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出土直内卷角铜钺的年代及其他
青海出土直内卷角铜钺的年代及其他
张文立（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20世纪80年代，在青海循化阿哈特拉山墓地卡约文化墓葬中曾出土一件铜钺。钺身宽扁，呈长条状，上有“一”字形排列的7个大小近乎相同的圆形穿孔，孔周有一圈突起，弧刃，刃角反卷，自然形成孔状。有肩，近肩部有4个长方形小穿。肩部正中有一长方形小内。体长约28厘米，宽约8厘米（图1：1）。[1]此钺暂称为“直内卷角铜钺”。
阿哈特拉山墓地卡约文化墓葬出土的这件铜钺，形制特别，器形大，在青海出土的青铜时代铜器中甚为少见，因而格外惹眼。关于这件铜钺，以往研究者曾就其文化性质及用途等作过一些推测，如有研究者笼统地将其定为卡约文化，[2]也有研究者认为，此钺“做工精细，造型优美，应非实用器，可能用作仪仗”。[3]至于年代等其他方面问题，则讨论甚少。现结合相关材料，就此钺的年代及相关问题，略做分析如下。
图1 直内卷角铜钺及共存陶器
1.直内卷角铜钺 2～5.陶器（M12 : 13、M12 : 17、M12 : 16、M12 : 10）
阿哈特拉山墓地位于循化撒拉族自治县街子乡托龙都村南，是卡约文化一处典型遗址。1980年，青海省文物考古队曾在此进行过发掘，共清理墓葬217座，材料尚未全面发表。据报道，铜钺出自该墓地M12。[4]根据相关研究成果可知，在M12中，与直内卷角钺共存的陶器有彩陶大口双耳罐、堆纹口罐、划纹罐、腹耳壶等（图1：2～5）。[5]对于这些陶器及M12在卡约文化序列中的位置，研究者有不同的认识。俞伟超先生认为，M12属于卡约文化中期偏早，年代晚于卡约文化一期的M179。[6]许永杰先生则认为，M12代表了卡约文化的最早阶段，年代应该早于M179。[7]
从M12与M179两座墓葬随葬陶器组合看，M12随葬陶器有彩陶大口双耳罐、堆纹口罐、划纹罐、腹耳壶，M179随葬陶器有彩陶大口双耳罐、堆纹口罐、划纹罐，两座墓葬陶器组合基本相同，年代上应该比较接近。同时，就M12出土陶器的形制及装饰而言，均具有卡约文化早期陶器的特征，如大口双耳罐、划纹罐腹部下垂明显，大口双耳罐器表饰彩绘网格纹等，所以，M12应该属于卡约文化的偏早阶段。另，据14C测定数据，阿哈特拉山M12的年代为距今3555年±130年（经树轮较对），[8]则M12的年代或可早到商代早期，铜钺的年代当不晚于此。
从形制观察，阿哈特拉山墓地M12出土的直内卷角钺有内、有穿。内作纳柲之用，穿当用于系绳固定，两者都是很实用的设置。钺身上“一”字形排列的7个圆孔及刃角做成反卷状，似更多起装饰作用，故此钺可能非实用之物。对于一件实用器而言，这些装饰既显得多余，也会使铜器的铸造更为复杂。另据介绍，阿哈特拉山墓地M12随葬品较为丰富，除上面提到的陶器、铜器之外，还随葬大量羊角，数量多达108对。[9]该墓墓主身份应该比较特殊。若再考虑到该钺器形较大，则M12出土的直内卷角钺当有特殊的意义和用途，或可能是一件用作礼仪或权利象征之物，而非一般性实用之器。这与典籍和西周金文中所载的商周时期大型钺往往用作政治、军事权力象征的记载也是相符合的。
在以往田野报道中，这种直内卷角钺极少见。在青海地区，目前见诸报道的，也仅此一件。在传世青铜器中，上海博物馆（以下简称“上博”）收藏的一件“曲齿弧刃式”铜钺倒是值得关注。此钺钺身宽扁，呈长条状，上有“一”字排列的7个大小不一的圆形穿孔，刃部呈波浪状，刃角略反卷，有肩，近肩部有4个长方形小穿。肩部正中有一长方形内（图2：1）。上博收藏的这件铜钺出土地点不详，其年代被断定在西周早期，[10]断代依据并不清楚。仅就形制而言，上博的这件藏品与青海出土的直内卷角铜钺之间存在一定差别，如前者钺身较后者稍显狭窄，刃角反卷程度也不及后者，钺身上的小孔大小不一，刃部呈波浪状、肩部正中长方形直内也较后者宽大等，这些差别是否具有年代意义，目前还难以断言，但此钺钺身宽扁，呈长条状，上有圆孔，直内、有穿等的基本形制特征，与青海出土的直内卷角钺相同，二者当属同类器物无疑。若此，则青海直内卷角铜钺的发现或为追寻上博这件铜钺的来源和断代提供了一个线索，同时，上博所藏这件铜钺刃部波浪状的特征也进一步印证了此类器物的非实用性。在此，也有必要就直内卷角钺与以往所谓的“异形钺”之间的关系做些讨论。多年前，李学勤先生曾对“异形钺”做过专门的讨论，并将它们区分为甲、乙、丙、丁四个不同的类型，认为“这些异形钺的时代估计都差不多，即相当于商代晚期”。而且，这些异形钺与西亚、埃及的钺存在着相似性，“这究竟是否有传播影响的关系，目前尚难定论”。[11]
图2 中国境内卷角铜器举例
1.直内卷角钺（上海博物馆藏品） 2、3.铜钺（引自《双剑誃殷契骈枝续编》） 4.兮钺（引自《欧 洲所见中国青铜器遗珠》） 5.铜钺（上海博物馆藏品） 6.三孔铜钺（北京征集） 7、8.“片云戚”（《博古图》、《西清古鉴》著录品） 9.铜刀（淳化史家原遗址）
将M12出土的直内卷角钺与这些“异形钺”做一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出，直内卷角钺与“异形钺甲型”（图2：2～4）、“异形钺乙型”（图2：5～8），均有相似之处，如宽弧刃、刃角反卷等，直内特征与甲型钺更为接近。所不同的是，M12出土的直内卷角钺有肩的特征则是甲、乙两型器物所没有的，因此，直内卷角钺似难以归入其中任何一个类型，或可作为“异形钺”的另一新的类型，以示区别。
在目前已知的所谓刃角反卷类的“异形钺”诸标本当中，《双剑誃殷契骈枝续编》著录的两件标本出自陕西西安，[12]北京征集的一件标本出自榆林，[13]其余则多为传世品，出土地点不明。青海出土的直内卷角钺，出土地点明确，年代也是诸多标本中最早的，由此，以往讨论的“异形钺”诸标本可能与青海出土的直内卷角钺存在着某种关系，或是曾受到了后者的影响。而且，来自后者的这种影响也反映在其他铜器上。在我国北方地区出土的商代晚期铜刀上，[14]可以看到与直内卷角钺相同的卷角风格的装饰（图2：9）。所以，我国北方地区所见“异形钺”，即使受到来自西亚等地的影响，这种影响也当是间接的，而更直接的影响应该来自西北地区。
如前文所述，青海出土直内卷角钺的年代当不晚于商代早期。迄今为止，在我国境内尚不见早于它的同类器物，由此引发一个问题，即直内卷角铜钺是原生于青海地区，抑或另有来源？
图3 境外相关铜器标本举例
1.锚形钺（以色列） 2.管銎铜啄（中亚地区） 3.铜斧（印度）4.斧形剃刀（印度摩亨佐达罗） 5、6.铜人形器（印度）
从一个更广大的地域考察，在境外一些年代早于直内卷角钺的斧、钺之类的铜器上，可以看到与直内卷角钺相同或相似的一些因素。在古埃及、西亚等地，在公元前3千纪就流行一种锚形钺，弧刃，刃阔如月牙状，与刃相对的背部中央有一方形内，用以纳柲，固定钺身（图3：1）。[15]此类铜钺的直内、宽扁状弧刃、刃角上卷等特征，与直内卷角钺颇为相似，只是刃角反卷不及后者幅度大。不仅如此，这种卷角风格的装饰在中亚等地的前2千纪管銎铜啄上，也可以见到（图3：2）。[16]此外，在地处南亚的印度出土的早期铜器上，也可以看到一些与直内卷角钺类似的因素。在印度铜兵器当中，见有一种铜斧。[17]此类铜斧宽弧刃，刃角反卷，且反卷程度大，更类似直内卷角钺（图3：3）。在印度河谷地的摩亨佐达罗遗址出土的斧形剃刀（图3：4），[18]以及印度北部公元前2千纪中期的赭色彩陶文化的铜质人形器上，[19]也可以看到卷角风格的装饰。后者体薄，被认为具有特殊功能（图3：5）。虽然就目前的资料情况来看，尚难以确指直内卷角钺上的一些相似因素究竟是受到来自西亚，还是南亚的影响，或兼而有之，但是，直内卷角钺受到外来的影响则是可以肯定的。
在注意到直内卷角钺受到外来影响的同时，也需要看到，直内卷角钺也有一些特别之处。比如，无论在西亚和埃及的铜钺上，还是在印度所见卷角铜器上，均看不到直内卷角钺身上孔周起缘的装饰。这种装饰可能是一种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装饰。[20]直内卷角钺有肩的特征，在这些地区的铜器上也很难见到。另外，直内卷角钺在功能上可能也有别于古埃及、西亚等地所见锚形钺。从公元前3千纪后半叶达沙舍墓葬出土的反映的埃及军队攻城场景的浮雕上，战士手中所持的显然是锚形钺一类的宽弧刃武器（图4），[21]这与直内卷角钺可能用于非实用目的有所不同。在这里，实用器被礼仪化。
图4 达沙舍墓葬出土浮雕所表现的埃及军队攻城的场面
综上所述，青海地区出土的这件直内卷角铜钺，一方面受到了外来文化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具有一些地方性因素，应是两者融合的一种产物。
甘青地区是我国青铜时代早期重要的冶金中心之一。在我国境内发现的年代较早的铜器标本中，有不少即出自这一地区，如马家窑文化的铜刀，齐家文化的铜镜，四坝文化的四羊铜杖首、铜矛等。尤其是四坝文化的四羊首铜权杖采用的分铸镶嵌技术，已显示出较高的铸造水平，在同一时期铜器中也是比较少见的。这些标本的年代要早于卡约文化的这件直内卷角钺。考虑到这样一些因素，直内卷角钺在当地制造，至少从技术层面上看，是有可能的。
如果以上认识不错的话，那么，直内卷角钺的发现无疑有着多方面的意义。直内卷角钺的年代大体可以早到商代前期。如果考虑到在西宁发现的卡约文化铜鬲以及上半主洼发现的铜刀，那么，年代早到商代前期的卡约文化铜器，就已经不是零星的标本，而是一组标本。对卡约文化铜器早到商代前期这一推断大可不必怀疑。
直内卷角钺形制特别，器形较大，是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非实用器物，而非一般性的武器。值得注意的是，在卡约文化潘家梁墓地出土的铜斧当中，多数标本未开刃，有的刃部有凹口，显然也不是实用器。在卡约文化铜器中，包括斧、钺等在内的如此多的大型非实用铜器的出现，耐人寻味，背后的原因着实值得进一步探讨。
直内卷角铜钺标本数量稀少，不仅在卡约文化中，而且在青海地区，乃至整个北方地区，也较为少见。在这种铜器之上，可以看到多种不同的文化因素，反映出青海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文化联系。同时，它又显示出较强的地域性特点。它们应该是在当地铸造的，而不是从外面直接输入的。直内卷角铜钺为我们提供了青海地区作为多文化碰撞、交流融合前沿地带的又一例证。
2010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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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mong the bronze wares of the Bronze Age unearthed in Qinghai Province, the bronze Yue with vertical Na and two curved-points is worth of our attention. It should not be a practical tool, and its age might be of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Shang Dynasty. Though showing the same characteristics with other similar objects found in the neighboring areas, it has some regional features as well. Made locally, this bronze Yue provides us with another example of Qinghai having been the frontal zone of multi-cultural clashes, exchange and fu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