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高原史前农业的考古学探索
西藏高原史前农业的考古学探索[1]
霍巍（四川大学考古学系）
按照藏族的历史典籍记载，西藏高原的农业始于吐蕃时代。在吐蕃统一西藏高原之前，雅隆王系第九代赞普布德贡杰时，“钻木为孔作轭犁，合二牛轭开荒原，导引湖水入沟洫，灌溉农田作种植。自斯以后，始有农事”[2]。《新唐书·吐蕃传》载：“（吐蕃）其稼有小麦、青稞麦、荞麦、荳豆。[3]”吐蕃王朝赤德松赞时期所立的《第穆萨摩崖刻石》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工布噶波小王之奴隶、土地、牧场尔后绝不减少……在其境内所产之物中以酿酒、粮食、青稞、大米任何一种（奉献）均可。[4]”这是在吐蕃石刻考古材料中首次发现的对青稞、大米等农作物的记载。事实上，西藏高原原始农业的产生要远远早于汉藏文献的记载，农作物的种类也远比文献记载复杂得多，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证据，使我们有可能重新考察西藏史前农业的基本面貌。
一、高原地理环境与史前农业的关系
西藏高原史前农业的产生明显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从目前所发现的史前石器遗存的类别来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零散分布在西藏北部、西部和西南部的打制石器地点；第二类是不与陶器并存的细石器、石片石器地点[5]；第三类则是比较确定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绝大多数均发现于西藏南部和东部地区。目前发现的西藏新石器时代的栽培作物遗存，均发现于第三类遗址当中，在地理分布上位于西藏雅鲁藏布江中游谷地和藏东峡谷地带，这个现象与地理环境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美国考古学家罗伯特·沙维尔曾说过：“环境虽然不能决定文化，甚至不能决定其维生系统，但它给文化运转提供了一个弹性的平台。同样，文化虽然不能决定环境，但是文化的价值观和技术能力可以决定哪些资源可以被开发利用”[6]。这个理论尤其适合于对西藏高原早期农业起源的探索。因为根据环境考古学的观点，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在生态系统中，人与其他生物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关系。人类的生活受到环境的制约，纬度和高度、地貌和气候决定了植被类型，植被又决定着人类的生存地点和生存方式[7]。
基于这样一个生态与自然前提，考古学者推测：“大量细石器/石片分布的高海拔地区不太可能是最早农耕出现的地区，史前农耕生业或栽培作物的最早出现，理应是在高原边缘的地理过渡带和内部那些海拔较低的河（峡）谷山地。[8]”而农史学家从生态环境的角度分析认为：“广袤的西藏高原自古以来即形成了以藏南谷地的雅鲁藏布江流域及藏东三江流域为主体的河谷农业地带，这里由于受印度洋季风气候影响，年降雨量可达400毫米以上，集中了整个西藏四分之三以上的耕地，而西藏其余地区多为高寒牧区，不适于农耕种植”[9]。因此，西藏史前农业首先发现于一定的区域，是与高原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相吻合的。
二、西藏史前考古发现的栽培作物
要认识原始农业，虽然可以通过可能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工具（如耕作、收割工具等）、粮食加工工具（如谷物研磨器等）、食物加工器具（如煮食器等）来构建更为全面系统的知识体系，但都不如人工栽培物即作物种子遗存的发现更为直接和更具说服力。迄今为止，经过正式考古发掘发现西藏有人工栽培作物的遗址主要有下述几个：
1.昌都卡若遗址。昌都卡若遗址位于西藏高原东部，发现于1977年。在1978、1979年进行了正式发掘，揭露面积1800平方米。在编号为79CHKF8：58的样品中发现有保存较好且未经炭化的栽培作物粟［小米，Setaria italca（L）Beaur］[10]。这是西藏高原首次通过田野考古发掘科学出土的古代作物遗存。其后，在2002年对该遗址又做过小面积的试掘，采用浮选法在编号为02XCKT17第③层下的H4中又出土了数十粒脱壳粟的炭化粒[11]。这两次发掘还采集到大量的孢粉样品，环境科学家据此复原出距今约5000年的昌都卡若遗址的自然环境[12]。值得注意的是，两次考古发掘均只发现粟这一种作物遗存，表明即使在较今天更为优越的自然气候条件下，卡若原始先民对农作物的种植仍是有所选择的。
2.贡嘎昌果沟遗址。昌果沟遗址位于雅鲁藏布江中游的贡嘎县境内，遗址发现于1991年，其后曾做过多次田野考古工作[13]。1994年、1995年两次在遗址编号为H2的灰坑当中发现栽培作物遗存，其中数量最多的是脱壳炭化粟共279粒；其次是大麦属的青稞（Hordeum vulgare Lvar. nudum）125粒，除此之外还鉴定出一粒小麦属中的普通小麦（Triticum aestivum L.）以及“尚需进一步鉴定才确认的”一粒裸燕麦（A vera. nudaL.）、一粒碗豆（Pisum sativumL.）的炭化粒、草本植物“人参果”（Potentilla anserine L.）的地下茎炭化物、几个似为青稞茎节部的炭化碎块、两个似为中空的青稞茎秆儿的炭化筒及其碎片等[14]。经14C鉴定、树轮校正后该遗址年代的上限为公元前1370年，距今3370年左右[15]。
3.札达丁东遗址。丁东遗址位于藏西札达县境内，在编号为F4的房址内及附近立石遗址处共发现炭化大麦粒近百粒，其种属经鉴定为青稞（Hordeum vulgare Lvar. nudum）[16]。丁东遗址的年代据14C年代测定为400B. C—100A.D，即距今2400～1900年，相当于西藏“早期金属时代”的遗存[17]。这个年代要比卡若遗址、昌果沟遗址晚得多，但也处于吐蕃王朝兴起之前的西藏史前时期，这处遗址中出土的青稞是西藏西部首次发现的史前人工栽培作物。
除了上述3例有明确考古学测年和地层关系的史前作物遗存，在西藏经过考古发掘的还有拉萨曲贡遗址、当雄加日塘遗址、乃东邦嘎遗址、昌都小恩达遗址[18]，遗址的年代均处于距今4000～3000年之间。这几处遗址当中，拉萨曲贡遗址（距今4000～3500年）的孢粉分析中曾发现有草本植物中的禾本科（Grammeae）花粉，但尚不能确认其种属。发掘者根据曲贡遗址中出土有大量的石磨盘和石磨棒这一点推测“它们明显用于加工谷物。……由这些发现看来，曲贡人的农业生产已有了相当大的规模，是不可缺少的一个经济生产门类”，并由此推测遗址孢粉中的禾本科花粉“也许就是青稞麦之类”的植物[19]。虽然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但无直接证据可以证明。当雄加日塘遗址地处藏北高原，出土大量细石器，地层堆积很薄，其性质发掘者已经推测其很可能属于一处“季节性往返迁徙的临时性居住点和石器加工点”[20]，所以没有出土任何人工栽培作物遗存是很正常的。最有可能发现人工栽培作物遗存的是乃东邦嘎遗址和昌都小恩达遗址，因为这两处遗址都处在西藏雅鲁藏布江中游和藏东峡谷地带，与卡若遗址、昌果沟遗址具有大致相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在遗址中都发现有定居的房屋居址遗址，作为有一定规模的农业定居聚落的可能性很大。目前没有发现农作物遗址很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原因是发掘面积太小，遗迹遗物出土还不够充分；另一个原因是当时的考古发掘还没有做过土壤的采样分析工作，今后进一步的发掘或许会有新的发现。
上述西藏史前人工栽培作物遗存的发现，表明了这样一些基本事实：其一，至少在距今5000年左右，西藏高原东部地区已经出现了粟的人工栽培，这是迄今为止西藏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农作物遗存；其二，在距今3300年左右，粟已经从西藏东部传播到西藏南部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带，这是迄今为止在西藏高原发现的粟类作物分布的最西界；其三，也是在距今3300年左右，西藏南部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带，粟的分布区域，还出现了麦类植物中的青稞，粟与青稞在西藏中部地区形成交汇分布的状态；其四，青稞这类作物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开始广泛分布于西藏高原，早期金属时代藏西丁东遗址青稞的发现证明了这类作物在时空范围上的延展性，这对后来藏民族形成以青稞作为传统主食的食物结构影响甚为深远。当然，由于地域辽阔，上述发现仍然难以概括整个西藏史前农业的全貌，随着今后考古工作的纵深发展，新材料的不断出土，有可能使西藏史前农业的图景更为明晰、系统。但即使如此，现有成果已经大大改写了西藏原始农业的历史，并给学术界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研究课题。
三、粟的种植与传播
作为西藏高原最早发现的农作物，粟在卡若遗址的考古出土具有标志性的意义，考古学界和农史学界都曾经给予过高度评价。李永宪认为：“目前尚无证据表明全新世早期西藏已经出现了农耕生业，所以在此意义上讲，卡若遗址发现的距今5000的粟，就目前而言可以认为是西藏高原最早农耕文明的标志之一。[21]”早年卡若遗址的发掘者童恩正也曾指出：“卡若这座原始村落，其时代至少绵延了一千余年。要维持如此长期的定居生活，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固定的生产部门，显然是不可能的。从卡若遗址出土的铲状器、锄形器、石刀、石斧等生产工具及其在石器中所占的较大的比重来看，农业无疑是一重要的生产部门，而主要的农作物则为粟米。[22]”其后，农业史专家傅大雄更进一步评价其意义：第一，卡若遗址内发现大量单一的“粟”，确认卡若原始居民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就已经从事大规模的农耕；第二，从卡若所处地理位置及高原生态环境，很容易将其与祖国中原及其毗邻地区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大量出土单一古粟的农业文明联系起来；第三，继卡若之后，昌果沟古粟的发现再度表明，粟肯定是西藏高原上长期、普遍栽培过的农作物，而且是整个西藏高原上最早栽培的粮食作物[23]。这些观点现已成为目前学术界占据主导性的认识。
有必要加以补充的是，可以肯定西藏东部史前农业种植的粟，并非当地原始居民对野生粟类祖本进行驯化的产物，只可能是物种传播的结果，背后则是原始人群及其文化向西藏高原的扩散。粟是起源于中国北方的物种，至于其最初被人类驯化的时间目前还很难确定，有意见认为野生植物的驯化、栽培作物应该起源于人们居住在洞穴这一阶段，当人们走出山洞，将驯化了的栽培作物带到山地，才开始了原始的农业定居生活[24]。就全新世以来粟类作物的分布范围而言，主要是在中温带、暖温带和亚热带地域内。从时代上看，考古材料显示粟的驯化栽培最大可能是发生在距今约8000年的黄河中游地区[25]，粟类作物的遗存在黄河流域的考古学文化中也较为常见，如磁山、裴李岗、老官台、北辛、马厂、半坡文化等遗址或墓葬中都发现过粟类作物的炭化物、粟粒或粟壳，有的遗址出土的粟数量巨大[26]。粟类作物能适应复杂的生态环境，由于其叶面蒸发量小，特别耐旱，对土壤的适应面广泛，在沙土、黏土、盐碱地中均能生长，在土质贫瘠、干湿明显的地方尤其能够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基于这样的特质，大约从磁山、裴李岗文化期开始，粟随着人群的扩散开始从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等中原地区向西北黄河上游的甘肃、青海、新疆等地以及东北诸省区各新石器时代文化传播，迄今为止在这些区域内发现的粟类作物遗存已超过40多处[27]。
从地缘上看，西藏高原东部与黄河上游地区最为接近，无论是人群的扩散还是物种的传播都有可能直接受到来自黄河上游的影响，所以，卡若遗址中出现的粟极有可能是来自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原始人群和原始文化。早年卡若遗址的发掘主持者童恩正曾经指出：“如果我们综合考古和传说两方面的资料进行分析，似乎可以推测西藏的原始居民中有两种因素：一种是土著民族，其定居在西藏的时代目前至少可以推到旧石器时代的后期，他们是一种游牧和狩猎的部族；另一种是从北方南下的氐羌系统的民族，他们可能是经营农业的。以后西藏的种族和文化，有可能就是以这两者为主体，再接受其他的因素综合而形成的。”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推测：“卡若遗址发现的农作物是粟米，粟米性耐干旱，是黄河流域的传统农作物，南方较少种植，卡若文化的粟米，很可能就是从马家窑等文化传播而来。[28]”这是迄今为止对卡若遗址中粟的来源最为直接明了的解释，后来的研究者也基本上遵循了这一思路。
有学者认为，如果从农作物移种速度分析，粟从黄河上游传播扩散到西藏高原东部的时间，很可能要早于卡若文化的上限5300年，“这是因为人工栽培作物的移种如发生在相异地理环境之间所需要的时间一定长于相同地理环境区”[29]。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与黄河上游新石器时代诸遗址相比较，卡若遗址的海拔高度从陇东一带的平均1800米上升到4000米，气候、温湿度等均发生垂直变化，直接影响到作物生长成活的比率。可以想象，一定经过漫长时期对环境的适应和物种的改良，才使得粟在西藏高海拔地区扎下根来。所以，史前粟类作物移种高原的成功，的确堪称“西藏史前文明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30]。昌果沟遗址的考古发现表明，粟从西藏东部进入高原之后，沿雅鲁藏布江一直扩散到西藏高原的南部和中部腹心地带，成为当时西藏高原分布地域最为广阔的人工栽培作物之一。其后，随着青稞这种更适宜于高海拔地区作物的移入和繁衍，粟类作物才被其逐渐取代，逐步濒于灭绝[31]。
此外，今天卡若遗址所在的藏东地区的种植传统和主栽粮食作物已是青稞，但地下发掘出土的考古遗存却是单一的粟而不见青稞，是否表明粟是卡若遗址居民当时唯一种植的作物品种？有无可能在发掘过程中漏掉了青稞？要回答这些问题，可以考虑两个方面的因素：首要的因素，是考古发掘工作的科学性。卡若遗址前后经过两次规模较大的发掘（1977—1979年、2002年），两次发掘均未发现粟以外的其他栽培作物遗存，所以李永宪认为：“基本可以认为在卡若文化长达1300年左右的历程中，粟（小米）是其禾本科栽培作物的唯一种属。[32]”傅大雄也认为：“（卡若遗址）发现了种子细小而难于识别的粟却漏掉了作为西藏传统主栽农作物青稞的可能性很小。[33]”因此，如果承认卡若遗址考古发掘工作的科学性，那么就可以排除发现粟而漏掉青稞的这种可能性。
另一个因素，是麦类作物在黄河流域出现的时代也很早，大约在龙山文化时期已经较为普遍地种植小麦[34]，麦、粟混种的局面也十分常见。李永宪以此推论，如果以物种的适应性来考虑，在两种作物并存的前提下，来自黄河流域的原始人群最有可能带到西藏高原的，首先应当是麦类（包括大麦属的青稞、小麦）而不是粟。这从后来西藏高原以青稞作为传统栽培作物的事实可以得到印证。但目前在相当于卡若遗址早期阶段的5300年前，黄河上游地区尚未发现这一时期的麦类作物，所以只能推测卡若文化只见单一的粟而不见麦，“表明其时与之发生交流的黄河流域的石器文化只有粟而没有麦”[35]，这个解释也是能够成立的。
综上所述，粟作为最早进入到西藏高原的人工栽培作物，流行的时间长达近两千年，分布的地域也极为广泛，充分反映出西藏与黄河流域远古文化之间源远流长的交流与影响，在西藏原始农业史上的地位十分突出。
四、青稞的发现及其意义
青稞是藏民族的传统主食，藏族迄今仍主要食用以青稞麦粒炒熟后磨制成的“糌粑”面，并普遍饮用青稞麦酿制成的“青稞酒”，藏族与青稞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联系。昌果沟遗址考古出土的青稞炭化粒，是迄今为止青藏高原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麦类植物。
麦类作物的起源一直是国际学术界广泛关注的课题，对于其起源地过去有不同的观点，有西亚起源说、黄河中上游起源说以及黄河下游山东地区起源说等诸多认识[36]。就目前资料来看，栽培小麦、大麦最早是出现在西亚地区的“无陶新石器时代”，时代约为公元前8000年—公元前6000年。黄河流域主要是粟、黍的故乡，最早发现的炭化小麦标本是甘肃省民乐县境内的东灰山遗址，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于1985年和1986年两次在甘肃省民乐县六霸乡东灰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大麦、小麦、高粱、粟、稷等五种灰化籽粒。据观察，出土的大麦粒与现代西北地区种植的青稞大麦形状十分相似，属于栽培型的青稞麦（Hordeum vulgare uar. nuda）。此外，可能还有少数皮大麦和黑麦籽粒[37]。东灰山遗址的年代经14C测定，距今为5000年左右，这样就解决了我国新石器时代是否种植小麦的长期争论，把我国小麦种植的历史推到5000年前[38]。但是，这个数据仍然要比西亚的麦类作物的年代晚约6000—4000年。所以，东灰山遗址的发掘者认为：“鉴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在缺乏更多的证据时，还不能认为东灰山的小麦为独立驯化的品种。[39]”进一步而论，还有学者提出，由于这些遗存为采集物，无法判断它们和黑炭土测年标本之间是否一定是共存关系，因而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一年代数据只代表了东灰山遗址某一层位的一个年代，不能说这些小麦采集物就是这个时代的遗存[40]。
总而言之，目前大多数学者仍然坚持认为麦类作物（包括大麦和小麦）应当是传播而来的作物，黄河流域并非是其原产地和驯化地，对其传播路线虽无定论，但也有若干推测。如王炳华认为：“可以肯定的是，距今4000年前后，新疆和黄河流域的一些族群已经开始种植小麦。……大麦似乎在中国边区的发展似乎更为顺利。新疆哈密市五堡乡克孜尔确卡古墓（距今3200年左右）的盖口木板上，也发现过大麦的植物和穗子，与现在哈密地区普遍栽培的大麦品种特征近似。[41]”这些意见都若隐若现地将中国发现的麦类作物与西亚地区（通过新疆）联系在一起加以考虑。陈星灿根据最新的考古发现更加明确地指出：“尽管没有定论，但是民乐东灰山发现距今4500—5000年前马家窑文化的炭化小麦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不应该是独例。目前甘、青、宁、新等西北地方西元前2000年之前小麦的缺乏，看起来更应该视为考古发现本身的问题。[42]”
从昌果沟遗址中发现青稞遗存的情况来看，与东灰山遗址有类似之处，即青稞在遗址中都并非是单一的作物品种。东灰山遗址与青稞均出土有小麦、高粱、粟、稷等灰化籽粒；昌果沟遗址也是青稞与粟并存。这种情况至少可以表明以下几点：
第一，即使在麦类作物传入之后，粟作为曾长期在高原种植过的作物品种，并没有被立即取而代之，而是与麦类作物有过一个“共存混杂”的时期。很可能“粟在当时的粮食生产中亦占有相当大的比重”[43]，西藏高原的早期农业可能存在一个较长的“粟麦混种时期”[44]。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粟的确可能是西藏高原最早出现的人工栽培作物。不仅持续的时间长、分布的地域广，而且为麦（青稞）的引入与栽培也积累了必要的经验。只是后来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青稞以其对高原农业生态独特的适应性才逐渐取代了粟。
第二，昌果沟遗址中的青稞应当是传播而来，其传入西藏高原的年代或许稍晚于新疆和黄河流域。至于其传播推进到西藏高原的具体路径，由于目前材料所限还不能做出进一步的判断，但至少有两个方向是值得加以注意的：其一，是黄河上游地区。现有资料表明，东灰山遗址作物的种植人群属于马家窑文化[45]，与把粟带入西藏高原的传播者具有相同的文化属性，所以青稞是否是由黄河上游传入西藏高原应予以注意。其二，傅大雄指出：“昌果沟古青稞的发现表明，新石器时代晚期，西藏高原已辗转接触到了西亚‘麦’（青稞）的农业文明。[46]”虽然他没有明确说明西藏高原是如何“辗转接触”到来自西亚的青稞作物的路径的，但是也肯定了其是从外部传入。李永宪则提出根据东灰山遗址中发现的一种很像是球粒小麦属的作物现今主要栽培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一带这个现象，认为“在讨论中国西部麦类作物的来源时，似乎还应关注到青藏高原西邻的‘巴基斯坦和北印度地区’”[47]。
上述这些意见都是具有启发意义的。从西藏西部与印度、克什米尔紧相毗邻的我国西藏阿里札达县“早期金属时代”的丁东遗址中发现青稞作物的情况推测，很可能沿着雅鲁藏布江流域，在喜马拉雅山谷地带都有可能成为麦（青稞）进入西藏高原的重要通道。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这种传播的方向也可能是逆向的，即“现代喜马拉雅栽培青稞（亚洲栽培青稞）亚种（中国型Chianica）是从喜马拉雅山地起源后，通过印度、巴基斯坦、金沙江、澜沧江、怒江、雅鲁藏布江孔道、青藏高原陆桥等‘青稞之路’传到克什米尔、拉达克、尼泊尔、四川、云南等地，形成今天的青作农业文化”[48]。这两种推测目前都还有待更多的考古材料来加以证实，但这条通路的存在却是可能的。
第三，从昌果沟遗址中青稞主要发现在灰坑H2及其附近地面的情况可知，这个时期青稞已经有较大规模的种植和储藏，成为当时居民主要的食物品种。由此可以肯定，作为后来青藏高原占据主要地位的农作物，早在吐蕃兴起之前的西藏新石器时代晚期，青稞已经演变成为西藏高原的主栽农作物，青稞的地位很可能在这个时期已经确立，这种传统后来又被长期继承和延续，形成今天西藏高原农业作物的基本面貌与格局。
五、西藏史前考古发现的农业工具
除人工栽培作物遗存之外，与史前农业间接有关的证据还有考古发现的石质工具，从形制与功能上划分，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农耕与收割两个大类。卡若遗址中出土的石质工具有三大类，一类是粗大的打制石器，一类是细石器，还有一类是磨制石器。童恩正分析认为：“从出土的石锄、石铲、石犁等工具分析，当时卡若居民是经营原始农业的。[49]”这当中提到的生产工具有的可用于砍伐森林，开垦荒地；有的可用于挖土犁地，种植作物。即使是在原始人群具有“一器多用”的情况之下，它们作为农业生产工具的用途也是不可排除的。
除上述这些石器种类之外，卡若遗址中还有几类石器可能也与原始农业有关。例如，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磨制石刀或切割器，石刀多呈半月形，平背弧刃，两侧边缘上多有缺口，器身上方带有小孔[50]。根据民族学资料，这类石刀一般被认为用于收获谷物的穗子，也被称为“割穗器”。联系到卡若遗址中出土粟米的情况来看，或许就是用来收获粟的收割工具之一。卡若、曲贡和昌果沟遗址中均出土过一种被称之为“穿孔石球”或者“环状重石”的砾石器[51]。关于它的用途有着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其可作为“杖头”使用，是某种宗教仪式活动中的道具[52]，也有人认为它可以用作捕鱼的网坠。而现代民族学的材料表明，它也可以用来增加挖土棒的重量以利于挖取植物块根和刨穴点种，可称为“重石”[53]。若是后者，则也与原始农业相关。
在卡若、曲贡、昌果沟及藏西丁东遗址中还普遍发现一类成套的研磨器，包括研杵、磨盘、磨石等组成，上面均遗留有人工研磨后留下的痕迹[54]。卡若遗址的发掘者没有对这类器物的用途做出推测，而曲贡遗址的发掘者却生动形象地指出：“曲贡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的石磨盘和石磨棒，它们是粉碎谷物的必备工具。这些磨盘多数形体很大，有的一个人搬动感觉还挺费劲，它们原先可能是放置在居址内固定的位置，不会经常挪动。磨棒一般为椭圆的馒头形，正好握在掌中，这种磨具的臼窝很深，应当是用于粉碎谷物的，它让我们联想到曲贡人的主食可能为面食。当时种植的农作物品种并不清楚，可能就是青稞麦之类。[55]”
但是，在后来正式发表的《拉萨曲贡》考古报告中，发掘者对这个观点又适当加以了调整，采取了更为稳妥的解释：“许多磨盘和磨石表面涂有红颜色，有的可能兼作研色器具使用。大部分磨盘主要当用于加工谷物，因为出土的大小研色盘也不少，磨盘只是有时做研色之用。[56]”从考古出土的情况来看，这种解释可能更为合理，因为其中一些石磨盘的表面“涂朱”的现象十分显著，已经带有十分明显的原始宗教的痕迹。但从总的情况而言，这类石器最为本初的功能还是应当与食物（谷物）的研磨加工有关，至少其中有相当一大部分应归入农业工具中的食物加工工具来看待。此外，曲贡遗址还出土有一种双肩石铲，虽然这类石器均出土于晚期地层，但明显属于生产工具一类[57]，用作农业生产当中松土、铲土的工具也是完全可能的。
西藏东南部的林芝、墨脱一带也曾发现过一批打制和磨制的石器，由于均为地表采集，没有明确的考古地层关系，所以只能从形制上推测其年代可能为新石器时代。林芝发现的石器主要分布在云星、红光、居木、加拉马等地，遗址的海拔高度在2700～3700米，均位于河谷两岸。与石器并出的有陶器的残片，石器种类有砾石制作的砍砸器、穿孔石刀、石凿、石网坠等[58]。墨托发现的石器主要分布在雅鲁藏布江下游的马尼翁、达木、背崩、地东等地，海拔高度下降到400～700米左右，石器均系地表采集，种类有磨制的斧、锛、凿等器形，个别地点还采集到陶片[59]。这些石器当中，穿孔石刀的形制与卡若遗址十分相似，磨光石器中的斧、锛、凿等长宽比值较大，也与卡若遗址出土的同类器形相似。从发现石器的种类来看，其中的砍砸器、石凿、石斧可用于伐木和修整木材，而穿孔石刀却有可能用作切割动物肉、皮或者收获谷穗，网坠表明渔猎的存在。这些迹象均显示出藏东南的密林中，在西藏新石器时代也可能存在着原始农业人群，从事着以园圃式的原始农业，并兼以渔猎生产。
所谓“园圃式的原始农业”，是相对具有较大规模的“集约式农业”而言。童恩正先生对于这种原始农业方式做过这样的描述：“园圃农业的特点就是技术简单，没有灌溉，没有犁和畜力牵引。所用的工具仅限于刀、斧、铲、掘土棒等，在早期是用石、蚌、木制造，以后才有了金属工具。所以园圃农业与狩猎采集经济一样，完全是靠人类自身的肌肉提供生产的能量。[60]”根据林芝、墨脱等石器发现地点的地理环境、出土器物等因素观察，与这种生产方式大约是相适应的。
这里，还有必要特别关注水热资源丰富、自然条件完全不同于西藏高原其他区域的藏东南地区在西藏原始农业起源上的特殊意义。因为这个区域与我国南方地区的自然条件十分近似，很可能与西藏高原其他区域经历过不同的农业发展道路。早年童恩正曾经对于中国南方农业起源及其特征做过研究工作，认为这个地区农业起源的最大特点，是在栽培稻米之前，曾有过一个栽培无性繁殖作物的时代，作为稻作农业兴起之前的一个准备阶段。这里所说的所谓“无性繁殖”的作物，是指有的植物由地下的部分（根茎、块根、块茎等）变态成无性繁殖器，自己进行繁殖；而另外一些植物的茎、叶，则有“再生”与“复原”的能力，其生长并无季节性的限制，一年四季都可以成活。这种直接利用根茎栽培，要比谷类作物的收获种子、储藏种子和一年一度的定时播种要容易得多[61]。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无性繁殖”的生产方式至今仍在藏东南地区流传。调查资料显示，生活在喜马拉雅山南坡山地热带、亚热带的墨脱、亚东、波密、错那等农民，至今仍保留着早期农耕活动的痕迹，如栽培芭蕉、西葫芦、薯、芋、南瓜等作物；南伊门巴族在挖掘土豆时有意识将部分土豆留在原地，作为来年土豆种子继续栽种；西藏亚东农民从野外采集鹰嘴豆后将其移植在开荒地或房前屋后；察隅县的僜巴人将野生荨麻移植在开荒地或房屋周围空地上。西藏农学家认为，这些行为均“处于一种由野生向人工栽培的过渡阶段”，并且由此推测，西藏早期农业起源阶段很可能也有过一个从无性繁殖向人工栽培过渡的漫长过程；高原农耕的最早起源地可能在某些水热资源丰富的地区，最先栽培作物可能是果树、蔬菜、瓜果等等[62]。尽管目前还没有直接的考古学证据可以佐证这些推测，但这些观点却可以进一步启发我们的思路。
虽然目前在藏东南一带发现的石质工具种类不丰富、数量也很有限，但是还应当考虑到另一种可能性，即其他材质工具的存在。童恩正曾经指出，中国西南地区在第四纪更新世都处于热带和亚热带，“当时茂密的森林，遍地的修竹，不但繁殖了丰富的可供人们食用的动植物资源，而且也提供了大量取材容易、加工方便、易于携带、使用效率高的坚硬的木质或竹质的工具原料。木制的掘土棒、竹制的标枪、箭镞、割刀、竹索或藤制的圈套，在本地区的使用一直延续到历史时代”[63]。藏东南的情况与之相似，所以不能排除从旧石器时代开始也有使用木、竹质工具的传统习惯，这类工具也有可能被作为农业工具，如木制的掘土棒、竹制的割刀等。目前在这个区域内调查发现的磨制石器较多，且多为通体磨光、长宽比值较大的石斧、石锛、石凿等器形，这类石器在功能上更有可能是用于修整木、竹器的生活用具，而并非直接的生产工具。只是遗憾的是，即使有过木、竹质地的农业生产工具，在湿热的气候条件下也是难以保存至今的，我们只能依靠间接的证据来加以推测。
六、对西藏原始农业水平的基本评估
综上所述，早在西藏新石器时代，在自然条件相对较为优越的藏南、藏东谷地已经开始萌芽产生了原始农业，粟和麦（青稞）相继成为高原农业最初的栽培作物，石质或木、竹质的农业工具也广泛开始制造和使用，由此表明西藏原始农业诞生的时代要大大早于汉、藏文献记载的吐蕃时期，并且可能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但是，究竟应当如何评估西藏原始农业的发展水平及其社会经济意义，仍然值得深入研究。这里，有必要根据现有的考古发现回答下述问题：
首先，西藏及其喜马拉雅山地是否可能是新石器时代农业的起源地？苏联学者列·谢·瓦西里耶夫曾经对包括西藏高原在内的喜马拉雅山地在新石器时代农业起源问题上的地位与作用给予过很高的评价与期待。他反复强调，“要想在黄河流域找到新石器时代革命的遗迹无论如何都是徒劳的。事情愈来愈清楚，即使能够找到某种类似这种革命的东西，那也不是在黄河流域，而是在它西面的山前地带和山区高原。……在考古学家们迄今几乎尚未考察过的辽阔的喜马拉雅山和西藏山区，或许能找到这种革命的遗迹”。他甚至还推测：“黍稷类作物的栽培同水稻一样，可能是起源于高原广阔、河谷纵横的喜马拉雅山地。[64]”这里，很显然他有意低估了黄河流域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农业起源的作用与地位，这一论点已经被中国考古学者所驳斥[65]。进而论之，如果我们将所谓“喜马拉雅山地”这一概念限制在它的北坡而将南坡排除在外的话，那么至少在目前尚未发现瓦西里耶夫所假设的这一状况的物证。从西藏现有的考古学证据来看，无论是粟还是麦（青稞）都是从外部传播而来，并非从本地野生种属驯化、培植而来，而且外部传播的发散地恰恰有可能是来自于黄河流域。目前学术界已经公认粟这种作物是从黄河流域起源的，而麦则有可能从西亚一带传入，这两类作物传入西藏的时间都要晚于中原地区，西藏只可能是这个作物“传播链条”中的一环，而没有证据表明它是起源地。
其次，西藏史前聚落的规模究竟如何？虽然由于农业的诞生带来了定居聚落的出现，但西藏目前发现的史前聚落规模都比较小，与同时期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史前聚落遗址在规模上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以其中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基本上全部揭露出土的藏东昌都卡若遗址为例，从早期到晚期历时近千年的时段之内，也仅仅不过发现各类房屋基址28座[66]，这与同时期黄河流域史前聚落相比较只能算得上是一个规模不大的聚落。而西藏新石器时代的昌果沟遗址、邦嘎遗址、小恩达遗址发现的房屋基址加起来才不过几座[67]，虽然其中有未经全面发掘揭露的因素必须加以考虑，但若以卡若遗址作为参照，推测这些遗址的规模也不会太大。由此可以推知，当时这些定居在西藏高原的原始人群所种植的农作物的规模还相当有限，不足以养活氏族中更多的人，自然也就限制了聚落发展的规模。
再次，农业是否是当时原始居民们的主要生存方式？根据现有考古出土资料分析，农业仅仅是西藏史前聚落重要的生产部门之一，除此之外，还必须兼营采集、狩猎作为农业的补充。石应平曾经分析过卡若遗址出土的石质生产工具，将遗址中出土的23类石器分成三大组群，认为其中A类与狩猎活动有关，B类与畜养（牧）有关，C类与锄耕农业活动有关，并由此推测“卡若遗址早、中期的经济形态是以锄耕农业为主并辅之以狩猎活动和家畜饲养，中期达到繁盛。而从早期至晚期，与畜养活动有关的因素始终持续增长并在晚期占据了主要地位”[68]。卡若遗址两次发掘除出土有猪这一家畜之外，其他的动物种属第一次发掘发现14种、第二次发掘发现16种，研究者认为这两次发掘出土的动物骨骼的种群特征“具有更为明显的狩猎/渔猎对象的性质”[69]。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卡若遗址第一次发掘中没有发现鱼骨以及钓钩、鱼镖、网坠等捕鱼工具，所以发掘者推测“这个遗址的居民可能有以鱼作为‘禁忌食品’（Taboo Food）的习惯”[70]。但卡若遗址第二次发掘中已经发现有疑为黄河裸鲤（Schizopygopsis Kessleri Herzenstein）的鱼类骨骼，“暗示了捕捞很可能是当时与狩猎并行的生业方式”[71]。若结合与昌都自然条件类似的林芝地区考古采集到的网坠等史前遗物来综合分析，卡若遗址的原始居民看来并不存在着某种“食物禁忌”，而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当地的动物资源，从高山到河谷，从河谷到江河，无论是生存活动在海拔高度为5000～3500米的藏羚、藏原羚、白唇鹿、高原兔、马麝、藏狐、喜马拉雅旱獭，还是生存活动在海拔高度1000米左右的苏门羚、水鹿、赤鹿，乃至澜沧江中的黄河裸鲤，都是他们猎获的对象。如同有学者所推测的那样：“当时卡若居民为扩大狩猎生业所做的努力是空前的，他们在更大的地域和海拔高度去获取此前在相对狭窄的区域内不可能得到的动物资源，并且在狩猎作业过程中，他们对野生动物的习性有了更多的掌握与了解，这样，狩猎/渔猎业与种植业就构成了具有时间调节性的综合型生业方式，即夏季以种植收获粟类作物为主，秋冬季则以渔猎获取动物为主”[72]。结合考古出土材料分析，这大概不失为一种合理的假设。
综上所述，我们不必人为拔高对西藏史前农业水平与规模的认识。从总体上评价，西藏新石器时代虽然在局部地区出现了定居的聚落，但这些聚落一般规模不大，也并非以单纯的种植业作为族群的生存方式，往往必须依赖于高原上尽可能加以利用的资源，辅之以采集、狩猎、畜养等多种生业方式作为原始农业的补充。即便是在卡若遗址这样具有一定规模的定居聚落当中，这种情形也是显而易见的。粟和麦这两类作物从外部传入到西藏高原，曾经有过一个漫长的适应与扩散的过程，只能在高原的一部分地区根植生长。粟的适应性因为亚于青稞而最终被取而代之，所以有学者估计，“真正以种植农业为主的高原史前文化类型，则可能是后来出现在雅鲁藏布江谷地（包括拉萨河谷地区）等地区的以青稞种植为标志的‘曲贡文化’或‘昌果沟文化’等”[73]。但从目前积累的考古材料来看，这一推测仍然也还缺乏足够的证据，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发现才能证实。
2013年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of the prehistoric period in Tibet, such as the purposive cultivation of crops and agricultural tools, this article offers a basic picture and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prehistoric agriculture on the Tibet Plateau. In addition, it underlines the elaboration of the time of the emergence of millet and highland barley, two of the most important prehistoric crops, as well as their spread route, distribution and their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life of the prehistoric human. On the basis of the above, this article also further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ehistoric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of Tibet and that of Central China.
注释
[1]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文物考古所见西藏与中原关系资料的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1&ZD12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2]索南坚赞著，刘立千译注：《西藏王统记》第35、36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
[3]《新唐书》卷216上《吐蕃》第6072页，中华书局，1975年。
[4]王尧：《吐蕃金石录》第101页，文物出版社，1982年。
[5]李永宪：《西藏原始艺术》第10～11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6][美]罗伯特·沙维尔、温迪·阿什莫尔著，余西云等译：《考古学：发现我们的过去》第37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7][美]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译：《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第225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
[8]李永宪：《略论西藏考古发现的史前栽培作物》，《中国考古学会第十次年会论文集》第142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9]傅大雄：《西藏昌果沟遗址新石器时代农作物遗存的发现、鉴定与研究》，《考古》2001年第3期。
[10]吴玉书、于浅黎、孔昭宸：《卡若遗址的孢粉分析与栽培作物的研究》，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第167～169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11]傅大雄：《西藏昌都卡若遗址2002年浮选标本鉴定》（未刊稿），2003年2月。
[12]吴玉书、于浅黎、孔昭宸：《卡若遗址的孢粉分析与栽培作物的研究》，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第168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13]何强：《西藏贡嘎县昌果沟新石器时代遗存调查报告》，《西藏考古》（第1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工作队、西藏自治区文管会：《西藏贡嘎县昌果沟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99年第4期。
[14]傅大雄：《西藏昌果沟遗址新石器时代农作物遗存的发现、鉴定与研究》，《考古》2001年第3期。
[15]傅大雄：《西藏昌果沟遗址新石器时代农作物遗存的发现、鉴定与研究》，《考古》2001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工作队、西藏自治区文管会：《西藏贡嘎县昌果沟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99年第4期。
[16]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考古系、西藏自治区文物局：《西藏阿里地区丁东居住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7年第11期。
[17]西藏“早期金属时代”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已故考古学家童恩正先生提出来的（参见其《西藏考古综述》，《文物》1985年第9期），他认为：“根据最概括的推测，这一时代可能开始于公元前一千年，而结束于公元6世纪，即吐蕃王朝兴起之前。”本文采用了这一年代概念。
[1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局：《拉萨曲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西藏自治区文物局、四川大学考古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青藏铁路西藏段田野考古报告》，科学出版社，2005年；夏格旺堆：《邦嘎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察与发掘》，《中国西藏》2001年第4期；李林辉：《山南邦嘎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新发现与新认识》，《西藏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小恩达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1期。
[19]王仁湘：《关于曲贡文化的几个问题》，《西藏考古》（第1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
[20]西藏自治区文物局、四川大学考古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青藏铁路西藏段田野考古报告》第108、109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
[21]李永宪：《略论西藏考古发现的史前栽培作物》，《中国考古学会第十次年会论文集》第141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22]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第154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23]傅大雄：《西藏昌果沟遗址新石器时代农作物遗存的发现、鉴定与研究》，《考古》2001年第3期。
[24]汤卓炜：《环境考古学》第220页，科学出版社，2004年。
[25]陈文华：《农业考古》第42～46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
[26]汤卓炜：《环境考古学》第222页，科学出版社，2004年。
[27]陈文华：《农业考古》第45、46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
[28]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第153、156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29]李永宪：《略论西藏考古发现的史前栽培作物》，《中国考古学会第十次年会论文集》第144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30]李永宪：《略论西藏考古发现的史前栽培作物》，《中国考古学会第十次年会论文集》第144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31]王雅儒、宋燕春：《西藏谷子考察及研究》，《中国农业科学》1987年第1期。
[32]李永宪：《略论西藏考古发现的史前栽培作物》，《中国考古学会第十次年会论文集》第139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33]傅大雄：《西藏昌果沟遗址新石器时代农作物遗存的发现、鉴定与研究》，《考古》2001年第3期。
[34]靳桂云：《中国早期小麦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农业考古》2007年第4期。
[35]李永宪：《略论西藏考古发现的史前栽培作物》，《中国考古学会第十次年会论文集》第144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36]靳桂云：《中国早期小麦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农业考古》2007年第4期。
[37]李瑶：《甘肃省民乐县东灰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古农业遗存新发现》，《农业考古》1989年第1期；陈文华：《农业考古》第50～51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李水城、莫多闻：《东灰山遗址灰化小麦年代考》，《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6期。
[38]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北方考古研究室：《民乐东灰山考古——四坝文化墓地揭示与研究》第140～141页，科学出版社，1998年。
[39]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北方考古研究室：《民乐东灰山考古——四坝文化墓地揭示与研究》第141页，科学出版社，1998年。
[40]俞为洁：《中国史前植物考古——史前人文植物散论》第54、5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41]王炳华等：《新疆哈密五堡古墓出土大麦的研究》，《农业考古》1989年第1期。
[42]陈星灿：《作为食物的小麦——近年来中国早期小麦的考古发现及其重要意义》，《中国饮食文化》（财团法人中华饮食文化基金会编）2008年第2期。
[43]傅大雄：《西藏昌果沟遗址新石器时代农作物遗存的发现、鉴定与研究》，《考古》2001年第3期。
[44]李永宪：《略论西藏考古发现的史前栽培作物》，《中国考古学会第十次年会论文集》第145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45]李永宪：《略论西藏考古发现的史前栽培作物》，《中国考古学会第十次年会论文集》第146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46]傅大雄：《西藏昌果沟遗址新石器时代农作物遗存的发现、鉴定与研究》，《考古》2001年第3期。
[47]李永宪：《略论西藏考古发现的史前栽培作物》，《中国考古学会第十次年会论文集》第147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48]张亚生：《对西藏青作农业起源的再认识》，《西藏研究》2000年第4期。
[49]童恩正：《西藏考古新发现》，《新观察》1980年第1期。
[50]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第107～110页，图六一，文物出版社，1985年。
[51]卡若遗址中将这类石器称为“重石”，共计出土252件，均为砾石石器，各种形式的重石表面都有不同程度的磨痕；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第113～114页，图六二，文物出版社，1985年。
[52]李水城：《权杖头：古丝绸之路早期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2年第4期。
[53]周国兴、刘莉莉：《人之由来》第83页，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1年。
[54]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第112～114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55]王仁湘：《拉萨曲贡：雪域远古的辉煌》，《中国西藏》2001年第3期。他在另外一篇文章《拉萨河谷的新石器时代居民——曲贡遗址发掘记》（《西藏研究》1990年第4期）中也写道：“曲贡人的经济生活，当是以农耕为主，兼营畜养和渔猎。石片石器中有不少割器，有些当是用于收割的；还有数以十计的大磨盘，当是加工谷物的用具，这些都是农业较为发达的证据。”
[5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局：《拉萨曲贡》第118～127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5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局：《拉萨曲贡》第176～181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58]王恒杰：《西藏自治区林芝县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5年第5期。
[59]新安：《西藏墨脱县马尼翁发现磨制石锛》，《考古》1975年第5期；坚尚、江华等：《西藏墨脱县又发现一批新石器时代遗物》，《考古》1978年第2期。
[60]童恩正：《文化人类学》，《人类与文化》第95页，重庆出版社，1998年。
[61]童恩正：《中国南方农业的起源及其特征》，《农业考古》1989年第2期。
[62]张亚生：《对西藏青作农业起源的再认识》，《西藏研究》2000年第4期。
[63]童恩正：《中国西南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南方文明》第72页，重庆出版社，1998年。
[64][苏联]列·谢·瓦西里耶夫著，郝镇华等译：《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第132、133、168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
[65][苏联]列·谢·瓦西里耶夫著，郝镇华等译：《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第5～22页“说明”中有对这一观点的反驳意见，文物出版社，1989年。
[66]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第13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67]夏格旺堆、普智：《西藏考古工作40年》，《中国藏学》2005年第3期。
[68]石应平：《卡若遗存若干问题的研究》，四川联合大学西藏考古与历史文化研究中心、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西藏考古》（第1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
[69]李永宪：《卡若遗址动物遗存与生业模式分析——横断山区史前农业观察之一》，《四川文物》2007年第5期。
[70]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第154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71]李永宪：《卡若遗址动物遗存与生业模式分析——横断山区史前农业观察之一》，《四川文物》2007年第5期。
[72]李永宪：《卡若遗址动物遗存与生业模式分析——横断山区史前农业观察之一》，《四川文物》2007年第5期。
[73]李永宪：《卡若遗址动物遗存与生业模式分析——横断山区史前农业观察之一》，《四川文物》200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