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彝走廊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区域类型及其与甘青地区的联系
藏彝走廊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区域类型及其与甘青地区的联系
石硕（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藏彝走廊”系指今川、滇、藏三省区毗邻地区由一系列南北走向的山系、河流所构成的高山峡谷区域。该区域因有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六条大江分别自北向南从这里穿流而过，在峰峦叠嶂的高山峻岭中开辟出一条条南北走向的天然河谷通道，所以自古以来即成为众多民族或族群南来北往、频繁迁徙流动的场所，也是历史上西北与西南各民族之间沟通往来的重要孔道。为此，费孝通先生将其称为“藏彝走廊”。该区域从地理上而言包括川西高原、滇西北横断山高山峡谷区、滇西高原区和藏东高山峡谷区。藏彝走廊地区是一个独特且自成单元的历史民族区域，是藏缅语民族起源、发展的重要历史区域。
从考古发现看，藏彝走廊地区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遗迹已相当丰富，出现了以下两个突出特点：
一是新石器时代遗址和遗迹几乎遍及藏彝走廊全境。目前，无论是在西部的澜沧江流域地区、中部的大渡河上游地区、东部的岷江上游地区以及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的青衣江地区和滇西北地区，均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和遗迹。
二是在该地区陆续发现了一批面积较大且文化堆积极厚的大型新石器时代遗址。这些大型遗址被连续使用的时间相当长，有的甚至达千年以上。
以上两个特点表明，新石器时代在藏彝走廊这样一个高原峡谷地区，其文明发展水平不仅并不逊于周边其他地区，新石器文化已达到相当繁荣的程度。为此，本文拟对藏彝走廊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主要面貌及其与黄河上游甘青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关系作一初步讨论。
一、藏彝走廊新石器文化的区域类型
据现有考古发现资料，依照分布区域及文化内涵的不同，我们大体可将藏彝走廊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划分为以下五个区域类型：澜沧江区域类型；大渡河上游区域类型；岷江上游区域类型；青衣江区域类型；滇西北部区域类型。下面，我们分别依照这五个区域类型，对藏彝走廊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及主要特征作一大体的描述。
（一）澜沧江区域类型
该区域类型主要以西藏昌都卡若文化为代表。
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于1977年。遗址位于昌都县城东南12公里处澜沧江西岸江边的二级台地上，海拔3100米，遗址面积约1万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厚达1～1.6米。经1978年和1979年前后两次科学发掘，发掘面积共1800平方米。在已发掘的1800平方米范围内，共发现房屋基址28座及烧灶、圆形台面、道路、石墙、圆石台、石围圈和灰坑等各类遗迹，打制石器6000余件，磨制石器511件，细石器629件，骨器366件以及2万多片陶片；陶片中可复原或大部复原的陶器46件，能辨认器型者有1234件；此外，遗址中还发现粟类农作物和10余种动物骨骼。根据放射性碳素测定数据和文化堆积层中包含物的变化，卡若遗址具体分为三期：即早期前段、早期后段和晚期，早期前段的年代距今为4955年±100年（树轮校正5555年±125年），早期后段的年代距今为4280年±100年（树轮校正4750年±145年），晚期的年代距今为3930年±80年（树轮校正4315年±135年）。发掘者将卡若遗址的绝对年代定在距今5000～4000年之间[1]。这意味着卡若遗址使用的时间相当长，至少延绵了1000年左右。
以文化特征来看，卡若遗址有如下特点：
一是石器中打制石器、细石器和磨制石器三者并存，并以打制石器占大多数。磨制石器少而精，多偏刃器，以长、宽比值极大的条形斧、条形锛和刃部开在弓背部的半月形钻孔石刀为典型。
二是陶器均为手制夹砂陶，纹饰以刻画纹、锥刺纹和附加堆纹为主，器型以小口深腹罐、盆、碗为基本组合，器型均为小平底，不见三足和圈足器，虽有流和器耳，但不发达。
三是房屋建筑多以石块为原料，有石墙房屋、石砌道路、圆石台、石围圈等，房屋中央有石砌的圆形炉灶。
四是卡若遗址虽地处澜沧江边，但遗址中未见网坠、钓钩和鱼镖等捕鱼工具，亦未发现鱼骨，故卡若遗址的人群可能以鱼为“禁忌食物”。
在距卡若遗址约17公里处的澜沧江上游小恩达乡支流昂曲东岸的二级台地上，也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1986年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文物普查队对该遗址进行了试掘，发掘面积60平方米，共发现较完整的房屋遗迹3座、灰坑1处、窖穴5处，出土大量打制石器、细石器、磨制石器、骨器和陶片。从小恩达遗址的出土物和遗迹看，其基本文化面貌与卡若遗址大体相同，如二者的石器中都是打制石器、细石器和磨制石器三者并存，并以打制石器占大多数。磨制石器制作精细并同样以长、宽比值极大的长条形锛和刃部开在弓背部的半月形石刀为典型。陶器均以罐、盆、碗为基本组合，主要为平底器，陶质均为夹砂陶，纹饰也都以刻画纹、锥刺纹和附加堆纹为主。不过，最能说明两者在文化上之同质性特征的，是两个遗址虽然都处于江边台地上，有极好的从事渔业的条件，但两个遗址中却均未发现任何鱼骨和捕鱼工具，这暗示两个遗址的人群可能共同存在食鱼的禁忌，而这种“食鱼禁忌”观念显然直接与他们的信仰和精神生活有关。由此可以判断，卡若与小恩达两个遗址的人群在信仰和精神生活方面存在很大的一致性。
不过，小恩达与卡若遗址之间也存在一些差异。如小恩达的陶器中出现了卡若遗址中所不见的圈足器，陶色也以灰陶为主，这与卡若遗址中主要以黄、灰色陶为主的风格已有所不同。此外，小恩达陶器的制陶工艺水平已较卡若有所进步。据14C测定，小恩达遗址的年代距今为3775年±80年（树轮校正4125年±100年）[2]，较卡若遗址要晚。正如小恩达遗址的发掘者所指出：“小恩达遗址虽同属于卡若文化范畴，但从遗址文化内涵来看，比之卡若文化具有明显程度的进步性。”[3]从基本文化特征的比较，我们可以认为，小恩达遗址与卡若遗址基本上属同一个文化系统。
卡若和小恩达这两处同处澜沧江边且仅相距17公里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尤其是像卡若这样面积极大、使用绵延达千余年的大型古人类聚落遗址的发现，证明远在四五千年前，藏彝走廊横断山区今藏、川、滇交界的三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并流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已相当繁荣。
（二）大渡河上游区域类型
大渡河上游区域类型主要以四川丹巴县中路乡罕额依新石器时代遗址为代表。
罕额依遗址位于四川丹巴县东北约3公里的中路乡罕额依村，地处大渡河上游支流小金河南岸的半山上，遗址面积约2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层厚达3～8米。1989年10月至1990年12月，对罕额依遗址进行了为期14个月的发掘，发掘面积共123平方米。1998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化局共同发表《丹巴县中路乡罕额依遗址发掘简报》，对发掘成果做了初步介绍，但更详细的发掘报告目前尚在整理中。
根据《丹巴县中路乡罕额依遗址发掘简报》的材料，罕额依遗址主要呈现出如下的文化面貌：
遗址分为三期 据14C测定数据，第一期的年代约在距今5000～4500年之间，第二期的年代约在距今4500～4100年之间，第三期的年代大致距今3800～3200年之间。
陶器 第一期以饰绳纹的夹砂红褐陶居多，器型以瓶、罐、钵为大宗，有少量缸，均为平底器。第二期以素面或磨光的泥质灰陶为主，夹砂和红褐陶退居其次，器型以罐、钵为多，瓶已较少，新出现双大耳罐、单耳罐、壶、杯、纺轮等器型，平底器为主，仅极个别的杯有浅圈足；带耳器较第一期明显增多。第三期以饰粗绳纹的夹砂灰陶为主，红褐陶较少。器型以钵、罐为主，杯、瓶较少，钵较第二期大量增多，并新出岷江上游石棺葬中常见的饰涡纹的双大耳罐。仍以平底器为主，有少量圈足器和圜底器；带耳器和陶器上钻孔的较第二期明显增多。
石器 打制、磨制和细石器三者共存，但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的数量和种类从第一期到第三期有逐渐增多趋势。细石器主要以水晶石原料制成，其种类和数量在第一期和第二期较少，第三期则占了绝大多数，并以刮削器为大宗，占90%。打制石器中同样以刮削器居多，其中又以双缺石刀、亚腰形石器和圆石饼较为独特。磨制石器中有斧、锛、凿、穿孔石刀、镞及少量穿孔饰件，并有一定数量打、磨相结合制成的石器。磨制石器中以双面梭形穿孔石刀为典型。
骨器 骨器的数量和种类从第一期到第三期也呈现出逐步增多趋势，骨器大多用牛、羊肢骨制成，少数有切割痕迹，骨器中以锥、针数量居多，也有少量刀、管、梳、矛及装饰品。
房屋建筑 罕额依遗址发现7座房屋基址，形状为长方形，墙体用石块砌成，内壁抹有黄色黏土，房屋基址中发现多处含料礓石的黄土硬面，结构紧密，推测应为经过处理的房屋居住面。
从第一期到第三期，罕额依遗址的考古文化有明显的发展变化。主要体现在：从第一期到第三期，打制石器、磨制石器和细石器的数量和种类均呈逐渐增多趋势；带耳器和在陶器上钻孔也呈逐渐增多趋势。第一期的器体均为平底器，第二期出现极少圈足器，第三期则出现少量圈足和圜底器。陶器组合从第一期的瓶、罐、钵逐渐变为第二、三期的钵、罐为主。
我们可以认为，由罕额依遗址所代表的考古文化是一个延续时代极长并具有较为清晰的内在传承脉络与发展变化的文化。这个文化无论其整体性或特点都是较为鲜明和突出的。
（三）岷江上游区域类型
岷江上游地区主要指今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境内的汶川、茂县、理县、松潘、黑水等县一带。目前，该地区正式调查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及石器出土地点已有30余处，几乎遍及了整个岷江上游地区。岷江上游区域类型最具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主要有四处：一是茂县营盘山遗址[4]；二是汶川县威州姜维城遗址[5]；三是位于理县薛城乡杂古脑河南岸的箭山寨遗址[6]；四是位于汶川县龙溪乡杂谷脑河支流龙溪沟侧的阿尔村遗址[7]。
茂县营盘山新石器文化遗址是近年来藏彝走廊地区最重要的考古发现。遗址位于茂县县城凤仪镇附近岷江东南岸的一处二级台地上，东西宽150～200米，南北长约1000米。该遗址于2000年经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进行初步试掘，共揭露面积达240余平方米。从营盘山遗址的文化面貌看，主要有以下一些突出的特点：陶器形成了鲜明、较为固定的器物群组合，包括侈口罐、深腹罐、碗、钵、高领罐、盆、瓮、缸、瓶、壶、带流器、矮圈足器等器型，以夹粗砂和细砂的褐陶灰陶、泥质褐陶和灰陶为主，泥质红陶、黑皮陶、夹砂黑陶亦占相当比例，陶器均以平底器为主，有部分圈足器；磨制石器以制作精美、采用单向钻孔技术加工的长方形及弯月形穿孔石刀，体形狭长的宽扁状石斧等最具特色；打制石器包括石片加工而成的切割器、石杵、石球等；玉器以白色的环镯形器等装饰品最为常见。营盘山文化的房屋建筑多为方形或椭圆形的小型房址，均为地面建筑，并采用木骨泥墙的建筑结构。营盘山遗址的年代据14C数据测定，约为距今5500～5000年，遗址的使用时间延续了数百年[8]。
姜维城遗址是岷江上游地区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遗址位于威州镇姜维城山上。文化层厚为0.2～0.4米，陶器的陶质以夹砂红褐陶和为泥质红陶为主，仅有少量夹砂灰陶和泥质灰陶。陶胎较厚，陶器以手制为主。陶器器型有罐、钵、瓶、碗等，均为小平底器。发现部分彩陶片，均为红衣黑彩。磨制石器多为打磨兼制，以斧、锛、凿、锄为基本组合，石器的形体普遍偏小并较扁平。并出有中心钻孔呈圆饼形的玉石纺轮。
箭山寨遗址位于理县薛城乡杂古脑河南岸梯地中，文化层厚为0.4～1米。所出陶器陶质以夹砂灰褐陶为主，夹砂灰陶次之，仅有少量泥质红陶。出土少量彩陶。陶器的制作以手制为主。陶器器型以平底器和碗、钵、盆、瓶、罐、杯为主。石器则以斧、锛、凿、刀为主，外形风格为小型、体较扁平且薄。
阿尔遗址位于汶川县龙溪乡杂谷脑河支流龙溪沟上源的一处缓坡地上。文化层厚0.10～0.30米。从文化层断面采集到的部分陶片看，陶器的陶质以夹砂红陶为主，泥质红陶次之，并有夹砂红黑陶（一面呈红褐色，一面呈黑色）。陶器火候极低。遗址调查者认为，阿尔遗址陶器火候较低且不见彩陶，似代表了一种更为原始的文化面貌。
岷江上游的姜维城、箭山寨和阿尔这3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虽然其时代可能有早晚之别，但其总体文化面貌基本接近，大体上应属同一种类型的文化遗存。其共同特点是：最基本的文化特征和传统陶器以胎夹石英粒等的夹砂褐陶系为主，泥质陶为辅；体形以平底器为主而无圜底、尖底、三足器等，器类以罐、碗、盆、钵为基本组合；纹饰以粗、细绳纹为主，刻画纹和附加堆纹次之。石器以小型化为主，器类以斧、锛、凿为基本组合，制作方法多打磨兼制，磨制石器常留有打击痕或打制面。遗址分布上形成与山区环境相适应的皆在居高临下、背水据山的山前台地或缓坡上的择址规律。[9]
（四）大渡河中游区域类型
该区域类型可以四川汉源县狮子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为代表。遗址位于汉源县大树乡西南200米处的山坡上。遗址面积约3000平方米。文化堆积为1～1.5米。1990年，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对遗址进行了发掘，但发掘报告目前尚未发表。据对遗址的调查和发掘者的介绍，遗址中出土的磨制石器有斧、锛、凿、箭、簇、穿孔石刀、两端刃器、磨石及石环等。另发现有几百件细石器，主要用燧石和水晶制成。陶器陶质以夹砂粗红陶系为主。陶器均为手制。陶器器种有高领罐、大口花边罐、盆、钵、碗、甑、陶球、纺轮等。陶器均为平底器。值得注意的是：遗址中还出有十多块红底黑彩的彩陶片，纹样多为平行或交错条纹。这在大渡河中游尚属首次发现。遗址中还发现9座房屋基址，分两种类型，一种为长方形，内有圜形锅底状灶坑；另一种为圆形，其内无灶坑[10]。
遗址的发掘者认为，狮子山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文化特征比较清晰，具有一定独特性，可能代表着一种新的类型”。因此，狮子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可作为大渡河中游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区域类型。
（五）滇西与滇西北区域类型
目前，在滇西地区，即藏彝走廊南部区域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十分丰富。其中，经科学发掘较重要的代表性遗址主要有：元谋大墩子遗址、宾州白羊村遗址、维西戈登村遗址、龙陵大花石遗址、云县忙怀遗址。位于金沙江北岸安宁河流域的西昌礼州遗址虽分布于四川境内，但在文化内涵上却与金沙江南岸的元谋大墩子遗址十分接近，因此，我们将西昌礼州遗址也划入滇西区域类型。
滇西区域类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尽管其内部也存在某些地方性差异，但从总体上看，其共同特征却异常明显。最主要的共同特点是：第一，在石器体形上，以磨制的梯形石斧、长条形的石斧、石锛，刃开在弓背部的半月形双孔或单孔石刀，长方形双孔石刀为主要特点，石器中均有网坠和柳叶形石镞；第二，陶器均为夹砂陶陶质，陶器器型以小口深腹罐、深腹罐、盆、钵为主，也有瓮，出有陶纺轮，陶器纹饰以绳纹、刻画纹、压印纹、附加堆纹为主。外形以小平底为主，有一定数量的圜底器，缺乏三足器。房屋建筑，为木骨泥墙房，早期为圜底式或半地穴式，后期出现地面建筑，房基平面多为长方形，房内有火塘。晚期还出现一种铺设石砖，其上立柱的长方形地面建筑[11]。
二、藏彝走廊新石器时代文化系统与甘青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关系
以上，我们根据地域分布和文化内涵的差异将藏彝走廊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划分为五个区域类型，并对其基本特征和面貌进行了大致勾画。那么，如何从总体上来认识藏彝走廊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我们可否将藏彝走廊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看作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
卡若遗址的发掘者曾将代表澜沧江区域类型的卡若文化同澜沧江以东的川西高原和云南西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做过一个系统的对比。对比的结果，发现卡若文化与川西高原和云南西部的新石器时文化之间存在着异常广泛而密切的联系。根据这一事实，卡若遗址的发掘者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概言之，这一地区（指属于藏彝走廊区域的藏东澜沧江流域地区、川西高原和滇西北横断山脉地区——引者）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共同特征是：石器有长条形石斧、石锛和刃开在弓背部的半月形石刀；陶器都为夹砂陶，其纹饰以绳纹、刻画纹、压印纹和剔刺纹为主，体形中缺乏三足器；房屋建筑有木骨泥墙房，早期为圜底式或半地穴式，后期出现了地面建筑。这也许意味着它们都属于古代中国西南地区一个大的文化系统中的不同分支。[12]”
这里，《昌都卡若》报告的撰写者认为：卡若文化与川西高原、滇西北横断山脉区域诸原始文化应同属于古代中国西南地区一个大的文化系统。至于卡若文化与川西高原、滇西北横断山脉区域诸原始文化之间的差异，则应是同一文化系统中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的差异。
但是，当我们将藏彝走廊的新石器文化系统同其北部的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新石器文化进行比较时，可以见到二者之间存在着大量的共同文化因素。这些共同文化因素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藏彝走廊新石器文化系统具有特征性的器物之一是一种长宽比值很大的磨制条形石斧和石锛，这种石斧和石锛见于昌都卡若遗址，四川汶川、理县新石器遗址，丹巴中路遗址，云南宾川白羊村等遗址。这种长宽比值很大的磨制条形石斧或石锛同样是黄河上游甘青地区新石器文化中的常见器物。在甘肃兰州西坡东乡的马家窑文化遗址、武威皇娘台齐家文化遗址和青海民和县核桃庄马厂类型遗址中均普遍发现。
第二，藏彝走廊新石器文化系统中的另一特征性器物是单孔或双孔的长方形、半月形凹背直刃石刀。在卡若遗址、四川丹巴中路遗址、岷江上游新石器遗址、西昌礼州遗址，云南的维西戈登村遗址、元谋大墩子遗址、白羊村遗址均有发现，而这类石刀同样是甘青地区新石器文化中的常见器型。在甘肃大地湾遗址、东乡林家的马家窑文化遗址、白龙江流域的巩家坪遗址，青海贵德县罗江堂遗址、西宁朱家寨遗址中均有普遍的发现。
第三，藏彝走廊新石器文化系统的陶器以小平底占绝对优势，完全不见三足器，外形以罐、盆、碗、壶为多；而在甘青地区马家窑、半山、马厂诸文化系统中，陶器同样是以平底器占绝对优势，不见三足器，外形同样以罐、壶、盆、碗为多。此外，从一些典型陶器看，两者也十分接近。“卡若陶罐的基本类型是小口直颈鼓腹罐，这与马家窑、半山、马厂文化中罐、壶的轮廓很接近。深腹盆和陶碗在马厂、半山文化中亦为常见者。”[13]四川丹巴罕额依第一期中出土的陶瓶，也是甘青地区新石器文化中较为常见的器物[14]。
第四，藏彝走廊新石器文化系统的陶器是以夹砂为主，其所施纹饰以绳纹、刻画纹、压印纹、剔刺纹和附加堆纹为主，而黄河上游马家窑诸文化系统的陶器上亦常见刻画纹、附加堆纹、绳纹、剔刺纹等纹饰，且多见于夹砂陶上。
第五，在藏彝走廊卡若遗址和丹巴罕额依遗址、茂县营盘山遗址中均发现有钻孔修补陶器的方法，其中尤以罕额依遗址中的钻孔陶器最为突出，而这种钻孔修补陶器的方法亦常见于黄河上游的半山、马厂文化类型的遗址中，如甘肃广河地区巴坪和永昌鸳鸯池马厂墓葬中均发现过钻孔修补的陶器。
第六，彩陶是黄河上游甘青地区新石器文化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尤以马家窑文化的彩陶最为发达，而在与甘青接近的藏彝走廊北部地区的卡若遗址、丹巴罕额依遗址、岷江上游新石器遗址以及大渡河中游狮子山遗址中均普遍发现了彩陶。这些发现于藏彝走廊北部地区的彩陶与马家窑文化中的彩陶风格完全一致：均是在橙红色的陶器表面施以黑彩。此外，在马家窑文化系统中，比较繁缛的彩陶图案如涡纹、连弧纹、连勾菱形纹等，在藏彝走廊新石器文化系统的陶器中也都以刻划的方式表现出来。
第七，藏彝走廊新石器文化系统的房屋建筑也与甘青地区新石器文化系统相接近。卡若文化早期的圆形或方形半地穴房屋，处理过的红烧土墙壁和居住面则为甘肃、青海等地马家窑文化系统传统的居住形式，它见于兰州青岗岔、临夏马家湾等地。卡若某些房屋居住面的红烧土下有铺设木条的情况，这与西安半坡仰韶文化二十四号房屋居住面下铺一层木板的情况相似。[15]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藏彝走廊新石器文化系统与其北部黄河上游甘青地区新石器文化系统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使两者的界线趋于模糊，以至于我们难以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明确的“边界”。这个现象实际上向我们提示了有关藏彝走廊新石器文化系统之来源的重要线索，即藏彝走廊新石器文化系统与北部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系统之间可能存在直接渊源关系。
三、关于藏彝走廊新石器文化系统的来源问题
藏彝走廊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系统是一个土著系统还是一个外来的文化系统？最早提出这一问题的是主持卡若遗址发掘的童恩正先生。童恩正先生在《昌都卡若》报告的“结论”中，将卡若文化与其同时代的黄河上游甘青地区马家窑、半山、马厂文化系统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比较，发现两者存在大量相同或相似的文化内涵，为此，童恩正先生得出了如下判断：
卡若文化与马家窑、半山、马厂等文化在时代上基本是平行的，它们在文化内涵上的相似性，可能是因其有着共同的渊源，或者是互相影响的结果。[16]
或许出于谨慎和稳妥的考虑，或许是当时材料所限尚不足以得出明确和过于肯定的结论，对卡若文化与马家窑、半山、马厂系统在文化内涵上的大量相似性，童恩正先生给出了两个可能的答案，即或“是因其有着共同的渊源”，或“是互相影响的结果”。
用“有着共同的渊源”来解释藏彝走廊新石器文化与黄河上游甘青地区新石器文化在文化内涵上的相似性，无疑是一个极具开创性和启迪性的认识。童恩正先生可能是最早从考古文化的比较上提出这一认识的学者。
那么，藏彝走廊新石器文化系统与黄河上游马家窑、半山、马厂系统在文化内涵上存在的相似性，究竟是缘于“共同的渊源”还是“互相影响的结果”？这两种答案对我们认识藏彝走廊新石器文化系统的性质实在有着本质差异。前者意味着藏彝走廊的新石器文化是源于黄河上游甘青地区，是在甘青地区向南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个文化系统；而后者则意味着藏彝走廊新石器文化可能是一个土著的，并且是与黄河上游甘青地区新石器文化各自平行发展的系统，二者在文化内涵上存在的相似性仅仅是“互相影响的结果”。很明显，这两个答案在很大程度上是互不兼容的，二者必居其一——我们必须在两者之中进行选择。
笔者认为，若将藏彝走廊新石器文化与甘青地区新石器文化之间存在的大量相似性归结于两者“互相影响的结果”，至少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如果仅仅是相互影响，两者之间文化内涵上的相似性很难达到如此广泛、深刻的程度，以至于我们无法在两者之间找到明确的“边界”；第二，如果两地文化内涵的相似性是由相互影响所导致，那么，这种影响应该是双向的，即不仅黄河上游的新石器文化因素影响藏彝走廊地区，同时藏彝走廊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也会影响黄河上游甘青地区。而实际情形却完全不是这样。事实是，我们主要是在藏彝走廊新石器文化系统中大量看到了来自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文化因素，而不是相反。也就是说，两地不是表现为两者文化因素的渗透，而是突出和单向地表现为构成藏彝走廊新石器文化主要特点和面貌的许多文化因素及现象，我们均能在黄河上游新石器文化中找到其原型。这种情况就很难用“互相影响”来解释。所以，从综合的情况看，“共同的渊源”可能是造成两者之间文化内涵存在大量相似性的唯一较合理的解释。倘如此，则意味着藏彝走廊新石器文化系统从整体上并不是一个土著的系统，而是渊源于黄河上游甘青地区，是从甘青地区大规模进入藏彝走廊地区后而形成和发展出来的一个文化系统。
2006年
Abstract
The article divides the Neolithic culture in Tibetan-Yi Corridor into 5 area types. It analyzes and discusses the Neolithic cultural system in Tibetan-Yi Corridor, its connection with the Gansu-Qinghai region and other issues, after its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essential features and aspects of the culture.
注释
[1]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年。
[2]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小恩达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1期。
[3]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小恩达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1期。
[4]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茂县营盘山遗址试掘报告》，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考古发现（2000）》，科学出版社，2002年。
[5]A.林向，等：《四川理县汶川县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65年第12期；B.徐学书：《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初步研究》，《考古》1995年第5期。
[6]徐学书：《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初步研究》，《考古》1995年第5期。
[7]徐学书：《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初步研究》，《考古》1995年第5期。
[8]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管所：《四川茂县营盘山遗址试掘报告》，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考古发现（2000）》，科学出版社，2002年。
[9]徐学书：《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初步研究》，《考古》1995年第5期。
[10]马继贤：《汉源县狮子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文物出版社，1992年。
[11]A.云南省博物馆：《云南宾川白羊村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B.云南省博物馆：《元谋大墩子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C.赵殿增：《四川西昌礼州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
[12]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年。
[13]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年。
[14]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化局：《丹巴县中路乡罕额依遗址发掘简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
[15]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年。
[16]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