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阿里札达县象泉河流域白东波村早期佛教遗存的考古调查
西藏阿里札达县象泉河流域白东波村早期佛教遗存的考古调查[1]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
西藏自治区文物局
西藏自治区阿里札达县白东波村地处象泉河北岸，南距札达县城所在地约20公里，现属札达县东嘎乡（图1）。2001年7月，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基金的资助下，四川大学和西藏自治区文物局联合组成考古调查队在象泉河流域开展考古调查，曾对白东波村一带的佛教遗存情况进行了初步的调查工作。2004年6月至8月，在国家文物局边疆考古专项资金资助项目“象泉河流域考古调查”课题的开展过程中，上述两单位再次联合组队对白东波村的早期佛教遗存进行了复查，获得了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本文将这两个年度有关调查情况简报如下。
图1 白东波村早期佛教遗存位置示意图
一、既往工作简史
1994年，四川大学考古队曾在象泉河流域的考古调查中对白东波村做过一些调查工作，在此发现了一处绘制有壁画的礼佛窟[2]，因其地属东嘎乡，故当时在调查简报中被命名为“东嘎第二号地点第1号石窟”，从此座洞窟中残存的藏文题记可知，这处石窟历史上曾被称为“千佛堂”，与洞窟中主要的壁画题材相吻合。
此外，与此处礼佛窟同时被发现的还有与其相邻的其他几座未绘制壁画的修行洞窟，构成一处由礼佛窟（千佛堂）和修行窟组成的石窟寺遗址。这个重要的发现由四川大学考古队正式披露之后，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其后，瑞士人纽曼（H. Neuman）夫妇以个人旅游者的身份也曾到现场调查过绘有壁画的千佛堂，并将部分资料在第九届国际藏学会上公布[3]，进一步引起了学术界对这一带佛教遗存的注意。
二、新发现的佛教遗存
在2001和2004年的调查工作中，经过深入细致的实地勘踏寻访，我们发现除千佛堂石窟之外，在白东波村的范围内还分布有两处重要的佛教遗存：其一位于现白东波村所在地附近河谷的南、北两岸台地和山丘上，主要以佛寺建筑遗存为主；其二分布在该村西面约10公里、名为“增撒”的谷地北岸，系由地面佛寺、佛塔以及开凿在山间的石窟组成。现将这两处遗存的情况分述如下。
（一）白东波村佛寺遗址
据调查，白东波村过去曾经有两处佛教寺院，一处名为“雍仲曲林寺”，为近代寺庙，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完全毁坏；另一处佛寺位于白东波村附近山丘上，早年已成废墟，其历史不详。从其建筑遗址的布局、风格等推测，当属年代相对较早的寺院遗址，我们重点对这座寺院遗址做了初步的调查勘探工作。
这处佛寺建在一山丘中部较为宽阔的台地上，海拔为4100米。台地东西狭长，长度约300米，南北宽约50米，距谷底高度约20米，北面有一条从东向西流经的小河，南面与山体相接。佛寺及附属建筑遗址均位于台地的西端，大体上呈东西走向。在台地的最西端建有两座较为高大的独立佛塔，其东面为一座殿堂遗址。
殿堂平面略呈亚字形，门廊朝向西面，其平面布局由西向东分别由踏道、门廊、前殿、后殿和左配殿、右配殿组成，东西纵长约30米、南北宽约12米（图2）。门廊面阔约5米、进深3米；前殿面阔10米、进深13米，从功能上推测其可能为集会殿；后殿为佛殿，面阔10米、进深5米，在其东、西、南三面壁上尚残存有成组的有规律性的圆孔，每组3孔，呈品字形分布。根据以往的调查经验来看，这应当是在墙体上塑造佛像所遗留下来的遗迹。佛殿的南、北两侧各有一座小型的配殿，面阔8米、进深2米。在上述各壁上均未发现壁画的痕迹。殿堂的顶部已坍毁，结构已无法探明，四面墙体尚残存，残高5～6米，系先用土坯砖砌建之后在其墙面上涂抹一层泥浆，再在上面刷上一层红色颜料。由于长年雨水冲刷，这层红色颜料已经非常暗淡，墙体大多呈现出泥土本色（图5）。
图2 白东波村佛寺遗址分布示意图
图3 增撒地点Ⅰ区遗址分布示意图
图4 ZBZK1平、剖面图
围绕在这座殿堂的四周，有多组塔林和4道排塔，总计残存单体佛塔53座。其中以位于遗址南部偏北处的一组佛塔保存最为完好，形制尚清晰可辨。这组佛塔共由东西向的两组塔林组成，朝南的一组紧靠山体，朝北的一组共有3座体形高大的佛塔，塔体形状有2座为吉祥多门塔式样，1座为天降塔式样（图6）。
图5 白东波村佛寺殿堂遗址残存墙体
图6 白东波村佛寺遗址南部残存的三座佛塔
从这组佛塔塔体破损后遗留下来的残迹观察，佛塔中心用土砖砌建，其外周包砌有一层烧制成的红色琉璃塔体构件，塔体上也涂抹有一层红色颜料，现多已脱落。塔体的琉璃构件上有阴线刻成的藏文字母编号。这组塔林中位于最西端的一座佛塔形制基本完整，为吉祥多门塔式样，下为十字折角形的基座，上承覆钵式的塔身，顶部为红色琉璃构件装饰成的塔刹“十三天”（图版：1）。
在与佛寺遗址呼应的小河北面的台地及山坡上，主要分布着密集的洞窟群，其山顶部和河谷阶地上还残存着寺院倒塌后墙体的遗迹。从洞窟的形制来看，主要是供修行和居住的生活类石窟，洞窟壁上开有放置物品的小龛，大量洞窟内都残留有烟炱痕迹。据粗略估计，各类洞窟的数量在200座左右（图版：2）。据调查了解，石窟内未发现有绘制壁画。
图7 增撒地点Ⅰ区遗址远眺（由东向西摄）
图8 增撒地点Ⅰ区遗址内残存的排塔
（二）增撒地点佛教遗存
增撒地点是一处由石窟、佛寺、塔林等构成的佛教遗迹群。遗址分布在一条纵横约700米、宽约300米的河岸阶地上，北面朝向小河，南面的阶地和山坡上均依山建寺开窟。依遗存的分布情况大体上可划分为两区：Ⅰ区为河岸阶地遗址分布区；Ⅱ区为山体遗址分布区。
Ⅰ区内的佛教建筑遗址主要为多处佛塔的废址，其中既有排塔，也有塔林（图3、7）。排塔多采用石块叠砌而成，塔基部呈长条形，其上用石块垒砌出数座并列的小塔，其外层均涂以泥皮层，其上涂抹红色颜料，但因长年雨水冲刷而剥落（图8）。排塔中残存长度超过5米者初步统计约有6座，分别分布在该区的东、西两端。塔林每组由数量不等的佛塔组成，大多呈数座并列的组合方式，尤其以3座佛塔并列为一组塔林的组合最为多见（图9）。单体佛塔的式样多见“吉祥多门塔”，其构建方式是用石块叠砌塔体，外涂以泥皮，个别佛塔上还可见到在这层泥皮上涂彩塑像的残迹。该区东段塔林分布较为密集，单体佛塔的总数在30座左右，在靠近西段处有一座较为高大的佛塔，其西段佛塔较东段为少，单体佛塔的总数在15座左右。
图9 增撒地点Ⅰ区内残存的佛塔塔基
Ⅱ区遗址主要分布在该地点南面的山坡及山丘顶部，山坡朝南一面的山体上据初步统计共残存石窟百余座，其中大部为修行窟（图10）。山体上用砾石铺有小道可曲折通向山顶，山顶部残存有佛寺殿堂的遗址，墙体系用土坯砖砌建，外抹一层红色颜料，现多已倒塌，残存高度为2～8米（图11）。
在石窟群中仅发现一座洞窟中绘制有壁画，当系礼佛窟，编号为增撒地点第1号石窟（ZBZK1）。
图10 增撒地点Ⅱ区遗址外景（由北向南摄）
图11 增撒地点Ⅱ区山顶部的佛寺残墙及山坡上的道路
图12 增撒地点第1号石窟外景
这座石窟开凿在遗址偏东部一凸出的柱状土丘的底部，坐北朝南，开设有狭长的门道（图12）。石窟东壁和窟顶部现已倒塌，其平面形制为长方形，平顶，进深4.7米、面阔6米，门道略呈梯形，上窄下宽，门道顶部宽1.7米，因石窟的下部被顶部倒塌的泥土叠盖，无法测量石窟原来的高度（图4）。
石窟的门道和窟内四面现均保存着部分壁画，但因当时绘制时未涂泥灰层做底，而是直接绘于石窟壁面，在当地极其干燥的自然条件下，脱落程度极甚。依现存情况分述如下。
门道：门道的两侧原均绘有壁画，其西壁壁画可分为前、后两个单元。前一单元绘有一组出行图，南面第一人身穿深色长袍，袍边镶有红色宽边，脚穿黑色长靴，一手平举似持有鞭；第二人身穿红色长袍，腰间束白色宽带，脚穿黑色长靴，一手举擎旗，似正在为前面的骑者护卫；中央一人身穿红色三角形大翻领长袍，头戴红色平顶宽檐帽，一手执缰前行，身下骑一白色公羊，正回首向后；最前一人头部已残，仅可见其身穿蓝色紧身对襟上衣，衣襟有红色的镶边，下身着紧身长裤，脚穿黑色长靴，一手平举向后作引导状；身下有一兽首人身像，头部为黑色牦牛，身穿红色小衫，正扭头向后张望（图13）。后一单元绘有一尊高大的立像，但残损过甚，仅可辨识出其身穿红色三角形大翻领长袍，衣袖上镶有白色的连珠纹饰图案，身后有火焰形的背光一周（图14）。
图13 增撒地点Ⅱ区ZBZK1石窟西壁绘制的出行图局部
图14 增撒地点Ⅱ区ZBZK1石窟西壁绘制的立像残部
门道的东壁在与西壁相应的位置上也绘有两个单元的壁画：一组也为出行图，主要人物为一女性，身穿有红色镶边的长裙，骑在一匹青色马上正在前行，其前面有两个随从，也骑马同向而行；女主人的身后紧随两个侍从，一人身下骑白羊，长发披肩，身穿蓝色长袍，双手高擎华盖遮盖于女主人头顶，身后一人似为一兽首人身，但已无法识别（图15）。第二单元壁画也绘出一尊高大的坐像，残损严重。仅可辨识其身穿对襟式红色长袍，颈下佩戴有串饰，双手拱于腹前，身后有火焰形的背光（图16）。
图15 增撒地点1号石窟（ZBZK1）东壁绘制的出行图局部
图16 增撒地点1号石窟（ZBZK1）东壁绘制的坐像残部
图17 增撒地点1号石窟（ZBZK1）北壁绘制的千佛像
图18 增撒地点1号石窟（ZBZK1）北壁壁画中段
从壁画的布局与内容上推测，门道东、西两侧绘出的男女主人的身份，极有可能为此窟的供养人。两壁壁画的各自两个单元可能一为表现其出行时的仪仗，一为其“标准像”。由于被顶部坍塌的大量泥土所掩埋，壁画下部的情况暂时无法探明。
北壁：北壁为此窟的正壁，四周绘以千佛小像，每尊小像均有圆形的头光和身光，现存上半部约5排千佛小像保存较好，其下部小像则多已剥落（图17）。在此壁的中央部位绘出一楼阁式的龛座，龛座的中央原绘有一尊主像，有椭圆形的头光和多重同心圆组成的身光，主像现已全部剥落不可辨识。在这尊主像的下方，绘有两胁侍菩萨，主尊的台座下方为一对两两相背的白狮（图18），主尊像下方残存有部分藏文题记。
西壁：西壁的上半部也绘有5排千佛，其下部中央位置绘出并排的3座楼阁式背龛，当中绘有4尊主像，但均已剥落难辨（图19）。其中最靠北侧的背龛门楼共有3层，顶层为5座亭式楼阁组成的金顶，门楼内残存有佛像，但多已残损，仅见其头部有肉髻，身蓝色，身后有多重圆形的背光，推测其原可能系一尊佛像，其下方尚保存有残余的用红色颜料书写的藏文题记一排（图20）。
图19 增撒地点1号石窟（ZBZK1）西壁壁画
图20 增撒地点1号石窟（ZBZK1）西壁壁画局部
图21 从南壁倒塌的位置观察到的增撒地点1号石窟（ZBZK1）窟内景象
南壁：南壁正中设门道，在窟门两侧的壁面上各绘有多排千佛小像，因顶部坍塌的大量岩石堆积堵塞，加上南壁下部壁画已破损严重，故多已无法辨识（图21）。
东壁：东壁是此窟的一个侧壁，破坏最为严重，壁面大部均已坍塌，仅在靠近北壁的一端有部分壁面尚存，其上绘制的壁画也为千佛像，风格与其他各壁所绘制的同类题材相同。
上述各壁壁画虽然已遭到严重破坏，但其中仍不乏精美之作，如西壁主尊像下分左右绘出的两尊胁侍菩萨像，两脚分开呈一字形站立于台座之上，身躯呈S形大幅度扭曲，上身披以条帛，条帛自然飘飞在菩萨的身体两侧。其中左胁侍菩萨像上身赤裸，肌肉发达，下身着短裙，裙上镶有蓝色衣边，在淡黄色的地上绘以蓝、白、橘黄三色相间的小花图样（图22）；而右胁侍菩萨像上身披有白地蓝花的披巾，下身着长裙，裙上的图案为红、白、灰三色相间，其上点缀以圆点小花纹样（图23）。两尊菩萨像的肌肉、关节处的表现方式都采用了凹凸技法，用褐色的深浅来区分明暗阴影，形成起伏有致的艺术效果。
装饰性边框图案：在四壁接近顶部位置，原皆绘有一周装饰性边框图案，由于顶部坍塌，现大部均已剥落不存，仅在局部位置上还可观察到其残余部分。以南壁东侧接近窟顶部的一段装饰性图案为例，此边框图案分为三组并列横排的图案：上排为正反向三角形倒错构成的二方连续图案；中排为一组椭圆形与小十字花相交构成的图案，椭圆内填以不同色彩；下排为一排同向排列的水鸟纹，每只水鸟的口中均衔有绶带（图24）。
图22 增撒地点1号石窟（ZBZK1）西壁主尊像下的左胁侍菩萨
图23 增撒地点1号石窟（ZBZK1）西壁主尊下的右胁侍菩萨像
窟顶：此窟窟顶已全部坍毁，仅在门道的顶部尚保存有部分装饰性壁画，其基本构图是以一排团花与一排门字形纹样相间，两排图案之间用白色的连珠纹绘出界道，整个图案都以青色为地，团花以红、蓝两色绘出花瓣与花蕊、卷草等纹饰，门字形纹样中央为蓝、白两色绘出的花叶，周边纹样以红色粗细两条线勾勒，显得素净雅致（图25）。
图24 增撒地点1号石窟（ZBZK1）装饰性边框图案
图25 增撒地点1号石窟（ZBZK1）顶部装饰性图案
三、几点初步认识
此次在象泉河流域调查发现的白东波村佛教遗存，规模较大，分布范围广阔，地面佛寺与石窟遗址并存，可见当时这里曾是古格王国时期一处重要的佛教文化中心。在以往调查发现的白东波村第1号佛教石窟（在原简报中标为“东嘎第二号地点第1号石窟”）甬道一侧，曾发现残存的藏文题记，其大意为：“……陈巴坚赞大师卜算言示，于‘白’地方龙行聚处夏卡幽静地方之佛堂内应建千佛之身，鄙人敬绘九百四十尊。六十尊……”[4]。由此可推测，题记中的所谓“龙行聚处夏卡幽静地方”——“白”，即为今天“白东波”之略音，在当时曾被佛教大师陈巴坚赞经过卜算认定为建立佛堂的吉祥之地，故在此建立了绘有“千佛之身”的石窟，据此我们曾将此窟称为“千佛堂”。从该窟的壁画内容题材来看，与题记所记也完全吻合，以千佛小像为主。既然“白”地经大师卜算之后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在这一带建寺开窟也自然会成为一时之风尚，此次新发现的白东波村附近的佛教遗址，再次证实这些佛教遗存并非孤立存在，彼此之间应有密切的联系。
增撒地点第1号石窟从其总体风格上来看，与过去皮央、东嘎石窟中的早期石窟壁画具有若干相似的特点。如门道东、西两壁上所绘的“出行图”中的人物，均为身着俗装的古格贵族形象，其服饰特点均为身穿有三角形大翻领、宽镶边的长袍。从以往的调查情况来看，这种服饰在西藏西部地区似主要流行于15世纪以前。在被国外学术界习称为“西喜马拉雅地区”——即与今西藏西部相毗邻的斯比蒂河谷（今印控喜马偕尔邦）内的塔波寺（Tabo）、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阿济寺（Alchi）早期殿堂壁画（14世纪以前）当中，多可见到身穿这样服装的王室贵族的形象[5]。古格王国早期的一批石窟壁画如东嘎第1、2号窟及前述白东波村第1号窟以及新发现的香孜卡俄普石窟[6]等壁画中绘出的供养人像，也均流行过这样的服饰。但在此之后，在古格王国故城札布让15世纪以后各殿堂当中绘出的古格王国王室贵族形象，已不见这样的服饰，而是“头缠巾，耳饰大环，均着长袍，有些外加套短袖长袍或披有披肩，腰系带，多数在项、肩挂饰璎珞，内着长裤”[7]，风格已为之大变。与白东波第1号石窟相似之处，增撒地点第1号石窟壁画的主要题材也是绘制“千佛”，似乎表明当时这个地区较为流行佛像化身——“千佛”这一题材。增撒地点第1号石窟壁画中胁侍菩萨的画法、其下身所着短裙的纹饰、壁画上方绘有横列水鸟纹饰的装饰性边框图案等因素，均与前述西藏西部早期佛教壁画艺术具有共同的特征[8]。石窟壁画中楼阁式龛座的样式较为独特，类似的画法曾见于前述阿济寺的松载殿（Sumtseg），壁画中有的供养人身后的背龛，即绘成这种五座楼阁的式样[9]，位于斯比蒂（Spiti）河谷拉隆寺（Lalung）中的“金色拉康（Golden Temple）”殿堂，大日如来等五佛像背后的龛座也是这种五座楼阁式样的影塑与壁画[10]，两者的年代下限均未超过14世纪。
再从壁画的绘制技法上观察，人物造型多采用所谓“凸凹法”或“晕染法”，以不同深浅的色块形成强烈的明暗对比，使人物躯体的肌肉群以块状呈现，这样的技法多出现在古格早期（10世纪—14世纪）壁画当中，一般认为这是典型的克什米尔风格的体现。而在后期（15世纪以后）的古格壁画中人物像的赋形则多采用“平涂法”，两者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
综合上述因素，我们认为增撒地点第1号石窟开凿的年代应当大体上与白东波第1号石窟相当或相近，其下限当不晚于14世纪。结合皮央·东嘎早期石窟年代的分析比较来考虑，增撒地点第1号石窟有可能为11世纪至13世纪的遗存。当然，由于增撒地点佛教遗存分布范围较广，遗址的规模较大，可能流行的时间也较长，除1号石窟其他遗存的年代情况可能会较为复杂，目前尚难进一步推断。但从1号窟所反映的情况可以推测，这个地点应早在古格王国早期便已经开始成为一处重要的宗教文化中心，开窟绘画、建寺供养等宗教活动也已经在此展开，现在这里虽然早已被废弃，成为荒无人烟的一片废墟，但仍可从石窟与寺院遗存密集分布的状况，推想当年曾有过的宗教繁荣景象。
白东波村附近新发现的佛教寺院遗址大体上为一种塔院式的伽蓝配置，以寺院居中，前后为佛塔。寺院殿堂的平面形制略呈亚字形，也可称之为一种简化的十字折角形。与之类似的这种以塔、殿为中心的佛教寺院遗址，以往曾在西藏阿里地区札达县札布让区的察岗[11]、麦龙沟等地有过发现[12]，著名的皮央遗址中的格林塘佛寺遗址也是一处塔院式伽蓝配置的寺院遗址[13]。此外，托林寺早期殿堂“朗巴朗则拉康”（也称为“迦萨大殿”，意为“遍知如来殿”或“百殿之殿”）内残存下来的各殿堂平面也多呈十字折角的亚字形[14]。据研究，这种寺院平面布局在西藏西部主要流行于10世纪至13世纪前后[15]。遗址中发现的佛塔从塔体残存的琉璃砖的式样及镶砌方式来看，与托林寺早期殿堂迦萨大殿四角塔上的做法也完全一致[16]。因此，我们推测白东波村佛寺遗址的上限当在10世纪至13世纪，但其使用及流行的下限则尚难断定。
白东波村佛寺遗址与增撒地点佛教遗址相距仅约十公里，两者始建的年代又十分近似，可见它们都是这个地区当时形成的佛教文化中心。根据有关文献记载和既往考古调查所反映的情况来看，象泉河流域古格王国政治、宗教和文化中心除札布让、托林寺还广泛分布着其他众多的、大大小小的次中心。它们彼此之间在古格历史上的相互关系，由于史料缺载，还暂时无法加以廓清，但从建筑风格、壁画技法等方面观察，应具有密切的联系。这些新的考古发现，对于我们认识古格王国境内早期佛教遗存的分布状况及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调查：李永宪 霍巍
测绘：李永宪 张蕊侠
资料整理：霍巍 张长虹
执笔：霍巍
2007年
Abstract
In July 2001, Sichuan University and Cultural Relics Bureau of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carried out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f the Buddhist remains at Baidongbo Village during a joint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Xiangquan River Basin. From June to August 2004, a re-investigation had some important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There are two important Buddhist relics in Baidongbo Village besides the Thousand-Buddhist grottoes, a temple ruin and a Zengsa Buddhist remains. The newly found Baidongbo Buddhist Remains, large in scale, wide in distribution and Buddhist temples and grottoes existing side by side, reflect the fact that the site must have been an important Buddhist cultural center in the Guge Kingdom period. These new archaeological finds are significant for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early Buddhist remains and its rich cultural connotation in the Kingdom.
图版
注释
[1]本项目得到国家文物局边疆考古专项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研究项目基金资助。
[2]有关该处石窟遗迹的情况可参见西藏自治区文物局、四川联合大学考古专业：《西藏阿里东嘎、皮央石窟考古调查简报》，《文物》1997年第9期。
[3]Helmuf Neuman. The Wheel of Life in the Twelfth Century Western Tibetan Cave Temple of Pedongpo. Brill’s Tibetan Studies Library, Vol. 2/7. 2002.
[4]此处释文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占堆研究员译出，参见霍巍：《西藏西部佛教文明》第262～26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
[5]A.Deborah Klimburg-Salter. Tabo: A Lamp for the kingdom. Milan: Skira, 1997；B.Robert Linrothe and Dasser. Alchi. Boston, 1996, p. 51.
[6]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西藏自治区文物局：《西藏阿里札达县象泉河流域卡俄普与西林衮石窟地点的初步调查》，《文物》2007年第6期。
[7]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古格故城》（上册）第245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
[8]有关这类水鸟纹装饰性边框的论述，参见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西藏自治区文物事业管理局：《西藏阿里札达县象泉河流域发现的两座佛教石窟》，《文物》2002年第8期。
[9]Roger Goepper. Alchi. Ladakh’s Hidden Buddhist Sanctuary-The Sumtsek. London, 1996, P. 140.
[10]Deborah Klimburg-Salter. Tabo: A Lamp for the Kingdom. Fig. 219. Milan: Skira, 1997.
[11]霍巍：《古格与冈底斯山一带佛寺遗迹的类型及初步分析》，《中国藏学》1997年第1期。
[12]李永宪、霍巍、更堆：《阿里地区文物志》第107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
[13]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事业管理局：《西藏札达县皮央·东嘎遗址1997年调查与发掘》，《考古学报》2001年第3期。
[14]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古格故城》（上册）第325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
[15]宿白：《阿里地区札达县境内的寺院遗迹》，《藏传佛教寺院考古》第151～177页，文物出版社，1996年。
[16]张建林、仵君魁：《札达县现存的几处古格王国时期的遗址、寺院》，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古格故城》第324～327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