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考古综述
西藏考古综述
童恩正（四川大学历史系）
西藏，母亲啊，你是雪山的中心，大河之源，高峻之国，纯洁之地。
——古藏族民歌
我国的西藏，以其独特的宗教、哲学、历史、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等传统，强烈地吸引着世人的注意。在考古学领域以内，情况也是如此。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虽然至今缺乏系统的研究，但是它的开始可以追溯到公元19世纪的后期；发现的实物就数量而言虽然还不多，但是其内容却甚为复杂。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我们已经可以断定，这一地区的考古学蕴藏着丰富的内容，具有远大的发展前途。因此，适时地对近一百年来的西藏考古工作进行总结性的回顾，对今后的工作有所瞻望，是有现实意义的。
西藏北接新疆、青海，东连四川、云南，西面和南面与印度、克什米尔、尼泊尔、不丹、缅甸接壤。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祖国黄河、长江流域的悠久文明，中亚草原的游牧文化，西亚河谷的农业传统，南亚热带沃土上孕育出来的思想意识，均曾汇集于这一号称世界屋脊的高原之上，使这一地区的历史，在本身固有的传统的基础上，呈现出一种复合的性质；并且在不同时代由于所感受的外来影响有所不同，风格亦迥然相异。从文化上来说，西藏可以说是亚洲古文明的荟萃之所。更重要的是，由于西藏与外界相对隔绝以及其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当其他地区的文化已经发生变迁，这里仍然保存着原来的因素。如中亚早期佛教的梵文经典在印度已经佚失，然而在西藏佛教的经典中却有很多遗留，更有众多梵文贝叶经卷；又如在印度或中亚早已失存的古代艺术作风和内容，在西藏直至近代仍具有生命力。因此，对西藏总体文化的研究，就不是一个局部地区的问题，而在相当程度上带有国际性。谈西藏考古的重要性，我们必须有这样的认识。
西藏的考古工作，可以用1951年作为划分阶段的界限。在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以前，考古工作只限于少数地面文物的调查，而且全部是由外国人进行的。公元14世纪，历史上即有欧洲人进入西藏的记载，那主要是天主教的传教士企图来东方寻求基督的圣迹。公元18世纪后半期，随着英国殖民统治在印度的确立，印度总督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曾派遣使团至拉萨。公元19世纪后期，英俄等帝国主义国家为了侵略西藏，都曾派遣传教士、商人、探险家以公开的或隐秘的身份来到这一地区[1]。其中也有欧洲各国的少数学者，怀着各自的目的，在此进行科学考察，主要是地理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考察。而西藏的考古发现，也就是从他们写出的游记或综合报告中，支离破碎地开始见于记载的。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以后，考古工作发生了质的变化。调查和发掘都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不但全部由中国学者承担，而且很多有价值的工作是由新培养出的藏族考古工作者完成的。工作的内容除了地面文物的保护、维修，文献整理及田野普查，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也拉开了序幕。可以说，三十余年的工作，无论数量或质量上，都超过了过去阶段的水平。
本文所讨论的西藏考古学，基本上限于从远古至公元10世纪以前的历史资料。公元10世纪以后的资料，很多牵涉佛教文化，专题的论著较多，这里暂时存而不论。
公元10世纪以前考古学本身的分期，根据目前的资料条件，只能大致分为三个时代，即石器时代、早期金属时代和吐蕃时代。以下的介绍，即按照这一顺序进行。
一、石器时代
西藏石器时代的考古资料，全部是1951年以后发现的。
迄今为止，西藏还没有发现地层关系明确的旧石器时代遗址。零星采集打制石器的地点，据研究者推测属于旧石器时代的共有五处，即定日县的苏热，申扎县的多格则、珠洛勒，日土县的扎布公社和普兰县的霍尔区[2]。
定日县苏热海拔4500米，这里的打制石器是1966年至1968年中国科学院西藏科学考察队发现的，共计40件。石器原料主要是片麻岩，其次有石英砂岩和石英岩。种类有石片、边刮器和尖状器。石片均用锤击法打出。石器加工多由破裂面向背面打击，有单向加工和错向加工两种，错向加工系相邻两边方向相反进行[3]。
申扎县珠洛勒的打制石器是1976年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发现的，共计14件，均为石片石器。原料为砾石，岩性为角岩。器型有边刮器、端刮器及尖状器三种，一般均由破裂面向背面加工，偶见交互打击[4]。
西藏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交替于何时，在新旧石器时代之间是否另可划分中石器时代，这都是目前难以解答的问题。明确属于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可以用卡若遗址作为代表。卡若是一村子，位于昌都以南12公里处，海拔3100米，是迄今为止西藏唯一经过科学发掘的遗址，也是国内发掘的海拔最高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1977年和1978年由西藏文物管理委员会主持了两次发掘。共发现房屋遗迹28座、打制石器6000余件、细石器600余件、磨制石器500余件、骨器10余件，以及大量陶片。农作物可以鉴定的有粟米。动物骨骼属于猎获的品种有鼠兔、獐、马鹿、狍、牛、藏原羊、青羊、鬣羚等，饲养的品种有猪。14C测定年代是早期距今4655年±100年（树轮校正5555年±125年）～4280年±100年（树轮校正4750年±145年）；晚期距今3930年±80年（树轮校正4750年±145年）[5]。
西藏另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比较集中的地区是林芝县。1974年至1975年，在云星、居木、加拉马等处，都采集到文化遗物。其中打制石器有盘状器2件、砍砸器1件、敲砸器2件，均利用砾石块制成。另有用扁平砾石两侧打出缺口制成的网坠3件。磨制石器有石刀3件，均用板岩制成。其一为单孔，平背弧刃；另一件亦有单孔，因残缺而器型不明；第三件原为一长方形穿孔石刀，从中部残断后，又将一端磨出刃部，改制成石锛使用，与卡若一件标本（F13④：214）完全相同。石斧1件，原报告定名为凿，实则为条形斧，这类标本在卡若亦有发现（F19：43），特征是器身窄长，横剖面成方形。另有小凿1件，用途不明的穿孔石器1件。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泥质陶较少，均为手制。纹饰有绳纹、划纹、附加堆纹等。器型仅见罐、盆、钵类，多小平底器。这些情况均与卡若陶器相同[6]。
其余零星发现见于报道的还有1956年在黑河发现的棱柱状细石棱[7]；1966年在聂拉木县发现的27件细石器，原料为燧石、玉髓、水晶等，种类有锥状石核、半锥形石核、石叶及一件端刮器（原报告称为圆头刮削器）[8]；此外还有1973年在墨脱县马尼翁发现的长方形磨制石锛[9]。
新石器时代的墓葬，迄今缺乏正式发掘的资料。但在林芝附近曾调查过数座残墓，根据遗迹推测，可能是一种竖穴土坑墓。死者头西脚东，仰身直肢，无葬具痕迹。随葬品均为实用器，有条形石斧（原报告称为石凿）、陶罐等，形状与当地采集的相似[10]。
综观西藏地区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我们只能说目前掌握的资料仍然太少，难以做出更多的实质性的结论。被某些研究者断定为旧石器时代的石器，由于缺乏地层和伴生动物群遗骸的依据，这一推断仍嫌证据不足。根据卡若遗址发掘的资料，粗糙的打制石器、细石器和磨制石器、陶器并存，乃是西藏（至少在其东部地区）新石器时代一大特征。所以单纯根据打制石器及其采集的地点和海拔，是难以下最后的结论的。
但是根据已有的发现，我们仍然可以观察到西藏史前考古引人注意的某些问题。
西藏发现的打制石片石器，均用锤击法打片，多由破裂面向背面加工，器型以砍器、边刮器、尖状器为常见，这都是我国华北旧石器时代常见的特征。但相邻两边的错向加工，则带有一定的地方特点。
西藏发现的细石器，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这里的船底形石核、楔形石核、锥状石核、柱状石核以及相应的从这些石核上剥离下来的各式石叶，细石器中的石镞、尖状器、雕刻器、边刮器等器型（图1），基本上属于我国华北细石器工艺的传统。此种细石叶石器的传统，分布于中国、东亚和北美，而与分布于欧洲、北非、西亚、南亚等地的几何形细石器传统有所不同[11]。很多研究者认为，这种细石叶石器传统是在我国旧石器时代周口店第一地点——峙峪细小石器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2]。
中国细石器的主要分布地区，是在东北、内蒙古、华北北部至新疆这一范围之内。一般而言，在北纬33度以南，发现即很稀少，过去仅见于广东[13]、云南[14]的个别地点。西藏的细石器发现面广，数量多，延续时间长，似乎是当地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主要的文化因素之一。这就使西藏史前文化的面貌，与中国南方其他各省有所区别。
图1 卡若出土的细石器
1～3.楔形石核 4.锥状石核 5.柱状石核 6、7.龟背状石核 8、9.板块状石核 10～12.石叶
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从全新世开始，各地即出现了细石器。其中既有以细石叶为特征的非几何形细石器，也有以三角形、梯形、半月形、长方形石刃为代表的几何形细石器。直至铜石并用时代，细石器仍与磨制石器、红铜器并存[15]。值得注意的是，在印度西孟加拉邦的比尔布汗浦（Birbhanpur）、北方邦的莱卡赫希阿（Lekhahia）等地，均发现了非几何形细石器在下而几何形细石器叠压在上的层次关系。有关文化的时代，均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在巴基斯坦的卡梅尔山（Mt. Carmel）的洞穴遗址中，由非几何形细石器向几何形细石器的转变据说发生在公元前10000年左右[16]。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于中亚。在阿富汗，约在玉术冰期（Würm）之末至全新世之初，即开始出现了细石器。尤其是在北方地区，细石器分布十分广泛。在巴尔赫省（Balkh Province）的阿克·库普鲁克第二地点（Aq KuprukⅡ）的岩荫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细石器，主要是锥状石棱、楔形石核及细石叶（图2），其14C测定年代为距今16615年±215年。除此之外，在海巴克区域（Haibak）的卡拉·卡马尔第一地点（Kara KamarⅠ）、戈克·贾（Kok Jar）和达拉·依·加仓（Dara-iKalon）等遗址，所出细石器亦与阿克·库普鲁克相似。阿富汗旧石器时代末期细石器文化最大的特点，是不出几何形细石器、琢背石叶（backed microblade）以及斜断石叶（obliquely truncated mieroblade）。在时代晚于上述遗址的塔什库尔干四十地点（Tashkurghan 40），才开始出现琢背石叶和三角形、长方形、半月形石片。所以有的学者推测阿富汗细石器工艺的发展也可能经历了从简单的细石片到斜断石叶，再到梯形、长方形以至半月形等几何形细石器的不同阶段。
图2 阿克·库普鲁克第二地点的细石器
1～4、6.锥状石核 5.柱状石核 7～9.边缘经微加工的石叶10～15.无加工痕迹的石叶
在巴勒斯坦，细石片石器出现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欧里格纳辛（Aurignacian），而几何形细石器则出现于克巴兰遗址，其间演变的时代间隔约为10000年[17]。
南亚和中亚的细石器，学者一般认为是受了西亚的影响；而西藏的细石器，则是属于华北细石器传统向南传播的一支。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这些推断都是有理由的。但是西藏的地理位置恰好连接了南亚和中亚，所以其细石器工艺与南亚、中亚的非几何形系统的细石器究竟有无联系，如果有是什么样的联系，都是值得研究的。这些问题目前尚难以确定，其主要原因在于西藏发现的细石器除卡若一地以外，其余均缺乏坚实的断代基础，总的发展序列尚不清楚。所以目前只能提出问题，而不能做出详细的对比研究。
卡若遗址大量的打制砾石石器，特别是砍器、敲砸器、边刮器、穿孔石器和手锛（原报告称为扁平方形砍斫器）（图3），明显地带有从中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南方洞穴遗址、贝丘遗址、露天遗址砾石工艺的特征。如广西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址[18]、柳州兰家村等遗址[19]、柳州大龙潭鲤鱼嘴贝丘遗址[20]、白莲洞遗址上层[21]、广东阳春独石仔洞穴遗址[22]、封开黄岩洞穴遗址[23]等，所出同类器物均与之相似（图4）。卡若的切割器，很多是利用较薄的石片或扁平砾石磨出刃部而成，此种仅磨刃部的传统，也是南方石器时代文化中常见的，如广西南宁地区的贝丘遗址[24]及柳州附近的新石器时代遗址[25]中，有的石斧、石锛、石凿、石刀就是用这种技术制造的。除了中国南方，砾石工具在东南亚地区也有长期而广泛的分布。其中最典型的是越南的和平文化，其利用砾石打击成的砍器、边刮器、手锛等与中国南方发现的大同小异（图5）[26]。仅磨制刃部的石斧，在和平—北山文化系列中也是其特征之一[27]。所以将西藏石器时代文化放在整个东南亚石器时代传统中进行考察，探讨彼此之间联系的规律，应该是今后研究的另一重点。
图3 卡若遗址出土的打击石器
1、2.砍器 3.手锛 4.边刮器 5.盘状器 6.穿孔石器
图4 广西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打制石器
1～3.砍器（鲤鱼嘴） 4.边刮器（鲤鱼嘴） 5.盘状器（甑皮岩）6.穿孔石器（甑皮岩）
在卡若遗址的石器中，有少数是先在棱体上修理成所需的外形，再行打片。打下的石片基本上符合器物的形状，仅在局部边缘稍做加工即可使用，如梯形切割器（标本T14②：2）、平柄端刮器（标本T55②：53）、窄柄端刮器（标本F30：113）等均属此例。这种在预先修整好的石核上打片的方法，在欧洲被称为勒瓦娄哇技术（Levallois technique），是旧石器时代中期广泛见于欧洲、北非和近东的一种技术[28]，那些地区所见的石片形状虽与卡若的标本不同，但技术却相一致。此种做法在中国内地及东南亚尚未见报道，所以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在印度境内邻近喜马拉雅山的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已知采用这种技术[29]，不过这与卡若之间是否有什么关系，同样尚待今后更多的发现才能判断。
在西藏以西的毗邻地区，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些文化联系的蛛丝马迹。如在克什米尔布尔兹霍门（Burzahom）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曾发现半地穴式房屋及长方形双孔石刀[30]，有的研究者认为是受了中国黄河流域文化的影响[31]。考虑到卡若文化中也出现这两种因素，则此种文化的传播通过西藏作为中介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另外卡若遗址曾出土一种长方形骨片，靠近两端刻有横槽（标本T61②：14），这与伊朗西部克尔曼沙区（Kermanshah Distriet）甘吉·达维（Ganj Dareh）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14C测定年代约在公元前8000年）所见的骨片如出一辙[32]，暗示西亚文化在很早即可能与西藏文化产生过交流。
图5 和平文化的打制石器
1、2、4、5.砍器 3.盘状器 6.椭圆形手斧
二、早期金属时代
西藏的石器时代究竟终止于何时，铜器时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铁器又是在什么时候传入的，这些问题，由于资料的限制，目前还难以答复。现有的一些时代较早的金属制品，都是调查所得，往往是铜器、铁器混杂，而且相当一部分还是由非专业人员所记述的，时代、来源均缺乏准确性。所以我们还不能在考古学上划出独立的铜器时代来，暂时只能概括地称为“早期金属时代”。根据最概括的推测，这一时代可能开始于公元前1000年，而结束于公元6世纪，即吐蕃王朝兴起之前。
1925年至1928年，中亚考察队的罗列赫（G. N. Roerich）在藏北高原和西藏中部进行调查。在此范围之内，他发现了大量的石丘墓以及各种形式的大石遗迹。
西藏高原的石丘墓发现于霍尔（Hor）、南茹（Nam-ru）和那仓（Nag-tshang）等地。墓葬均位于山的南坡，每处两三座，不见大的墓地。特点是在墓上以石块或石板环绕成一椭圆形，墓均为东西向，一般长3米、宽2.75米，东端（可能是头向一端）竖立一块石板。出土器物有青铜三棱镞、叶形铁镞等。发现的头骨均属长头型。
由于出土器物太少，我们难以将这种石丘墓与其他地区的墓葬进行比较研究。但如果仅从墓葬形制来看，则与蒙古人民共和国、苏联阿尔泰区及贝加尔区的石丘墓有些类似。这些石丘墓按时代先后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墓上有用石板围绕成的圆圈，其时代约为公元前7世纪至前5世纪。
第二种：墓上有锥形石堆，其时代晚于前者。
第三种：墓周围有石圆圈，墓冢顶端有石堆，其时代为7世纪至8世纪。
西藏的石丘墓相当于蒙古人民共和国及苏联阿尔泰区（现为俄罗斯属地）石丘墓中形制最原始的一种，这是我们推测其时代较早的唯一依据。
与石丘墓相联系的另一种古迹是大石遗迹。西藏的大石遗迹有三种形式：独石（menhirs）、石圈（cromlechs）和列石（alinements）。如藏南大盐湖以南约49公里处的多宁（Do-ring）即曾发现十八行石柱，方向东西；在列石西端，有两个同心圆的石圈；石圈中央另有三块巨石，中央一块高2.70米；巨石前有一祭坛；在列石东端，还有一用石块列成的箭头。类似的遗迹，亦见于附近恩则错（Ngantse tsho）的拉蒂（Rati）、喜马拉雅山区的勒布琼（Lap-chung）和粗琼（Tsuk-chung）。另有一类大石遗迹仅有石圈和中央巨石，而无列石及箭头。
在萨嘎（Saga-dzong）以东2公里处，正当通向拉萨的大道旁，罗列赫还发现了一块高约4米的独石。他推测这些遗迹都可能与本教的自然崇拜有关，可能是属于铜器时代的[33]。
除此之外，罗列赫等人还在石丘墓、大石遗迹分布的范围以内，发现现代游牧部落所使用的饰物或小件生活用品上，有传统的动物纹饰，包括鹿、鹰、马等，推测这是古代当地曾流行动物纹饰的一种证明[34]。1973年，意大利藏学家杜齐在其名著《穿越喜马拉雅》一书中，介绍了他在西藏收集的一批带动物形纹饰的青铜制品，如带钩、扣饰、小铃等，纹饰内容有鹿、马、熊、鸟、猴等。虽然这些器物时代不明，但杜齐认为，它们无疑地“属于一个特定的器物群，一般说来，此种器物群与我们能够准确断代的西藏的艺术品和工艺品毫无关系，也与历史时期中我们所知的功能明确的器物不属于一个系统”[35]。因此我们将这些器物中的一部分（至少是它们所代表的艺术风格）看成佛教传入以前西藏一种土著文化的遗留，应该是可以的。
石丘墓、大石遗迹及动物形纹饰三者都是北方草原文化的特征。广袤的欧亚草原西起匈牙利，越过第聂伯河、伏尔加河、乌拉尔河，经过中亚而达中国的北部和西部，从远古时候开始，就是众多的游牧部落生活和争战的舞台。千百年中，他们在这一地域内留下的石丘墓及大石遗迹斑斑可考。而大约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直至中古时期，动物形纹饰一直是这些草原民族传统的艺术主题。其风格虽有时代的不同和地区的不同，但具有某些一致性[36]。西藏的北部和中部出现的这些因素，无疑应属于这种草原文化的一部分。
在我国北方，从商代晚期开始至汉代，先后活动在草原地带的游牧民族有鬼方、猃狁、羌、山戎、林胡、东胡、楼烦、匈奴、乌桓、鲜卑等族，流传的动物纹饰虽有受斯基泰—西伯利亚文化和阿尔泰文化影响的一面，但在基本题材和造型风格上却一直保持自己的特点，因而应将其视为从本土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化因素[37]。西藏的动物纹饰，过去曾有人推测与伊朗的古文化有关[38]。但鉴于文献记载中西藏与西北的羌族[39]、东北的鲜卑族[40]都发生过密切的关系，应该认为此种文化因素从东北方向传入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总之，在对西藏的动物纹饰进行系统的发掘和研究以前，这一问题仍难下最后的结论。
属于这一时期的遗迹可能还有岩画，最早发现于靠近藏西的印度拉达克（Ladak）的桑斯噶尔（Zang-skar）、巴基斯坦的拉合尔（Lahul）等地，其后在西藏亦有发现。其内容有狩猎图像、山羊图像等，可能与古代游牧民族的拜火教有关。在西藏各地，还有很多本教举行宗教仪式的岩洞，如果对这些岩洞进行周密的调查，相信会有许多宝贵的资料重见天日[41]。
最后，在西藏古代的遗物中，发现最广且至今仍受人珍视的是料珠，藏语称之为Gzi。有的是农民从耕土中挖得，有的来自古墓，伴随出土的有铜或铁的箭镞。料珠有两种形式。一种为椭圆形珠，有黑、白、棕色的条纹，夹以白色圆斑，圆斑又称为“眼”，数目从一至十二不等。另一种为圆形珠，上有虎皮斑纹或莲花形图案。关于这些料珠的时代和来源，目前尚难以肯定，但其中无疑应有公元7世纪以前的遗物。西藏的传说都认为料珠来自伊朗，这种可能性是确实存在的[42]。
三、吐蕃时代
这里所指的吐蕃时代，大约从公元6世纪到10世纪，包括从吐蕃王朝的建立者松赞干布的祖父达日宁色兴起于山南地区到“邦金洛”奴隶大起义这一段历史。从社会关系来看，这是西藏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时期；从宗教方面来看，这是佛教逐渐取代传统的本教的时期。
吐蕃时代的考古，以山南琼结地区（Vphyongs-rgyas）的吐蕃王墓最为有名。琼结位于拉萨东南，靠近雅砻河上游，这里原是达日宁色统一诸部的根据地。松赞干布迁都拉萨以后，仍然在此建有夏牙，时常移住此地，而且吐蕃诸王的陵墓也都修在这里。
关于吐蕃王的世系、事迹，王陵的建筑、分布、墓内情况等，在藏文史籍《西藏王统记》、《贤者喜宴》及达赖五世阿旺罗桑嘉错所著《西藏王臣史》等书中都有详略不一的记载。最早对王陵做系统科学考察的西方学者是去年刚刚故去的意大利人杜齐（G. Tucci），他于1948年实地调查了墓地以后，于1950年发表了专著《吐蕃赞普陵考》[43]。同年，德国学者霍夫曼（H. Hoffmann）根据文献考证，发表了《琼结地区之藏王墓》一文[44]。稍后，英国人黎吉生（H. E. Richadson）再度考察其地，撰《西藏之早期墓地及八—九世纪时西藏之装饰艺术》[45]，对杜齐及霍夫曼的错误之处做了修正，并提供了照片7幅及墓葬分布图1幅。迄今为止，这些资料对于藏王墓地的研究仍然有一定参考价值。
解放以后，王毅同志等西藏文物考察小组首先对藏王墓进行了考察，发表了《藏王墓——西藏文物见闻记（六）》，记载周详，配有照片多幅，并根据《西藏王统记》的记载复原了墓葬分布图1幅（图6）[46]。1978年，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同志又对墓地进行了复查，但结果仅发表了一篇简报[47]。
墓地位于宗山西南，靠近雅砻河南岸。在宗山之巅，矗立着公元15世纪时扩建的察瓦达则要塞（Phying-ba’stag-rtse），山腰有日俄德庆寺（Ri-bo-bde-chen），山脚即为琼结城关。
现存藏王墓的墓冢均系土垒成的高台，从剖面可以看到夯土层，每层厚约20厘米。原均为方形平顶，经过一千多年的风雨侵蚀，有的已成圆形，夯土亦不显。所以杜齐误认为这些墓都是利用自然土丘建成的，并且将他认为的松赞干布及牟底赞普（Mu-Tig-btsan-po）两墓画成圆丘。
现存最大的陵墓，是最南部高踞于山麓间的一座，据黎吉生考证可能属于赤祖德赞（据《西藏王统记》所载为丹墀王陵）。墓分3层，最上一层为椭圆形，丘顶平坦，东西长约180步。墓冢周围有方形土垒环绕，墓北一侧尚存土垒19座。每垒分为4层，每层高70～80厘米，层间以薄石板相隔。各层均筑有小龛3个，龛为六角形，深约1米。墓前有石狮一对，其艺术风格与中原、印度均不相同，似乎受了古波斯艺术的影响。其他墓的细节虽不一定与此相同，但由此亦可看到当日藏王墓外部形状的大概。
关于墓葬的确切数量及各墓的墓主，历来众说纷纭。黎吉生根据实地调查和访问，认为墓葬大致分成两行，自北而南基本上按藏王世系排列。西侧的一行是：松赞干布、芒松芒赞、都松芒布支、赤德祖赞、赤松德赞、赤祖德赞；东侧的一行是：赤德松赞、牟尼、牟如（Mu-rug），绛察拉本（Ljang-tsha Lhas-bon）（图7）。其中牟如和绛察拉本是王子而未即位，所以墓冢规模最小。牟尼在很多史书中虽然称之为“赞普”（王），但黎吉生推测实际上他也未登基[48]。从他统治仅一年（797—798）的时间来看，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所以其墓冢不及其他赞普，亦可得到解释。
图6 《西藏王统记》所载藏王墓分布示意图
墓地上现存的石碑仅有一块，位于赤德松赞与牟尼两墓之间，其上刻有对赤德松赞的颂词[49]，所以一般将它北边的一座墓定为赤德松赞墓。但它离那座墓实在太远，而且竖立的位置也不对。黎吉生推测它可能属于另一座封土已经湮平的墓（图7用虚线表示）。如果将来的发掘能证明此墓确实存在，那么这才应当是真正的赤德松赞墓，而现在认为的赤德松赞墓有可能属于最后一代藏王朗达玛。除此之外，在墓地东北靠近琼结城关的河边，另立一块古碑，其上刻有对某一藏王的颂词。此碑与墓地有什么关系，现在尚不明了。
根据公元18世纪藏族学者让迥多吉（Ran-’byun-rdo-rje）的记述，藏王墓内部一般分为几个室，充塞金、银、宝石以及丝绸皮革制品，有的还供奉佛像[50]。这些情况只有等待以后的发掘来证实了。
除了藏王，王室贵妇也有不少是葬在琼结的。根据敦煌古藏文资料的记载，姓名和下葬年代确切的就有唐文成公主（Nun-can，683）、金城公主（Kim Sheng，741），以及吐蕃的芒庞（Mang-pangs，707）、可敦（Ga-tun，708）、赤马勒（Khri Ma-lod，713）、赞马塔（Btsan-ma-thag，723）、来庞（Lhas-pangs，732）、赤尊（Khri-btsun，745）等人[51]。她们下葬的时代正是吐蕃国力最盛之时，所以尽管墓葬规模远较赞普墓为小，以至地面已无遗迹可寻，但随葬物之奢侈仍然是可以想象的。
图7 《西藏之早期墓地及八—九世纪时西藏之装饰艺术》所载藏王墓分布示意图
吐蕃王室的墓地并不限于琼结一处。藏文典籍中还记载有赞普和王子葬在顿卡达（Donmk’ar-mda’）、牟拉口山（Mu ra ri）、香达（an mda’）等处[52]，它们可能都距离琼结不远，也许将来进一步的调查能够发现。黎吉生还提到另外几处吐蕃的墓地。在拉萨以西13公里处的达札寺（stag-brag-dgon-pa），据说有松赞干布时代的墓葬，至今在山坡上还可以看到7处土堆。另一处在彭波河谷里（Phan-po-chu），位于林周县（Lhun-’grub Rdzong）以西约48公里处，是相当大的墓群，但每一座墓的规模都较小。这究竟是吐蕃贵族的墓还是松赞干布占领拉萨以前居住于此地的巴氏（今读瓦）（Dba）部落贵族的墓，也只有待将来发掘以后才能讨论[53]。
四、结语
经过以上简略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到，西藏的考古工作至今应该说还处于开始的阶段。但即使资料很不系统，甚至是一鳞半爪，我们也已经可以感觉到从消逝的历史中传来的广泛而丰富的信息。在这一片被人视为荒漠的高原之上，是埋藏着可贵的古代宝藏的。这些宝藏在科学上的重大意义，也许以我们现有的认识水平很难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笔者过去曾经撰文论证中国的西南部，特别是西藏高原及其邻近地区，有可能是从猿到人进化的摇篮[54]。如果这一推测能够成立的话，那么西藏就可能具有从上新世后期至更新世的古人类遗迹，包括化石材料和石器在内。正如童恩正所说：“展望这一前景，假如我们将未来可能的发现比喻成海洋中一座庞大的冰山，那么目前已掌握的旧石器时代的资料不过是露出水面的一个峰尖而已。”
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我们可以看到西藏文化已经接受了黄河流域古文明的深刻熏陶，从而成为中华民族古文明在边疆发展的一支。与此同时，它又感受了西亚、南亚、东南亚诸地文化的影响，并将自己的优秀文化因素通过山间谷道流传到远方。研究这些不同部族集团之间文化交流的渠道及产生的影响，将有助于我们对亚洲古文明形成过程的进一步认识。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西藏地形特殊，南部河谷与北部高原的气候、物产相差悬殊，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如何使自己的文化适应复杂的自然条件，狩猎、采集、农业、畜牧业如何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中发源发展，与此相适应的艺术、宗教、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又带有什么样的特点，这些都是亟待研究的问题。加深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将会大大丰富中国原始社会史的内容，有助于我们总结人类文化发展的某些共同规律。
研究西藏文化史，一般容易将注意力集中在佛教方面。在某些著作中，一部佛教传入史基本上就代替了西藏文化史。我们并不否认佛教对西藏文学、艺术、学术思想产生的深远影响，但佛教终究不能概括西藏文化的全部内容。早在1961年，苏联学者罗列赫（G. N. Roerich）即指出：“在佛教的西藏旁边还有一个游牧民的西藏，即格萨尔王的西藏和牧民英雄史诗。[55]”一部西藏牧民部落的物质文化史，基本上要依靠考古学材料来复原，早期的体质人类学家曾经发现西藏的种族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即长头型（dolichocephalic）和短头型（brachyce-phalic）。特纳（Turner）称前者为“武士型”，后者为“僧侣型”；而莫兰特（Mo-rant）则称之为“A组”和“B组”[56]。对于这两个种族集团的来源，至今争论甚多。今后对石丘墓、大石遗迹、动物纹饰、本教源流的综合研究的深入，必将为解答这一问题提供新的旁证。
在历史上显赫一时的吐蕃王朝，曾经以其兵威震动过亚洲的中部和南部；历代赞普所聚集的大量财富，曾经在历史上留下了传奇的色彩。然而松赞干布以前（公元7世纪以前）吐蕃的历史，至今仍隐藏于神话传说的迷雾之中。而澄清这历史迷雾的希望，很大程度上寄托于考古新发现上。如果将来有机会对吐蕃王墓进行发掘，获得的材料说不定可以为吐蕃历史添上新的篇章。
西藏面临开放，面临开发，面临新的繁荣。在考古学领域之内，这一片尚待探索的国土正以其无比的魅力，吸引着当今有志之士。加强对西藏地面、地下文物的保护，加强调查和发掘工作的规划，进一步提高考古工作者的业务素质，是新的时代对我们提出的要求。
本文承中央民族学院王尧教授校阅，在所引藏文专名音译方面指正尤多，特此致谢。
1985年
Abstract
Tibet archaeology is rich in content and has a broad development prospects due to its uniqueness of history development. Therefore, it is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summarize the nearly one hundred years of Tibet archaeological work.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Tibet archaeology could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hree times as of the Stone Age, Early Metal Age and Tubo Period,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conditions.
注释
[1]L. Barbara. The Western Experience in Tibet, Vol. 24. No. 2-3. The Museum New Series. Newark: The Newark Museum Association, 1972, pp. 1327-1950.
[2]西藏自治区文管会：《西藏自治区文物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第385～401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
[3]张森水：《西藏定日新发现的旧石器》，《珠穆朗玛峰地区科学考察报告（1966—1968）——第四纪地质》第105～109页，科学出版社，1976年。
[4]安志敏，等：《藏北申扎、双湖的旧石器和细石器》，《考古》1979年第6期，第481～491页、494页。
[5]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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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邱中郎：《青藏高原旧石器的发现》，Verteb-rata Palasiatica. Vol. II. No. 2-3，第157～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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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新安：《西藏墨脱县马尼翁发现磨制石锛》，《考古》1976年第2期，第315页。
[10]王恒杰：《西藏林芝地区的古人类骨骸和墓葬》，《西藏研究》1983年第2期，第112～114页。
[11]贾兰坡：《中国细石器的特征和它的传统、起源与分布》，《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8年第16卷第2期。
[12]贾兰坡，等：《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第39～58页；安志敏：《海拉尔的中石器遗存——兼论细石器的起源和传统》，《考古学报》1978年第3期，第 289～315页。
[13]曾骐：《西樵山东麓的细石器》，《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4期，第1～13页。
[14]周国兴，等：《云南元谋盆地的细石器遗存》，《北京自然博物馆研究报告》1980年第5期。
[15]A. N. Khanna. Archacology of India: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New Delhi: Clarion Books, 1981, p. 50.
[16]S. Asthana.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of India’s Contacts with Other Countries, from Earliest Times to 300 BC. New Delhi: B.R.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76, p. 12.
[17]F. R. Allchin and N. Hammond. The Archaeology of Afghanistan: From Earliest Times to the Timurid Period. London: Academic Press, 1978, pp. 57-68.
[18]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广西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址的试掘》，《考古》1976年第3期，第175～179页、第60页。
[19]柳州市博物馆：《广西柳州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83年第7期，第577～583页。
[20]柳州市博物馆，等：《柳州古大龙潭鲤鱼嘴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考古》1983年第9期，第769～774页。
[21]广西柳州白莲洞洞穴科学博物馆筹备处：《白莲洞石器时代洞穴遗址的发现和重要意义》，1983年。
[22]邱立诚，等：《广东阳春独石仔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发掘》，《考古》1982年第5期，第456～459页、475页。
[23]宗方义，等：《广东封开黄岩洞洞穴遗址》，《考古》1983年第1期，第1～3页。
[24]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训练班，等：《广西南宁地区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考古》1976年第5期，第295～301页，图版柒：11；图三：11。
[25]柳州市博物馆：《广西柳州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83年第7期，图二：7。
[26]P. I. Boriskovskii. Vietnam in Primeval Times. Soviet Anthropology and Archaeology. Vol, 8. No. 1. 1969, pp. 70-257.
[27]P. Bellwood. Man’s Conqucst of the Pacific. Auckand: Willam Collins Publishers Ltd., 1978, p. 67.
[28]T. Patterson. Archaeology: The Evolution of Ancient Societie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1981, p.73.
[29]S. Asthana.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of India’s Contacts with Other Countries, from Earliest Times to 300 BC. New Delhi: B. R.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76, p. 9.
[30]H. D. Sankalia. The Prehistory and Protohistory of India and Pakistan. Bombay, 1974, pp. 298-304.
[31]S. Asthana.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of India’s Contacts with Other Countries, from Earliest Times to 300 BC. New Delhi: B. R.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76, p. 79.
[32]据发掘者Philip E. L. Smith教授面告。
[33]G. N. Roerich. The Animal Style among the Nomad Tribes of Northern Tibet. Prague: Seminarium Kondakovianum, 1930, p. 35.
[34]G. N. Roerich. The Animal Style among the Nomad Tribes of Northern Tibet. Prague: Seminarium Kondakovianum, 1930, p. 35.
[35]G. Tucci. Transhimalayas. Geneva: Nagel Publishers, 1973, p. 34.
[36]E. C. Bunker, C. B. Chatwin and A. R. Farkas. “Animal Style” Art from East to West. New York: Asia Society, 1970.
[37]乌恩：《我国北方古代动物纹饰》，《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第45～61页。
[38]B. Goldman. “Some Aspects of the Animal Deity: Luristan, Tibet, and Italy”, Ars Orientalis, 1961, p. 287.
[39]《新唐书·吐蕃传》：“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有发羌、唐旄等，然未始与中国通。”
[40]《旧唐书·吐蕃传》：“吐蕃……或云南凉秃发利鹿孤之后也。”
[41]G. Roerich. “Problems of Tibetan Archaeology”. Oriental Journals, No. 5, pp. 2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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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G. Tucci. The Tombs of the Tibetan Kings. Roma: 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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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H. Richardson. “Early Burial Grounds in Tibet and Tibetan Decorative Art of the 8th and 9th Centuries”, Central Asian Journal. Vol. 8. No. 2, 1963, pp. 73-91.
[46]王毅：《藏王墓——西藏文物见闻记》（六），《文物》1961年第4/5期，第8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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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王尧：《吐蕃金石录·赤德松赞墓碑》第135～149页，文物出版社，1982年。
[50]G. Tucci. The Tombs of the Tibetan Kings. Roma: 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1950, pp. l-6.
[51]H. Richardson. “Early Burial Grounds in Tibet and Tibetan Decorative Art of the 8th and 9th Centuries”. Central Asian Journal. Vol. 8. No. 2, 1963, p. 83.
[52]G. Tucci. The Tombs of the Tibetan Kings. Roma: 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1950, p. 2, pp. 12-13.
[53]H. Richardson. Early Burial Grounds in Tibet and Tibetan Decorative Art of the 8th and 9th Centuries, Central Asian Journal. Vol. 8. No. 2, 1963, p. 90.
[54]童恩正：《人类可能的发源地——中国的西南地区》，《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1983年第3期，第3～14页。
[55]G. N. Roerich. The Nomad Tribes of Tibet, The Countries and Peoples of the East. Yu. V. Martin and B. A. Valskaya ed. Translated from the Russion by I.A.Gavrilov and P. F. Kostyuk. Nauka Publishing House. Moscow, 1961, pp. 238-243.
[56]L. H. D. Boxton. The Peoples of Asia. London: Trubner & CO, LTD., 1925, pp. 170-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