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青海原始乐舞艺术
浅论青海原始乐舞艺术
任晓燕（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原始音乐和舞蹈虽然艺术表现形式不同，但关系密切，通常是歌舞相随，相映生辉，更富有艺术性。有关古代乐舞的艺术形式，今天只有通过文献史料及考古资料来加以认识了解，本文即由此途径浅论青海古代乐舞。
一、原始音乐
原始音乐可分为原始声乐和原始器乐两大类。
原始声乐是以咏其声的形式表现的。它大概起源于劳动号子，有节奏的号子便是最原始的声乐。远古先民演唱的词曲无从查考，仅从史书记载中可知一些乐名。如《世本》说：“黄帝乐名咸池。”《史记·乐书·集解》引郑玄曰：“黄帝所作乐名，尧增修而用之。咸，皆也。池之言施也，言德之无不施也。”《吕氏春秋》中说：“帝喾命咸黑作为声歌，九招、六列、六英。”《庄子·天下篇》说：“尧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汤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乐。”……这些乐本的具体内容和形式均不详。又据民族学资料，独龙族所用曲调仅有玉米调、求婚调、猎人调及哀叹调等固定调子；佤族也只有几个固定调子。歌唱内容则很广泛，如景颇族的歌词，包括了生产劳动、欢庆节日、祭祀、婚丧、叙述历史以及爱情诸方面的内容；傈僳族的“蒙括布”，内容涉及他们的历史、人类起源和婚姻过程等[1]。由上述民族材料推测，古代人演唱的词曲虽单调简单，但歌词包括的内容应丰富多彩。
原始器乐是借助原始乐器的敲击、吹奏、弹奏的形式表现的。关于乐器史书中的记载，大体有三类：即弦乐器、打击乐器、吹奏乐器。
弦乐器。文献记载，约在黄帝时期已有琴瑟。《世本》记“伏羲作琴”、“神农作瑟”。《帝王世纪》说“伏羲氏作瑟，三十六弦，长八尺一寸”，“黄帝损庖（伏）牺氏之瑟，为二十五弦，长七尺二寸”。由此可证，事实上琴瑟应该存在，但由于年代久远，不易保存。截至目前我国考古尚未发现弦乐实物。
打击乐器。打击乐器出现很早。在《尚书·尧典》中有“击石拊石，百兽率舞”之记载。其意是敲击着各种石器伴奏，舞者化装为兽形在群舞。考古中发现的石镰、石刀等在当时可兼作敲击乐器；此外空心的木头和竹筒有可能是最早的打击乐器，专用的打击乐器在国内考古发现尚少，现仅见钟、磬、鼓等。目前在青海境内发现的打击乐器有石磬与陶鼓两种。
磬是用玉或石制成的打击乐器，属“体鸣乐器”类。有关磬的记载见于《世本》：“黄帝使伶伦造磬，垂作钟。”另《帝王世纪》说：“帝喾击磬，凤凰舒翼而舞。”《世本》还说到了尧时，“毋句作磬”。20世纪70年代末在青海柳湾齐家文化墓地第1103号墓中发现了一件甘青地区唯一的石磬[2]。该石磬系粉砂岩制，灰黑色，制作不精致，敲之有声。石磬一端残，呈三角形，穿单孔。长42.4厘米、宽4.5～18厘米、厚2.2厘米。出土石磬的墓葬规模较大，且随葬品丰富。二次葬有木棺，随葬有陶质的壶、罐、盆、瓮、鬲以及石磬、石凿、石刀、绿松石饰、骨针、串珠等30件器物。石磬发现在大型的墓葬中，说明石磬在当时已是一种相当重要的乐器，也是一种重型礼器。
鼓属“革鸣乐器”类。有学者认为“乐器之中出现最早的是各种各样的鼓”。鼓的种类多，用途广，有舞鼓、战鼓。还有一种鼓，如《帝王世纪》说舜“都平阳，置敢谏之鼓，天下大和”。关于鼓的记载亦多，在《山海经·大荒东经》中说有一种怪兽，“其名曰弟夔。黄帝得之，以其皮为鼓，橛以雷兽之骨，声闻五百里，以威天下”。《世本》里记“夷作鼓”，“巫咸作鼓”，《吕氏春秋》又记“有倕作鼙鼓”，等等。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鼓是在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的大型墓中与石磬伴出的木鼓。该鼓身作竖立桶形，下粗上细，中空，系用树干截断挖制而成，外壁着彩绘，两端蒙鳄鱼皮作鼓皮[3]。这样精心制作的鼍鼓只出现在贵族大墓中，说明了它在当时社会中所具有的重要性，同时也可见它是比较成熟的一种打击乐器。十分引人注目的是，这种木鼓又往往成对地与石磬、陶鼓伴出。由此推测，“当时已盛行以鼓作打击乐器，而且已是多种乐器并用，甚或已出现了小乐队”[4]。1980年在青海阳山墓地中出土了3件陶鼓，是一种以陶质为边框的陶鼓，即文献中说“以瓦为匡”的鼓。3件陶鼓器形相同，皆喇叭状，下接长筒腹，然后逐渐扩展为喇叭状，两端相通。在瓶形口下部与筒腹相接处和喇叭形口部各有一环耳，两环耳在同一直线上。陶鼓在使用时可能是在两环耳上系绳挂于腰部。这种喇叭状，两端联通的陶器很可能是原始乐器——腰鼓[5]。3件陶鼓均出于这处墓地中规模最大、随葬品丰富的男性墓中，说明陶鼓在当时社会的重要性，非一般人所能拥有。在中原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的墓葬中，陶鼓也发现在大型墓中，并与石磬、鼍鼓（木鼓）同出[6]。由此看来，持鼓人地位的显贵在黄河中上游文化中是相同的。陶鼓可能是当时举行祭祀活动的重要乐器，在我国一些成书较早的古籍中也有记载，如《礼祀·明堂位》中说“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敬于鬼神”，即用鼓声将人类的敬意传达于鬼神。它随葬在墓中，说明墓主生前有可能是一位掌管祭祀活动的巫师，同时也应是古代的一位音乐家。
吹奏乐器。史书记载中吹奏器的种类很多，有竹制、骨质和陶质多种质料。器类有笙、竽、箫、茎、管、埙、箎等。《世本》说：“女娲作笙簧。”“随作笙，长四寸，十二翼，象凤之身，正月之音也。”“随作竽”，按引《周礼·春秋》疏说“竽长四尺二寸”。注：“竽，管类，用竹为之，形参差象鸟翼。”《世本》还提到“舜造箫，其形参差象凤翼，长二尺”，《吕氏春秋》说“有倕作……吹、荃、管、埙、箎”，《通历》说“帝喾造埙”，《世本》说箎“吹孔有嘴如酸枣”，《史记·乐书·索隐》说“箎，以竹为之，六孔，一孔上出名翘，横吹之，今之横笛是也”，还说“埙，以土为之，大如鹅子，形锤，吹之为声”。笙、管虽有介绍，但具体形制不清。这些名目繁多、质料不一的吹奏器，保存至今的只有骨制和陶质的吹奏乐器，竹、木乐器无法看到。国内发现的吹奏乐器有骨笛、骨哨、石哨、陶埙、陶角号、陶号、陶哨铃等。在青海发现有陶埙与骨笛。
陶埙是中国原始的吹奏器之一，在国内发现数量较多。出土年代最早的陶埙属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第四层出土的陶埙（T234：26），呈卵形，有吹孔，无音孔，年代距今7000年左右。在青海发现的陶埙最早距今6000年左右，1995年出土于宗日遗址[7]。泥质红褐陶，枣核形，中空，吹孔位于埙体顶端，两个音孔位于埙的两侧。1990年在化隆县下半主洼卡约文化中出土了一枚陶埙，手制，泥质红陶，器表磨光。长6.8厘米、宽5.4厘米。呈扁椭圆形，似“鱼”形，埙身一面有四个音孔，并列为两排；一端为吹孔，另一端作圆柱状伸出，中间有一钮，为系绳悬挂之用，有可能是挂在颈内，便于携带及吹奏[8]。卡约文化这枚陶埙从音孔数量上超过了宗日文化陶埙，这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增加两个音孔，事实上增加了几个新的音程。我国学者吕骥先生对陶埙这一古老乐器曾做过专门的研究。对半坡出土的单音孔陶埙标本（P. 4736）用音叉测得的音，又用闪光测音机进行测定，其结果音高是：闭音孔F3+42（音分），开孔音是BA3+80（音分）。根据这个陶埙所吹出的两个音阶所构成的音程可以认为，他们当时所应用的音阶存在一个和我们现代五音阶中的小三度相接近的音程。还对山西万荣县荆村和太原郊区义井出土的两音孔陶埙的发音亦进行了测试，这两种发音不同的二音孔陶埙的出现，是陶埙制作的一个飞跃。这两个陶埙都是在一音孔陶埙的小三度音程之外，增加了一个新的大二度和完全五度音程。这两个新增加的音程正是在以前的小三度音程上构成一个完整的五声音阶所必须补充的音程，母系氏族社会后期我们祖先的音乐是建立在和我们今天所应用的五声音阶基本相同的五声音阶上的。另对甘肃玉门火烧沟的三音孔陶埙也做了测试，几个音高不同的陶埙不仅可以吹出五声音阶的全部构成音，并且包括了七声音阶的全部构成音。这个事实，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当时火烧沟居民的音律已经是建立在和我们今天应用五声音阶完全相同的音阶上，甚至于也可以证实七声音阶也早已被火烧沟居民所掌握[9]。青海地区出土的两枚陶埙虽未经测试，但根据上述地区陶埙的测试结果，可推测出青海宗日遗址两音孔陶埙的出现表明了五声音阶早在这时期已形成。当发展到卡约文化时期，陶埙的制作在青海地区发生了新的重要的飞跃，出现了四个音孔陶埙，比甘肃火烧沟陶埙还多一个音孔，无疑证实了七声音阶到此时以前已被卡约人所掌握。
骨笛在我国出现时间久远，20世纪80年代在河南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墓中出土了一批骨笛，系采用猛禽的腿骨截去两端关节再钻孔而成。形状固定，多为七孔，有的先刻好等分符号，尔后钻孔。标本M282：20，全长22.2厘米，保存完好，磨制精致。黄翔鹏等音乐专家共同合作对这枚骨笛进行了测音研究，发现骨笛已具备音阶结构，可以吹奏旋律，而且发音准，音质好，并表明了我们的祖先早在8000年前即已发明了“有可能是七音齐备的，古代下徵调音阶”[10]，当时已运用七音阶调试的观念已形成，制作精美且一器多音，已具备完全意义上的乐器形态，是音乐审美观念、音乐思维在相当程度独立下的产物[11]。1959年在青海都兰县诺木洪搭里他里哈遗址中出现了一件骨笛（标本0114），是细长的横剖面略呈马蹄形的兽类长骨，在残长8厘米的长骨上面穿直径0.4厘米的孔四个。孔距为1.2厘米、1.3厘米和2.7厘米。这种骨笛在西宁市朱家寨遗址的卡约文化墓葬中曾出土1件，残长15.4厘米，穿有八孔，孔径也是0.4厘米。唯孔距分两组，一组第1～5孔（自左而右），孔距为1.1～1.3厘米；另一组为第6～8孔，孔距为0.8～0.9厘米，第5、6两孔之间相距为1.9厘米。这两件是否相同，因残缺不详[12]。
二、原始舞蹈
原始舞蹈，是以一定节奏的人体动作为表现形式的一种造型艺术。通常与乐相随，轻歌曼舞抒情达意。
原始舞蹈是人类历史上最早产生的艺术形式之一。原始的舞蹈艺术，往往在人们集体活动时表现得最为突出。如祭祀、狩猎、庆贺丰收、作战出发与胜利等集会，都要举行内容不同的跳舞仪式。《世本》和《山海经》中记载，我国的乐舞出现早到炎黄时代，比较成熟的乐舞至迟也出现在帝喾（帝俊）时代。在《山海经·中次十经》中曾记载，在举行祭祀时“其合巫祝二人舞”。在祭祀时跳舞，主要祈福与禳灾。《山海经·中次九经》说：“干舞，用兵以禳祈，璆冕舞。”其意是手中拿着武器起舞，以此驱逐妖邪，禳除灾祸。《尚书·舜典》中有“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的记载，是形容当时敲打着各种石制的乐器，化装为各种兽形群舞的场面。《尚书·益稷篇》还记载有“虞宾在位，群后德让。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镛以间，鸟兽跄跄”，这大概是在跳庆贺舞，鼓声响起，笙音细吹，化装为鸟兽的舞者，伴着有节奏的鼓点在跳舞。
考古资料中，年代最早的一幅中国原始舞蹈形象的图画是青海大通上孙家寨马家窑文化墓葬（M384）中出土的一件彩陶盆上的“舞蹈纹”。这是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一幅原始舞蹈图，距今已有5000多年历史，其艺术与学术价值不言而喻。舞蹈盆内壁绘有3组舞蹈纹图案，5人一组，手拉手，面向一致，头侧各有一发辫摆向相同，且有尾饰[13]。盆内3组并列的人形纹是舞蹈者的形象已成共识，但究竟是何种性质的舞蹈，舞蹈的主题思想是什么，学术界众说不一。这幅舞蹈图不仅是群舞，而且是化了装的舞者，均戴尾饰，尾巴象征着动物。这组群舞图有可能正是古文献《尚书·舜典》里记载的“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的象征场面。据近代民俗资料，部分少数民族至今仍有装扮成野兽，跳祭祖或祭山神类的祭祀舞蹈。如云南小凉山的彝族在祭祖时要组织男青年跳舞，皆披一牦牛尾巴模仿牦牛跳舞[14]。在青海一土族山村发现了“於菟舞”。“於菟”是对虎的称谓，每年农历十一月二十日祭山祖时，在巫师的主持下，吹奏海螺，有7名男性舞蹈者光露上身，赤脚挽腿，面、胸、背、腿用锅底黑灰遍画虎头和虎豹斑纹[15]。近现代尚且有装扮成野兽跳舞，可见古文献记载及舞蹈盆所描绘的舞蹈场面的真实性。无独有偶，1995年青海省宗日遗址M157中出土了一件马家窑类型的彩陶盆。该盆器形及外壁纹饰与上孙家寨舞蹈盆类同，仅盆内舞蹈纹饰不一。盆内绘制2组（12人为一组）舞蹈人像，舞者均着宽松短裙，手拉手整齐划一地踏着舞步，形象生动传神[16]。不同的是未有发辫及兽尾，显然非化装，也许是舞蹈内容不同所致，很可能是集体娱乐舞蹈。青海出土的两幅舞蹈图，保存如此完整且是用写实的手法描绘出舞蹈场景的图画，在我国甚罕见。舞蹈图为我们了解原始社会舞蹈者的装束，探讨原始舞蹈的形式、内容、性质及舞蹈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具体形象资料。以上所述青海古代乐舞事例，挂一漏百，不可能全面反映青海古代乐舞情况，但仍可窥见古代乐舞一斑。古代乐舞是人们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它不仅反映出人们文化水平的高低，而且也反映出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文化艺术成就亦是古代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青海原始乐舞艺术成就我们从中还能窥见青海远古先民为华夏文明做出的卓越贡献。
2001年
Abstract
Though primitive music and dance are different in ways of artistic presentation, they have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each other. It is of more artistry when dance goes with music. As for the ways of presentation of the ancient Bugaku Art(musical dance), we could only study and understand it through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archaeological material.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ancient Bugaku Art in Qinghai in this way.
【注释】
[1] 杜耀西等：《中国原始社会史》，文物出版社，1983年。
[2]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等：《青海柳湾》，文物出版社，1984年。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期。
[4] 吴诗池：《中国原始艺术》，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
[5]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民和阳山》，文物出版社，1990年。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期。
[7]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等：《青海同德县宗日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5期。
[8] 资料暂未发表。
[9] 吕骥：《从原始民族到殷代的几种陶埙探讨我国五声音阶的形成年代》，《文物》1978年第10期。
[10] 黄翔鹏：《舞阳贾湖古笛的测音研究》，《文物》1989年第1期。
[11] 项阳：《乐之初义我见》，《中国音乐学》1991年第2期。
[12] 青海省文管会、中科院考古所：《青海省都兰诺木洪搭里他里哈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
[13] 青海省文物处考古队：《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的舞蹈纹陶盆》，《文物》1979年第3期。
[14] 宋兆麟：《室内地画与丧迁风俗——大地湾地画考释》，《论仰韶文化》，《中原文物》1986年特刊。
[15] 《青海—土族山村发现“於菟”舞》，《光明日报》1986年12月2日。
[16]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等：《青海同德县宗日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