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穹庐”与“拂庐”——青海郭里木吐蕃墓棺板画毡帐图像试析
“穹庐”与“拂庐”——青海郭里木吐蕃墓棺板画毡帐图像试析
吕红亮（四川大学考古学系）
一、引言
2002年，青海省海西州郭里木乡夏塔图草场发现一批吐蕃时期墓葬，其中两座墓出土的4块彩绘棺板（图1）。其完整而复杂的场景引起了考古、艺术史等领域学者的广泛讨论。多位学者结合文献记载，就族属、图像风格、棺板装饰传统、生活习俗等诸多议题发表了一系列见解[1]，但仍有不少问题有待进一步讨论。如罗世平先生认为郭里木木板画图像“通常是围绕毡帐展开的宴饮图”，并参照两唐书吐蕃传等文献将棺板画图像命名为“拂庐宴饮”。而考之史料文献，并结合民族志，笔者认为汉文史料中的“穹庐”和“拂庐”并不相同，且流行地域不一；郭里木棺板画所描绘的几顶帐篷，无一例外都是史书中所载的“穹庐”，即典型的“蒙古包”，与青藏高原的游牧民传统的“黑帐篷”亦即唐宋文献中所载的“拂庐”显然有别。
图1：1，M1之A板
有关中国古代毡帐，吴玉贵[2]、葛承雍两位先生有力作前后论述[3]，尤其是葛先生结合大量考古实物资料对古代毡帐做了极为详细的梳理分析，为我们进一步研究中古毡帐提供了新颖思路。受上述研究启发，本文拟结合民族志及其他文献和考古材料，特别侧重两大帐篷类型之不同，对郭里木棺板画的帐篷略做考辨。
图1：2，M1之B板
图1：3，M2之Ⅰ板
图1：4，M2之Ⅱ板
二、“蒙古包（Yurt）”与“黑帐篷（Black Tent）”：民族志所见的不同帐篷传统
由于游牧民移动生活的需要，轻便宜携、搭建简单的帐篷是世界范围内游牧民的重要发明。作为人类历史上一种独特的建筑形式和居住模式，帐篷受到不少民族志学者的充分关注，产生了一批在世界范围内颇具影响的研究成果[4]。虽则帐篷类型因具体游牧区的生态环境和历史传统而复杂多样[5]，但多数学者都同意，按照帐篷固定方式，可大体将世界范围内游牧民帐篷分为两大类别：“蒙古包（Yurt）”和“黑帐篷（Black tent）”[6]。（图2）前者西起里海，沿南俄草原一直东至西伯利亚及蒙古的欧亚大陆；后者则西起北非以至中东的阿拉伯地区，东至伊朗、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西藏高原，四川西北部的壤塘草原一带是其分布的东界[7]。中亚一带则是此两类帐篷的交错分布地带。就中国而言，现今内蒙古、新疆等地流行蒙古包，而西藏、青海、四川等地仍有不少牧民以黑帐篷为日常居所[8]。
图2 两大帐篷系统
1.蒙古包 2.黑帐篷
上述两类帐篷类型在结构上存在较大区别。如蒙古包的框架和篷毡相互独立，没有篷毡，框架结构也足够稳定不致倒塌；而黑帐篷的支撑结构和篷毡则互为一体，去掉任何一个，帐篷都不能成立。蒙古包一般具有如下特点：墙体由一系列活动的木构架交叉连接而成，将框架树立就构成了基本的内部圆形空间，在木构架上预留有门口，帐篷顶为车轮形，中间犹如车辐伸展而开，再以一系列弯曲木柱连接屋顶与墙架，后覆以毛毡，其适应的生态环境也多为多风、多雨和干冷的欧亚草原地带[9]。由于Yurt框架为木质，运输需要依靠畜力或车辆，因此其对应的游牧民族多畜养马和骆驼。此类帐篷还可进一步被分为两种类型：蒙古、鞑靼、布里亚特游牧部落使用的尖顶“蒙古型”（或“卡尔梅克型”），以及吉尔吉斯、哈萨克、乌兹别克以及突厥人使用的其顶部为圆形的“突厥型”（或曰吉尔吉斯型）。
黑帐篷则有如下共同特点，其篷毡一般系黑山羊毛、骆驼或牦牛毛织成，采天然黑色，或经染色处理；篷毡本身具有一定张力，其上缝有用来拴系固定的毛绳绷带。帐篷固定主要依靠自身张力和毛带的拉力，其下撑杆相对独立。此类帐篷的分布范围很广，根据拴系方式不同，一般可分为两个次级类别：流行于东部的“波斯西藏”类型，以及流行于西部阿拉伯、伊拉克、叙利亚一带的拜都因（Bedouin）（或阿拉伯）类型[10]，二者篷毡的拴系方式有所不同。这类帐篷透气性较好，但防雨性能较差，流行地域多为干旱或半干旱较炎热的沙漠地带，所以有学者对于西藏高寒环境中采用黑帐篷颇为难解。
现今游牧民族虽渐趋定居，文化融合也颇为繁盛，但两类帐篷的分布界限依然分明。如在中国，蒙古包主要流行于东北草原以及新疆北部，而黑牦牛帐篷则主要流行于西藏以及四川西部的牧区。除却生态地理的限制因素不论，作为一种物质文化，必有其植根深远的特殊历史传统。
三、“穹庐”与“拂庐”：汉文史料所见毡帐之不同系统
中国古代史料中，自《史记》以来不乏有关北方游牧民族的毡帐记载。“居无定所”的“毡帐”如同“披发左衽”的形象，被汉族史家用来描述非我异类的“他者”，成为华夏民族心目中北方蛮族的象征[11]。汉以来，中原人士对毡帐多有描绘，而其自身也不免大受此“胡风”浸染，毡帐逐渐融入中原人士的日常生活，成为婚丧嫁娶宴飨宾客的主要场所，并在有唐一代成为社会风尚，如唐太子曾于皇宫内、诗人白居易在长安都曾自设“穹庐”，居住其中[12]。
但值得注意的是，文献中的“穹庐”和“拂庐”并非宽泛统称，其所指实大有分别，在史书中极少混淆。目前研究者多未注意到这一点，将“拂庐”和“穹庐”并用，这是需要修正的。以下依据相关史料，予以分别检讨。
史籍中涉及穹庐的记载非常广泛，涉及如匈奴[13]、乌孙、乌桓、鲜卑、柔然、突厥、契丹、吐谷浑、高车等诸多北方少数民族。如匈奴以“广野为闾里，以穹庐为家室”[14]，匈奴“父子乃同穹庐而卧”[15]，乌桓“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舍，东开向日”[16]，柔然“编发左衽……土气早寒，所居为穹庐毡帐”[17]；吐谷浑“虽有城郭而不居，恒处穹庐，随水草畜牧”[18]；高车“穹庐前丛坐，饮宴终日”[19]，突厥“被发左衽，穹庐毡帐，随水草迁徙，以畜牧射猎为务”[20]等等，不绝于书。上述记载虽然多流于一般性概括，但亦可见穹庐的几点特征：
第一，这种穹庐主要是木架构的，如“匈奴西边诸侯作穹庐及车，皆仰此山材木，且先父地，不敢失也”[21]；第二，其上一般覆以毛毡，如乌孙“穹庐为室兮旃为墙”[22]，契丹“穹庐连属如冈阜，四面亘以毛索，挂铃为警，纵犬往来”[23]；第三，此种穹庐有门，且多向东方开门（“东开向日”）；第四，其基本形状为圆形，《汉书》颜师古注解说得很清楚，“穹庐，旃帐也，其形穹隆，故曰穹庐”，又《南齐书·魏虏传》言鲜卑的毡帐“形制平圆”[24]；第五，穹庐不仅是北方少数民族的日常居住方式，亦是军营和宴饮集会主要场所（“穹庐前丛坐，饮宴终日”）。
汉唐以来，汉地史家对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帐篷颇为熟悉。大体在魏晋时期，毡帐也传入黄河流域的农耕民族中，并经一定的改造，如《南齐书》将“百子帐”描述为“以绳相交络，纽木枝枨，覆以青缯，形制平圆”，下容百人坐，谓之为“伞”[25]，提示出中原地区汉人曾以青缯（即丝）代替了毛毡。除了模仿外，汉人大概亦可透过以下两个途径获得穹庐成品，一是“战利品”，如《后汉书》载“夔自击其左，令鲜卑攻其右，虏遂败走，追斩千余级，杀其名王六人，获穹庐”[26]；二是北方游牧民族向中原王朝的“贡品”，如后文述及吐蕃献拂庐的记载。
较之“穹庐”，史籍中的“拂庐”一词使用则并不普遍，最早似见于《通典》对吐蕃的描述：
其君长或在跋布川，或居逻娑川，有小城而不居。坐大帐，张大拂庐，其下可容数百人。兵卫极严，而衙府甚狭。俗养牛羊，取奶酪供食，兼取毛为褐而衣焉。不食驴马肉，以麦为麨[27]。
其后，新旧唐书有关吐蕃的描述也大体与此接近：
其人或随畜牧而不常厥居，然颇有城郭。其国都城号为逻些城。屋皆平头，高者至数十尺。贵人处于大毡帐，名为拂庐[28]。
其赞普居跋布川，或逻娑川，有城郭庐舍不肯处，联毳帐以居，号大拂庐，容数百人。其卫候严，而牙甚隘。部人处小拂庐，多老寿至百余岁者。衣率毡韦，以赭涂面为好[29]。
另，《旧唐书》还记载吐蕃向唐朝献拂庐一事：
辛未，吐蕃使人献马百匹及大拂庐可高五丈，广袤各二十七步[30]。
上述几条史料在关于郭里木棺板画的研究中，亦被学者广泛应用，但多数学者均认为此郭里木木版画中的帐篷就是两唐书所记载的“拂庐”，笔者认为这是错误的。
首先，如前文所述中国古代史籍中的“穹庐”是圆形的，但上述三条记载中，吐蕃“拂庐”显然是方形的，如《旧唐书·高宗纪上》为描述吐蕃进贡的“大拂庐”之大，用了“高五丈，广袤各二十七步”的定量描述，这显然描述的不是一种圆形帐篷，而更应该是一种方形帐篷。再者，如果以时代先后检索有关史料则会发现，史料中“拂庐”一词出现甚晚，大体在唐以前，仅有“穹庐”，而无“拂庐”之说，且拂庐甫一出现就专指吐蕃的毡帐。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变化。为何汉地史家弃沿袭几百年的“穹庐”而代之以“拂庐”呢？更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新唐书》中，“穹庐”一词并未废止，而继续被用来描述突厥等北方少数民族的毡帐，这足以表明在当时史家心目中，“穹庐”和“拂庐”是有区别的。五代宋以降，史籍中有关“拂庐”的记载仍远不如“穹庐”普遍，即便有者，也为沿袭两唐书关于吐蕃的记载，或仅为文学性修辞，泛指毡帐。
笔者认为“拂庐”的出现，需要从语言学上加以考虑，实际上著名藏学家王尧先生早已注意到，“拂庐”就是唐人对于西藏“氆氇”的音译。为完整理解，兹引述如下：
牛毛也用来织成粗糙的料子，用以制帐篷住人，称为sbra，就是人们常说的黑色牦牛毛所织的帐篷。在公元823年立于拉萨的《唐蕃会盟碑》上就曾有“sbra”一词作为逻（拉萨）东郊的地名出现过。碑上的文字是sbra-stod-tshal，意思“是上部帐篷园”。用牛、羊毛混合，或专用羊毛织出来的料子叫做phru，汉语准确地译为“氆氇”。这一词又作为专门术语被引进西方主要语言。这种纺织品代表了当时吐蕃人的纺织技术水平。把整幅的氆氇联结起来，每一幅大约在三十到四十公分左右，做成毡帐。唐人称之为“拂庐”，实际上还是phru的音译[31]。
此外，有关古代毡帐，尚有“百子帐”的说法，如宋人蔡绦曾言“百子帐者，北之穹庐也，今俗谓之毡帐”[32]。吴玉贵先生在讨论白居易的毡帐诗的时候亦注意到宋人程大昌（1123—1195年）认为唐人婚礼用的百子帐“本出塞外，特穹庐、拂庐之具体而微者”，并仔细地描述了其结构乃“柳为圈，以相连锁，可张可阖，为其圈之多也，故以百子总之，亦非真有百圈也。其施张既成，大抵如今尖顶圆亭子，而用青毡通冒四隅上下，便于移置耳”。很明显，程大昌此处描述的正是蒙古包形式的“穹庐”，亦非“拂庐”。
总结上述讨论可知，大体在隋唐以前，史书有关北方游牧的民族记载中，凡涉及帐篷者，大都使用了“穹庐”一词，以泛指以匈奴、突厥等为代表的北方民族使用的圆形帐篷（蒙古包）。从形制和技术特征而言，这种穹庐和前文述及的民族志中的蒙古包基本一致，可归入欧亚大陆的蒙古包传统。隋唐以来，随汉地与吐蕃联系渐深，汉文史料中普遍以“拂庐”一词专指吐蕃的毡帐，其结构和形制也基本接近民族志中的波斯西藏的黑帐篷类型。检视郭里木棺棺板画所绘的3顶帐篷图像，均为圆形，此无疑属于“穹庐”，而不应该是“拂庐”。引用吐蕃史料去解释棺板画并不恰当，这更多反映出研究者先入为主的“族属预设”和史料采择的“倾向性”。
四、考古资料所见的毡帐类型及主题
尽管旧石器时代已经有了某些类似帐篷的居住遗迹雏形，但不少学者认为从物质文化研究角度而言，最好将帐篷定义为“一种由可移动的覆盖物和制成结构组成的，可以随时组装为一种复合式建筑形式的装配式结构”[33]。按此界定，以考古学的方法研究帐篷面临诸多挑战，如柴尔德就曾经悲观指出，“游牧人群很难留下可供考古学家辨认的线索，他们使用皮质或竹木容器而不是陶器，居住在活动的帐篷中而不是那些可以通过发掘可以发现的木结构或砖石墙的居所里，竹编和皮质容器当然不会留下来，帐篷更可能连个柱印也留不下来”[34]。但随着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进展，中外考古学家已经逐渐建立起一套识别帐篷基址的营地遗址（Campsite）的调查和研究方法[35]，这对于从考古学角度研究游牧人历史增加了新的途径。概言之，从考古学角度研究古代帐篷不外有两个途径：地表或发掘出土的帐篷营地基址、考古出土物中的帐篷图像和实物模型。
目前世界考古学家有关帐篷的起源仍未取得一致意见。尽管现今中东的贝都因[36]、西藏游牧民都是黑帐篷的主要使用者，但关于其起源尚属未知[37]。有学者认为黑帐篷可能在公元前4000—3000年产生于美索不达米亚的早期畜牧部落中[38]，克瑞比（Cribb）等依据民族志材料对比和发现的地面石圈以及陶器，更认为近东Tepe Tula’s遗址暴露地表的长方形石圈乃是帐篷营地遗址，而其年代则可依据陶器类型断代在公元前6200年[39]，这堪称考古记录中最早的帐篷记录。有学者认为近东黎凡特地区的Giv’ot Reved遗址地表的长方形石圈为黑帐篷基址，年代在2—3世纪[40]。俄罗斯考古学家库兹敏那（Kuzmina）更提出大体在公元前1200—公元前900年间欧亚草原的青铜时代已经出现了轻型宜携的原始帐篷[41]。
在图像材料方面，目前所掌握的证据均为框架帐篷。最早的图像证据来自岩画，如在蒙古草原[42]以及中国境内的内蒙古桌子山召烧沟、巴丹吉林曼德拉山、蒙古阴山[43]都发现过帐篷形象的岩画。2004年美国考古学家斯特罗纳科（David Stronach）撰文介绍了目前考古记录中两则年代较早的帐篷图像材料[44]。一件为1983年在伊朗阿坦（Arjan）墓葬中出土的一件刻纹铜碗[45]，表现国王坐于帐前饮酒的场面（图3：1），其年代被定为公元前700—公元前600年，为表达帐篷内的场景，采取了只表达帐篷框架的做法。另外该作者还举出一幅断代在公元前1世纪萨马尔泰文化墓葬壁画中所绘帐篷图像（图3：2）[46]。上述两个较早的图像材料都准确无误地描绘出早期的圆形框架帐篷。这是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帐篷图像，足以表明在公元前第一千纪的欧亚畜牧部落中无疑有帐篷建筑。
图3：1，阿坦遗址刻纹铜碗
公元前第一千纪以来，随着游牧族群的在欧亚历史舞台上愈发活跃，与中外文献中关于穹庐的记载相若，考古出土材料中有关穹庐图像及实物材料亦渐增。实物资料方面，以笔者所及，大体有3类：第一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墓葬中随葬的陶毡帐模型[47]；第二为丝路沿线发现的负载帐篷支架的骆驼俑[48]，颇值得注意的是，在郭里木M1棺版画图像中亦有一负载物品的骆驼形象，其驮载之团装物品应为篷毡，其下有两条栅格长条状物为帐篷的框架，这和隋唐时期常见的骆驼俑几乎别无二致；第三为中亚粟特的盛骨瓮（Ossuary）[49]。关于帐篷的图像资料方面，中国北方地区出土考古材料中为数不少，大体有如下几类：
第一，魏晋时期河西地区及北魏平城一带的壁画墓。
图3：2，萨马尔泰文化墓葬壁画
甘肃嘉峪关西晋壁画墓[50] M3绘有穹庐的画面有3处，一处绘并列穹庐二，左一人躺卧，右一人踞蹲正在煮食，皆赭衣髯发，报告认为当为河西鲜卑；同墓前室南壁M3：08绘有屯营场面，中央为一大帐，大帐周围绕以小帐三重，帐外戟盾林立；另外M3：025的画面上亦有两圆形帐篷，内各有一人，形制与上同。与之几乎相同的穹庐图像见于甘肃酒泉西沟村魏晋墓M7，M7前室南壁的墓砖亦绘有两个并列的穹庐，亦为圆顶弧形门口，帐内有炊器[51]。山西大同沙岭北魏墓南壁西部第四行以及第五行绘有圆形帐篷共5顶，与现今的蒙古包别无二致，顶部似还可开合，长方形的门框亦清晰可辨[52]。
第二，北朝隋唐时期的粟特石棺屏风画像。
近年中国出土的有关粟特石棺屏风雕刻中，亦可见帐篷形象，帐篷的有无常被视为墓主“汉化程度”的标志[53]。如北周的安伽墓棺床共绘有圆形帐篷3顶（左3上、正五下、右2上）[54]，均以黑彩绘出“虎皮纹”，门楣一周及门框涂彩，门内有帷幔，地面铺红色黑花地毯，帐篷内跽坐2～3人，其中右侧屏风第2副顶部装饰较前二者复杂。另外，日本Miho美术馆收藏北齐石棺床原编号E（荣新江重新排列的后屏1号板）、原编号C板上均有圆形帐篷图像，整体轮廓线条近直[55]，（荣新江将此称为“突厥式帐篷”），E板被认为是萨宝夫妇宴饮图，是Miho所藏石屏的中心画像，但实际上E板上穹庐与C板的穹庐差别较大，而与安伽墓所见穹庐相近。
第三，敦煌壁画。
如西千佛洞北魏第10窟、中唐第231窟、五代第61窟、盛唐第445窟、第148窟、晚唐第156窟，都为圆形穹顶，开方门，可见内壁交叉之骨架，第56窟还绘出了顶部的车辐[56]。
从形态而言，上述列举的帐篷图像无一例外都属于圆形的框架式帐篷类型，郭里木棺板画中所见的帐篷都也同属此一传统。但就图像具体细节而言，仍存在不容忽视的差别，这可能反映了同一帐篷类型下的次系统差别。如河西地区的几例帐篷图像都极为简略，帐篷较矮小，门口宽大，外部轮廓线呈弧形，且呈弓形，这很可能是“拱形框架”帐篷，即其支撑结构可能系以具有柔性的木条弯折汇聚搭建而成，与典型的交叉木条的蒙古包稍有差别。再如郭里木的帐篷顶部的喇叭状凸起较为特别，类似例子仅见于敦煌壁画。萧默先生认为敦煌壁画里的此类形象为草庵，但郭里木帐篷设有门帘，可以卷起收放，且饰连珠纹，这表明此类帐篷的篷毡显然是纺织品。大同地区的壁画墓中所见帐篷表现得较为精细，则已经具备典型的蒙古包样式，其中可见内部的交叉框架以及顶部的圆凸。
从帐篷表达的主题来看，也较为复杂，如河西地区涉及军事、劳作等生活场景，粟特棺床上的帐篷图像则多表现商旅宴饮场。较之上述主题，郭里木的帐篷所表达的场景则相对复杂得多，兹予以简单讨论。
郭里木木板画1号墓木棺AB两侧板各绘有四个帐篷图像；2号墓木棺2侧板亦各绘1个帐篷图像。这6个帐篷依据位置、形态、情节等可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居于棺板画末端的大帐篷，共有5个（即1号墓A板低帮处的2个、B板高帮处的1个、2号墓两个侧板的2个），形制基本相同，处于大部分画面叙事的“中心”部分，除了一个帐篷被前面的挡住外，其余两个的门口都可见帐内坐人，门口立有侍卫，帐篷的装饰也较为简单，除了描绘门框镶边外，基本留白，从画面所反映的内容来看都应为与葬仪有关的宴饮场面[57]。
第二类，居于B板低帮处的小帐篷（即罗世平所言的B板的第一组画面）[58]，据相关描述及线图，此帐篷式样与宴饮场面中的大帐篷基本一致。但不同的是，此帐周围的人物活动场面与哀悼死者有关，且据罗世平先生观察，帐内可能陈有死者棺具的可能性很大，其主题为“灵帐举哀”。这在以往墓葬美术题材中较为罕见，使笔者不由联想到粟特“哀悼死者”的主题。
按照萨珊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的教义，葬礼不允许有哀悼仪式也不能遮盖死者身体[59]，但不少学者都注意到在中亚粟特人的葬仪风俗却多少与琐罗亚斯德教有违背之处，其中“哀悼死者（cult of lamentation）”即为突出一例[60]。此类哀悼题材在中亚地区的考古发现中常有发现，此仅以笔者所及，兹举三则。
1.乌兹别克斯坦花剌子模托克卡拉（Tok-kala）曾出土一具帐篷形盛骨瓮。此件器物曾为研究粟特的学者广为引用[61]，其盖呈穹顶形，且在一侧绘出门口，应该是在表现毡帐，并有数人立于门外，单手或双手触头，其身份应为哭丧者。瓮身绘有置于长形棺床上的死者，以白布遮身，周围亦有数人做哀悼状，苏联考古学家将之命名为“默哀图”（Scene of Mouming）。
2.著名的塔吉克斯坦片治肯特2号神庙壁画中的哀悼图。此壁画描绘了一大型穹顶建筑下，横置一带花冠的尸体，一侧有3人手及头顶做哀悼状，图像下方亦有多人割耳剺面的哀悼图像[62]。
3.土库曼斯坦木鹿地区的Giaur-Kala遗址出土的一件陶瓶，上亦绘出了类似的哀悼图[63]。陶瓶器身有彩绘图案分为三个场景：夫妇对饮、马上射猎和哀悼死者，其中死者身体亦为白布遮盖，仅留头部，尸体一侧有2人抚尸做哀悼状。
上述三例图像材料与郭里木棺板画中B板中的“灵帐举哀”的相似性是颇值关注。饶有兴味的是，据罗世平先生观察，B板小帐上面尚覆有“连珠纹”织物，如同霍巍先生所指出，郭里木棺板画反映出了诸多中亚粟特艺术的影响[64]，如骑射狩猎、商队出行、帐外宴饮乐舞、帐内主人宴饮等主题，而棺板画中那匹负载着毡帐的骆驼也指示出明显的中亚传统。这一方面显示出郭里木棺板画题材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亦可成为笔者将郭里木“灵帐举哀”与粟特的“哀悼死者”主题并置讨论的依据。或许，郭里木棺板画所表达葬仪不排除受到某些中亚祆教的影响。
五、结语
结合民族志资料与文献，笔者认为青海郭里木棺板画中的帐篷图像乃属于欧亚大陆最为普遍的圆形帐篷（Yurt），即汉文史料中的“穹庐”，而非“拂庐”。“拂庐”一词大体在唐代兴起，乃是对藏语的音译，且专指吐蕃毡帐，其构造基本类似流行于中东以及古代波斯南部的“黑帐篷”，与“穹庐”区别较大。目前考古资料中累积的有关“穹庐”的材料十分丰富，郭里木棺板画中帐篷与之相若，属于一个大的传统。尽管黑帐篷亦流行广泛，也必有其深远传统，但限于材料，目前有关其起源尚不了解。
有关郭里木木板画的族属问题，既有研究者意见不同，大致可归纳为“吐谷浑说”、“吐蕃说”、“苏毗说”、“吐蕃占领下的吐谷浑说”等几种不同的意见，根据树轮年代学建立的序列，郭里木乡夏塔图4座墓葬的年代范围大致在757—785年之间[65]，已在吐蕃占领吐谷浑之后（636年）。所以一些学者所提倡将其归属于“吐蕃属”的概念之中最为恰当，棺板画主人的族源当是吐谷浑人（即受到吐蕃文化影响、受吐蕃管辖而保持吐谷浑特点）。从帐篷图像可见，虽然政治上受到吐蕃管辖，丧葬文化也大受本教仪轨的影响，但当地民族长久以来的居住传统并没有改变，而是与鲜卑一样使用的是在中国北方乃至欧亚草原已有很长历史传统的圆形蒙古包，而并非吐蕃本土流行的黑帐篷。并且，从与帐篷相关的“哀悼主题”，亦可见中亚一带的影响。笔者相信，随着资料的进一步详尽披露，郭里木棺板画的解释远未终结。
2011年
Abstract
According to ethnographic material and concerned literature, the article believes that the tent image drawn on the coffin boards found at Golmud Township, Qinghai Province, belongs to the most ordinary yurt on the Eurasia, and it is the “yurt” （Qionglu） in Chinese historical materials, not “Tubo tent” （Fulu）. Fulu, the Chinese transliteration of Tibetan word “tent”, refers in particular to the Tubo yurt, the type of which belongs to the Black Tent popular in the Middle East and ancient south Persia, great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Qionglu. There are abundant materials about Qionglu in accumulated archaeological data which could provide interesting material for comparison with the tent tradition drawn on the coffin boards found at Golmud. In addition, the theme of the drawings on the boards—Memorial Activities at the Mourning Tent—is similar to the “mourning” theme in Sogdian art.
注释
[1]许新国：《郭里木吐蕃墓葬棺板画研究》，《中国藏学》2005年第1期；许新国：《试论夏塔图吐蕃棺板画的源流》，《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第33卷第1期，2007年；霍巍：《青海出土吐蕃木棺板画的初步观察与研究》，《西藏研究》2007年第2期；霍巍：《西域风格与唐风染化：中古时期吐蕃与粟特人的棺板装饰传统试析》，《敦煌学辑刊》2007年第1期；程起骏：《棺板彩画：吐谷浑人的社会图景》，《中国国家地理》2006年第3辑；罗世平：《棺板彩画：吐蕃人的生活画卷》，《中国国家地理》2006年第3辑；罗世平：《天堂喜宴——青海海西州郭里木吐蕃棺板画笺证》，《文物》2006年第7期；林梅村：《棺板彩画：苏毗人的风俗图卷》，《中国国家地理》2006年第3辑；李永宪：《略论吐蕃的“赭面”习俗》，《藏学学刊》（第3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李永宪：《再论吐蕃的“赭面”习俗》，《国立政治大学民族学报》2006年第25期；仝涛：《木棺装饰传统——中世纪早期鲜卑文化的一个要素》，《藏学学刊》（第3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马冬：《考古发现所见吐蕃射猎运动——以郭里木吐蕃棺板画为对象》，《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25卷第6期。公布资料最齐全的研究参见仝涛的英文论文：Tong Tao and Patrick Wertmann. The Coffin, Paintings of Tubo Period from the Northern Tibetan Plateau, in M. Wagner/W. Wang （ed.），Bridging Eurasia. Archaeology China 1. Mainz: verlag Philipp von Zabem. 2010. pp.187-213.
[2]吴玉贵：《白居易“毡帐诗”与唐朝社会的胡风》，荣新江：《唐研究》（第5卷）第401～42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3]葛承雍：《丝路商队驼载“穹庐”、“毡帐”辨析》，《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第3期。
[4]T. Faegre. Tents: Architecture of the Nomads,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79; P. A Andrews, Nomad Tent Types in the Middle East （Tubinger Atlas des Vorderen Orients （TAVO） Beiheft 74），Tubinger; Dr Ludwig Reichert Verlag, 1997. 后者是目前所见有关帐篷民族志研究的最权威的著作，作者调查研究世界各地的帐篷多年，目前出版的第一、二卷专门处理中东地区的框架形帐篷，划分出了多达56个次级类型，第三、四卷将专门研究黑帐篷。
[5]T. Faegre. Tents: Architecture of the Nomads, Newyork: Anchor Books, 1979. pp.6-8.
[6]Andrews最近提倡以“框架式（Framed Tent）”帐篷代替Yurt的类型，因为在他看来，从突厥语演变而来的Yurt实际并非指帐篷，而仅有“边界”之意。由于本文不涉及更广泛的分类，为简明起见，仍采用习惯的统称，即蒙古包（Yurt）和黑帐篷（Black Tent）。
[7]A. Manderscheid. The Black Tent in Its Easternmost Distribution: the Case of the Tibetan Plateau, Mounta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VoL 21:2. 2001.
[8]孙大章：《中国民居研究》第193～196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年。
[9]新疆土木建筑学会：《新疆民居》第185～189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5年。
[10]T. Faegre. Tents: Architecture of the Nomads. pp.13-15.
[11]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民族》第113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9年。
[12]吴玉贵：《白居易“毡帐诗”与唐朝社会的胡风》第40l、420页。
[13]有关匈奴穹庐的讨论，参见江上波夫：《匈奴の居住》，《匈奴の社会生活》，《江上波夫社会文化史论集》第3册第143～173页，株式会社山川出版社，1999年。江上波夫认为匈奴穹庐车帐一体，以牛牵引移动，此可能仅为其中之一种。
[14]桓宽著，王刑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卷7 《备胡篇》第453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83年。
[15]《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900页，中华书局，1982年。
[16]《后汉书》卷90《乌桓鲜卑列传》第2979页，中华书局，1965年。
[17]《南齐书》卷59《芮芮虏》第1023页，中华书局，1972年。
[18]《魏书》卷101《吐谷浑传》第2240页，中华书局，1974年。
[19]《魏书》卷103《高车》第2318页，中华书局，1974年。
[20]《周书》卷50《突厥》第909页，中华书局，1971年。
[21]《汉书》卷94 《匈奴列传》第3810页，中华书局，1962年。
[22]《汉书》卷96下《乌孙国》第3903页。
[23]《新五代史》卷33 《张敬达》第361页，中华书局，1974年。
[24]《南齐书》卷57《魏虏》第361页，中华书局，1974年。
[25]《南齐书》卷57《魏虏》第1003页。
[26]《后汉书》卷19 《耿弇传》第719页。
[27]《通典》卷190 《边防六·吐蕃》第5171页，中华书局，1988年。
[28]《旧唐书》卷196《吐蕃传上》第5220页，中华书局，1975年。
[29]《新唐书》卷216《吐蕃传上》第5220页，中华书局，1975年。
[30]《旧唐书》卷4《高宗纪上》第73页，中华书局，1975年。
[31]王尧：《吐蕃饮馔服饰考》，《西藏文史考信集》第277～292页，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
[32]蔡绦撰，冯惠民、沈锡麟点校：《铁围山丛谈》卷2第30页，中华书局，1983年。
[33]R. Cribb. Nomads in Archae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34]V. C. Childe. Man Makes Himself, London: Watts and Co., 1941. p.81.
[35]R Cribble. Nomads in Archae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S. A. Rosen, Nomads in Archaeology: A Response to Finkelstein and Perevolotsky,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chools of Oriental Research, No. 287, 1992. pp. 75-85; S. A. Rosen, Notes on the Origins of Pastoral Nomadism: A Case Study from the Negev and Sinai,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 29: 3, 1988. pp. 498-506; S. A. Rosen. A Roma Period Tent Camp in the Negev, lsare, Journal of Field Archaeology, VoL 20, 1993. pp.441-451.
[36]B. A Saidel. The Bedouin Tent: an Ethno-archaeological Portal to Antiquity or a Modern Construct? The Archaeology of Mobility: Old World and New World Nomadism, Los Angeles: Costen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mia Press, 2008. pp. 465-486.
[37]此一问题又牵涉西藏牦牛驯养的历史。目前整个青藏高原为数不多的考古材料中，仅有曲贡遗址的动物遗存识别出牦牛，青海诺木洪的塔里他里哈遗址曾出土一件牦牛陶塑。牦牛与青藏高原早期人类活动历史的关系十分密切，参见：D. Rhode. Yaks, yak Dung, and prehistoric human habitation of the Tibetan Plateau, [Late Quaternary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Adaptation in Arid China]. pp. 205-224；傅罗文等：《甘青地区家养动物的来源》，《考古》2009年第8期。另，王明珂指出宁夏博物馆所藏一件铜牌饰为牦牛形象，参见：王明珂著《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民》第175～176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9年。
[38]T. Faegre. Tents: Architecture of the Normads. p.9.
[39]R. Cribb. Nomads in Archae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40]S. A. Rosen and G. A. Goodfriend. An Early Date for Gaza Ware from Northern Negve, Palestine Exploration Quarterly, Vol. 25, 1993. pp. 143-148.
[41]E. E. Kuzmina. Prehistory of the Silk Road,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8. p.65; P. L Kohl, The Making of Bronze Age Eurasi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64-166.
[42][俄]B. B. 沃尔科夫著，王博、吴妍春译：《蒙古鹿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43]盖山林：《阴山岩画》第382页，文物出版社，1986年。
[44]D. Stronach. On the Antiquity of the Yurt: Evidence from Arjan and Elsewhere, the Silk Road, Vol.2: 1. 2004.
[45]J. Alvarez-Mon, Imago-Mundi. Cosmological and ldeological Aspects of the Arjan, Bowl, Iranica Antiqua, Vol. 39, 2004. pp. 203-237.
[46]M. Rostovtzeff, Iranians & Greeks in South Russi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2. p.160.
[47]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雁北师院北魏墓群》第66～68页、第165页，文物出版社，2008年。文章认为此墓所出者为时代最早的帐房实物模型。
[48]葛承雍：《丝路商队驼载“穹庐”、“毡帐”辨析》，《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第3期。
[49]这类盛骨瓮在中亚河中地区有大量发现，形状有方形、圆形两类。一般认为，盛骨瓮之形状是模仿亡者住所之形状，因而方型盛骨瓮表示死者定居之家屋，椭圆型盛骨瓮则表示游牧民的毡帐。参见龚方震、晏可佳：《祆教史》第157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
[50]甘肃省文物队等：《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第68页，图版76：1，图版86：1，文物出版社，1985年。
[51]甘肃省文物队等：《甘肃酒泉西沟村魏晋墓发掘报告》，《文物》1996年第7期。
[52]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10期。
[53]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安北周安伽墓》第90～91页，文物出版社，2003年。
[54]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安北周安伽墓》第25页，文物出版社，2003年。文中将正面屏风第一幅、第4幅中的方形人字顶建筑称为帐篷，这是不妥的，其更可能为围帐。
[55]荣新江：《Miho美术馆粟特石棺屏风的图像及组合》，《艺术史研究》第4辑第199～221页，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
[56]萧默：《敦煌建筑研究》第202～207页，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不过萧默先生认为前三例是“草庵”，后三例才是穹庐。
[57]霍巍：《青海出土吐蕃木棺板画的初步观察与研究》，《西藏研究》 2007年第2期。
[58]此帐篷从《中国国家地理》发表的照片中极难辨认，本文仅据罗世平公布的线图。但程起俊则在同期《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的文章中描述，“在棺板右侧中心有一巨大灵柩，棺盖上饰连珠宝带，棺前挡板上绘有熊熊燃烧的火焰”。由此可见在郭里木棺板画研究上，对原始资料的判读上可能依然存在较多问题。而随着罗世平文章中的清晰的线描图公布以后，多数讨论均以此为据，但这个线图是否完全准确，实值得进一步观察。
[59]林悟殊：《火祆教的葬俗及其在古代中亚的遗痕》，《西北民族研究》 1990年第1期。
[60]B. L Marahak and M N. Negmatov, Sogdiana, in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Volume III （edited by B. A. Litvinsky,Zhang Cuang-da and R. Shabani Samghabadi），Paris: UNESCO, 1996. p.253; R. N. Frye, The Heritage of Central Asia: from Antiquity to the Turkish Exapansion, Princeton: Markus Wiener Pulishers, 1995. pp. 190.
[61]G. Frumkin, Archaeology in Soviet Central Asia, Leiden: E. J Brill, 1970. p.101; B. I. MalBhak and N. N. Neg-matov, Sogdiana,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Volume III （edited by B. Litvinsky, Zhang Guang-da and R. Shabani Samghabadi），Paris: UNESCO, 1996. p.209, p.219, Fig.l, Fig.14.
[62]G. Frumkin. Archaeology in Soviet Central Asia. p.73.
[63]G. Frumkin. Archaeology in Soviet Central Asia. p.149
[64]霍巍：《西域风格与唐风染化：中古时期吐蕃与粟特人的棺板装饰传统试析》，《敦煌学辑刊》2007年第1期。
[65]肖永明：《树木年轮在青海西部地区吐谷浑与吐蕃墓葬研究中的应用》，《青海民族研究》2008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