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发现于滇西北的藏文石碑——格子石碑
一块发现于滇西北的藏文石碑——格子石碑
冯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在云南省西北部金沙江西岸丽江纳西族自治县东距县城100多公里的地方有个格子村，1980年以来，在格子河与金沙江汇流处发掘出石棺葬考古文化——格子文化遗址，它同发掘于滇西北迪庆藏族自治州和丽江县境内的其他石棺葬遗址一样，对于滇、川、藏三省区接合部古代历史特别是先秦以来的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史料。1992年，又在格子村发现了一块藏文石碑，这块碑碑身高1.58米，宽0.76米，石碑由藏文碑文、“臣服图”、碑饰及动物图等几部分组成。该碑是当地村民修路时发掘的，现已收藏于丽江县博物馆。格子藏文石碑是吐蕃时代的立碑，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但碑身基本完好，此碑三面无字，正面的藏文隐约可认，图饰比较清楚。藏文与“臣服图”将碑的上部图饰和下部动物图明显隔开，隔开的上下地方刻有两条横线，使碑一目了然而成三个层次，即上部碑顶花边图饰、中间藏文碑文和“臣服图”、下部动物图案。碑图的不同层次内容如动物图（马与老虎、老虎与狮子、狮子与花）之间虽无明显横线，但层次清晰，构图次第分明，线条粗犷有力。纵观碑身，碑图约占3/4以上，而碑文却只有5行，共60字。本文试就这块藏文石碑作一肤浅研究，以为引玉之砖，求教于方家惠证。
一、与格子石碑相关的历史背景
在考察格子藏文石碑的同时，应与格子古代石棺墓——格子文化遗址联系起来加以研究。从格子遗址出土的铜矛、铜短剑、镞、刃、铜镜、陶器、海贝等文物看，滇西北金沙江流域自远古时代起就有土著人类活动。事实上，这已为大量的其他考古发掘及其研究所证实，如在丽江县南部木家桥发掘的距今5—10万年前的“丽江人”古人类化石[1]，在剑川海门口、维西戈登村发掘的新石器遗址，以及发现于滇川交界处距今2000—3000年的泸沽湖人古文化等等[2]。格子文化遗址周围还发掘了大量的石棺葬古文化群，如丽江城北的大具遗址、城西的马鞍山遗址、格子以南金沙江边的红岩遗址、格子西北的中甸尼西，德钦石底、水芝、纳古等今迪庆州境内的石棺葬，并与康南石棺葬古文化连成一片。据有关研究表明，滇西北的这些石棺葬反映了多种文化在这里的交汇与融合，甘青北方草原文化、中原文化及东南亚文化曾经在此汇集、结合，同当地土著文化发生碰撞，在这种交汇或碰撞之中，金沙江格子等处为“中心地带”。像纳古等遗址出土的“触角式”剑和曲柄青铜短剑具有北方草原文化的特征，而屈肢葬同时也大量见于西北[3]。具有甘青地区齐家文化特点的是见于德钦永芝石棺墓出土的“安佛拉”式双耳罐、弧背刀等，并同于四川茂汶石板墓所出。但像有花蒂形格的铜剑及类似的器物，则见于云南省内的青铜文化遗址，亦见于茂汶、甘孜地区。从公元前12世纪末至公元前2世纪，滇西地区由“昆明”人形成的古代民族已普遍进入较发达的青铜时代，滇西地区“昆明”文化象征的山字形格青铜剑等随葬品也大量发现于格子、石底、永芝等石棺葬中[4]，而格子、尼西、石底等文化遗址中的海贝等物却是来自于南方海南等地区。格子等诸文化遗址正是自古以来各种民族文化在金沙江滇西北地区相互交合的历史反映，而格子藏文石碑的发现又进一步证明了这种反映。
该碑是距今1300多年的历史遗物。经在云南和送北京有关专家鉴定，确定为吐蕃时代的古碑。碑文中有古藏文“myi”（即“人”），“stsald”（即“赐”）、“ccn”（即“大”）等写法，此外有“论”（blon）、“赞普”（btsan-po）、“铜告身”（zang）、“金告身”（gserchcn-po）、“大藏”（gtsang-cen）等吐蕃王朝职官制度的用语。藏文的写体完全同于敦煌吐蕃历史文书的藏文写体，加上含有吐蕃王朝的这些专门用语，完全证明此碑是吐蕃王朝时代的产物。正如吐蕃神川铁桥遗址一样，这块格子古碑也是当时吐蕃经营南诏、远交唐朝的又一历史见证。
公元七世纪初，吐蕃王朝在青藏高原崛起，从而在西部成为同唐朝相对峙的强大王国。吐蕃在保持自身地方政权的存在与强盛，加强同唐王朝之间进行经济文化友好往来的同时，在河西走廊、西川、西南地区的今迪庆高原及其广大滇西北地区同唐王朝发生了持久的军事冲突。在云南，由于南诏地方政权的兴起，就使得滇西北成为唐、吐蕃、南诏三强角逐之地。吐蕃以铁桥之险、神川之要、盐池之利，锐意经营滇西北广大地区。
贞观八至十二年（634—638年）之间，吐蕃“进兵攻破党项及白兰诸羌，率其众二十余万，顿于松州西境（今四川松潘县）”[5]。至公元664年，吐蕃势力已进入西洱河地区（今云南洱海）。仪凤三年（678年），悉若多布任大相时，率兵攻打西洱河，“由是西洱河诸蛮皆降吐蕃”[6]。约于此时，吐蕃架铁桥于金沙江之上，即神川铁桥。调露二年（680年），吐蕃置神川都督于神川铁桥[7]。神川铁桥位于今丽江县塔城与迪庆州中甸县五境之间，神州铁桥是吐蕃军队进攻西川、洱海区域的指挥中心，处于交通要道和易守难攻的战略要地。吐蕃设置神川都督之时，实际上已占据着今滇西北维西、丽江、剑川一带，而今迪庆藏区已为吐蕃统一。同时，吐蕃已接“凉、松、茂、嶲等州”[8]。到赞普墀都松时便率兵再度南出松州诸州，约在公元682年，吐蕃攻陷藏东“道孚城堡”。701年，此赞普亲自“引兵至松州、洮州”，形成对南诏强大的侧面包围。及至兔年（长安三年，公元703年），“夏，赞普驻于林之倭儿甲”“冬，赞普赴南诏，攻克之”[9]。此次赞普对南诏的亲征，是因为永昌元年（689年）原归附吐蕃的25个部落叛离[10]，吐蕃“攻下其地”后，“赞普又推行政令及于南诏，使白蛮来贡赋税，收黑蛮于治下”[11]，并于漾濞江上建造铁索桥，以翻越苍山，出其不意攻占大理。由于吐蕃占据洱海地区，“姚州（今云南姚安）群蛮”也附于吐蕃[12]。
吐蕃对云南的军事行动，引起了唐朝的震动。武德七年（624年），唐朝命韦仁寿“将兵五百人至西洱河，周历数千里，蛮夷豪帅皆望风归附”[13]。永徽二至三年（651至652年），赵孝祖大破大、小勃弄，“西南蛮遂定”[14]。唐神龙元年（705年），唐将李知古既攻占洱海以北的邆赕诏诸地，之后，唐朝又命唐九征进兵西洱河，毁掉吐蕃建在漾濞水上的铁索桥及当地城堡，并立铁柱以纪功[15]。唐朝为了对抗吐蕃，在8世纪30年代，支持南诏（蒙舍诏）统一了六诏，到734—735年之间占领大理洱海，736年，南诏王阁罗凤与唐军一道“同破剑川”（洱海以北，今剑川），738年，南诏王皮罗阁被唐封为“云南王”。尽管如此，是时“剑川以北至金沙江，俱属吐蕃，故南诏亦不能不听命于吐蕃也”[16]。
南诏虽然在唐朝的支持下，向吐蕃作了几次抗击，但到玄宗时，由于唐朝推行民族压迫政策，鲜于仲通、李宓先后所率的唐军都遭惨败，导致了吐蕃与南诏的联合，不仅把唐朝势力排除出云南，而且也排除出了川西地区[17]。南诏的这种变化完全是由于杨国忠及云南太守张虔陀肆意胡为的结果[18]。天宝十年（751年），鲜于仲通兴师问罪，兵及南诏，阁罗凤引吐蕃兵大败唐军，“遂北臣吐蕃”，吐蕃封为“赞普钟”（即兄弟之国）。天宝十一年（752年），南诏又联合吐蕃神川都知兵马使论绮里徐，击败李宓所率唐军七万。翌年，安史之乱起，阁罗凤乘唐无力顾及云南之机，东破越析、西降寻传，将云南地区统一。
到贞元年间，南诏与吐蕃渐生裂纹，矛盾迭起。南诏王异牟寻于贞元九年（793年）致书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内称“四忍四难忍”，其中多次提到吐蕃支持浪人利罗式，有图谋取代南诏之意[19]，韦皋乘机多次拉拢南诏，以离间之计促使南诏与唐重归于好，南诏王再度受唐册封。在贞元十年（794年），南诏主动向吐蕃发动攻袭，大破吐蕃于神川，取铁桥等十六城，俘其五王，降其众十余万，从此基本解除了吐蕃的威胁。同时，唐朝在西南的政局也从此趋于平稳，实现了贞元三年（787年）李宓提出的“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使吐蕃自困”的战略方针。而吐蕃王朝却从此日落西山，全面势衰，至公元842年，吐蕃最后一代赞普朗达玛被杀，吐蕃王朝灭亡。
二、格子碑文译文与注释
格子藏文石碑碑文共5行60字：
“mtsho rum long la dag thog mc rgya vbangs las rgya rjc gian kyi rjcr myi rung nas btsan po lha sras la glo ba nyc stc blon skycs bzang la phyag Wshal nas pho tshed zang mang na gser chen po stsald long la dag gtsang ccn stsald pa las lo dgu bcu lon dc gu bvi mchar pa”
试译其字面意思大意为：
“措绒（地方）1龙腊塔2系由甲邦（汉氏部族）3中（曾）依附于甲节儿4然背（叛）于节儿5者。（后）忠信赞普天子，顶礼6论吉桑7，因其品位之铜告身8过多，而（晋）赐金告身。（后又）给龙腊塔赏赐藏坚9之官职。（他）年满九十去世”。
1.措绒（mtsho rum），意为“海湖内部”“海里”。此为一地名，当指西洱河地区（即今云南大理洱海），也就是南诏地方政权的代称。另一解释疑为指滇川交界处的泸沽湖一带，本文认为应是前者较为符合。南诏国本部在大理一带的洱海区域，自庄开滇，至汉武通西南夷，诸葛武侯平蛮时始受汉文化的影响。隋唐之际，土著大姓爨氏崛起，号称东西二爨乌蛮。七世纪后期，环洱海一带有由乌蛮贵族建立的六个乌蛮部落，即六诏：蒙嶲、越析、浪穹、邆赕、施浪、蒙舍六诏。其中蒙舍诏（又称南诏）居地最南，开元年间（713—741年）该诏第四世首领皮罗阁（728—748年在位）兼并其他五诏，迁都太和城（今大理州治），建立南诏国。在它最盛时期，辖有今云南全部、四川及贵州两省部分地区。在滇西北以神川铁桥一线与吐蕃分界，“南诏居铁桥之南，西北与吐蕃接”“盖以铁桥自昔为南诏、吐蕃交会之大津渡”[20]。
2.龙腊塔（long la dag），人名或部落名，疑为洱海以北六诏之一，或为介于吐蕃、南诏与唐朝三者之间的滇西北南诏国所属一部族酋领。从公元664年起吐蕃势力进入西洱河经营南诏，控制广大滇西北地区以来，使“铁桥上下”麽些（即纳西族之古称）诸部落归降，至天宝年间洱海区域战争以后，南诏王阁罗凤臣于吐蕃，并乘机占据了大渡河以南地区即嶲州，当时，“西山八国”以及这一地区的勿邓、两林、丰琶为首的东蛮摩些三部落都羁属吐蕃。龙腊塔者是当时归顺吐蕃的部落之一，该碑文记载的就是这一部落臣属于吐蕃的历史事件。据相应的历史记载，开元年间（713—741年）南诏在占据洱海以北的邆赕、浪穹、施浪三诏地时，三浪部落退居野共（系今云南鹤庆南境与邓川交界地带）、剑川（今剑川），为吐蕃所收容。据（唐）樊绰《云南志》六诏第三有“剑川矣罗识”的部落首领，且曰：“剑川（矣）罗识与（吐蕃）神川都督交通，求立为诏，谋泄，（矣）罗识北走神川，神川都督送罗些城。”又《旧唐书·南诏传》也载：“神川都督论纳舌，使浪人利罗式（即剑川矣罗识）眩忽部姓，发兵无时……纳舌等皆册封王……利罗式私取重赏，部落皆惊……今吐蕃委利罗式甲士六十待卫。”三浪与吐蕃的这种关系早在神龙（705—707年）、景龙年中（707—710年）就已十分密切。神龙元年至三年（705—707年），监察御史李知古兵击姚州（今云南姚安）洱河蛮，与邆赕部诏主发生冲突，将诏主丰咩伏杀，于是邆赕部属引吐蕃兵将李知古攻而杀之，并“断其尸以祭天”[21]。由此引来唐九征出师洱海区域，将吐蕃架于漾濞二水之上的铁索桥及其城堡击毁且建铁柱于洱海以勒功，同时向吐蕃示威。后来“三浪悉平，惟傍罗顺矣识子孙在蕃中”，可见，三浪与吐蕃的关系始终之密切。此外，施浪诏在当时被阁罗凤击败的情况下，诏主施望欠走永昌，其弟“望千北走吐蕃，吐蕃立为诏，归于剑川”。这些史料与碑文吻合而且足以印证格子碑文所记的龙腊塔归附吐蕃论吉桑的事件。
3.甲邦（rgya vbangs），意为“汉民”或“汉贫民百姓”。“甲”即“汉”，指汉唐，在《南诏德化碑》中即将“唐”记载为“汉”。当时，在西南地区，唐朝的势力主要是剑南西川节度使同吐蕃和南诏势力进行着拉锯战的角逐，剑南西川节度使曾一度在姚、嶲、松、维诸州一线与吐蕃作战，并控制了这一带的众多“蛮夷”部落，因此，碑文中的“甲邦”疑为是时被唐剑南西川势力所统属之部落百姓。在唐朝的统治下，包括南诏及西南诸如麽些蛮等众多部族都曾臣服于唐朝，因而都被吐蕃称之为“甲”即汉唐。斯时，铁桥附近就有“汉裳蛮”（即“甲”汉族部落）居住[22]。藏文文献中“汉”的概念不单是汉族或中原的意思，而是凡与藏区分界以外的诸如滇西北纳西族等少数民族地区也被称为“汉”或“汉地”[23]。贞元十年（794年），南诏在唐支持下向吐蕃神川发动铁桥战役，击败并脱离吐蕃，与唐重归于好，为此南诏和唐朝在大理洱海苍山结盟，其中提到：“然吐蕃神川、昆明（今盐源）、会同已来，不假天兵，牟寻（南诏王）尽收复铁桥为界，归汉旧疆宇”[24]。故“甲”即“汉”指汉唐，并包含了南诏等西南“蛮夷”各部落。
4.甲节儿（rgya rje），“节儿”即吐蕃藏语或文书中的节儿总管，节度使[25]。“甲节儿”为唐制所设边官，即唐朝节度使。该碑文所指应为剑南西川节度使。剑南西川，为岷江以西，成都平原的屏障，接“吐蕃、氐、羌”即“汉之笮路”[26]。广德元年（763年），西川节度使高适不能敌，剑南西山松、维、保等“诸州陷于吐蕃”，次年，剑南节度使严武“破吐蕃七万余众，拔当狗城”“即盐川城”。第三年，又收复原先丢失的西山柘、静诸州。大历二年（767年），汉州刺史崔宁任西川节度使，次年破吐蕃万余众，大历五年（770年），“徙置当、悉、柘、静、恭五州于山陵要害之地，以备吐蕃”[27]。十至十二年（775—777年）连破吐蕃于西山，十四年（779年），吐蕃率南诏众二十万分中北南三路攻西山，吐蕃宣称“吾欲取蜀以为东府”，于是“连陷郡邑”[28]。唐李晟带领“禁兵四千人及幽州兵五千人，大破之”，遂克维、茂二州。次年唐使至吐蕃，缓和西川局势。建中四年（783年），唐蕃在清水会盟，划定剑南西山大渡河东为唐界，抵剑南西界麽些诸蛮大渡河西南为蕃界[29]。按碑文所示，龙腊塔部众曾依附于剑南西川节度使，为唐朝属民。这与南诏归顺唐朝，松、维、嶲、姚诸州为剑南西川节度使统属，诸州“蛮夷”部众臣属于唐朝的历史是相吻合的。
5.龙腊塔部众脱离剑南西川节度使即唐势力的统治，臣于吐蕃。这是以当时南诏与吐蕃联合共抗唐朝这一总的历史事实为背景的。由于吐蕃强大势力的东进和向洱海地区的深入，导致了三浪等众多部落臣服于吐蕃，又由于唐推行的民族压迫政策，也造成了南诏“北臣吐蕃”的重大事件。
6.顶礼（phyag vtshal），此有归顺、臣服之意，实际指龙腊塔率部归附吐蕃论吉桑这一事件。
7.论吉桑（blon skyes bzang），“论”是吐蕃官阶中比较高的中央官职，意为“大相”“大臣”，如“论钦”（blon chc）是大相或大论的官职。吐蕃在与唐朝交界的边地援引唐制设置了一系列节度使等地方官职，如有，“东鄙五道节度使论莽热”“吐蕃南道节度使”“沙州之节儿论”等[30]。在神川铁桥设有“神川都知兵马使论绮里徐”“神川都督论纳舌”[31]。按吐蕃官制，若干节度使统属于一大相管辖，因此，在神川地区不仅设有铁桥节度使等官员，而且也派有“论”一级的高级官员坐镇以加强同南诏或唐朝之间的合纵连横。碑文中的“论吉桑”应是当时吐蕃派驻神川铁桥一带与南诏和唐剑南西川接触的“中央官员”。据《南诏德化碑》记载，吐蕃御史论若赞曾驻扎于洱海以北的浪穹诏地，南诏曾遣人向论若赞请求“分师入救”，共抗唐军。
8.铜告身（zang）、金告身（gscr chc po），所谓“告身”是系于膊前以辨别吐蕃官阶高低的一种制度。“告身”（yig tshangs）最上者为金、玉两种，次为银与颇罗弥（phya mcn，即蛮语：虎皮），再次为铜与铁文字告身，总为六种，告身各分大小两类，共为十二级[32]。依据吐蕃的职官制度。铜告身、金告身可授予地方官员，如一般可授千户长以小黄铜告身，授小千户长以大红铜告身（zang ched po），按情形也可授节度使（rjc或rtsc rjc）为黄铜告身或红铜告身不等。金告身的授予情形如史所记：“后，从边鄙蛮貊人中任命万户长等均有瑟瑟告身、金告身[33]。”
9.藏坚（gtsang cen），“藏坚”一词在格子古碑文里可有两种解释，一是指地名，二是指地方官名，就地名而言，“藏”意为“江”或“河”。如“雅鲁藏布”（yar klung gtsang po）即“雅鲁大江”，“坚”意即“大”“大的”，故“藏坚”意为“大河”或“大江”，当指金沙江，“金沙江古名丽水”“亦曰丽江，流入巨津川（即巨津州，今丽江县巨甸）北境，唐时谓之神川”[34]。吐蕃在神川架设铁桥，设置铁桥节度使，闻名遐尔，著称于世。因此，“藏坚”当是唐时的神川流域，但是，就地方官名而言，一般译作“大藏[35]，见于《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记载甚多，如，（公元687年）“定大藏之地亩税赋……平息大藏首次叛乱”，（公元690年）“立大藏之红册”，（公元693年）“任命大藏之牧官”，（公元713年）“努布·墀辗蒙赞身故，其大量财物平民户均转赐给大藏”，（公元715）“论大藏郎官绮力心儿集会议盟”等等，由此可见这一官名系由“地方性专职转化而成普遍性通职”。关于“大藏”之官阶品位也有一些记载，如，“在沙州指派吐蕃人担任千户长以上者，相当于‘大藏’之品位……边鄙镇守者之乞利本、千户长、小千户长给以瑟瑟与金告身，大将军与‘大藏巴’等同”。又“萨宝因出身都督世家，后受重用，任命为地方总税务官，给以‘大藏’待遇之奖赏……派李普华为地方总大农田官，品位与‘大藏’等同，器重使用，给以‘大藏’待遇之奖赏”[36]。可见，“大藏”这一官职，相当于千户长以上，其待遇同地方总税务官、总农田官等同。吐蕃在神川或“诸州蛮地”对龙腊塔这样投诚或归顺吐蕃的各少数民族诸部首领是高度重视的，给龙腊塔授以金告身委以“大藏”官职似意在于让他管理地方水利、农田等方面的具体事务，目的是通过归附的土酋加强吐蕃驻边军队的粮食供给，这在当时是有一定的政治和军事意义的。由于龙腊塔在任“大藏”期间积极效命于吐蕃，直至年高九十过世，后人因此为他立碑记传，歌功颂德。
三、“臣服图”及碑饰图案
1.“臣服图”紧接碑文是一级并排的8人图，从左到右依次用a、b、c、d、e、f、g、h字母代表8人，他们的身份、地位及关系各不一样，有君主、属僚、妃子、侍女（或侍者）、贡者等，这8人图的主要关系和事件是一方对另一方的俯首称臣、躬身进贡，因此为“臣服图”。如表所示：
“臣服图”表
“臣服图”线条粗犷，精简结实，但人物特征及显示着人物身份的着装仍隐约可辨。图以君主为中心，他头戴帽子，帽有厚实的遮阳，似遮阳皮帽，样子同今云南藏族男子佩戴的狐皮藏帽相似，他一身穿戴较华贵，像穿藏袍或“楚巴”，腰系宽带，双手摊开，面朝上贡者e，盘腿正坐，右手屈伸接受贡者e双手奉献之物，君主脚穿鞋似统靴。属僚b、c、侍者、妃子、侍女都或面朝君主或侧向君主作恭敬状。其属僚b、c都面向君主盘腿而坐，他们的衣冠基本同于君主。属僚c朝君主双手合十，属僚b左手似举一酒杯，右手被穿藏袍的侍者a（也像妇人）左手相扶，他们像全神注视并庆贺着贡者进贡的这件事。贡者e正躬身面向君主双手奉物献上，其所穿衣饰鞋帽形状和君主及其属僚所穿不太相同，一身穿着像对襟长衫又像土布长袍。贡者e后紧跟着贡者d，他双手奉一些类似布匹绸缎样物，恭候站立待命献上。再看人物g和h，她们头略低，发挽总髻于顶，显得神态恭顺。g似是君主的妻室或妃子，似绸缎袍服着身，双手腹前抱置，侧向君主而坐。侍女h则上身似穿布衣，下身似穿竖条长裙，似现代藏族妇女的“帮典”，她双手前摆站立似在请君主妃子上坐。
这幅“臣服图”应与碑文的内容和意义相一致，不难看出其中的君主及其属僚、妃子、侍女等应是吐蕃一方，即神川铁桥节度使吐蕃君臣，而“君主”与碑文所记载的“论吉桑”当是同一人物。从“臣服图”中人物服饰上分析研究，可以发现同唐代阎立本所绘《步辇图》中吐蕃使臣的服饰有相似的特点。“臣服图”中的贡者一方自然应与碑文中归顺吐蕃的“龙腊塔”相对应，贡者就是龙腊塔及其随从。“臣服图”中吐蕃君臣为坐像，进贡者为站立恭候即躬身进贡像，显示出当时的强与弱、尊与卑关系，说明吐蕃神川铁桥节度使在金沙江格子或铁桥城接受当时大批属众和归顺者进贡时极其高贵与得志的尊容，反映了吐蕃当时东征洱海，使“白蛮来贡赋税，收黑蛮归于治下”的情景。
2.碑饰图案 碑饰图案约占碑身的3/4以上，图案分布在碑文及“臣服图”的上部和下部。
上部的图案主要是碑饰花边，碑顶呈月牙弓形，水波和山形的花边镶嵌在碑顶，在花边覆盖围绕正中是一个头戴“山”字形三尖帽，下身系布条，两手分开抚着对称的两朵花图的裸女，这种花图像纳西族东巴图饰，可能与当时的麽些蛮有联系，而上部的整个图案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这是一块墓碑或墓志。
下部的碑图在整个碑身中占据主要比重，显得很突出。主要内容是刻着龙、狮、虎、马，此外尚有人和狗。其中，马、狮、龙是放大的，比虎画得大几倍，三者大小相当。这部分的图画是清楚的，顺序井然。首先，在“臣服图”之下是并排的两匹备好的壮实膘肥大马，马鞍、马铃、马带具已备佩，前一匹马前由一吐蕃人（因其衣冠同于“臣服图”中的吐蕃君臣）牵引，第二匹马后有一“土著人”跟着，每匹马之后跟着一只老虎。马下来是一只大狮子，狮子之后画有三个似行走又像手舞足蹈的“土著人”（像妇人），狮子前下方是一只狗图，狮子下来最下端为龙头虎身的“二龙戏珠”图，每只“龙”四条腿，有虎尾巴，“二龙”对称，一前爪相斗。
碑上所绘马狮龙图实际上似有一种象征意义，分别象征吐蕃、南诏、唐朝三强。两只老虎紧跟在两匹马后面，则象征着当时的龙腊塔等部落首领对吐蕃的率部归顺。
马作为骑射民族或马背民族的标志，象征着吐蕃王朝。吐蕃靠强大的骑兵东征西战，统一青藏高原，因而，马与吐蕃的兴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狮子是南诏的象征，在格子石碑里，狮子之后画上手舞足蹈的“土著”三人图，疑为南诏对狮子崇拜的象征。组成南诏国之一的纳西族先民麽些蛮部落就有关于狮子的崇拜。在纳西语中称狮为“失”，东巴经中称为“辛根”，冠以“海螺白”，意为神兽。东巴经《创世纪》中纳西族始祖崇忍利恩曾自豪地宣称：“我是海螺白狮子族的后代。”而龙是典型的中原文化即汉唐文化的象征，汉民族自古不仅有龙的崇拜，而且自认为是龙的传人。但是，石碑上的龙头虎身《二龙戏珠》图则应视为中原汉唐文化与其他文化（如南诏文化）相结合的一种混合的地域文化。南诏曾归顺唐朝，南诏是唐南诏，南诏王曾为“唐云南王”[37]，而南诏本身又有虎的崇拜。比如，南诏王臣都身披虎皮以为章锦，以虎皮座为高贵。“蛮王并清平官礼衣，悉服锦绣，皆上缀波罗密”（即虎皮，亦称“大虫”）。南诏王异牟寻曾“衣金甲，披大虫皮，执双铎鞘”[38]。
从上述而言，格子藏文石碑的这些碑图明确地反映了当时唐朝、吐蕃、南诏几种文化在今滇西北格子、神川铁桥一带相互汇集、交往与融合的历史。而神川铁桥、格子等今滇西北丽江、巨甸一线当时主要分布着“麽些蛮”诸部落，他们介于吐蕃、南诏、唐朝三者角逐之间。由于麽些蛮周围如东北的凉山彝族、西部的吐蕃、南边的南诏都先后在东汉末期、公元6世纪和公元8世纪时进入了奴隶制社会，因此，麽些蛮地区不仅在社会制度上而且在文化意识上受到周围邻近民族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佛教最早由吐蕃和南诏传入这一地区，吐蕃本教的传入也是影响麽些东巴教产生的主要因素之一，由于周围文化的渗透，麽些对龙、虎、狮都有图腾崇拜，纳西族的东巴舞或各种民间舞蹈中多有模仿狮、马、虎、鹿等各种动物的动作。纳西族把出水地称为龙潭，遇上干旱年头都要祭龙祈雨，东巴经中专有祭龙经书。虎的崇拜在永宁纳西族中很典型，将虎的地位与神并列，自古严禁打虎，把虎奉为祖先的象征，视虎为吉。
总之，格子藏文石碑图中的各种动物，既是几种不同民族的文化象征，又是这些文化在神川流域相互交汇的标志。
1993年
Abstract
In 1992, a Tibetan stele of Tubo Dynasty was discovered in Gezi Village, Lijiang Naxi Autonomous County, Yunnan Province. The stele consists of an inscription, a Chenfu Tu（the picture of surrender） and decorative patterns. The article believes that the stele is yet another historical witness to Tubo’s control of Nanzhao Kingdom and its contact with the Tang Dynasty. The inscription records the historical event of the tribe Long La Dag’s surrender to Tubo. The 8-figure Chenfu Tu shows the scene of Shenchuan rje of the Tubo monarch accepting the surrender and tributes of the long la dag. The decorative patterns on the stele show the history of cultural blending of the Tang Dynasty, Tubo Dynasty and Nanzhao Kingdom.
注释
[1]李有恒：《云南丽江盆地一个第四纪哺乳类化石地点》，《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1年第2期。
[2]西昌博物馆：《泸沽湖畔出土文物调查记》，《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1978年第1期。
[3]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德钦县纳古石棺墓》，《考古》1983年第3期。
[4]张增祺：《中国西南民族考古》第24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
[5]《旧唐书·吐蕃传》记作634年，《新唐书·本纪》记作638年。
[6]《册府元龟》1000卷。
[7]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绪论》第24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
[8]《旧唐书·吐蕃传》。
[9]王尧、陈践：《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民族出版社，1980年。
[10]苏晋仁：《通鉴吐蕃史料》第24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
[11]《册府元龟》1000卷。
[12]《资治通鉴》210卷唐纪26、191卷唐纪7、199卷唐纪15、226卷唐纪42、贞元九年。
[13]《资治通鉴》210卷唐纪26、191卷唐纪7、199卷唐纪15、226卷唐纪42、贞元九年。
[14]《资治通鉴》210卷唐纪26、191卷唐纪7、199卷唐纪15、226卷唐纪42、贞元九年。
[15]《新唐书·吐蕃传》。
[16][唐]樊绰著，向达校注：《蛮书校注》第153页，中华书局，1962年。
[17]见《南诏德化碑》。
[18]见《南诏德化碑》、倪蜕《滇云历年传》卷四等。
[19]《新唐书·南诏传》。
[20]《元史》卷六十一，《地理志·巨津州条》。
[21][唐]樊绰：《云南志》六诏第三，末卷。
[22]《新唐书·南诏传》，又见《元史·地理志》。
[23]见《格鲁派教法史——黄琉璃宝鉴》（藏文）、《郭扎教法史》（藏文），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
[24][唐]樊绰：《云南志》六诏第三，末卷。
[25]王尧：《吐蕃职官考信录》，《中国藏学》1989年第1期。
[26]《旧唐书·吐蕃传》。
[27]《旧唐书·吐蕃传》。
[28]《资治通鉴》210卷唐纪26、191卷唐纪7、199卷唐纪15、226卷唐纪42、贞元九年。
[29]《旧唐书·吐蕃传》。
[30]见《资治通鉴》《册府元龟》，新旧两唐书《吐蕃传》、敦煌吐蕃文书。
[31]《新唐书·南诏传》。
[32]巴卧·祖拉陈哇著，黄颢译注：《〈贤者喜宴〉摘译》，《西藏民院学报》1981年第1期，第11页。
[33]王尧：《吐蕃职官考信录》，《中国藏学》1989年1期。
[34]《西藏图考》，又见《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一三。
[35]王尧、陈践：《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民族出版社，1980年。
[36]王尧：《吐蕃职官考信录》，《中国藏学》1989年1期。
[37]《资治通鉴》210卷唐纪26、191卷唐纪7、199卷唐纪15、226卷唐纪42、贞元九年。
[38][唐]樊绰：《云南志》六诏第三，末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