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拉萨市曲贡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次发掘简报^[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工作队

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

西藏拉萨市北郊约5公里的曲贡村，背依色拉乌孜山，面向拉萨河谷盆地，东面邻近黄教名寺色拉寺，西面不远有千年巨石官帕邦喀。1984年，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在文物普查中于曲贡村北发现有古代遗址，当即进行了小规模试掘，确定是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1]

曲贡村遗址海拔为3685米，呈长条形分布在山脚，东西长约200米，南北宽约50米，面积约1万平方米（图1）。由于洪水冲刷和建筑取土，遗址遭到很大破坏。为了进一步了解遗址的文化内涵，也为制定有效的保护措施提供依据，首次进藏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工作队与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联合组成考古队，于1990年8月至9月对遗址进行了第一次正式发掘。发掘面积500多平方米，揭露了一部分遗迹，出土了大量文化遗物。现将此次发掘情况做一简要报道，详细资料待进一步发掘和整理后再行公布。

图1 曲贡村遗址位置示意图

一、地层堆积与遗迹

发掘依地形走势布方18个，各方地层堆积情况大体相同。表土以下，都有一层较厚的黄沙土覆盖层，这一层包含较晚的一些文化遗物，还有一些大致属吐蕃时期的石室墓。黄沙土下即为文化层，土色灰黑，结构松散，包含遗物相当丰富。有的探方在灰黑土层下还有一层颜色稍浅的灰土层，出土遗物与上文化层基本相同，当大体为同时的遗存。两层文化堆积层之下为原生沙土层，结构比较紧密。探方总深度一般为1.7～2米，新石器时代堆积层厚0.3～0.7米。现以T111北壁和西壁剖面为例，将堆积情况描述于下（图2）。

图2 T111西、北壁剖面示意图（约1/70）

1.路土 2A.淤沙层 2B.黄沙土层 3.灰黑土层 4.灰土层

第1层：为路土，厚0.15～0.2米。

第2层：可分A、B两层。A层为淤沙层，沙土为灰白色，厚0.5～1.35米，包含一些近现代遗物。B层为黄沙土层，厚0.3～1.3米，包含早期的陶片和石器等，也见到年代较晚的属吐蕃时代的遗物。

第3层：上文化层，土色灰黑，含沙量大，结构疏松。包含文化遗物较较，以石器和陶片为多，也有不少兽骨和石块。

第4层：下文化层，土色浅灰，含沙量也较大，文化遗物相对少一些。4层下有灰坑H3，开口在生土层，由出土物观察，当是与第4层同期的遗存。

第1层和第2层厚1.1～1.4米，文化层厚0.2～0.6米，文化层堆积不算太厚，但包含文化遗物比较丰富。

遗址所见遗迹主要为灰坑，共清理13座。灰坑平面以正圆形的较多，不规则形的较少。一般为直壁平底，底与壁经过仔细修整，底部还经砸实，比较坚硬。灰坑有大有小，一般直径在0.8～1.8米，深为0.6～1.5米。部分较大的灰坑有台阶，可能作为窖穴使用过。灰坑中的填土均为灰色土，包含较多的文化遗物。有的灰坑内填充大小石块，用意不明。还有个别灰坑内出土有人头骨，显然并不是正规的埋葬，有可能属人祭遗迹。

以T111H3为例，灰坑平面为圆形，直壁平底，底面坚实。直径1.10米、深0.70米。填土中包含少量石器和陶片，坑内有大小数十块石块填充其间，包括有些残破的大型石磨盘等（图3）。这种葬石坑非只一例，值得研究。

其他灰坑材料，将在第二次发掘结束后一并整理公布。还有不属新石器时代的墓葬，另有简报介绍，这里不拟涉及。

二、出土遗物

遗址出土遗物相当丰富，主要可分为石器、骨器、陶器几类，还有大量动物骨骼。这里报道的只是一部分有代表性的材料，全部资料将在全面整理后公布。

图3 T111H3平、剖面图

（一）石器

遗址出土大量石制品，总数近万件，分为打制和磨制两大类。

1.打制石器

打制石器占石器总数的绝大多数，主要原料为黑、灰色角岩，有少量的石英岩、细晶岩、花岗斑岩、砂岩。以石片石器为主，石核石器较少。打片方法主要采用直接打片法中的锤击法和碰砧法，多数标本可见清晰完好的打击点、放射线及半锥体。石片中宽大于长者占半数以上，石片角多在110°以上。石核台面多利用岩块自然面或稍加修整。根据初步观察，工具中经过二步加工的较少，多采用修整石核以控制石片形状的方法直接产生锋刃。二步加工以单面加工为主，亦有少量的交互加工和错向加工。石器种类以切割器、刮削器为多，另有尖状器、砍斫器、敲砸器等，多属小型器。许多石器表面都遗有红色颜料，包括小石片石器，都见到刻意抹上的一道红彩。

切割器

均为石片石器，与刃缘相对的一边多保留较厚钝的砾石面，刃缘薄而锋利，多为单凸刃。

图4 打制石器（2/5）

1～4、6～7、10～12.切割器（T121③ : 47、T100③ : 4、H5 : 56、H6 : 55、T130③ : 15、T102⑥ : 53、T111④ : 173、T121③ : 52、T110③ : 11） 5、15.尖状器（T111④ : 117、T121③ : 65） 8、14.石叶（T121③ : 75、T100③ : 3）9、13.刮削器（T111④ : 190、T104② : 19）

T121③：47，原料为灰色角岩。打击点清晰，石片两侧及远端从劈裂面向背面修理出外弧端刃，近端保留条形台面。长6厘米、最宽处7厘米（图4：1）。

T100③：4，原料为灰色角岩。近端保留经修理的三角形台面，劈裂面打击点、半锥体及放射线清晰完好。打片时直接产生刃锋，其上有使用时留下的崩疤。长5.8厘米、最宽处7.3厘米（图4：2）。

H5：56，原料为灰色角岩。采用修整石核以控制石片形状的方法打下石片，使石片产生侧刃，然后利用相对钝厚的一侧为手握部位。长6厘米、最宽处4.2厘米（图4：3）。

H6：55，半月形切割器，原料为灰色角岩。直背弧刃，近端的条形台面由劈裂面向背面略经修整以利于手握。远端从劈裂面向背面加工修成外弧刃。长4.2厘米、最宽处8.2厘米（图4：4）。

T123④：33，半月形切割器，原料为灰色角岩。直背弧刃，近端保留条形台面。未经二步加工，利用打片时直接形成的刃锋切割。

T130③：15，半月形切割器，原料为灰色角岩。用自然岩片加工而成，用两面修理的方法成形并加工刃部。背部钝厚，刃部有使用痕迹，弧背弧刃。长3.9厘米、最宽处10.4厘米（图4：6）。

T102⑥：53，半月形切割器，原料为灰色角岩，系利用断面呈半月形的砾石打下的石片。弧背直刃，背部保留砾石面并稍加修整，劈裂面可见清晰的打击点及放射线，刃部有使用痕迹。长4.5厘米、残宽8厘米（图4：7）。

T121③：52，窄刃切割器，原料为灰色角岩。近端保留厚钝的砾石面以利于手握，由近端向远端打击修理出一窄平刃。长5.8厘米、最宽处5.2厘米（图4：11）。

T111④：173，带柄切割器，原料为灰色角岩，由长石片制成。近端保留经修理的方形台面，沿台面四周将近端修理成柄部；在远端一侧修出弧刃，相对一侧修出斜背，构成直柄斜背弧刃。长3.7厘米、最宽处7.5厘米（图4：10）。

T110③：11，带柄切割器，原料为灰色角岩，用宽石片制成。背部及柄部保留台面并经修整，刃部由劈裂面向背面加工形成直刃。长4.2厘米、最宽处7厘米（图4：12）。

刮削器

绝大多数为石片石器，极少石核石器。有单、双、复刃之分。

T104②：19，单凹刃刮削器，原料为灰色角岩，由宽石片制成。远端凹刃采用两面加工法修理，近端厚钝并保留条形砾石面。长3厘米、宽6.6厘米（图4：13）。

H6：57，双刃刮削器，原料为灰色角岩。呈不规则四边形，近端保留小块台面，劈裂面可见打击点及放射线，在石片的一侧及远端修出双刃，端刃由背面向劈裂面加工，侧刃由劈裂面向背面加工，构成相邻两边的错向加工。长6.4厘米、最宽处5.3厘米（图5：2）。

T111④：190，复刃刮削器，原料为灰色角岩。近端保留三角形台面，劈裂面打击点、半锥体及放射线清晰完好。沿石片周边从劈裂面向背面加工，将器身修理成心形并修出刃缘。长5.8厘米、最宽处4.4厘米（图4：9）。

尖状器

均为石片石器，多修理两侧（或一端一侧）使成一尖刃，大多数为正尖。

T121③：65，原料为灰色角岩。石片短而厚，劈裂面打击点及放射线清晰，近端保留砾石面以利于手握，在远端两侧由背面向劈裂面加工生成一短正尖，尖刃呈三棱状。长3.3厘米、最宽处3.9厘米（图4：15）。

T111④：117，原料为灰色角岩。利用一宽而薄的小石片，沿远端和一侧从背面向劈裂面加工修理出一长尖，尖锋稍经磨制呈三棱状。长3.6厘米、最宽处1.5厘米（图4：5）。

石叶

均为长条形，背部有纵脊，两侧刃锋利。

T100③：3，原料为灰色角岩。近端保留经修整的三角形台面，远端折断，背面有一纵脊。长3.3厘米、宽1.3厘米（图4：14）。

T121③：75，原料为灰色角岩。背面留有因剥片而产生的两条纵脊，两侧刃锋利。长4.1厘米、宽1.9厘米（图4：8）。

砍斫器

以石片石器为主，也有砾石、石核石器。此类器物厚重且刃缘部较钝，二次加工有交互法与两面加工法。

H13：14，石片石器，原料为灰色角岩。石片较厚且背面保留部分砾石面，从劈裂面向背面加工修成椭圆龟背形，刃缘则从背面向劈裂面加工。劈裂面有完好的打击点、放射线及半锥体，边刃锋利。长7.5厘米、最宽处6厘米（图5：1）。

H3：6，盘状砾石砍斫器，原料为灰色角岩。一面及局部边缘保留砾石面以利于手握，利用一侧为台面，将毛坯修成扁平的盘状，刃缘局部加工采用了两面加工法，刃角厚钝。长8.8厘米、最宽处8.6厘米（图5：5）。

T139③：155，锛形砍斫器，大石片制成，原料为灰色角岩。近端台面经修整以利于手握，两侧用交互加工法修理成S形刃缘，远端从劈裂面向背面加工修出偏锋端刃，形制规整。长9.5厘米、最宽处5.5厘米（图5：4）。

敲砸器

均为砾石工具，原料以灰色角岩为多，另有石英岩、细晶岩等种类。以石球状最多，其次为盘状或方块状。加工方法多采用琢制及锤击法，使之具有敲砸面并利于手握，凸棱处多有敲砸时留下的坑疤及剥蚀点。

2.磨制石器

遗址出土磨制石器很少，原料仍以灰色角岩为主，另有花岗岩、细晶岩、砂岩、玉石等类。器类包括锛、镰、刀、梳形器、穿孔砾石、研磨器等。加工方法在运用磨制技术的同时，还采用了刻、钻、琢等多种技术。

图5 石器

1、5.砍斫器（H13 : 14、H3 : 6） 2.刮削器（H6 : 57）3.磨盘（H9 : 7） 4.锛形砍斫器（T139③ : 155）

锛

T122③：73，绿色玉石制成。通体磨光，背面磨制稍粗且留有一纵向浅槽，正面磨制较精，刃部精磨。弧顶稍窄有一缺角，下端略宽，两面磨刃，但正面为主刃形成偏锋。弧刃锋利留有使用时产生的崩疤，最厚处靠下端。长7.6厘米、最宽处3.7厘米（图6：1）。

T102⑥：177，墨绿色玉石制成。通体磨光但背面磨制稍粗，并留有原料的糙面，正面磨制精致，两面磨刃，正面为主刃形成偏锋，弧刃外凸且刃缘有使用痕迹。器身略呈梯形，上端一角残断，最厚处靠下端。残长5.3厘米、最宽处4.7厘米（图6：2）。

图6 石器（3/10）

1、2.石锛（T122③ : 73、T102⑥ : 177） 3.石镰（T123③ : 48） 4.石刀（T123① : 31）5、6.梳形器（T110③ : 67、T122③ : 75） 7.穿孔砾石（H7 : 121） 8.重石（T111④ : 199）

梳形器

T122③：75，灰色角岩制成。器身呈斧形，上端略窄呈弧顶，下端稍宽，最厚处在中部。通体粗磨但下端刃齿部磨制较精，两面起刃磨成长中锋，刃部小齿用硬器刻出小方尖，并在两面留有细长的刻沟。长7.5厘米、最宽处3.8厘米（图6：6）。

T110③：67，黑色角岩制成。用琢制法先修成片状毛坯，然后稍加磨制，两侧及刃部精磨，用硬器在刃缘刻出方尖齿，并在两面留下短而细的刻沟。上端残断，下端刃齿外弧，器身较薄。残长4厘米、宽6厘米（图6：5）。

刀 T123①：31，灰色角岩制成。圆角长方形，直背凹弧刃。磨制较精，刃部锋利且有使用痕迹。在器身中部与刀背平行处，从两面对刻出一长沟，长沟中部刻出一条形开口。长7.9厘米、宽3～3.6厘米（图6：4）。

镰 T123③：48，黑色角岩制成。通体磨光，一端残断。两面磨刃并刻出镰齿，近背处有用两面刻沟法留下的细槽。器身为半月形，弧背直刃。残长5.5厘米、宽3.8厘米（图6：3）。

穿孔砾石 H7：121，原料为褐色细晶岩。利用一扁平砾石在近缘处采用磨、钻技术穿一圆孔，孔壁较斜。长5.5厘米、最宽处4.7厘米（图6：7）。

重石 T111④：199，原料为黄白色花岗岩。器身通体磨光，呈椭圆球状。中心圆孔采用先琢后磨的方法从两面对穿，孔壁平滑，器身涂有红色颜料。直径8.8厘米、厚4.3厘米（图6：8）。

磨盘 出土数量多，形体较大。H9：7，黄白色花岗岩制成。利用岩块自然面沿周边向中央进行琢、磨加工，形成椭圆形凹面，凹底光滑，外侧经打制，形状较为规整。长50厘米、最宽处约30厘米（图5：3）。

（二）骨器

出土数量较多，有锥、针、梳形器、笄、镞、刀、饰牌等。从针、梳形器的制作工艺看，当时部分骨器的加工精度很高。现选择典型器介绍如下。

锥 形式多样。选料、加工、大小皆有很大差别。有的通体磨光，其锋秀锐；有的基本保持骨料原状，在个别部位稍加磨制，形成锥锋即止。尺寸大者长10余厘米，小者仅长3.4厘米。

T130③：117，锋钝，底部呈圆弧状，一面磨光。长10.5厘米、底部宽处2.9厘米（图7：7）。H8：36，劈琢基本成型后，略做加工成一钝锋。长10.9厘米（图7：8）。T110③：152，长8.5厘米、宽1.3厘米（图7：5）。T121③：82，平面似匕，底部尚保留骨料原状，近锥锋处急剧缩小，成一偏置钝尖。长8.1厘米、宽0.9厘米（图7：1）。T102⑥：168，平面略呈平行四边形，利用其中一角，稍加磨制，成一钝锋。长4.9厘米、宽2.3厘米（图7：11）。H12：32，平面呈水滴状，锋部细长且锐，底边磨制成圆弧状，便于持拿。长3.4厘米（图7：13）。

图7 骨器（3/5）

1、5、7、8、11、13.锥（T121③ : 82、T110③ : 152、T130③ : 117、H8 : 36、T102⑥ : 168、H12 : 32） 2.笄（T101H7 : 125） 3、4.针（H5 : 60、H6 : 76） 6.梳形器（T121③ : 83） 9、10.镞（T110③ : 154、T121③ : 84） 12.饰牌（T110③ : 151） 14.刀（T110③ : 146）

针 出土不多。

H5：60，长6.4厘米（图7：3）。H6：76，鼻在针尖处，长5.1厘米（图7：4）。

梳形器 数量不多。单面磨光，宽端为齿。T121③：83，宽端有六齿，齿长0.4厘米、通长8.6厘米、宽端1.7厘米（图7：6）。

笄 仅见1件。T101H7：125，一端呈圆锥状，一端略宽，通体磨光。长7.2厘米（图7：2）。

镞 有两种形制。

T121③：84，三棱形。圆柱形铤已残。残长3.2厘米（图7：10）。T110③：154，柳叶形，断面略呈弧形三角形。长3.2厘米（图7：9）。

刀 T110③：146，长方形，曲刃，双面均磨光。长9.5厘米、宽4厘米（图7：14）。

饰牌 T110③：151，磨制成片状，平面似灯塔状，上部有一圆穿，左右对称两齿。残长4厘米，两侧齿距2.35厘米、底宽2.2厘米（图7：12）。

（三）陶器

陶质有夹砂和泥质两种。夹砂陶胎较厚，含有白色砂粒，个别的掺有云母片；陶色以黑色、黑褐色居多，其次是红褐陶，红陶和灰陶较少；有的陶片因火候较低而变得酥软，也有的因火候不均而呈杂色。泥质陶胎较薄，火候较高，质地坚硬；陶色以黑、褐色居多，其次是红陶；不少泥质陶表面磨光，磨光黑陶最多，这种磨光陶胎很薄，最薄的仅厚1.5毫米。陶器制法为手制，有慢轮修整的痕迹，造型比较规整，有的器表打磨十分光滑。器型有罐、钵、豆等，多有单耳或双耳，器底为圆底或带圈足。

图8 陶片纹饰拓本（1/2）

1、3、5.压划菱形纹 2.方格纹 4、10.三角形纹 6.压划齿状纹 7.压划人字纹8.三角形镂孔 9.弦纹 11.压划波折纹

陶器纹饰以刻划为主，常见的有重菱纹、锥刺纹、弦纹和竖向划纹，其他还有压印纹、平行线几何纹、人字纹、波折纹、三角纹、方格纹、涡纹、三角形镂孔、乳丁等。常用几种纹饰结合使用，成为复合纹饰，如菱纹内外和平行线间填充锥刺纹，三角纹内填平行线及网纹，凸弦纹上加乳丁等。一些纹饰所装饰的部位是比较固定的，如重菱纹饰于器物肩部，锥刺纹饰于领肩交界处，弦纹饰于领部和肩部，压印纹和竖向划纹饰于口沿，人字纹饰于领部，之字纹饰于器耳，三角形镂孔饰于器耳及豆柄等（图8）。

罐 有矮领罐、高领罐及折沿罐等。

矮领罐 侈口，矮领，领肩相交处有麦粒形锥刺纹，领肩之间有双耳。H7：136，夹砂灰陶，斜领，口沿上饰压印纹，耳上有三角形镂孔。口径32厘米（图9：1）。H9：100，磨光黑陶，直领，圆肩，圆腹，圆底。肩上有平行线加锥刺纹，还有一周弦纹，弦纹上有乳丁，耳上饰之字纹。口径16.5厘米、最大腹径18.4厘米、高18厘米（图9：3）。

图9 陶器

1、3.矮领罐（H7 : 136、H9 : 100） 2.高领罐（M101 : 1） 4.钵（H7 : 135） 5.折沿罐（T111③ : 130） 6、7.豆（H7 : 134、T122③ : 73）

高领罐 侈口，高直领，圆肩，圆腹，小圈足。M101：1，磨光褐陶。口沿饰竖向划纹，领上饰弦纹，领肩相交处有刺剔纹，肩部有弦纹和重菱纹一周，弦纹上有乳丁。肩上有双耳，已残。口径12.4厘米、底径4厘米、最大腹径15厘米、高16.8厘米（图9：2）。

折沿罐 宽折沿，圆肩，圆腹。T111③：130，泥质褐陶。口肩相交处有锥刺纹，口沿与肩之间有单耳。口径12厘米、最大径13.2厘米（图9：5）。

图10 陶器（1/2）

1、2.陶饼（H10 : 21、H7 : 128） 3、6.网坠（T122③ : 74、H12 : 55）4.纺轮（T122④ : 2） 5.猴面贴饰（T103③ : 55）

钵 直口或侈口，直腹，圆底。H7：135，磨光黑陶。侈口，单耳已残。耳部上方口沿处有鸡冠状花边饰。口径17.6厘米（图9：4）。

豆 盘皆残。H7：134，盘底较平，柄上有三角形镂孔，柄与盘之间有一把手，已残。柄高4厘米、足径6厘米（图9：6）。T122③：73，凹盘底，短粗柄。柄高2厘米、足径4厘米（图9：7）。

陶饼 均用陶片磨制而成。H10：21，舟形。长4.5厘米、宽2.5厘米、厚0.8厘米（图10：1）。H7：128，圆形，边缘有一周凹槽。直径约3.5厘米、厚0.5厘米（图10：2）。

纺轮 T122④：2，近方形，中央有孔，对钻而成。长约3.8厘米、宽约3.3厘米、厚0.5厘米（图10：4）。

网坠 H12：55，截面椭圆形，中腰有凹槽两周。长4厘米、宽2厘米（图10：6）。T122③：74，系用陶片改制而成，表面有平行线和锥刺纹，中腰有两个对称的缺口。长4.7厘米、宽2～2.5厘米、厚0.6厘米（图10：3）。

猴面贴饰 T103③：55，附贴于夹砂黑陶片表面。猴面形象生动，眼、鼻孔、嘴均以锥刺出。长4.3厘米、最宽处2.6厘米（图10：5）。

另外，出土兽骨数量也不少，种属尚未正式鉴定，大致能判明的有马、牛、羊、鹿等，是否有猪骨尚不能确定。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层和灰坑内还见到一些鱼骨，其种属还有待进一步鉴定。

三、结语

曲贡村遗址此次发掘的面积虽然不算太大，获得的文化遗物却很丰富，这使我们对它的内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遗址的新石器时代遗存虽然在层位上可划分为上下两层，但内涵基本是一致的，年代估计也相差不远，可暂作同时期的遗存来认识。

遗址出土的石器和陶器都很有特色。石器中的打制石器是主体，磨制石器数量很少，约占千分之几。打制石器中又以石片石器为多，均为砾石打片制成，器类主要有刮削器、切割器、尖状器几种，形体小巧，形式变化多样。石核石器有砍斫器和敲砸器两大类，以圆盘状器型为主。磨制石器主要有刀、锛、梳形器3种，器型较小，加工精致。另有较多的大型磨盘，是很有特点的加工器具。

陶器虽为手制，但工艺比较考究，多数陶器外表都打磨得相当光滑，压划有简单的几何形纹饰，菱形纹是常见的纹饰，但没有绳纹。陶质有夹砂的，也有泥质的，陶色以黑、褐色为多，其中又以泥质磨光黑陶最具特色，胎壁较薄，火候也高。器型有单耳罐、双耳罐、圆底钵、圈足豆等，以圆底器为大宗，不见平底器。

西藏地区调查发现的新石器遗址不多，经科学发掘的遗址以前只有昌都卡若一处。^[2]同卡若遗址相比，曲贡村遗址有自己的一些特点，主要区别在陶器上。曲贡村陶器制作技术显得比较进步，工艺水平稍高，有独特的器物群，以带耳圆底器为主要特点，卡若只见到平底器。当然两个遗址也有共同之处，主要表现在石器上，两处均以打制石器占绝大多数，而且都是以石片器为主，有类似的石器制作技术。不过曲贡村发现的磨制石器比例更小，也没有卡若那样多的细石器。总起来看，曲贡村与卡若遗址的文化内涵有明显区别，属两类不同性质的遗存，不仅分布地域不同，时代也不同。曲贡村遗存明显晚于卡若文化，卡若文化的年代在距今5500～4700年，曲贡村遗存的年代估计相当于卡若文化晚期或更晚，当是拉萨河谷地带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代表性遗存。

还需要指出的是，曲贡村遗址在1984年调查发掘时，将一些时代较晚的采集器物也放到早期遗存中，混淆了早晚区别，对认识遗址内涵是不利的。晚期遗存实际上已不属新石器时代，这个问题我们将另文讨论，在此不赘。

新石器时代的曲贡人的经济生活，是以农业耕作为主，兼营畜养和渔猎。农作物品种尚不清楚，从出土大量收割器具和加工谷物的磨盘看，当时已有了大面积的谷物种植。大量兽骨和鱼骨及渔猎具的存在，说明畜养和渔猎也是生活资料的两个重要来源。

曲贡人的精神生活在所见的遗迹遗物上边有所反映。如流行在打制石器上普遍涂抹红颜色的做法，不见于其他地点的任何文化遗存，可用“彩石文化”一词来概括这一特点，虽然这一概念不一定太确切。石器涂红可能是出于一种原始宗教观念，红色在史前人心目中是生命与力量的象征，曲贡人大概是想通过涂红赋予石器以灵气，可见这有可能是灵物崇拜的一种表现形式。

遗址还见到埋有人头骨的灰坑，属于猎头或人祭一类的遗存。曲贡人有较为发达的农业，人祭当与祈求丰产或报祭地母有关。

还有一点要提及的是，在陶器上贴塑猴面贴饰很耐人寻味，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艺术品，表明曲贡人可能有猴崇拜的传统。猴在藏族人看来是神圣的动物，传说藏族先祖是猕猴与罗刹女结合所生的后代（《西藏王统记》），猴人经采集和种植两个发展阶段而进化为人。这传说虽混杂了一些佛教因素，但传说产生的时代当是很早的，曲贡村遗址猴面贴饰的发现，有可能将这传说的起源追溯到史前时代。

曲贡村遗址是目前国内发掘的海拔最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高出卡若遗址近600米。它的发掘，表明拉萨河谷的开发史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甚至更早。藏族先民在那里创造了悠久的文化，有了比较发达的农耕文明，大体与内地是同步发展的，看不出有明显的落后因素。这也表明西藏高原中心地带很早就有农耕部落繁衍生息，并不只限于猎牧一种文化遗存。

西藏地区的史前文化面貌过去很不清楚，虽然有过一些零星发现，但大都限于短期调查。现在有了卡若和曲贡村两个地点的发掘，我们对西藏地区新石器晚期文化面貌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今后若能以此为基础，逐渐上溯到更早的时代，那么高原的开发史、高原文化的源流等方面的问题就一定会弄得更清楚。我们相信，西藏高原并不是一个很晚才开发的地区，但是还得做许多艰苦细致的工作，才会有更多的收获。

拓片：赤旦格列

执笔者：李永宪 古方 赵慧民 王仁湘

1991年

参考文献

[1] 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 拉萨曲贡村遗址调查试掘简报[J]. 文物，1985（9）.

[2] 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 昌都卡若[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Abstract

From August to September 1990, the Tibet Archaeological Team of IA, CASSA and Cultural Relics Management Committee of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formally conducted an excavation of the Qugong Site. 13 ash pits are cleaned up. Unearthed relics are quite rich and distinctive, including stone, bone artifacts, pottery and a large number of animal bones, which are obviously different from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Karuo Site. The excavation helps us have a clearer understanding of the late Neolithic cultural features in Tibet, and is conducive to the study on such issues as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the plateau and the plateau cultural origins.

图版壹

注释

[1]由本文开始，此后皆为田野考古简报，按地区和年代排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