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亚视野内的喜马拉雅黄金面具

仝涛 李林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

喜马拉雅山脉横亘在青藏高原与南亚次大陆之间，将中国西藏与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相隔，向来被认为是自然地理和区域文化的分水岭。以喜马拉雅山脉西段为中心的西藏西部地区是印度次大陆诸条大河的源头，这里的神山和圣湖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成为包括佛教、印度教、本教和耆那教四大宗教的圣地。而长期以来，由于缺乏修史传统，人们对于该地区早期历史文化的认识仅仅停留在神异鬼怪传说和晚期宗教文献的夸大和虚构上，其真假虚实极难甄别，尤其是对古格王朝时期（10—17世纪）以前的认识基本上还是一片空白。21世纪以来，随着一系列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的开展，西藏西部地区的神秘面纱被渐渐揭开了。这些发现使我们首次认识到，在这片广阔荒凉的地域，在穿越喜马拉雅山脉的河谷山涧地带，中古时期以前曾经存在不少适宜人类居住的地点，形成过一定规模的聚居区和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虽然迄今为止所获取的资料仍然非常有限，还不足以完整揭示当地的古代文化面貌，但为我们认识这一区域文化的内涵提供了重要线索，尤其是在认识西藏古代文化的对外联系和交流方面，为我们打开了广阔的视野。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重要发现就是黄金面具。

一、黄金面具的发现

迄今为止，各国考古学者在喜马拉雅地带的中段和西段共发现5件黄金面具，分别出自西藏札达县曲踏墓地（2件）、噶尔县故如甲木墓地（1件）、尼泊尔穆斯塘地区萨木宗墓地（1件）和印度北方邦马拉里墓地（1件）。下面分述之。

（一）西藏噶尔县故如甲木墓地出土的黄金面具

该面具于2012年出土于故如甲木墓地M1中部北侧^[1]，呈正方形，长4.5厘米、宽4.3厘米、厚0.1厘米，由金片压制而成，正面用红、黑、白三色颜料绘出人物面部。双目为黑色，大睁；用宽度约0.2厘米的红色线条描绘出面部轮廓线、上下眼睑、鼻部轮廓、鼻梁、鼻翼，嘴部轮廓较细，口内部分用白色打底，并用黑线条勾画出牙齿；下巴上画出三根粗硬的胡须，中间一根垂直向下，两侧对称的两根分别先向下，后折向两侧。面具周边均匀分布8个小圆孔，孔径0.2厘米，应该是用以缝缀在较软质地的材料上。背面可见压制的线条。面具保存较好，右侧圆孔处略有破损，表面多处被压皱（图1）。面具周边出土较多费昂斯串饰。根据人骨¹⁴C数据，该墓葬年代为公元2世纪。

图1 西藏噶尔县故如甲木墓地出土的黄金面具

图2 西藏札达县曲踏墓地Ⅰ区出土的黄金面具（正面）

（二）西藏札达县曲踏墓地Ⅰ区出土黄金面具

该面具于2009年发现于札达县曲踏墓地Ⅰ区M1^[2]，大小与真人面部相仿，由冠部和面部两部分连缀而成，长约14.2厘米、宽14厘米、厚0.01厘米。冠部呈长方形，长14厘米、宽5.7厘米；面部上宽下窄，长9.6厘米、宽8.1厘米（图2、3）。冠部正面并列錾刻出三座阶梯状的雉堞，顶部有穹顶，每个雉堞两侧各刻一只鹤状立鸟，除最右侧边缘处的鸟面向穹顶外，其余皆背对穹顶，在自左侧第二、第三个雉堞间的两只鸟中间刻有一穗状物。雉堞正中各刻一只羊，皆面向左侧，角部向后卷曲。面部有部分重叠于冠部之下，重叠部分有两排小孔，并用丝状物与冠下部边缘连缀在一起。面部刻出眉、眼、鼻、口，甚至包括细部的人中和法令纹。冠部和面部的刻痕都用红色颜料勾勒。整个面具周边也有一周直径为0.2厘米的圆孔，每两个为一组，背后衬有多层丝织物，并残留有打结的系带。冠部背部的丝织物还用薄木片加固，通过直径约0.2厘米的系带与丝织物缝制在一起。根据出土动物骨骼的¹⁴C数据，该墓葬年代为公元1—2世纪。

（三）西藏札达县曲踏墓地Ⅱ区出土黄金面具

该面具于2013年发现于札达县曲踏墓地Ⅱ区^[3]，呈椭圆形，长5.5厘米、宽4.1厘米、厚0.01厘米，由金片压制成面部轮廓及眉、眼、口、鼻。下巴较尖，双目呈杏状，鼻较修长，小嘴。边缘处折向背面，可能用以固定在其他物品上。五官刻痕都用红色颜料描绘（图4）。其年代应与曲踏Ⅰ区M1的年代相当。

图3 西藏札达县曲踏墓地Ⅰ区出土的黄金面具（背面）

（四）印度北方邦马拉里墓地出土的黄金面具

该面具于1986—1987年由印度考古学者在北方邦加瓦地区（喜马拉雅山地）的马拉里墓地调查发掘中发现^[4]，呈倒梯形，长8厘米、最宽7厘米、最窄4.5厘米、厚0.9厘米，重5.23克。鼻子修长，鼻翼宽厚，口紧闭，嘴角上扬。面具两侧边缘处各有10个小孔，孔径0.1厘米（图5）。所属墓葬的年代为公元前1世纪前后。

图4 西藏札达县曲踏墓地Ⅱ区出土黄金面具

图5 印度北方邦马拉里墓地出土的黄金面具

（五）尼泊尔穆斯塘地区萨木宗墓地出土的黄金面具

该面具于2011年由美国考古学者发现于尼泊尔穆斯塘地区萨木宗墓地M5^[5]，略呈倒梯形，尺寸与真人面部大小相当，长15.1厘米、最宽12.8厘米、厚约0.01厘米。用红色颜料勾勒出眼眶、鼻子和牙齿及多条胡须和双条眼角纹，用黑色颜料描画出眉毛和眼珠。整体上与故如甲木墓地出土的黄金面具非常相似。面具边缘有一周细密的圆孔，孔径0.1厘米，用以缝制在织物上（图6）。根据发掘者的复原，在面具的上方额头部分还搭配有成排的彩色玻璃珠装饰。该墓年代为公元4—5世纪。

这些面具多发现于喜马拉雅山西段的南北麓，年代集中在公元1—2世纪前后，尼泊尔萨木宗墓葬年代稍晚，为公元4—5世纪。它们具有很多共同特征：均为黄金制品，大小尺寸不一，至少有2件与真人面孔相当，另外几件较小，约4～5厘米见方；均为捶揲法制成，在正面形成凸出的五官，并用朱砂或赭石颜料勾勒出五官和胡须线条，个别还用黑色和白色颜料描出眉目、牙齿。值得注意的是，多数面具的周边都钻有小圆孔，通过丝线固定在其他材料上。从具体的发现情况来看，基本都是固定在纺织物上，其中3件器物上有较多的丝织物残余。只有一件面具的周边没有钻孔，但其边缘下折，同样可以用以附着、固定，但所用衬底的材质不得而知。较小型的面具可以通过衬底的纺织品来扩大其面部覆盖面积，这种面具基本上是象征性的。至少有2件面具在其周边还发现有各色料珠，可能是与黄金面具搭配使用，装饰在墓主人的面部。这些面具的差异性除了表现在尺寸上，主要表现在面部特征上。多数面具的五官具备蒙古人种特征，而印度马拉里的面具有较硕大的鼻子，具有明显的印欧人种特征。

图6 尼泊尔穆斯塘地区萨木宗墓地出土的黄金面具

二、黄金面具所代表的考古学文化

黄金面具主要分布在以象泉河上游为中心的喜马拉雅中段和西段地区。象泉河是西藏西部四大外流河中年平均流量最大的河流，由于海拔较低，自然资源相对较为丰富，在该地域容易形成人类生活的聚居点，由此发展为地域文化的中心。迄今该地域仍然是西藏西部地区人口分布最为密集、经济文化发展相对先进的地区。考古调查和发掘表明，从象雄时期到古格王朝时期，象泉河流域一直是整个阿里地区古代文化的中心区域，是象雄国都城“穹隆银城”和古格王朝的都城所在地。

出土黄金面具的墓葬形制有两种，札达县曲踏墓地、印度马拉里墓地和尼泊尔萨木宗墓地的墓葬皆为带墓道的方形洞室墓，噶尔县故如甲木墓地的墓葬则为竖穴土坑石室墓。阿里地区该时期的墓葬多为方形洞室墓，故如甲木墓地的竖穴土坑墓开挖很深，在阿里地区极为罕见，是极个别的例子，可能是因为该墓地位于象泉河岸的台地上，沙土堆积较厚，具备这样的自然条件。而其余各处墓葬皆位于较高的山坡上，砾石堆积较多，全部挖开墓圹工作难度较大，因此带墓道的洞室墓便是最方便的选择，既牢固又隐蔽。因此，墓葬形制的区别可能是为了适应不同的地理环境，而不具备区分考古学文化的意义。

根据对墓葬及出土遗物的综合分析，这批墓葬具有共同的考古学文化特征。墓葬多为二次葬，常见侧身屈肢葬式。墓室内随葬大量动物，包括杂交牦牛（Zoba）、山羊、绵羊、马、狗等，多为完整的个体，有的随葬多个羊头，可见用动物祭祀和殉葬相当流行。葬具都用木棺。木棺为较小的方形箱式形制，由四条腿和多块隔板用榫卯结构组合而成。有的木棺上面有简单的彩绘，木棺内放置墓主人尸骨和少量随葬器物。出土遗物有专门为墓葬制作的明器，也有实用的生活用器，包括漆木器、铜器、铁器、陶器、纺织品、纺织工具、料珠等。器物特征鲜明，具有共同的特征。铜器多为生活用器，包括盆、壶和钵，多见折腹圜底造型。铁器有盘、马衔及剑、刀、矛、镞等兵器，形制和组合非常接近，说明这些器物可能来自某个共同的地区。陶器的相似度更高，这也是我们将这些墓地归为同一个考古学文化的重要依据。陶器多为夹砂红陶，大多为手制，器形多为圜底器和圈足器，包括长颈带耳罐、带流罐、高足杯、钵、双耳瓮等，装饰纹样有粗绳纹、圆圈纹、戳点纹和刻画纹。流行一种带直长流的小罐，流的口部与罐口之间有弧形或波状柄相连。在曲踏墓地和马拉里墓地发现较多彩陶，流行以黑彩和红彩绘制的波状纹和三角纹。

从总体上看，这些墓葬应该属于同一个考古学文化，其分布的地域集中在喜马拉雅山西段的南北麓，涵盖了西藏阿里地区的西南部、尼泊尔穆斯塘地区以及印度北方邦和喜玛偕尔邦的北部山地。从之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可能还包括了印度拉达克地区，虽然这里还没有发现类似的黄金面具。其延续的时间至少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5—6世纪。根据汉、藏文献记载，这一时段内出现在西藏西部的唯一可以与之对应的部族和国度就是象雄，从地理范围来看，以象泉河上游为中心的区域是象雄国的核心区域。

象雄在唐代时才开始出现在汉文文献记载中，被称为“羊同”，《唐会要》、《通典》、《资治通鉴》等汉文文献记载了被吐蕃征服（公元642年）前象雄国的统治范围和风土民情。《通典·边防六》记载：“大羊同，东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于阗，东西千余里，胜兵八九万人。其人辫发毡裘，畜牧为业。地多风雪，冰厚丈余。所出物产，颇同蕃俗。无文字，但刻木结绳而已。刑法严峻。其酋豪死，抉去其脑，实以珠玉，剖其五脏，易以黄金，假造金鼻银齿，以人为殉，卜以吉辰，藏诸岩穴，他人莫知其所……其王姓姜葛，有四大臣分掌国事。古未通，大唐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遣使来朝。”其中记载酋豪死后“假造金鼻银齿”，可能指的就是黄金面具之类的器物。在同一区域还存在另一个国度“太平国”，也有同样的“假造金鼻银齿”的葬俗，但其文字记载与羊同国完全一致，其真实性值得怀疑。

三、欧亚视野内的喜马拉雅黄金面具

西藏西部地区与南疆地区汉晋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有颇多相似之处，其中包括丝绸、钻木取火器、马蹄形木梳、漆木器、铁器等。这说明至迟自早期铁器时代开始，两地之间已经存在比较密切的文化交流，南疆的丝绸之路经由喀喇昆仑山口、拉达克地区或新疆阿克赛钦地区向西藏西部延伸，直接影响到喜马拉雅地带的考古学文化面貌。通过这条高原丝绸之路形成的两个地域文化的许多共同因素，也使得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将喜马拉雅地区的黄金面具与新疆及邻近地区出土的类似器物进行联系和比较，并进一步将其置于整个欧亚大陆的背景中去考察。

在欧亚大陆范围内，北非和西亚地区的黄金面具发现最早。美索不达米亚和东地中海地区的古代国王、贵族的丧葬中流行用黄金面具、眼罩和口罩^[6]，例如埃及、迈锡尼、科索沃、色雷斯、乌尔、沙特阿拉伯东北部地区等。这种葬俗从公元前3千纪出现，流行到公元前1千纪的后半。公元前后在近东地区主要的使用者和传播者是帕提亚波斯，其文化的影响一直达到波斯帝国的边境，以及曾为罗马行省的叙利亚地区、高加索地区及黑海北岸包括克里米亚半岛。地中海地区的黄金面具并非缝缀在织物上，而是用细线通过面具四角的圆孔固定在死者的面部。帕提亚尼尼微的金面具（图7）也沿用了这一习俗。双目相连的眼罩是面具的简约形式，最早出现在高加索地区，很快传播到黑海北岸地区和克里木半岛。这种眼罩在公元1千纪的前半叶经丝绸之路传播到中亚地区，在新疆地区也有不少发现^[7]。来自波斯的金属面具、眼罩和口罩传统，在新疆地区与中原地区原有的丝绸覆面传统融合在一起，产生了新的形式。覆面本是中原地区流行的葬俗，是用丝织物将死者的头部包裹，或者覆盖在面部，又称为“面衣”或“幎目”，秦汉以前就已经出现^[8]。公元2、3世纪之交，在中亚游牧民族的墓葬中，面具或眼罩、口罩开始放置或者缝制在丝绸覆面之上，丝绸上装饰有波斯风格的图案。有时或许因为缺少金属或为了制作方便，将丝绸覆面改成眼罩的形状^[9]。在公元1千纪的后半叶，在西伯利亚的西部和东南部、乌拉尔地区、乌克兰草原地区和喀尔巴阡盆地，这类眼罩、口罩和面具也开始缝制在丝绸之上，与中亚地区的面具表现形式相同，而不再直接用丝线固定在死者的头上。这一现象证明了这类面具组合形式是从中亚影响到西伯利亚和欧洲东部，而不是直接从黑海北部和高加索地区传入的^[10]。

欧亚大陆东部的丧葬面具主要流行于公元前后到公元6世纪之间，其出现、流行和传播可能与帕提亚波斯和萨珊波斯的文化密切相关。中亚地区包括新疆是丧葬用黄金面具发现比较集中的区域。吐鲁番地区最常见的是银质或铜质的眼罩缝缀在丝绸覆面上，覆面包裹死者的头部，常常是一片彩色的丝绸，装饰有萨珊风格的纹饰，例如连珠纹、衔绶鸟、对马等。在吉尔吉斯斯坦发现2件黄金面具（图8），分别出自萨石墓地（Shamsy，公元4—5世纪）和扎拉克杰拜墓地（D allak D ebe，公元3—5世纪）^[11]。在新疆境内也发现2件，包括昭苏波马黄金面具（公元1—5世纪；图9）^[12]和吐鲁番鎏金铁面具^[13]。尉犁县营盘墓地出土白色麻制面具（公元2世纪）的前额贴饰长条形金箔片^[14]（图10），可视为黄金面具的变异形式。墓主人头部用丝棉缠裹，与面具搭配使用。

图7 帕提亚尼尼微的金面具

在西伯利亚米努辛斯克盆地附近的墓葬中发现数以百计的丧葬用泥质和石膏面具^[15]，有学者认为这些丧葬面具的观念源自地中海东部文明^[16]。这些面具是从死者面部翻模制作的，都双目紧闭；男性的面具用赭石或朱砂涂成红色，女性的面具则涂成白色，但用红色装饰。双目都用黑色木炭勾画，有的在眼睛、鼻子和嘴巴部位还保留皮革和纺织物衬底痕迹，说明原来应该有完整的覆面（图11、12）。该地区的这一丧葬现象出现于公元1—2世纪，公元3世纪时开始盛行，持续到公元5—6世纪，与新疆和喜马拉雅地区的流行年代基本一致。营盘墓地出土的贴金白色麻布面具，应是米努辛斯克泥质面具和喜马拉雅黄金面具的一种过渡形态。

可见，在公元前后一直到公元5—6世纪，在以中亚为中心、北到西伯利亚、南到喜马拉雅地带的广阔地域范围内，都盛行用面具覆盖死者面部的丧葬仪式，有黄金面具、鎏金银面具和铁面具等金属面具，更有大量泥质和石膏面具，上面用錾刻、镶嵌等手法或用红、黑色颜料勾画出五官以模仿真容。大多数面具以丝绸覆面作为衬底，两者配合使用，这是西方起源的金属面具传统与东方起源的丝绸覆面传统相结合而形成的独特文化现象。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喜马拉雅地带出土的黄金面具与新疆及周边地区的黄金面具应该是同一丧葬传统背景下的产物。喜马拉雅黄金面具的使用年代为公元2—3世纪，最晚的一例是公元5世纪，与中亚及相邻地区的流行年代相当。其使用方式也是以丝绸覆面为衬底，与金属面具搭配使用。丝绸覆面上装饰有较为独特的纹饰，以区别于其他服饰。结合墓葬内的其他共出器物特征看，这种联系似乎显得更为直接。这些共性具体是通过文化上的交流和传播，还是通过族群的迁徙而形成，尚不十分明朗。从整个欧亚大陆的发现来看，黄金面具的使用和传播可能与印欧人的活动和迁徙有密切关系。印度学者将他们在喜马拉雅地区的发现归为自帕米尔南下的雅利安人所创造的文化^[17]。但从黄金面具所显示的特征来看，除了印度马拉里的例子，其他几件喜马拉雅地带出土的面具都不具备明显的印欧人特征。对出土人骨的体质人类学分析也证明，墓主人具有较为明显的蒙古人种特征。因此，仅仅根据黄金面具的使用情况来判定具体的族群，似乎还缺乏足够的依据。黄金面具的使用以及其他考古学文化面貌所显示的共性，可能更多的是通过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实现的，由不同族群共享的文化特征。

图8 吉尔吉斯斯坦萨石墓地出土的黄金面具

图9 新疆昭苏波马出土的黄金面具

图10 新疆尉犁县营盘墓地出土的贴金麻制面具

图11 西伯利亚米努辛斯克奥格拉赫图（Oglakhty）墓地出土的面具

图12 西伯利亚米努辛斯克奥格拉赫图（Oglakhty）墓地出土的面具

四、黄金面具的功能

虽然总体看来欧亚大陆的黄金面具彼此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些地域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和传播的迹象，但这一推断并不能扩大化和绝对化，黄金面具分布的时空跨度非常大，不同地区和不同阶段的黄金面具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社会功能，很难将这些器物都归于一个源头或是赋予一种相同的功能。因为特定区域内具体的丧葬观念和宗教信仰是千差万别的，纵然是有影响和传播关系的器物，由于在新的使用区域实现了本土化，其功能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也正因如此，以往对于这类丧葬面具功能的考察，无论是考古学者还是人类学者，都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某些功能不论在任何地域和时段都是相通的，例如对于黄金作为稀有贵重金属的认识是一致的，这一点决定了黄金面具的使用者一般都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属于容易得到这些贵重用品的阶层，黄金面具也因此具有象征身份和地位的社会功能。又因为黄金恒久不变的属性，使得黄金面具不仅具有保护和装饰尸骨的功能，同时也使这一功能永恒不变，成为死者灵魂的凭依之物，象征着死者得到永生。早期流行的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东地中海地区的黄金面具就具有这样的功能，一般被认为是用于保护死者木乃伊或尸骨，在头部受损、腐烂或者缺失的情况下，作为头部永久的替代品，使死者的灵魂与肉身结合，使其安全到达另一个世界^[18]。

从南西伯利亚的考古发现来看，丧葬面具多数并不是黄金或者其他金属质地的，而是泥质、石膏及其他易得材料，使用也更加广泛，其实用价值和宗教内涵超越了社会地位的象征意义。这些面具都与二次葬密切相关，墓主人死后尸体要放在外面或者临时的墓穴，待血肉完全从骨头上消失后再入葬，这种葬俗与中国和希腊作家记载的突厥人的葬俗吻合^[19]，很少有墓葬保存有完整的骨架，头骨经常缺失，常用面具来代替。一些头骨经切割处理，人骨上有很多刀痕，说明肉身并非自然腐败，而是采用人工清理，为最后的下葬做准备。头骨软组织被清理干净后，所有的空洞都填满泥，由此产生了面部模型，常见的是用一层灰泥覆盖，有时还涂上一层石膏^[20]。民族学材料证明这些面具象征亡者，其目的是将亡者与生者分开以避免伤害到生者，被认为是墓主人的灵魂栖息之所^[21]。也有学者推测这些面具的功能是避免生者看到亡者腐烂的面孔，具有保护亡者防备邪恶之眼窥视的预防作用^[22]。

喜马拉雅地带的黄金面具可能也具有类似的功能。前引“羊同国”文献并没有对“黄金鼻银齿”给出更多解释，但提供了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即酋豪死后要经历一系列“抉去其脑”、“剖其五脏”的尸体处理方式，这与故如甲木墓地和萨木宗墓地的考古资料相对应。萨木宗墓地出土尸骨中的“76%带有确定无疑的刀痕，并且这些痕迹很明显是在死后产生的”^[23]，不是出自乱砍或猛击，很可能是在死后为制作干尸而剔除皮肉、分解尸体所留下的，最后仅将尸骨入葬。在故如甲木墓地，虽然在人骨上没有发现这类刀痕，但有不少证据显示尸骨在埋入前要停厝一段时间，多数合葬墓是二次葬的产物，人骨很有可能经过了一个自然腐败的过程。

在中国北方地区辽代贵族墓葬中也出土了一批金银面具^[24]，有学者认为是受到唐代西域胡人丧葬传统的影响所致^[25]。关于辽代丧葬中使用金银面具，宋人文惟简《虏廷事实》有明确记载：“（契丹）富贵之家，人有亡者，以刃破腹，取其肠胃涤之，实以香药盐矾，五彩缝之。又以尖苇筒刺于皮肤，沥其膏血，且尽，用金银为面具，铜丝络其手足”^[26]。我们无法确定如此晚期阶段中国北方地区的金银面具与公元5世纪之前中亚和西伯利亚地区所流行的丧葬面具之间是否具有某种联系，但两者在葬俗上有共同之处，即丧葬面具的使用都伴随着尸体的人为损伤。

由此看来，使用黄金面具或其他形式丧葬面具的文化中，尤其注重尸体的处理，比较普遍的现象是尸骨在最终埋葬前进行了人为的干预：或是抽取脑浆和内脏制作木乃伊，或是用利器分解尸体，或是通过有意的长时间停厝，利用自然条件（如风干、动物啃噬等）去除皮肉。共同的结果是尸体遭到了破坏，但在尸骨最终埋入墓室时，可用丧葬面具对尸骨面部进行装饰，以保证尸骨的完整性。用朱红色的颜料勾勒出五官轮廓，创造出活生生的人的形象，而用贵重金属衬上珍贵的丝绸覆面，既维护了亡者最后的尊严，也体现了他所拥有的财富和社会地位。同时，由于黄金的使用，说明使用者希望这种保护具有永恒的时效，可能蕴含了复活或者在另一个世界得以永生的丧葬观。

至于这种丧葬习俗背后具体的宗教观念为何，可能不同地区各不相同，尚需要更多的材料来证明。对于喜马拉雅地区，结合有关古代象雄的文献记载和用大量动物殉葬的现象推断，黄金面具的宗教功能可能与原始本教密切相关。原始本教与北亚地区盛行的萨满教都属于万物有灵论，两者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27]。至今在北方草原地区民间仍然沿袭覆面之风，这种风俗必然与萨满教观念发生关联，并有着特定的表现形式和意义。

喜马拉雅地带迄今也流行金属、木雕、泥塑、皮质、织品等各种材质的面具，雕作神灵、英雄人物和藏戏人物形象，用于巫师占卜、逐疫去邪和民间歌舞说唱，主要源自各种萨满教背景、民间神话和佛教、印度教的传统^[28]，与前吐蕃时期所流行的丧葬面具有较为明显的差异，当然由于地域上的重合，如果追溯到其远古的源头，也很难排除两者具有承继关系的可能性。

五、结语

喜马拉雅地带常给人以交通闭塞、地区文化的独特性较突出的印象。从以往的发现来看，能显示其与整个欧亚大陆关联性的线索是非常少的。但早在20世纪30年代，杜齐（又名“图齐”）、罗列赫等学者已经根据亲身考察所获取的动物纹小型青铜制品，推测青藏高原与北方草原地带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29]。20世纪90年代在拉萨曲贡发现的带柄铜镜^[30]和日土发现的岩画^[31]，学者们将其置于整个欧亚草原的背景中来探讨。2000年，在皮央东嘎墓地出土了一件圆饼形首青铜剑^[32]，与云南、四川地区的同类器物完全类同，使学者们逐渐认识到，在铁器时代早期，青藏高原的交通并非一般认为的那样阻塞不通，其与外界的物质文化交流能够跨越数千公里的高山险阻，从内地到达人迹罕至的阿里地区。这种空间的跨越大大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而今在故如甲木墓地和周边地区发现的黄金面具、丝绸及其他日常生活用品，更能体现这种联系的广度与深度。只有将这些新近的发现与周边乃至更广阔视野内的既有资料进行联系和比较，才有可能对该地区物质文化的性质有较为客观的认识。

通过这些分析和比较，可以看出整个喜马拉雅地带在铁器时代早期逐渐形成了一个较为统一的考古学文化系统。这一文化系统与新疆和南亚次大陆联系非常密切，又通过新疆与中原、中亚和欧亚草原存在互动和交流，可以说新疆地区是喜马拉雅地带与中原和中亚地区建立联系的纽带，通过新疆的丝绸之路进一步延伸到了青藏高原西部地区。黄金丧葬面具的出现和使用，可能也是这条丝绸之路联通的结果。这一丧葬习俗在整个欧亚地区具有深远的背景，虽然不同地区的丧葬面具可能是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但相邻地区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和交流也确实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在中亚、新疆和喜马拉雅三个区域之间。作为探讨喜马拉雅地带与整个欧亚大陆关联性的一个重要指标，黄金面具代表了在广泛地区内流行的类似的丧葬观念、宗教观念和价值体系，尤其是对尸体的处理和保护、对灵魂不灭和复活的共识及其贵族阶层身份的象征。

2015年

Abstract

Up to date, 5 gold masks have been found in the middle and western Himalayan regions, including 2 unearthed from Chu Vthag Cemetery in Zanda County and 1 from Gurugyam Cemetery in Gar County, Tibet, China, 1 from Samdzong Cemetery in Mustang, Nepal and 1 from Malari Cemetery in Uttar Pradesh, India. The age of these gold masks are all around the 1st-2nd centuries AD. Though of different sizes, they are all made with repousse technique and seamed to textile fabrics. In spite of their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in their own areas, these funeral masks show obvious mutual cultural influence and exchange between neighboring areas.

注释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西藏阿里地区噶尔县故如甲木墓地2012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4年第4期。

[2]金书波：《从象雄走来》，西藏人民出版社，2012年。

[3]该资料由西藏札达县文物局罗丹提供。

[4]Bhatt R. C., Kvamme K. L., Nautiyal V., Nautiyal K.P., Juyal S., Nautiyal S. C. “Archaeological and Geophysical Investigations of the High Mountain Cave Burials in the Uttarakhand Himalaya”, Indo-KōkoKenkyū-Studies in South Asian Art and Archaeology, Vol. 30. pp.l-16, 2008-2009.

[5]A.Aldenderfer, M. Variation in Mortuary Practice on the Early Tibetan Plateau and the High Himalayas, The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Bon Research, Vol.1, Inaugural Issue. pp. 293-318, 2013；B.迈克尔·芬克尔著，刘珺译：《尼泊尔天穴探秘》，《华夏地理》2012年第10期。

[6]Mihaly Benko. Burial Masks of Eurasian Mounted Nomad Peoples in the Migration Period （lst Millennium A. D.），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 Tomus XLVI（2-3）. pp.113-131 （1992/93）.

[7]王澍：《复面、眼罩及其他》，《文物》1962年第7、8期合刊。

[8]武伯纶：《唐代的复面和胡部新声》，《文物》1961年第6期。

[9]A.S. I. Rudenko. Die Kultur Der Hsiung-Nu und die Huegelgraeber von Noin Ula, Bonn: Rudolf Habelt Verlag GMBH, Pl. XVI, 1969；B.[俄]鲁伯·列斯尼契科著，李琪译：《阿斯塔那古代墓地》，《西域研究》1995年第1期。

[10]Mihaly Benko. Burial Masks of Eurasian Mounted Nomad Peoples in the Migration Period （lst Millennium A. D.），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 Tomus XLVI（2-3）. pp.113-131 （1992/93）.

[11]Mihaly Benko. Burial Masks of Eurasian Mounted Nomad Peoples in the Migration Period （lst Millennium A. D.），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 Tomus XLVI（2-3）. pp.113-131 （1992/93）.

[12]安英新：《新疆伊犁昭苏县古墓葬出土金银器等珍贵文物》，《文物》l999年第9期。

[13][俄]鲁伯·列斯尼契科著，李琪译：《阿斯塔那古代墓地》，《西域研究》1995年第1期。

[14]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尉犁县营盘墓地15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1期。

[15]Vadetskaia, Elga B. The Ancient Yenisei Masks from Siberia, Krasnoiarsk, St. Petersburg, 2009.

[16]A. M. Tallgren. Trouvailles Tombales Sibériennes en 1889, Suomen Muinaismuistoyhdistyksen Aikakauskirja, 1, Helsinki. p.18, 1921.

[17]Singh, A. K. Cist Burials in Kinnaur, Western Himalayas:A Preliminary Report on a Recent Discovery,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1999, Vol.43 （2），pp. 249-258.

[18]顾朴光：《古代埃及面具文化刍论》，《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版）2002年第2期。

[19]M. A. Czaplicka. The Turks of Central Asia in History and at the Present Day: An Ethnological Inquiry into the Pan-Turanian, Adamant Media Corporation. pp. 90-91, 2005.

[20]Eileen M. Murphy. Mummification and Body Processing: Evidence from the Iron Age in Southern Siberia, Kurgans, Ritual Sites, and Settlements: Eurasian Bronze and Iron Age, British Archaeological Reports. pp.279-292, 2000.

[21]Vadetskaia, Elga B. The Ancient Yenisei Masks from Siberia, Krasnoiarsk, St. Petersburg, 2009.

[22]A. M. Tallgren. Trouvailles tombales Sibériennes en 1889, Suomen Muinaismuistoyhdistyksen Aikakauskirja, l, Helsinki. p.19, 1921.

[23]A.Aldenderfer, M. Variation in Mortuary Practice on the Early Tibetan Plateau and the High Himalayas, The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Bon Research, Vol.1, Inaugural Issue. pp.293-318, 2013；B.迈克尔·芬克尔著，刘珺译：《尼泊尔天穴探秘》，《华夏地理》2012年第10期。

[24]A.木易：《辽墓出土的金属面具、网络及相关问题》，《北方文物》1993年第1期。B.S. H. Minkenhof. Date and Provenance of Death Masks of the Far East, Artibus Asiae, Vol. 14, No. 1/2. pp. 62-71, 1951.

[25]吕馨：《辽墓出土金属面具与网络起源的再探讨》，《南方文物》2012年第1期。

[26]文惟简：《虏廷事实》，陶宗仪：涵芬楼本《说郛》卷八，中国书店，1986年。

[27]Drrutry Ermakov, Bo and Bon. Ancient Shamanic Traditions of Siberia and Tibet in Their Relation to the Teachings of a Central Asian Buddha, Kathmandu, 2008.

[28]Thomas Murray. Demons and Deities: Masks of the Himalayas, HALI, No.2, 1995. pp.54-79.

[29]A.[意]G. 杜齐著，向红笳译：《西藏考古》第2～7页，西藏人民出版社，2004年。B.G. N. Roerich. The Animal Style among the Nomads of Northern Tibet, Prague, 1930.

[30]A.霍巍：《西藏曲贡村石室墓出土的带柄铜镜及其相关问题初探》，《考古》1994年第7期；B.赵慧民：《西藏曲贡出土的铁柄铜镜的有关问题》，《考古》1994年第7期。

[31]吕红亮：《西喜马拉雅岩画欧亚草原因素再检讨》，《考古》2010年第10期。

[32]霍巍：《试论西藏及西南地区出土的双圆饼形剑首青铜短剑》，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庆祝张忠培先生七十岁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