12 : 2） 8、9.BbⅠ式（别M19、子M201 : 1） 10.BbⅡ式（佳ⅠM4 : 40） 11、12、13.BbⅢ式（佳ⅡM1 : 26、佳ⅢM15、佳ⅢM3 : 1） 14.BbⅣ式（城AM2 : 4）
Ⅳ式：标本城AM2：4（图1：14），泥质灰陶为主，表面磨光，多轮制。侈口，束颈，斜肩，鼓腹，圈足。腹径最大处靠近器物下部，最大横径大于器高，器形矮胖。
该型罐口径（两流间距）约10～11厘米，高16～20厘米，最大的口径约15厘米，高约28厘米。器物形体在视觉效果上较矮胖。
“漩涡纹”罐作为墓葬随葬品，时代不晚于墓葬年代，但由于是陶器，破坏和更新的速度很快，一般来说与墓葬年代相当。岷江上游石棺葬墓地大多是经仔细规划，布局严谨，排列整齐的墓群，极少发现叠压打破关系，因此对“漩涡纹”罐的年代判断主要参照伴出器物及其组合的时代特征，以及墓葬形制体现的早晚关系，此外还包括原发掘报告和已发表的相关论文所提供的断代意见。对其绝对年代的推定，从晚期出钱币的墓葬时代入手，向上溯求，以相对年代为依据，粗略地推断其绝对年代。
AⅠ式罐出自营M2、M3，这两座墓是同穴双棺并列，随葬品丰富，出有束颈鼓腹素面罐、簋形豆、敞口小杯（杯形盖）、单耳杯、单侧格青铜短剑、铜镜、铜鞲、泡饰和其他质料的珠状和管状装饰品。AⅡ式罐出自牟托1号墓，随葬铜器从西周到战国中期的器物都存在，考虑到陶器所具有的时代敏感性，其年代界定应以陶器为主。牟M1随葬陶器与营盘山晚期墓葬有若干相似之处，但其中大双耳簋形豆、漆绘罐不见于营盘山，而营盘山晚期所出单耳杯、敞口斜直腹小杯（杯形盖）、尖底杯等早期器物不见于牟托1号墓，因而其年代晚于营盘山晚期，但相去不会太远。AⅠ式罐的年代大约是战国早期，AⅡ式罐的年代约在战国中期，二者流行于战国时期，当有若干重合的部分。
AⅢ罐出自城关D区的8座墓，不出敞口小杯、簋形豆等早期器物，伴出侈口微鼓腹罐、单耳罐、单耳杯等，也有三叉格青铜短剑。根据不与钱币和铁器伴出，推测年代不晚于秦灭巴蜀。所出三叉格青铜短剑形制，据童恩正[13]和张增祺[14]对滇西青铜剑的划分，流行于战国晚期到西汉初期，下限在西汉前期，出于岷江上游者年代不会比滇西地区的出现年代更早，故AⅢ罐年代约在战国晚期，不晚于秦灭巴蜀。
BaⅠ式双耳罐出于撮箕山第九期，别立、勒石二期后段。两者由于资料公布不全面，器物组合状况不清，很难对BaⅠ式罐的年代作出较明确的判断，只能按照墓地的分期粗略的推测其年代。
BaⅠ式双耳罐与箩卜砦2号墓所出腹部有由糙面磨成的三角纹双耳罐（图2：13）形制相同，且萝卜砦2号墓和3号墓所出高领罐（图2：9），侈口，颈部较长，微束，鼓腹，下腹内曲，形制与BaⅠ式双耳罐的罐体一样，二者的年代应该相当。萝卜砦2、3号墓的年代约为战国晚期，BaⅠ式双耳罐也应是这一时期的器物。其中撮箕山第九期出暗划漩涡纹罐，是无耳罐，按照本文的划分属于A型罐，由于没有公布线图及照片，我们不知道是何种形制。撮箕山第九期年代为战国中期。故可得出BaⅠ式罐的年代与A型罐有所重合，但出现则较晚，大约是战国中晚期。
BaⅡ式罐出于城关D区，属城关早期，伴出器物类型与AⅢ罐的相同，且有一例（DM4）与AⅢ罐出于同一墓，二者同时，约战国晚期，不晚于秦灭巴蜀。出于城CM8者与桃核口双耳罐、铁釜、铁罐、铁锄、漆器伴出，应是目前所见BaⅡ式罐中年代最晚者，可晚到西汉初期。则BaⅡ式罐的时代约在战国晚期到西汉初期。
Bb型双耳罐出自别立第三期，子达砦晚段，佳山墓地和城关中期，伴出器物时代特征明显，皆秦汉时代典型的巴蜀式和汉式器物，据所出钱币可较确切地判断其年代。BbⅠ式罐出于别立第三期，子达砦晚段，其中别立第三期出半两钱，时代约当秦汉时期，出于子达砦者可早到战国晚期。BbⅡ式罐出自佳山Ⅰ区，出秦半两钱、五分半两钱，时代约为秦到汉初吕后行八铢半两钱以前。BbⅢ式罐出自佳山Ⅱ区Ⅲ区，BbⅣ式罐出自城关中期，出秦半两钱、榆荚半两钱、八铢半两钱、四铢半两钱，时代是汉文帝行四铢半两钱以后到汉武帝行五铢钱以前。
就收集到的材料看A型罐出现于战国早期，流行下限到战国晚期，不晚于秦并巴蜀。B型罐出现较A型罐晚，其中Ba型罐流行于战国中晚期，下限晚到西汉初期，Bb型罐的时代为秦到西汉前期，上限可能早到战国末期，下限到西汉中期，西汉中期以后就已经趋于消失了。发展的过程可以看出Ba型罐的罐身形态是在模仿A型罐，B型罐的形态早期偏于纵长，时代愈晚，器物的横径加大，器物变得非常矮胖，口部从圆形变成桃核形。
图2 非“漩涡纹”罐
1.撮AM2 : 1 2.撮AM18 : 2 3.撮AM17 : 3 4.昭M1 : 1 5.营M3 : 105 6.别M12 : 3 7.牟M1 : 47 8.撮BM27 : 2 9.萝M3 : 3 10.撮AM5 : 6 11.撮AM21 : 3 12.昭M1 : 2 14.城AM6 : 2 15.子M102 : 1 16.城CM8 : 4
三、“漩涡纹”类型
“漩涡纹”罐之特殊性即在于“漩涡纹”。而对此纹饰目前报告所公布的线图大多只是纹饰的1/4部分，据报告公布之图版（图3）和所见实物，将罐身纹饰补绘出另外1/4（图4），纹饰上若干弧线左右相连，可见纹饰本身左右当为一体，过去将纹饰的1/4截出进行描述，并称之为“漩涡纹”或“涡纹”，是不正确的分割和描述，但为了方便起见，在此仍然沿用传统的称谓。
图3 “漩涡纹”罐图版
据目前公布的资料，我们可以总结出7种“漩涡纹”，按照装饰技法和纹饰具体形态划分型式如下：
A型：暗划漩涡纹。暗划指在磨光的陶器表面再抹划纹饰，利用不同的反射面呈现出暗划花纹，暗划漩涡纹罐的颈部常常搭配暗划条纹。
Ⅰ式：标本采自营M2：30（图4：1）。从中间相连处向左右各划出相对的一重螺旋形宽带纹。以乳丁为间隔三等分器物腹部，每部分饰一个这种纹饰。器物颈部搭配竖向宽带暗划条纹，颈腹以一道横向宽带暗划条纹分隔，器物近底处饰暗划横向条纹（图1：1）。
Ⅱ式：标本采自别M11：1（图4：2）。上下各有两段相连弧形宽带纹，居中是一组相对的螺旋形宽带纹，从中间相连处分别向左右划出，各运行约两周半。以耳为轴，纹饰对称分布于器腹两侧。器物颈部搭配竖向宽带暗划条纹，颈腹以一道横向宽带暗划条纹分隔，器物近底处饰暗划横向条纹。器物耳部被两道横向条纹间隔成三部分，相临部分装饰方向相反的斜向条纹（图1：6）。
Ⅲ式：标本采自撮BM32：
图4 “漩涡纹”
1.AⅠ式（营M2 : 30） 2.AⅡ式（剐M11 : 1） 3.AⅢ式（撮BM32 : 9） 4.AⅣ式（城DM12 : 2） 5.BⅠ式（剐M1 : 9） 6.BⅡ式（佳ⅢM1 : 5） 7.BⅢ式（子M201 : 1）
9（图4：3）。与Ⅱ式基本相似，但在颈腹分隔处的宽带条纹和上部两段相连弧纹之间有一“V”形条纹。下部的暗划纹作笔架形。纹饰分布同Ⅱ式。器物颈部搭配有交错宽带条纹（图1：5）。
Ⅳ式：标本采自城DM12：2（图4：4）。宽带纹部分与Ⅱ式相同，但在宽带纹之间及器耳上均抹划出细线斜线纹。纹饰分布也与Ⅱ式相同。器物颈部饰竖向宽带暗划条文，其间填细线斜线纹，耳部亦饰细线斜线纹。（图1：7）。
B型：半凸漩涡纹。半凸也是划纹的一种，指在罐体表面划出凹凸的痕迹，划出的宽带部分下凹，中间凸起，形成半凸起的纹饰，半凸漩涡纹罐颈部搭配刻划的1～3周细羽状纹。在器物上的位置以器耳为轴，对称分布。
Ⅰ式：标本采自别M1：9（图4：5）。从耳腹相接处顺势向内划出相对的两重漩涡纹。器物颈部有3道刻划条纹，耳部有刻划圆圈3道（图1：8）。
Ⅱ式：标本采自佳ⅢM1：5（图4：6）。从耳部与腹部相接处顺势向内划出相对的一重漩涡纹，于凸起部分用朱砂绘一圆点。另外在器物的口沿四边每边各以朱砂绘一长椭圆形点，颈部双流下垂线两侧及下垂线下端各绘一个圆点，器物颈部有2道刻划条纹（图1：12）。
Ⅲ式：标本采自子M201：1（图4：7）。形制同于Ⅱ式，无朱砂点绘，器物颈部有1道刻划条纹（图1：9）。
AⅠ式暗划漩涡纹出于AⅠ式罐，时代为战国早期。AⅡ式和AⅢ式暗划漩涡纹出于BaⅠ式罐，时代大约为战国中晚期。AⅣ式暗划漩涡纹出自BaⅡ式罐，时代从战国晚期一直延续到西汉初期。BⅠ式半凸漩涡纹出自BbⅠ式罐，BⅡ式和BⅢ式半凸漩涡纹出于BbⅠ式到BbⅣ式罐，B型半凸漩涡纹流行年代集中于秦到西汉前期，上限可以早到战国晚期。
从纹饰形态和制作所需步骤看，暗划漩涡纹比半凸漩涡纹复杂，而早期的暗划漩涡纹形态比晚期的简单，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从战国早期到西汉前期，漩涡纹的发展经历了由简到繁，再由繁到简的过程。
图5 “漩涡纹”罐流变示意图
还必须要指出的是标本牟M1：62和城DM4：2上的暗划漩涡纹形态应与上述A型各式有所区别，但由于图版不清晰，不能贸然补绘，依据模糊的照相图版和线图，仍然可以粗略地看出牟M1：62上的漩涡纹（图1：3；图3：3）基本形态与AⅡ式暗划漩涡纹相似，只是缺少了上部的两段相连弧形纹，当是A型Ⅰ式和Ⅱ式之间的过渡形式。而DM4：2上的纹饰从线图（图1：4）上看，是比较繁复的种类，但是由于图版完全模糊，在此先略去不谈。（作者按：牟M1：62器身皆墨绘4个漩涡纹，见《四川茂县牟托一号右棺墓及陪葬坑清理简报》P.6。DM4：2从线图的表现来看推测亦为4个，然不清楚是4个漩涡分别两两相连，还是如AⅡ式两个为一组，从牟M1：62照片（图3：3）来看，似为后者。若此，则更显示两件标本为AⅠ式到AⅡ式之过渡形态。）
综合考虑“漩涡纹”罐的形制和纹饰，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从形制上，A、B两型罐造型优美，比例适中，制作精良，这样一种成熟的器型，不可能突然产生，应当可以上溯到其原始的形态。我们发现撮箕山早中期的夹砂红陶和褐陶罐（图2：1，2，3），昭店1号墓的夹砂褐陶罐（图2：4），造型特点为侈口、束颈、鼓腹、平底，与A型罐相比，腹部鼓出的程度要小一些，器表为素面，时代从中原夏商时期一直延续到春秋晚期，时代上的衔接也是合理的，当是A型罐的来源。撮箕山第五期、昭店1号墓始出现夹砂褐陶双耳罐（图2：10、11、12），是岷江上游地区已知大双耳器中最早的，虽然造型上各异，与B型罐的形态也存在较大区别，但是，大双耳的特征显示，B型罐由这些夹砂双耳罐发展而来。事实上，流行“漩涡纹”罐的同时，还存在着一类素面罐和其他纹饰的罐（图2），形制及陶系都与同时代“漩涡纹”罐相同或相似。
另一方面从纹饰来看，暗划漩涡纹罐包含两个系统——无耳罐和大双耳罐，出现年代前者稍早于后者。无耳罐上的暗划漩涡纹样包含了由简单到繁复的过程，而出现于大双耳罐上的都比较复杂，因此存在这样的关系，即大双耳罐上的暗划漩涡纹源自无耳罐。
综上，战国早期起开始出现表面磨光饰、暗划漩涡纹的A型罐及与之形制相似的非“漩涡纹”罐，战国中晚期起出现Ba型罐，并逐渐流行，整个战国时期“漩涡纹”罐的造型特征是圆口，器物形体偏于纵长；到战国末期西汉初期，A型罐趋于消失，Ba型罐演变成口部为桃核形的Bb型半凸漩涡纹罐，时代愈晚，器物横径加大，器形显得愈矮胖。暗划漩涡纹罐，包含A型及Ba型两个系统，其流行时代为战国时期，下限可晚到西汉初年，Bb型半凸漩涡纹罐流行于西汉前期，上限可以早到战国晚期，两者的存在时代有一定的重合，但到目前为止，公布资料中，未发现二者共出的情况。“漩涡纹”罐的这一流变过程可示意如图5，图中图像的位置高下以及箭头指向不代表时代上的早晚，仅表示其发展的逻辑关系。
四、“漩涡纹”罐体现的文化因素及文化含义
分析陶器，其形制、技术和装饰以及交流和消费都是观察的要素，细节的变化可能代表着文化的变动。通过以上分析，实际上可将“漩涡纹”罐分成两个层次来看待，一是罐，无论其装饰，只看它的形制和陶系在岷江上游石棺葬随葬陶器中的位置；二是漩涡纹罐，将它与漩涡纹这一特殊的纹饰联系起来考虑。“漩涡纹”罐作为岷江上游地区西汉以前特殊而重要的器物，它这两个层次上的变化所体现出的文化因素碰撞和整合以及它在战国秦汉时期岷江上游人群中所代表的意义非常丰富和奇妙，下面从其中两个方面给予简单地叙述。
（一）与甘青地区青铜文化的关系
中国西南地区之六江流域上连甘青，下接东南亚，“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走廊”之说自童恩正先生提出以来，已经得到充分的论证[15]。岷江流域作为六江之最靠东者，上连甘青，下达巴蜀，西与大渡河流域为邻，东与中原往来沟通，南来北往的人群和东西文化的冲突必然在此地留下痕迹。
岷江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16]显示南北交通是畅通的，自仰韶文化时期起西北因素就持续的对岷江上游地区发生着影响，到春秋时期，几千年的时间里岷江上游人群必然已经形成了一种区别于西北源头的物质和精神文化，成为这一地区的本土文化形态。岷江上游人群以之为根本，自身不断有所发展，同时吸收融合南北东西的文化，形成自己独特的形象。就目前的材料看，岷江上游石棺葬中最早的材料是撮箕山早期和别立卡花墓地M13～M17，其随葬品中均不出带耳器，因此可以认为无耳是岷江上游地区的本土特征。从“漩涡纹”罐来看，包括它的原始形式夹砂红陶和褐陶的束颈鼓腹无耳罐，这一基本形制的罐即代表岷江上游地区的土著因素。双耳罐的出现受到甘青地区青铜文化因素影响，目前已知材料中最早的是撮箕山第五期，按原报告[17]年代约为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人们都已注意到这种双耳罐的形制与西北辛店、卡约、寺洼诸青铜文化中的大双耳罐非常相似[18]，随双耳罐而来的还有青铜皮卷制的管珠和青铜圆薄片状耳坠等装饰品，这些都是西北游牧文化因素的表现形式，可见岷江上游的石棺葬受到了来自这些文化的影响，吸收了双耳罐这一器形，但两地区的双耳罐在形态上存在较多的差异[19]，泥质磨光装饰漩涡纹的双耳罐在岷江上游地区有自身的发展序列，与甘青地区的双耳罐有显著的区别。
（二）“漩涡纹”罐的功能及意义
在考古发掘研究中，对器物功能主要是从其残留的痕迹（比如烟炱、水垢、食物残留、石器使用单位的微痕，与其他遗迹遗物的关系等等）以及器形本身得出的推论，这种推论可以代表该类器物主要的和普遍的用途，至于其特殊的和个别的使用情况则无法考虑，下文对于漩涡纹罐功能的推论也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得出的。A型罐多搭配有平底或尖底的小杯形盖，发掘者推测其可能是成套的酒器[20]。有学者推测B型罐及与之同形制的非“漩涡纹”夹砂和泥质罐在早期可能是一种吊煮器[21]，到晚期釜、鍪、圜底罐等专门分化的炊器进入该地区后，此类罐完全脱离了炊器的作用。
目前“漩涡纹”罐较早的材料出于营M2，M3和牟M1，这3座墓葬从其形制和随葬品的种类以及质量上看均与多数石棺墓相区别，应属于特殊阶层[22]。AⅠ式罐以2件为一组分别出于营M2，M3，AⅡ式罐出于牟M1，以6件为一组，器腹均饰有乳丁，按其都搭配有小杯形盖，原报告推测可能是成套的酒器。酒是一种麻醉品也是一种奢侈品，无论作为供奉或祭祀的道具之一，在史前以及历史时期的世界各地都是不乏其例的，因而，这种“漩涡纹”罐，在当时当地无疑具有某种彰显身份，标榜财富，承载礼仪风俗的功能，而漩涡纹作为一种专属性的纹饰也同时具有了这种功用。
“漩涡纹”罐的发展在岷江上游地区自成系统，装饰技术从暗划到半凸，器形从无耳到有耳，但“漩涡纹”的出现非常突然，因为在此之前的陶器装饰上看不到一点萌芽的迹象，而它一出现就表现得非常成熟，而且与特殊阶层紧密的联系，因而很可能漩涡纹的源不在岷江上游。在中国西南地区发现的石棺葬中，我们尚未看到除岷江上游之外的其他地区出现暗划漩涡纹罐，相反桃核形口与半凸漩涡纹搭配的双耳罐在大渡河上游的丹巴罕额依遗址第三期[23]，雅砻江上游的甘孜吉里龙[24]，青衣江流域的宝兴陇东老场村[25]，云南德钦永芝、石底[26]都有发现，时代约为两汉时期，而且都分别与当地陶器特征相结合，如吉里龙所出镶嵌有铜泡，石底所出在双耳和腹部装饰了乳丁。这些都是受岷江上游影响，又融合了当地因素而产生的变体。在与岷江上游联系早而且广泛的巴蜀地区，我们仍然没有发现暗划漩涡纹，因此很多学者都把眼光放在西北地区[27]，希望从那里找到这一纹饰的源头。春秋战国之际，随着漩涡纹出现于岷江上游的还有青铜兵器，青铜装饰品，如三叉格铜柄铁剑[28]，连珠钮，泡饰，牌饰，带柄铜镜等北方游牧文化因素，并且在甘青地区青铜文化中可以看到相似的纹饰造型，因而漩涡纹来源于北方的可能性非常大。
然岷江上游石棺葬“漩涡纹”罐的纹样本身形态特殊，从其晚期的形制看，BⅠ式半凸漩涡纹由外到内层层凸起，BⅡ式半凸漩涡纹在凸起的内圈中有一朱砂绘制的圆点，极似对生物眼睛的模仿。暗划漩涡纹与半凸漩涡纹之间，一脉相连，A型Ⅱ式—Ⅳ式上下各有两段相连弧线，中间连成一片，分明是人或其他灵长类生物面部的抽象表现。AⅠ式和BⅢ式正好处在漩涡纹发展序列的两端，形态简单，但由于都属于同一系统，因而不能不认为它们的性质可能相同。“在一个能解释那艺术品所含的意义的人，和一个只能接受那艺术品所昭示的印象的人中间”，这件艺术品“所能发生的效力的根本不同”[29]，因此无论以上对漩涡纹模仿对象的揣测是否属实，我们所不能否认的是其存在着特殊含义这一事实，漩涡纹以及“漩涡纹”罐在岷江上游战国时期的功能和意义使得它不可能是对外文化的简单抄袭，极有可能的是出于某种目的而主动创造或学习的产物。
在目前发现的3座特殊阶层墓葬中不出双耳罐，如果不是出于偶然，这一现象或可代表双耳这一外来的文化在当时当地还处于社会的一般阶层，还未能进入特殊阶层，固守传统文化的上层顽强地抵抗着这种在一般民众中已经很普遍的外来文化。但是，到战国较晚的时期，双耳罐的形制变得多样化，装饰也丰富多彩起来，罐身的形制已经变得与A型罐一致了，并且出现了装饰暗划漩涡纹的双耳罐，出于随葬品不太丰富的一般墓葬中，看来似乎是“礼崩乐坏”了。在早先被特殊阶层独占的代表传统文化的暗划漩涡纹与外来的双耳因素开始表现为一种融合的趋势。同时也正在这一时期，A型暗划漩涡纹罐走到了其尾声阶段。
战国末期到西汉前期，由A、B两型器物整合起来的暗划漩涡纹的双耳罐彻底改头换面，口部呈桃核形，颈部装饰2～3道细羽状纹，腹部饰2组半凸起的漩涡纹，可见从器形到纹饰都进入一个稳定的时期，器物形体都比较大，适合盛放物品，特别是液体。这一时期，岷江上游地区与外界的沟通空前繁荣，受巴蜀地区和秦地影响，自己制造或直接输入的新的器物逐渐改变了当地人的生活，比如圜底罐、釜、鍪以及最早到秦代才出现的铁制三足架[30]，使人们放弃了早先的习惯，开始大量使用这些外来的更加方便的炊具，浅盘豆、折腹钵的大量出土，单耳罐、单耳杯、小罐小杯的消失，表明他们已经接受了外来的餐具，早期的因素仅仅还剩下石棺葬本身和大双耳“漩涡纹”罐，作为当地历史和记忆的物质表现形式顽强的延续到西汉晚期或更晚的时期。这种特殊的陶器不断引起其他人群的关注甚至收藏，例如在巴县冬笋坝第35号船棺墓[31]出土1件，陶胎灰白，外施黑衣，矮圈足，双耳高过口沿，下接腹部最大径处，素面；成都市西郊青羊三区一座刀形竖穴土坑墓[32]出土8件，核桃口、大双耳、饰宽带“漩涡纹”；郫县古城乡第9号墓[33]中出土1件，泥质灰胎黑皮陶，侈口，束颈，斜肩，平底，大双耳，颈部饰2道细羽状划纹，腹部饰半凸漩涡纹，纹饰形态如BⅢ式。从形制看都是从岷江上游地区输入的。作为岷江上游人群特有的器物，也就在他人眼中成为了该地区人群的文化象征。
距今约4000年前的降温事件，使西北地区原本高度发展的农耕文明分崩离析，继之而起的是诸多依靠畜牧或游牧为生业的人群[34]，这时中原已经进入了王朝时期，气候的变化以及王朝的扩张，使得这些人群相继南下，来自西北的文化因素一波接一波地进入岷江上游地区，由于这里的地理环境形成了土壤、植被和生物分布的多层次性和地带性，农耕人群和畜牧游牧人群都可在此找到安身之所，因而这些南下的文化与当地的本土文化长时间的并存碰撞，并且在战国时期融合达到一个高潮。伴随着秦举巴蜀，建郡设县，开辟道路，徙民塞边，又一股新的力量以一种强势的姿态迅速地涌入岷江上游地区，而这一力量无疑加剧了原先两股势力的融合，作为历史记忆承载之物的“漩涡纹”双耳罐，表现为高度稳定的形态，体现了在与强势文化的交流中，该地人群一方面较快地接受来自这些地区的先进生产力以及生产生活用具，大刀阔斧地改变原有的生活面貌，一方面又基本保持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
2007年
Abstract
Torsel pots are the typical implements of the cist tombs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Minjiang River, they play a special and important role in the archaeological culture characterized by the stone-constructed tombs in this place. The changes in shape and structure of torsel pot are clear, serving as the symbol of the human groups and historical memory from the Warring States to West Han Dynasty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Minjiang River. Its evolution process reflects the facts of and reasons for the blending and fuse of various cultural factors in localization.
注释
[1]关于岷江上游石棺葬发现和研究的综述可参考罗二虎：《岷江上游石棺葬发现和研究的回顾与思考》，《考古学民族学的探索与实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
[2]茂汶羌族自治县文化馆：《四川茂汶营盘山的石棺葬》，《考古》1981年第5期。
[3]茂汶羌族自治县文化馆：《四川茂汶别立、勒石村的石棺葬》，《文物资料丛刊》（9），文物出版社，1985年。
[4]徐学书：《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综述》，《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三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
[5]谢辉、江章华：《岷江上游的石棺墓》，《四川文物》2002年第1期。
[6]茂县羌族博物馆、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四川茂县牟托一号石棺墓及陪葬坑清理简报》，《文物》1994年第3期。
[7]施劲松：《关于四川牟托一号石棺墓及器物坑的两个问题》，《考古》1996年第5期。
[8]霍巍：《关于岷江上游牟托石棺墓几个问题的探讨》，《四川文物》1997年第5期。
[9]宋治民：《四川茂县牟托一号石棺墓若干问题的初步分析》，《冯汉骥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
[10]四川省文管会、茂汶县文化馆：《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石棺葬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7），文物出版社，1983年。
[11]阿坝藏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理县文化馆：《四川理县佳山石棺葬发掘清理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1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
[12]冯汉骥、童恩正：《岷江上游的石棺葬》，《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冯汉骥：《冯汉骥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
[13]童恩正：《我国西南地区青铜剑的研究》，《中国西南民族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
[14]张增祺：《略论滇西地区的青铜剑》，《考古》1983年第7期。
[15]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中国西南民族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
[16]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组：《四川理县汶川县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65年第12期；徐学书：《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初步研究》，《考古》1995年第5期；黄家祥：《汶川县姜维城新石器时代遗址及汉明城墙》，《中国考古学年鉴·2001》，文物出版社，2002年；陈剑：《茂县营盘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1》，文物出版社，2002年。
[17]徐学书：《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综述》，《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三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
[18]陈德安：《试论川西石棺葬文化与辛店文化及“唐汪式”陶器的关系》，《四川文物》1989年第1期；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中国西南民族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冯汉骥：《岷江上游的石棺葬》，《冯汉骥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郭继艳：《川滇地区石棺葬的区域类型》，《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等。
[19]郭继艳：《川滇地区石棺葬的区域类型》，《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第36～37页有详细的描述。认为甘青地区的双耳罐有多种形制，而川西地区（包括岷江上游地区）一般都是大双耳罐；两地的双耳罐的耳部的形状各自有很明显的特点，西北地区的双耳罐耳部从口沿连于肩上，呈竖耳样式，川西地区的耳部与口沿相接部分同口沿平齐，向外平伸再曲折向下，连于腹部；西北地区的马鞍形口是先制成平口后，再把口沿向下削成弧形而成；川西地区桃核形口被有的学者称为马鞍形口，但这种桃核形口应该是用手捏出来的，其发展是首先由圆形变为椭圆形，再变成桃核形，大概是出于功能上的考虑；川西地区尚未出现彩绘双耳罐，西北地区的彩绘双耳罐是当地的特征性器物。
[20]茂汶羌族自治县文化馆：《四川茂汶营盘山的石棺葬》，《考古》1981年第5期。
[21]罗开玉：《川滇西部及藏东石棺墓研究》，《考古学报》1992年第4期。
[22]茂汶羌族自治县文化馆：《四川茂汶营盘山的石棺葬》，《考古》1981年第5期；茂县羌族博物馆、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四川茂县牟托一号石棺墓及陪葬坑清理简报》，《文物》1994年第3期；小泽正人：《岷江上游战国石棺墓的研究》，冉光荣：《四川岷江上游历史文化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
[23]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化局：《丹巴县中路乡罕额依遗址发掘简报》，《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
[24]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化馆：《四川甘孜县吉里龙古墓葬》，《考古》1986年第1期。
[25]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宝兴县文化馆：《四川宝兴陇东东汉墓群》，《文物》1987年第10期。
[26]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德钦永芝发现的古墓葬》，《考古》1975年第4期；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德钦县石底古墓》，《考古》1983年第3期。
[27]陈德安：《试论川西石棺葬文化与辛店文化及“唐汪式”陶器的关系》，《四川文物》1989年第1期。
[28]宋治民：《三叉格铜柄铁剑及相关问题的探讨》，《考古》1997年第12期。作者认为我国西南出土的三叉格铜柄铁剑“是由北向南传播”的。
[29][德]格罗塞著，蔡慕晖译：《艺术的起源》第21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
[30]佐佐木正治：《三足架与拨镰——四川早期铁器的特殊性和古蜀民的汉化过程》，《四川文物》2003年第6期。按其总结，佳山所出铁三足架，三个支钩与三个足分离，将圆环等分成六等份的形式与成都羊子山第172号墓所出1件形制相同，最早出于秦代，流行于西汉前期。
[31]四川省博物馆：《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0年。
[32]成都市博物馆考古队：《我市西郊大型战国木板墓的发现与抢救》，《成都文物》1989年第4期。
[33]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郫县博物馆：《四川郫县古城乡汉墓》，《考古》2004年第1期。
[34]水涛：《论甘青地区青铜时代文化和经济形态转变与环境变化的关系》，《中国西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2001年；周尚哲等：《中国西部全新世千年尺度环境变化的初步研究》，《环境考古研究》（第1辑），科学出版社，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