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西藏高原的史前游牧经济与文化
试论西藏高原的史前游牧经济与文化
霍巍（四川大学考古学系）
早在1961年，苏联学者罗里赫（Y. N. Roerich）就曾指出：“在佛教的西藏旁边还有一个游牧民的西藏，格萨尔王的西藏和牧民英雄史诗。”[1]他所强调的，是要人们不可忽视西藏游牧传统的悠久历史与深远影响。所谓“游牧”，按照王明珂的解释，“从最基本的层面来说，是人类利用农业资源匮乏之边缘环境的一种经济生产方式。利用草食动物之食性与它卓越的移动力，将广大地区人类无法直接消化、利用的植物资源转换为人们的肉类、乳类等食物以及其他生活所需”。[2]在西藏特殊的自然条件和生存环境下，游牧业的兴起和发展为人类征服高海拔地区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活动空间，在西藏史前史上也留下了丰富多彩的一页。
一、史前游牧业的起源
关于游牧业的起源，学术界曾有过不同的意见。早期学者对游牧起源的解释最普遍的一种模式是游猎人群随着兽群移动，收容并畜养受伤的或弱小的动物，随着这些被畜养的动物的不断繁衍，人们逐渐加重了对驯服、收养牲畜的依赖，最终产生了游牧业。按照这一观点，游牧被认为是人类由狩猎进化到农耕的一个中间阶段。[3]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德国经济学家、历史学派主要先驱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年）提出的所谓人类经济发展的“三阶段公式”，即“狩猎—畜牧—农业”。[4]
近代学者开始改变认识，重新审视游牧业的起源问题，提出游牧是人类为适应特定环境而产生的一种“精致的经济社会体系”的新观点。19世纪末，德国地理学家、动物学家爱德华·哈恩（1856—1928年）在其名著《家畜及其与人类经济的关系》（1896年）一书及其以后的著作中，进一步深化拓展了他的理论。其主要观点认为：动物的驯养和游牧经济的产生，只能是在具有稳定性的农业经济出现之后。[5]继哈恩之后，苏联民族学家、原始社会史学家科斯文（1885—1967年）也对李斯特的“三阶段公式”提出批评，认为真正的畜牧业的起源，是在晚到犁耕农业产生之后。[6]近年来，台湾学者王明珂在考察了中国北方游牧社会起源发展的若干个案之后进一步指出：在人类文明史上，游牧不是介于原始采集、狩猎经济与农业之间的一种生计手段；它出现在人类文明史上的时间也要远远晚于原始农业；这种“游牧”已经是一种“专化游牧业”（Specialized nomadic pastoralism），其特点是在一种特定环境中以特定的动物（或多种动物组合）来利用环境资源的生计方式，成为一种稳定且有一定历史延续性的经济生业。[7]
西藏史前游牧业的起源同样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从迄今为止发现的考古材料来看，可供考察这一问题最早的两批材料可举藏东昌都卡若遗址和拉萨曲贡遗址。
卡若遗址在1978—1979年、2002年的两次考古发掘出土的动物骨骼中，经鉴定为人工饲养的动物只有猪一种。根据出土的标本观察，它的个体比野猪小，个体的年岁都为老年或幼年，还有牙齿的构造比野猪的要简单一点，根据这些特点确定其为饲养的家猪。[8]家猪的饲养一方面表明卡若遗址和周边黄河、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人们所饲养的主要家畜品种相似，另一方面也表明卡若遗址居民们的食物供应较为充足。因为如同王明珂所解释的那样：在生存资源极度匮乏的情况下，猪是人的食物竞争者。猪在野外所搜寻的食物，除了少数草叶，主要为根茎、菇菌、野莓、野果、蜗牛等等，这些大多是可直接作为人类食物的自然资源。养猪虽可为人类增添肉食，但猪也消耗人类的食物，两相抵消，“养猪并没有为人类增加多少食物”。[9]而真正在游牧经济中驯养的具有代表性的动物主要应是马、牛、羊、骆驼、驼马、驯鹿等等，因为它们都是以草、叶、嫩枝、荆棘等为食的动物，这些植物或其纤维部分大多是人类无法直接作为食物下肚的，而人类驯养这些动物则可以获得肉和乳制品。在卡若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中，虽然发现有牛科（Bovidae indet）动物，却无法确认其为人工饲养，所以仅仅从动物骨骼上我们无法判断卡若居民是否已经具有游牧生业。
但是，卡若遗址晚期出现的一些新的考古学文化因素则提供给我们一些值得注意的观察点。首先，反映在生产工具上，卡若遗址早晚两期之间打制石器和细石器逐步增加，磨制石器却骤然减少；其次，从陶器上观察，晚期器形和纹饰相对趋于简单化；再次，在建筑上，晚期出现了大量的石砌建筑为早期所不见，如石墙半地穴房屋、石墙、圆石台、石围圈、石铺路等，出现了上下二层结构的石砌“楼屋”等等，使人感觉“似乎开创了一种石砌建筑的新时期”。[10]卡若遗址的发掘者显然已经注意到这一现象：
卡若文化内涵虽属同一文化范畴，但由于延续时间较长，呈现出前、后期的差异。此种差异，在某些方面表现为由细致到粗犷，由复杂到简单，呈现出某些退化的趋势；而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技术上的改进和新因素的增加。
[11]
但对于如何认识这些现象，却没能给出具体的解释。笔者认为，卡若遗址早晚两期文化面貌之间发生的这种“突变现象”，很可能透露出在自然环境多样化的地带，在适于游牧的地区由原始农业经济向着游牧经济转化的某些重要的线索。[12]导致卡若遗址早晚两期文化面貌上发生这些“突变”现象的动因，或有可能与自然环境的变迁有关，其中最为直接的因素是距今3000年左右，由于全新世小冰期（又称为新冻期）的来临引发的全球性气候变化。但毕竟这还只是一种推测，并没有得到出土动物骨骼的有力证据。因而有的学者推测遗址中农业工具的减少“已说明锄耕农业的成分降低。猎获的动物数量较前期为少，动物骨骼仅91件。家猪骨骼只出土7件。但与畜养（牧）活动有关的工具增加，似乎畜养的牲畜并不在聚居区内”，[13]企图以此解释在遗址内未发现人工饲养动物（除猪之外）骨骼的原因。但也有学者不同意这一观点，认为没有证据表明卡若遗址晚期已出现畜牧经济的迹象，“倒是突出地显示了晚期狩猎业和捕捞（鱼）业的重要性”。[14]在目前已有资料的情况下，上面两种意见都还只能是一种推测和假说，要从根本上弄清这个问题还不大可能，卡若遗址晚期究竟是否出现了游牧的迹象，值得今后做进一步的观察。
西藏高原史前游牧业的起源比较确切的证据发现在距今约3700—3500年的拉萨曲贡遗址。这个遗址不仅出土了丰富的文化遗存，其中也包括相当多的动物遗骸。这批动物骸骨大都是从发掘的探方的地层和灰坑中出土的破碎骨片，也有少量出土于墓葬，总的来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人们食物弃置的残余，第二类是完整的骨架。经鉴定，其种属有牦牛（Bos grunniens L.）、绵羊（Ovis aries L.）、鹿，种名未定（Cervus sp.）、麝（Moschus moschiferus L.）、野猪（Sus scrofa L.）、藏野驴（Equus hemilisris kisng Moorcroft）、狗（Canis familiaris L.）、秃鹰（Aegypius monachus（L.）、涉鹰（Wading bird）。[15]
据周本雄的看法，曲贡遗址中出土的牦牛、绵羊都属于家畜，这是西藏高原早期游牧业的产物。曲贡遗址出土的牦牛标本将家牦牛的驯养历史推到距今3700年以前，说明当时拉萨地区的原始居民已驯养了牦牛，这也是迄今为止有关家养牦牛时代最早的第一手材料。前述昌都卡若遗址（距今5000—4000年）出土有大量牛骨，但动物学家只能鉴定其为牛科（Bovidae），并未提及其种属，曲贡家牦牛遗骸的出土，以确凿的证据表明牦牛的驯养历史很早，也是西藏先民对畜牧业的一大贡献。[16]牦牛是只食草而无须谷物饲养的动物，而且它能够适应高海拔生活，它的舌头可以舔刮高海拔山区到处皆有的苔藓植物，在高原地区季节性草资源匮乏的时候，这是它们重要的食物来源。不仅如此，牦牛对风雪、低温环境的抵抗力极强，平时无人照管，即使遇到大风雪来临，它们也可以在山上经受风雪的侵袭而无须回到村寨。牦牛还是高原上最具有移动能力和承载能力的动物，可以在高海拔地区运载重物往返，至今被人们称为“高原之舟”。从曲贡遗址的性质来看，并非是一处人们的居住聚落[1]，很可能曲贡先民在遗址附近另有专门放牧牦牛的营地。在曲贡遗址中已发掘的、有兽骨出土的35个探方和16个灰坑中，绝大多数都有牛的骸骨、牙齿或角心骨，说明当时牦牛已经具有一定的数量，很可能成群放养。
曲贡遗址中出土的羊骨也很多，在许多探方和灰坑中都有零散的肢骨、牙齿、下颌骨和其他骨片出土，不少残骸经过火烧已炭化，说明羊也是当时人们饲养的主要家畜之一。在第五号灰坑中出土有一个较为完整的绵羊颅骨，从测量数据上看，这种绵羊是体形相当大的有角绵羊，周本雄推测这种“藏系大角绵羊”很可能是新石器时代拉萨地区的居民由野生盘羊（Ovis ammon L.）驯养而成。[17]羊是广泛分布于各种纬度的游牧动物，也是游牧民族对于全人类最有贡献的一种牧畜，它们不仅具有很高的产乳量，可以使人们在资源极度匮乏的地区赖以为生，而且还具有高繁殖率，在环境变量多、风险系数大的游牧地区，羊可以在遭遇到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之后很快恢复其牧产与生计。由于具有这两个优点，使得羊成为“世界各种游牧经济类型中最普遍、最重要的牧畜”。[18]绵羊与山羊具有不同的食性，绵羊基本上是草食动物，它们只喜爱吃青草，而山羊虽然也吃草，但它们也喜爱啃食嫩枝叶的食物，具备可兼容各种植物资源的食性，使其可以生存于多石、高山、干旱而灌木丛生的环境当中。由于羊对于各种极端环境都具有极强的适应能力，即使是在极为艰苦的自然环境中，最为穷困的游牧人也可以依赖其得以生存。[19]
曲贡遗址中还发现了狗（Canis familiaris L.）的遗骸，这也是游牧业具有典型意义的驯养动物。现代的狗品种多达400余种，全部是人们将狼驯服后培育出来的品种，人类驯服狗的历史可以上溯到距今12000年。[20]在游牧社会中，狗与其他牧畜（马、牛、羊等）具有不同的功用，它们常常协助人类保护、管理牧畜，同时也保护主人及其家产，经常依赖狩猎作为额外经济来源的游牧人群常常依赖狗作为狩猎时的助手与伙伴。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狗是和马同样重要的人类忠实的伙伴，它的驯服也常常和游牧的产生不可分割。曲贡遗址出土的狗骨中有一具完整的下颌骨（T129③），从测量数据上观察很可能是一种小型的藏犬，[21]可以用于看家护院。
除游牧之外，狩猎应是曲贡先民们经济生活的一个重要补充，也是人们避免宰杀牲畜而仍可得到肉食的重要手段。曲贡遗址中出土的鹿、麝、藏野驴和各种禽类都是猎取的对象。在几座灰坑中也见到鱼骨，表明渔捞也是当时一个辅助性的经济手段。
曲贡遗址中出土有少量的猪骨，但鉴定者不能断定其是否为家猪。[22]前述卡若遗址饲养的家畜有猪，曲贡居民的经济生活显然不同于卡若，其游牧经济的特点非常浓厚，他们不饲养需要与人争食的猪，而主要饲养草食性的牛、羊，不同于同时期内地以饲养家猪为主的农耕经济，已经形成了高原早期畜牧经济的特点。
关于曲贡遗址社会经济生活的总体面貌，王仁湘认为其可能是一种“农牧结合的经济模式”，[23]虽然囿于考古资料的局限性我们还无法窥知曲贡农业生产的样态，但从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遗骸来考察，曲贡人已经学会驯养某些家畜已是不争的事实。主要的家畜种类有牦牛、藏绵羊和狗，这一方面是藏族先民对世界畜牧发展的贡献，另一方面也以可靠的考古实物证据表明西藏最早的畜牧业可能产生于距今约3700年，这比后来藏文文献记载西藏畜牧业的诞生年代要早得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年代恰好与卡若遗址晚期文化的年代相当，这也正是西藏高原气候由温暖期转入寒冷期的关键性节点。俄国学者阿纳托利·哈扎诺夫认为，干旱的气候使部分兼营牧业的农民放弃农业，专注于畜牧而变成游牧人群，[24]所以，上文中我们推测在同一时期的藏东昌都卡若遗址中出现的文化面貌“突变”现象可能与农牧兼营的生营方式逐渐向游牧业的转化有关，这一推论或许也可以从曲贡遗址中得到一个佐证。
二、史前游牧经济的基本面貌
对于“游牧”一词的理解，王明珂认为这应是专指“专化游牧”（Specialized nomadic pastoralism）而言，是指一种在特定环境中以特定动物（或多种动物组合）来利用环境资源的生计方式，它包括某些特定的动物以及游牧的模式，最宜于人类利用当地环境生态，例如青藏高原人群的牦牛游牧。[25]
王明珂还认为，专化游牧的形态不同于农作牧业（Agricultural-pastoral），也不同于畜牧农业（Pastoral-agricultural），后两者其实都不是真正的游牧，而只是一种混合经济，只不过农业和牧业的偏重不同而已。他指出：真正的游牧脱离不了马，只有骑着马，牧人才能控制大量羊群以及利用远处的草场，进行长距离和大范围的迁移游牧。[26]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学会利用马以及其他相关的知识与技术从而导致欧亚草原地带游牧业的产生，约在公元前1000年或更晚一些才出现，其特点：主要的食物来源是畜养的动物；采取游动的放牧方式；有固定的适合当地环境的畜群组合；会加工食用乳制品；有畜拉的车和骑马技术等等。[27]只有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真正的游牧业才得以出现。
事实上，如同专门研究畜牧与游牧经济的哈扎诺夫（Khazanov）所指出的那样，世界范围内真正纯粹的游牧经济是很少的，畜牧方式可以分为没有农业的纯游牧、以农业为补充并有全年季节性草场的半游牧，还有半定居游牧（大多数人定居，少数牧人在外放牧，他们或常年在外，或利用夏季草场），最后一种形式是定居饲养，它只是定居农业的一种补充形式。[28]西藏的游牧化也以上述几种形式并存并有着长期发展的历史。
在上文中，我们讨论过西藏史前文化中的游牧起源问题，作为游牧业得以确立的标志，西藏考古发现的资料也提供了一些线索。例如，在藏北和藏西发现的古代岩画中，出现了马和骑马放牧人的形象[2]。藏北加林山岩画中，有骑马的牧人对牦牛群实行“领牧”的放牧方式；在藏西革吉盐湖岩画中，则有骑马的牧人跟随在牦牛群之间“散牧”；藏西日土那布龙地点的岩画中，有徒步的牧人跟随在牛群之后“赶牧”，[29]这些放牧方式与今天西藏高原的牧业方式几无差别。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马这种动物以及骑马人的形象在岩画中的出现，应是专化游牧的一个显著标志，而牦牛则是当时重要的放牧畜种，这些都和西藏游牧业的特点相吻合。这些史前的游牧人有时也居住在帐篷中，如藏北那曲哈尔布沟岩画地点的画面上有帐篷的形象，帐篷的一侧有圈养牲畜的栅栏，[30]生动地再现了藏北史前游牧生活的场景。
美国学者狄宇宙（Nicola DiCosmo）曾将中国北方早期游牧文化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公元前9至前7世纪，此时以东北的夏家店上层文化最为进步，公元前8世纪在东北的西辽河地区出现了最早将马作为坐骑的游牧人，墓葬中出现了具有斯基泰风格的器物以及大量的马、牛、羊骨，显示出当时游牧在此地渐趋重要；第二阶段为公元前6至前4世纪，此时相关人群的器物遗存中出现了典型的“斯基泰三要素”——武器、马具与动物纹饰，考古发现出土短剑、丰富的马具和动物纹牌饰等，标志着这个阶段已有政治、军事权威的“游牧贵族”的出现；第三个阶段为公元前4世纪至前3世纪，以鄂尔多斯的早期匈奴墓葬为代表，随葬器物由与战争有关的器物转化为奢侈品，出现了在欧亚草原游牧文化中常见的金银器，这些奢侈品主要来自贸易、交换。他尤其强调黄金制品发现的意义：
黄金长时间以来一直是与游牧文化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西方草原的游牧文化，在西方斯基泰人的墓葬中，常常会放置一些黄金饰牌和其他黄金装饰品。
[31]
西藏高原的游牧文化大致上也经历了与欧亚草原和我国北方早期游牧文化相同的发展历程，早期的游牧人群以细石器、小型石片工具以及打制石器作为主要使用的工具，一般不见陶器、骨器、磨制石器以及大型的打制石器。他们的活动地域相当广阔，在藏北、藏西和藏南雅鲁藏布江谷地均发现大量的细石器采集地点，表明他们很可能缺乏定居生活，而多随季节经常性地迁徙流动，以较为单纯的游牧和狩猎作为生计方式。[32]帐篷和临时性的营地是他们的栖身之所，更多的时候可能是露天而息。
进入到“早期金属时代”[3]之后，西藏的游牧社会日趋复杂化，这从考古出土材料中可以得到反映。如在各地的石棺墓、石丘墓中开始出现了以马和其他牲畜殉葬的习俗。藏东昌都贡觉香贝石棺葬第4号石棺盖板上随葬有马牙和马骨。[33]昂仁布马一号墓的墓丘中央用夯土筑有一小室，室内用狗殉葬。[34]阿里札达县格林塘墓地发掘出土有殉马坑（PGK1）一座，为竖穴土坑，口大底小，穴内殉葬有马的残肢。[35]格林塘墓地六号墓中出土了6个羊头骨，死者的腿部随葬有青铜短剑，身体下面铺有厚约3厘米的朱砂，墓内铺放着粮食种子，从这些迹象推测墓主当是游牧部族中身份较为特殊者。[36]
与游牧生活、与游牧社会有着密切关系的动物纹饰开始在这个时期大量出现于西藏高原各地，早年罗里赫（N.Roerich）、杜齐（G.Tocci）等人曾在西藏发现过一些带有动物形纹饰的青铜制品，如带钩、扣饰等，纹饰内容有鹿、马、熊、鸟、猴等。杜齐认为应当注意它们与伊朗、米努辛斯克等地区的联系。[37]近年来也有学者提到西藏岩画中所具有的“欧亚草原因素”，[38]其中如阿里地区日土县境内发现的“日姆栋岩画”，动物具有鹿形大角、身饰横置S形纹饰或双涡纹等特点，这些动物的造型令人联想到欧亚草原青铜时代晚期和铁器时代早期所谓“斯基泰—西伯利亚动物纹”。童恩正直接指出，西藏高原除岩画之外，“石丘墓、大石遗迹及动物形纹饰三者都是北方草原文化的特征”。[39]这个观点现在可以得到越来越多的考古出土材料的支持，从藏北和藏西高原出现的大量斯基泰动物因素以及骑马术的传播及其带来的社会复杂化等诸多方面，都显示出西藏的游牧文化受到整个欧亚草原游牧文化影响的迹象。
西藏西部岩画中的“动物形风格”主要的艺术特征：首先，为出现了猫科动物逐鹿的场面，鹿均作“回首”奔驰状，鹿角宛如飘带，有多个分叉，前后肢均饰以旋涡纹，尾部短而上翘；其次，动物的头部出现了大而分叉的双角，这些角的形象常常用双线勾勒，飘动于身后；再次，这些动物的身躯上出现了横置的S形纹样或者繁缛的旋涡纹样。这些鲜明的特点与欧亚草原文化中的“斯基泰风格”极其相似，所以吕红亮认为可将其归入到欧亚草原岩画系统，并与其周边的“中亚岩画丛”“阿尔泰岩画丛”相互衔接，可视为“欧亚草原岩画圈”中的“高地亚洲类型”。[40]
游牧人群使用的各类青铜短剑、弧背形小刀等曾在西藏史前墓葬中时有出土。如在藏东昌都“热底垄”石棺葬墓地中，死者采用屈肢葬式，墓葬中出土有弧背曲刃铜刀。这类小铜刀过去在北方草原文化中较为常见，表明其有可能是通过甘、青地区传入到藏东[4]。西藏札达县皮央村墓地曾出土过一柄双圆饼形剑首的青铜短剑，[41]这类青铜短剑从内蒙古到辽东半岛、南至长城一线的广大北方地区都曾有过发现，甚至和远在云贵高原上的云南石寨山文化、四川盐源青铜文化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42]西藏发现的这类青铜短剑无论从形制、纹饰和风格上都和北方草原文化发现的同类青铜短剑如同姊妹，如果不加以仔细辨识，很难加以区分。[43]
加工、食用乳制品是游牧民族生活最为重要的方式。许多研究者都发现，乳制品才是游牧人群日常主要的食物来源，游牧人群除了在每年宰杀一定数量无法生育或年老体弱无法过冬的牲畜以供肉食，并不轻易或不经常为食肉而宰杀牲畜。在人类畜养动物的初期，畜养动物主要是为了获得肉食，但到了“专化游牧”时代，此时人们已经知道如何以食用乳制品来取代宰杀牲畜食肉的方式。王明珂形象地将其比喻为“只有学会如何吃‘利息’（乳），并尽量避免‘吃本金’（肉），游牧经济才得以成立”。[44]目前，在西藏还没有直接发现乳制品的考古遗存，但也并非毫无线索可寻。2009年，在西藏阿里札达县托林村曲踏地点发现两座古代墓葬，从一号墓中出土有箱式木棺，棺内随葬有陶器、木器、丝绸、青铜短剑、箭镞、金箔制作的面具等随葬品，金面具上刻有两两相对的大角绵羊、鸟等动物纹饰，造型、风格均带有浓厚的草原文化因素。墓葬中还随葬有大量动物的骨骼。值得注意的是，陶器中的带流罐、高颈罐内均残存有白色的粉末状残留物，发掘者推测其可能为乳制品之类的残留物。[45]这类陶罐中的残留物对于研究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具有极高的价值，类似的情形也曾发现在川西北高原岷江上游地区的石棺葬文化中。岷江上游编号为SZM3的一座石棺葬中出土有一件高颈罐（SZM3：1），罐中似盛有某种肉汤，罐内壁中部留有一圈脂肪结成的干垢，罐底有一些碎骨。单耳杯内亦有碎骨，可能同样盛了某种食物。在SLM3墓棺底上端还撒了一层粮食，尸骨的头部及肩部即躺在这层粮食上面。粮食作物发现于SLM3墓中，经初步鉴定为粟稷属（Paniceae）作物。发掘者由此推测：“石棺墓的建造者大概是畜牧兼农耕的民族。……此地高寒，全靠农业是不能维持生活的，当时可能系以畜牧为主而辅以农业，故出土陶罐中往往有肉骨的残存，而萝卜寨SLM3墓底上撒有一层粮食。”[46]托林村曲踏墓地从墓主随葬器物的种类、风格与类型等情况推测，与岷江上游石棺墓文化居民的生活方式相似，大概也是畜牧兼以农耕，在距曲踏墓地数十公里的皮央村格林塘墓地M6当中，死者除随葬有大量羊头骨之外，在墓内东壁与北壁的拐角处也铺放有粮食。[47]格林塘墓地和曲踏墓地两者地理位置相近，年代大体相同，死者的随葬器物具有相同的特点，所以其生前的生活方式也应基本相似，如推测不误，曲踏墓地陶罐中发现的白色残留物，很可能是当时人们所食用的乳制品的残迹。
挤奶、制酪、剪毛、宰牲、集粪等工作都是游牧人群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类游牧生活的考古遗存往往难以保存至今，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也会留下线索。如西藏西部阿里东嘎遗址考古发掘时曾发现一处名为“浦”的遗址，位于东嘎遗址第Ⅳ区的东部东嘎河的南岸，遗址内发现多处石丘。经考古发掘，发现这些石丘用大石块垒砌石边框，边框内未发现任何人骨或随葬器物，基本排除其为墓葬的可能性，发掘者将其暂时定名为“灰坑”。每处石框内均填充有大量灰烬堆积，有的杂含有少量的羊骨，当中夹杂有未烧尽的羊粪颗粒和植物根茎，坑四壁上部遗有火烧后的痕迹，此外未发现其他任何遗迹现象。[48]对于这处特殊的遗址，发掘者有如下推测：
从试掘的情况推测，该遗址可能是一处生活垃圾（灰烬）堆放地。历史上皮央·东嘎一带以游牧经济为主，仅在一些海拔较低的河谷地带种植青稞等抗寒作物。由于缺乏植物燃料，当地居民皆以牛、羊等动物的粪便晒干后作为燃料（现在仍如此）。由于高原多大风天气，烧过的牛羊粪灰烬堆放在地表时很容易随风四处飞扬，石堆表面的沉积土明显是风积，于是当地人砌石为坑，坑内堆放烧过的牛、羊粪等生活垃圾，再用石块覆盖坑口，这样一来，即使有风，灰土也不会再漫天飞舞了。从试掘的六处灰坑来看，由于倾倒在坑内的灰烬中有些羊粪没有烧尽，仍带有火种，或者倒入坑内的灰烬还有高温，时间久了，坑壁的石块表面就有火烧痕迹，同样掉入坑内的石块表面也会因高温而出现黑褐色痕迹了。
[49]
这个推测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还有商榷的余地。或许这些被称为“灰坑”的石框本身就是当时居住在这里的人群用来收集牛、羊粪便的“集粪坑”之类的遗迹。因为很难想象当时人们已经具有现代环境保护的意识，会在遗址附近专门设置用于垃圾处理的场所；根据游牧民族的传统生活习惯来看，并没有收集燃烧过的牛、羊粪便集中加以掩埋的传统，而只有专门保存收集来的动物粪便作为经常性燃料的做法一直在牧区流传；再结合皮央·东嘎遗址的自然环境和生态资源等情况综合分析，当时居民的生活方式应当是农牧结合，所以，如果将“浦”的性质定为在遗址附近所设置的专门用以保存动物粪便的场所，这种可能性或许会更大一些。
作为这个推测的佐证，我们还可以举出在皮央·东嘎遗址的东、西两个沟口所发现的两处古代岩画。其中，位于东嘎村以东的是色日宁沟岩画，位于皮央村西北的是扎布拉山岩画。色日宁沟岩画所在地是东嘎河的上游水源之一，沟谷两侧是相对平坦的古湖相沉积，至今仍是东嘎村所属的季节性草场和畜牧点。其中的一号画面刻有人物和动物。[50]扎布拉山岩画从西北向东南可分为4个画面，岩画的内容相对较为单一，仅有牦牛、马等动物形象以及“雍仲”、太阳等符号。[51]这两处岩画应是皮央·东嘎遗址早期游牧人群遗留下来的作品，从岩画中反映的画面来看，已有了较为固定的牲畜组合，即马、牦牛和羊；放牧的方式有骑牧，也有步牧；马不仅成为人们放牧的重要工具，而且配有马鞍和弓箭，既可用于放牧，也可用于征战。画面中出现了手执兵器的人物形象，有的一手执刀剑，一手执盾牌，有的骑马拉弓，其身份已经不同于一般的游牧民，很可能是部族中地位较为特殊的武士。
结合这些因素分析，皮央·东嘎遗址的早期居民应是以农牧兼营作为基本的生活方式，主要放牧牦牛、羊和马，并且在遗址附近有收集动物粪便的专门场所。如果这一推测无误，那么“浦”很可能即为一处与游牧生活相关的遗迹现象，其意义十分重要。
西藏史前游牧人的形象在藏北和藏西发现的岩画中有时也可见一斑。他们常常穿着一种无领的“套头短袍”，下摆齐膝，腰间扎带，有的头上扎有头饰，或骑马或步行，更多的时候是以武士的形象出现在画面当中，手中常执有长棍、刀剑或短杖，握有长方形或圆形的盾牌。[52]事实上，几乎所有的游牧者同时也是部落中的战士，他们同时具有牧民和武士的双重身份，既要从事游牧，同时兼营其他的辅助性经济活动如贸易、农业生产、狩猎、采集，战时也是掠夺者和骠骑兵，岩画中真实地记录了他们的形象。
此外，黄金制品等高级奢侈品也在墓中出土。最典型的例子是山南浪卡子县查加沟古墓中发现的一批黄金制品。其中金饰中有马形的动物牌饰，马的形象均为侧面，身上有鞍、辔、缰等马具和护甲。金饰中还有圆形的盔饰、筒饰、耳饰、戒指等装饰品[5]。结合墓葬的出土环境，推测死者的身份应为游牧部落的首领，金器中的马形饰件充分表明马的地位崇高，而且这些马形饰件全是披有护甲的战马，由此可推知当时西藏的游牧社会已经出现军事或政治权贵人物（亦即狄宇宙所称的“游牧豪贵阶级”），社会的复杂化程度已有很大提高。
三、移动与迁徙
史前游牧人群与定居人群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其具有出色的移动能力。在人类历史上，人类始终在不断寻求和扩张其可资利用的资源环境，而其中所获得的最大成功，是学会利用草食性动物的习性进行“游牧”。正是由于史前游牧人群所具有的这种“游动”与“迁徙”性，在考古遗存的面貌上也与农业定居人群有着不同的特点。在藏北和藏西高寒地带辽阔的地域内，我们很少发现具有一定规模的史前时代定居遗址，但却大量发现以细石器以及小型石片工具为主要特征的石器地点，这些地点一般不见陶器、骨器、磨制石器及大型的打制石器，很可能代表着狩猎、游牧人群的生活方式。[53]同时，这些人群还遗留下岩画、石丘墓等考古遗存，从中也间接地反映出这种游牧生活的片段。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发现在藏西日土县的“塔康巴”岩画。此处共有10个较为完整的岩画画面，其中第1号画面的内容十分丰富，刻划有动物、人物以及各种符号。人物形象多为侧面像，呈行进状，排成三列单行前行的纵队，队列前面的领头人身材高大，背负重物，一手拄杖，队列中的人们均背负背包，手中有的拄着拐棍。队伍的两侧是成群的牛、羊，由骑马者或者步行者驱赶而行，三条狗紧随在队伍当中。队伍中还有一些人物头上戴有复杂的装饰物（类同羽饰）、手中执有圆形的鼓，身份不同于队列中的一般人群，很有可能是具有“萨满”性质的巫师一类的人物。队伍两侧还有骑马或行步的武士，他们手执兵器或盾牌，身穿束腰的长袍，护卫着队伍前进，整个画面十分形象地反映出某个游牧人群举族迁徙移动的场景。[54]
日土县北部自古以来便是西藏通往新疆的交通要道，也是传统的游牧地区。乌江乡“其吾浦”山谷和塔康巴岩画地点均位于这条交通要冲之中，所以在岩画中出现反映游牧人群举族迁徙的场景，很可能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史前时期西藏与外界交通往来的情况。在后期的汉藏文献中，曾经记载有吐蕃朗日论赞从北方的突厥得到食盐之事，有学者认为，这实际上是指一条从西域得到食盐，再输入到吐蕃的道路。而这条道路经过所谓“女国/大羊同”地区，即今西藏西部的阿里地区。至于文献中记载的这条路上的所谓“唯界一碛”，也可能指的就是日土北部今新疆阿克赛钦地区，这条“食盐之路”是吐蕃人最早知晓的通往西域之路。[55]联系岩画的内容来看，也不排除其中有反映古代游牧部族与外界商贸往来的情景。但无论是“迁徙”还是“商贸”，画面中的人物均处在“游动”的状态之中，都是我们迄今为止所能观察到的最为古老的一幅有关西藏早期游牧人群迁徙游动的场景。
除长距离的迁徙移动之外，游牧人群最固定的迁移还是因气候、地形、植被、畜产、水源等因素而发生的季节性迁徙。西藏高原迄今为止最基本的游牧方式仍是分为夏季和冬季牧场，夏季牧场一般设在远离长久性居住点的高山牧场，冬季牧场则多设立在低谷，距离长久性居住点相对较近。前述西藏西部札达县的皮央·东嘎遗址附近即为这个长久性定居点居民们设置的冬季牧场，而发现岩画的皮央村西北的扎布拉山一带则为夏季牧场所在地，游牧人群在常年的迁徙移动中留下来的岩画，很可能便是这种季节性移动的遗痕。
综上所论，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为我们揭示了西藏高原史前游牧经济与文化产生与发展的若干重要线索，尤其是提供了大量过去文献记载阙如的由史前原始农业朝着游牧业转化过渡以及史前游牧民族生活的细节，为重新构建一部西藏史前游牧民族的经济文化史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随着今后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笔者坚信还会取得越来越多的重要研究进展，谨以本文作为引玉之砖，以期引起学术界的继续关注与深入讨论。
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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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archaeological material, this article demonstrates the origin and basic features of the prehistoric nomadic herding, pastoral economy and culture in Tibet as well as the migration and mobile space of the early nomadic people, in an effort to outline the eco-environment, state of life, artistic creation and so on of the prehistoric nomads from the Neolithic Age—about 5000 years ago—to the Early Metal Age in Tibet, and the historical course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plateau nomadic herding from primitive agriculture.
注释
[1]关于曲贡遗址的性质，发掘工作主持者在报告中认为其应为一处史前聚落（参见《拉萨曲贡》报告）。但笔者对此持怀疑态度，从遗址中仅发现墓葬和灰坑的情况来看，更像是一处史前墓地；或者说目前发掘出土的遗址部分不是一处人们居住的史前村落，或有可能居址已全部受到破坏。
[2]尽管对于西藏高原史前岩画的准确年代的判定还有相当的难度，但从画面内容以及艺术风格等方面推测，其中部分岩画可以早到本文所讨论的“史前时期”——吐蕃政权成立之前。
[3]关于西藏“早期金属时代”这一概念，最初是由童恩正先生提出来的。他指出：“西藏的石器时代究竟终止于何时，铜器时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铁器又是在什么时候传入的，这些问题，由于资料的限制，目前还难以答复。现有的一些时代较早的金属制品，都是调查所得，往往是铜器、铁器混杂，而且相当一部分还是由非专业人员所记述的，时代、来源均缺乏准确性。所以我们还不能在考古学上划出独立的铜器时代来，暂时能概括地推测，这一时代可能开始于公元前1000年，而结束于公元6 世纪，即吐蕃政权兴起之前。”参见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文物》，1985年第9期。
[4]此处石棺葬墓地系2002年9—11月由四川大学考古系调查发现，并清理了其中5座墓葬，有关材料尚在整理中。
[5]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区文物局：《西藏浪卡子县查加沟古墓葬的清理》，《考古》，2001年第6期。但据透露其后还发现另一座墓葬同位于浪卡子县，也出土有黄金制品，关于此墓的具体情况目前尚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