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卡出土的彩绘木棺盖板

许新国（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008年3月，青海省海西州民族博物馆研究人员在该州乌兰县茶卡镇茶卡乡冬季牧场的一座被盗挖的墓葬旁边，采集到一块木棺盖板。盖板前宽后窄，上有彩绘，盖板顶端凸起一直棱，高起，断面呈三角形，前部完整，宽45.3厘米、厚12厘米。后部窄而残断。棺盖尖顶的两侧，均绘有彩绘图案。其中一面较为完整，部分脱落；另一面仅少数图像完整，余尽脱落。板之上画以白色打底，黑线勾勒，用绿、灰、红、赭等色彩绘。

较为完整的一斜坡面所绘内容为：从左至右的图像，一所三间的房子中，站立着三人，第一人面向右，头戴红色圆帽，足穿红靴，身着绿色窄袖衣；第二人形体较大，戴红帽，着红衣，身后拖有一条发辫；第三人上部脱落，不详，似穿窄袖高领长袍，脚穿黑靴。

第二组图像位于第一组图像的右侧下方。似为两妇女形象，其身穿灰色的高领窄袖长袍，头戴一横冠，四周下垂珠状物，坐姿。其右两人亦为妇女，发式与形象均脱落不清。

第三组图像位于第二组图像的右边，是两位呈坐姿的妇女形象，发型较为特别，其中一位穿红衣，一位穿青衣，均为高领袍服。

第四组图像位于第三组图像的右侧，为5位男士形象，均头戴圆帽，色泽有别，第1人为红帽，第2～5人为黑、红、赭、赭色帽子，身穿交领或翻领袍服，靴形不详。

第五组图像脱落不清，服饰不详，隐约可见为两男士图像，一人戴冠，冠形特别；另一人呈侧面形象，头戴尖顶帽。

盖板高起的中心线部位饰以红色的双连桃形或方胜图案，涂以红色。其另一面只能见到一骑马射猎的纹样。骑马人以红色白花缠头，身穿赭色窄袖交领上装，下身着裤，骑在黑色马背上，弯弓搭箭，向前方奔驰骑射，形象十分生动。

根据实物和文献记载，我们初步断定棺盖板上所绘人物的族属应为吐谷浑人。

吐谷浑是我国西北古代民族之一。公元4世纪初，该部从辽东慕容鲜卑分离出来，在首领吐谷浑的率领下西迁至今阴山一带。西晋永嘉末（312年左右），又从阴山南下，经陇山，到今甘肃临夏西北，不久又向西发展，进入今甘南、川西北和青海等地的氐、羌等族居住区。到其孙叶延时（公元329—351年），始建立政权，以祖父吐谷浑之名作为国号和部族名。其最盛时的疆域，东起今甘肃南部、四川西北，南抵今青海南部，西到今新疆若羌、且末，北隔祁连山与河西走廊相接。后期的政治中心在青海湖附近的伏俟城。唐龙朔三年（公元663年）为吐蕃所灭，吐谷浑政权前后共存在300多年。此后，吐谷浑人大部归附吐蕃，其余散居在新疆东部以及宁夏、内蒙古、陕西北部、山西、河北北部等地。在长达近300多年的发展中，留居在今青海、甘肃一带的吐谷浑人，逐渐与藏族、蒙古族等族融合，为开发和建设西北地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由于其居地处于中西陆路交通要道和国内北方与西南各民族交往的通道上，因而在5世纪中期到7世纪初，在北方和西南民族相互交往中亦起了中介作用。

据考证，木棺以漆画或彩绘装饰其表，最早出现在汉文化地区，而至魏晋南北朝起，受汉文化的影响，北方鲜卑族统治阶层开始采用，并吸收成为其丧葬习俗之一，在鲜卑丧葬文化中占有相当的比重。鲜卑族的木棺葬具，较早的例子是在辽宁北票发现的慕容鲜卑贵族冯素弗墓^[1]。该墓的柏木画棺为前高宽、后窄低形制，绘羽人、云气及墓主人生活图像。虽然壁画、棺画图像受汉文化影响，但木棺形制则具有鲜卑葬具的典型特征。这种前宽后窄的桦木棺，在札赉诺尔墓群中亦有出现^[2]。

随着北魏政权的建立和鲜卑族进入中原，带有浓厚的鲜卑文化色彩并融入了汉文化影响的丧葬习俗开始流行。宁夏固原是北魏时期的北方重镇，也是鲜卑族的重要聚居地，20世纪70年代在此地发现了一具彩绘漆棺^[3]，其为前高宽、后窄低形状，棺盖顶端为三角形，上绘有鲜卑装的东王公和西王母。有墓主、孝子、男女胸像，连珠龟背纹、裸体舞人、狩猎图像等。人物穿夹领小袖，戴垂裙毡帽，为鲜卑人形象。狩猎图像尤其引人注目，山野间有野猪和鹿在狂奔，骑马勇士张弓射箭，真实地反映了鲜卑人的游猎生活。

与此漆棺形制和装饰手法接近的还有山西大同湖东北魏一号彩绘漆棺^[4]。此墓为一棺一椁，棺下设棺床，松木质。棺椁前宽后窄，头高尾低。棺椁及棺床外髹黑漆，彩绘缠枝忍冬纹、连珠圈纹、屋宇与人物、伎乐童子等。

上举墓棺多为前宽后窄、前高后低形状，由棺盖、棺底、左右两帮、前后挡等装配而成。一些棺盖的三角状顶端与茶卡出土的棺盖板完全相同，显然是鲜卑的木棺形制，打上了鲜卑葬俗的烙印。男女人物骑马射猎等图像在鲜卑墓棺绘画中也是较为常见的形式。吐谷浑原为鲜卑之一支，保留鲜卑人的生活习惯也是很自然的。

再来看看发式。第二组、第三组为四个妇女形象，其发型较为特别，与甘肃酒泉果园乡丁家闸5号墓壁画中妇女的发式相同。该墓是一座具有前、后两室的砖室墓，绘有莲花、龙首、东王公、西王母、女侍、羽人和动物等以及墓主人家居宴乐、车马出行、厨房炊事、坞堡耕作畜牧等内容。

该墓绘画的突出现象是人物均为少数民族模样，孙机先生认为，人物具有典型的鲜卑文化传统^[5]。该墓的年代发掘定在后凉至北凉之间，即4世纪末到5世纪中（386—441年魏破酒泉）。

茶卡棺盖板上男性第一组的三人，第四组的五人，均带有圆形小帽。与嘉峪关市魏晋1号墓出土画像砖上的人物相同。该砖长35厘米、宽17厘米、厚5厘米。画面分上下两层，上层左起绘二牛驾犁，一男子扶犁，中间一女子撒播种子。后有两人拉耱，男子踩耱，右手拉缰绳。下层画面同上。右上角榜题朱书“耕种”。该画砖上四名男子中的三位戴有圆形小帽，与茶卡棺盖板画男人戴的帽子相同^[6]，具有浓厚的鲜卑色彩。

吕一飞根据文献记载，对鲜卑服饰进行了考证，认为《魏书》辛绍先传中垂裙皂帽即《太平御览》卷九七五引《北齐书》所记为鲜卑帽^[7]。关于吐谷浑人的帽子，诸书记载有两种：其王公贵人多戴幂䍦^[8]，也有以缯为帽（帷帽）。幂䍦，即《魏书》所说的罗幂，是加在帽上下垂遮住脸面的幂面。《旧唐书·舆服志》云：“武德、贞观之时，宫人骑马者依齐隋旧制，多着幂䍦。虽发自戎夷，而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窥之，王公之家，亦同此制。永徽之后，皆用帷帽，拖裙到颈，渐为浅露则天之后，帷帽大行，幂䍦渐息。”可见，幂䍦原为西北少数民族所用，以骑马避风沙。到北齐，隋代和唐初已盛行于中原汉族，后渐为帷帽所替代。魏书吐谷浑传还特别记载了吐谷浑可汗的服饰，云：“夸吕椎髻毦珠，以皂为帽，坐金狮子床。”椎髻，即将头发全挽于顶上成椎形，戴黑色帽，大致与其下王公贵人服饰相似。从上述记载可知，茶卡棺盖板画人物中的圆帽未被记载。因此，吐谷浑人所戴小圆帽的图形，可以弥补文献之不足。

吐谷浑的妇女一般着裙襦，与内地妇女相似。但其发式为束发，也就是辫发，或云披发为辫^[9]，上以金花为饰，缀以珠贝^[10]。可汗妻恪尊则衣织成裙，披锦大袍，辫发于后，首戴金化（花）冠^[11]。同样是辫发，女子辫发为北方民族（如匈奴、鲜卑）的旧俗，在漠北匈奴及东北札赉诺尔鲜卑人墓葬中，均出土有辫发^[12]。宿白先生认为南朝人称北魏统治阶级（拓跋鲜卑）为索头或索虏，即应是辫发的特征^[13]。茶卡棺盖板画中，第一组人物中的第二人头后拖有发辫一条，或可作为此说的例证。

吐谷浑妇女的发辫上，不仅戴有金花，还缀以珠贝，而且以多为贵，可以说发辫不只一束。今天在甘肃、青海藏族妇女中流行的多辫披发的形式，可能即是羌和鲜卑发式的一种综合。据茶卡棺盖板画中妇女形象的发式，当时的束发则是另外一种形式，如同89酒泉丁家闸5号墓的西王母和歌舞人物一样，不仅存在三起大髻，而且也有多起高髻的形式。

无独有偶，鲜卑人的形象在晚些时候的郭里木吐蕃棺板画中也有发现。德令哈市郭里木M2合葬墓右侧板上部的一位骑马者，头戴黑色垂裙皂帽，垂裙向后飘扬。右下方迎宾图中二位跪拜者也戴同样的帽子。迁葬墓的右侧板右下方迎宾图中，残存的一位跪拜者形象也如此。这些装束与吐蕃的缠头形象大不相同，而与北魏孝文帝改革前的鲜卑族装束相一致。可以看出，鲜卑文化对吐蕃文化的影响相当深。这些不得不让我们重新审视吐蕃文化形成过程中的复杂性以及鲜卑吐谷浑文化在吐蕃文化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关于茶卡吐谷浑棺盖板画的年代，我们注意到其妇女发型与酒泉十六国墓葬妇女发型的一致性，男性所戴小圆帽与嘉峪关市魏晋1号墓男性小圆帽形制相同。但茶卡棺盖板上所绘的络合成菱形的忍冬图案与太和八年（485）司马金龙墓所出漆屏的边饰接近。加之茶卡棺盖板画上的骑马人物头缠巾的形象也稍偏晚，故我们将茶卡的棺盖板绘画的时间定在6世纪初或6世纪下半叶，可能比较适宜。

综上所述，自魏晋十六国以来，从辽东、漠北等地迁入西北的鲜卑族人数很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些迁移而来的民族既保留了自己原来的一些习俗，又吸收了当地民族的一些习俗，从而使直接或间接的文化传播得以进行，而当这些古代民族因自然和人为的原因需要迁徙时，往往也是选择与自己习惯相似的环境、经济活动相同的地区，从而更加强了彼此之间的民族融合。

2011年

Abstract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records and the unearthed materials, this article draws a conclusion that the figure painted on the top board of the wood coffin unearthed from Chaka Township in Wulan County, Qinghai Province belongs to the ethnic of Tuyuhun.

注释

[1]黎瑶渤：《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文物》1973年第3期。

[2]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札赉诺尔古墓群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12期。

[3]韩孔乐、罗半：《固原北魏漆棺墓的发现》，《美术研究》1984年第2期；王泷：《固原漆棺彩绘》，《美术研究》1984年第2期。

[4]山西省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湖东北魏一号墓》，《文物》2004年第12期。

[5]甘肃省博物馆：《酒泉、嘉峪关晋墓的发掘》，《文物》1979年第6期。

[6]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文物精品图集》第174～175页，三秦出版社，2006年。

[7]吕一飞：《胡族习俗与隋唐风韵——魏晋北朝北方少数民族社会习俗及其对隋唐的影响》，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

[8]《梁书·河南传》。

[9]《梁书·河南传》。

[10]《旧唐书·吐谷浑传》。

[11]《魏书·吐谷浑传》。

[12]C. N. 鲁金科：《匈奴的文化和诺颜乌拉墓葬》第111页，列宁格勒出版社，1962年。

[13]宿白：《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鲜卑遗迹辑录之一》，《文物》197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