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通上孙家寨出土“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铜印考说

许新国（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1973年，在青海省大通县后子河乡上孙家寨村汉墓群一号墓中出土一枚铜印，方座，驼纽，阴刻篆文“汉匈奴归义亲汉长”八字。印通高2.9厘米，边宽2.3厘米。驼纽高2.1厘米，重厚0.8厘米。作为印纽的骆驼屈肢跪卧，昂首向前。（《青海上孙家寨匈奴墓》，《文物》1979年第3期）铜印出土之后，引起学术界高度重视，不少人予以评价，有必要进一步研究考证。

一、关于铜印的年代问题

在原发掘报告中，将铜印的年代定为东汉晚期，笔者完全赞同。但其断代的理由较为简略。现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对比研究，以资补充。

铜印文字与传世、出土的南匈奴印文相合。例如：

“汉匈奴呼卢訾尸逐”（《上海博物馆藏印选》73页2）

“汉匈奴破虏长”（同上73页4）

“汉匈奴守善长”（《十钟山房印举》之二65页15）

“汉匈奴呼律居訾成群”（《汉印文字征》九，5引）

“汉匈奴栗借温禺鞮”（《文物》1977年第5期96页，内蒙古伊盟东胜收购站征集）

“汉匈奴恶适尸逐王”（《文物资料丛刊》第一辑193页，1977年陕西西安市窑藏出土）

“汉匈奴姑涂墨台者”（《故宫博物院藏印选》379页）

以上诸印之中，“匈”字皆作“”，“奴”字皆作“”，这是秦汉相沿而来的传统文字。

南匈奴系东汉时匈奴分裂后，汉人对南迁的匈奴人的称呼。汉光武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匈奴内部分裂，日逐王比自立，称落尸逐鞮单于，率所部南下附汉，屯居朔方、五原、云中（今内蒙古境内）等郡，史称南匈奴。后一部分又南移山西西北部，献帝时，南匈奴单于呼厨泉，留居于邺（今河北省临漳县邺镇），部众为五部。

汉颁发给匈奴印绶，始于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呼韩邪单于到长安，汉“赐以玺绶、冠带、衣裳、安车、驷马、黄金、锦绣、缯絮”。据《汉书·匈奴传》记载，王莽时曾改“匈奴单于玺”为“新匈奴单于章”，引起了一场争论。当时匈奴单于对此不满，特派骨都侯当来汉，说“汉赐单于印，言‘玺’不言‘章’，又无‘汉’字，诸王以下乃有‘汉’言‘章’。今去‘玺’加‘新’，与臣下无别，愿得故印”。此段记载说明在西汉宣帝以后，匈奴单于以下诸臣，均受汉室印绶，并冠以“汉”字。王莽时则冠以“新”字起头。上孙出土的“汉匈奴归义亲汉长”印有“汉”无“章”，与上述铜印相同，应同属南匈奴遗物。

《汉书·西域传》云：“凡固五十，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东汉继承西汉的制度，但往往更加授某些官号，如光武帝赐莎车王贤以汉大将军印绶，顺帝时拜疏勒王臣磐为汉大都尉，桓帝时，曾收回中央政府所赐车师后部王卑君印绶，更立阿罗多为王，以上例证可以证明西汉时由中央政府颁赐边疆少数民族君长和属官以印绶的制度，维持至东汉末年未改。由此推论，“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铜印的年代下限应在东汉末年。此为断代根据之一。

再以墓葬中出土的铜镜为证。墓葬中有二枚铜镜共出，根据其纹饰观察，均属连弧纹镜。此类铜镜的特点是圆纽、圆纽座，纽座外系内向连弧纹缘，素宽缘。连弧纹镜是汉代比较流行的镜型之一。《洛阳烧沟汉墓》刊布的云雷纹连弧纹镜流行于东汉中期，“长宜子孙”连弧纹镜流行于东汉晚期。河南陕县刘家渠东汉晚期墓均出连弧纹镜（《河南陕县刘家渠汉墓》，《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江苏徐州东汉墓中，连弧纹镜与“建初二年蜀郡西工宫王愔造五十谏……”铭钢剑同出，东汉章帝建初二年即公元77年（《徐州发现东汉建初二年五十谏钢剑》，《文物》1979年第7期）。河南襄城茨沟汉画像石墓出土连弧纹镜一面，墓中室北壁有“永建七年正月十四日造[塼]工张伯和……”题款（《河南襄城茨沟汉画像石墓》，《考古学报》1964年第1期）。题款中“永建七年”是东汉顺帝永建七年即公元132年，河北武清东汉鲜于璜墓出土“长宜子孙”连弧纹镜一面，据墓碑记载，墓主死于东汉安帝延光四年即公元125年（《武清东汉鲜于璜墓》，《考古学报》1964年第1期）。江苏扬州甘泉山东汉刘元台墓的连弧纹镜与灵帝熹平五年即公元176年买地券同出。河北定县北庄汉墓的素连弧纹镜与刻有“建武州二年二月”铭的弩机共出（《河北定县北庄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2期）。同墓还出有一些石刻题铭。据此可以把这座墓的年代确定在东汉光武帝建武末年（公元55年）至章帝章和二年（公元88年）期间。

图1 “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铜印

图2 “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铜印

根据以上列举的纪年镜及与铜镜伴出的其他纪年铭判断，连弧纹镜在东汉中叶已出现和流行起来，而主要盛行在东汉晚期。由此观之，“汉匈奴归义亲汉长”印的年代即东汉晚期。此为断代根据之二。

还可以从铜印出土墓葬的形制上考察。该墓系双室穹隆顶砖墓。东汉前期主要流行单穹隆顶墓，这种墓葬发生于王莽前后。而双室穹隆顶墓则主要流行于东汉后期，特点是双室都筑成平面方形，顶部用条砖叠砌成蒙古包式的穹隆顶。这些都充分表明铜印的年代只能是东汉晚期。此为断代根据之三。

二、关于铜印的制作问题

此印不可能为匈奴自造。匈奴没有文字，也不使用文字。王国维说：“匈奴与中国语言虽殊，尚未自制文字，即有文字当在冒顿、老上单于以后，非初叶之事矣。”（《观堂集林》卷十八）其实，不仅初叶，冒顿、老上单于以后亦未造文字。《史记·匈奴传》：“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中行说降匈奴后，“教单子左右疏记，以计课其人众畜物”，其时适当老上时。王国维先生断自老上以后，或即据此。《后汉书·南匈奴传》记呼延氏等贵族“主断狱讼，当决轻重，口白单于，无文书簿领”。则直到后汉，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仍无文字。印是为实用而刻，匈奴既无文字，一般亦不使用文字，自然没有刻印的必要。

此印不仅文字结构端正劲丽，形制亦精美，与汉代官印无异。没有纯熟的书法技巧与较高的雕刻工艺水平，不可能刻制出这样完全与当时中原文物一样的铜印。当时的匈奴逐水草游牧，实在不可能具备这样的条件。近年内蒙古出土的“长乐未央”“四夷口服”“单于天降”“单于和亲”“千秋万岁”等汉字瓦当，显然都是降居匈奴的汉人为匈奴统治者效劳，按照汉瓦当的样式制造的。其中“长乐未央”“千秋万岁”等，纯系汉长安城宫殿瓦当的翻版；“单于和亲”“单于天降”等则是利用汉瓦当的形式，装入歌颂匈奴最高首领的内容。这些瓦当还不是匈奴人所能自造，在东汉时期，匈奴自己刻制铜印，那就更难以想象。

南匈奴自呼韩邪单于以后，由五原、云中最后迁居西河美稷，名义上作为汉之属国，故汉于美稷设属国都尉，“掌匈奴降者”，单于及诸王以上颁以汉印，作为代表汉在本民族行使权力的凭证。匈奴之汉文印主要用于汉与匈奴之间的关系。“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铜印应该是汉朝发给当时居住在湟中地区的匈奴族首领的铜印。“归义”二字是汉朝中央政府给予边疆少数民族首领的一种封号。《后汉书·百官志》记载：“……归义侯、邑君、邑长，皆有丞，比郡县。”例如西汉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时封先零羌首领为“归义羌侯”（《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东汉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封白马羌为“归义君长”；永平元年（公元58年）封烧当羌首领为“归义侯”，其治所为“归义城”（《后汉书·西羌传》）。从以上汉对羌族的封赐也可见一斑。

《盐铁论·论功》篇记匈奴“虽无礼义之书，刻骨卷木，百官有以相记”。匈奴内部统治者之间仅使用这种原始的骨木刻记方法，不需要，也不可能用汉文刻印。

传世、出土的汉文匈奴诸官印，无疑皆为中原王朝刻制以赐匈奴者。所见皆为诸王以上官印，印文有两种：一是汉名官号，为归义亲汉长、破虏长、守善长、率善伯长；二是匈奴官号，为恶适尸逐王、栗借温禺鞮、呼律居訾成群等。前者不仅印为中原王朝所刻赐，连官职亦必出于封赐，匈奴原本无之。后者为匈奴原有职官，而汉因其官而封之，故皆冠以“汉”字。诸印皆出于中原王朝所赐刻，而非匈奴自刻，则二者相同。这些匈奴官印主要作为封赐官职与权力的凭信，不可能供匈奴内部官府与行政使用，它们最多能用于与汉王朝往来之公务上。

需要提及的是，有人根据“汉匈奴恶适尸逐王”铜印制作较为粗糙，体大且重，刻字不甚讲究等特点，并引陈直先生说“《汉书》谓匈奴无文书，指无独立之国书而言，不是并中国之文字不用也”（《陕西出土的一批古代印章资料介绍》，《文物资料丛刊》第一辑193页）断定此印是南匈奴自刻、自造的。显然证据不足，毋庸详述。笔者认为，该印系王印，体大且重是不足为怪的。从字体来看，亦较规整，无粗糙可言。

三、与铜印有关的历史地理问题

本文前边已经谈到铜印属于南匈奴的遗存，且其年代当在东汉晚期。西宁在这一段时期内属羌人居住的湟中地区，出土匈奴铜印，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即匈奴人怎么会到达此地呢？

据史书记载，在秦汉之时，匈奴的冒顿单于控制了河西地区。那里本为月氏所占，受到匈奴打击后，月氏西迁，留下的余部，就进入南山，有一部分来到湟中，被称为小月氏，与羌人杂处共婚，其语言、饮食、被服都略与羌同。这部分小月氏部落，后来汉人称之为“月氏胡”、“湟中胡”、“义从胡”。《后汉书·西羌传》有较详记载，并说：“及骠骑将军霍去病破匈奴，取河西地，开湟中，于是月氏来降，与汉人错居。……其大种有七，胜兵合九千人，分在湟中及令居。又数百户在张掖，号曰义从胡。”汉宣帝时，赵充国攻打羌人到达这里，在河湟之间，置屯田，于西宁一带设县派官并设金城属国管理诸羌。东汉时，也在此地置县。《后汉书·郡国志》并没有记载这一带设有属国，但《西羌传》上提到有“属国湟中月氏诸胡”，究竟是沿用西汉的称谓还是东汉也在这一带设过金城属国，尚有待于出土文物的证实。总之，从西汉宣帝以后，这一带是小月氏、羌人、汉人的杂居区。

正因为汉人把“小月氏”称为“胡”人，所以汉人就把这一带的“月氏胡”和羌人统称为“羌胡”。但《后汉书·西羌传》又常提到“湟中月氏诸胡”，可知湟中之胡不止“月氏胡”一种。汉代把匈奴称为胡，羌人只称为戎。所以，“月氏诸胡”除了“月氏胡”以外，其他的“胡”只能是匈奴人。据“两汉书”所记，匈奴的主体没有到过湟中，东汉时到湟中的只是匈奴别部“卢水胡”。《后汉书·窦融传》载明帝发兵征匈奴事时说：“固与（耿）忠率酒泉、敦煌、张掖甲卒及卢水羌胡万二千骑出酒泉塞”。又《西羌传》：“时为卢水胡所击……临羌长收系比铜钳。”汉临羌县在今西宁以西，由此可知湟中卢水胡确实居住在西宁附近。卢水胡是起源于张掖以南源出祁连山的卢水一带的匈奴别部，到东汉时分居在湟中及令居。《西羌传》所讲东汉顺帝永和五年“湟中杂种羌胡大寇三辅”，也就意味着湟中的羌胡其种甚杂，自然应该包括卢水胡在内。当然，在湟中的胡人，应以小月氏为主，所以称为“湟中月氏诸胡”。

卢水之地，清代的沈钦韩及近人马长寿先生，都考订在汉代的张掖境内。但《水经注·河水》又说：“湟水又东，径临羌县故城北，湟水又东，卢溪水注之，水出西南卢川，东北流注于湟水。”《后汉书·窦固传》李贤注认为此卢溪水即卢水胡的发祥地。我省李文实先生论定现西宁南川河水即古卢溪水。他认为西宁“南川河水近源有二：一从小南川马鸡沟峡来，一从大南川磨石沟峡来，二川汇合后经西宁南山寺流入湟水……‘卢’字，古义有黑的意思，所以在地理上往往以‘卢’名黑水。湟中的卢溪水，似乎也含有此意。卢溪水左边的一股，出拉鸡山流入湟中南川，……在共和东境有水名黑河（藏语曲乃亥），设其流向走东，则正是卢溪水的上源。”（《读青海地方史略琐议》，《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79年第3、4期）此说对研究湟中卢水胡的起源有参考价值。

到魏晋时，文献更明确记载卢水胡曾广布于金城郡的临羌县即今湟源县一带，由此亦可推知，东汉之时，卢水胡已经到达湟中。所谓“月氏诸胡”当是以小月氏的后裔为主体，而包括了卢水胡等匈奴别部的后代。大通上孙家寨“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铜印也可印证这一段史实。

1989年

Abstract

In 1973, a bronze seal was unearthed from the No.1 tomb in the Han Dynasty tombs in Shangsunjiazhai, Houzihe Township, Datong County, Qinghai Province. This bronze seal has a square pedestal and a camel knob, with “Han Xiong Nu Gui Yi Qin Han Zhang” in intaglio seal script. The article discusses and studies on the age and fabrication of the bronze seal, as well as other historic and geographical issu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