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东北部地区的马家窑类型遗存
青海东北部地区的马家窑类型遗存
肖永明（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一、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分布与分期
（一）马家窑文化的分布与分期
在仰韶文化晚期，青海东北部地区兴起的是马家窑文化。一般认为马家窑文化是部分吸收了仰韶文化庙底沟期的因素，同时也吸收了黄河流域及其周边地区新的文化因素而发展起来的。广义的马家窑文化绝对年代在距今约5500～4000年，一般认为先后经历了三个相继发展的类型期：马家窑类型期年代距今约5290～4880年；半山类型期距今约4655～4330年；马厂期距今约4330～4055年。有些学者在马家窑类型前插入一个“石岭下类型”，或将以石岭下为代表的遗存作为马家窑类型的早期，还有在马家窑类型之后插入一个小坪子期，或把小坪子期归入马家窑类型的晚期[1]。有的学者则认为石岭下类型应归属与仰韶文化大地湾四期类型[2]。马家窑文化与黄河上游的宗日遗存存在并行发展的时期，并对宗日早期遗存有着深刻的影响。有些学者将宗日遗存称为宗日文化，有的则认为宗日遗存是马家窑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宗日类型。
（二）马家窑类型的分布
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以陇西至青海东北部的黄河流域为中心，东北至宁夏南部，西北至酒泉东南部[3]，西南至青海同德宗日，南达白龙江上游甚至四川西北部[4]。甘青地区代表性的遗存有：甘肃临洮马家窑遗址[5]、东乡林家遗址[6]、临夏范家村遗址[7]、兰州西坡坬遗址[8]、曹家咀遗址[9]、王保保城遗址[10]、武都大李家坪遗址三期[11]、永登蒋家坪[12]、天水师赵村五期和西山坪五期遗存[13]、傅家门马家窑类型遗存[14]、武威塔尔湾遗址、武威五坝山墓葬[15]、青海尖扎河东台遗址[16]、哇家滩遗址[17]、拉毛遗址[18]、化隆亚曲滩遗址[19]、同仁土干木遗址[20]、大通上孙家寨墓地[21]、贵南加土乎遗址泉二探沟3层[22]、乐都脑庄M1[23]、核桃庄马家窑类型第一号墓[24]、同德宗日墓地一期遗存[25]等。
二、青海境内马家窑类型遗址的分布与发掘概况
从分布区域上来看，青海境内的马家窑类型的遗存分布是覆盖了民和、循化、化隆境内仰韶文化遗存的分布范围并继续沿黄河、湟水谷地向上游及其支流深入，黄河最上游到达同德县巴沟乡一带，湟水上游到达湟中县多巴镇一带及其支流北川河下游大通长宁一带，东与甘肃境内黄河支流流域的临夏范家村、东乡林家马家窑类型的遗址相衔接。通过调查，青海东北部发现的马家窑遗址有200余处[26]。历年来经过发掘的遗址和墓葬如下。
（一）民和核桃庄马家窑类型一号墓[27]
1978年青海省文物考古队对民和县核桃庄公社核桃庄大队拱北台遗址进行了发掘，该遗址位于湟水河支流米拉湾河东岸，在遗址下层发现了一座马家窑类型的竖穴土坑墓。墓葬平面近方形，木椁墓，有熟土二层台，属二次扰乱葬。出土器物261件，其中陶器36件，骨珠215枚，绿松石10粒。此外，还殉有羊、猪头和三十多具鼠骨等。其中陶器器型有：盆、壶、瓶、钵、瓮、罐等。
（二）乐都脑庄M1[28]
脑庄墓地位于湟水河中游的支流水磨沟西岸第二台地上，1979年乐都县马营公社脑庄大队第三生产队社员在新建庄院取土时发现该墓。青海省文物考古队进行了清理，编号为M1，墓葬已遭到严重破坏，墓葬形制不清。随葬陶器12件，有钵、壶、瓮、彩陶钵、彩陶盆和彩陶罐等。
（三）大通上孙家寨早期墓地[29]
1973—1981年，为配合省木材储运公司基本建设，青海省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队、甘肃省博物馆以及青海省部分州县的文物工作者，北京大学、西北大学、吉林大学的部分师生对上孙家寨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该遗址位于湟水河上游的支流北川河西岸台地，既有遗址又有墓葬，包含有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青铜时代的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卡约文化以及汉晋时期的遗存。其中发掘马家窑类型墓葬21座，墓葬均为方形竖穴土坑墓，有熟土二层台和木椁，有单人葬也有男女合葬，葬式均为二次扰乱葬，还有火葬墓。陶器有钵、碗、盆、罐、壶、瓮等。
（四）贵南加土乎遗址[30]
1980年为配合黄河上游龙羊峡水电站工程建设，青海省考古队在发掘拉乙亥玛泥湾遗址时对加土乎遗址做了调查和试掘工作，加土乎遗址位于贵南县原拉乙亥公社驻地之南的加土乎大队，属黄河南岸二级阶地，距河床约1.5公里。在调查的基础上对加土乎遗址泉二、泉三、泉四等三处地点进行了试掘，其中泉二、泉三遗址是马家窑类型的遗址。
泉二遗址：发掘了一条5米×1.5米的探沟，文化层厚1.1米的灰层可分上下两层。上层堆积厚0.4～0.5米，为马家窑类型晚期文化堆积。图案以几何形作为母题，主要纹饰有平行线条纹、竖线条纹、倒锯齿三角纹、垂帐纹、菱形网纹等，器型可辨彩陶钵、罐、壶、泥质灰陶钵、罐、夹砂绳纹罐等。下层厚0.5～0.6米，可辨陶器器型有彩陶盆、钵、壶；夹砂陶有绳纹罐、附加堆纹罐。另有石斧、石网坠、骨锥、陶环等其他遗物。陶系以夹砂陶略多，其次为泥质红陶。彩陶纹饰有平行条纹、弧线纹、圆点、弧边三角纹、圆圈纹内填充网格纹。
泉三遗址：发掘了一条5米×1米的探沟，文化堆积厚0.2米，马家窑类型中期堆积。可辨认陶器器型有彩陶钵、盆、壶。另有石匕、残磨石、石球等其他遗物。陶片较少，多为彩陶。黑彩纹饰主要有平行条纹、弧线纹、弧边三角纹。
（五）宗日遗存[31]
宗日遗存位于同德县巴沟乡团结村南黄河北岸的二级台地边缘，既有遗址又有墓葬。1994—1996年，由青海省文物处组织人员进行正式发掘，先后清理墓葬341座，灰坑18个，祭祀坑18个。2002年陈洪海先生发表了《宗日遗存研究》博士论文，系统阐述了宗日遗存的发现、发掘与研究情况。宗日遗存依据墓葬陶器共分为三期六段，一期（分Ⅰ段、Ⅱ段）相当于马家窑类型期，共有墓葬46座。随葬陶器不多但是均为实用器，以马家窑文化系统陶器为主要特色。其中一期Ⅰ段墓葬15座，基本上全是马家窑类型的泥质陶，仅有一两件宗日式陶器。Ⅱ段墓葬31座，Ⅱ段的宗日式陶器渐多，新增了壶、碗。一期器物组合有罐、瓮、盆、瓶、壶、碗。一期墓葬形制比较大，很多有二层台，普遍使用圆木和半圆木搭建的木椁或用简单的石盖板或仅是四个边框的石椁葬具，一次葬及仰身直肢姿势占有一定的比例，二次扰乱葬有30座。
（六）同仁土干木遗址[32]
2005年，为配合阿同公路基建工程，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同仁县土干木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遗址位于同仁县城东北约1000米的年都乎村，地处隆务河西岸的一级台地，发掘面积1300平方米。遗址破坏严重，仅存部分房址的底部基槽、灶址及柱洞，房址靠近河沿，房址呈西南—东北向，方形或长方形，四周挖有基槽，槽内有柱洞；房址内有一大一小两个圆形圜底灶坑；灰坑有袋状、盆状及锅底形等。灰沟呈南北向贯穿台地中部，宽8～10厘米、深70～80厘米，其内出土大量陶片、动物骨骼等。生产工具以石器为主，有石斧、石锛、石刀、石杵、石凿、石球、盘状器、砍砸器及磨石等，陶器有罐、钵、盆、瓮、甑、瓶、碗及纺轮等，骨器中有骨梗刀、骨锥、骨针等，装饰品较少，主要有石环、陶环、绿松石及骨饰等。
（七）尖扎河东台遗址[33]
图1 尖扎河东台遗址出土的陶器
1、2.卷沿曲腹盆 3.直口钵 4.双鋬盆形甑 5.侈口夹砂罐 6、7.长颈圆肩壶 8、9.细颈瓶
2004年，为配合公伯峡水电站建设，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尖扎县黄河东岸的河东台遗址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800平方米。文化层基本已被破坏，仅剩遗迹单位的底部。共发掘圆形房址3座，长方形房址1座。房址保存得不好，仅存底部，从局部残存的基槽判断，可能存在地面起建的圆形房址，也有半地穴式的房址，门均向南开，室内有盆状平底灶。有圆形袋状、椭圆形斜壁平底坑。河东台遗址的陶器有盆、钵、甑、罐、壶、瓶等（图1）。
（八）化隆亚曲滩遗址[34]
2004年，为配合公伯峡水电站基建工程，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化隆县德恒隆乡亚曲滩村西、黄河东岸的一级阶地上的亚曲滩遗址进行了发掘，共揭露面积750平方米。发掘保存较为完整房址2座，结构为半地穴式，平面呈圆角长方形，面积约25平方米。居住面及墙壁有一层草拌泥，房内有一大一小两个火塘式盆状灶坑，沿墙壁内侧一周有若干柱洞，房址中部也有一排柱洞把房子一分为二。两座房址的门道均向南，位于房址东南角。其中F2填土中包含有大量木炭及红烧土，被烧成炭状的木柱残痕仍清晰可辨，居住面及穴壁俱被烧烤成红色。窑址由于平整土地，大部已遭破坏，仅剩部分窑箅和火道；在其西面不远处，发现有制作陶器的工作面及取陶土时所挖的圆形大坑。所清理的一条灰坑略呈南北向横穿发掘区东部，平面形状不规则，北宽南窄，口宽6.5～12.5米，深0.45～0.75米，沟壁不规整，沟底较平。沟内填满松软的灰土，出土较多的马家窑文化陶片及石块。灰坑有圆形袋状、长方形斜壁坑等。陶器有瓶、罐、盆、壶、甑、瓮等，其中F2中出土1件彩陶罐和2件彩陶瓶；石制生产工具也有斧、刀、凿、锛、钺、环状器及盘状器（图2）。
图2 化隆亚曲滩遗址F2出土陶器
1、3.彩陶瓶 2.彩陶罐
（九）尖扎拉毛遗址[35]
2004年，为配合公伯峡水电站基建工程，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尖扎县昂拉乡拉毛村村西黄河西岸二级台地的拉毛遗址进行了发掘，共揭露面积1000平方米。
清理出马家窑类型期的灰沟1条、灰坑11座，灰沟长度为16米，口大底小，剖面呈倒梯形。坑口宽2.84～4.28米、底部宽径1.1～1.82米、深2.96米。沟内文化堆积共分5层。灰坑有圆形袋状、圆形或椭圆形桶状及不规则形11座。
完整陶器较少，泥质陶可辨器型有壶、罐、盆、钵、碗等，有一定数量的彩陶，多为黑彩，也有少量的红彩。彩陶纹饰有弧线三角纹、垂幛纹、旋涡纹、平行条纹、圆圈纹及少量的动物纹饰等。夹砂粗陶可辨器型有罐、盆、甑等，器表纹饰多为绳纹、附加堆纹、刻画纹、网格纹等；陶器制法有手制和轮制，壶、瓶的口沿大部分用慢轮修整，而小的陶器一般用手制，如小陶杯、小陶罐等，制作较粗糙。
石器有磨制石器和打制石器两种。磨制石器主要有单双孔石刀、石凿、石斧、石环等；打制石器主要有打制石片、砍砸器等。骨器多用动物的肢骨磨制而成，器型有骨锥、骨针、骨指环、鹿角器等。
（十）化隆哇家滩遗址[36]
2004年，配合公伯峡水电站基建工程，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哇家滩遗址进行了发掘。遗址位于化隆县德恒隆乡哇家滩村西的黄河北岸一级台地，发掘面积1200平方米。清理出马家窑类型的房址2座和几座灰坑、灶址。房址虽然部分有破坏，但形制结构基本完整，两座房屋平面均呈圆角长方形。1号房址东西长约6米，南北宽约5米，面积达30余平方米，根据现存墙面与四周壁的柱洞分析，房屋结构推测为半地穴式房址。2号房址中发现有大量粗大的木炭遗存，地面与墙壁均呈红色，室内的生活用陶器等均破碎并烧成黑色，表明2号房址废弃的直接原因与失火有关。房址中间为圆形锅状灶，经过解剖，这些灶多次修补，说明房屋的使用时间亦较长。出土了大量的石刀、石斧、石环、陶环、石珠、蚌饰等。完整器有：直口钵、单耳罐、平沿曲腹盆等（图3）。
图3 化隆哇家滩遗址出土的陶器
1.彩陶钵 2.单耳罐 3.彩陶盆
三、青海东北部各马家窑类型遗存的早晚关系
通过青海与甘肃马家窑类型陶器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青海马家窑类型各遗存的早晚关系。严文明先生等将马家窑类型又分为石岭下—西坡坬—雁儿湾—王保保城四组先后发展的序列[37]。张忠培、李伊萍先生根据林家遗址的地层关系将马家窑类型分为早、中、晚三期，其中晚期又分为早、中、晚三段[38]。丁见祥先生在前人分期的基础上，吸收了永登蒋家坪下层、大地湾四期、大李家坪三期、宗日马家窑类型墓地、河西走廊照壁、五倍山及川西北的资料，将马家窑类型分为五期六段：基本上是在东乡林家分期的基础上，将永登蒋家坪下层作为一期插入在林家早期前面，林家晚期后面加上了小瓶子期作为第五期[39]。由于甘肃东乡林家遗址的分期是建立在层位和打破关系基础上的，而且与青海地区的地缘关系较近，所以参考林家遗址的分期对于把握青海地区马家窑类型的发展阶段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尖扎河东台遗址的陶器有直口彩陶钵、细颈瓶、长颈圆肩壶、卷沿曲腹盆、双鋬盆形甑、夹砂罐等，多见双耳器，但不见尖底瓶。彩陶均为黑彩，纹饰有横条纹、垂弧纹、中间带原点的弧边三角纹、蜥蜴纹、旋涡纹、空心圆点纹等，夹砂陶饰交错绳纹。彩陶纹饰粗健而宽厚，一般只在器物的上腹部及口沿缘面有彩绘纹样。彩陶瓶的器形及主题彩绘布局与林家长颈溜肩壶Ⅰ型4式相近，但彩绘线条粗而疏朗，蜥蜴纹与林家早期的长颈溜肩壶Ⅰ型1式（T35⑥：110）的蜥蜴纹相近。卷沿曲腹盆同林家早期卷沿盆Ⅰ型2式（H86）相近。彩陶钵与西坡坬甲组H9：3相近。陶器的总体特征类似于甘肃林家早期或西坡坬的陶器，为青海境内发现的马家窑类型早期遗址。
化隆哇家滩遗址完整器有单耳夹砂罐、直口彩陶钵、宽平沿彩陶盆，绛黑色彩，线条简单宽厚。平沿曲腹盆：泥质橙黄陶，平折沿，折沿下有一周凹旋纹，斜弧腹，双鋬耳，平底；施绛黑色彩，缘面施黑点圆圈纹及斜条纹，腹部施宽厚的平行斜条纹和横条纹，为雁儿湾组的常见彩陶纹样。单耳罐：实用器，夹砂褐陶，矮胖宽扁厚重，侈口，短颈，端肩，最大径在肩部；耳孔较圆，耳部的竖条堆纹已脱落，施交错绳纹，无彩。直口彩陶钵：泥质橙黄陶，直口圆唇，下腹斜收，平底；施绛黑色彩，口部饰宽带纹，下面为垂弧纹和草叶纹，有内彩。陶器整体特征接近于甘肃雁儿湾组和林家中期的陶器。
化隆亚曲滩遗址的彩陶瓶及彩陶罐与甘肃雁儿湾Ⅱ式瓶及Ⅱ式罐相近，彩绘线条略显宽厚，相当于马家窑类型雁儿湾组和林家中期的陶器。
贵南加土乎遗址泉二探沟3层：陶器有卷沿曲腹盆，黑彩，纹样有弧边三角纹、黑点圆圈纹、圆圈内接黑点十字纹、蛙纹等，夹砂器为斜绳纹。与甘肃林家遗址中期或雁儿湾组的陶器相近。
宗日墓地马家窑类型陶器一期Ⅰ段相当于马家窑类型中期雁儿湾组，Ⅱ段大多数相当于晚期王保保城组，二期Ⅰ段相当于马家窑类型向半山类型过渡的小坪子期[40]。
尖扎拉毛遗址的可辨器型中，卷沿曲腹盆、彩陶壶、彩陶瓮、彩陶罐等大多数器物与宗日墓地一期Ⅱ段相近，相当于马家窑类型王保保城组的陶器。个别器物，如宽平沿曲腹盆、饰粗线同心圆的曲腹盆、彩陶瓶等时代略早，相当于甘肃林家中期和雁儿湾组的陶器。时代跨度大致为林家中期至林家晚期晚段。
核桃庄马家窑类型一号墓相当于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类型晚期早段，即略早于马家窑晚期二段的王保保组。陶器具有林家晚期早段的H9和H20的陶器特征[41]。
乐都脑庄M1与大通上孙家寨马家窑类型墓葬的主要器型接近于甘肃王保保城组的陶器，但器形较深。彩陶盆口径大于腹径，且腹壁较直。附耳壶器形粗矮，肩部平直，做工粗糙，应晚于林家晚期二段的王保保城组，相当于马家窑晚期三段[42]。
根据以上陶器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青海地区已经发掘的马家窑类型遗存可分为三个期别：第一期相当于甘肃林家早期或兰州西坡坬组，代表性遗址是尖扎河东台遗址，与本期相近的遗址还见于循化仓库遗址[43]、同仁大场面遗址[44]。第二期相当于雁儿湾组：代表性的遗址是化隆亚曲滩遗址、化隆哇家滩遗址、贵南加土乎泉二探沟3层、宗日墓地一期Ⅰ段、拉毛遗址早期遗存、循化张尕遗址[45]。第三期相当于甘肃林家晚期，第三期可分为三段，早段代表性的遗址是核桃庄马家窑类型一号墓；第三期二段相当于甘肃林家晚期二段或王保保城组的陶器，代表性的遗址是拉毛遗址晚期遗存、宗日墓地一期Ⅱ段、同仁土干木遗址；第三期晚段代表性的遗存是乐都脑庄M1、大通上孙家寨马家窑类型墓葬。另外，1976年在民和大庄乡征集的长颈溜肩双鋬彩陶瓶[46]，主题纹样为中间有圆点的弧边三角纹、旋涡纹、横条纹、草叶纹、弧状网纹，比甘肃东乡林家早期的长颈斜腹瓶（F19：11）更早。此外在民和肖家遗址[47]和化隆格尔麻遗址[48]调查中采集到的卷沿曲腹盆也是早于甘肃林家早期的器物。由于多是采集品，缺乏明确的出土地层位，暂不将该器物另外划出一个期别。就目前调查和发掘的资料来看，青海境内的马家窑类型早期遗址出现在民和、循化、化隆、尖扎境内的黄河、湟水河及其支流流域，与本地区仰韶文化遗址分布区域相重合。
四、青海东北部地区马家窑类型遗址的文化特征
（一）陶器特征
陶器以泥质红陶和夹砂红褐陶为主，泥质红陶呈橙黄色，多为彩陶，有少量的泥质灰陶。常见器型有卷沿曲腹盆、直口钵、长颈瓶、长颈壶（附耳壶）、小口鼓腹罐、大口深腹罐（瓮）、敛口瓮等。彩陶多为黑彩，有少量的红彩、赭彩和白彩。主体纹样有：圆点纹、弧边三角纹、中间带圆点的弧边三角纹、横条纹、平行条纹、连续三角纹、锯齿纹、同心圆圈纹、波纹、网纹、漩涡纹、宽带纹、垂弧纹、十字纹、并列线条组成的十字纹、圆点十字纹、并列弧形条纹、爪形纹、草叶纹、蛙纹、蜥蜴纹、鱼钩纹、多人舞蹈纹等。早期彩陶较粗健而宽厚，一般只在器物的上腹部及口沿缘面有彩绘纹样，晚期内彩增多，外彩施彩面积渐大，构图趋于繁缛。
卷沿盆的变化趋势是由深腹变为浅腹再变为深腹，宽沿变为窄沿，早期彩绘出现于缘面，晚期内彩增多。线条由粗变细，由简变繁。
长颈瓶、长颈壶常见于马家窑类型的早、中期，晚期多是由长颈瓶或壶演变而来的附耳壶。瓶、壶类器形的变化趋势由瘦高变为矮胖，口沿由喇叭口渐变为外翻平沿，由溜肩到圆肩再到广肩，腹径逐渐变大。
小口曲颈鼓腹罐的变化趋势是由侈口变为平折沿，晚期又变为侈口，腹渐深。
大口曲颈深腹罐（或称为瓮）的变化趋势是器形由瘦高变矮胖，由侈口变为卷沿再到折沿，由溜肩到圆肩再到广肩，口径渐小，晚期可以称作瓮了。
钵可能受本地仰韶晚期文化的影响较大，与甘肃地区马家窑类型的钵有一定差异，演变规律是由直口变为敞口再变为敛口，腹渐深。彩绘纹样和阳洼坡、红土坡等本地仰韶晚期文化的同类器相近。
夹砂陶器型主要有单耳罐、卷沿罐、双鋬盆、盆形甑、瓮（缸）等。夹砂器以拍印交错绳纹为主，素面次之，有少量的带状堆纹。
（二）住址结构
居址位置与住居形式：青海地区的马家窑类型居址一般发现于黄河岸边的二级台地前沿，由于发掘规模较小，不能全面反映房址的总体分布格局和聚落的整体情况。
尖扎拉毛遗址中发现的灰沟位于遗址的东部边缘，呈西北—东南走向，发掘长度16米，口大底小，剖面呈倒梯形。口径2.84～4.28米、底径1.1～1.82米、深2.96米，底部局部用石块铺底。由于未做更大面积的勘探与发掘，该灰沟整体分布与走向尚不明确，是否为聚落中的环壕还不能确定。发现房址的遗址有尖扎河东台遗址、化隆亚曲滩遗址、哇家滩遗址和同仁土干木遗址，其中亚曲滩遗址的两座房址保存较为完整。房址有圆角方形的半地穴式房址和地面起建的圆形或方形房址。
圆角方形半地穴式房址：共发掘了5座，平面呈圆角方形，东西略宽，南北略窄。面积16～30平方米，门向朝南，由于所发掘的房址残存较浅，不明确房址门前是否有门道。柱洞沿四壁对称分布，每壁有柱洞3～5个，房址中部一般有一排东西向的柱洞3～5个，靠近灶穴附近一般也有两个柱洞，柱洞底部一般垫有石块。灶址一般位于靠近门道的位置，房址内一般有一大一小两个灶坑，圆形直壁平底。其构筑方法为先挖一盆状坑，在坑底垫上大量碎粗陶片和少量小卵石，然后再在坑壁及底部抹一层草拌泥烧烤而成。房址地面及四壁多见红烧土、木炭和草拌泥，发掘者认为房内的红烧土、木炭是房址失火所致。参考甘肃等地马家窑类型期的房址的居住面处理方式，青海地区房址居住面及四壁的红烧土也可能是专门用来做防潮处理的。
圆形地面式房址：仅在河东台遗址发掘了3座，房址保存较差，仅存房址的底部及柱洞和灶坑，局部残存有基槽。根据残存的基槽推测，河东台遗址的圆形房址可能也是周壁为木骨泥墙的地面式建筑，与本地区仰韶文化的安达其哈遗址中带有基槽的圆形地面式房址有渊源关系。房址门向朝南，直径约8米的房址2座，面积约50平方米；直径5米的房址1座，面积约20平方米。圆形房址周壁均有8个柱洞均匀分布，房址中心部位有1～2根立柱，柱洞底部一般垫有石块。房内一般设两个圆形直壁平底灶，也有单灶，室内不见窖穴。地面残留有木炭和红烧土。
方形地面式房址：仅在同仁土干木遗址中发现，房址因破坏严重，仅存部分房屋基槽、灶址及柱洞等。房址平面呈方形或长方形，呈西南—东北向，门的朝向不明，四周挖有基槽，槽内有柱洞，房内一般设一大一小两个圆形直壁平底灶。
灰坑：有圆形袋状、长方形斜壁坑等。亚曲滩遗址有一座特殊的圆形袋状坑，坑底中央有一灶坑，从红烧土厚度来看，似经长期烧烤，灶坑内填有白色和黑色灰烬，其东侧有石块2块。
（三）经济形态
马家窑类型期是青海地区旱地农业生产领地的快速扩展期，青海河湟地区的农业遗址由仰韶时期的约18处增加到马家窑类型晚期的200余处[49]。青海马家窑类型期的农业人群是以民和、循化、化隆为中心向黄河上游及湟水河上游扩展的，相当于马家窑类型中期的雁儿湾组期农业人群已经到达黄河上游的同德宗日地区，而相当于马家窑晚期农业人群才到达湟水上游的湟中多巴及大通长宁一带，可以说，在当时生产力条件下适合农业生产的河湟地区均得到了开发。能够确定为马家窑类型并进行了植物种子浮选的遗址有民和李家台遗址、红崖张家遗址、循化张尕背后遗址、化隆拉公麻遗址、上多巴遗址、贵德尕义香让遗址、乐都米家湾遗址、湟中多巴奔巴口遗址、互助黑鼻崖遗址。结果表明，黍和粟仍是马家窑类型期主要的种植作物，只是在气温较高的循化、化隆、贵德盆地粟的种植多于黍，而官亭盆地及湟水流域黍的种植多于粟[50]。农业生产工具主要有石铲、石斧、石锛、石刀、盘状器、陶刀等。除长方形单孔石刀外，有梯形单孔石刀、梯形双孔石刀，刃缘有弧刃和直刃。特别是在尖扎拉毛遗址和大通上孙家寨中出现了刀刃和锯刃复合一体、表面有星象图案的石刀，这种石刀在同时期的其他地方少见。从石质农业工具上看，马家窑类型期青海的农业生产方式仍然处于“耜耕农业”阶段。与本地区仰韶文化遗址相比，马家窑类型期的刮削器、细石叶、石核、骨梗刀、骨镞等细石器工具和狩猎工具较少，反映了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期青海地区采集狩猎经济的全面衰退，但是黄河上游的共和盆地细石器的数量较多。在核桃庄M1及大通上孙家寨马家窑类型墓地中发现有用羊头、猪头、牛蹄、牛尾骨殉葬的习俗，说明以养猪、牛、羊为主的畜牧业经济是青海马家窑类型期的一种补充经济成分。此前，猪骨已在西山坪仰韶文化遗址中有发现，牛骨在师赵马家窑地层中有出土[51]，特别是在青海民和胡李家仰韶文化庙底沟期的遗址中发现了羊骨和马骨，如果能确认是驯化了的马和羊，则有可能将马和羊传入中国西北地区的年代提前。
宗日遗址由于处于农业经济区的边缘地带，除了发现有黄牛的畜养，未见猪和羊的畜养，该地仍然以狩猎经济作为农业经济的补充[52]。另外，大通上孙家寨和宗日还有鱼钩的发现，结合彩陶图案中大量存在的水波纹、旋涡纹、网纹、鱼钩纹判断，当时还存在一定比例的渔猎经济成分。
窑址与烧造技术：未发现这一时期的完整窑址，仅在亚曲滩遗址和宗日遗址发现残窑。亚曲滩遗址仅发现部分窑箅和火道，在附近发现有制作陶器的工作面及取陶土时所挖的圆形大坑。宗日遗址的窑室呈圆形，直颈80厘米、深40厘米，下部铺有河卵石，窑顶及东部已经被水冲毁，窑口、火塘、烟囱都不清，尚有6件未及出窑的陶罐和木炭。在制陶工艺上，主要是泥条盘筑法，大型陶器分段制作然后拼接而成。彩陶绘画工艺达到史前彩陶艺术的顶峰，特别是相当于王保保城组期的陶器器形规整，质地坚硬致密，器表进行了慢轮修整、刮磨，表面光滑，彩绘技艺娴熟，图案繁缛且等分均匀，线条流畅。
（四）墓葬形制及埋葬习俗
青海地区马家窑类型早期的墓葬没有发掘过，所发掘的墓葬多为马家窑类型晚期，相当于王保保城组期或比王保保城组期更晚的时期，宗日墓地的个别墓葬为马家窑类型中期雁儿湾组期的墓葬。
墓葬形制及葬具：以圆角方形竖穴土坑墓为主，宗日墓地也有长方形或椭圆形的竖穴土坑墓。墓内一般有木椁，宗日墓地还有石椁，埋葬方法是先挖好土坑，再用木料或石板构筑椁室，一般仅构筑四面边框，无底。椁室外再用土踩踏填实，形成熟土二层台。有些墓葬既有椁又有棺，待放置棺椁、人架及随葬品后，再在椁室口部覆盖圆木、石板或木板以及树枝乱草，上面再用土填埋。个别墓葬没有葬具。宗日墓地的石椁葬时代较早，对后期甘、青、川、藏地区的石棺葬有着重要的影响。
埋葬方式：以二次扰乱葬为主，一次葬数量较少。大多数墓葬为单人葬，少数墓葬为双人合葬墓，个别墓葬内未见人骨，可能为迁出葬。人骨摆放的姿势有仰身直肢和俯身直肢，宗日地区的俯身直肢葬数量是仰身直肢葬的两倍多。火葬墓比较流行，民和核桃庄M1、大通上孙家寨墓地、宗日墓地均有发现。有的是下葬时先将棺椁、人架及随葬品摆放好，然后将人架连同葬具、随葬品一起焚烧，焚烧后再进行填埋；有的是埋葬后经过一段时间再将尸骨挖出来焚烧后填埋。根据大量古籍文献的记载，这种火葬习俗一般被认为是早期羌人的埋葬习俗。
随葬品：墓葬内一般有骨珠、绿松石饰等一定数量的装饰品。陶器多为实用器，马家窑类型中期的墓葬随葬的陶器一般在1～6件，晚期的墓葬随葬陶器明显增多，多在1～10件，民和核桃庄M1的随葬陶器多达36件。陶器组合一般为盆、钵、壶、罐、瓮等。泥质彩陶占很大的比例，彩陶一般有盆、钵、壶、罐、瓮等器型；夹砂陶一般有单耳罐、瓮等。宗日墓地的马家窑类型的墓内一般有1～4件的宗日式陶器与马家窑类型的陶器共存，宗日式陶器均为器表有乳白色陶衣，饰紫红色鸟纹、折线纹彩绘的夹砂粗陶，器型有瓮、双耳壶、单耳罐、碗等。
五、青海马家窑类型的文化渊源
关于马家窑文化的来源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三种看法：一种认为马家窑文化是仰韶文化晚期的一个地方分支，故又名甘肃仰韶文化，其承袭甘青地区的庙底沟类型，通过石岭下类型发展而来，将石岭下类型视为马家窑文化的早期类型；由于文化内涵发生变异的原因，主要是仰韶先民的逐渐西进，在新的自然地理环境下与当地土著文化融合，形成了具有强烈地方色彩的仰韶文化[53]。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发掘后，有学者指出，大地湾仰韶晚期遗存可以代替石岭下类型，大地湾仰韶晚期遗存和马家窑文化属于不同谱系的文化遗存[54]。第二种观点认为马家窑文化和大地湾四期（仰韶晚期）是两支存在于不同空间、年代大体相当的考古学文化，马家窑文化不可能源自大地湾四期。渭河源头地区可能是马家窑文化和大地湾四期交错分布的地区。在不同的时期被不同的文化所占据，始终是一种你进我退的状态[55]。第三种观点认为马家窑文化来源于石岭下类型，石岭下类型不宜归入马家窑文化。从文化分布的角度看，陇山两侧、渭河上游是马家窑文化的起源地[56]。三种结论的焦点是马家窑文化的形成时间与石岭下类型的早晚关系以及马家窑文化的起源地在什么地方。
从马家窑类型早期的典型陶器的渊源来看：马家窑类型典型陶器的全面出现是在甘肃东乡林家早期，可以看作是马家窑类型陶器的定型期，主要典型器有：卷沿曲腹盆、敛口钵、长颈瓶、长颈壶、大口深腹罐（瓮）、小口鼓腹罐、侈口夹砂罐、敛口缸等，单耳罐、附耳壶及敛口瓮则是在马家窑类型中晚期出现的。林家早期的卷沿曲腹盆、敛口钵、大口深腹罐、长颈瓶、侈口夹砂罐等与河湟地区甘肃永登蒋家坪下层出土的侈口曲腹盆、侈口深腹罐（瓮）、敛口钵、侈口夹砂罐，临夏范家村出土的侈口曲腹盆、民和大庄征集的侈口双鋬长颈瓶、民和肖家遗址[57]采集的卷沿曲腹盆、化隆格尔麻遗址[58]采集的卷沿曲腹盆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但这些比林家早期更早的器物的有关资料都很零散，特别是缺乏与之共存的器物组合。陶器的彩陶主题纹样有：中心有圆点的弧边三角纹、横条纹、弧状网纹、连续三角纹、锯齿纹、旋涡纹、爪形纹、鱼钩纹等。而且这些陶器无论是器型还是彩陶纹样都与甘青交界河湟地区的仰韶晚期文化（相当于大地湾四期）有着紧密的联系，可以看作是本地仰韶文化向马家窑文化的过渡类型。
但是林家早期的小口鼓腹罐、长颈壶在河湟地区的仰韶晚期遗址中还找不到比之更早的相似器型，但却容易从甘肃东部的石岭下类型中发现与之相似者，如师赵采集的侈口鼓腹罐（师赵采：11）与林家早期的1式侈口鼓腹罐（F24：6）相似，大地湾四期Ⅱ段的A型V式壶（QDV：2）、C型Ⅱ式壶（H374：28）、四期Ⅲ段的Ⅳ式平底瓶（H366甲：15，F410：4）与甘林家的侈口鼓腹罐、长颈瓶、长颈壶有着密切的演变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大地湾四期Ⅱ、Ⅲ段的这些器物上的主体彩陶纹样与永登蒋家坪下层等马家窑早期器物上的纹样基本一致。可以认为大地湾四期Ⅱ、Ⅲ段与永登蒋家坪下层处于基本相同的发展阶段。所以说甘肃林家早期的陶器源自永登蒋家坪和大地湾四期Ⅱ、Ⅲ段的同类器，也就是说河湟地区的马家窑类型早期与仰韶文化晚期（含石岭下类型）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图4）。
从马家窑类型形成和发展的中心地带来看：目前在已经发掘或调查过的遗址当中，相当于东乡林家早期的遗址有兰州西坡坬甲组、兰州曹家咀、东乡林家早期、临夏范家村、青海尖扎河东台、甘肃东南部的武都大李家坪三期早段、循化仓库遗址、同仁大场面遗址，除大李家坪三期早段外，这几处马家窑类型早期遗址都集中分布在黄河上游兰州至青海化隆段的黄河岸边或黄河支流流域。经过历年的调查，发现这一段黄河主要的支流庄浪河、湟水河（包括湟水河支流大通河、松树沟河、米拉湾河、巴州河、隆治沟河）、大庄河、马营河、洮河、大夏河、银川河、马营前河、乾河滩河、杏儿沟河、起台河、尕楞河、隆务河、昂拉河、加让河、伊沙尔河、昂思多河、黑城河、角家河等均有相对集中的马家窑类型遗址的分布。所以说甘青交界的河湟地区是马家窑类型最早形成的区域，也是马家窑类型遗址分布的中心区域。甘肃东部的马家窑类型遗址见于武都大李家坪三期、傅家门马家窑类型、师赵和西山坪五期等，但是文化因素复杂。青海化隆县以西的黄河游流域及民和县以西的湟水中上游流域及甘肃河西走廊地区马家窑类型遗址分布得相对稀疏，而且年代较晚。在已经发掘的马家窑类型遗址中，甘肃东乡林家遗址是时间延续最长且文化因素较为单一的马家窑类型遗址，包含了马家类型的早、中、晚三个时期，说明该区域的马家窑类型期的人群长期处于相对稳定的发展状态。根据文化传播的波链式理论，同一种文化类型处于中心地带的年代一般早于周边地区，中心地带的文化相对稳定，持续发展的时间较长，文化因素较为单一，边缘地区的则延续的时间短且文化成分复杂。
图4 河湟地区马家窑类型早期的陶器
1～6.永登蒋家坪下层出土 7.民和大庄乡征集 8～12.临夏范家村出土13.化隆格尔麻遗址采集 14.民和肖家遗址采集 15～22.东乡林家早期出土
青海地区比马家窑类型稍早的史前文化是当地的仰韶文化遗存。通过历年调查和发掘，发现存在仰韶文化因素的遗存有民和县崖家坪遗址、哈家遗址、肖家遗址、阳洼坡遗址、杨家泉遗址、白崖沟遗址、芒拉张家东遗址、附加台遗址、峡口大庄遗址、峡口老庄遗址、胡李家遗址、胡热热遗址、尕玛卡遗址、循化县红土坡遗址、化隆县安达其哈遗址、格尔玛遗址、沙隆卡遗址等，角家墓群等约18处。其中进行过小面积发掘的遗址有：民和阳洼坡、民和胡李家、化隆安达其哈三处。笔者通过对青海东北部地区仰韶文化遗址的典型陶器与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三、四期的同类器对比分析，认为安达其哈遗址相当于大地湾三期Ⅰ至Ⅲ段，胡李家遗址相当于大地湾三期Ⅱ段至四期Ⅱ段。阳洼坡遗址、红土坡遗址相当于大地湾四期Ⅰ段至四期Ⅱ段。青海东北部地区仰韶文化晚期遗址（相当于大地湾四期Ⅰ、Ⅱ段）中很少见到甘肃东部地区常见的浅腹盆、长颈瓶、矮粗颈壶（罐式壶）、侈口深腹罐（瓮）、侈口盆等的“石岭下类型”的典型器。
青海境内已发掘过的遗址中属于马家窑类型早期的遗址是尖扎河东台遗址，大体上相当于甘肃林家早期及兰州西坡坬甲组的发展阶段。从分布区域上来看，青海境内的马家窑类型的遗存分布覆盖了原有仰韶文化遗存的分布范围，并继续沿黄河、湟水河向上游及其支流深入。青海境内的马家窑类型最早出现在民和、循化、尖扎、化隆境内的黄河河谷盆地及其支流的中下游，与仰韶文化遗址出现的区域相吻合，大多数仰韶文化遗址附近存在马家窑类型的遗址。在民和县白崖沟、崖家坪、尕玛卡、附加台、肖家、杨家泉、大庄峡口、峡口老庄、芒拉张家东、哈家、化隆县沙隆卡、格尔麻等遗址中既采集到仰韶文化的陶片又采集到马家窑类型的陶片，似乎反映了二者在一定程度上有着紧密的联系，但目前为止尚未发掘过马家窑类型与仰韶文化有叠压或共存关系的遗址。
从青海地区的马家窑类型的陶器器型来看，彩陶钵、卷沿曲腹盆、侈口夹砂罐似乎通过蒋家坪下层继承了当地的仰韶文化的特点。从彩陶纹样上看，弧边三角纹、圆点纹、横条纹、垂弧纹、连续三角纹、锯齿纹、带状网纹、叶片纹、叶片组成的花瓣纹等是本地仰韶文化所固有的纹饰，在本地的马家窑类型的陶器上有所保留。特别是民和阳洼坡、循化红土坡遗址等仰韶晚期的一些彩陶因素，如成组线条、网格纹、带锯齿或不带锯齿的X形或十字形等彩陶图案具有地方特色，彩陶图案已经趋于繁缛，对本地马家窑类型的彩陶纹样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马家窑类型早期的尖扎河东台遗址的圆形地面式房址不见于附近甘肃东乡的林家遗址，而见于本地区化隆伊沙尔河口的仰韶文化的安达其哈遗址，说明不论是在陶器器型和彩陶纹样，还是在住址结构方面，青海地区的仰韶晚期文化都对本地马家窑型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但是马家窑类型的长颈瓶、长颈壶、小口鼓腹罐、大口深腹罐（瓮）等器型不见于本地的仰韶晚期文化，而和甘肃的石岭下类型有着密切的演变关系。中间有圆点的弧边三角纹、黑点圆圈纹、同心圆圈纹、旋涡纹、圆点旋涡纹、波形纹、爪形纹、变体鸟纹、蜥蜴纹等是石岭下类型的常见纹饰，考虑到本地的石岭下类型并不典型，这些彩陶纹样可能是从甘肃中西部石岭下类型传播过来的。
有些人认为马家窑类型的产生可能与土著文化的影响有关，但目前看不到其他比仰韶文化更有影响力的早期彩陶文化。仰韶文化进入青海以前，当地的土著文化都是使用细石器或打制石器从事渔猎采集经济的文化，与农业文化有较大的差距，没有地方陶器的生产更没有成熟的彩陶文化。马家窑文化的西进意味着对从事采集狩猎经济的土著人活动区域的占领和同化，马家窑文化给当地的土著居民带来了成熟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培育已久的粟和黍，农业经济代表着一种先进的生产力而易被当地的土著人群所接受并快速复制。宗日人群是在马家窑文化的影响下才从事农业生产和陶器生产的，并通过宗日式陶器的生产使土著文化得到了彰显，但在马家窑类型期尚未向东有大的影响。青海马家窑类型期的土著文化因素主要体现在俯身葬、火葬、石棺葬等葬俗方面。另外在马家窑类型晚期阶段，同德宗日及大通上孙家寨马家窑类型墓地出土的多人连臂舞蹈纹及二人抬物等人物形象，均出现在马家窑类型分布的西部边缘地带，具有地方特色，这些多人连臂舞蹈彩陶图案可能来源于北方地区处于采集狩猎经济模式下的岩画题材，更远的渊源也许与公元前9000—前6000年东欧、近东地区的多人连臂舞蹈图案有关[59]。
六、结语
青海境内的马家窑类型有200多处，马家窑类型的早期遗址主要分布在民和、循化、化隆境内的黄河、湟水河及其支流流域，这一区域原是仰韶文化的分布区域，马家窑类型首先覆盖了仰韶文化的分布区域，然后沿黄河和湟水河向西部发展，到了马家窑类型中期的雁儿湾期，马家窑类型到达黄河上游的同德宗日地区，并对当地的土著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到了马家窑类型晚期才到达湟水河上游的多巴及大通长宁一带。
青海地区已发掘的马家窑遗址可分为早、中、晚三期，其中晚期又可分为三个阶段，与甘肃东乡林家遗址的发展阶段和文化面貌有很大的一致性，但晚期阶段的脑庄墓地、上孙家寨墓地略晚于林家晚期。青海地区已发掘的最早的马家窑类型的遗址是尖扎河东台遗址，相当于甘肃东乡林家早期及兰州西坡坬甲组、曹家咀遗址及武都大李家坪三期早段。马家窑类型形成和分布的中心是在兰州至青海化隆之间的黄河及其支流流域。民和阳洼坡、循化红土坡等遗址为代表的西部仰韶晚期文化（相当于大地湾四期Ⅰ、Ⅱ段）对马家窑类型的形成和发展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西部仰韶晚期文化和来自甘肃东部的石岭下类型通过类似于永登蒋家坪下层的遗存过渡到马家窑文化。青海马家窑类型期的土著文化因素主要体现在俯身葬、火葬、石棺葬等葬俗方面。
2014年
Abstract
Based on the archaeological material of recent years, the author collects and sums up the Majiayao Type sites and tomb datas of Majiayao Culture in northeastern Qinghai in accordance with pottery characteristics, settlement structure, economic type, tomb structure and burial custom, classifies Majiayao Type in Qinghai region into three stages with reference to Majiayao Type in Gansu, and also analyzes the origin of Majiayao type in northeastern Qinghai.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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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兰州马家窑和马厂类型墓葬清理简报》，《文物》197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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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师赵与西山坪》第71～127、253～267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14]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兰州马家窑和马厂类型墓葬清理简报》，《文物》1975年第6期。
[15]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威塔儿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及五坝山墓葬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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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吴平：《青海贵南加土乎遗址调查》，《青海文物》1999年总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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