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地区石棺葬的分区研究
云南地区石棺葬的分区研究
郭继艳（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石棺葬是一种在地面以下的长方形土坑内用石板或石块砌成的比所葬之人略大的棺作葬具的墓葬形式。现今云南境内的中部和西北部地区分布着不同时代和文化内涵的石棺葬。本文的研究内容就是其中新石器时代至西汉的石棺葬。
一、分区与文化特征
云南省迄今已经发现、发掘石棺葬的地点涉及元谋、武定、永仁、宾川、祥云、弥渡、丽江、德钦、中甸（今香格里拉县）、保山等县，集中在滇西北、滇中地区的金沙江及其支流流域，时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汉代，保山的可能晚至宋元时期[1]。这些石棺葬的分布有一定规律，一般位于江、湖岸边的山坡或台地上，头朝山顶，脚朝水面，墓向依山势而定。根据其构筑方式、随葬品特点、葬式等方面的特征，可分为三个区，分别以典型墓地命名之：元谋区、祥云区和中甸区。
（一）元谋区
位于滇中高原东部，主要分布范围东不过普渡河，西至龙川江流域，在金沙江南岸的小片区域内。已发掘石棺葬的地点有永仁永定[2]、永仁维的[3]、永仁菜园子[4]、元谋大墩子遗址边缘[5]、元谋虎溪和下棋柳[6]、武定田心[7]，另外在四川盐边[8]、金沙江中游河谷大具一带[9]也发现过同类文化性质的墓葬。
石棺葬多发现在金沙江支流岸边的山坡或台地上。墓室的构筑方法是先挖长方形竖穴土坑，然后沿四壁在底部挖槽以植入石板，两端挡板各一块，两侧板各用4～10块石板，大多数石棺都有由数块石板平铺构成的盖板，还有些石棺底部铺有石板。墓底依山势而略有倾斜，一般头端高，脚端低，倾斜度5～15°。石棺头端宽、足端窄，平面略呈梯形。所用石板大多略经加工，一般厚2～5厘米。成人石棺宽0.4～0.7米，长度一般在2米以上，个别的超过4米。葬式均为仰身直肢葬。随葬品多放在头部右侧，只有陶、石器两种。陶器种类少，器形单调，多数为手制的夹砂灰陶，火候低，陶质疏松，有纹饰的陶器少，个别的陶器口沿经慢轮修整。陶器有罐、壶、瓶、纺轮（图1；图4：1、3、5）。多数墓地出土的罐都无耳，平底，仅永仁维的石棺内随葬带錾耳的双耳罐和单耳罐，器耳多从口沿连至颈部。石器均磨制，有斧、锛、凿、镞等。
图1 元谋区永定石棺葬的陶、石器
1.石斧（16 : 1） 2.石锛（M24 : 1） 3.陶纺轮（M27 : 3） 4、5.石镞（M23 : 3、2）
（二）祥云区
石棺葬多分布在洱海以东、金沙江中游以南的地区，尤以靠近金沙江南岸一带最多。经过调查的地点有宾川平川乡、椿树坪、安石桥村、自锁营、红土坡[10]、古底[11]等，已经清理的有大理洱海三棵树[12]、祥云检村[13]、弥渡苴力[14]等。
从资料较齐全的洱海三棵树和弥渡苴力石棺墓来看，石棺墓的砌筑方法与元谋区大致相同。不同处在于所用石板较厚，约10～20厘米或20～40厘米，墓底不铺石板，只苴力的石棺墓底部铺小石块或碎陶片。石棺墓长度约2～3米，宽0.5～1.5米。能辨出葬式的均为捡骨二次葬。每墓所葬人数少者一人，多则数十人。苴力石棺墓中每墓所葬个体数为5或5的倍数，宾川红土坡村石棺墓里的头骨也有两个或两个以上。随葬器物以铜器为主，陶器较少，铁器极少。铜器分为兵器、工具、装饰品等，工具数量最多。以曲刃矛、曲刃戈、杖头饰、镯、铃、动物模型等为典型器物（图2）。陶器多为夹砂灰陶或橙陶，手制。器形有碗、罐、盖、甑、釜等，多为无耳器。
图2 祥云区宾川石棺葬出土铜器
1.戈（宾川红土坡采Ⅱ型） 2.山字格剑 3.矛 4.铜镦 5、7.铃 6.鸡饰 8.镯（2～8为宾川古底石棺葬所出）
（三）中甸区
发现的石棺葬均分布在金沙江上游和澜沧江上游及其支流两岸的台地或山坡上。已发现并清理的墓地在中甸[15]、德钦永芝[16]、德钦纳古[17]、德钦石底[18]。其中中甸和纳古的是石棺葬墓地，永芝既有土坑墓又有石棺葬。德钦石底虽然是土坑墓，但除了墓葬形制不同外，其他方面并无很大差异，故也可归于中甸区的石棺葬系统。此外在金沙江上游河谷的石鼓至巨甸一带也发现过同类性质的石棺葬[19]。
石棺多开凿在薄土覆盖下的岩层上或天然石缝隙里，受地形限制，墓坑形制不规则，平面有长方形、圆角长方形、椭圆形、长条形等。沿坑壁用未经加工的天然石块修砌至坑口，有的在坑口放几块石板做盖，坑底不再铺石板。墓葬长度在2米以内，宽0.44～0.7米。中甸的石棺墓长度1米左右。葬式多样，有屈肢葬、二次葬、解肢葬、直肢葬、侧身葬等，以各种姿态的屈肢葬多见，各墓地葬式略有不同，中甸墓地多见蜷屈特甚的屈肢葬，纳古则以侧身下肢微屈葬和仰身屈肢葬为主。
随葬器物种类较多，有陶、铜、骨、石器及绿松石珠、海贝等，以陶器为主（图3）。陶器分夹砂和泥质两类，多数墓地所出陶器均为夹砂陶，个别墓地出泥质陶。陶色以灰陶为主，部分陶器表面因火候不匀而呈现橙红、红褐、黑褐等色。某些双耳罐表面涂黑衣。所有陶器均手制，器表磨光的现象普遍。纹饰有乳钉纹、划纹、戳印纹、剔刺纹、平行线纹、菱形纹等。一般施于耳、颈及腹部，耳上饰乳钉纹，颈部常见平行线纹、剔刺纹等组成的带状纹饰。有的器底还有制作陶器时留下的叶脉纹。器形以双耳罐、单耳罐为主。铜器分兵器、工具、装饰品三类，以兵器为主，其中剑的形制多样。随葬陶器多放在足下或头部左右，装饰品和兵器放在使用时的位置，如剑、刀出于腰部，手镯套在尺骨和桡骨上。
图3 中甸区石棺葬出土器物
1、4.双耳陶罐（中甸布独M7 : 1、石底采014） 2.单耳陶罐（永芝采014） 3.三耳陶罐（永芝采015） 5.无耳罐（永芝采019） 6.铜圆形饰牌（纳古M22 : 3） 7.铜杖头饰（石底采05） 8.石镞（纳古M15 : 3） 9～12.铜剑（纳古采3、中甸克乡M02、纳古M22 : 3、德钦永芝M2 : 7） 13.铜矛（纳古采3） 14.铜镯（纳古M16 : 4）
二、年代
（一）元谋区
元谋区石棺葬多分布在元谋大墩子、永仁菜园子、元谋下棋柳等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边缘，所出随葬品只有陶、石器，时代应当较早。从器形看，也与遗址中的同类器物一致，如永仁菜园子墓地所出瓶、大口罐等陶器与元谋大墩子新石器时代遗址[20]所出的同类器形制相似（图4）。其绝对年代在中原的夏商时期。
图4 陶罐
1.菜园子Ⅲ式罐（M19 : 3） 2.大墩子Ⅰ式小罐（T3 : 3） 3.菜园子陶瓶（M12 : 1） 4.大墩子陶瓶（T3③ : 6）5.菜园子Ⅳ式罐（M19 : 2） 6.大墩子Ⅰ式大口罐（T7⑧ : 3）
（二）祥云区
祥云区石棺葬所出随葬品反映已进入青铜时代，伴出铁器极少，云南大量使用铁器是从西汉中期开始，因此祥云区的下限当在西汉中期以前。其上限可以根据一些时代鲜明的器物来定。弥渡苴力石棺葬出土的有时代特色的器物有螺旋纹柄山字格剑、曲刃铜矛、尖叶形锄、纺织工具[21]等。
螺旋纹柄山字格剑长21.6厘米，刃微曲，中间起脊，这种形制的山字格剑时代大概在战国晚期至西汉中期。
长骹曲刃铜矛的骹直贯刺尖，骹口张开呈鸭嘴形，上部有对称双耳。此型铜矛在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中也有，不见于滇池区域的青铜文化中。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的14C测年是BC400年±75年[22]，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战国时期。
尖叶形（或称心形）锄，銎口呈扁椭圆形，多数略凹入锄身，锄身中部起脊，刃作尖叶状。在洱海地区石棺葬中多见，同时也是滇池地区青铜文化的常见器物，时代大概在战国晚期至西汉中期。
纺织工具三件一套，包括卷布轴、卷经轴。这种纺织工具较少见于其他类型的文化中，一般仅在滇文化墓葬里出土。如呈贡天子庙41号墓[23]、江川李家山一类墓[24]，江川团山[25]、昆明羊甫头[26]，包括工字形器、卷经轴、“梭口刀”等，比苴力所出的种类多，苴力石棺葬的纺织工具可能来自滇文化。呈贡天子庙M41的时代在战国中期偏晚，江川团山墓葬的时代在战国中期至西汉初，江川李家山一类墓的时代在汉武帝以前，上限在战国末。基本上都在战国中期至西汉初期这段时间内。
另据弥渡苴力石洞山遗址石棺葬M6内肢骨的碳素测年为BP2065年±90年或BP2005年±90年，约BC115—BC55年[27]。综合分析上面的资料，可推出弥渡苴力石棺葬墓地的时代大致在战国晚期至西汉前期。
其他墓地的情况与弥渡苴力大致相同，时代也应接近。再结合各墓地的资料，因洱海东岸三棵树石棺墓遭严重破坏，无法断定时代，其余各墓地的时代较为接近，均在战国至西汉中期这一段内。一些碳素标本的测定结果也属于这个阶段，如祥云红土坡M14标本碳素测年为BP2290年±110年或BP2230年±110年，经树轮校正年代在BC400—BC129年之间，即战国至汉代[28]。
（三）中甸区
该区石棺葬的随葬品形制独特，14C测年的数据较少，时代难确定。中甸、纳古、永芝三个墓地中，中甸的随葬品以陶器为主，仅有两件铜剑，制作工艺简单，形制单调。原报告将时代定在大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西周时期，是滇西北时代最早的石棺葬墓地。后对该墓地的两个人骨标本作了碳素测定，中布M2距今2850年±80年，中布M6距今2810年±80年，经树轮校正后大致在战国时期[29]。再结合出土器物的情况来看，时代定在春秋时期比较合适。
纳古、永芝和石底墓地随葬品都以陶器为主，次为铜器，陶、铜器的形制多样，制作工艺也比中甸墓地的要高，时代要晚于中甸石棺葬。两墓地出土的陶器中有些器物的器表有黑衣，相当一部分双耳罐的口沿平面呈桃核形，还有的腹部饰漩涡纹，这些都是岷江上游石棺葬所出桃核形口双耳罐的典型特征，但形制不同，这里的双耳罐有自己的器形特点。时代大概与岷江上游石棺葬中出漩涡纹桃核形口双耳罐的墓葬接近，即在战国末西汉初。纳古和永芝墓地还出长骹柳叶形矛、双圆饼首无格剑、山字格剑等，形制与剑川鳌凤山土坑墓所出的同类器物非常相似，大概属同一时期的器物。鳌凤山土坑墓的时代被定为战国末至西汉初[30]。因此，这三个墓地时代下限当在西汉前期。
金沙江河谷石鼓至巨甸一带的石棺葬也出螺旋纹柄山字格铜剑、直刃无格短剑、铜矛、双耳陶罐等器物，铜器的形制与永芝的同类器物近似。这一带石棺葬的年代可能与永芝等墓地的大体同时。
从上述墓地的情况看，中甸区石棺葬的年代上限在春秋时期，下限至西汉中期以前，与祥云区大致同时。
三、相关问题研究
（一）与周边文化的关系
云南石棺葬的主要分布区处于横断山区南部，南北向分布的山脉和江河形成了沟通南北交通的天然通道，不同的文化通过这条通道进行传播。在云南的三个石棺葬分布区内都可见到其他文化的因素。
1.元谋区
该区石棺葬的时代以云南最早，随葬器物的特征与祥云区和中甸区有很大差异，同元谋、永仁等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文化面貌一致，是当时氏族成员的墓地，同属于一种文化。从遗址和墓葬区的考古发现来看，该文化与外界有一定的交往，不仅与西昌礼州遗址有密切关系，同更遥远地区的文化也有联系。以元谋大墩子遗址为例，其在房屋构建、陶器器形及其上的刻划符号、儿童瓮棺葬等方面，反映出与黄河流域尤其是黄河上游西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有一定关系。因此曾有学者认为这一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是“本地原始居民的远古文化与西北地区氐羌先民古代文化结合的产物”[31]。
元谋区与祥云区的石棺葬也有某种关联，二者虽然在时代上不能衔接，但是墓葬形制方面具有的共同特点将它们联系了起来。元谋区石棺葬所采取的在土坑底部沿四周挖槽以植入石板的方法，是其最显著的特征，除祥云区外，不见于西南其他地区的石棺葬中。因此，样云区石棺葬在这一方面受到元谋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2.祥云区
地处滇中高原西部，这一区域不仅有石棺葬，还有大量土坑墓，二者交错混杂分布，关系密切。已有资料发表的土坑墓多数未经科学发掘，随葬器物属采集品，已看不出原来的葬具和葬式，只有楚雄万家坝墓地和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未被破坏。从中了解到，土坑墓一般有木质葬具，葬式为仰身直肢葬。同石棺墓相比，主要是墓葬形制和葬式不同，随葬器物的种类、形制等特征大体一致。如楚雄万家坝盘山[36]等地土坑墓的随葬品都以铜器为主，陶器数量极少。青铜器中大多含有曲刃铜矛、山字格剑、曲刃戈、长条形锄等器物（图5：1、2、8）。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中也随葬有铜动物模型、铃等。祥云区内的土坑墓与石棺葬所代表的文化都是滇西洱海区域青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图5 滇中及滇西北地区土坑墓出土铜器
1.矛（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 2.剑（出于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 3～7.剑（出于永胜金官龙潭）8.戈（楚雄万家坝M50 : 1）[32]和张家屯[33]、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34]、大理黄坪[35]、姚安营
祥云区石棺葬还有一些滇文化的因素。上文已提到，弥渡苴力石棺葬出土的青铜纺织工具来自于邻近的滇文化。从总体上看，祥云区石棺葬受滇文化的影响比较小。
3.中甸区
本区石棺葬与云南其他地区的石棺葬有较大差异，而与相邻的川西高原石棺葬有较多相似之处，如四川巴塘扎金顶石棺葬[37]、川西雅砻江流域的石棺葬[38]、岷江上游石棺葬[39]等。这片广大区域内石棺葬的特点是带耳器发达，大都随葬双耳陶罐和单耳陶罐，装饰品丰富，生产工具极少。中甸区石棺葬也表现出同样的特点，每个墓地都出土带耳陶器，有制作精细的装饰品，生产工具只有铜斧，不见农具，与川西高原属于同一个文化系统。具体来讲，中甸区在墓葬形制、葬式及随葬陶器方面与四川巴塘扎金顶石棺葬非常一致（可将扎金顶墓地归入中甸区），同雅砻江流域的石棺葬也有较多的共同点。中甸区与雅砻江流域的某些墓地都是既有土坑墓又有石棺葬，多数墓地盛行屈肢葬，随葬陶器则有更多的相似点。陶器都可分为两种：一种夹砂灰陶，制作粗糙、陶色不纯，器形有圆形口单耳罐、双耳罐、三耳罐、无耳罐等；另一种表面涂黑衣，器表打磨光滑，器形主要是桃核形口双耳罐、单耳罐等。陶器纹饰的装饰风格也很接近，所施纹饰的部位大体相同，以在颈及腹部饰平行线间夹划纹或剔刺纹组成的带状纹饰为普遍。雅砻江流域的双耳罐有在双耳及腹部，尤其是在双耳近口沿处及桃核形口沿形成的流下腹部正中饰铜泡的习惯。中甸区的双耳罐上虽然没有铜泡，但在器耳接近口沿处和桃核形口沿的流下腹部正中这些相似部位往往饰以乳丁纹。再从双耳罐的器形来看，中甸区数量最多的一种双耳罐从侧面看略呈方形，雅砻江流域形制最独特的双耳罐（图6）从侧面看也呈现同样的效果，只是雅砻江上游的双耳罐形制要规范得多，侧面更接近圆形，而且器形也显得要单调些，不如中甸区双耳罐的形式多。两地出土的陶器都有平底或圈足双耳罐、单耳罐，以带耳器为主，其他类型的陶器极少。随葬陶器的位置也很相似，置于头顶或头部两侧。两区域的石棺葬很可能有相近的文化来源，大概是雅砻江流域除炉霍卡莎湖墓地以外的石棺葬受到了云南中甸区石棺葬的影响。
中甸区石棺葬在出土器物上与金沙江中游东部的宁蒗、永胜地区土坑墓所出同类器物有较多共同点。中甸区出土的山字格剑、无格短剑（又可分为扁平实体茎、中空茎、椭圆形茎三种），双圆饼首剑、长骹铜矛等在永胜金官龙潭[40]、宁蒗大兴镇[41]土坑墓中可找到大量形制相似或相同的器物，剑川鳌凤山土坑墓中也出土了与中甸区同样形制的山字格剑、双圆饼首剑[42]。德钦中甸墓地出土的扁平实体茎无格剑、中空茎无格短剑，德钦纳古所出的双圆饼首铜剑、直刃曲茎铜剑都见于永胜金官龙潭（图5：3～7）。宁蒗大兴镇土坑墓也出土了器形相似的山字格剑和双圆饼首剑。永胜金官龙潭是土坑墓，已被破坏，大量铜器和少量陶器均属采集。大兴镇土坑墓中多数墓葬有木棺，棺之周边涂白膏泥。随葬品除铜器外，还有大量陶器，主要为双耳罐、单耳罐等。这两种陶器常见于滇西北中甸区、川西高原的石棺葬中，其来源可能与这些地区的石棺葬尤其是滇西北石棺葬有关。永胜与宁蒗两处土坑墓的墓葬形制完全不同于中甸区石棺葬，但随葬了大量器形相近的铜器，也有相当数量的双耳罐、单耳罐，反映了两个地区文化交流的密切程度，也说明了滇西北地区青铜文化面貌的复杂。
中甸区石棺葬中也有一些滇中高原西部地区的青铜文化因素。德钦石底采集的青铜矛、镦在楚雄万家坝墓葬中可找到同样形制的器物，青铜鹿首杖头饰这类器物在滇中高原西部的石棺葬和土坑墓中也有发现，且形制更多。这表明两区之间仍有一定的交往。只是两地青铜文化之间的关系如何，现在还很难描述清楚。
图6 雅砻江流域石棺葬出土双耳陶罐
1.雅砻江1978年YC采集 2.甘孜吉里龙Ⅲ式双耳罐（M2 : 8）
此外，中甸区石棺葬出土的磨光黑陶桃核形口双耳罐（有的腹部饰对称漩涡纹[43]）是岷江上游石棺葬的典型器物，意味着当时这里与岷江上游石棺葬保持着交流。
中甸区的某些器物不仅见于祥云区，还见于川西高原，甚至中国北方地区。如德钦纳古采集的双圆饼首铜剑在河北怀来北辛堡[44]、内蒙古和林格尔范家堡子[45]可找到同样形制的剑。纳古还出直刃曲茎铜剑，与四川宝兴瓦西沟[46]、盐源毛家坝[47]的同类剑形制相似。
（二）生业形态
人类的生业形态、生活方式等总是要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同时，正如克拉克·威斯勒尔所指出的那样，“文化区与该区主要的谋生手段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各文化区内的大部分相似之处都是文化适应于共同环境的结果”[48]。通过分析云南地区各石棺葬分布区的文化内涵，我们也可从中发现，各区的生业形态等方面与当地的客观环境有密切关系。
1.元谋区的石棺葬和遗址中清理出较多的石质工具，主要为斧、锛、凿、镞、纺轮等，代表了当时锄耕农业、狩猎与纺织业的分工。工具中斧的数量最多，在永仁维的[49]发掘的60座石棺葬，出20件石斧，4件石锛。斧既是木工工具，又可在开荒、垦殖时砍伐荆木，作为农具使用。维的出土的这些石斧，应该有一部分与农业生产有关。因为在大墩子遗址中发现了稻的痕迹[50]，经鉴定为粳稻，证明农业已经存在。这一时期石棺葬主人们过着定居生活，生产方式以农业为主，兼狩猎。
2.祥云区石棺葬随葬了数量惊人的铜质生产工具，包括锄、斧、削、凿等，锄占的比例最大。1987年祥云县红土坡清理发掘了74座石棺葬，出土114件青铜农具，其中长条形平刃锄52件、尖叶形锄57件、镰3件、斧2件[51]。弥渡苴力1981年清理战国石棺墓10座，随葬品主要为铜器，有37件，其中斧2件、锄6件、削3件[52]。祥云检村、宾川等地石棺墓中也出土了同类工具。可见洱海地区石棺葬随葬铜质生产工具的现象非常普遍，种类集中在锄、斧、凿、削上。以铜锄的数量最多，形制分为两种，一种为长条形平刃锄，一种为尖叶形锄，銎口都呈椭圆形，都是刨土的工具。弥渡苴力出这两种锄，各3件，每两件一组（含一件长条形锄和一件尖叶形锄），可能有不同的用途[53]。
除了生产工具外，宾川石棺葬内还随葬大量的青铜动物模型，种类包括马、牛、羊、猪、鸡、犬六种，另有少量的鸟形饰。现已出土的青铜动物模型至少有四五百件，仅祥云红土坡1987年发掘的74座石棺葬中就清理出这六种模型393件。有的一座墓里出土了上百件的动物模型，如红土坡M14出马38件、牛19件、羊31件、猪18件、鸡189件、犬7件。也许代表的就是墓主人生前的财产[54]，可见当时畜牧业的兴盛。
祥云区的生业形态是半农半牧，畜牧在生产、生活中所占的分量远远大于元谋区。六畜当中包括了猪、鸡这样不便于迁移的畜禽，表明其主人实行定居生活。
3.中甸区的随葬器物以陶质生活用具、铜兵器、各种质料的装饰品为主，生产工具极少，仅有零星的铜斧等工具，发现的石镞与狩猎有关。此外，该区石棺墓内还随葬动物肢体，或置于器物内或放在人骨架附近。绝大多数的陶器都是带耳器，分为单耳罐、双耳罐、三耳罐等，且形体较小，大多数器物通高在10厘米左右。装饰品有镯、绿松石珠、海贝等。对装饰品的制作非常细心，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如纳古M22出土的666件细珠，每件不足半粒米大，呈管状，长0.1～0.3厘米、径0.1～0.3厘米、孔径小于0.1厘米[55]。该区石棺葬的主人大概过着随畜迁徙的游牧生活。
元谋区与祥云区的生业形态都以农业为主，兼狩猎或畜牧。这样的生产、生活方式与当地良好的自然地理条件分不开。宾川、祥云、弥渡、大理、元谋等地的地理条件非常相似，都属于亚热带高原季风型气候，气候温和，日照充足，少雨干旱，季节变化不明显，作物的生长期长，动植物资源丰富，也为人们种植粮食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因此，从古至今这一地区都是人们理想的栖息之地。著名的“元谋人”就生活在旧石器时代的元谋盆地。
中甸区所处的滇西北主要是高原山地，海拔高，气温低，霜期长，只有耐寒动植物才能生存，这里为游牧民族的活动提供了广阔的地理空间。该区石棺葬的特点也说明其墓主人属于游牧民族。他们以狩猎及饲养牲畜为生，随着畜群迁徙，没有固定的生活场所，日常生活用具不能过于复杂、庞大和笨重。这样的生活条件使得他们形成了一些与之相适应的生活习惯和丧葬习俗，如所用的陶器多是带耳的小型器物，纹饰简单，制作比较粗糙；个人私有财产以佩戴丰富而精致的装饰品和死后随葬动物的形式来表现。
四、结语
云南地区石棺葬的三个区当中，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元谋区与战国至西汉中期的祥云区及春秋至西汉中期的中甸区在年代上互不衔接，文化上没有继承关系，空间上有各自的分布范围。这与它们的年代、所处的自然环境、生业形态、族属等因素有关。三个区石棺葬的来源也不相同。元谋区时代最早，为当地土著居民所留。滇中高原东部是这种类型石棺葬的发源地，后来渐渐向金沙江以北地区扩散，因此在四川盐边、金沙江中游河谷大具一带也发现了同一性质的石棺葬。祥云区在石棺葬形制上受到元谋区石棺葬的较大影响，但随葬器物及葬式不同，其原因既有时代早晚的差异，又有族属的差别。中甸区石棺葬应当另有来源，其在文化上与川西高原石棺葬更为接近，属于同一系统。
后记：本文为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藏学研究所基金资助，在写作过程中受到罗二虎先生的热忱帮助，在此深表谢意。
2002年
Abstract
There are a large number of stone coffins made of stone slabs or blocks in central and northwest Yunnan, and their age being as early as the Neolithic Age or as late as the West Han Dynasty, representing three different cultural types and different in burial structures, burial object combination from those in the neighboring Western Sichuan Plateau. But scholars always neglect the stone-constructed tombs in some areas in Yunnan when they study those in the southwest China. The article tries to analyze the stone-coffin burials in the Province from the prospective of archaeology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注释
[1]保山市博物馆、保山地区文管所：《保山新发现的石棺墓沙灰古墓清理简报》，《云南文物》1985年12月总第18期。
[2]云南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永仁永定石板墓清理简报》，《文物》1986年第7期。
[3]楚雄彝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云南省博物馆工作队：《云南永仁维的石棺墓地发现记略》，《云南文物》1986年6月总第19期。
[4]于非林：《永仁菜园子石棺墓清理简报》，《云南文物》1998年1月总第46期。
[5]姜楚：《元谋大墩子新石器时代遗址石棺墓葬清理简报》，《云南文物》1994年9月总第38期。
[6]段志刚：《元谋县再次发现石棺墓》，《云南文物》1993年6月总第35期。
[7]张家华、李剑明：《云南武定田心石棺墓调查简报》，《云南文物》1992年3月总第31期。
[8]渡口市文物管理处：《四川盐边县石棺葬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2期。
[9]木基元：《丽江金沙江河谷石棺葬初探》，《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1期。
[10]以上均见宾川县文管所：《宾川县石棺墓、土坑墓调查简报》，《云南文物》1992年3月总第31期。
[11]大理州文管所：《宾川古底石棺墓发掘简报》，《云南文物》1995年8月总第41期。
[12]杨德文：《大理洱海东岸石棺墓清理简报》，《云南文物》1992年9月总第33期。
[13]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云南祥云县检村石棺墓》，《考古》1984年第12期。
[14]云南省文物工作队：《弥渡苴力战国石墓》，《云南文物》1982年2月总第12期。
[15]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南中甸的石棺墓》，《云南文物》1993年12月总第36期。
[16]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德钦永芝发现的古墓葬》，《考古》1975年第4期。
[17]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德钦纳古石棺墓》，《考古》1983年第3期。
[18]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德钦石底古墓》，《考古》1983年第3期。
[19]木基元：《丽江金沙江河谷石棺葬初探》，《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1期。
[20]云南省博物馆：《云南元谋大墩子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
[21]云南省文物工作队：《弥渡苴力战国石墓》，《云南文物》1982年2月总第12期。
[2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年代测定报告》（四），《考古》1977年第3期。
[23]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呈贡天子庙滇墓》，《考古学报》1985年第4期。
[24]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0年第2期。
[25]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江川团山古墓葬发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83年12月第8期。
[26]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博物馆、官渡区博物馆：《云南昆明羊甫头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第4期。
[2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年代测定报告》（一二），《考古》1985年第7期。
[2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年代测定报告》（一六），《考古》1989年第7期。
[2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年代测定报告》（一六），《考古》1989年第7期。
[30]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剑川鳌凤山古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0年第2期。
[31]李昆声：《试论云南新石器文化与黄河流域的关系》，《云南文物》1982年12月总第12期。
[32]云南省文物工作队：《楚雄万家坝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3年第3期。
[33]张生：《楚雄张家屯出土青铜器初探》，《云南文物》1994年9月总第38期。
[34]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清理报告》，《考古》1964年第12期。
[35]大理州文物管理所：《黄坪土坑墓调查、清理简报》，《云南文物》1986年6月总第36期。
[36]郭开云：《姚安县营盘山墓葬出土的青铜器》，《云南文物》1986年3月总第36期。
[37]甘孜考古队：《四川巴塘、雅江的石板墓》，《考古》1981年第3期。
[38]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化馆：《四川甘孜吉里龙古墓葬》，《考古》1986年第1期；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化馆、雅江文化馆：《四川雅江呷拉石棺葬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4期；甘孜考古队：《四川巴塘、雅江的石板墓》，《考古》1981年第3期；格勒：《新龙谷日的石棺葬及族属》，《四川文物》1987年第3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化局：《四川炉霍卡莎湖石棺墓》，《考古学报》1991年第2期；陈学志：《马尔康孔龙村发现石棺葬墓群》，《四川文物》1994年第1期。
[39]冯汉骥、童恩正：《岷江上游的石棺葬》，《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阿坝藏族自治州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理县佳山石棺葬发掘清理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1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四川省文管会、茂汶县文化馆：《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石棺葬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7），文物出版社，1983年；茂汶羌族自治县文化馆：《四川茂汶营盘山的石棺葬》，《考古》1981年第5期等。
[40]云南省博物馆保管部：《云南永胜金官龙潭出土青铜器》，《云南文物》1986年6月总第19期。
[41]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宁蒗大兴镇古墓葬》，《考古》1983年第3期。
[42]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剑川鳌凤山古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0年第2期。
[43]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德钦永芝发现的古墓葬》，《考古》1975年第4期；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德钦石底古墓》，《考古》1983年第3期。
[44]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怀来北辛堡战国墓》，《考古》1966年第5期。
[45]李逸友：《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出土的铜器》，《文物》1959年第6期。
[46]宝兴县文化馆：《四川宝兴县汉代石棺墓》，《考古》1982年第4期。
[47]刘弘、唐亮：《盐源发现古代民族墓葬和祭祀坑》，《中国文物报》2001年9月14日。
[48][美]罗伯特. F. 墨菲：《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第251页，商务印书馆，1991年。
[49]楚雄彝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云南省博物馆工作队：《云南永仁维的石棺墓地发现记略》，《云南文物》1986年6月总第19期。
[50]云南省博物馆：《云南元谋大墩子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
[51]杨德文：《从出土文物看战国至汉代滇西地区的锄耕农业》，《云南文物》1992年总第34期。
[52]云南省文物工作队：《弥渡苴力战国石墓》，《云南文物》1982年2月总第12期。
[53]云南省文物工作队：《弥渡苴力战国石墓》，《云南文物》1982年2月总第12期。
[54]杨德文：《从出土文物看战国至汉代滇西地区的锄耕农业》，《云南文物》1992年总第34期。
[55]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德钦纳古石棺墓》，《考古》198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