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川西石棺葬文化与辛店文化及“唐汪式”陶器的关系
试论川西石棺葬文化与辛店文化及“唐汪式”陶器的关系
陈德安（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一
石棺葬又称版岩葬。这类墓葬最初在20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发现于岷江上游的汶川、理县、茂汶等地，因其葬制和随葬的陶器形制新异特殊，为其他地区所不见，曾命名为“版岩葬文化”或“石棺葬文化”[1]。前几年，虽然有人提出石棺葬文化的命名中，“石棺”一词容易和汉代石棺相混淆，建议使用“版岩葬文化”一词[2]，但就目前考古界已较习惯使用石棺葬文化一词来说，石棺葬文化这一命名已为大家所接受。
根据目前考古发现和发掘的情况来看，川西石棺葬文化的墓葬发现的地点有阿坝州的茂汶、理县、汶川、松潘、黑水[3]；甘孜州的石渠、义敦，炉霍、道孚、甘孜、新龙、白玉、雅江、巴塘、理塘、康定[4]；雅安地区的汉源、宝兴[5]；凉山州的木里、盐源[6]。此外，在云南德钦、祥云、姚安、弥渡等地发现的石棺葬[7]，也和川西石棺葬文化为同一文化类型。其主要分布在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青衣江以及岷江等流域，河流两岸广大山区台地及山坡上。从石棺葬文化墓中随葬的陶器所反映的文化因素来看，石棺葬文化系主要分布在川西高寒山区，和西北地区战国至秦汉时期青铜文化有密切渊源关系，它不同于分布在川西南地区以及滇西地区的大石墓文化。至于两者之间的关系，目前还不十分清楚。大石墓文化可能是在当地原始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另一种少数民族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和石棺葬文化有一定的关系，并受其影响[8]。
二
根据目前报道的有关石棺葬文化的考古资料，凡属于川西石棺葬文化类型的墓葬，其结构和葬式往往很不相同；而在同一墓地，亦有不同的墓葬结构和葬式。如阿坝州的茂汶城关石棺葬文化墓葬，在同一墓地，有用石板若干块镶成石棺的，和在土坑周围镶砌石块、卵石作墓壁的两种形制的墓葬结构[9]；甘孜州的雅江团结、呷拉等地的墓葬为石板砌成石棺[10]；巴塘扎金顶则有土坑墓和石棺葬两种形制的墓葬，而二者出土的器物并无区别[11]。1983年在甘孜仁果吉里龙清理了8座墓葬，在同一墓地就有石棺葬、土坑墓和在土坑周围镶砌卵石的墓葬[12]。这三种形制的墓葬，所出土的器物亦无甚区别，只是随葬器物的组合不同。在葬式上，阿坝州的石棺葬除少数为屈肢葬和二次葬外，大部分为仰身直肢葬；甘孜州的石棺葬葬式较为复杂，有的为仰身直肢葬，有的为侧身直肢，有的为侧身屈肢，有的尸骨零乱，似经火烧过。上述这些结构和葬式不同的墓葬，所出土的同类随葬器物都无甚区别。由此看来，石棺葬文化命名的提法已不能准确、全面地概括这类墓葬的文化特征，而最能反映出石棺葬文化特征的，是这类墓葬中的随葬的器物。
在川西石棺葬文化墓葬中，陶器是随葬的器物中最多的一种。陶器在不同的地区、不同时代的墓葬中出土的种类是不一样的。总的来说，分布在川西边远山区和时代较早的墓葬，陶器种类单纯些，稍晚的和接近盆地边缘的墓葬，出土的陶器种类较为复杂。而在陶器方面，最能代表这类墓葬文化特征的是单耳小罐、双大耳漩涡纹罐、双大耳直颈圆腹罐（壶）和小双耳瓯等。尤以单耳小罐和双大耳罐最多而最具特征。单耳小罐一般耳上端和器口平齐，下端接于腹中部。个别的耳上端高于器口、平底、多手制、多素面，有的在腹部拍印有麻窝纹。双大耳罐有圆口（或椭圆形口）、菱形口（或桃核形口）漩涡纹罐和直颈圆腹罐（壶）两种形制。菱形口双大耳漩涡纹罐的口沿，正视为一向下的折线（但不见典型的马鞍型口双大耳罐），颈部有一明显折棱，腹下垂、平底，腹部前后两侧共有四组漩涡纹，器物通体打磨光滑，制作较精。甘孜州出土的菱形口双大耳罐，有的在耳上端和腹部镶有铜泡。双大耳直颈圆腹罐（壶）仅在甘孜州有发现，有的为圆口，有的为椭圆形口（或桃核形口），圆球腹，平底，表面打磨光滑。甘孜仁果吉里龙M3出土的双大耳直颈圆腹罐，不仅颈部镶有铜泡，而且在腹部有数圈错铜纹饰，算是石棺葬文化中陶器之精品。
目前发现和发掘的石棺葬文化墓葬中出土的铜铁器主要是兵器，生产工具和容器很少，而且都是在接近盆地边缘的晚期墓中才有发现。铜铁器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剑和铜双大耳罐。剑有铜剑、铁剑和铜柄铁剑二种。以山字纹格、绹绳纹柄和镂孔扁柄的剑为其特征。铜双大耳漩涡纹罐和陶双大耳漩涡纹罐型制相同。在抗日战争时期，广汉县公园收集到铜漩涡纹双大耳罐两件（现藏广汉县文管所），据传说是茂汶山区出土的。这两件铜漩涡纹双大耳罐的形制和纹饰，与茂汶城关出土的Ⅷ式陶罐的形制和纹饰相同，应属于石棺葬文化中的遗物无疑。这说明，石棺葬文化的人们，不但能制造出具有本民族特点的铜铁兵器，而且也能制造出具有本民族特点的铜容器了。至于像茂汶、宝兴等地的石棺葬文化中所出土的晚期巴蜀文化和汉文化遗物，则是盆地内晚期巴蜀文化因素和汉文化因素羼入的结果，石棺葬文化中表现的这些文化成分，已不属于石棺葬文化因素[13]。我们在讨论川西石棺葬文化因素时，这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三
关于石棺葬文化因素的渊源问题，最初在岷江上游发现石棺葬时，据当地人传说，石棺葬或是“戈（基）”人的墓葬[14]，或推测与小月氏南迁有关，故认为石棺葬文化是一种突入的文化[15]。后来石棺葬文化的材料不断增多，又有人根据石棺葬文化的陶双大耳罐和齐家文化及卡约文化的同类器物有一定联系，推测石棺葬文化可能是从我国西北地区发展而来的一种文化。齐家文化的年代，与石棺葬文化的年代相距较远，还难以从类型学的角度来说明二者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卡约文化的发生、发展和消亡问题，目前还不十分清楚。过去曾推测寺洼文化是古代氐族的文化[16]，从最初在川西发现石棺葬文化集中分布的范围和年代上来看，都和《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载的冉駹的地望相符合，从而推测是冉駹的遗存[17]。冉駹属于氐类[18]。石棺葬文化和寺洼文化究竟有无渊源关系，目前还不好下结论。
关于齐家文化的去向，近年来在青海民和县山家头和循化县阿哈特拉山，找到了齐家文化向卡约文化过渡的遗存；而根据上孙家寨和阿哈特拉山两批墓葬材料的类型学分析，“唐汪式”陶器和辛店乙组陶器，都是从卡约陶器逐渐演变来的；又根据卡约文化和寺洼文化的亲缘面貌，推测寺洼文化也是由齐家文化发展而来的[19]。
青海大通上孙家寨的墓葬可以分为七期：一至四期属于卡约文化，第五、六期出所谓“唐汪式”陶器，第七期是辛店乙组陶器和“唐汪式”陶器共存[20]：湟源大华中庄卡约文化类型，则相当于上孙家寨类型晚期[21]；在阿哈特拉山的墓葬中，前三期属于卡约文化，第四期才出现所谓“唐汪式”陶器的“祖型”物，第五期出唐汪式彩陶，第五期之晚只出唐汪式彩陶[22]。过去把上孙类型归入辛店文化范畴内[23]，目前有的同志又主张将上孙类型和湟源大华中庄类型归入卡约文化内[24]。俞伟超老师认为辛店文化有区域类型的差别，将河湟之间的辛店早期阶段遗存，分为黄河沿岸的阿哈特拉类型和湟水流域的上孙类型。将阿哈特拉第四期作为辛店文化的开始阶段，即阿哈特拉期，第五期出唐汪式彩陶叫做唐汪期；将上孙类型第五、六期出唐汪式彩陶的遗存叫做上孙期，第七期唐汪式陶器遗存和辛店乙组遗存共存的叫做张家咀期[25]。唐汪式遗存的年代，阿哈特拉第五期后段的M158为距今2800年±140年，属于上孙期的M333测定的年代为3080年±120年和2940年±90年，M979为距今2650年±130年，上孙期晚段的M989为距今2500年±130年。除上孙期的M333两个年代数据偏早外，唐汪式陶器的年代大至在距今2500—2700年之间，即相当于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唐汪式陶器以后的辛店文化张家咀期（辛店乙组）的年代，大致在距今2500年左右以后[26]。从年代上看，唐汪式陶器的年代下限和张家咀期（辛店乙组）的年代，基本上和川西石棺葬文化年代的上限相衔接。
从类型学的角度出发，我们将大通上孙家寨、民和边墙村、阿哈特拉等地的唐汪式陶器和辛店文化陶器，与川西石棺葬文化的陶器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唐汪式陶器和辛店文化陶器，都和川西石棺葬文化的陶器有较为密切的亲缘关系。
在器类上，川西石棺葬文化中没有受到汉文化影响的墓葬出土的器物组合主要为双大耳罐、双大耳直颈圆腹罐（或称壶）、簋（豆）、单耳罐；唐汪式陶器主要有双耳罐、壶、豆、鼎等。鼎是中原文化的器物，可能是受到中原文化影响的缘故。除鼎以外的其他种类的器物，不仅是唐汪式陶器的主要器物，也是川西石棺葬文化墓葬中经常共出的最有代表性的器物。唐汪式陶器种类和川西石棺葬文化的陶器种类极为相似，二者之间应有密切的亲缘关系。
在器形和纹饰上，唐汪式陶器和川西石棺葬文化的陶器有许多相同的特征。双大耳罐，是西北地区陶器有别于其他地区陶器的特征性器物。唐汪式陶器中的双大耳罐，是西北地区双大耳陶器中最接近石棺葬文化陶器的器物。在阿哈特拉墓葬中，属于卡约文化的前三期陶器的组合是大口双耳罐，小口双耳罐、堆纹口沿罐和腹耳壶，到了第四期（阿哈特拉期）和第五期（唐汪期）时，双大耳罐突然发达起来，成为主要的器物种类。这两期陶器的组合主要是双大耳罐和腹耳壶，另外新出现球腹双耳罐。属于第四期的M74和第五期的M33、M158出土的双大耳罐，其造型和石棺葬文化中双大耳罐基本相同[27]。1959年在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张卡山出土的唐汪漩涡纹双大耳罐，为侈口、长颈、双大耳、腹下垂，已接近石棺葬文化双大耳罐的基本形制[28]。张卡山出土的唐汪双大耳陶罐，双大耳下端和下腹连成同一弧度，正是川西石棺葬文化双大耳陶罐的显著特征。张卡山双大耳罐上的漩涡纹为黑彩，左右连作；石棺葬文化中的双耳罐上的漩涡纹，在腹部抹划成前后两组。漩涡纹外端前后两组分别连在鋬上，二者之间的承接关系是显而易见的。1974年，在青海民和县边墙村出土的唐汪漩涡纹双大耳罐，不仅耳下端与腹部为同一弧度，而且耳的上端已几乎和器口相平齐[29]。从卡约文化的双耳罐发展到唐汪式陶器的双大耳罐，双大耳的发展规律是有着逐渐变长的趋势，而相当于上孙类型（或更晚）的大华中庄类型的“长颈双耳罐的双耳从由唇下连接腹部，弧度有折角，向由唇沿连接腹部、弧度近似或成为一弧线变化”[30]。正好说明，从唐汪期的双大耳罐的耳上端接于颈部最后发展到耳上端接于口沿，下端接于腹部，并和腹部为同一弧度，正是双大耳罐自身变化的规律。川西石棺葬双大耳罐耳上端接于器口，下端和腹部相连为同一弧度的特点，其渊源关系应本于此。
在甘孜州的石棺葬文化墓葬中经常出土一种双大耳直径圆腹罐（壶）。这种罐（壶）的基本形制，在大通上孙家寨的唐汪式涡纹壶和民和县边墙村出土的唐汪式双勾纹壶上，能找到基本形制[31]。更早一些，还可追溯到1976年大通上孙家寨出土的卡约文化波折纹罐[32]。1983年甘孜仁果吉里龙M2出土的灰陶双大耳圆腹罐（壶）的基本形制，已和上述罐（壶）的基本形制相同。不同的是，甘孜仁果吉里龙M2的灰陶罐（壶）为双大耳，而大通上孙家寨和民和边墙村等地出土的壶为双小耳。尽管如此，他们之间的渊源关系还是较为清楚的。而更接近甘孜仁果吉里龙M2出土的双大耳圆腹罐（壶）形制的，是1974年青海民和大塬出土的辛店文化圜底罐，耳已不像卡约文化的罐（壶）两小耳在腹部，而是耳变长，上端接于器口，下端接于器肩，已经有向石棺葬文化的双大耳直颈圆腹罐发展的趋势[33]。
单耳罐（杯）在茂汶、甘孜等地早期石棺葬文化墓中均有出土。甘孜仁果吉里龙M1出土的单耳罐，形制为口微外斜、短颈、圆腹微鼓，单耳上端接于口沿，并高出口沿，和青海大通上孙家寨1976年出土的唐汪式单耳罐（杯）比较，不论从口径、高度，或是造型上，都基本一致。而在造型上更接近川西石棺葬墓中出土的单耳罐的，是晚于上孙类型的湟源大华中庄类型的晚期墓葬中出土的单耳罐[34]。这说明从上孙类型的唐汪式单耳罐到大华中庄类型，再到石棺葬文化的单耳罐，他们之间的亲缘关系是愈晚愈密切。
四
川西石棺葬文化的陶器不但和唐汪式陶器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而且和辛店文化也有着极为密切的亲缘关系。石棺葬文化的双大耳陶器的基本造型特点如漩涡纹、双大耳下端接于腹部并和腹部为同一弧度等，则是唐汪式陶器的因素；但石棺葬文化中的双大耳罐的双大耳上端和器口沿平齐等特点，在唐汪式的陶器上则是少见的，而是辛店文化固有的特点。更往前寻找，还可在卡约文化的大口双耳罐和小口双耳罐上找到其因素。如在阿哈特拉类型前三期卡约文化双耳罐上，两双耳就和器口平齐，只是到了第四期（即辛店文化的开始阶段）才出现双大耳罐。如阿哈特拉M74出土的三件双大耳罐，双大耳上端均接于器口，和川西石棺葬文化中的双大耳罐的双大耳上端接于器口的情况酷似。在造型上，阿哈特拉类型第四期墓出土的双大耳罐为长颈、垂腹，到了第五期（唐汪期）前段，器口变大，腹上收，双大耳的造型已和石棺葬文化陶器的双大耳相差不远了。而到第五期后段的M158出土的双大耳罐，虽然基本造型还是第五期前段的特点，但双大耳变大变长，耳下端已和腹部相连，有的已和腹部为同一弧度[35]。这说明石棺葬文化的陶器，主要是在唐汪式陶器的基础上，又继承了卡约文化陶器的某些风格，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并吸收了辛店文化的因素发展起来的。
关于唐汪式陶器的发展过程中吸收了辛店文化因素的情况，除了石棺葬文化的双大耳罐本身具有这两种文化因素外，我们从两者的地层关系和分布情况上，也可以看出唐汪式陶器和辛店文化两者之间是有接触和影响的。在上孙类型中，第五、六期出唐汪式陶器，第七期是辛店乙组陶器和唐汪式陶器共存[36]；在甘肃东乡县唐汪川遗址和永靖张家咀遗址分别发现唐汪文化层杂有辛店陶片和辛店文化层出土唐汪式陶片的共存现象[37]。这些现象说明唐汪式陶器和辛店文化在后来各自的发展道路上的互相影响是不可避免的，而川西石棺葬文化的陶器，既有唐汪式陶器的因素，又有辛店文化陶器因素的情况就不难理解了。很有可能，川西战国秦汉时期的石棺葬文化，除渊源于卡约文化某些因素外，主要是唐汪式陶器和辛店文化这两支文化在各自发展、互有影响的基础上，最后派生出以唐汪式陶器为主体的一支向川西地区南下的新文化。
五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唐汪式遗存的年代相当于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辛店文化的张家咀期（辛店乙组）的年代大约在春秋中期以后。目前在川西地区发现的出陶器的石棺葬文化墓葬，其年代上限大致都未超出战国。春秋战国时期，分布在黄河河曲之地和河湟之间的民族主要是羌族。俞伟超老师将阿哈特拉类型的卡约至唐汪期，就分布地域和时代来看，推测为析支（赐支）羌的文化遗存[38]。《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云：“至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獂戎。忍季父印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嶲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就川西石棺葬文化因素的渊源和文献记载来看，川西石棺葬文化应是战国时期羌人的一支（可能主要是析支羌）南下的文化。
1989年
Abstract
Cist tombs are also called slab-stone tombs. According to recent material, these tombs of the cist tomb culture type in western Sichuan are very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both in structure and burial form. Even those in the same cemetery could be of different structures and burial forms. From the Tangwang monaural pot of Shangsun Type to Dahua Zhongzhuang Type and to the monaural pot of the cist tomb culture, the later they were in history the closer their genetic relationship. The cist tomb culture in western Sichuan should have been that of one group of the Qiang Culture in the Warring States（probably the Xizhi Qiang People） from the north.
注释
[1]郑德坤：《版岩葬文化》，《四川古代文化》（华西大学博物馆专刊之一）；冯汉骥：《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成都《工商导报》1951年5月20日。
[2]四川省博物馆：《四川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
[3]冯汉骥、童恩正：《岷江上游的石棺葬》，《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童恩正：《近年来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战国秦汉时代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茂汶羌族自治县文化馆：《四川茂汶营盘山的石棺葬》，《考古》1981年第5期；四川省文管会、茂汶县文化馆：《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石棺葬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7），文物出版社，1983年。
[4]甘孜州考古队：《四川巴塘、雅江的石板墓》，《考古》1981年第3期；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化馆、雅江县文化馆：《四川雅江呷拉石棺葬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4期；四川省文管会、甘孜州文化馆：《四川甘孜县吉里龙古墓葬》，《考古》1986年第1期。
[5]宝兴县文化馆：《四川宝兴出土的西汉铜器》，《考古》1978年第2期；宝兴县文化馆：《四川宝兴汉代石棺墓》，《考古》1982年第4期；宝兴县文化馆：《四川宝兴县的石棺墓》，《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6期；汉源县文化馆：《四川汉源大窑石棺葬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4期。
[6]黄承宗：《木里县的古代石棺葬》，《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1980年第1期。
[7]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德钦永芝发现的古墓葬》，《考古》1975年第4期；云南省文物工作队：《德钦石底古墓》，《云南文物》1982年总第12期；阚勇：《滇西石棺葬文化初论》油印稿。
[8]凉山彝族地区考古队：《四川凉山喜德拉克公社大石墓》，《考古》1978年第2期。
[9]四川省文管会、茂汶县文化馆：《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石棺葬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7），文物出版社，1983年。
[10]甘孜州考古队：《四川巴塘、雅江的石板墓》，《考古》1981年第3期；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化馆、雅江县文化馆：《四川雅江呷拉石棺葬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4期；四川省文管会、甘孜州文化馆：《四川甘孜县吉里龙古墓葬》，《考古》1986年第1期。
[11]甘孜州考古队：《四川巴塘、雅江的石板墓》，《考古》1981年第3期；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化馆、雅江县文化馆：《四川雅江呷拉石棺葬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4期；四川省文管会、甘孜州文化馆：《四川甘孜县吉里龙古墓葬》，《考古》1986年第1期。
[12]四川省文管会、甘孜州文化馆：《四川甘孜县吉里龙古墓葬》，《考古》1986年第1期。
[13]宝兴县文化馆：《四川宝兴出土的西汉铜器》，《考古》1978年第2期；宝兴县文化馆：《四川宝兴汉代石棺墓》，《考古》1982年第4期；宝兴县文化馆：《四川宝兴县的石棺墓》，《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6期；汉源县文化馆：《四川汉源大窑石棺葬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4期；沈仲常、李复华《石棺葬文化中所见的汉文化因素初探》，《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4期。
[14]郑德坤：《理番县的石板墓文化》，《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946年第9卷2期。
[15]冯汉骥：《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成都工商导报》1951年5月20日。
[16]夏鼐：《临洮寺洼山发掘记》，《考古学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61年；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
[17]童恩正：《近年来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战国秦汉时代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
[18]见《史记·西南夷列传》《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19]俞伟超：《关于“卡约文化”和“辛店文化”的新认识》，《中亚学刊》（第1辑），中华书局，1983年。
[20]俞伟超：《关于“卡约文化”和“辛店文化”的新认识》，《中亚学刊》（第1辑），中华书局，1983年。
[21]青海省湟源县博物馆、青海省文物考古队、青海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青海省湟源县大华中庄卡约文化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5期。
[22]俞伟超：《关于“卡约文化”和“辛店文化”的新认识》，《中亚学刊》（第1辑），中华书局，1983年。
[23]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青海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
[24]青海省湟源县博物馆、青海省文物考古队、青海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青海省湟源县大华中庄卡约文化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5期。
[25]俞伟超：《关于“卡约文化”和“辛店文化”的新认识》，《中亚学刊》（第1辑），中华书局，1983年。
[26]俞伟超：《关于“卡约文化”和“辛店文化”的新认识》，《中亚学刊》（第1辑），中华书局，1983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4C实验室：《14C年代测定报告（续一）》，《文物》1978年第5期。
[27]俞伟超：《关于“卡约文化”和“辛店文化”的新认识》，《中亚学刊》（第1辑），中华书局，1983年。
[28]青海省文物考古队：《青海彩陶》，文物出版社，1980年。
[29]青海省文物考古队：《青海彩陶》，文物出版社，1980年。
[30]青海省湟源县博物馆、青海省文物考古队、青海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青海省湟源县大华中庄卡约文化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5期。
[31]青海省文物考古队：《青海彩陶》，文物出版社，1980年。
[32]青海省文物考古队：《青海彩陶》，文物出版社，1980年。
[33]青海省文物考古队：《青海彩陶》，文物出版社，1980年。
[34]青海省湟源县博物馆、青海省文物考古队、青海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青海省湟源县大华中庄卡约文化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5期。
[35]俞伟超：《关于“卡约文化”和“辛店文化”的新认识》，《中亚学刊》（第1辑），中华书局，1983年。
[36]俞伟超：《关于“卡约文化”和“辛店文化”的新认识》，《中亚学刊》（第1辑），中华书局，1983年。
[37]安志敏：《略论甘肃东乡自治县的陶器》，《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谢端琚：《甘肃永靖张家咀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4期。
[38]俞伟超：《关于“卡约文化”和“辛店文化”的新认识》，《中亚学刊》（第1辑），中华书局，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