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高原古代墓葬的初步研究
西藏高原古代墓葬的初步研究
霍巍（四川大学考古学系）
西藏高原的古代墓葬分布广泛，类型复杂，由于过去发掘工作不多，资料零散，在研究上难免显得薄弱。西藏和平解放以前，只有个别西方学者或旅行家在西藏局部地区做过一些地面调查和零星的发掘，如意大利藏学家杜齐（G. Tucci）、德国学者霍夫曼（H. Hoffmann）、英国学者黎吉生（H. E. Richadson）等对山南琼结藏王陵墓的调查[1]；中亚考察队罗列赫（N. Roerich）等在藏北高原和西藏中部调查发掘的石丘墓[2]；意大利人奥夫施莱特（P. Aufschnaiter）、哈利（Harrer）在拉萨附近发掘的“石棺葬”[3]等，都可以说是西藏高原最初进行的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由此所提供的一些重要线索，至今仍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西藏和平解放40年来，以新中国所培养出的第一代藏族考古学者为主体所进行的田野考古工作，在较大的范围上拓展了这一领域。尤其是通过近年来的大规模文物普查，新调查发现的古代墓葬群已逾百处，其中一些也做了抢救性的试掘。尽管目前的材料以地面调查资料为多，发掘出土资料仍感贫乏，但适时地对40年来所逐渐积累的这批资料进行初步总结与归纳，对将来的工作是有积极意义的。
一、分布与类型
西藏高原古代墓葬的分布范围，东起藏东金沙江、澜沧江流域的昌都地区芒康、贡觉、江达、日土、拉达克（今克什米尔）之列城一线，南沿喜马拉雅山的南、北两麓及雅鲁藏布江流域分布，北抵藏北那曲、索县、安多、比如一带，几乎遍及西藏高原全境（图1），其分布的最北缘已达青海省的都兰[4]、化隆县[5]。墓葬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为雅鲁藏布江流域的日喀则、山南、林芝地区以及拉萨河流域的拉萨、林周等地。初步统计墓葬数量约达10000座[6]。
图1 西藏高原古墓葬分布示意图
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墓葬类型，可以粗略地做以下的划分：
第一类石棺葬（石板墓、石块墓）；
第二类石丘墓；
第三类竖穴土坑墓；
第四类偏室洞穴墓；
第五类封土石室墓（甲、乙、丙类墓葬）；
第六类崖葬（自然崖穴、山洞葬）。
第一类墓葬石棺葬的基本特征，是以石材拼砌建造棺室（墓室）。石材多选用大石板，棺室通常大小仅可容尸甚至更小，有的砌有头箱，更多的形制简单，仅有四壁及盖板，个别铺有底板。这类墓葬中还有一种用石块而不是用石板垒砌棺室的，形制、大小、出土器物等与前者无大的差别，而且与前者共存于同一墓地，可归并入同一类型。这一类石棺葬最为显著的特点主要有二：其一，从形制上来看地表不见（或基本不见）封土墓丘，没有明显的地表标志，更无地面附属建筑遗迹；其二，墓葬出土遗物比较单纯，主要以陶、石器为主，除伴出有小件金属器之外，未见金属容器等类大件器皿出土。葬式有屈肢葬、二次葬、火葬等。较为典型的墓葬主要有昌都小恩达遗址石棺葬[7]、昌都贡觉香贝石棺葬[8]、林芝都普石棺葬[9]、山南隆子县甲类石棺葬[10]、山南乃东县结桑村石棺葬[11]、日喀则仁布县让君村第一类石棺墓[12]、日喀则萨迦县夏布曲流域典掂石棺葬[13]等处（图2）。
第二类墓葬石丘墓的基本特征，是地表有石丘坟堆，石丘的形状低平而不规整。一类如近年来在拉萨曲贡村发掘的墓葬，石丘平面形状如椭圆形或橄榄形，高度不足1米[14]；另一类如中亚考古队罗列赫等人在藏北高原和西藏中部发现的石丘墓，墓上以石块或石板环绕成一椭圆形[15]。拉萨曲贡村石丘墓的墓室结构原简报划分为甲、乙、丙、丁四种，其中前三种墓葬实可归并为一类，形制的主要特点是均有浅平的竖穴墓圹，区别仅在于墓坑的长、宽比略有不同。墓圹四壁用砾石块堆垒而成，圹缘不规整，构造方式与前述第一类“石棺葬”中的石块墓很相似（图3）。至于同一墓地中的丁种墓，已具有穹隆顶式墓葬的雏形，形制与前三种有较明显的变异，当考虑归入其他类型。
图2 第一类墓葬石棺（石板、石块）墓墓例
1.昌都贡觉香贝M1 2.昌都小恩达M1 3.山南隆子夏拉木M1 4.山南乃东结桑村M2 5.日喀则仁布让君村M3 6.山南隆子秋俄M1 7.昌都贡觉香贝M2 8.昌都贡觉香贝M3
图3 第二类墓葬石丘墓墓例（拉萨曲贡墓地）
1.M1 2.M212
中亚考古队发掘的石丘墓，其内部构造因资料不详，暂且存疑。
第三类墓葬竖穴土坑墓，目前仅见林芝砖瓦厂发现的一处。据称其墓葬形制为一“长方形竖穴土圹墓”，“在土坑周围没有发现任何供墓椁用的石块，头坑的各侧及下部亦没有发现异常的土色或木痕”[16]，出土物有陶、石器的残片与残块。
第四类墓葬偏室洞穴墓的特征是在竖穴土坑的一侧再向里挖出近半圆形的洞穴作为墓室，迄今已公布的两处均在拉萨附近：
一是拉萨彭波农场洞穴墓。共发掘清理8座，形制基本相同，建墓方式是在山腰斜坡上先向下挖出比较规则的长方形竖穴，穴底用石块填砌，然后再向一侧挖出不规则的椭圆形洞穴作为墓室，口部用石块堆砌堵封（图4）。出土物除陶器外，有较多的铜、铁器物[17]。
二是拉萨辛多山嘴墓地。1950年由意大利人奥夫施莱特、哈利等人发掘，共清理16座墓葬。根据发掘报告对墓葬形制所做的描述，与拉萨彭波农场的洞穴墓形制相近，也是在山腰的斜坡面上先挖出横穴式的墓坑，再用石块、石板、卵石等加以垒砌，最后用石板、石块等封闭墓口。出土物有陶、石、铁器等[18]。
第五类墓葬封土石室墓，是迄今为止西藏高原发现数量最多、地域分布广阔、特征最为显著的一类墓葬。
这类墓葬过去主要发现在山南一地，近年来相继在日喀则、那曲（黑河）等地区也发现了大规模的墓地[19]。归纳其主要特征如下：
一是地表有以土、石混合堆筑或夯筑的封土丘，形状以平面梯形、立面呈覆斗形最为普遍。封土内多以石块、条石砌出纵横的网状石格，通常有封土石砌基脚、封土身以及封土顶三个立面层次（图5），另外还有方形、圆形、塔形、十字折角形等不同类型。大型墓葬封土的边长或直径为30～140米、高度5米左右；中型墓葬封土的边长或直径为15～30米、高度2～4米；小型墓葬的封土边长或直径为10米以下，高度均在2米以下。
图4 第四类墓偏室洞穴墓墓例（拉萨彭波农场洞穴墓M3）
图5 第五类墓葬封土石室墓封土结构示意图
1.石砌墓脚 2.封上身 3.封上顶 4.网状石格
二是墓地有统一的布局，排列井然有序。不少墓地还在地表用砾石或石块砌出“茔界”之类的石圈。
三是墓地中以主要的墓葬为对象，建有祭祀场所、石砌祭台、排葬坑、殉马坑等。
四是个别大墓墓前建有石狮、石碑（如山南琼结藏王墓[20]、日喀则拉孜查木钦墓地[21]），有的在墓丘顶部尚残存建筑遗迹，推测也与祭祀有关。
依照地表标志与墓葬结构的不同，还可进一步将这类墓葬初步划分为甲、乙、丙三类。
甲类墓：封土形状均为圆馒头形。目前仅在靠近西藏西部的昂仁卡嘎、桑桑一带发现11处墓地，共计120余座大、小墓葬。从试掘情况来看，其特点为：平地起建墓穴；夯筑墓壁，有的沿墓壁再砌石板一层为壁，不使用任何葬具；封土以土、石交错叠起，其中贯穿以木檩，墓穴用石板加以封盖[22]（图6）。
乙类墓：封土形状多为梯形、方形、圆形等。墓穴的基本形制为直下式的土圹墓，形状大体上为长方形或方形，有的留出二层台。墓壁采用石板拼砌或者用石块垒砌，墓室的构造除一墓单室之外，还出现了一墓多室的情况，头箱、耳室、立柱、门槛之类的附属结构亦较发达。以山南乃东普努沟墓地为例，其墓室构造有三种情况：竖穴石砌单室，墓圹内用石块垒砌成长方形的石棺（图7：1）；竖穴石砌多室（图7：2）；带头箱的石板墓（图7：3）。朗县列山墓地中的M121、M130形制更复杂一些。M121墓穴南北两壁有二层台，穴壁用石块垒砌，穴底残存有立柱，葬具是用石板拼对成的石棺，嵌在底部的阿嘎土[23]内（图7：6）。M130墓穴平面呈曲尺形，穴壁用石块垒砌，墓穴分为棺室和耳室两部分，棺室平面长方形，与棺室相通，平面呈长方形，耳室与棺室连接处有石“门槛”，棺室南、北两壁有立柱[24]（图7：7）。
属于这一类型的墓葬，还包括近年来调查试掘的日喀则仁布县让君村墓地第二类墓葬[25]，萨迦县吉龙堆（图7：5）、给白山、宁山、九巴当山等处墓葬[26]，拉孜县查木钦、查邬岗及定日县的门追、唐嘎[27]（图7：4），昂仁县雅木乡四穷[28]，藏北安多芒森、比如白嘎[29]等处墓葬。
图6 第五类墓葬甲类墓墓例（昂仁布马村M1）
图7 第五类墓葬乙类墓墓例
1～3.乃东普努沟M7、XM15、VM11 4.定日唐嘎M56 5.萨迦吉龙堆M117 6、7.朗县列山M121、M130
丙类墓：封土形状同乙类墓，区别在于其内部构造为穹隆顶洞室，大多带竖井式墓道。目前发现的此类墓葬主要有：拉萨曲贡村墓地M219[30]、萨迦县给白山墓地M44、M45[31]，山南朗县列山墓地M27[32]，扎囊县斯孔村M5[33]，加查县邦达乡M2[34]，墨竹工卡县同给村M60[35]等处。其中形制比较原始的为拉萨曲贡村M219，竖井墓道位于墓室之北，墓室四壁由砾石块叠砌，穹隆式顶，值得注意的是顶部中央并不封死（图8：1）。比较成熟的形态可以朗县列山墓地M27为例，该墓封土顶部之下为平面呈圆形的夯土围墙，围墙下部基脚用石块垒砌，上部用土夯筑，围墙中央地表下即为墓室。室内四壁用石板叠涩向上砌成穹隆顶，顶部中央留出一直径约5厘米的小孔，孔上盖压一块小石板（图8：2）。类似的做法还见于加查县邦达乡M2。
图8 第五类墓葬丙类墓墓例
1.拉萨曲贡M219 2.朗县列山M27
第五类墓葬中的甲类墓与后两类之间从封土形制到内部结构都存在较大区别，在地域分布上也各有重心，可能体现出时代早晚和地域上的差异。而乙、丙两类墓葬则通常并存于同一墓地中，地表封土形制也基本一致，两者内部构造上的差异可能既与时代的相对早晚有关，也与死者的等级身份有关。
第六类墓葬崖葬，根据近年来的考古调查，主要分布在藏南高山峡谷地带，目前已对日喀则地区吉隆县吉隆藏布江、东林藏布江沿线的崖葬点做过调查清理[36]，最近在山南地区隆子县区域亦发现此类墓葬，形制及埋葬方式与吉隆两江沿岸基本相同[37]。从清理出的随葬器物来看，已是一种较晚近的葬俗，最早者年代可至明清，至今仍然与水葬、天葬、火葬等藏族现代丧葬习俗并行，故本文略而不论。
二、年代与分期
除第六类墓葬外，上述前五类墓葬的年代，以往多笼统地断为“吐蕃前期”或“吐蕃中、晚期”。本节拟根据对各类墓葬出土资料的分析，结合一批最近公布的14C年代数据，提出一个初步的年代与分期意见。
西藏高原的古墓葬，目前初步可以划分为三期。
第一期：包括第一类墓葬中的昌都小恩达遗址石棺葬、林芝都普石棺葬、山南隆子县甲类石棺葬以及第三类墓葬等。
本期不见出土任何金属器，均以陶、石器入葬，包括夹砂灰陶罐、小口细颈罐、陶钵、小口细颈球腹罐、细颈双口球腹罐以及长条形的磨光石斧等（图9）。林芝砖瓦厂竖穴土坑墓与都普所出的小口细颈平底罐形制、质地相似，山南隆子县甲类石棺葬中所出的小口细颈球腹罐除底部已成圜底外，仍以小口、细颈、鼓腹为基本特征，总体风格与林芝都普所出仍有一定联系。隆子甲类石棺葬中所出的长条形磨光石斧，长宽比值很大，横截面呈长方形，与藏东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38]、西藏墨脱地东公社西让村[39]等地所出的同类器型相近；林芝砖瓦厂竖穴土坑墓中出土的残石凿，与林芝云星新石器时代遗址[40]所采集的石凿形制、质地均完全相同。小恩达遗址石棺葬出土的小平底双耳罐，其特点为双耳从口沿以下延及肩部，耳部并刻划斜十字交叉纹。类似器物，在青海地区齐家文化墓葬中曾有过出土[41]。隆子县甲类石棺葬中的斗玉乡夏拉木M1出土人骨标本14C数据为距今3000～2500年[42]，因此，综合以上分析及14C年代，可考虑将本期墓葬的年代上限定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是迄今为止西藏高原年代最早的一批古代墓葬遗存。另据王仁湘撰文介绍曲贡村遗址内还发掘出两座早期墓葬，“均立石板为墓室”[43]，是否也可早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尚有待正式材料的公布。
图9 第一期墓葬部分出土器物
1～3、5、6.陶罐 4.陶钵 7.陶小口双耳罐 8、9.磨光石斧（1.小恩达 2～4.林芝都普 5～9.隆子甲类石棺葬）
第二期：包括第一类墓葬中的昌都贡觉香贝石棺葬、第二类墓葬石丘墓等。
本期墓葬出土物以陶器为主，并开始出现小件的金属器。香贝石棺葬出土有双耳罐（图10：2、3）、单耳罐、长颈罐（图10：1）、簋等，质地为夹砂灰陶或泥质灰陶。其中Ⅰ式双耳罐器口平面呈橄榄形，与四川茂汶城关石棺葬早、中期墓葬中的Ⅳ式、Ⅶ式、Ⅵ式双耳罐[44]，甘孜县吉里龙古墓葬中的Ⅰ式双耳罐[45]，四川巴塘、雅江石板墓中的Ⅰ式双耳罐[46]，云南德钦纳古石棺葬出土的Ⅲ式双耳罐中的M10：1[47]等形制接近；Ⅲ式双耳罐与吉里龙古墓葬中的Ⅱ式、Ⅲ式双耳罐[48]，巴塘、雅江石板墓的双耳罐[49]，云南德钦纳古石棺葬Ⅲ式双耳罐的M17：2[50]形制一致；香贝石棺葬中的双耳陶簋（图10：4）与云南德钦纳古石棺葬中的Ⅰ型1式双耳罐[51]及巴塘、雅江石板墓中出土的陶簋[52]相似。上述茂汶城关石棺葬的早、中期原报告分别定在春秋战国之际至战国末以及西汉中期，宋治民将其分别改定为战国、西汉前期[53]，其说可从。甘孜吉里龙古墓葬的年代定在战国晚至秦，最晚不过汉初。巴塘雅江石板墓定在战国秦汉之际。云南德钦纳古石棺墓的年代定在春秋早、中期，或可早到西周晚期。因而综合以上因素，香贝石棺葬的年代，亦应定在春秋战国至西汉前期为宜。原简报将其下限延至唐代，显然偏晚。
拉萨曲贡村石丘石室墓除出土陶器外，另出带柄铜镜1枚。陶器皆手制，素面，形制古朴（图10：5～10）。带柄铜镜属于西方带柄镜系统，类似的镜形除在西亚、中亚和南亚考古文化中流行外，在我国新疆、云南、四川等地也有发现，其年代下限均未超过西汉前期[54]；另从现已公布的有关曲贡村墓地的14C数据来看，最晚为公元前460年[55]，相当于战国时期，故综合上述因素，似也应定在春秋战国至西汉前期。
至于罗列赫等在藏北高原与西藏中部所发现的石丘墓，出土器物有青铜三棱镞、叶形铁镞等，有意见认为其形制相当于蒙古国及苏联阿尔泰地区石丘墓中最原始的一种，时代为公元前7世纪—前5世纪[56]，尚有待于今后对这些地区的石丘墓加以正式考古发掘来确认。
第三期：包括第四、第五两类墓葬以及第一类墓葬中山南隆子县乙类石棺葬及其余墓葬。
本期可划分为前、后两段。前段以第五类墓葬中的甲类墓为代表。出土器物以折腹单耳罐、小平底碗、直腹钵和大口罐等为主（图11），另出有骨匕、骨锥等骨器及石臼、石磨等，未见出土金属器。14C测定数据有260～530年、245年、300年三组[57]，故下限当不超过公元6世纪，属于本期中年代较早的一类墓葬。结合藏族古文献的记载来看，传说在公元6世纪后期吐蕃悉补野部落首领囊日论赞之前的“五赞王”时期，还没有出现四方形的陵墓，只有一种“状如帐篷，也没有装饰”的坟丘墓，是否与此类墓葬有关，值得考虑[58]。
图10 第二期墓葬部分出土陶器
1.长颈罐 2、3.双耳罐 4.双耳簋 5、8～10.罐6.杯 7.钵（1～4.昌都贡觉香贝 5～10.拉萨曲贡）
本期后段墓葬有两个比较显著的特征，一是金属器的比例在出土器物中大为增加；二是出土陶器中流行一种流口向上昂起的带耳陶罐。
本阶段墓葬中所出的金属器，有铜、铁两种质地，种类主要有兵器（如剑、刀、箭镞、铠甲片等）、马具（如马嚼、马饰片等）、装饰品（如带扣、饰片等）以及其他金属制品等，少见金属容器（表1）。其中，有的具有断代意义。如山南乃东普努沟墓地中所出一铜一铁2件带扣，前者扣环为椭圆形，扣舌为长条形，以扣环的一侧为轴，后接一牌饰形的扣身（图12：2），从我国中原、北方地区同类物品的出土情况来看，其流行年代为汉至唐代；后者扣环为扁圆形，扣舌较长，以扣舌的后侧带轴（图12：3），在我国北方地区比较流行，时代从东汉一直延续到辽、金[59]。结合西藏具体情况分析，由于公元9世纪后期西藏全境爆发大规模暴动，导致吐蕃王朝崩溃，吐蕃王室陵墓据载尽遭发掘，此后营建墓葬的习俗也随之消亡。因此，一般将唐代晚期作为西藏高原古代墓葬流行的下限。所以，本阶段墓葬中出土的铜、铁带扣，下限不超过唐代，上限可至东汉。
图11 第三期墓葬（前段）部分出土陶器
1、2、5、6.单耳罐 3、7.碗 8.杯 4、9、10.钵 11.直腹罐（昂仁布马M1、M2）
图12 第三期（后段）墓葬部分出土器物
1.铜饰片（告身） 2.铜带扣 3.铁带扣 4.残铁剑 5、6、8.铜镞 7.铜刀9、12.铜片饰 10、11.穿孔器（1、2、3、10.乃东普努沟 4.仁布让君村5～9、12.藏北芒森、白嘎 11.拉孜查邬岗）
另外，普努沟墓地中出土有一种花纹比较奇特、四角各穿一孔的黄铜饰片，有意见认为其用途可能为当时佩于臂前衣袖上用以表示官阶身份的“告身”（图12：1），与汉藏史籍如《新唐书·吐蕃传》、《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贤者喜宴》等所记载的吐蕃时代告身制度相吻合[60]，如参照此说，墓葬的年代也应不超过唐代。
表1 第三期后段墓葬出土金属器简表
续表
本阶段墓葬出土陶器以圜底器为主，多见红、褐陶，尤其以一种口沿一侧带有向上昂起的鸭嘴状流的带耳陶鼓腹罐最具有代表性。在不同类型的墓葬中都有出土，如山南隆子县乙类石棺葬、仁布县让君村第二类墓葬、萨迦县典掂石棺葬、拉萨彭波农场洞穴墓、辛多山嘴墓葬、藏北安多芒森墓地等均出土过此类器物（图13：1～8、11）。
此外，在一些特殊的器型上，也反映出这个阶段器物的共性。例如，普努沟墓地所出土的Ⅰ型罐，除口沿一侧有向上翘起的流外，其腹下部稍鼓，底微圜并有粘接痕，似为三联罐之一部分（图13：8），此种器型与彭波农场、辛多山嘴偏室洞穴墓所出的带流罐相同（图13：2～5）；普努沟墓地中出土的Ⅲ型罐，口沿一侧有斜出的鋬，腹下部外鼓圜底（图13：9），与辛多山嘴出土的球形钵形制完全一致（图13：10）。辛多山嘴墓葬中出土有一种带金属箔衬的木碗，箔衬用铜钉固定在木碗的口沿部，厚度仅0.5厘米左右。此种器型在隆子县乙类石棺葬中也有出土，反映出相同的工艺制作技术。普努沟墓地中随葬一种长条形的杵状石器，上端有一穿孔，定名为“穿孔石器”，通体磨光，长10厘米左右，在本阶段其他墓葬中也有出土，如拉孜县查邬岗M1墓室底部所出[61]，两者形制完全一致（图12：10、11）。
本阶段墓葬中已有的14C数据一为萨迦县给白山墓地M44所出木炭的测定年代，有582～767年、540年、580年三组[62]，另为朗县列山墓地M130木炭标本，树轮校正年代为775年±70年[63]，故年代范围落在公元6—8世纪，这个年代值与出土情况也是基本吻合的。
图13 第三期（后段）墓葬部分出土陶器
1～8、11.带流罐 9、10.带鋬罐 12～15.圜底罐（1.山南隆子乙类石棺葬2～4.拉萨彭波农场 5、10.拉萨辛多山嘴 6、14.仁布让君村 7.藏北芒森 8、9、12、13.乃东普努沟 11.定日唐嘎 15.萨迦典掂）
综上所论，第三期墓葬的年代，其前段下限在公元6世纪之前，约可上溯到公元4世纪；其后段在公元6—8世纪，其间共经历了500多年的历史，正处在历史上吐蕃王朝从兴起到逐渐强盛、鼎盛这个发展阶段。
以上所做的分期断代及各类型墓葬之间的年代关系，可概括归纳为表2。
表2 各类型墓葬与流行年代简表
续表
三、相关问题的探讨
对于西藏远古时代的丧葬情况，文献记载颇为含混。如《西藏王统记》载：“天尺七王之陵，建于虚空界，天神之身，如虹散失，无有尸骸。[64]”《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也记载：“天尺七王死后，人们目睹他们直接返回天空。他们的王子到能骑马时，父王即逝归天界。”另法尊所编《西藏民族政教史》卷一亦载，八代赞普前，诸王“皆以天女或龙女为妃，死后遗骸顿灭无涂”。这些记载显然带有神话传说的特点，难以真实地反映西藏远古时代的丧葬情况。
根据考古发掘材料，已能够证明至迟从距今3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西藏高原便已经开始流行土葬习俗，出现了以石板、石块砌建棺室的“石棺葬”，以及竖穴土坑墓。第一期墓葬中出土的陶、石器，尚带有不同的地域特点。山南隆子、林芝都普石棺葬所出的陶器，都以一种小口、细颈、鼓腹、圜底（或接近圜底的小平底）罐为特征，可能更多地具有西藏本土的特征（图9：2～7）。与之同时，也能够看到与周边新石器文化之间的联系。如小恩达遗址石棺葬中的小平底双耳罐（图9：1），如前所述，与青海齐家文化墓葬中出土的耳部带有斜十字刻画纹的双耳罐相似；隆子石棺葬中所出的长条形磨光石斧（图9：8、9），既见于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遗址[65]，在四川岷江上游的理县、汶川等地原始文化中也有出土[66]。再从葬式上来看，这一期墓葬中（如小恩达）有一种下肢极其蜷曲的侧身屈肢葬（图2：2），这种葬式在甘青地区半山类型的石棺葬中已经出现[67]，其后在马厂类型以及辛店文化中都很盛行[68]，而不见于同时代黄河中下游以及其他南方和北方诸文化中，被认为是“起源于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的一种习俗”[69]。
第二期墓葬中的昌都贡觉香贝石棺葬，地域特征十分明显，从墓葬形制到出土器物都与川西、滇西北的石棺葬有着明显的联系。其中出土的双大耳罐，双大耳上起口沿，下接腹部，其弧度基本上是鼓腹向上伸延的曲线（图10：2、3）。关于这类双大耳罐的来源，目前有不同的认识，一般认为其与西北地区的双耳罐有直接的联系，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其与云南西部洱海地区青铜文化的双大耳罐关系更为密切[70]。由于贡觉从地理位置上正处在西藏高原的东缘，位于南北流向的金沙江、澜沧江流域，沿峡谷从南、北两个方向上受其他文化的影响，都是可能的。
此期的拉萨曲贡村石丘墓，出土器物以夹砂红褐陶的圜底器为主（图10：5～10），体现出拉萨河谷土著文化的特性，不仅可能与土著居民的遗存密切相关，似乎还具有某种承前启后的意义。第一期墓葬中以圜底器为主的风格，在此期中仍然可以见到；而第三期墓葬中最为流行的那种流口向上昂起的圜底陶罐，在本期也已经初见端倪。墓地中M206出土的一件夹砂红褐陶罐，束颈，鼓腹，圜底，口部带有一向上昂起的流，腹部有一乳丁状鋬（M206：1），与以后第三期各类型墓葬中出土的带流圜底罐已十分接近。此外，墓地中的穹隆顶洞室墓（原简报定名为丁种墓），虽然在本文中根据其形制特点划归第五类墓葬的丙类墓，但实际上与丙类墓中成熟的穹隆顶洞室墓之间显然还有差异，显得更为原始，可能尚处在此类墓葬的滥觞期。但其顶部中央不封顶的做法，明显为后期墓葬所承袭。
就总体面貌来看，西藏高原第一、二期墓葬仍然具有“小而散”的特点，虽然以“石棺（石室）葬”为其主要墓葬形制，但各个地区墓葬的具体建法与形制还是带有比较浓厚的地域色彩。
进入第三期墓葬之后，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虽然早期的“石棺葬”制依然沿袭，但从墓葬出土器物来看，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共性。尤其是进入第三期的后段（公元6—8世纪），不仅墓葬从地表封土到内部结构都趋向一致，而且随着大型墓地的出现，明显已经开始形成了一套包括墓地营建、排墓方式、陵墓装饰、祭祀建筑等在内的墓葬礼仪制度。虽然仍然沿袭着“以石筑棺（室）”的传统，但规模和文化内涵上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显然不是沿引早期墓葬“石棺葬”这一概念所能够予以涵盖的了。修筑如此规模的墓地，只能是在有组织的政权力量强制之下完成。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墓葬中，也反映出一些与祖国西北、北方地区相似的文化因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墓葬形制的相似因素。新疆近年来调查发掘的一批古墓葬，地表有石围、石环或石堆，墓室结构为竖穴石室，筑法也是以卵石、石块贴墓壁砌成石室，墓底为原生沙砾层面[71]；地表封土堆内夹以石板或卵石，有的顶部也有铺石层，地面有类似茔圈的石圈，石棺有单室、双室、三室并列等情况[72]。黄文弼先生早年在伊犁昭苏、察布查尔草原调查发现的“土冢”，“排成行列，大小高度不等，表铺鹅卵石，俱作梯形，极类似陕西汉、唐陵墓”，土冢的顶部平坦，有的遗有建筑痕迹[73]。不难看出，这些因素与西藏高原的古墓葬非常接近。其二，从随葬器物上来看，新疆的这批古墓葬出土陶器均是以圜底器为主，也是以一种流口向上倾斜翘起的圜底带流罐为典型器物；墓葬中出土的一种定名为“磨石”的长条形杵状石器，上端穿孔，与西藏第三期墓葬中所出的“穿孔石器”形制别无二致；随葬金属器亦均为小件的器物，如箭镞、小刀、马饰、带扣、牌饰、泡饰等，基本不见较大的金属容器。
反映在葬俗上，火葬和土葬同时并存；土葬中有一次葬、二次葬，尤以骨殖散乱的二次葬、多人丛葬以及屈肢葬具有显著特征；墓地中常以马、羊等作为祭品杀殉入葬。这些，都与西藏的情况十分接近。
在古代汉文史料中，以《新唐书·吐蕃传》为代表，援引《后汉书》以来诸史籍，认为吐蕃为“西羌属”，“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有发羌、唐旄等，然未始与中国通”。从前述第一、二期墓葬的情况来看，一方面具有这种“散处”的特点，一方面也明显可以看到来自黄河上游甘青地区文化因素的影响。俞伟超把那种下肢蜷曲特甚的屈肢葬与乱骨葬（人骨散乱的二次葬）等文化因素都是归入羌人文化来加以考虑的[74]。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可以认为藏族的祖先的确可能与古代羌人的一部分有过关联。在“散处”西藏高原各地的早期墓葬中，应当既有起源于本地的土著种族，也包括甘青地区或川西北高原的“诸羌”。
约在公元5世纪初叶，又有一些古代羌人和鲜卑人向西向南迁徙，进入西藏高原。如《三国志·乌桓鲜卑东夷传》引《魏略》、《通典·边防典》、《旧唐书·吐蕃传》等都有明载。联系到第三期墓葬中出现不少具有北方草原文化色彩的金属器，如带扣、牌饰、马具等器物，而且从文化面貌上来看也与西北地区具有不少相似的因素，可能正是藏族在形成过程中与北方“胡”系民族、“诸羌”进一步发生融合的反映。这种融合汇同的过程一直沿袭到公元7世纪初，在吐蕃王朝建立时，还不断兼并融合了苏毗、羊同、白兰、附国等古代羌人的分支。
第三期墓葬中出现的大型墓地及其所反映出的墓葬礼仪制度的存在，应为吐蕃统一青藏高原各部，建立起统一、强大的吐蕃王朝之后的遗存。史载公元8世纪吐蕃强盛时期，甚至占据河西陇右（今甘肃、青海）、安西四镇（新疆）等地，一度统治着数以百万计的汉族和西域各族人民。因此，西北地区出现类似本期墓葬中封土石室墓那样的“土冢”，或许也与这一历史背景有关。
总之，通过对西藏高原古代墓葬进行的初步研究，我们可以清楚认识到，西藏高原“以石为葬”的丧葬文化传统，是有着自己的发展体系的。其核心成分，似主要以拉萨河谷、藏南谷地的“石棺葬”为中心，最终形成以封土石室墓为主流的文化系统。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藏族的形成，应以吐蕃王朝的建立为标志；从西藏墓葬考古的角度而论，这种具有广阔的空间分布范围和共同文化因素的封土石室墓的出现及其确立，也应成为吐蕃王朝时代的标志。
过去有一种意见认为藏族源于印度，即所谓“南来说”。从目前的墓葬考古材料中，我们看不出这种痕迹的存在。从远古时期开始，以西藏高原土著居民为主体，在其文化发展进程中与祖国西部（含西南部）各民族之间紧密联系、自然同化、共同发展，最终形成藏民族及其文化，是目前通过对西藏高原古代墓葬进行初步研究之后，从考古学角度所能支持的观点。
1995年
Abstract
The ancient tombs on the Tibet Plateau are widely distributed and complex in types.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archaeological work of the past 40 years since the peaceful liberation of Tibet, especially on the data turned up during the recent archaeological surveys and excavations. According to the author’s studies, the ancient tombs in Tibet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chronological phases. The first began from the late Neolithic; the second between the Spring & Autumn and the early Western Han Dynasty; and the third could be divided into two stages, the former was in about the 4th-6th centuries AD, and the latter from the 6th to 8th. During the 500 years of this phase, Tubo Dynasty experienced its development from the start to heyday.
注释
[1]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文物》1985年第9期。
[2]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文物》1985年第9期。
[3][意]奥夫施莱特著，杨元芳、陈宗祥译：《西藏居民区的史前遗址发掘报告》，四川省文管会、文物考古研究所：《石棺葬译文资料集》第103～117页，1985年。
[4]许新国、格桑本：《都兰热水唐代吐蕃墓》，《中国考古学年鉴》第171～172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5]戴彤心、许淑珍：《青海省化隆县李家峡水电工程区卡约文化与唐代吐蕃墓葬》，《中国考古学年鉴》第271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
[6]西藏自治区文管会：《西藏古葬俗的新揭示》，《中国文物报》1992年2月2日第3版。
[7]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小恩达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1期。
[8]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贡觉县香贝石棺墓葬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6期。
[9]丹扎：《林芝都普古遗址首次发掘石棺葬》，《西藏研究》1990年第4期。
[10]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山南隆子县石棺墓的调查与清理》，《考古》1994年第7期。
[11]西藏自治区文管会：《乃东县文物志》，1986年。
[12]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仁布县让君村古墓群试掘简报》，《南方民族考古》（第4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
[13]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萨迦县夏布曲河流域古墓葬调查试掘简报》，《南方民族考古》（第4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
[1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工作队、西藏自治区文管会：《西藏拉萨市曲贡村石室墓发掘简报》，《考古》1991年第10期。
[15]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文物》1985年第9期。
[16]王恒杰：《西藏林芝地区的古人类骨骸和墓葬》，《西藏研究》1983年第2期。
[17]西藏自治区文管会：《西藏拉萨彭波农场洞穴坑清理简报》，《考古》1964年第5期。
[18][意]奥夫施莱特著，杨元芳、陈宗祥译：《西藏居民区的史前遗址发掘报告》，《石棺葬译文资料集》第103～117页，1985年。
[19]这类封土石室墓群以往发现的有山南琼结藏王墓地，朗县列山墓地，乃东赞塘村墓地、普努沟墓地、下东嘎大墓、红墓山墓群、切龙则木墓群、加赛山墓群，琼结隆赤沟墓群、井久沟墓群、拉隆沟墓群、欧姆村墓群，扎囊县斯孔村墓群、康佳村墓群、加日村墓群、都古山墓群等，参见西藏自治区文管会编《乃东县文物志》、《琼结县文物志》、《扎囊县文物志》。
[20]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赤德松赞墓碑清理简报》，《文物》1985年第9期。
[21]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拉孜、定日二县古墓群调查清理简报》，《南方民族考古》（第4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
[22]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昂仁县古墓群的调查与试掘》，《南方民族考古》（第4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
[23]阿嘎土：为西藏高原用于建筑的一种灰土，内含石灰质，有水泥效果。
[24]索朗旺堆、侯石柱：《西藏朗县列山墓地的调查和试掘》，《文物》1985年第9期。
[25]4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仁布县让君村古墓群试掘简报》，《南方民族考古》（第4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
[26]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萨迦县夏布曲河流域古墓葬调查试掘简报》，《南方民族考古》（第4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
[27]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拉孜、定日二县古墓群调查清理简报》，《南方民族考古》（第4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
[28]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昂仁县古墓群的调查与试掘》，《南方民族考古》（第4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
[29]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藏北石棺葬调查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1期。
[3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队、西藏自治区文管会：《西藏拉萨市曲贡村石室墓发掘简报》，《考古》1991年第10期。
[31]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萨迦县夏布曲河流域古墓葬调查试掘简报》，《南方民族考古》（第4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
[32]索朗旺堆、侯石柱：《西藏朗县列山墓地的调查和试掘》，《文物》1985年第9期。
[33]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扎囊县文物志》，1986年。
[34]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雅鲁藏布江中游曲松、加查两县古墓葬的调查与发掘》，《南方民族考古》（第5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
[35]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墨竹工卡县同给村古墓群的调查与试掘》，《南方民族考古》（第4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
[36]霍巍、李永宪：《藏南吉隆崖葬习俗的调查与初步研究》，《南方民族考古》（第3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
[37]霍巍、李永宪：《藏南吉隆崖葬习俗的调查与初步研究》，《南方民族考古》（第3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
[38]西藏自治区文管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第四章第三节“磨制石器”第103页图五九：1、2、4、5、9，文物出版社，1985年。
[39]尚坚、江华、兆林：《西藏墨脱县又发现一批新石器时代遗物》，《考古》1978年第2期，第137页图一：11。
[40]王恒杰：《西藏自治区林芝县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5年第5期，第312页图三：13。
[41]青海省文物考古队：《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总寨马厂、齐家、辛店文化墓葬》，《考古》1986年第4期，第312页图七：6、7。
[4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一九），《考古》1992年第7期。
[43]王仁湘：《拉萨河谷的新石器时代居民》，《西藏研究》1990年第4期。
[44]四川省文管会、茂汶县文化馆：《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石棺葬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第7辑）第41页，图十：4、6、7。
[45]四川省文管会、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化馆：《四川甘孜县吉里龙古墓葬》，《考古》1986年第1期，第34页图九：1、2、3。
[46]甘孜考古队：《四川巴塘、雅江的石板墓》，《考古》1981年第3期，第215页图八：7。
[47]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德钦县纳古石棺墓》，《考古》1983年第3期，第222页。
[48]四川省文管会、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化馆：《四川甘孜县吉里龙古墓葬》，《考古》1986年第1期，第34页图九：11、12。
[49]甘孜考古队：《四川巴塘、雅江的石板墓》，《考古》1981年第3期，第215页图九：3、4。
[50]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德钦县纳古石棺墓》，《考古》1983年第3期，第222页图六：1。
[51]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德钦县纳古石棺墓》，《考古》1983年第3期，第222页图六：2。
[52]甘孜考古队：《四川巴塘、雅江的石板墓》，《考古》1981年第3期，第215页图九：6。
[53]宋治民：《川西和滇西北的石棺葬》，《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3期。
[54]霍巍：《西藏曲贡村石室墓出土的带柄铜镜及其相关问题初探》，《考古》1994年第7期。
[5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一九），《考古》1992年第7期。
[56]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文物》1985年第9期。
[5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一九），《考古》1992年第7期。
[58]霍巍：《西藏昂仁古墓葬的调查发掘与吐蕃时期丧葬习俗研究——兼论敦煌古藏文写卷P. T. 1042考释的几个问题》，《南方民族考古》（第4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
[59]王仁湘：《带扣略论》，《考古》1986年第1期。
[60]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乃东普努沟古墓葬清理简报》，《文物》1985年第9期。
[61]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拉孜、定日二县古墓群调查清理简报》，《南方民族考古》（第4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
[6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考古》1992年第7期。
[6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年代测定报告》，《考古》1984年第7期。
[64]索南坚赞著，刘立千译：《西藏王统记》，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
[65]A.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60年第2期；B.甘肃省博物馆：《甘肃兰州西 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第9期。
[66]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组：《四川理县、汶川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65年第12期。
[67]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景泰张家台新石器时代的墓葬》，《考古》1976年第3期。
[68]俞伟超：《古代“西戎”和“羌”、“胡”文化归属问题的探讨》，《青海考古学会会刊》1980年第1期。
[69]俞伟超：《古代“西戎”和“羌”、“胡”文化归属问题的探讨》，《青海考古学会会刊》1980年第1期。
[70]宋治民：《川西和滇西北的石棺葬》，《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3期。
[71]主要的几批材料如：A.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新疆队、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管所：《新疆和静县察吾乎沟口一号墓地》，《考古学报》1988年第1期；B.《新疆和静县察吾乎沟口二号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6期；C.《新疆和静县察吾乎沟口三号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10期；D.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帕米尔高原古墓》，《考古学报》1981年第2期。
[72]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巩乃斯种羊场石棺葬》，《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2期。
[73]黄文弼：《伊犁考古调查简记》，《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74]俞伟超：《古代“西戎”和“羌”、“胡”文化归属问题的探讨》，《青海考古学会会刊》198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