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阿里地区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
西藏阿里地区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
阿里地区文物局 札达县文物局
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位于西藏阿里地区的象泉河上游，行政区划上分别隶属于噶尔县门士乡和札达县托林镇，两者相距约200公里（图1）。由于两个墓地在地域上彼此接近，所属时代及考古学文化面貌也基本一致，自2012年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联合对两个墓地同时开展工作，连续进行了三年的考古发掘，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其中2012年度故如甲木墓地的发掘报告已经正式公布[1]，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2013—2014年，对故如甲木墓地的发掘进一步揭示了该墓地的分布范围及其文化内涵。2013年主要对曲踏墓地进行了调查和资料整理。2014年，在曲踏墓地相继发现了一批埋葬相当隐蔽的洞室墓葬，获得了大量重要的考古资料。
图1 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位置示意图
一、故如甲木墓地
故如甲木墓地位于噶尔县门士乡当代本教寺院故如甲木寺附近，东距乡政府所在地15公里，地理坐标为东经80°38′26″、北纬31°7′45″，海拔为4300米。墓地在象泉河北岸的一级台地上，2012年清理了4座墓葬，包括2座合葬墓和2座单人葬墓，合葬墓尸骨较为凌乱，单人葬墓采用侧身屈肢葬式。出土遗物有丝绸、黄金面具、陶器、木器、铜器、铁器及大量动物骨骼。其中“王侯”铭文的鸟兽纹锦、小型黄金面具及大量铜器的出现，显示出该墓地存在较高级别的墓葬。
2013—2014年新发掘的墓葬共7座，都位于2012年发掘区的周边，现将这两个年度发掘工作的主要收获介绍如下。
（一）墓葬形制
墓地的地层堆积可分为3层：第1层为黄色表土，厚0.1～0.25米；第2层为黄色沙土，厚0.1～0.3米；第3层为褐色土，厚0.4～0.6米；第3层下为原生深灰色沙砾，厚0.2～0.6米。墓葬叠压在第2、3层下，距地表深0.6～1.6米。墓葬基本沿南北方向并列分布，较密集的区域墓葬间距3～6米。7座墓葬均为竖穴土坑石室墓，其中4座（2013M1～2013M3、2014M1）邻近2012年发掘区，规模较大，埋葬较深，文化面貌较为统一，属于前吐蕃时期的遗存。另外3座位于墓地北侧，距离2012年发掘区60米处，规模较小，埋葬较浅，根据14C测年数据推断应属于吐蕃时期的遗存。
2013M1 位于2012M1东侧8米处。竖穴墓坑口距地表深0.5米，平面呈长方形，方向为105°[2]，长6.6米、宽4.55米、总深4米。坑口表层形成沙坑，中心有直径1.8米、深0.3米的圆形坑，包含大量炭屑、骨骼残片和陶片，应该是墓坑塌陷后形成的堆积。其下为墓坑填土，灰褐色，质地较松软而纯净。距坑口深1米处的填土中有祭祀遗迹，在此平面上用石块将墓坑分为东、西两部分，西侧范围长3.2米、宽2米，发现有人颌骨及马、羊、狗、牛等动物骨骼，伴出陶器、铜器、铁器残片和石块等；东侧则基本不见包含物。距坑口深3.95米处发现石块垒砌的长方形墓室，长4米、宽2.2米、深1.5米、壁厚0.3～0.4米。墓室顶部已坍塌，石块堆积散乱。四壁石块上有涂朱现象。墓室内距西壁0.55米处堆砌有石隔墙，与西壁平行，使得墓室结构看似带头箱。但石隔墙以西的墓壁上层部分被拆除，说明下葬后墓室可能从西端被再次打开，葬入新的尸骨后在墓室内重新堆砌石墙加以封堵，属于比较明确的二次葬遗存。墓室内发现人头骨共10个，其中8个集中堆放在墓室东壁附近，2个在墓室中部。人头骨都与躯干、四肢骨骼和动物骨骼混杂在一起，人骨个体不完整，无法确定具体葬式。东壁附近出土有陶器残片，中部南壁附近出土带流陶罐、铁带环、铜碗残片、玻璃珠等。中部的骨骼堆积和随葬品下有较大而平整的石板。根据摆放位置分析，东端的人骨及随葬品应该是第一次葬入，中部的可能为第二次葬入（图2）。
图2 故如甲木2013M1（西—东）
2013M3 位于2013M2北侧2.2米处。竖穴墓坑，平面近方形，方向为269°，长3.1米、宽2.9米、深3.4米。填土灰褐色，质地疏松，包含有少量动物骨骼残片。距坑口深2.5米处出现石砌的方形墓室，长1.65米、宽1.2米、深1.3米、壁厚0.3米。顶部已坍塌，石块堆积在墓室范围内。四壁石块上有涂朱现象。墓主人为侧身屈肢葬式，置于墓室西侧，头向北，面朝东，周围放置有羊头，墓室东侧发现4个羊头、牛骨及铁器残片（图3）。
2014M1 位于墓地南侧，在2013M2南侧60米处。竖穴墓坑平面呈长方形，方向为205°。填土灰褐色，质地疏松，包含有马骨及较多石块堆积。由于墓室塌陷后在石块堆积中留下空穴，造成地表泥沙渗漏，在墓坑内靠西侧形成直通地表的圆形坑，直径约2米、深2.8米，坑壁有厚达0.2米的致密淤泥层。填土中距坑口深约0.3米处出现石块堆积，集中在墓坑东南部和西南角，应属于祭祀遗迹。西南角处石块堆成阶梯状，发现有动物骨骼和陶器、铁器残片及大量炭屑；东南部石块堆积较为散乱，夹杂有木器残迹，但形制不辨。墓室顶部距墓坑口深2.6米，石块和石板堆积较为杂乱，石板多靠近墓坑四壁，其上压有大堆石块。墓顶石块下方为横置的木梁，一共8根，仅两侧的4根保持原位，其余均被墓顶石块压垮折断，大量墓顶石块塌陷入墓室内，堆积较杂乱（图4）。墓室顶部的石块中出土有铁削、铁带环及少量动物骨骼。石砌墓室为长方形，长2.3米、宽1.3米、深1.4米、壁厚0.3米。墓室底部的西端有木棺痕迹，附近出土人头骨、部分肢骨及少量羊骨，较为散乱。木棺下有石板堆积，可能为石棺床。墓室中部和东部也发现人头骨和肢骨，除了1件铁镞和1件陶器口沿残片，不见其他遗物（图5）。
图3 故如甲木2013M3（南—北）
图4 故如甲木2014M1墓顶（西北—东南）
图5 故如甲木2014M1墓室（西北—东南）
（二）出土遗物
该墓地新发现的7座墓葬中，出土遗物数量不多，主要包括陶器、铁器及少量料珠等。
陶带流罐 1件（2013M1：1）。泥质红陶。尖唇，侈口，高领，鼓腹，小平底略内凹。器身一侧有耳，耳上有四道W形波浪纹；另一侧有管状流，流与颈之间用一桥形柄相连，柄上有相间分布的戳印圆圈纹和横线。罐身肩、颈相接处有一周弦纹，腹部饰三道竖线刻画纹。口径7.2厘米、底径5厘米、高9.5厘米（图6）。
图6 陶带流罐（故如甲木2013M1 : 1）
图7 陶高足杯（故如甲木2013M2 : 4）
陶双耳罐 2件。夹砂红陶。方唇，直口，双耳，鼓腹，圆底。颈部以下饰绳纹。在器表覆盖厚厚的一层烟炱。2013M2：3，口径24厘米、腹径27厘米、残高16厘米。
陶钵 1件（2013M2：2）。夹砂红陶。方唇，敞口，斜腹，圆底。器表及底部遍布竖直的绳纹。口径12.3厘米、底径7厘米、高5厘米。
陶高足杯 2件。2013M2：4，夹砂红胎黑皮陶。方唇，直口，腹部略鼓，高圈足。肩部两侧各有一个三角形耳。腹部以下至圈足之上饰竖直绳纹。口径6.5厘米、圈足径4厘米、高9.5厘米（图7）。
陶杯 1件（2013M2：5）。圆唇，侈口，斜腹，小平底。口径7厘米、残高5.6厘米。
图8 铁剑（故如甲木2013M2 : 7）
铁剑 1件（2013M2：7）。锈蚀严重。剑身扁平，有一字格。残长50厘米、宽4.2厘米、柄长13厘米、厚0.5厘米（图8）。
铁带扣 1件（2013M2：8）。锈蚀严重。圆环形，中间有扣舌。直径4厘米、厚1厘米。
铁马衔 2件。锈蚀严重。为两节式。2013M2：10，残长9.6厘米、直径1.5厘米。
铁镞 3件。2013M2：17，双翼，有铤。长9.5厘米、最宽处2厘米、厚0.5厘米。
铁盘 1件（2013M2：15）。残破及锈蚀较严重。圆形，敞口，斜壁，平底。直径约40厘米、高3.3厘米。
铜勺柄 1件（2013M2：9）。较细长，横截面呈长方形。柄长19.5厘米、宽0.5厘米、厚0.3厘米。
铜皮木碗 1件（2013M1：4）。仅存残片。木质碗，口沿外壁包裹铜皮，用铆钉固定。口径约18厘米、高5厘米。
鎏金银饰片 1件（2013M2：14）。已残碎成数十片，完整形制不明，最大的残片3厘米见方。正面鎏金，背面为黑色，并带有木屑，原应有木质衬底。周边有小孔，孔径约0.15厘米；估计总长约12厘米、宽10厘米（图9）。
鎏金铜耳环 1对（2013M2：1）。形制相近，环形。一只上面有一缺口，在缺口附近有一外接小圆环。另一只则呈完全闭合的圆环形，缺口处重合。直径1.4厘米、厚0.1厘米。
图9 鎏金银饰片（故如甲木2013M2 : 14）
图10 滑石器
左上：饰件（故如甲木2013M2 : 13—1）左下：饰件（故如甲木2013M2 : 13—2） 右：环（故如甲木2013M2 : 12）
图11 角器（故如甲木2013M2 : 6）
滑石环 1件（2013M2：12）。通体乳白色。直径2.2厘米、厚0.3厘米（图10：右）。
滑石饰件 2件。月牙形。2013M2：13—1，乳白色。长7厘米、最宽处0.6厘米（图10：左上）。2013M2：13—2，乳白色。长8厘米、最宽处0.8厘米（图10：左下）。
角器 1件（2013M2：6）。似牛角，粗端有V形凹槽。长16厘米、粗端直径3厘米、凹槽深4.5厘米（图11）。
玻璃珠 3颗。圆形，有穿孔。表层为蓝色，内层为黄色。2012M2：18—1，直径0.6厘米、孔径0.1厘米。
二、曲踏墓地
曲踏墓地位于札达县城西0.5～1.5公里，地理坐标为东经79°47′9.31″、北纬31°29′1.69″，海拔为3710米。根据调查和发掘，此墓地可分为三个区，呈品字形分布，相互间距约1公里。Ⅰ区位于曲踏沟西侧山丘上，共发现洞室墓葬2座；Ⅱ区位于象泉河南岸一级台地边缘的断崖上，共发现洞室墓葬6座。Ⅲ区位于札达中学门前，由于村民在此制砖取土，已破坏殆尽，尚未进行发掘（图12）。
图12 曲踏墓地地形及分区位置示意图
（一）墓葬形制
1.Ⅰ区墓葬 修建巴木公路的过程中在此区发现两座墓葬（2010M1、2010M2），墓道及部分墓室均损毁严重，但据残存迹象仍可推断为带墓道的洞室墓。
2010M1 墓室略呈方形，用石块封堵，平顶，宽2.9米、进深2.8米、高1.9米。墓室右侧放置一具木棺，长1.7米、宽1.5米、高约0.8米，墓主人为侧身屈肢葬式。木棺下放置有小型陶器，木棺东侧放置较多牛、羊、马等动物骨骼。出土遗物包括黄金面具、丝织品、大量陶器、铁剑、铁镞、铁马衔、方形木盘、草编器、石盒、石棒等。
2010M2 位于2010M1北侧约50米处，形制与2010M1基本相同，但破坏严重。墓道方向为45°，墓室入口用大石块封堵。墓室略呈方形，边长约1.4米、残高1.5米。长方形箱式木棺位于墓室右侧，长0.61米、宽0.55米、高0.8米，棺内及棺外左侧放置随葬品及牛、羊等动物骨骼。随葬品包括陶罐、棒形纺织工具、木纺轮、铜盆、铜镯、方形木盘、圆形漆盘、小木桶、彩绘木盒、木质钻木取火器、草编器等。
2.Ⅱ区墓葬 此区的地层堆积可分2层：第1层为砾石和沙土堆积，厚0.7～2.5米，是从山坡顶部冲刷下来形成的次生堆积；第2层为黄褐色沙土沉积，应为生土。墓葬叠压在第1层下，打破沙土层。此区共发掘墓葬6座，其中1座（2013M1）是在基建过程中发现并进行了抢救性清理，另外5座（2014M1～2014M5）属主动性发掘，皆为带竖穴墓道的洞室墓（图13）。
2014M1 位于墓区最北端，距台地断崖约9米。墓葬分为竖穴墓道和墓室两部分。墓道口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方向为225°，长1.9米、最宽处0.8米、深3.3米。其西侧被晚期沟渠打破。墓道内填满砾石、沙土，质地较为致密而纯净。墓道南侧壁面不规整，略向外扩；北侧壁面残留有三个脚窝。墓道底部东端向山体内开挖墓室，墓室口呈拱形，宽0.6米、高1米（图14）。墓室平面呈不规则方形，宽1.5米、进深1.6米、高1.3米，顶部略平，底部低于墓道底部约0.3米。墓室内淤积的泥沙厚约1米，进水痕迹明显，尸骨和随葬遗物均被扰乱。墓室内堆积可分为三层，上层包含有碎小的人骨和较大的陶器残片，都分布在墓室左侧；中层为较大、较集中的人骨及少量大块陶器残片，髋骨、腿骨发现于墓室入口的左侧，下颚骨在靠近墓室左壁的中部，两者之间发现脊椎骨和肋骨，墓室右侧也分布有细小的骨骼；下层，堆积在墓室左侧的人骨较为凌乱，多为碎小的骨渣，墓室右壁附近发现一组共3件小陶罐（图15）。墓中未见葬具。
图13 曲踏墓地2014年发掘区（东南—西北）
图14 曲踏2014M1（西南—东北）
2014M2 位置与2014M1并列，在其南侧1.2米处。墓道口平面呈长方形，方向为225°，长1.96米、宽0.5米、深5.1米，两壁近口部留有深凹的绳痕。墓道上部填满砾石和沙土，土质较为疏松。距墓道口深2.6米处的左、右壁上有二层台，其上铺设青石盖板，并用砾石填补缝隙；石板下的墓道形成空穴，无填土。整个墓道两壁自上而下均匀分布有供踩踏的脚窝，各有6或7个，直径15～20厘米。墓道底部东端向山体内开挖墓室，墓室口呈拱形，宽0.7米、高1米。墓室平面略呈方形，宽3.1米、进深2.6米、高1.7米。墓室中间有略凸起的隔断，将其分为左右两个部分（图16）。墓室四壁共有4个小龛，龛内放置一排草编器。左侧墓室中间发现坍塌的棺木和墓主人尸骨。长方形箱式木棺，长1.1米、宽0.62米、高0.75米；无盖，仅用纺织品覆盖了棺口，上层侧板边缘可见少量残片，纺织品上残存铜珠状饰物。木棺下有石块堆积的棺床，原本与殉葬动物一起支撑整个木棺，由于动物腐烂，木棺倾斜坍塌，尸骨及棺内随葬品已发生位移。墓主人为侧身屈肢葬式，面部有纺织物，似为覆面。胸前放置木梳，身上覆盖有织物，但腐朽较严重，无法辨别材质及形制。头顶发现有小陶罐，头部可见多束细密发辫，脚部发现较多铜饰片，应属衣服上的装饰品，身下可见玛瑙串珠。靠近墓室左壁放置木盘、草编器及一组陶罐，包括1件大型罐、4件中型罐和1件小型罐；大陶罐用纺织物覆盖口部；炊煮用陶罐放置在4块石头支成的灶台上，罐内放置铁棒。棺木下面及周围有大量羊头，皮毛尚存。正对墓室入口随葬一匹完整的马，马头朝里，叠压在坍塌的棺板之下，口部有铁马衔，腰部右侧有木棍，可能为马鞭（图17）。墓室右侧发现类似棕绳状遗物，还有1件小桶形木器。由于墓室内较潮湿，各类器物和骨骼腐蚀相当严重，并覆盖厚厚一层析出的白色乳状物。
图15 曲踏2014M1墓室右壁的陶罐（西北—东南）
图16 曲踏2014M2墓室（上为东北）
图17 曲踏2014M2随葬的马（东南—西北）
2014M3 位置与2014M2并列，在其南侧2.8米处。墓道口平面呈长方形，方向为225°，长2.3米、宽0.7米、深4.7米。在墓道口东端填土表面发现石头堆砌的简易祭台，内放一个带流陶罐，陶罐周边散落一些羊骨，应该是埋葬后的祭祀遗迹（图18）。墓道两壁近口部留有深凹的绳痕。墓道上部填满砾石和沙土，土质较为疏松。距墓道口深2.2米处有二层台，其上铺设青石盖板（图19）；石板下的墓道形成空穴，无填土。靠近西端的几块石盖板次序较乱，应是后来重新放置。在墓道底部还发现两块石板，可能是从二层台上塌落的，显示该墓下葬后曾被再次打开过。墓道两壁自上而下各有两排脚窝，每排5～8个。墓道底部东端向山体内开挖墓室，墓室口呈拱形，宽0.64米、高1米。为左右并列的双室墓，两室之间为一堵宽2.1米、厚0.75米的隔墙（图20）。左室平面略呈半圆形，平顶，宽2.3米、进深3.8米、高1.8米；墓壁与顶相接处有一周小龛，龛内放置草编器物或小陶罐，内装盛食物。右室与左室基本对称，平顶，宽2.1米、进深3.6米、高1.7米。左室内发现一具箱式木棺（1号棺），棺板坍塌，棺下有石块堆砌的棺床及动物骨骼。棺内出土带盖彩绘木案、长方形木盘等，尸骨胸部位置发现1颗红色玛瑙珠，髋骨位置发现大量密集分布的玻璃珠。墓主人骸骨腐朽较为严重，不完整，颅骨上可见多束细小发辫，可能为侧身屈肢葬式，头向西。靠近墓室左壁放置一组陶罐，包括1件大型罐、5件中型罐和2件小型罐，多数位于靠近墓壁垒砌的长方形凹坑内；在大陶罐下还有一个圆形凹坑，其底部发现1枚铁镞。长方形凹坑外侧用3块石头支成灶台，其上放置炊煮用陶罐。木棺之下一直到墓室前壁之间发现大量动物骨骼，包括牛、马、羊骨，动物骨骼之间出土木棒、铁马衔、细铁棒、草编器、长方形木盘等（图21）。右室内发现两具箱式木棺，分别编号为2、3号棺（图22）。2号棺位置靠里，已坍塌解体，棺板散乱，棺下有石头堆砌的棺床及大量动物骨骼。棺内墓主人为侧身屈肢葬式，头向北，身旁放置有草编器、陶罐、长方形木盘、刻纹木牌、圆形蚌饰等，手腕佩戴铜镯。靠近墓室右壁发现一组陶罐，放置于长方形凹坑内，包括1件大型罐和3件中型罐。棺外的墓室底部放有大量动物骨骼，包括完整的马、羊、牛等，动物骨骼之间出土木柄铁匕首、铁带扣、小陶罐、草编器、铁镞等。在墓室入口处的隔墙边分布着炊煮用陶罐、支撑陶罐的石块、竹弓、铁镞、草编器、小木桶、完整的羊骨架等，炊煮陶罐内放置有铁棒。3号棺放置在2号棺与墓室入口之间，叠压于2号棺的随葬动物及陶器之上。木棺保存较好，无盖，仅用纺织物覆盖棺口，可见少量残片，棺板上保存有拼接时留下的记号。棺内人骨保存较好，头向北，可见多束细密发辫，衣物腐朽严重，身上放置木梳、陶罐、长方形木盘等随葬品。其他随葬品放置于木棺与墓室前壁之间，包括1件大型陶罐和1件炊煮用陶罐，器物表面烟熏痕迹明显，内放有木棒。从保存状况及前述墓道内二层台上石盖板和墓道底部塌落的石板等情况看，3号棺应该是重新打开墓室后二次入葬的。
图18 曲踏2014M3墓道口祭祀遗迹（西北—东南）
图19 曲踏2014M3二层台上的石盖饭（东南—西北）
图20 曲踏2014M3左、右墓室（西南—东北）
图21 曲踏2014M3左室遗物（东北—西南）
图22 曲踏2014M3右室木棺（西北—东南）
2014M4 位置与2014M3并列，在其南侧3.6米处。墓道口平面呈长方形，西侧被晚期沟渠打破，方向为211°，长1.8米、宽0.6米、深4.1米，两壁近口部留有深凹的绳痕。墓道上部填满砾石和沙土，土质较为疏松。距墓道口深2.3米处的左、右壁上有二层台，其上铺设青石盖板，石板之下墓道内形成空穴，无填土。墓道两壁自上而下均匀分布有踩踏的脚窝。墓道底部东端向山体内开挖墓室，墓室口呈拱形，宽0.6米、高0.9米。墓室平面呈方形，宽2.65米、进深2.55米、高1.65米。墓室四壁开有较多小龛，其中后壁上方并列三个长方形龛，龛内放置一排草编器；后壁下方正中有一较大的正方形落地龛，在地面用泥条砌出与壁龛同宽的方框，龛内和方框内放置一组陶器，包括1件大型罐和4件中型罐（图23）。墓室左壁上方有一方形龛，右壁上方有两个长方形龛，龛内都放置草编器物。墓室地面左侧有一匹马的骨骼，头向里。在马头与后壁之间放置有绳状物、树枝、羊骨及大量青稞种子。青稞种子上还堆积有编织物残痕，应是原来装盛谷物的袋子。后壁龛前地面上也有成束的树枝，可能是燃料。在墓室右侧发现一具长方形箱式木棺，向一端倾斜散落，但未完全解体，棺盖板已断裂塌入棺内。经修复测量，木棺长1.2米、宽0.58米、高0.7米，棺板厚1.2厘米。棺盖板上放置有陶罐、长方形木盘和较多草编器；木棺与墓室右壁之间发现1件小陶罐，也应是从棺盖板上坠落的。棺内堆放大量遗物，包括4件棒形木纺织器、2件彩绘木案、成捆的树枝、铁镯、蚀花玛瑙珠、红玛瑙珠、木梳残片、带柄铜镜、刻纹木牌、小陶罐、长方形木案、草编器、羊头等（图24）。墓主人为侧身屈肢葬，头向东，头部残留较多细小发辫，身上有衣物残留，但腐朽严重。尸骨表面出土有铜串珠、铜铃，臀部和手臂附近也发现较多铜串珠、铜饰片，应属于衣物上的装饰品。棺底板上有一层毡状铺垫物，铺垫物与底板之间还铺有一层谷物种子。棺下有石头堆砌的棺床和大量动物骨骼（图25）。在木棺与墓室入口之间发现大量羊骨。靠近墓室右壁处竖立一白色大石块及数个较小石块，应与立石习俗有关。墓室后壁小龛的上方，有刻划的简单动物图案，似为两匹马，头向右，其右侧还有折尺状刻划图案（见图23）。
图23 曲踏2014M4墓室后壁（西南—东北）
图24 曲踏2014M4木棺（俯拍，上为东南）
图25 曲踏2014M4木棺下堆积物（西—东）
（二）出土遗物
曲踏墓地Ⅱ区此次发掘的6座墓葬均未被盗扰，保存较完好。出土遗物较为丰富，依质地可分为陶器、竹木器、金器、铜器、铁器、草编器、骨器、料珠等类。
1.陶器 共79件。器型皆为罐，依形制及使用功能，可分为六型。
A型：9件。2014M5（单人葬）中发现2件，其他墓葬每个墓主人随葬1件。均为夹砂红陶。形体较大，侈口，高领，溜肩，斜腹较深，圆底。肩部有双耳，有的耳上有小钮，耳背部饰刻画纹。器身肩部以下饰粗画纹，有的颈部饰成组的竖行波浪纹。出土时大多用纺织物覆盖口部，在器内发现有木棒，可能是用于储存固态的食物。2014M4：2，口径30.4厘米、高64.3厘米（图26）。
图26 A型陶罐（曲踏2014M4 : 2）
B型：9件。夹砂红陶。喇叭形口，长颈，圆底。肩、颈部有双耳，有的耳上有方框形或角状钮，耳背部饰刻画纹。颈部有红褐色彩绘，以竖行波浪纹为主，腹部饰绳纹；有的口沿彩绘涡纹，颈部饰麦穗状附加堆纹。依整体形态差异，可分为二式。
Ⅰ式：6件。颈部较长，球形腹。2014M5：11，口径17.8厘米、底径3.6厘米、高22.7厘米（图27）。
Ⅱ式：3件。腹部较深。2014M2：2，口径14厘米、高24厘米（图28）。
C型：5件。带流罐。夹砂红陶。侈口，高领，球形腹，圆底。管状长流横截面呈多边形，流与颈之间有桥形柄；器身另一侧有耳，耳根上部有角状小钮。肩部以下饰回形或三角形刻画纹；颈、腹部及流上饰彩绘，主要为波浪纹，或沿刻画纹加以勾勒。2014M3左：9，口径10厘米、底径4.6厘米、高16厘米（图29）。
D型：6件。带流罐。夹砂红陶。喇叭形口，口沿一侧变形成斜槽状流，球形腹，圆底。腹部饰绳纹。依整体形态差异，可分为二式。
Ⅰ式：3件。长颈，流较长。流下肩颈间有桥形钮，与流相对一侧有单耳，耳根上部有角状钮。2014M3右：2，口径13.2厘米、底径4厘米、高19.2厘米（图30）。
图27 B型Ⅰ式陶罐（曲踏2014M5 : 11）
图28 B型Ⅱ式陶罐（曲踏2014M2 : 2）
图29 C型陶罐（曲踏2014M3左 : 9）
图30 D型Ⅰ式陶罐（曲踏2014M3右 : 2）
图31 D型Ⅱ式陶罐（曲踏2014M3右 : 7）
图32 E型Ⅰ式陶罐（曲踏2014M2 : 1）
Ⅱ式：3件。颈部较短。与流相对或者垂直的一侧有单耳，耳背部饰刻画纹。有的器物表面有烟熏痕。2014M3右：7，口径122厘米、高15.1厘米（图31）。
E型：18件。双耳罐。夹砂红陶。可分为二式。
Ⅰ式：16件。制作较粗糙，肩部以下饰绳纹。器表烟炱较厚，多数器内放置铁棒或木棒，罐下或者附近有三四块支石，应是炊煮用器。2014M2：1，口径16厘米、高18.3厘米（图32）。
Ⅱ式：2件。制作较精致，双耳上有钮，颈、腹部有纹饰。2014M3右：1，口沿和颈部饰绳索状附加堆纹，腹部饰同形纹。口径10.7厘米、高13.5厘米（图33）。
F型：32件。单耳罐。器形较小，制作精致。可分为四式。
Ⅰ式：8件。直口，领较高，单耳，溜肩，圆底。颈部绘褐色竖行波浪纹，肩部饰弦纹及波浪纹，肩部以下饰绳纹。2014M2：3，泥质红陶。口径8厘米、底径3.8厘米、高7.4厘米（图34）。
Ⅱ式：7件。喇叭形口，一侧有单耳，球形腹，圆底。腹部饰回形刻画纹、弦纹或素面。2014M3右：5，夹砂红陶。口径8厘米、高8.9厘米（图35）。
Ⅲ式：5件。单耳，无颈，圆底。口沿下饰三角形刻画纹、波折纹、弦纹。2014M2：4，泥质红陶。口径9.2厘米、底径3厘米、高6.4厘米（图36）。
Ⅳ式：12件。泥质红陶。喇叭形口，高领，单耳，耳根上部有角状钮，与耳相对一侧颈间有柄，球形腹。腹部饰三角形或回形刻画纹，并用红褐色描绘，颈部绘红褐色竖行波浪纹。2014M3左：3，口径8.1厘米、底径2.3厘米、高10.4厘米（图37）。
2.竹木器 44件。器类主要有案、盘、纺织器、刻纹木牌、梳、弓等。
图33 E型Ⅱ式陶罐（曲踏2014M3右 : 1）
图34 F型Ⅰ式陶罐（曲踏2014M2 : 3）
图35 F型Ⅱ式陶罐（曲踏2014M3右 : 5）
图36 F型Ⅲ式陶罐（曲踏2014M2 : 4）
四足木案 3件。2014M4：9，四足鼎形木案面呈网盘状，内盛茶叶状食物残渣，两直耳，四方足外撇，足间有十字支撑以加固。器身外壁涂红褐色彩，上绘相连的之字形几何纹。四足根部外侧均有彩绘图案，其中一足以金色涂底，左上侧用墨线勾勒相背的S形纹，下方墨绘一头牦牛，牛头前上方绘一只飞鸟，飞鸟之下图案不明；一足用金色勾勒出两只相背的岩羊；一足用金粉勾勒出相背的飞鸟形象，飞鸟下方有金色块，图案不明；另一足受损严重，图案不明。木案足部在随葬前已断裂，其上有多个小孔，孔内残留线状物，应曾采取捆绑方式加以修补。口径17.2厘米、足高14.6厘米、通高22.9厘米（图38）。2013M1：20，用整块木头雕刻成，案面为长方形，底下凹。一侧有平面呈三角形的凸起，可用来托举，另一侧残缺。四足粗壮，向两侧外撇，内外侧有髹漆痕。案面残长22.5厘米、宽16.7厘米、通高19.5厘米。2014M2：12，带盖。案面呈方形盘状，有两方形直耳，耳面饰回形刻画纹并用红彩描绘，侧面绘波浪纹。口沿处用红彩绘一周线纹，并有成组的竖行波浪纹和菱形纹。四足横截面呈方形，上粗下细，外撇，其中一足残缺；一足断裂并经修补，残留方形孔，孔内有缠线痕。案内有结块状黑色食物残渣。口边长13.7厘米、高19.6厘米。盖有双耳，顶部刻出四个支足，斜壁。口沿处用红彩绘一圈线条，双耳上绘红色线条，在器壁外相对的两侧还绘有红色纹饰。盖长轴8.8厘米、短轴6.3厘米、高11厘米。
方足木案 1件。2014M4：8，案面呈方形浅盘状，弧柄呈双耳状，圆底，下有方圈足。足四面均有彩绘，正面涂一层金色，用墨线勾勒卷云上相对而立的两只孔雀，其他各面用墨线或金色线条绘之字纹、涡形纹等。口边长19.6厘米、足边长10.3厘米、高14厘米（图39）。
木盘 20件。由整木砍削而成，多为桦木。长方形，两端有凸出的耳，平底略弧。大多盘内有团块状食物残渣。2014M3右：15，长30.8厘米、宽18.4厘米、高3.8厘米（图40）。
图37 F型Ⅳ式陶罐（曲踏2014M3左 : 3）
图38 四足木案（曲踏2014M4 : 9）
图39 方足木案（曲踏2014M4 : 8）
图40 木盘 （曲踏2014M3右 : 15）
图41 木梳 （曲踏2014M3右 : 16）
木梳 3件。方形，一侧刻出细密的梳齿。2014M3右：16，长14厘米、宽8厘米、厚1.4厘米、齿长5.2厘米（图41）。
刻纹木牌 2件。2014M3右：10，方形，一端有球形钮，钮中间穿孔，内残留绳头。两面阴刻纹饰，一面有两个完整和一个不完整的S形纹；另一面为一组变形双S形纹，中心汇作一点。长4.5厘米、宽2.4厘米、厚0.7厘米、孔径0.2厘米（图42）。2014M4：21，长方形，中间有两孔，孔内残留绳头。两面阴刻纹饰，一面为方格纹和变形双S纹；另一面一侧刻回形纹，另一侧纹饰不明。长6.1厘米、宽1.2厘米、厚0.5厘米、孔径0.2厘米（图43）。
木纺织器 4件。皆出自2014M4。2014M4：16，较扁平的棒形，两侧边缘有密集的刻槽，中段保留较多丝线。长34.7厘米、宽4.2厘米、厚1.5厘米（图44）。2014M4：17，横截面呈半圆形，两端柄部向同一侧弯曲，中段保留较多丝线。长32.6厘米、宽3.5厘米、厚1.6厘米。
木桶形器 1件（2013M1：24）。带圆形盖，顶部中心有蘑菇状立柱；器身为圆桶形，平底。口径2.8厘米、底径3.3厘米、通高9.7厘米。
木耙形器 1件（2013M1：25）。细木棒顶端插入一板状三齿耙内，并用细绳捆绑固定。通长13厘米、耙长4.5厘米。
图42 刻纹木牌（曲踏2014M3右 : 10）
图43 刻纹木牌（曲踏2014M4 : 21）
图44 木纺织器（曲踏2014M4 : 16）
图45 金面具（曲踏2013M1 : 2）
木搅拌器 1件（2013M1：26）。发现于大陶罐内，可能用于搅拌罐内食物。圆棍状，一端凸起。长32.2厘米、直径1.3厘米。
木镞 1件（2013M1：27）。由木片刮削而成，包括镞身及铤，形制不规则。长13.3厘米、最宽处2.2厘米、厚0.7厘米。
竹弓 1件（2014M3右：8）。发现于墓室口，附近伴出有铁镞。弯曲成弧形，表面有缠线痕迹。长93厘米、宽1厘米、厚3.5厘米。
3.金器 仅有面具1件（2013M1：2）。椭圆形，在金片上压制出面部轮廓及眉、眼、口、鼻。下颌较尖，杏目，鼻较修长，小嘴。边缘处折向背面，可能用以固定在其他物品上。五官刻痕都用红色颜料描绘。长5.5厘米、宽4.1厘米、厚0.01厘米（图45）。
4.铜器 21件（组）。主要器型有镜、盆、镯、饰片、珠、节约等。
镜 1件（2014M4：10）。锈蚀较严重。镜面圆形，方形柄中间有两个圆孔。镜背面有四道同心圆纹。直径5厘米、柄长1.2厘米、厚0.2厘米。
盆 1件（2013M1：13）。锻制。方唇，口微敛，斜腹，圆底。器壁外有烟熏痕，器内残留炭化食物残渣。口径30.8厘米、底径20厘米、高13厘米（图46）。
珠 1组共277件。2014M2：19，圆柱状，用褐色绳连接，可能是衣物上的装饰品。珠长1.2厘米、直径0.9厘米、孔径0.4厘米，可复原的两珠间隔为2厘米。
串饰 2件。2014M4：22，由47颗不同类型的铜珠串成，末端缀有铜铃，珠有圆桶形、网柱形、方柱形，表面有凹槽和叉形刻纹。珠长1～4厘米、直径0.8厘米、孔径0.4厘米，串饰整体直径约20厘米（图47）。
图46 铜盆（曲踏2013M1 : 13）
图47 铜串饰（曲踏2014M4 : 22）
图48 铜饰片（曲踏2014M2 : 18）
饰片 2组共67件。2014M2：18，共42件。单件为束腰长方形或8字形薄片，两侧有压制的下凹圆圈状纹，束腰处残留捆扎的红褐色条带。发现于衣物之上，有的背面还残留纺织物残片，原应缝缀在衣物上，可能是用作钮扣。长2～3厘米、宽1.5～1.8厘米、厚0.2厘米（图48）。
铃 4件。锥形或球形，铃身镂空，顶部圆环或孔内残留穿绳，应与铜项饰搭配使用。2014M4：23，最大直径1.4厘米、高2.2厘米。2014M4：24，最大直径1.7厘米、高3.5厘米。
发饰 1件（2014M2：23）。发现于墓主人脑后。长方形，向内弯曲成弧状，背面并列三个S形纹。长4.2厘米、宽1.5厘米、厚0.6厘米。
镯 5件。2014M2：24、2014M2：25，两件为一副，保存较完整，镯环相接处有开口。直径6厘米、镯面宽1.5厘米、厚0.1厘米（图49）。2014M2：26，镯面为相连的圆形，上饰涡纹。直径7.2厘米、镯面宽1.3厘米、厚0.2厘米。
钮扣 1件（2014M2：27）。圆牌形，背面有环形钮。正面有图案，用刻划弧线分割四角，中心为菱形方框。直径2.3厘米、高1.2厘米、厚0.3厘米。
节约 3件。出土于马头位置，与马衔搭配使用。圆形钮扣状，正面弧形略凸，背面有四个首尾相连的椭圆形环以固定穿绳。2014M5：8，直径3.5厘米、高1.6厘米。
5.铁器 41件。器型主要有盘、锥、削、马衔、带扣、镞等。
盘 1件（2013M1：22）。圆唇，侈口，斜腹，平底。口径31厘米、底径22厘米、高3.5厘米（图50）。
木柄匕首 6件。与随葬的动物伴出。锈蚀严重，刃部为棒形或矛头形，插入圆棍形木柄中并缠线固定。2014M3右：21，通长20厘米、刃宽0.6～2.5厘米（图51）。2013M1：25，刃部呈三角形，柄细长，脊部较明显。通长22.5厘米、最宽处2.9厘米、厚1.9厘米。
图49 铜镯（曲踏2014M2 : 24、25）
图50 铁盘（曲踏2013M1 : 22）
图51 木柄铁匕首（曲踏2014M3右 : 21）
削 1件（2014M5：15）。刃部呈弯刀形，有棒形铁柄，刃与铁柄相接处有凸出的护手，原应插接有木柄。长16.2厘米、最宽处2.7厘米、厚1.8厘米。
钩形器 3件。器身呈直柄状，尾部向上弯曲，残留有木柄，用途不详。2014M5：14，长17.1厘米、宽2.1厘米、厚0.4厘米。
马衔 4件。为两节式，中环呈圆形。2014M5：13，出土于随葬马头的口部。长22厘米、网环直径3厘米。
带扣 1件（2014M3右：22）。发现于马骨上，锈蚀严重。圆环形，中间有扣舌。直径4.5厘米、厚0.7厘米。
镞 16件。双翼，带铤。2014M3右：23—1～9，长7.5～10厘米（图52）。
勺 1件（2014M5：16）。锈蚀严重。勺头呈椭圆形，棒形柄。长18厘米、勺头宽3厘米、柄直径0.6厘米。
簪形器 2件。簪尾为对称的卷曲造型，簪身呈棒形。饰螺旋纹。2014M3左：10，长25.1厘米、直径0.5厘米。
镯 6件。2014M2：28，出土于墓主人腕部，锈蚀严重。镯环相接处有开口。直径6.7厘米、宽1.5厘米、厚0.3厘米。
6.其他 包括不同质料的珠饰以及蚌饰、草编器等。
蚀花玛瑙珠 2颗。2014M4：15，发现于墓主人头颈部，与发辫放置在一起，原应为项饰。体呈橄榄形，两端截平，纵向穿孔内残留有细绳，显然是用于系戴。器表有深褐色和乳白色相间纹饰，上下相对有两排乳白色三角形纹，使中间的褐色部分形成波折纹。两端留有宽约0.25厘米的褐色带。从其中一端的横截面观察，其深褐色渗透较深；另一端的截面则没有完全染色，显现出透明的肉色。长2.85厘米、最大直径0.9厘米、两端直径0.5厘米、孔径0.2厘米（图53）。2013M1：3，扁圆体，侧面穿孔，孔内残留有丝绳；球面见黑白相间的纹饰，形似眼球，底面为黑色，略呈弧状。直径2.9厘米、厚1.3厘米、穿孔直径约0.2厘米。
图52 铁镞（曲踏2014M3右 : 23—1～9）
图53 蚀花玛瑙珠（曲踏2014M4 : 15）
图54 玛瑙珠串饰（曲踏2014M2 : 30）
玛瑙珠（串） 37颗。2014M2中出土的36颗玛瑙珠（2014M2：30），皆有穿孔，应属于同一串项饰，呈暗红色。其中长管状珠18颗，长1～3.6厘米、直径0.6厘米；短圆柱状珠15颗，长0.3厘米、直径0.6厘米。较粗的圆柱状珠1颗，长0.8厘米、直径1.5厘米。圆柱状小珠2颗，直径0.6～0.8厘米（图54）。
玻璃珠 756颗。出土于2014M2（45颗）和2014M3（711颗）中，放置在墓主人身上及周边。蓝色和深蓝色半透明状。直径0.2厘米、孔径0.1厘米。
费昂斯珠 8颗。出土于2014M2，应属于同一串饰。淡绿色。圆管状，管内残留褐色穿绳。长0.65厘米、直径0.3厘米、孔径0.2厘米，蚌饰 2件。白色圆形片状，内面凹。2013M1：26，中心有一穿孔，表面有黄色斑痕，内面有釉质。直径4.8厘米、厚0.9厘米、孔径0.3厘米。2014M3左：12，表面有一层黄褐色皮，侧面有一穿孔。直径2.6厘米、厚0.1厘米、孔径0.2厘米。
薏苡籽珠 4颗。2014M3左：13，应属于串珠。深褐色。水滴状，中间有穿孔，孔周边有磨痕。长0.85厘米、直径0.55厘米、孔径0.1厘米（图55）。
草编器 38件。出土于棺内外及墓室壁龛内，大部分残朽，少量保存较完好。用苇草编织而成。圆形，口大底小，内装草屑状或黑色团块状食物残渣。2014M3右：30，口径17.5厘米、底径8.5厘米、高9.7厘米（图56）。
图55 薏苡籽珠（曲踏2014M3左 : 13）
图56 草编器（曲踏2014M3右 : 30）
三、结语
故如甲木墓地是迄今为止西藏阿里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埋葬最为集中的古代墓葬群，与卡尔东城址（传说中的象雄都城“穹隆银城”）具有密切的联系。曲踏墓地则是阿里地区首次主动性发掘的洞室墓群。发现的墓葬形制完整，文化内涵丰富，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对于认识前吐蕃时期的历史文化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材料。这两处墓地的发现和研究，对于建立西藏西部考古学文化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更是西藏早期文明研究的新进展。
两处墓地地域相邻，文化面貌上有许多共同因素，年代上相互承接，对于开展墓地的比较研究和建立西藏西部地区的考古年代学框架具有重要意义。根据14C测年数据，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Ⅰ区的年代相当，为距今2000～1800年。曲踏墓地Ⅱ区的14C年代数据有两个，M3为距今2250年±25年，M5为距今2150年±25年，时代均较早。
两处墓地内的墓葬排列有序，方向一致，显然都经过一定的规划，很可能属于家族墓地。曲踏墓地Ⅰ区和Ⅱ区的墓葬形制相同，为竖穴洞室墓，这种墓葬形制在西藏西部地区并非孤例，札达县格林塘墓地[3]和卡尔普墓地[4]也有类似洞室墓的报道。墓室内还有功能分区，四壁上开凿出各种类型的壁龛以放置生活用品，使有限的空间得到有效利用。这种墓室结构可能是模仿当时人的洞穴居址修建的，与古格时期普遍流行的穴居遗迹非常接近。虽然目前还无法确定本地区哪些洞穴居址可以上溯至前吐蕃时期，但显然在公元元年前后的数百年间本地居民已经有能力修建这样的居室。这类墓葬的发现为我们考察前吐蕃时期的建筑形式及其使用情况提供了参照。
与曲踏墓地的洞室墓不同，故如甲木墓地发现的均为竖穴土坑墓，从地表开挖出巨大的长方形墓坑，在坑底用石块垒砌墓室，这在西藏西部及周边地区是较为罕见的。两个墓地在墓葬形制上的差异性是否因为不同的地理环境或是不同的族群，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分析。
这两处墓地出土了一大批完整陶器，为我们研究西藏西部前吐蕃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陶器的形制具有一定的共性，例如故如甲木墓地所出土的带流罐，相同的器型在曲踏墓地也发现较多。但整体来看，故如甲木墓地的陶器数量较少，体形较小，制作较为粗糙。曲踏墓地Ⅰ区和Ⅱ区的陶器也有诸多共性，例如带流罐和带耳圆底罐较为流行，都有大型双耳罐。但差异也相当明显，Ⅱ区所出陶器有彩陶，双耳罐较多；Ⅰ区则不见彩陶，单耳罐和喇叭形圈足器特征突出。在器物组合上Ⅱ区墓葬表现得较为统一，具有固定的组合模式，其形制特征及摆放位置显示出在使用功能上有明显的区分。整体来看，这批陶器的制作工艺水平较高，尤其是大型陶罐和带刻画纹的小型彩绘陶器，形态规整，质地坚硬，显示出当地陶器制作的突出地位，这在整个西藏地区也是不多见的。
曲踏墓地出土的陶器也显示出与周边地区的密切联系，相关地点包括我国西藏的札达县格林塘墓地和卡尔普墓地，以及印度北方邦马拉里墓地[5]和拉达克列城墓地[6]。曲踏墓地与这些墓地之间存在不少相似的陶器和陶器组合，说明西藏高原西部地区在前吐蕃时期考古学文化上的统一性。
墓葬中出土的其他各类器物同样反映出象泉河上游地区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状况，为我们考察它们的源头、流行地域以及西藏西部地区古代的交通与贸易等，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第一手资料。除了此前发现的大批丝绸，本次发掘出土的黄金面具、欧亚草原风格的带柄铜镜、铜铃项饰、木柄匕首、刻纹木牌、木盘、木梳、草编器等都显示出该地区与新疆地区具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大量的束腰形铜饰片、铜铃项饰和类似的带柄铜镜在邻近的拉达克列城地区也有发现[7]，为这一远距离的联系补充了中间环节，说明象泉河上游地区与新疆及中亚地区的沟通更多的是通过拉达克列城地区来实现的。一字格的铁剑可能受中原内地的影响，铜盆、铜镜、木柄匕首等与尼泊尔地区[8]所出器物形态一致。一些装饰品如蚀花玛瑙珠、玻璃珠、薏苡籽珠、蚌饰等则与新疆、南亚次大陆及印度洋地带密切相关。这些新发现显示，早在铁器时代早期，西藏西部已经与周边的各文明中心建立起了广泛联系。
这两处墓地的发掘对于早期本教丧葬习俗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合葬墓中残缺不全的人骨堆积及黄金面具的使用，显示尸体在埋葬前经过一定的处理[9]；墓坑内的祭祀遗迹出现有人殉现象；殉葬动物种类多样，数量众多，各类动物图案也很盛行。这些文化特征在我国古代文献有关“大羊同”国的记载中都有提及[10]，在喜马拉雅山西段南北麓地区同时期的墓葬中也普遍存在，应该是与早期本教关系密切的丧葬习俗。
墓室内随葬大量青稞种子和牛、羊、马等动物，说明当时象泉河流域半农半牧的生活方式以及经济的繁荣。两处墓地的年代从公元前3—前2世纪延续到公元2—3世纪前后，这一时段应该是象雄国的统治时期。发掘成果显示，象泉河上游地区是古代象雄国的核心区域，也是整个阿里地区人口最为集中、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以喜马拉雅山西段为中心的广阔地区在文化上具有相当多的共性，同时也具有多样性特征。
附记：参加发掘工作的人员有赤列次仁、罗丹、郝晓峰、罗布旺札、姚娅、王帅帅、杨立为、王存存、李沛、仝涛等，本文照片由仝涛、王存存拍摄，墓葬的三维建模由姚娅完成。
执笔：仝涛 李林辉 赤列次仁 姚娅
2015年
Abstract
From 2012 to 2014,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ASS and other institutes conducted a series of excavations of the Gurugyam and Chuvthag cemeteries in Ngari Prefectur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The Gurugyam Cemetery is the largest and most concentrated ancient cemetery found to date in Ngari, and it has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Mkhar gdong City Site. Chuvthag Cemetery is the first archaeologically excavated cave tomb cemetery in the Prefecture. Well preserved, the tombs in the two cemeteries show rich cultural connotations, which provide valuable material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 life in the ancient Pre-Tubo Kingdom Period. The discovery of and studies on these two cemeteries are significantly meaningful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ystem of the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in western Tibet.
注释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西藏阿里地区噶尔县故如甲木墓地2012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4年第4期。
[2]根据墓室内人骨所在一端的方向测定，以下各墓均同。
[3]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考古学系、西藏自治区文物局：《西藏札达县皮央·东嘎遗址古墓群试掘简报》，《考古》2001年第6期。
[4]霍巍：《西藏西部早期文明的考古学探索》，《西藏研究》2005年第1期。
[5]Bhatt, R. C. et al., Archaeological and Geophysical Investigations of the High Mountain Cave Burials in the Uttarakhand Himalaya, Indo-Koko-Kenkyu Studies in South Asian Art and Archaeology, Vol. 30, pp.1-16, 2008-2009.
[6]A. H. Francke, Antiquities of Tibet, Calcutta: Superintendent Goverment Printing, 1914.
[7]A. H. Francke, Antiquities of Tibet, Calcutta: Superintendent Goverment Printing, 1914.
[8]Aldenderfer, M., Variation in Mortuary Practice on the Early Tibetan Plateau and the High Himalayas, The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Bon Research, Vol. 1, Inaugural Iqsue, pp. 293-318, 2013.
[9]仝涛、李林辉：《欧亚视野内的喜马拉雅黄金面具》，《考古》2015年第2期。
[10][唐]杜佑：《通典·边防六·大羊同》，商务印书馆，193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