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棺葬的起源与扩散——以中国为例
石棺葬的起源与扩散——以中国为例
李水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一
死亡，这是一个长期困扰人类的古老哲学命题。古往今来，人类也因此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丧葬规则和礼俗，并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丧葬文化。
最早有意识为死者举办丧礼的行为出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考古发现，尼安德特人（Homo Neanderthalensis，简称“尼人”）[1]已出现为死去亲人举办葬礼，并将随葬品（食物、工具、饰物等）放入墓穴，甚至在尸体上摆放鲜花、抛撒赤铁矿粉[2]。与尼人共存了很久的现代人（Anatomically Modern Humans）[3]在距今13万年前出现在非洲[4]。在地中海东岸利万特（Levant）[5]
的Qafzeh洞穴发掘出一批距今10万年左右的现代人墓葬，也显示出进步的丧葬行为[6]。
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人类的丧葬方式日趋复杂且规范化，并逐渐形成不同的地域特色和族群差异。总体上看，在一般的河谷平原，长期实行土葬，后来逐渐出现木制棺椁葬具。但在有些丘陵山地，由于生活空间的狭窄或土地资源匮乏，人们不得不在山崖凿挖墓穴或开采石材营建墓穴。可见，人类的丧葬方式和墓葬结构一方面要受到固有传统文化的制约，另一方面也与他们各自生活区域的环境和资源有着密切关系。
二
石棺葬[7]是一种独特的墓葬形式。中国境内的石棺葬主要分布在长城沿线自东北向西北再折向西南这条弧状地带上。据考古发现，最早的石棺葬出现在两个地区，一个是东北的辽河上游（辽西、内蒙古东南部及河北北部），另一个是西北的黄河上游（甘肃和青海）。
东北地区最早的石棺葬出现在红山文化（距今5000年前）。有学者将该文化的墓葬分为甲、乙、丙三类。甲类为竖穴土坑葬，乙类为土坑石棺葬，丙类为积石石棺葬，三类墓大致呈现出递进的早晚关系[8]。实际上，红山文化的石棺葬为数并不多，石棺结构也较特殊，有石棺也有石椁，甚至在墓上大量积石。在辽宁西部凌源和建平两县交界的牛河梁遗址群发现了10余处大型积石冢。每座积石冢的中心用石块或石板垒砌大墓，周围分散小型石棺葬，特点是大量积石，很多用石板层层叠筑而成[9]。到了夏家店下层文化（距今4100～3500年），开始出现用石板垒砌的石棺葬，但数量也不是很多[10]。夏家店上层文化（距今3000年前后），石棺葬开始流行[11]。与此同时，在东北吉（林）长（春）地区、辽东和冀北也常见到石棺葬。可见，整个东北亚地区石棺葬的流行以及在墓上大量堆放石块的习俗或许就是在红山文化的背景下逐渐扩散开来的。
西北地区的石棺葬始见于马家窑文化（距今5300～4600年），出现时间与红山文化大体同时。在黄河上游的青海同德县宗日墓地发掘出21座有石质葬具的墓。其中，石棺葬8座。特点是在墓穴中央用石板拼筑长方形石棺，无底板，墓顶加盖石板（或不加封盖）。另发现少量用石板构建的石椁，内置木棺；还发现有用石板木板混建的墓穴。宗日墓地共发掘墓葬341座，可见石棺葬仅占其中很小一部分。发掘者称，这批石棺葬在墓地中未显示任何特殊之处，也不像是某个特殊群体所为[12]。
稍晚，在甘肃景泰县张家台发现一处半山文化（距今4600～4300年）墓地，共发掘22座墓，近一半为石棺葬。另有一座木板与石板混建的墓穴，余皆土坑葬[13]。同时期的石棺葬也见于兰州焦家庄和十里店遗址，由于破坏严重，结构、数量均不详[14]。进入青铜时代，在青海和甘肃境内的湟水流域发现有零星的辛店文化（距今3600～2600年）石棺葬[15]。在青海刚察县砖瓦厂发掘一处卡约文化（距今3555～2690年）墓地，有石棺葬21座[16]。前不久，在甘肃临潭县磨沟遗址发现一座石棺葬，无任何随葬品，从出土层位看，属寺洼文化（距今3300～2500年）的可能性较大[17]。
现有的考古发现表明，东北与西北两个地区的早期石棺葬似乎不大可能存在文化上的源流关系，它们是独立起源的。特别是两地的石棺葬在各自文化中所占比例并不突出，并非所在区域丧葬文化的主流。
三
后来的石棺葬主要流行于中国西南的广大丘陵山地。大约在商周之际，在四川西北部的岷江上游出现了典型的石棺葬。这种特殊结构的墓也被称作“版岩葬”、“石板葬（墓）”或“石室葬（墓）”。由于石棺葬大多分布在海拔较高的河谷山地，自然条件相对较差，加之与内地关山阻隔，很快便成为一种具有强烈边地色彩的文化特质。石棺葬普遍随葬一种造型特殊的双大耳罐，特点是宽鋬大耳，罐腹部流行左右对称的螺旋状磨压暗纹，形状颇似长有大角的羊头；也有的在罐腹部用浅浮雕手法捏塑牛头纹；个别甚至用绿松石珠或小铜泡镶嵌组成类似纹样。石棺葬随葬的铜器以武器、工具和小件装饰品为主，器类和造型显露出浓郁的北方草原色彩。
有鉴于上述种种，学术界对石棺葬的来源和族属很早就指向西北地区的氐羌民族。如早年郑德坤先生在论及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时，便将其视为“理番文化”，并认为这是一种中原、草地混合型文化。为此他指出：“就其（理番文化）遗物内容而言，此种文化与甘肃文化最相近。理番陶器形制原以中原制度为本，然其显为外来影响者，即与甘肃陶器之特质相同。理番陶型共20类，其与甘肃陶形完全相同者居其半……带耳陶器为甘肃作品之特色，而理番亦以此为特质。理番铜器以匈奴或斯西安（斯基泰）工业品为主，甘肃铜器亦非例外，然西宁寺洼[18]出土之连珠盾饰、铜纽略作三角形之甲裙鳞版，均为版岩葬遗物之特著者。其他如贝币及绿松石珠之发现，亦可见两地文化之接近不仅限于陶器铜器而已。理番位处甘肃洮河流域之南，山连地接，其文化内容之相近故非偶然。[19]”
郑氏的看法颇有代表性。尽管当时的考古发现很少，但已有考古学家敏锐地捕捉到川西南地区石棺葬与甘肃南部之间存在文化联系。1947年，裴文中先生将其在甘肃礼县长道镇所获一件双大耳马鞍口灰陶罐视为安佛拉（Amphora）[20]与寺洼文化混合物，并断其为汉代以晚的东西[21]。夏鼐先生认为那件陶器与临洮寺洼山遗址所出陶器近似，与岷江上游理番文化石棺葬所出双大耳罐更为密切[22]。还有学者指出石棺葬中的双大耳罐尚保留着齐家文化的色彩[23]。
20世纪70年代，冯汉骥、童恩正先生撰文明确指出：“石棺葬中最为普遍和最有特征的陶器双耳罐，似与甘、青或陕西地区的同类陶罐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如陕西客省庄二期文化中的双耳罐，青海都兰县诺木洪搭里他里哈遗址所出的Ⅰ式双耳罐与此地的Ⅰ式双耳罐均已十分近似，而三地所出的单耳罐亦大致相同。特别是Ⅲ式双耳罐口沿俯视呈桃核形，平视呈马鞍形，而椭圆形的马鞍口式双耳罐则为寺洼文化的典型陶器之一……又此地的高颈罐，与寺洼山和客省庄二期文化中所出的同类陶罐也十分相似”，“……石棺葬的建造者所表现的文化，其中虽杂有很大一部分汉族的东西，其带有极清晰的北方草原地区文化的色彩，也是极为明显的。所以，他们可能原系青海、甘肃东南部的一种部族，大约在战国或秦汉之际，因种种原因而南下留居于此。[24]”
1986年，童恩正先生撰写了《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一文。此文专辟章节论述石棺葬，并着重指出：“就现有资料而言，发现的石棺葬以西北地区最早，西南次之，东北又次之。这三个大区虽然相隔甚远，但石棺的结构却惊人地相似。我们似有理由可以推测，石棺原为黄河上游某一氐羌系统的民族（其中以氐族的可能性较大）所采用的一种葬具，以后才传播到‘西南夷’和东北的‘胡’、‘戎’诸民族中去的。[25]”
四
老一辈学者有关石棺葬的来源和族属的推论是正确的。但是，限于当时的考古发现，很多认识还只能停留在假说的层面。最近20余年，随着考古新资料的增加和研究的深入，有关石棺葬源流的线索也渐渐浮出了水面。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四川省考古工作者加强了在岷江上游、川北草原及大渡河流域的考古工作，并有一系列重要发现，使得这一区域自史前到历史时期的文化发展脉络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近10余年，在川西北的茂县波西遗址[26]、汶川姜维城遗址[27]、马尔康市哈休遗址[28]都发现了以小口尖底瓶为代表的仰韶中晚期（石岭下阶段）遗存，可证中原系统的原始文化已涉足西南地区。马家窑文化的遗址在岷江上游屡屡被发现，如茂县营盘山就发掘出规模可观的马家窑文化聚落遗址[29]。特别是在更南面的大渡河流域也发现了马家窑文化的身影[30]。在下一阶段，有少量齐家文化的遗存现身于岷江上游[31]和川北草原[32]，但规模和影响似乎相对有限。20世纪70年代，在茂县发现一批石棺葬，随葬有灰陶或灰皮陶双大耳罐、簋式豆、单大耳罐、长颈壶（罐）等，这批陶器无论是造型还是质地均带有明显的寺洼文化作风，与甘肃南部早期寺洼文化的随葬陶器异常接近，年代或可早到晚商或商周之际[33]。前不久，同样的石棺葬及其随葬品在茂县营盘山再次被发现[34]。
上述考古发现证实，从甘肃南部经川西北折向西南的这条历史大通道早在公元前4千纪便已凿通，并持续到晚近的历史时期。而此通道的出现与川西北石棺葬的起源和传播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以下细节可进一步说明这一点。
其一，体质人类学。郑德坤先生曾提及“版岩葬”出土人类颅骨的长宽指数为七三，显系长颅型，与瑞典学者安特生（J. G. Andesson）在甘肃所获的人骨颇为相似[35]。这一现象提醒我们今后需要加强两地的体质人类学比较研究。
其二，火葬。在理县子达砦曾发现少量火葬墓（SZM202、SZM203）。特点是在棺内遗留有零碎烧黑之残骨，系经火烧后再行埋葬者[36]。类似的火葬习俗在甘肃南部的齐家文化和寺洼文化墓地均有发现。前者如临潭县磨沟齐家—寺洼文化墓地，那里的火葬墓形式多样。有的将骨灰装入陶器，埋在墓口上方一角，再用石板将陶器圈围起来；有的用石板制成微型石棺，将骨灰放置其内；有的开挖小型圆角长方形墓穴，将若干存放骨灰的陶器集中放入墓穴，再用石板圈围；还有的将骨灰播撒在偏洞室墓穴内，外侧摆放随葬陶器，形同一般的土葬墓形式[37]。后者如临洮寺洼山墓地，将尸骨焚烧后装入陶器，再埋进墓穴[38]。需要说明的是，无论在甘南还是川西北地区，火葬的数量在墓地内都只占少数，它们很可能是对某些非正常死亡者实施的特殊处理方式。值得注意的是，临潭磨沟墓地的火葬墓普遍采用小型石棺葬的形式。
其三，白石崇拜。在四川茂县别立、勒石两座墓地均发现有随葬白石的现象。如别立M17墓主头部两侧各放置一堆白云石碎块；别立M9将白石碎块撒在墓主棺下的生土上。又如勒石M3墓主头前放置较大的石块；勒石M14随葬2件陶罐内盛放有数粒白云石块[39]。随葬白石（或石块）的现象也常见于甘南一带的齐家文化或寺洼文化。20世纪70年代，在广河齐家坪墓地发掘100余座墓葬。其中，有超过1/5的墓随葬砸碎的小白石块，少者数10块，最多达200余块。这些碎石一般放在墓主腰际或肘部内侧，也有的放在身体下或头部左右[40]。在临潭磨沟齐家文化墓地，此类碎石多放置在墓主骨盆部位，少量放在头部左右，或撒在墓道中[41]。在临洮寺洼山，也发现个别墓主身体下放置砾石块，应属此类习俗的孑遗[42]。川西北石棺葬随葬白石的习俗应源自甘南。其实，很早就有学者注意到这个现象，并将其与羌人的“白石崇拜”挂钩。
其四，陶器。川西北石棺葬随葬陶器数量不多，种类也相对单调。如年代偏早的石棺葬主要随葬双大耳罐、簋式豆、单大耳罐、长颈壶（罐）等，大多素面无纹，格调素雅，造型和器类组合与甘南一带早期寺洼文化的随葬陶器相近。稍晚，川西北石棺葬部分随葬的双大耳罐在器腹磨压螺旋盘曲大羊角暗纹，奇特的造型和纹样遂成为川西北石棺葬中最富代表性的元素，如普遍采用流线型宽鋬大耳，器口侧视略微向内凹、俯视椭圆形或菱形（即桃核形），部分晚期的双大耳罐器口折成近90°夹角，颈部流行磨压竖条暗纹，腹部磨压盘曲螺旋大羊角暗纹或捏塑牛头纹。再有，石棺葬中随葬的陶器常见刻划“文字”或“符号”现象，这也是甘南和陇南地区寺洼文化陶器的普遍特征。
其五，铜器。川西北石棺葬随葬铜器以武器、工具和小件装饰为主，包括铜戈、铜刀、铜斧、铜矛、铜鞲、铜扣、铜管等。上述器类在甘南一带的寺洼文化中也很常见，且造型接近。
其六，骨器。川西北石棺葬流行随葬一种骨管，有的表面刻划简单几何纹，管内常常装入骨针，此即北方草原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广为流行的骨针筒，后来亦常见于甘青地区的四坝文化、齐家文化、卡约文化和寺洼文化中。
五
从以上现象不难得出下列结论：即川西北石棺葬的出现与中国西北地区的史前和青铜文化的不断南下有密切的关系。
自公元前4千纪始，随着中原地区史前文化的大规模扩张，不断对周边地区的文化施加影响。约当公元前4千纪下半叶，分布在陇山以西的仰韶中晚期文化中有部分沿青藏高原东麓迁入岷江上游和川北草原。到了马家窑文化时期，已基本掌控了川西北地区，并以此为基地，继续沿龙门山脉的东缘向大渡河流域渗透。目前，有关这一文化迁徙的背景还不清楚，但气候与环境的改变及人口压力可能是其中的重要诱因。这一事件的后果不仅加速了宝墩文化在成都平原的形成，也将黄河流域的文化输往长江流域。所不同的是，进入川西北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并未像西北那样演变到半山—马厂文化，而是将其文化元素融入当地的史前文化，对成都平原及西南一带的原始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此后，有个别齐家文化遗存现身于岷江上游和川北草原，但并未显示出扩展其势力范围的意图，而是借助这一南北通道，扮演着某种文化中介的角色。公元前2千纪下半叶，部分来自甘南的寺洼文化人继续向地广人稀的岷江上游寻求发展的空间，茂县石棺葬所出带有寺洼文化风格的陶器即可为证。
截至目前，在川西北一带尚未发现仰韶中晚期（石岭下类型）文化、马家窑文化的墓葬，也不知此时是否存在石棺葬的习俗。齐家文化的墓葬尽管有个别发现，但形制亦不清楚。如此，茂县随葬有早期寺洼文化陶器风格的石棺葬就成为当地最早的石棺葬代表，其年代大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晚商或商周之际。此后，随着这批外来移民在川西北地区扎下根，势力不断增强，并将石棺葬这一文化特质相继传入四川境内的青衣江、大渡河、雅砻江一带，进而持续地影响到西南地区的广阔丘陵山地，并沿着南北向的河谷传播到金沙江上游、滇西北、藏东、黔中和黔中南等地。时至今日，此葬俗在西南某些偏远地区仍可见到[43]。
六
以上对石棺葬的来源以及在此类文化特质在西南地区的扩散过程进行了梳理，并深入论述了石棺葬与中国西北地区的文化联系。需要指出的是，这其间还有一些值得深度思考的问题。
首先，石棺葬在中国西北地区并非丧葬文化主流，在甘南一带亦较少见，为何到了川西北方得以光大，成为一种流传甚广的丧葬习俗？对此最符合逻辑的解释是，既然川西北地区的居民是由不断来自西北的移民组成的，石棺葬又率先出现于马家窑文化，那么，古老的西北氐羌民族将此葬俗引入川西北便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另一方面，这些外来移民一旦在岷江上游的高山深谷内落脚，很快便发现当地盛产的页岩和片麻岩非常适合于制作石棺，而且为此耗费的工力也较之砍伐林木、制作木棺要便利许多；加上石料较之有机木材更为坚固耐用，几个方面的优势使得石棺葬很快成为一种定制而普及开来。
其次，石棺葬中有部分随葬的双大耳罐器腹和器耳捏塑有乳丁或乳突，此类装饰鲜见于甘肃南部的齐家文化或寺洼文化，当另有来源。考虑到分布在河湟地区的卡约文化双耳罐流行捏塑乳丁或乳突的现象，此类元素或许来自北面的青海地区。联想到大渡河上游的麻尔柯河即源于青海，循此河谷上溯可达青海班玛县，由此继续向北及通往黄河上游；四川西部的雅砻江经河渠县可通往青海玉树地区。显然，青海与川西北发生直接的文化接触是可能的。
再次，经比较可知，分布在岷江上游、川北草原到青衣江、大渡河、雅砻江及滇西北、藏东这一广阔范围的石棺葬普遍随葬磨压螺旋盘曲羊角暗纹或捏塑牛头纹双大耳罐，此类元素起源于岷江上游，逐步向西南一带扩散，并呈现越往南时代越晚的趋势，不同时期的文化面貌呈现出明显的差异。
最后，童恩正先生曾指出，金沙江流域的云南元谋大墩子[44]、永仁菜园子[45]等遗址发现的部分石棺葬年代或可早到商代（当地为新石器时代）[46]。对此又作如何解释？我们也注意到，这批石棺葬的年代确实年代较早，它们与川西北地区的石棺葬显然不是一个系统，这些石棺葬在西南地区的文化发展进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这是下一步需要关注的重要课题。这一事例的另一个启示在于，西南地区石棺葬的起源并非一元；元谋和永仁的石棺葬当属另一文化圈，族属亦有差别。最近，在大渡河流域也发现了年代早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石棺葬，文化面貌也很独特[47]。上述现象再次印证了“不同民族可以使用同一文化，同一民族亦可接受或使用不同的文化”的理论同样适用于石棺葬文化。
后记：我1982年北大毕业后，初分至四川大学，后因故改派四川省博物馆。此前久闻童恩正先生大名，惜无缘相见。1984年，第一届考古汇报会在成都举行，经引荐与先生初识。不久，我重返北大。但每年探亲回到成都，都要找机会拜访先生，一起聊聊，先生每次都热情地留我吃饭，杨亮升老师烹调手艺极好，美酒佳肴加上先生儒雅的坐而论道，其乐融融的场景，令人难忘。
1989年春，童先生被邀至北大与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座谈，严文明先生作为他的老同学作陪。先生讲话含蓄幽默，发了不少肺腑之言，包括对中国考古学一些不良现象的批判，言辞锋利睿智。可惜，此后风云突变，整理先生讲话之事被干扰冲淡，以致座谈录音带也不知所终，至今想起仍感内疚自责。后先生转道日本赴美，待情况好转每年都回来走走，在北京他会邀文物局、北大、社科院几位老先生一块儿吃顿饭。作为晚辈每次我也忝列其间。先生绝少谈及海外境遇，依旧谈笑风生。
1996年夏，大家再次聚首。席间有位老先生对我耳语道，童很想回来……孰料，天不假年，翌年春，先生竟匆匆走了。呜呼，哀哉！中国考古学界痛失一员大将！
我虽非先生受业弟子，但每次和他摆龙门阵都颇有收获，从内心感受到先生是位绝顶聪明的学者。他涉猎范围甚广，除了考古学，亦及于历史学、人类学、文学、电影、科普、科幻、电影等诸多领域。
近些年，一直想写点东西纪念童先生，但总无由头。今年9月，承蒙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高大伦院长厚爱，邀我参加“中日共同开展西南地区北方谱系青铜器及石棺葬研究合作”学术研讨会，为此草就《石棺葬的起源与扩散》一文。面对童先生等学者开创的这个领域，拙文难免有班门弄斧之嫌！好在近些年来有不少考古新资料面世，足以印证先生当年的某些推论确有先见之明。
谨以此文献给尊敬的童恩正先生！同时纪念《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一文发表25周年。
2011年10月于北京蓝旗营
Abstract
Sarcophagus burials first appeared in Hongshan Culture in west Liaoning and in Majiayao Culture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Yellow River, and both of the two not only originated independently but also were not the mainstream of the local funerary customs. Around the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typical stone-constructed tombs appeared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Minjiang River area in northwest Sichuan, and quickly became popular. Because their burial objects are of obvious style of the north grasslands, scholars have believed that the stone-constructed tombs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Minjiang River must have originated from the Di and Qiang ethnic groups in the northwest. Recent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show that prehistoric culture in south Gansu started to transfer toward northwest Sichuan, with which sarcophagus burials spread to the upper reaches of Minjiang River and gradually expanded to the southwest Sichuan, northwest Yunnan and east Tibet since the start of 4th millennium B.C. The stone-constructed tombs of the earlier age in Yuanmou, Yongren and other places in Yunnan unearthed earlier, are obviously of a different system from those found in the northwest Sichuan and of different ethnicity as well. The role the tombs played in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southwest area is worthy of our attention.
注释
[1]尼安德特人1848年首次发现于直布罗陀。1856年在德国杜塞尔多夫的尼安德特河谷一座山洞内再次发现。1864年由威廉·金（Willian King）命名。尼人曾被归入早期智人范畴，他们主要分布在欧洲、西亚及中亚一带。后有学者研究指出，尼人应属人类进化系统上的旁支，在距今3万～2万年灭绝。
[2]A.Leroi-Gourhan, A. The Flowers Found with Shanidar IV, a Neanderthal Burial in Iraq. Science, 1975, 190: 562-564；B.Solecki, R Shanidar. The First Flower People. New York: Knopf, 1971；C.Hovers, E., S. Ilani, O. Bar-Yosef, and B Vandermeersch. An Early Case of Color Symbolism: Ochre Use by Early Modern Humans in Qafzeh Cave. Current Anthropology, 2003, 44: 491-522.
[3]20世纪在地中海东岸的卡迈尔山（Mount Camel）发现距今9万年前的晚期智人（现代人），其体质形态与尼人明显不同，但二者曾长期共存。参见Garrod, D. A. E. and D. M. A Bate. The Stone Age of Mount Carmel. Vol. 1.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37.
[4]新的考古发现表明，现代人在距今13万年前出现在非洲。参见A.Tim D White, et. al. Pleistocene Homo Sapiens from Middle Awash, Ethiopia, Nature. London: Jun 12, 2003. Vol. 423, Iss. 6941, p.742；B.J Desmond Clark, et. al. Stratigraphic, Chronological and Behavioural Contexts of Pleistocene Home Spaiens from Middle Awash, Ethiopia, Nature. London: Jun 12, 2003. Vol. 423, Iss. 6941, p. 747.
[5]利万特（Levant）是个地理概念，其范围包括地中海东岸的以色列、黎巴嫩和叙利亚的沿海一带。
[6]Schwarcz, H. P., R. Grun, B. Vandermeersch, O. Bary-osef, H. Valladas, and E. Tchernov. ESR Dates for the Hominid Burial Site of Qafzeh in Israel.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1988, 17:733-737.
[7]一般而言，正宗的石棺是用数块板岩插立或嵌在挖好的长方形土圹四壁，底面不铺石板（也有例外），墓顶用数块石板封盖。也有用石块垒砌的墓穴被称作石棺葬。本文所提及石棺葬主要指前者。
[8]华玉冰、杨荣昌：《红山文化墓葬剖析》，吉林大学考古系：《青果集——吉林大学考古系建系十周年纪念文集》第35～43页，知识出版社，1998年。
[9]朝阳市文化局、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遗址》第27～69页，学苑出版社，2004年。
[10]安志敏：《唐山石棺墓及其相关的遗物》，《考古学报》1954年第1期。
[11]A.辽宁省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等：《宁城县南山根的石椁墓》，《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B.刘观民、徐光冀：《宁城南山根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
[12]格桑本：《宗日墓地石棺葬的问题》，格桑本、陈洪海：《宗日遗址文物精粹及论述选集》第13～17页，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
[13]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景泰张家台新石器时代的墓葬》，《考古》1976年第3期。
[14]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甘肃兰州焦家庄和十里店的半山陶器》，《考古》1980年第1期。
[15]A.高东陆、吴平：《青海境内发现的石棺葬》，《青海考古学会会刊》1984年第6期；B.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兰州红古下海石——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第165～168页，科学出版社，2008年。
[16]王武：《青海刚察县卡约文化墓地发掘简报》，《青海文物》1990年第4期。
[17]2011年8月在甘肃临潭县磨沟墓地参观所见。
[18]作者此处所指应为分布在青海的卡约文化，当时也一度将其混同于寺洼文化。
[19]Cheng Te-kun（郑德坤）. The Slate Tomb Culture of Li-Fa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June, 1946, p. 64.
[20]安佛拉（Amphora）一词系希腊文，特指古希腊时代的大耳陶罐一类器皿。后引入中国考古界，亦泛指大耳陶罐，有时也特指齐家文化的双大耳罐。
[21]裴文中：《甘肃史前考古报告》，《裴文中史前考古学论文集》第224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
[22]夏鼐：《临洮寺洼山发掘记》，《中国考古学报》1949年第4册，第71～137页。
[23]凌曼立：《四川理番县佳山寨史前拾遗》插图五，《考古人类学刊》1963年21/22期，第80～121页。
[24]冯汉骥、童恩正：《岷江上游的石棺葬》，《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
[25]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26]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茂县波西遗址2002年的试掘》，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考古发现（2004）》第1～12页，科学出版社，2006年。
[27]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汶川县姜维城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四川文物》2004年增刊。
[28]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等：《四川马尔康县哈休遗址2006年的试掘》，四川大学博物馆，等：《南方民族考古》（第6辑）第295～374页，科学出版社，2010年。
[29]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茂县营盘山遗址试掘报告》，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考古发现（2000）》第1～77页，科学出版社，2002年。
[30]马继贤：《汉源狮子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会：《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第270～271页，文物出版社，1992年。
[31]在岷江上游的考古调查采集资料中有个别齐家文化的双大耳罐残片，资料藏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
[32]在若尔盖发现有典型的齐家文化墓葬，资料藏四川大学。
[33]茂汶羌族自治县文化馆：《四川茂汶县营盘山的石棺葬》，《考古》1981年第5期。之后，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再次在该址发掘一批石棺葬，资料现藏该所。
[34]这批出土遗物现藏于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
[35]Cheng Te-kun（郑德坤）. The Slate Tomb Culture of Li-Fa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June, 1946, p. 64.
[36]冯汉骥、童恩正：《岷江上游的石棺葬》，《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
[37]笔者在临潭磨沟遗址参观所见。
[38]夏鼐：《临洮寺洼山发掘记》，《中国考古学报》1949年第4册，第71～137页。
[39]蒋宣忠：《四川茂汶别立、勒石村的石棺葬》，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资料丛刊》（第9辑）第85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40]齐家坪墓地的发掘资料正在整理，这些碎白石块均未经鉴定，不知是否为白云石。
[41]该墓地发掘者钱耀鹏教授所见。
[42]夏鼐：《临洮寺洼山发掘记》，《中国考古学报》1949年第4册，第71～137页。
[43]李飞：《试论贵州地区“石棺葬”的分区与年代》，《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4期。
[44]姜楚：《元谋大墩子新石器时代遗址石棺墓葬清理简报》，《云南文物》1994年总第38期。
[45]楚雄彝族自治州文管所、云南省博物馆文物队：《云南永仁永定镇石板墓清理简报》，《文物》1986年第7期。
[46]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47]刘化石：《麦坪遗址石棺葬遗存的初步分析》，《中日共同开展西南地区北方谱系青铜器及石棺葬研究合作学术研讨会论文纲要》第44页，2011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