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西南与滇西大石墓试析
川西南与滇西大石墓试析
罗开玉（成都武侯祠博物馆）
西南的大石墓，颇具民族风格，富有时代特征，古来引人瞩目。早在东晋、宋代，便有人对川西南大石墓作过述录[1]。南齐时川西南大石墓曾遭大规模盗掘[2]。21世纪40年代，已有考古学者赴西昌实地考察[3]。大石墓的科学发掘工作，始于21世纪70年代。迄今，川西南已发掘40余座（一墓最多的葬130余人），滇西已发表的资料显示有15座（一墓最多的葬40余人），一些资料尚在整理中。本文主要是对大石墓的分期断代、起源及文化系统问题，提出一些看法，不足之处请指正。
一、墓葬分期断代研究
西南大石墓，可分两区：Ⅰ区即川西南地区，主要集中在安宁河两岸，包括西昌、普格、德昌、米易、越西、喜德、昭觉、冕宁等县；Ⅱ区即滇西地区，主要集中在金沙江至怒江之间，包括姚安、宾川、祥云、弥渡、南涧、巍山、双江等县。两区墓葬，大体可分五期（表1）。
表1 川西南、滇西大石墓分期、墓型简表
续表
续表
一期：Ⅰ区的西昌市郊关山M4、燕家山M1～3、袁家山M5[4]、西昌坝河堡子M6[5]、礼州陈远M1[6]。本期不见任何金属器，石器比例较大。
二期：Ⅰ区米易湾丘二墓[7]、西昌坝河堡子M2～4[8]、河西温泉M1[9]。Ⅱ区姚安一墓[10]本期开始出现环、镯、削、小型飞剑、剑、镞等铜器，石器仍占一定比例。出土物以陶器为主。
三期：Ⅰ区西昌坝河堡子M1[11]，普格小兴场M1[12]，阿木山AM1、2，若力果不（或称惹力波）BM1、2、4[13]、西昌河西温泉M2，团山包M4，养盘M5[14]，凉山喜德拉克M7[15]，冕宁三块石一墓[16]，西昌市北山M1，德昌县果园M2[17]，Ⅱ区祥云检村M2～4[18]。这期Ⅰ区仍有凿、镞等石器，新出现发钗、双柄刀、铃、锥状器等铜器，出现手镯、发饰等银器。二区则基本不见石器，出现钺、矛、
，锄、凿、犁、臿、刀、豆、镯、笄、锥状器、铃等铜器，出现星状、“夫”字形、葫芦形、圆形、石榴形、椭圆形、三角形、牛头形等铜饰片，鸡形、鱼脊形铜杖头等。两区出土物皆以铜器为主。
四期：Ⅰ区包括西昌西郊一号墓[19]，河西马漕沟M3[20]，喜德拉克四合M1、5、6、8[21]，西昌黄水塘M1，川兴小花山M1[22]；Ⅱ区包括弥渡苴力十墓[23]、祥云检村M1[24]。本期两区皆发现小件铁器，Ⅰ区还发现半两和西汉五铢。
五期：Ⅰ区喜德拉克幸福七队一墓[25]，西昌天王山十号墓[26]。本期出现莽币，封土中发现云纹瓦当、绳纹板瓦、筒瓦等。另外，渡口市文管会近年在米易县挂榜田发现的二墓，出有铜钱，文字锈蚀不清，不能确断为何期，但属四期或五期则是没问题的。
大石墓的建造是全部或部分用大石筑墓。所用大石，通常重数千斤，大的逾万斤，有的稍事打凿加工，有的则直接使用自然石块；皆丛葬，无其他葬具；室内空间较大，长的逾十米，短的也有二三米。Ⅰ区墓建在地面上，一般有封土堆；封土堆一般向后延伸出一道土埂，长4～10米不等，稍倾斜，俗称“墓尾”，可能是建墓时搬运、翻滚盖顶大石所用。Ⅱ区多建在地下，尚未发现封土堆。据现有资料，两区大石墓大体可分九型。一至六型见于Ⅰ区，七至九型见于Ⅱ区（表2）。
表2
一型：墓室呈长方形，无墓道；一般前端稍宽，后端略窄，四壁竖大石；前端为封门石。或在封门石下端用二砾石叠置，构成墓梯；或用二扁平石隔出一方框，作为封门过道，可视为墓道的前身。墓底系在原生土上，平铺一层砾石，上再铺一层黄色砂质黏土，稍事平整。墓室一般长4～8米、宽1.2～1.8米、深1.4米左右，封土丘一般高2米、直径6米左右（图1：1）。
二型：长方形，无墓道，室内前后端多用乱石封闭，墓门外两侧竖埋一排屏风状的大石，俯视成“八”字形（图1：4）。
三型：长方形，有墓道（图1：2）。
四型：墓室形状多似三型，唯此型有半圆石砌“封土”。此型墓除墓顶、底、门用大石外，其他主要用小石堆砌。一般较大，墓穴长10米左右，封土丘一般高2～4米，直径在10米以上。石丘之外，一般还有一层厚0.7～1.2米左右的封土（图1：5）。
五型：墓室成长方形，墓门开在旁侧，门外有两厅列石墓道，长者可达10余米。整座墓俯视成“T”字形（图1：3）。
六型：方形或接近方形，无墓道（图3）。此型一般较小。
七型：单层双室。平面呈长方形，无墓门墓道。构筑方法是先挖一长方形坑，坑底四周挖基槽，紧靠四壁竖立石板，石板下部插入槽内。墓室内又以石板隔为二室，两边皆置骨骸（图2：4）。
八型：单室。修筑时先挖长方形竖穴土坑，越底、四壁铺石板，无墓门墓道，室内或有填土，葬后用石板盖顶（图2：2，3）。
图1 大石墓形制
1.一型（西昌河西M2） 2.三型（普格BM2） 3.五型（喜德拉克） 4.二型（西昌河西M3） 5.四型（西昌M1）
图2 大石墓形制
1.四型（西昌坝河堡子M1） 2.八型（祥云检村M3）3.八型（苴力M6） 4.七型（苴力M7）
图3 六型墓（普格AMZ）
图4 九型墓（祥云检村M1）
九型：双层多室。在长方形竖穴土坑四周竖石板，分层筑墓室，一层中又隔为几个小室。如检村M1，下层隔为四个小室和两个脚箱（图4）。
另外，个别墓较特殊，如西昌天王山10号墓，目前暂称异型。
Ⅰ区六种墓型，发展的总趋势是愈晚的墓愈大，其中一至五型承继关系较显，二至四型都继承了一型的长方形墓室（表3）。一型墓室前面两侧加列石，为二型；一型前段加墓道为三型，再加石丘“封土”为四型；一型墓室旁边开墓门、加墓道为五型。六至九型墓目前发掘不多，渊源关系尚不清楚。
各期大石墓的时代，亦需讨论。过去，我们对川西南大石墓的时代上限估计偏晚，对滇西多数大石墓的时代估计却稍偏早。Ⅰ区大石墓本身是一种可延续使用若干代人、达数百年之久的丛葬墓室，本文的分期只能是粗线条的。
表3
一期，不见金属器，当在该地进入青铜时代之前。一区出陶觚较多（图6：7），也反映了其时代。中原地区，此器主要流行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代。如在河南上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曾发现此器[27]。在成都十二桥遗址中期（十二层）亦曾发现此器，值商代中、晚期[28]。该期出土的觚形杯（图6：11），与滕县大汶口文化晚期觚形杯、刘林墓地Ⅰ式觚形杯、河南上蔡十里铺新石器时代遗址Ⅱ式杯[29]都极相似。再从川西南大石墓的周邻文化看：北边的巴蜀文化至迟在商代中期，青铜冶炼术已达到较高水平[30]，开始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当在夏末商初；西边的川西高原，约在商代中期已进入青铜时代[31]；西南边的滇西地区，至迟在商代晚期（公元前十二世纪前后），也已进入青铜时代[32]。川西南地区位居其间，又扼交通要道，进入青铜时代的上限，应与它们大致相当。综观以上几个因素，我认为Ⅰ期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代至西周中期，而本地还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
图5 礼州遗址BM3平、剖面图
二期缺乏有准确时代特征的资料。从一期下限和三期上限，可大体推知本期时代从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
三期的年代有两个14C测定数据：一个是普格小兴场阿木山AM1出土人骨，测为距今2470年±75年（树轮校正为2400年±75年），另一个是惹力波BM2出土人骨，为距今2470年±85年（树轮校正为2440年±85年）[33]。从墓葬、随葬品等因素考察，我认为这两个测定数据是此较可信的。三期时代大体在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
四期Ⅰ区发现较多的铁器和半两、西汉五铢线，时代清楚，值战国晚期至西汉。Ⅱ区检村M1发现残铁手镯2件，对确定时代有参考价值。近年滇地虽发现一柄较早的铜柄铁剑，但铁器普及时间仍在战国晚期至汉代；铁镯系装饰品，应与此大体相当。该墓出土的编钟，形制、大小、纹饰风格都与晋宁石寨山M6所出编钟酷似[34]，而后者伴出铁剑、铁戟、“滇王之印”金印等，时在西汉中期。苴力M6尸骨经碳素测定，距今2065年±90年和2005年±90年[35]，值西汉早、中期。苴力大石墓所出大量铜器与检村M1相同，时代亦大体一致。苴力大石墓所出环首、直背铜削（图8：12），在晚期巴蜀文化墓葬中多有发现。从其形制和在滇地发现不多看，它很可能是从巴蜀传入。在巴蜀，此型削的上限为战国中、晚期之际[36]；至滇地，将其定在战国晚期至西汉，也是适当的。
图6 川西南部分陶、铜器
1～3、5、6.礼州遗址（双耳罐、单耳罐、杯、瓶）4.西昌杨家山（罐） 7、10、12、13、15.西昌市郊M2～5（觚、杯、罐、桃形饰、羊头饰、瓶） 8、9、11、14.西昌坝河堡子M6（杯、壶） 16～21.米易湾丘M1、2（双耳罐、单耳罐、壶、瓶） 22.西昌河西M1（马鞍形飞剑） 23.普格小兴场BM2（双耳罐） 24.西昌河西M2（双柄刀） 25～29.普格小兴场M1（刀、纺轮、壶、镯） 30、33～36.喜德拉克M6、1、8（双耳罐、罐、壶、三耳壶、刀） 31、32.西昌河西M3（四系罐、杯） 37～41.喜德轱辘M1（单耳罐、铃、扣饰、环、镯） 22、24～26、29、35、36、38～41.为铜器，余皆陶器
五期出莽币，下限可至东汉早期。
二、大石墓的起源及两区文化系统之别
川西南与滇西毗邻，二地大石墓时代大体接近（表1、2），都采用大石筑墓，但是否属同一文化系统，却还值得研究。
从有关资料看，川西大石墓应属当地从新石器时代以来逐步形成的土著文化系统，当然也不排斥部分外来因素。外来文化因素，主要集中在一、四、五期。一期的陶觚、杯、桃形饰、羊头饰等，不见于当地新石器时代遗址；当地新石器时代的双耳罐、单耳罐等典型器，亦不见于一期大石墓。从其陶觚、觚形杯等器看，这种外来文化因素可能间接地与中原地区有关（详前）。同时，一期文化与当地新石器文化也有着更为广泛的联系。在陶器造型上，带流壶、瓶显然是在当地新石器时代同一器类基础上发起来的。一期的陶罐（图6：10），与普格县瓦打洛遗址Ⅲ式罐造型一致[37]。一期发现的饼状砍砸石器（坝河堡子M6：31），亦见于礼州遗址。从陶质上看，礼州遗址均为夹砂陶，大部分为红陶，亦有少量灰陶和褐陶，火候很低，陶色不纯[38]；时代稍晚的西昌杨家山晚期遗存的陶器，火候很高，多是泥制红陶[39]，瓦打洛遗址陶器，又以泥质灰陶和磨光黑陶为主，亦有少量泥质橙黄陶和夹砂灰陶[40]。这些差别当与时代早晚有关，一期大石墓中泥质灰黑陶、泥质夹砂红陶、夹砂灰褐陶、夹砂褐陶都各占相当比例，大体介于礼州遗址与瓦打洛遗址之间。在墓葬制度上，一期大石墓（图1：1），与礼州遗址的土坑墓（图5），无论是在长短宽窄大小上，还是在内涵上，都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和明显的承继性。
礼州遗址中发现21座土坑墓。这批墓葬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墓室均为长条形竖穴，坑长4～8米、宽0.8～1.3米、深0.5～0.8米，无葬具痕迹。而同期的西南其他新石器文化墓葬，一般只按尸体大小挖一浅坑。二是每墓随葬陶器普遍很多，在墓的两端各放一组器物，一般有20件左右，最多的达50余件。这与西南其他新石器时代墓葬，多数无随葬品，少数只有少量器物（一般1～3件）的现象大不相同。三是所有的墓葬都未发现骨架，也未发现一件骨器。前两点都说明这种墓葬乃是集体丛葬。入葬者多，才需挖很长的墓坑，随葬器物也才多。丛葬一墓者，一般不可能同时死去。特别是土坑墓，由于先葬者已腐，葬后死者时，不宜再挖开前墓。显然，他们都是二次集体丛葬，即先将死者另埋一地，待一定时间，氏族再统一取出死者骨架丛葬一墓。第三种特征，则与当地土质有关。我们注意到，不仅墓葬，在礼州遗址的整个文化层（第三、四层）及杨家山遗址、普格县小兴场遗址、田坝遗址、中村遗址、团田遗址[41]的调查、试掘中，都没发现一件骨器和一块残骨渣。川西南某些地区土质对骨质具有相当的腐蚀性[42]。遗址文化层和土坑墓中骨骸，显系被土质腐蚀。人们通过反复实践、观察，终于识其土质。为了保护祖先骨骸，又要保持传统的氏族二次捡骨丛葬习俗，才创造了大石墓。
关于大石墓的产生，已有学者指出与大石崇拜有关[43]，大石墓流行时间很长，我认为有四个因素。（一）大石可防止土壤对骨骸的腐蚀。这在大石墓结构中，有明确反映。Ⅰ区大石墓，或在底层嵌大石板，或用碎石镶底，或在原生土上平铺一层砾石，上面再铺一层黄色砂质黏土，平整打实，都是为了防蚀。（二）大石具有防止人为、牲畜破坏的作用。为适应丛葬之需，大石墓内部空间必大；为防蚀防水，它在修建时只在地下挖一浅槽，主要部分在地面上，加之大石有限，墓壁多用碎石堆砌，这就要求它不因小孩的攀爬、摇动而倒塌，并能承受牲畜、动物的撞击。（三）具有防震的作用。西昌地区，历史上屡有大地震发生。目前在四川共保存有百余通古代地震碑石，其中竟有百分之九十几集中在西昌[44]，其土地面积却只有四川的十分之一。据文献记载，该地从唐武德七年（624年）到1900年，共发生18次强震。限于当时的条件，此记载或疏漏较多。从1901年到1984年，该地共发生84次强震，约每年一次[45]，频繁率在全国极罕见。当地人们于生产、生活及“事死如生”的墓葬，都不能不考虑防震。大石墓所用大石，一般重数千斤，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各型墓巨大的盖顶石、封土丘、Ⅳ型墓的石丘（图2：1）、墓底石板下横置的条石（图1：2），当主要是出于防震之需。（四）大石墓为不断地入葬提供了方便。Ⅰ型虽无墓门，但此型墓前端碎石下往往发现压有陶器、人骨，可见是敞开前端为门，在墓室停止使用后，再用碎石封闭。三型墓同样空出前端，前面的列石空出墓门位置，三至五型都有墓道墓门，皆能随时入葬。正是这多种因素相结合，才产生了大石墓，它是当地长条形土坑墓继续发展的结果。
上述观点，可从地层关系中得到进一步证实。新石器时代的礼州遗址、普格瓦打洛遗址、冕宁三分屯遗址、西昌樟木遗址、德昌果园遗址等，都发现有构筑在遗址上的大石墓，中间皆无间隔文化层，有些则在文化层之中，反映出二者的内在联系。
这里需要讨论一下礼州遗址的时代。原报告说它的上限相当于殷代晚期，下限应在战国之前[46]。其根据，上限是参照大墩子遗址的14C测定年代[47]，下限是据大石墓不早于战国之前的论点推出的。大墩子遗址的年代，后进行树轮校正，为公元前1470年±155年[48]，可早到商代早、中期。云南有些同志对此表示怀疑。他们把大墩子的遗物和白羊村遗物进行对比分析，认为“大墩子遗址似较白羊村遗址稍早”[49]。白羊村遗址经14C测定并经校正的年代是：公元前2165年±105年、公元前2050年±105年[50]。故大墩子遗址的上限，有可能达到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礼州遗址的上限，亦当不晚于此。当然，这些问题的最后解决，还有待新的发掘和测定。礼州遗址及当地其他遗址的下限，有可能和一、二期大石墓相交错，即遗址、大石墓系同一主人。
图7 陶、铜器
1、3、4.双耳陶罐（姚安黄牛山） 2.陶豆（祥云检村） 5.铜豆（祥云检村）
从陶器看，一期的外来因素，在二期、三期中多未见保留；二、三期大石墓比一期更多地继承了当地土著文化因素。这表明一期的许多外来文化因素，很快便融于当地土著文化之中。四、五期的外来文化因素，主要与秦汉时期对川西南地区的开发有关。
二区大石墓属滇西青铜文化系统中的一个类型。其所出各类器物，普遍见于滇西同期的其他墓葬。姚安大石墓所出双耳罐（图7：1、3、4），耳部尖细，正具有滇西双耳罐的特征。检村、苴力大石墓中出土的铜钺、剑、镯、矛、编钟、杖首、斧、卷经杆、心叶形锄、尊、豆（图7、8）等，都与大波那木椁铜棺墓[51]、木椁墓[52]所出同类器物相似或完全相同。祥云大石墓所出椭圆形铜饰牌，亦见于德钦永芝墓地[53]，铜条形锄、铜铃等见于楚雄万家坝墓地[54]。苴力大石墓所出铜铃、姚安墓所出双耳罐，都与剑川鳌凤山墓地所出基本一样[55]。
图8 铜器
1.钺 2、5.矛 3、4、7.杖首 6、8、10、11.锄9.编钟 12.削
两区墓葬随葬品，各有特征，互不相同。Ⅰ区陶器较发达，Ⅱ区青铜器较发达。双耳陶罐，见于川西南新石器时代遗址、二至四期大石墓（图6：1、16、23、30）、Ⅱ区二期墓。两区双耳罐亦有区别：Ⅰ区皆平底、耳部近似椭圆；Ⅱ区有圜底、圈足、耳部尖细。Ⅰ区双耳罐的演变趋势是：耳部位置由高趋低。新石器时代至二期大石墓，耳上部高于口沿，三期大体与口沿平行，四期则低于口沿。Ⅰ区的单耳罐（图6：2、17、37）、带流壶（图6：5、14、20、28、33）、瓶（图6：6、15、21）、觚、觚形杯（图6：7、11）、四系罐（图6：31）等常见陶器群，不见于Ⅱ区。Ⅱ区的陶豆（图7：3），亦不见于Ⅰ区。Ⅰ区的马鞍形飞剑（图6：22）、铜刀（图6：24～26、35、36）、发钗（图9）[56]等主要铜器，不见于Ⅱ区，亦基本不见于周邻文化，浓具地方和民族色彩。Ⅱ区的主要铜器群（图8），亦不见于Ⅰ区。
两区虽同用大石筑墓，但墓葬制度亦很有区别。首先，两区的大石墓造型不同，Ⅰ区的六型不见于Ⅱ区，Ⅱ区的三型亦不见于Ⅰ区。其次，大小差别也很大。滇西大石墓，除姚安黄牛山、祥云检村M1两墓外，其余长度都在2.6米以下，普遍偏小。川西南大石墓，最长的达13米多，长7米以上的14座，长7～2.6米的20座，2.6米以下的仅3座[57]，即90%以上的墓室，大于滇西大石墓。这种现象绝非偶然，乃是由丧葬制度决定的。滇西大石墓皆建在地下，建造时先挖坑，然后竖石为壁；入葬者皆一次性入葬，其中主要是“二次捡骨葬”，有的墓也有几具一次葬入的尸体。检村M1入葬人数在十人以上，多数为捡骨葬，也有4具一次葬入的尸体。力苴石M6内葬40个头骨，却在填土中埋尸1具，侧身直肢。苴力、检村大石墓皆无墓门墓道，有的仅在四壁用大石，而上面用土填实，可确证是一次性丛葬。故其入葬人数有限，不需太大的墓室。苴力大石墓内的骨骸，普遍以5或其倍数为基数堆放，且头骨、肢骨往往在墓内各级不同的位置。苴力、检村还有单层双室、双层多墓室。与滇西不同，川西南大石墓主要是二次捡骨葬，也有少数系火化后捡骨，不见一次入葬的尸体；多数有墓门墓道，可多次性入葬；墓内不再用石板分层分室；骨骸按个体，而不是人体的不同部位分开堆放；没有按5人或5人的倍数堆放骨骸的习俗；主要建在地面上，多有封土。
图9 铜发钗
1、8、5、6.普格小兴场（BM4 : 15、34、9、BM2 : 8）2、3、4.坝河堡子（M1 : 31、33） 7、9、10、11、13.西昌一号墓 12.喜德（M1 : 55）
综上所述，我认为Ⅰ区大石墓属川西南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土著文化系统，它起源于礼州遗址中那种长条形竖穴土坑墓；Ⅱ区大石墓的起源尚不够清楚，从随葬品看，应是滇西青铜文化的一个类型。两区大石墓的区别是主要的，联系是次要的。
1989年
Abstract
The article offers the author’s viewpoints on the periodization, origin and cultural system of the massive stone tombs. He believes that the massive stone tombs in Area I belong to the aboriginal cultural system during the Neolithic to the Bronze Age in the southwestern Sichuan, originated from the tombs with a vertical earthen shaft of a rectangular plan in the Lizhou Site. The origin of those in Area Ⅱ is not clear, but it should have been one type of the bronze culture in west Yunnan, according to the burial objects. The two types of massive stone tombs have more differences than connections.
注释
[1]常璩：《华阳国志·蜀志》；乐史：《太平寰宇记》卷八十。
[2]南宋·罗泌：《路史·前纪》卷四：“永明二年（484年），萧鉴刺益，治园江南，凿石冢，有椁无棺，得铜器数千种。”
[3]凉山州博物馆：《西昌市郊大石墓》，《考古》1983年第6期。
[4]郑德坤：《四川古代文化史》第三章，华西大学博物馆，1946年。
[5]西昌博物馆等：《西昌坝河堡子大石墓第二次发掘简报》，《考古》1978年第2期；《西昌坝河堡子大石墓发掘简报）》，《考古》1976年第5期。
[6]资料现藏凉山州博物馆。
[7]姚安县文化馆：《云南姚安西教场黄牛山石棺墓》，《考古》1984年第7期；凉山州博物馆：《米易湾丘的两座大石墓》，《考古学集刊》（第1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8]西昌博物馆等：《西昌坝河堡子大石墓第二次发掘简报》，《考古》1978年第2期；《西昌坝河堡子大石墓发掘简报》，《考古》1976年第5期；凉山州博物馆：《米易湾丘的两座大石墓》，《考古学集刊》（第1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9]西昌地区博物馆：《西昌河西大石墓群》，《考古》1978年第2期。
[10]姚安县文化馆：《云南姚安西教场黄牛山石棺墓》，《考古》1984年第7期。
[11]西昌博物馆等：《西昌坝河堡子大石墓第二次发掘简报》，《考古》1978年第2期；《西昌坝河堡子大石墓发掘简报》，《考古》1976年第5期。
[12]凉山州博物馆等：《四川普格小兴场大石墓群的调查与清理》，《文物资料丛刊》（10），文物出版社，1987年。
[13]凉山州博物馆等：《四川普格县小兴场大石墓》，《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5期。
[14]西昌地区博物馆：《西昌河西大石墓群》，《考古》1978年第2期。
[15]凉山彝族地区考古队：《四川凉山喜德拉克公社大石墓》，《考古》1978年第2期。
[16]西昌地区博物馆等：《冕宁县三块石古墓葬清理发掘简报》，《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1978年第2期。
[17]资料现藏凉山州博物馆。
[18]云南大理州文管所：《云南祥云检村石棺墓》，《文物》1983年第5期；《云南祥云县检村石棺墓》，《考古》1984年12期（该墓原简报未编号，这里依序编为M4）。
[19]凉山州博物馆：《四川西昌一号墓发掘简报》，《考古学集刊》（第3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20]西昌地区博物馆：《西昌河西大石墓群》，《考古》1978年第2期。
[21]凉山彝族地区考古队：《四川凉山喜德拉克公社大石墓》，《考古》1978年第2期。
[22]资料现藏凉山州博物馆。
[23]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弥渡苴力战国石墓》，《文物》1986年第7期。
[24]云南大理州文管所：《云南祥云检村石棺墓》，《文物》1983年第5期；《云南祥云县检村石棺墓》，《考古》1984年第12期（该墓原简报未编号，这里依序编为M4）。
[25]凉山州博物馆等：《四川喜德县清理一座大石墓》，《考古》1987年第3期。
[26]凉山州博物馆：《四川西昌天王山十号墓清理简报》，《考古》1984年第12期。
[27]河南省驻马店地区文管会：《河南上蔡十里铺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集刊》（第3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28]四川省文管会等：《成都十二桥商代建筑遗址第一期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12期。
[29]河南省驻马店地区文管会：《河南上蔡十里铺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集刊》（第3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30]四川省文管会等：《广汉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10期。
[31]甘孜考古队：《四川巴塘、雅江的石板墓》，《考古》1981年第3期。另在汉源亦发现商周铜器（《文物》1983年第11期）。
[32]云南省博物馆：《云南古文化的发掘与研究》，《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第377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
[3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十二）》，《考古》1985年第7期。
[34]云南省博物馆编：《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第80页，文物出版社，1959年。
[3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十二）》，《考古》1985年第7期。
[36]详见拙作：《晚期巴蜀文化墓葬研究》（待刊）。
[37]凉山州博物馆：《四川普格县瓦打洛遗址调查》，《考古》1983年第6期。
[38]礼州遗址联合考古发掘队：《四川礼州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
[39]刘世旭：《西昌杨家石新山器时代晚期遗存》，《文物资料丛刊》（5），文物出版社，1981年。
[40]凉山州博物馆：《四川普格县瓦打洛遗址调查》，《考古》1983年第6期。
[41]凉山州博物馆等：《四川普格县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5期。
[42]这一推论，还可得到附近石棺墓的佐证。1980年7月在紧邻雅砻江的盐边清理石棺墓4座，“皆无骨架，也无骨架腐朽后所留的痕迹”，报道者倾向认为这是当地“土质为酸性红壤，酸性太大，不利于骨架保存”所致。见渡口市文管处：《四川盐边县石棺葬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2期。
[43]童恩正：《四川西南地区大石墓族属试探》，《考古》1978年第2期；刘世旭：《试论川西南大石墓的起源与分期》，《考古》1985年第6期。
[44]江在雄：《四川地震碑石》，《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2期。
[45]林向：《四川凉山地区的地震考古研究》，《四川文物》1986年第1期。
[46]礼州遗址联合考古发掘队：《四川礼州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
[4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报告（三）》，《考古》1974年第5期。
[4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第111～115页，文物出版社，1983年。
[49]阚勇：《试论云南新石器文化》，《云南省博物馆建馆三十周年纪念文集》第56页，1981年。
[5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第111～115页，文物出版社，1983年。
[51]云南省文物队：《云南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清理报告》，《考古》1964年第12期。
[52]大理州文管所等：《云南祥云大波那木椁墓》，《文物》1986年第7期。
[53]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德钦永芝发现的古墓葬》，《考古》1975年第4期。
[54]云南省文物工作队：《楚雄万家坝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3年第3期。
[55]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剑川鳌凤山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7期。
[56]此器多数报告称“铜发饰”。发饰乃头发装饰品的总称。此据其用途、造型，定名为铜发钗。
[57]《四川喜德县清理一座大石墓》引文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