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喜马拉雅视角下的西藏西部新石器时代
跨喜马拉雅视角下的西藏西部新石器时代
吕红亮（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一、引言
目前整个西藏高原已经确认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有西藏东部以昌都卡若遗址为代表的卡若文化（距今5500～4000年）[1]、西藏中部以拉萨曲贡遗址为代表的曲贡文化（距今4000—3000年）[2]；另外，在雅鲁藏布江下游的藏东南地区尚存在一些新石器时代遗址，被称为“林芝类型”[3]。上述藏东和西藏中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考古学文化都具有强烈的“地方性”，文化面貌上仍有很大差异[4]，应与各自所处的生态区位关系密切。西藏西部生态条件和藏东、藏中迥然有别，迄今除发现过一系列石器采集地点外，尚未发现明确属于新石器时代的遗物，故李永宪先生将上述采集地点中包含细石器者归结为西藏新石器时代的“藏西北文化类型”[5]。然而，西藏西部的史前人群是否是由狩猎采集者演变为游牧人，而不存在与农业生产相联系的新石器时代聚落呢？这是目前西藏考古学中颇为引人注目的问题。
现今西藏西部的阿里高原属农牧混合区，农业在阿里南部河谷地带尚占据一席。普兰、日土、札达、噶尔四县的河谷冲积扇以及高山峡谷阶地都可以种植耐寒作物，是邻近多县主要的粮食供给地[6]。笔者推测，这样的情形或许可以追溯至史前时期。苏联考古学家瓦西里耶夫曾提出一个假设，认为喜马拉雅山地是西亚“新石器时代革命”东渐的一个过渡地带[7]，揭示出喜马拉雅的山前地带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虽然西藏西北部现有的考古资料还不足以回应这一宏大议题，但是已存在一些初步线索。本文拟结合有关南亚西北部考古发现研究的成果，在“跨喜马拉雅”的视角下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讨论（图1）。
图1 本文所涉遗址分布示意图
二、西藏西部的线索
2001年，四川大学考古学系在东嘎第V区内发现丁东遗址，揭露出三座房屋遗迹，并出土一批重要的遗迹和遗物，年代约在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1世纪[8]。这是西藏西部首次发现的早期居住遗址，重要的是在该遗址发现了青稞（Hordeum vulgare nudum）。早此几年，德国考古学家在尼泊尔穆斯塘地区也发现了青稞，早在公元前第一千纪早期（公元前1000—前400年）穆斯塘的早期居民已经种植青稞和荞麦（Fagopyrum esculentum/tatarieum），稍晚阶段（公元前400年—公元100年），除上述青稞和荞麦栽培的增加外，还出现了小麦（Triticum aestivum）、粟（Panicure miliaceum）、豌豆（Lens culinaris）[9]等。上述两则考古发现虽然都属于早期金属时代[10]，但是预示着西喜马拉雅区域可能存在更早的食物生产聚落。
在青藏高原，目前最早的青稞发现于西藏腹心地带的山南昌果沟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年代距今3500年左右”[11]。穆斯塘和西藏阿里的发现说明，至迟在距今3000年左右青稞已经在海拔高达4000米的高原西部开始种植。虽然丁东遗址的年代晚于昌果沟遗址近千年，但是西藏西部的青稞是否由西藏中部的雅鲁藏布江西渐而来，仍值得进一步考虑。因为在毗邻西藏西部的南亚西北部，青稞的栽培可早到距今9000年左右[12]。所以，傅大雄先生提出的“西藏高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是粟与麦的东、西方农业文明的汇合部”的论点倘若成立[13]，则西藏西部早期农业的证据颇为关键，且对现今西方考古学界有关“史前食物全球化”的研究中“小米西传、麦类东传”的论点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14]。但是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在西藏西部尚未发现确切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这与田野工作的密度和覆盖范围相关，也与对既有发现的认识相关。笔者以为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噶尔县丁仲胡珠孜遗址[15]。
丁仲胡珠孜遗址位于噶尔县狮泉河镇西南约5公里处，地处噶尔县扎西岗区加莫乡狮泉河谷的沙丘地带，海拔4260米。采集到的遗物有打制石器132件（其中包括细石器84件）、陶片30片（图2：1N24）。这是迄今在西藏西部地区发现的打制石器与陶器共存的唯一例子。该遗址石器以细石器为主，包括典型的锥状细石核、细石叶以及细石叶生产过程中的各类次级产品，石料均为匀质的燧石、硅质岩等。最值得注意的是1件打制石斧（见图2：2）。笔者对此件标本曾做过仔细观察，石料为优质燧石，呈梯形，为宽厚的石片，柄端为方形，单面刃部已经初具形态，稍经磨制便可成为一件规整的石斧，这应该是石斧的毛坯。
丁仲胡珠孜遗址的磨制石斧毛坯并非孤例。有人称曾经在古格故城遗址附近采集到1件磨制石斧[16]，但未见具体报道。此外，弗兰克1909年在西藏西部调查期间，曾在中印边界的象泉河上游的札达县什布齐一带的一处废墟中采集到2件磨制石斧[17]。虽然上述石斧都属地表采集，年代难以判定，但阿里地区被明确断代为早期金属时代的考古遗址中都未出土磨制石斧，可推测这类器物可能早于早期金属时代。而克什米尔地区的布鲁扎霍姆遗址第一期、第二期，斯瓦特地区诸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都曾经出土过不少磨制石斧。印度考古学家在拉达克和查谟的印度河上游高山地带亦发现海拔高达3000多米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如克里（Kiari）、盖克（Gaik）[18]，这表明西喜马拉雅区域的高山峡谷地带可能存在新石器时代的小型聚落。
图2 丁仲胡珠孜遗址采集遗物
1.刮削器 2.石斧毛坯 3.陶片 4.陶纺轮 5.彩陶片 6～10.细石核 11～15.细石叶16～19.细石核残块 20～22.细石叶 23.石刀 24.刮削器
丁仲胡珠孜遗址采集的陶片少且碎小，器型难辨，但其中一件彩陶片和纺轮残片值得关注。彩陶在西藏西部近年发现的考古遗址中屡有所见，都属于早期金属时代的遗物[19]。纺轮在西藏西部地区较为少见，而多见于克什米尔河谷的布鲁扎霍姆遗址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中。
基于上述零散证据，笔者同意李永宪先生将丁仲胡珠孜遗址推断为新石器时代遗存。进而言之，该遗址可能代表了一种细石器广泛使用，磨制石器已经出现，包含有少量彩陶，存在小规模纺织业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当然，不能仅以这一个采集地点讨论整个西藏西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如果将视野扩展至西喜马拉雅地带，则发现在毗邻西藏西部的南亚西北部地区，考古学家已经揭示出这一地区广泛分布的一种内涵与之大致相近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且种种迹象显示，这一新石器文化都与喜马拉雅山以北的考古学文化有过接触。我们有理由相信，西藏西部很可能与上述南亚西北部新石器时代文化有过某种密切联系，跨喜马拉雅的东西文化互动早在新石器时代已经拉开序幕。
三、南亚西北部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
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南亚西北部的史前考古工作成绩斐然。欧洲及印巴考古学家在印度的克什米尔河谷以及巴基斯坦的斯瓦特河谷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初步建立起了南亚西北部新石器时代考古编年序列。为讨论方便，初步介绍如下。
（一）克什米尔河谷
更新世末以来，克什米尔河谷由于喜马拉雅山的抬升，原先的大湖干涸形成断陷盆地，多数史前遗址分布在一种称为卡尔哇（Karewa）的台地上，为更新世的湖床堆积。这一地区在印度新石器时代文化划分的“西北区”“北区”，已经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30多个，其中最为著名者为布鲁扎霍姆（Burzahom）和古夫克拉（Gufkral）遗址[20]以及1998—1999年发掘的坎尼什普拉（Kanishkapura或Karuspur）遗址[21]。
布鲁扎霍姆遗址位于喜马拉雅南侧的印控克什米尔境内，距离克什米尔首府斯利那加（Sringar）20公里。该遗址于1935年由“耶鲁—剑桥印度探险队”的德特雷（De. Terra）和潘特森（Paterson）发现并试掘[22]，1960—1971年由印度考古调查局哈赞齐（T. N. Khazanchi）主持发掘。遗址被分为四期，即新石器早段（Neolithic Period I）、新石器晚段（Neolithic Period II）、大石文化期（Megalithic）和早期历史时期（Early Historic）[23]，绝对年代在公元前2400—前1500年。
古夫克拉遗址位于斯利那加东南约41公里的一个土丘上，1962—1963年由印度考古调查团边疆组试掘，1980—1982年由印度考古调查局组沙玛（A. K. Sharma）主持发掘，他曾经参与过布鲁扎霍姆前几个年度的发掘工作。该遗址被划分为新石器和大石文化两期，新石器期又被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年代约在公元前2400—前1600年[24]。
根据上述三个遗址发掘的分期，印度考古学家初步建立了克什米尔河谷地区新石器文化的编年序列，初步划分为早中晚三期[25]。
第一期，新石器时代早期，又称为无陶新石器时代。以古夫克拉遗址第一期（IA）以及坎尼什普拉遗址第一期为代表，绝对年代在公元前3000—前2400年[26]。在古夫克拉遗址中，属于此期的堆积厚达1.2米，表明人类在此活动过很长时间。居址或在平地上开挖浅小的地穴，或直接在平整地面上撒涂赭石粉、涂抹灰泥后立柱。磨制石器包括石斧（数量不多）、圈石、石杵等，骨器很发达，尤以骨锥、骨针最为典型。未发现栽培作物的种子，多采集附近的野生大麦，并有磨盘一类的加工工具，动物多为野生种类，表明当时的人群为狩猎采集者。仅在这一期的末段，开始了少量的农作物的人工栽培和动物驯养。
第二期，新石器时代中期。以布鲁扎霍姆遗址第一期、古夫克拉遗址第一期B段（IB）为代表，绝对年代在公元前2400—前2000年。这一期最显著的特征是开始使用陶器。陶器有夹粗砂灰陶、泥质灰陶、夹砂褐陶，器型包括罐、盆、碗等，尤以球形罐和盆最为特别，均为手制。比较鲜明的特点是陶器外表面留有陶坯成形过程中留下的草刷划痕以及陶器底部的篮纹。石器、骨器延续了前期的传统，骨锥、骨针仍然可见，增加了骨鱼镖。居住遗址为典型的半地穴式，地穴口大底小，最大者口径达2.7米、底径4.6米、深4米，少数还有台阶，穴壁上还可见石斧挖凿的痕迹。根据柱洞推测，当时的房屋为一种半地穴式窝棚建筑。此时已经驯化的动物包括绵羊、山羊、狗、印度水牛，狩猎的对象则包括克什米尔牡鹿、野生盘羊、亚洲野生绵羊、喜马拉雅野生山羊，栽培作物有小麦、六棱带皮大麦、扁豆三类。
第三期，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布鲁扎霍姆第二期（Ⅱ）和古夫克拉遗址第一期C段为代表，绝对年代在公元前2000—前1600年。这一时期半地穴式房屋已被废弃，大部分被填平，上层铺垫赭石，形成地面，出现“日晒砖”为墙体的建筑，柱洞密集，房屋为木柱结构。石器中斧、锛数量增多，出现了非常具有特色的收割工具穿孔石刀。陶器变化明显，出现磨光灰黑陶，制陶技术已经为轮制，最具有特点的器物为长颈球形罐、带假圈足的盘、碗等，并出现了来自前哈拉帕文化科特迪吉类型的彩绘陶器。栽培农业十分发达，在许多灶址和灰坑中都发现有大量的粮食种子，在第二期的麦作农业基础上，新出现了稻米，估计自南部的哈拉帕文化中输入。
（二）斯瓦特河谷
自1950年开始，由杜齐创设的意大利中东与远东研究所（IsMEO），现更名为“意大利非洲与东方研究所”（IsIAO）。巴基斯坦考古调查团在巴基斯坦西北部的斯瓦特河谷展开考古调查发掘。这一工作持续至今，已发掘多个重要遗址，并出版多部报告，其中包含新石器时代遗存的重要遗址包括加利盖（Ghalighai）、洛伊班（Loebanr III）、阿利格拉马（Aligrama）、卡拉咯德日（Kalalo deray）、比克龚代（Bir-kot-ghundai）等[27]。意大利学者斯塔克（G. Stacul）等根据多个遗址的地层序列和陶器类型的交叉定年，建立了斯瓦特地区自史前以及原史时期（亦即杜齐所谓“前佛教时期”）的编年序列，共分七期，年代跨度自公元前3000—前500年。其中，第一至三期被认为属于连续发展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第四期为新石器晚期或铜石并用时代，此后为原史时期（或曰“犍陀罗墓葬文化”时期）。第一至三期文化在斯瓦特河谷分布不广，仅见于仅加利盖岩厦遗址，而第四期则在斯瓦特河谷分布广泛[28]。
第一期，以加利盖遗址第23～21层为代表，绝对年代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发现的居住面较小，为河卵石铺筑地面和筑墙。陶器为手制，以夹砂红褐为主，也有少量灰陶，可复原器型不多，主要为敞口罐、折腹杯、长颈壶。表画粗磨的灰黑陶被认为与布鲁扎霍姆遗址的同类遗物相关。石器均为打制，有砍砸器、少量盘状器以及石片刮削器。
第二期，以加利盖遗址第19～18层为代表，绝对年代在公元前2200—前1900年，未发现较为完整的居住面。陶器出现较大变化，多为轮制，火候较高，以红陶为主，多装饰黑色条形彩绘，主要器型包括鼓腹罐、盆、碗以及豆形器。陶器被认为与中亚如蒙迪加克、南部哈拉帕等遗址所出陶器相似。石器较少，仅发现少量打制的石片刮削器。驯养动物包括牛、羊等。
第三期，以加利盖遗址第17～16层为代表，绝对年代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陶器制造技术退步，以灰褐色为主，多为手制，颜色不均，器型与第二期差别不大，多见鼓腹敞口罐和平底盆，前者与布鲁扎霍姆遗址所出者较为相似。仅发现少量打制的石片刮削器，未见磨制石器。
第四期，见于斯瓦特河谷及其西北部的迪尔（Dir）河谷的大多数遗址，绝对年代在公元前1700—前1400年，被认为是斯瓦特河谷由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的转折时期。多个遗址的陶器表现出较一致的特点，器底多见篮纹，红陶、灰黑陶、灰褐陶、彩绘陶在各遗址中均有出现，仅表现为组成比例的差别，器型以平底鼓腹罐、豆形器多见。半地穴遗迹分布广泛。石器中磨盘、磨石、斧、穿孔刀流行。
由于地域相邻，在有关南亚新石器时代论述中，克什米尔河谷与斯瓦特河谷新石器时代文化常被称为“北部新石器”一并论述[29]，并认为两地文化关系密切，如加利盖遗址第16、17层出现的底部有篮纹的灰黑陶与布鲁扎霍姆遗址的同类器物相似，再如较多的半地穴居址、石刀、陶器底部的篮纹装饰等。但从绝对年代和文化面貌而言，仍有不少差异。如在斯瓦特序列中，凹腰石刀、半地穴式遗迹迟至第四期才出现，此时已相当于克什米尔河谷新石器序列的最末阶段；而斯瓦特序列中的第一至三期实际上与克什米尔第一、二期差异较大。故笔者认为，克什米尔与斯瓦特河谷的所谓“共同文化传统”可能仅限于在距今4000年之后。
总之，通过梳理南亚西北部新石器时代考古序列，不难看出，在距今5000—4000年，南亚西北部存在两个各自独立发展的地方性新石器文化传统（克什米尔和斯瓦特），直到距今4000年以降，克什米尔河谷西北部高山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可能向较肥沃的斯瓦特河谷渗透，导致斯瓦特河谷第四期文化的兴起，两地文化大体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趋同现象。从陶器上看，不存在人群替代，更像是远程贸易导致的文化互动。从后文列举的一系列文化要素判断，这一发生在距今4000年后的文化互动，还可追溯至更遥远的喜马拉雅北坡，即青藏高原。
四、南亚西北部与西藏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关系
南亚西北部新石器文化并非孤立存在，已有证据显示出其与周边地区存在着一定的文化联系[30]，自上述遗址发现以来，多位学者已经注意到[31]，这一传统似乎和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存在某些联系。早在1968年，奥尔欣（R. Alichin）已经注意到克什米尔新石器时代的半地穴式房屋、穿孔石刀、葬狗、骨鱼镖与华北关系密切，但限于当时中国考古学的进展，奥尔欣当时将目光投向遥远的黑龙江流域[32]。1974年，桑卡利（H. D. Sankalia）再次提出这一问题，认为除了考虑这一文化与西边伊朗的关系，还要考虑到与中国的关系。桑卡利提出：“如奥尔欣指出的那样，半地穴、穿孔石刀、葬狗是中国北部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征，以骨鱼镖为代表的骨器工业也有可能源自中国北部。但布鲁扎霍姆的磨制石斧并不十分特别，正如发掘者指出的那样，尖状石斧并不排除与南部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亲缘关系。我们或许可以得出与奥尔欣略微不同的结论，布鲁扎霍姆的经济形态不是单一的渔猎经济，几乎见于每座房屋中的石磨盘说明了这一点。这一文化可能起源于中国北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经历了800年的发展后，与希萨（Hissar）三期文化和科特迪吉的前哈拉帕或哈拉帕文化有了交往”[33]。
桑卡利有“印度考古学界布日耶”之称[34]，其观点在印度学者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35]；而长期从事斯瓦特河谷早期考古发掘与研究的意大利学者斯塔克则将其扩大到巴基斯坦西北部的斯瓦特河谷[36]。
对此问题，中国学者也有讨论，如徐朝龙、霍巍两位先生在1990年前后也注意到这一问题，先后撰文对克什米尔的新石器文化与中国的关系做了检讨[37]。
概括而言，上述论点乃基于以下文化特征的相似性：钻孔石刀、陶器底部的篮纹装饰、骨器（骨锥、带眼骨针）、半地穴式建筑[38]。印度学者将之与华北仰韶、龙山文化相联系的做法，并无可取之处[39]。考虑到黄河流域和印度—恒河流域的自然环境差异很大，再加上横亘其间的一系列山川，华北新石器西渐克什米尔河谷的观点，必须建立起可靠的中间环节才能够成立。
对于上述文化接触的发生路线，大致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倾向于通过新疆的一系列山口，如徐朝龙先生认为克什米尔新石器文化可能与中国北方龙山时代的新石器时代移民相关，提出龙山文化因素可能穿越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翻越红其拉甫山口进入克什米尔[40]，印度学者也有类似的看法[41]。但迄今新疆地区发现的明确属于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址寥寥无几[42]，被一些学者视为证据的楼兰沙漠发现的磨制石斧属于地表采集，时代难以确定[43]，对提出这条路线的立论颇为不利。上述假设显然没有把西藏考古的发现考虑其中。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藏高原的史前考古的一系列重要发现为解决克什米尔与华北新石器的难题提供了契机，如童恩正先生在1985年发表的《西藏考古综述》一文中便简略提及了布鲁扎霍姆遗址和昌都卡若遗址之间的相似性[44]，后来霍巍先生也认为克什米尔新石器文化与中国西南山地新石器时代特别是卡若文化的某些因素有关，但提出另外一条路线即“由中国西南澜沧江流域西下雅鲁藏布江，然后逆江而上，由班公湖一带进入克什米尔”[45]。这一意见将藏东的发现纳入讨论，为争论已久的克什米尔新石器中“内亚综合体（Inner Asian Complex）”问题，提供了一个更为可靠的解释[46]。
有关昌都卡若遗址与布鲁扎霍姆遗址在陶器与房址等的相似性，霍巍、徐朝龙先生已经做了详尽的比较，此不赘述。仅补充以下几条证据。
第一，玉珠和骨笄等装饰品的相似性（图3：1～11）。
斯瓦特河谷的洛伊班遗址第四期出土1件勾形玉珠[47]（图3：4），类似的玉珠亦见于克什米尔河谷的古夫克拉遗址一期C段[48]（图3：3）和昌都卡若遗址（图3：1、2）。在洛伊班遗址还出土1件近斧形玉牌饰（图3：9），亦与昌都卡若出土者相若（图3：10）。整个南亚次大陆任何史前遗址几乎都不见玉器，而众所周知，玉器在东亚新石器文化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目前，在西藏的昌都卡若、昌都小恩达、拉萨曲贡、贡嘎昌果沟、乃东钦巴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曾出土玉器[49]。曲贡的1件玉锛经闻广先生鉴定为软玉[50]，代表目前中国史前玉器分布的西南界。而见于斯瓦特和克什米尔河谷的玉器，其源头无疑与西藏新石器时代的玉器相关。在斯瓦特河谷第四期出土的一种干字形的骨笄[51]（hairpin），形制极为特别，在南亚史前遗址中较为罕见，而有趣的是与之相似的骨笄也见于昌都卡若遗址[52]。上述两类装饰品均属便携小件器物（portable goods），也是长距离贸易中最被青睐的物品。由此可知，两个区域的人群互动可能不局限于物质层面。
图3 玉器与骨笄
1～5.骨笄（1、5.比尔克龚代，2、3.洛伊班Ⅲ，4.卡若T12④ : 178） 6～9.玉珠（6、7.卡若F22、29 : 200，8.古夫克拉，9.加利盖GH26） 10、11.玉牌饰 （10.洛伊班Ⅲ，Ⅱ.卡若T1② : 7）
第二，系绳石刀的相似性。
在克什米尔和斯瓦特河谷发现的系绳石刀（图4：1～10），从制作技术上可分两类，一类为凹腰石刀，在长方形石片左右两侧打击凹缺（notch）；一类为穿孔石刀，多有一或两个穿孔。此类器物是中国西部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典型器物之一[53]，类似器物在西藏见于昌都卡若（图4：13～15）、拉萨曲贡（图4：11）、山南昌果沟（图4：12）、林芝云星和加拉马等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在克什米尔河谷见于布鲁扎霍姆、古夫克拉遗址。另外，还见于斯瓦特河谷的洛伊班、比尔克龚代、卡拉咯德日以及卑路支斯坦的皮亚克（Pirak）遗址，甚至锡金[54]。从绝对年代分析，此类器物始出现于克什米尔河谷新石器时代第三期（公元前2000—前1600年），延续至斯瓦特河谷第四期（公元前1700—前1400年），均不早于距今4000年，而在西藏高原却可早至卡若文化早期，约距今5500年前后。由此可以推断，南亚西北部的系绳石刀系经青藏高原东部传入。有趣味的是，有些石刀的穿孔是两侧对钻形成的，这种技术的运用在卡若文化中颇为普遍。关于这类石刀，学者都同意属于一种摘穗具，且主要用于收割旱作物。在新疆地区也有半月形石刀发现的报道，但均未穿孔，不属于穿孔系绳石刀系统[55]。
第三，布鲁扎霍姆墓葬中的蒙古人种。
根据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布鲁扎霍姆遗址一座新石器时代早期墓葬中的人骨测量属性具有典型蒙古人种的特征[56]。墓主为一50岁左右的男性，埋葬于距居址稍远的地方。布鲁扎霍姆遗址出土的10例人骨中仅见此一例，说明两地的文化相似性可能并非移民的结果，而可能存在远距离的外来贸易。
图4 系绳石刀
1～3.斯瓦特卡拉咯德日遗址 4～6.斯瓦特比尔克龚代遗址（BKG922、BKG1038） 7～9.布鲁扎霍姆遗址 10.古夫克拉遗址 11.曲贡T123① : 31 12.昌果沟采 13.卡若F19 : 26 14.卡若F17 : 77 15.卡若F19 : 29
第四，栽培作物的相似性。
根据植物考古学的研究，克什米尔地区自新石器时代中期已经栽培的农作物种类包括小麦（Triticum Compactum and Tritcum sphaerococum）、大麦（Hordeum vulgare L. sensu lato）、扁豆（Lens culinaris）三类，这是一个典型的“近东作物包裹”，晚期甚至出现了水稻。在青藏高原，卡若遗址发现栽培粟（Setaria Italica L. Beaur），被认为是黄河流域马家窑文化西渐的产物[57]。1994—1995年，傅大雄先生在山南地区的贡嘎县昌果沟遗址H2中发现了栽培的青稞（Hordeum Velgare L.var nudum）、小麦（Triticum aestivum L）、豌豆（Pisum sativum L.）以及粟（Setaria italice L. Beauv）[58]，前三类亦属典型的“近东包裹”中的常见作物。H2中还发现青稞茎秆，表明遗址内存在加工粮食的行为。昌果沟遗址目前已经有14C年代测定，距今为3500年左右，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与克什米尔新石器时代第三期的年代相若。笔者认为，雅鲁藏布江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的麦作农业，很可能系南亚西北部麦作农业东渐之产物。同时，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昌果沟还发现了粟的栽培，考虑到昌都卡若粟的栽培早到距今5000年前后，昌果沟的粟应自藏东卡若文化传入（而此亦是粟在青藏高原传播的西界）。按傅大雄先生提出的“西藏高原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是粟与麦的东西方农业文明的汇合部”的观点[59]，东来的粟作农业和西来的麦作农业曾在雅鲁藏布江中游一带交汇。
第五，雅鲁藏布江中游新石器遗址的过渡性质。
在西藏尤其是藏东新石器与克什米尔的关系中，雅鲁藏布江中游的新石器文化是关键的一环，但以曲贡遗址为代表的曲贡文化实际上和藏东山地的新石器文化关联并不密切[60]，这可能与两个遗址的年代存在较大差距相关。但值得注意的是，曲贡遗址出土的陶豆虽在西藏并不多见，却在克什米尔的坎尼什普拉遗址、斯瓦特河谷第四期遗存中可见，特别是豆座的镂空装饰与坎尼什普拉遗址所出者非常相似（图5：1～10）。此外，在笔者看来，雅鲁藏布江中游的另外一类新石器时代遗存，可弥补上述卡若文化因素西渐南亚西北部的中间环节，如山南的乃东钦巴遗址[61]和山南琼结邦嘎遗址[62]。钦巴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由西藏文管会1985年复查时发现，根据简报，这一遗址中陶器、磨制石器并存，采集了4件磨制玉石斧、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遗址存在半地穴居遗迹。山南邦嘎遗址也发现有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半地穴建筑遗迹，并出土磨盘、磨棒。今后对此类遗址的绝对年代研究需引起高度重视。
最后，还可补充一点，即有关荞麦的传播。最近一些植物分类学家将栽培荞麦的起源地锁定在青藏高原，但究竟是高原西部还是高原东部依旧存在争论。部分学者认为，西喜马拉雅山地存在着荞麦的野生种和驯化种，这一耐寒的高营养作物曾跨越了南亚次大陆北上中亚进入欧亚大陆并一直西渐欧洲，在东北欧洲出现的年代可早至距今6000年左右[63]。而另一部分学者则主张，栽培荞麦起源于青藏高原东部[64]。如果将泛欧亚大陆的荞麦都追踪到青藏高原地区的假说不误，则据这两个年代大致可推知栽培荞麦在青藏高原的出现大致不会晚于距今6000年。尽管迄今为止，在西藏的考古材料中仍未有栽培荞麦的证据，但一条始于新石器时代的西向扩散之路却可能性极大。
图5 陶豆
1.凯特莱KH8 2、4.洛伊班III：36 3、5.比尔克龚代 6～8.曲贡H7 9、10.坎尼什普拉第二期
五、结语
综合上述证据，笔者认为克什米尔河谷以及印度河上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虽有着本地传统，但在发展过程中与外部世界特别是中国西藏地区的接触是不容否认的，两个地区之间不一定存在人口迁移，但可能存在因为远程贸易导致的文化渗透。我们可以假设，新石器时代晚期，受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影响的卡若文化因素已经西渐至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带（例如系绳石刀和粟作农业），而克什米尔河谷的某些因素亦东渐至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带（如麦作农业）。虽然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带距离西藏西部尚相当遥远，目前在日喀则以西地区亦未见到明确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但克什米尔河谷新石器文化中确凿的藏东因素却说明，藏西南部一些适宜农业种植的干热河谷地带，可能处于跨西喜马拉雅新石器文化接触的链条上，诸如丁仲胡珠孜遗址的新石器时代因素可能与此相关。由狮泉河南下到达克什米尔，自古以来就是一条沟通南亚次大陆与青藏高原的重要交通路线[65]，今后西藏西部诸如丁仲胡珠孜一类的早期遗址亟待科学发掘。
附记：本研究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2&ZD151）、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11JJD780006）、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SKJC201002）资助，并得到四川大学霍巍教授、李永宪教授的指导。谨此致谢！
2014年
Abstract
Based on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found in western Tibet and Swat and Kashmir Valle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re is undeniabl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Neolithic culture of northwestern part of South Asia and Tibet of China, though the former does have its own local traditions. Evidences show trans-Himalayan cultural interaction, in small scale and between the east and west, started as early as the Neolithic Age. The Karuo Culture in eastern Tibet and Dingzhong Huzhuzi Site in southwestern Tibet might have been the connecting point of such interaction, and cultural infiltration should have taken place with the long-distance trade.
注释
[1]西藏自治区文管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年。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队：《拉萨曲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3]王仁湘：《关于曲贡文化的几个问题》，《西藏考古》（第1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
[4]李永宪：《西藏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几个问题》，《中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
[5]A.王恒杰：《西藏自治区林芝县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5年第5期。B.尚坚等：《西藏墨脱县又发现一批新石器时代遗物》，《考古》1978年第2期。C.新安：《西藏墨脱县马尼翁发现磨制石锛》，《考古》1975年第5期。
[6]张斌等：《西藏阿里土地资源》，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1年。
[7][苏]列·谢·瓦西里耶夫著，郝镇华等译：《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第133、151、162、169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
[8]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考古学系等：《西藏阿里地区丁东居住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7年第11期。
[9]K-H. KOnrzer, 3000 years of agriculture in a valley of the high Himalayas, Vegetation History and Archaeobotany, Vol. 9:4, 2000, pp. 219-222.
[10]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文物》1985年第9期。
[11]傅大雄：《西藏昌果沟遗址新石器时代农作物遗存的发现、鉴定与研究分析》，《考古》2001年第3期。但这个年代并非是由作物种子本身测得，其年代目前尚不能完全确定。
[12]A.R. H. Meadow, The Origins and Spread of Agriculture and Pastoralism in Northwest South Asia, The Origins and Spread of Agriculture and Pastoralism in Eurasia, London: UCL Press, 1996, pp. 390-412. B.M沙里夫、B. K. 撒帕尔：《巴基斯坦与北印度的食物生产聚落》，《中亚文明史》（第一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
[13]傅大雄：《西藏昌果沟遗址新石器时代农作物遗存的发现、鉴定与研究分析》，《考古》2001年第3期。
[14]M. Jones et. al, Food Globalization in Prehistory, World Archaeology, Vol. 43:4, 2011, pp.665-675.
[15]李永宪、霍巍、更堆：《阿里文物志》第36～43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
[16]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西藏考古工作的回顾——为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而作》，《文物》1985年第9期。
[17]A. H. Francke, Antiquities of Indian Tibet, Calcutta: Superintendent Government Printing, 1914-1926, p. 25.
[18]A. K. Sharma, Early Man in Jammu Kashmir and Ladakh, Delhi: Agam Kala Prakashan, 2000, pp. 100-102.
[19]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考古学系、西藏自治区文物局：《皮央·东嘎遗址考古报告》，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
[20]A.M沙里夫、B. K. 撒帕尔：《巴基斯坦与北印度的食物生产聚落》，《中亚文明史》（第一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B.H. D. Sankalia, Prehistory and Protohislory of India and Pakistan, Poona: Deccan College Postgraduate and Research Institute, 1974, pp. 298-304. C.D. P. Agrawal, The Archaeology of India, London: Curzon Press, 1982, pp.93-106. D.A. K. Sharma, Early Man in Jammu Kashmir and Ladakh, Delhi: Agam Kala Prakashan, 2000, pp. 45-106. E.Bridget and Raymond Allchin, the Rise of Civilization of India and Pakist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pp.111-116.
[21]B. R. Mani, Further evidene on Kashmir Neolithic in the light of recent excavations at Kanishkapura,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Vol.l:l, 2004, pp.137-143.
[22]H. De. Terra and T. T. Paterson, Studies on the lce Age in India and associated Human Cultures, Carnegie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 1939, pp. 233-234.
[23]该遗址自发现以来，即为学者注目，被视为在印度西北部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代表性遗址。但不幸的是，由于人事更迭等其他原因，时至今日，遗址的考古报告仍未出版。现有的材料仅散见于研究著作之中，如：A. K. Sharma, Prehistoric Burials of Kashmir, Delhi: Agam Kala Prakashan, 1998; Early Man in Jammu Kashmir and Ladakh, Delhi: Agam Kala Prakashan, 2000.
[24]A. K. Sharma, Gufkral 1981: An Aceramic Neolithic Site in the Kashmir Valley, Asian Perspectives, Vol. XXV（2），1982-1983, pp. 23-41.
[25]以下依据A. K. Sharma, Early Man in Jammu Kashmir and Ladakh, Delhi: Agam Kala Prakashan, 2000以及相关材料。相似的表述亦可参见M沙里夫、B. K. 撒帕尔：《巴基斯坦与北印度的食物生产聚落》，《中亚文明史》（第一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
[26]在克什米尔坎尼什普拉遗址的发掘亦揭示出一个无陶新石器时代文化层，14C测年结果显示绝对年代在距今3000年以前。B. R. Mani, Further Evidene on Kashmir Neolithic in the Light of Recent Excavations at Kanishkapura,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Vol.l:l, 2004, pp.137-143.
[27]G. Stacul, Excavation near Chaligai （1968） and Chronological Sequence of Protohistorical Cultures in the Swat Valley, East and West, Vol. 19, 1969, pp. 44-91.
[28]G. Stacul, Prehistoric and Protohistoric Swat, Pakistan （c.3000BC-1400B.C.），Roma: IsMeo, 1987, pp. 27-35; R. Young, Agriculture and Pastoralism in the Late Bronze and Iron Age, North West Frontier Province, Pakistan, Oxford: BAR International Series 1124, 2003, pp. 24-25.
[29]D. Q. Fuller, Agricultural Origins and Frontiers in South Asia: A Working Synthesis, Journal of World Prehistory, Vol. 20, 2006, pp. l-86.
[30]G. M. Buth,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 Himalaya: A Forgotten Link, Jodhpur: Scientific Publishers, 1986.
[31]印度学者认为其起源可能与西亚新石器文化相关。参见A. K. Sharma, Early Man in Jammu Kashmir and Ladakh, Delhi: Agam Kala Prakashan, 2000, p. 163.
[32]R. Allchin, Birth of Indian Civilization: India and Pakistan before 500 B.C., Penguin Books Ltd, 1968.
[33]H. D. Sankalia, Prehistory and Protohistory of India and Pakistan, Poona: Deccan College Postgraduate and Research Institute, 1974, p. 304.
[34]V. N. Misra, Obituary on Hasmukh Dhirajlal Sankalia （1908-1989），Asian Perspectives, Vol. XXX:2, 1991, pp. 171-175.
[35]A.H. D. Sankalia, Prehistory and Protohistory of India and Pakistan, Poona: Deccan College Postgraduate and Research Institute, 1974, pp. 298-304. B.D. P. Agrawal, The Archaeology of India, London: Curzon Press, 1982, pp. 93-106. C.D. P. Agrawal, The Archaeology of India, London: Curzon Press, 1982, pp.93-106. D.B. Allchin and R.Allchin, the Rise of Civilization of India and Pakist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111-116.
[36]G. Stacul, Neolithic Inner Asian Traditions in Northern Indo-Pakistani Valleys, South Asian Archaeology 1993, Helsinki: Suomalainen Tiedeakatemia, 1994, pp. 707-714; Cultural Change in the Swat Valley and beyond, c. 3000-1400 B.C., South Asian Archaeology 198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205-212.
[37]A.徐朝龙：《喜马拉雅山南麓所见的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文化因素》，《农业考古》1988年第2期。B.霍巍：《喜马拉雅山南麓与澜沧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农业村落》，《农业考古》1990年第2期。
[38]A. H. Dani, The Historic City of Taxila, Paris: UNESCO, 1986, pp. 19-28. 此书中译本参见刘丽敏译：《历史之城塔克西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39]R. A. E. Coninghan and T. L. Sutherland, Dwellings or Granaries? The Pit Phenomenon of the KashmirSwat Neolithic, Ancient Pakistan XII, 1998, pp. 177-187.
[40]徐朝龙：《喜马拉雅山南麓所见的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文化因素》，《农业考古》1988年第2期。后徐朝龙先生改变了传播路线的假定，采纳了与霍巍先生大体相近的假设，参见：Xu Chaolong, The Cultural Links over the Himalaya Range in Prelustoric Period, Orient 27, 1991, pp. 12-35.
[41]B. K. Thpar, Neolithic Problem in Indian Prehistory, Lndia Prehistory 1964, Poona, 1965. 转引自D. P. Agrawal, The Archaeology of India, London: Curzon Press, 1982, pp.93-106.
[42]陈戈：《关于新疆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新认识》，《考古》1987年第4期。
[43]还可以补充和田策勒县达玛沟的采集的一件玉斧。和田地区文管所：《于阗》第16页，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4年。
[44]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文物》1985年第9期。
[45]霍巍：《喜马拉雅山南麓与澜沧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农业村落》，《农业考古》1990年第2期。
[46]在“语言和农业扩散假说”影响下，荷兰莱顿大学语言学家范德姆（G. V. Driem）为支持其对藏缅语的重新划分以及“汉蕃语假说”，提出马家窑文化代表的北部藏缅语族即蕃语群体，在约距今5000年前后曾向西、南两个方向扩散，其中西向的移民导致克什米尔河谷新石器的兴起，南向移民导致藏东以及东北印度新石器兴起。但遗憾的是，其假设的西向扩散的路线是沿着传统的欧亚丝绸之路，目前尚得不到考古证据支持。参见G. V. Driem, Tibeto-Burman Phylogeny and Prehistory: Languages, Material Culture and Genes, Examine the Farming/Language Dispersal Hypothesis, Cambridge: McDonald Institute for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2002, pp. 233-249; Neolithic Correlates of Ancient TibetoBurman Migrations, Archaeology and LanguageⅡ, London: Routledge, 1998, pp. 67-102.
[47]D. Q. Fuller, Agricultural Origins and Frontiers in South Asia: A Working Synthesis, Journal of World Prehistory, Vol. 20, 2006, pp. l-86.
[48]A. K. Sharma, Early Man in Jammu Kashmir and Ladakh, Delhi: Agam Kala Prakashan, 2000, p. 97. Plate XLVIII:9.
[49]古方：《中国出土玉器全集·西南卷》，科学出版社，2005年。
[50]闻广：《曲贡史前玉器的地质考古学研究》，《拉萨曲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51]从类型上而言，其和殷墟常见的骨笄差别不大。有关骨笄的类型学考察参见李济：《笄形八类及其文饰之演变》，《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0本（上）第1～69页，1959年；铃木舞：“殷墟遗迹出土の鸟形骨笄に関する小考察”，“东京大学考古学研究室研究纪要”第25号第33～64页，2011年。
[52]西藏自治区文管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第145页，图七七：25，图版五九：1，文物出版社，1985年。
[53]罗二虎：《中国西南地区的系绳石刀》，《四川文物》2000年第2期；《中国古代系绳石刀研究》，《考古学集刊》（第14辑），文物出版社，2004年。
[54]G. Stacul, Further Evidence for “the Inner Asian Complex” from Swat, South Asian Studies 1992, pp. 111-122; Neolithic Inner Asian Traditions in Northern Indo-Pakistani Valleys, South Asian Archaeology 1993, Helsinki: Suomalainen Tiedeakatemia, 1994, pp. 707-714; Stone “Harvesters” of Neolithic, Traditions from Northern Indo-Pakistan Valleys, Migration, Trade and Peoples, London: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South Asian Studies, 2009, pp. 163-166.
[55]张平、陈戈：《新疆发现的石刀、石镰和铜镰》，《考古与文物》1991年第3期。
[56]A. K. Sharma, Early Man in Jammu Kashmir and Ladakh, Delhi: Agam Kala Prakashan, 2000, p.161.
[57]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第168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58]编号为H2的灰坑很可能为一处粮食储存窖穴。类似的粮食窖穴亦可见于南亚西北部的新石器文化中，参见R. A. E. Coninghan and T. L. Sutherland, Dwellings or Granaries? The Pit Phenomenon of the Kashmir-Swat Neolithic, Ancient Pakistan XII, 1998, pp. 177-187.
[59]傅大雄：《西藏昌果沟遗址新石器时代农作物遗存的发现、鉴定与研究分析》，《考古》2001年第3期。
[60]王仁湘：《关于曲贡文化的几个问题》，《西藏考古》（第1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
[61]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乃东县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存》，《文物》1985年第9期。
[62]A.夏格旺堆：《邦嘎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察与发掘》，《中国西藏》2001年第4期。B.李林辉：《山南邦嘎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新发现与新认识》，《西藏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63]L. Janik, Wandering Weed: the Journey of Buckwheat （Fagopyrum sp.）: As an Indicator of Human Movement in Eurasia, Ancient Interaction: Ea.st and We.qt in Eurasia, Cambridge: McDonald Institute for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2002, pp. 299-307.
[64]O. Ohnishi, On the Origin of Cultivated Buckwheat, Advances in Buckwheat Research: Proceedings of the 9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Buckwheat, Prague: Research Institute of Crop Production, 2004, pp. 16-21.
[65]G. Samuel, The Indus Valley Civilization and Early Tibet, New Horizons in Bon Studies, Osaka: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2000, pp. 651-6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