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青铜文化的区系类型研究
云南青铜文化的区系类型研究[1]
范勇（天地出版社）
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在云南地区相继发现了一批青铜文化遗址和遗存，重要的有云南晋宁石寨山古遗址与墓葬[2]、云南剑川海门口古文化遗址[3]、云南祥云大波那古墓葬[4]、云南安宁太极山古墓葬[5]、云南楚雄万家坝古墓群[6]、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7]、云南德钦古墓葬[8]、云南宁蒗大兴古墓葬[9]、云南剑川鳌凤山墓地[10]、昆明呈贡天子庙滇墓[11]等等。这些遗址和墓葬中都出有青铜器，根据同出的陶器和墓葬形制，可以确切地将它们定为青铜时代的产物。
云南地区的青铜文化，其年代跨度很长，从商末以迄西汉，历时近千年。其主要兴盛期，则是在战国至西汉时期。这一时期云南古代民族的分布情况，《史记·西南夷列传》有较明确的记载：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椎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嶲以东北，君长一般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
很明显，司马迁所记载的汉代西南夷的分布是以蜀为中心依次叙述的，其中属于云南地区的滇、靡莫之属和嶲、昆明族分别分布在滇池区域、洱海区域、澜沧江区域、滇西北区域。与上述地区的民族分布相适应，云南考古的发现，又的确呈现出不同的地域特征，尤其是青铜文化，在一些共性之中又展现出不同的文化面貌。
不可否认，云南青铜文化有一些共性的东西，这些共性的东西使得云南青铜文化的民族特色非常鲜明，因而容易有相类的感觉，故有相当多的学者将云南青铜文化笼统对待，直接以“滇文化”来概括。汪宁生先生则依据滇池地区的典型青铜文化遗址晋宁石寨山的发现，用考古学上文化命名的惯例，命名为“石寨山文化”，以此囊括云南的大部分青铜文化遗址和墓葬遗存[12]。
上述文化命名自有一定道理，但对云南青铜文化的深入研究和讨论而言，略嫌粗疏。有鉴于此，本文依据云南青铜时代的考古发掘资料与《史记》《汉书》等有关云南民族的记载，将二者相对应，并且将其结合起来，按区系和类型进行研究和探讨。
一、云南青铜文化区系
童恩正先生曾经根据云南出土的青铜器的器型、年代、墓葬形制，将云南青铜文化分为两个区域，即滇池地区、洱海地区[13]。这种区系划分，将云南出土的青铜器等考古资料与历史记载的云南古代民族相对应，有助于在微观研究的基础上展开对云南青铜文化的深入研究。现在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和历史民族记载，云南青铜文化的区系，似可再分得更细一些，即在滇池、洱海两个区域之外，增加滇西边地；如果再考虑到云南青铜文化的起源和传播等因素，还可增加滇南红河流域地区。这样，云南青铜文化区系，大致可分为四个：即洱海周围区域、沿滇池区域、滇西边地区域、滇南红河区域。
图1 洱海类型青铜器、陶器
1～3.铜钺（剑川海门口） 4.石范（剑川海门口） 5.铜钺（祥云大波那） 6、7、10.铜矛（楚雄万家坝） 8.铜剑（祥云大波那） 9.铜剑（剑川鳌凤山） 10.铜戈（楚雄万家坝） 11.铜矛（楚雄万家坝） 12、13.铜钟（楚雄万家坝） 14.铜斧（楚雄万家坝） 15.陶罐（楚雄万家坝）16.铜锄（楚雄万家坝） 17、18.铜锄（祥云大波那） 19.铜釜（楚雄万家坝） 20.铜鼓（楚雄万家坝）
（一）洱海周围区域
洱海区域，其大致范围是：西至剑川，东至楚雄，南至巍山，北至永胜。目前已发掘的主要地点有剑川海门口遗址，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楚雄万家坝墓葬群；偏北的大理县金梭岛、大墓坪、鹿鹅山、五指山，剑川沙溪、西湖，宾川县石榴村，姚安羊派水库，大姚白鹤水库，永胜金宫龙潭等地[14]；偏南的昌宁新街，弥渡苴力，元谋县羊街，云县下曼品，牟定县琅井，禄丰县黑井、妥安等地。墓葬或遗址共计20余处，总共出土青铜器1200余件[15]。
剑川海门口遗址，1957年清理，是迄今所知云南境内年代最早的铜器时代遗址。共发现14件铜器，多为工具，器型有斧、钺、刀、凿、环、鱼钩和装饰品。从遗址中发现的半块石范上的花纹，与同出的一把铜斧花纹相同的情况来看，该遗址所出的铜器应该是产自本地。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编写组对这14件铜器进行过化学成分检测，其中鱼钩、环等5件含锡量在1%左右，当属红铜器；其余铜斧等9件器的含锡量在5%～9%之间，为含锡量较少的青铜器。此外，该遗址还同出石器、陶器和角器，14C测定年代数据为距今3115年±90年[16]，其较原始的状态一目了然。
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1964年清理。椁室为长条形巨木叠架而成，葬具为方形铜棺，人字形坡顶，下有足，看上去像一座干栏式房屋；铜棺由7块铜板组成，用插销扣合，可以拆卸；外壁有野猪、鹿、虎、豹、马、鹰、燕、水鸟等图案。随葬的青铜器种类较多，兵器有剑、矛、琢、钺，工具有锛、锄，盛贮器有釜、尊、豆、杯，礼乐器有铜鼓、钟、葫芦笙等。从各类铜器的化学分析来看，合金成分尚不够稳定。
楚雄万家坝墓葬是1957年发掘的，共计清理墓葬79座。大墓墓室有生土台、腰坑、边桩和垫木，葬具有三种形式：用两块圆木中间挖槽拼成有盖船形棺、有盖独木棺、无盖独木棺。小墓无葬具。出土器物以青铜器为主，有898件，兵器以矛为最多，有戈、剑、钺，工具有锄、斧、凿，烹饪器有釜，礼乐器有铜鼓。所发掘出的铜鼓有4面，是迄今所知最原始的形式。其14C数据表明，出铜鼓的1号墓距今2640年±90年（公元前690年±90年），23号墓距今2350年±85年（公元前400年±85年）[17]。童恩正先生在研究中国早期铜鼓时，将楚雄万家坝出土的铜鼓定为Ⅰa式，即时代最早的铜鼓[18]，应该说是准确的。
图2 滇池类型青铜剑
1.呈贡天子庙 2、7.昆明羊甫头 3.晋宁石寨山4.江川团山 5、6.江川李家山 8.晋宁石寨山
云龙县布麻公社坡头村，1977年发现青铜器窖藏，共出土30件青铜斧钺[19]。这些青铜斧全是扁圆形直銎空首斧钺，与剑川海门口、祥云大波那、昌宁新街、弥渡等地所出的青铜斧钺在形制、纹饰上基本相同[20]。
洱海周围区域出土青铜器地点不少，但正式发表的材料不多，尽管如此，仍可以确定，在云南青铜文化中，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早期青铜文化区域。
在西汉中期以前，这一地区属于西南夷的范围，即是靡莫之属居住的地方[21]。汉武帝初置益州郡，洱海以东、楚雄以西的区域，也就是本文所说的洱海周遭区域，大致分属于楪榆（今大理）[22]、弄栋（今姚安）、云南（今祥云）等县。《史记》云夜郎之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因此，后人通常将靡莫与滇视为同一民族，如《旧唐书·地理志》云：“汉益州郡之云南县，古滇王国。”《新唐书·地理志》云：“以古滇王国民多姓姚，因置姚州都督府，并州十三。”所以，现代学者径直将洱海周遭区域的青铜文化直接称为滇，不足为奇。
不过，洱海一带的靡莫之属，不宜与滇人直接等同起来。因为《华阳国志·南中志》在记载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时，说“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滇濮、勾町、夜郎、楪榆、桐师、唐王国以什数”。其中，楪榆与滇濮，是明显区别出来的。《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有“建武十八年，夷渠率栋蚕与姑复、楪榆、挵栋、连然、滇池、建伶、昆明诸种反叛”的记载，也是将楪榆与滇池等“诸种”明显予以区分。这种区别，实际上就是古人的民族识别，同样体现在晋宁石寨山所出的贮贝器和铜鼓上的写实人物图像上[23]。极有可能，楪榆与滇人（滇濮）他们之间是有着族源上的联系，共为一个大的部落联盟，靡莫曾经被滇人所统率驱使；后来滇王国（实际是酋邦）被汉朝征服，靡莫（楪榆）又脱离滇的羁縻，独自为族。
（二）沿滇池区域
沿滇池区域，其大致范围是，以滇池为中心，东至曲靖，西至安宁，北至富民，南至江川。目前这一区域内已发掘出的墓葬和遗址，主要有晋宁石寨山墓葬群、安宁太极山墓葬群、江川李家山墓葬群、曲靖珠街八塔台墓葬群、昆明呈贡天子庙墓葬等。其余零星发现的地点还有多处[24]。据调查，滇池附近10余县即安宁、呈贡、富民、澄江、江川、新平、陆良、曲靖、路南等地，约有30余处青铜器出土地点。
晋宁石寨山墓葬群，1954年发现，1955年—1960年，共进行了4次发掘，共计48座墓葬，墓葬形制为长方形或不规则形土坑竖穴墓，葬具均为长方形木棺，表里涂以黑、绿、朱三色漆，并绘有纹饰。出土遗物近4000件，其中青铜器达2000多件，不仅众多而且精美，有铜鼓、铜贮贝器、铜葫芦笙，铜戈、铜钺、铜剑，铜斧、铜锄、铜凿，铜枕、铜俑以及各种人物、动物镂空扣饰。在6号墓中还发现了金质的“滇王之印”，整个墓葬群共出土铁器100多件[25]。
安宁太极山墓葬群，1964年发掘清理，共17座墓葬。出土遗物100多件，出土少量铁器。
图3 滇池类型青铜嚣
1、7、8.铜矛（晋宁石寨山） 2、3、5、6.铜矛（呈贡天子 庙） 4.铜矛（晋宁石寨山） 9.铜钺（晋宁石寨山） 10.铜斧（晋宁石寨山） 11～14.铜戈（晋宁石寨山） 15、16.铜锄（晋宁石寨山） 17.铜鼓（昆明羊甫头） 18.铜贮贝器（晋宁石寨山） 19.铜枕（江川李家山）20.铜钟（江川李家山）
图4 滇边类型青铜剑
1、2、3.德钦永芝 4.大理五指山5、6.云南永胜
江川李家山墓葬群，其规模仅次于石寨山，1977年发掘清理，计有墓葬27座，出土遗物1300余件，其中有不少的青铜器和铁器。
曲靖珠街八塔台墓地，是云南大规模考古发掘地之一。1977年至1982年发掘清理，共发掘550多座墓葬，其中封土堆墓30余座（春秋战国时期），土坑竖穴墓220余座（战国至两汉时期），墓中所出的多数器物，其风格与石寨山墓葬所出器物相类似[26]。
由于在石寨山墓葬群中的6号墓中，发现了金质的“滇王之印”，因此可将沿滇池区域的青铜文化与历史记载的“滇人”“滇王国”联系起来。该区域的居民族属，童恩正先生有较详细的论证，认为滇人属于濮族系统[27]。李昆声先生则认为与濮越族系有关[28]。
沿滇池区域青铜文化墓葬的时代延续很长，从战国初一直到东汉早期。所出土青铜器与洱海周遭区域所出青铜器在形制上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但制作更为精美，地方特色更为浓厚，如铜鼓、贮贝器、钟、葫芦笙、枕、牛虎案、伞盖、针线盒、绕线板、尊、壶以及各种人物、动物饰牌、杖头、匕首等，特点鲜明。其中铜贮贝器就达31具，而且最富有特征：其形状作铜鼓形、束腰圆桶形、洗形等；器盖上面铸有人物、牲畜、房屋等立体模型；有的铜鼓形贮贝器的腰部与胴部还铸有描绘当时战争、狩猎、祭祀、纳贡、生产等场面的图形。铜鼓是这一区域的典型器物，共出有20多面铜鼓，这类铜鼓，较之洱海区域的Ⅰa式铜鼓在形制、纹饰、铸造工艺等方面要成熟不少，因此，在年代上应该要晚。故将滇池区域的铜鼓定为Ⅰb式是恰当的[29]。
沿滇池区域与洱海周遭区域的青铜文化相比较，既有文化上的联系，又有相当的差异，在年代上来看，有一定的延续性。沿滇池区域古墓葬群出有铁器的情况，表明这一区域青铜文化的年代是晚于洱海区域的。
（三）滇西边地区域
所谓滇西边地，大致是指云南的澜沧江、怒江流域一带，较为准确的界限是北至德钦，西至同师，东至云龙，南至宝山。通常考古学家是将这一区域与洱海区域统起来，作为滇西类型来研究。由于将滇西边地与洱海区域一概而论，故易于对两个区系的青铜文化内涵产生混淆，这也是滇西青铜文化族属众说纷纭的原因之一。
滇西边地，处于怒江、澜沧江以及金沙江上游的河谷地带，是游牧民族的居处和通道，他们“随畜迁徙，毋常处”。因此在这一区域留下的青铜文化遗址和墓葬相对较少，青铜遗物也较零星。尽管目前考古发现的资料有限，但它们透露出的文化信息并不是可以忽略的。
这一区域的主要考古发现有：云南德钦永芝古墓葬[30]、云南德钦纳古石板墓[31]、云南德钦纳底古墓[32]、剑川鳌凤山墓葬群[33]。德钦永芝古墓葬，1974年清理，有石棺墓两座，土坑墓一座，并采集了很多文物。石棺墓的结构很不规则，是用石块围砌成一长方形的石圹，与四川巴塘出土的石棺墓相似。出土青铜器物有三叉格式剑、弧背刀、斧、镯、泡饰、牌饰等。陶器有三耳罐、双耳罐、单耳罐、无耳罐等。
图5 滇边类型青铜器
德钦纳古墓葬，1978年发掘清理。墓葬形制是用石块砌成，出土有曲茎青铜短剑，墓地采集到双圆饼状首短剑；陶器有双耳罐、单耳罐数十件，其中双耳罐有20件[34]。
德钦石底古墓葬，1978年发掘清理两座。墓葬为竖穴土坑墓，共出陶器6件，为双耳罐、单耳罐、无耳罐、陶纺轮；墓地采集到三叉格青铜剑两件，以及铜矛、镦、刀（削）、杖头饰、圆形扣饰、杯、匕等。
剑川鳌凤山墓地，20世纪80年代发掘清理，共有墓葬342座，除去时代较晚的火葬墓、瓮棺葬墓125座，属于云南青铜文化的土坑墓有217座。这些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墓，少数有木质葬具。出土有铜器、陶器、石器。铜器有剑、剑鞘、戈、钺、矛、镞、臂甲，削、凿，镯、簪、发箍、戒指、耳坠、铃等；陶器有双耳罐、无耳罐、带流罐等。
剑川鳌凤山墓地，为何不归入洱海区域，而是将它归入滇西边地区域？这主要是基于这批墓葬中出土器物来考虑的。其所出青铜器中，有双圆饼式剑首，有三叉格青铜剑，这与德钦古墓葬所出器物相类。其所出铜发箍，表明使用者发饰与滇池区域、洱海区域青铜文化居民的椎髻、垂髻习俗不同[35]。其所出的铜钺，也很奇特，是有内铜钺，与滇池、洱海两区域的铜钺皆为直首銎口并不相同[36]。当然，这一墓葬群中也出有与洱海区域风格有些相仿佛的器物，从总体上看，鳌凤山墓地可能是处于滇西边地与洱海区域两大区系的分界线上，因此在文化面貌上，呈现出一种既有洱海类型又有滇边类型这种混杂的现象。
谢崇安先生根据云南宁蒗大兴和剑川鳌凤山出土的陶双耳罐，判定它们与四川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有着密切关系[37]。这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宁蒗与剑川正处于古代文化传播通道上。
图6 红河类型青铜器
1.铜钺（红河） 2.长骹曲刃铜矛（红河） 3.长骹燕尾铜矛（蒙自） 4.长骹柳叶铜矛（蒙自）
滇西边地青铜文化的民族，可能与嶲、昆明有关。《史记·西南夷列传》云滇人“其外西至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楪榆，即为大理，也就是洱海区域；同师，其地在滇西的边地。从《华阳国志·南中志》的记载“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滇濮、勾町、夜郎、楪榆、桐师、嶲唐王国以十数”来看，桐师（即同师），似在楪榆与嶲唐之间。按《汉书·地理志》“嶲唐周水首授徼外，又有类水西南至不韦”记载，周水即今怒江，在嶲唐县西北；类水为宝山县北的瓦窑河[38]。嶲唐的具体地点，应该是今天的云南保山地区[39]。
（四）滇南红河区域
元江流经云南红河州范围之内，俗称红河。此区域是指处于红河流域水系的县市，即红河、元阳、石屏、建水、绿春、蒙自、河口、屏边、个旧、金平。此一区域，过去出土文物较少，而且比较零星，因此长期被人忽视，处于被研究者忽略的尴尬境地。但种种迹象表明，这一区域，应该不是考古研究的空白点，而是研究云南青铜文化和毗邻的越南北部青铜文化值得重点关注的地方。
红河流域地区，基本没有正式的大规模考古发掘。因此有关该区域的青铜文化面貌很不清晰。其所出土的青铜文物，除金平发现的铜鼓、铜钺、铜镞外，其余都是从文物普查中发现和征集到的。
金平县，1974年出土铜鼓、铜钺、铜镞之后，1982年的文物普查中，又发现三面传世铜鼓，征集到一柄一字格青铜剑[40]。这些传世铜鼓，其造型与纹饰，与麻江型鼓，即李伟卿先生所分的三型6式鼓[41]相当。铜鼓的时代较晚，约在宋元时期。但一字格青铜剑的时代，应该是在战国至汉代时期。
红河流域所出和所收集到的青铜器，主要是铜钺、铜斧、铜矛、铜剑，铜锛、铜锄。
铜钺，为红河流域青铜文化中数量最多的器型，其造型各异，有靴形、新月形、半圆刃形、偏刃形等。
铜斧，在青铜器中占有相当的比例。多数为素面，无纹。
铜矛，整体呈宽叶形，通常为18～25厘米。
铜剑，出土有两件，一件是在红河南岸的金平出土，一件是在红河北岸的建水出土。两件均已残损。
铜锛，其造型与铜锄基本相同，只是刃部较平直[42]。
铜锄，形制奇异，有肩，銎口作半圆状，锄体由基部向端部逐渐增宽，最后于端部分为两叉。
红河，在战国至汉代，古称“濮水”，是因其两岸居住濮人而得名。蜀汉时为兴古郡。《华阳国志·南中志》云：“兴古郡，建兴三年置……多鸠僚、濮。”红河流域的青铜文化，可能与战国时期的哀牢夷和鸠僚有关[43]。
二、云南青铜文化类型
在将云南青铜文化按文化面貌，再与历史记载的西南夷民族相对应之后，进行了四个区域的划分。现在在此基础上，再对其作文化类型归纳。
（一）洱海类型
云南青铜文化洱海类型，是迄今所知云南地区青铜文化的早期类型。该类型具有这样一些特征：
青铜器除了少数制作较为精美的器型之外，大多数青铜器都还保留早期青铜器的特征，铸造工艺较为简单，乐器、兵器和工具多为素面，即使器上有纹饰也都比较简单，仅弦纹、几字纹两种。
铜鼓：为Ⅰa式[44]，器身似铜釜，即铜鼓身分三段，胴部突出，大于鼓面，束腰，足部外侈，胴腰结合处有四耳。纹饰简单稚拙，仅见网纹、雷纹、弦纹、蜥蜴状纹等，有些纹饰甚至铸在鼓口内沿。
铜钟：扭角，有穿，素面。
铜剑：形制比较单纯，多为缠鍭状茎近柄处有三叉形纹饰的青铜剑。
铜戈：数量不多，有两种形式，即无胡长援戈和对称曲刃无胡戈。其中又以对称曲刃状援无胡戈为特征器物。
铜矛：以长骹曲刃矛和长骹阔叶矛为典型器物。
铜钺：钺身呈圆形，直銎空首，銎部粗短，有肩。钺身上有“几”字纹和弦纹。
铜斧：斧身短，直銎，刃成弧形。
铜锄：有两种形式，弧刃锄和心形锄，以心形开叉銎锄为典型器物。
陶器：有双耳罐、无耳罐。
（二）滇池类型
沿滇池区域青铜文化，是云南青铜文化中的一个典型类型，也是通常所指的典型“滇文化”类型。这个类型，应该是处于云南青铜文化的鼎盛时期。其青铜器数量众多，器型种类丰富；青铜器铸造工艺复杂多样，铜锡合金比例适当；纹饰图案精美繁缛，人物、动物造型生动逼真；民族特色鲜明浓厚，地域风格突出。
从总体看，滇池类型青铜文化，具有如下典型器物：
铜鼓：为中国早期铜鼓的Ⅰb式。铜鼓依然身分三段，但铜鼓的胴部直径最大；器物铸造精美，鼓面和鼓身纹饰写实性强，有翔鹭、羽人、竞渡、牛、鹿、鱼、干栏式房屋、祀典场景等等[45]。
铜贮贝器：是滇池类型中最富特征的器物。其中与铜鼓有密切关系的是铜鼓形贮贝器，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器盖上和器身上铸有人物、动物、畜生、房屋的立体模型和各种图案。对于滇人社会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
铜钟：与洱海类型大波那所出的铜钟大体相同，但精美许多。石寨山出土的钟上饰有龙形纹饰，共6枚，大小递减。
铜葫芦笙：为滇池类型的典型器物，上有牛形附饰。
铜戈：式样较多，有直内斜援戈、戣式戈、直援长胡戈、斜援长胡戈、管銎有内戈、管銎无内戈等。以长援有胡戈和长胡三穿有翼戈最为常见。童恩正先生将之分为四型八式，认为本地的青铜戈系以无胡戈为主，占全部总数的3/4；而有胡戈仅占1/4[46]。
铜剑：式样较多，形制复杂，有无格剑、一字格直刃剑、一字格曲刃剑等，以钝角人字形茎首扁圆茎无格剑和喇叭形茎首一字格式剑最为典型。童恩正先生将滇池类型青铜剑分为B型四式，作了详细研究[47]。属于滇池类型的青铜剑数量众多，约有500件，存放在云南省博物馆。
铜钺：式样众多，形制复杂。主要分为半圆形铜钺和圆形（戚类）铜钺两大类；而半圆形铜钺又分为对称性半月形青铜钺，非对称性半月形青铜钺[48]。
图7 红河类型青铜斧钺
1.铜斧（红河） 2.铜钺（金平） 3.铜钺（河口）4.铜斧（石屏） 5.铜锛（石屏） 6.铜锛（元阳）7、8、9.铜铖（金平） 10.铜斧（河口） 11.铜锄（屏边） 12.铜锄（建水）
铜斧：与洱海类型相近，但用途似已分化，有的花纹复杂或铸有动物附饰并有长銎，有的器身就铸造成鱼尾形。
铜锄：与洱海类型相似，分为长方形锄和心形锄。长方形锄与洱海类型相同；心形锄略有变化，銎口不再下凹，而是高出器身。
从青铜器器型和纹饰上看，滇池类型与洱海类型之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但同时也能看到两者之间的区别是明显的。汪宁生先生指出：“我们试将万家坝、大波那和李家山、石寨山出土遗物做一比较，可以看出两者基本特征相同，但前者朴质，后者豪奢；前者粗糙，后者精致；再加上前者无铁，后者出现了铁器，两者的区别是显著的[49]。”
（三）滇边类型
在滇西边地区域上构成的云南青铜文化滇边类型，虽然资料较为缺乏，而且比较零散，但它显然已经成型。
滇边类型青铜文化，主要是铜剑、铜矛、铜削、以各种动物为母题的圆形铜牌饰，以及战国至西汉的三叉格铜柄铁剑等。
铜剑：有三叉格铜剑和双圆饼首短剑、双触角式歪把短剑。剑多为花蒂形格和缠鍭纹茎。
铜柄铁剑：云南滇西边地所出的三叉格铜柄铁剑，与中国北方系青铜文化有相当的关系[50]。宋治民先生认为其是直接从北方传来而不是由云南三叉格青铜剑演变而来[51]。
铜矛：矛身长如剑，短骹有环耳。
铜削：弧背，而且弯度较大，柄有一个长方形孔。
陶器：多为陶罐，从单耳到三耳，以双耳罐最多见。
（四）红河类型
在滇南红河流域上形成的云南青铜文化红河类型，目前还只能勾勒出一个大概轮廓。根据红河流域所出青铜器（多是采集的），这个类型有如下一些特征：
青铜器数量不多，器型单纯，主要是兵器和工具类。铸造工艺较为简单，纹饰较少，多为素面或简单几何形纹。
兵器有剑、矛、钺。工具有斧、锛、锄。
铜剑：为一字格剑。有两件，均已残损。
铜矛：有3种样式，长骹宽叶矛、长骹柳叶矛、中骹曲刃矛。椭圆形銎，大多无纹，少数矛有圆圈纹、弦纹。
铜钺：数量最多，样式也多，有半圆形刃、半月形刃、靴形钺。为椭圆形銎和半圆形銎。素面无纹饰者居多。
铜斧：有相当数量。銎为椭圆形和半圆形。多数为素面，少数有弦纹。
铜锛：半圆形銎，有肩，束腰，刃部外侈，平刃。
铜锄：半圆形銎，有肩，略束腰，刃端分为两叉，弧刃。
三、余论
云南地区青铜文化在洱海周遭区域、沿滇池区域、滇西边地、红河流域分别形成了洱海类型、滇池类型、滇边类型、红河类型。尽管这样的区系和类型的划分现在还有一些问题，如有的类型文化面貌勾勒还不够清晰，目前的考古资料还不够充分，文化联系的缺环也不少，尤其是滇边类型与洱海类型的文化面貌还处于较为混淆的状态，红河类型还有待我们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和实物资料出土。但从总的情况来看，将云南青铜文化细化为多个类型，并且与历史记载的云南古代民族相联系，应该是今后一段时间云南青铜时代考古的研究趋势。云南地区青铜文化区系和类型的划分，不仅有其考古学研究的需要，而且有助于我们对云南地区的古代民族族属的探讨和识别，并为复原云南古代历史奠定坚实的基础。
2007年
Abstract
Though a unique local one, the bronze culture in Yunnan is a part of the brilliant Chinese bronze culture. It appears in different cultural features in different areas—the Dian Type around the Dianchi Lake, the Erhai Type around the Erhai Lake, the Dianbian Type in west Yunnan borderland, and the Honghe Type in the Honghe River Basin in south Yunnan. The regional types of Yunnan bronze culture show its local origin and its own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yet it is strongly influenced by the bronze cultures in neighboring regions like Sichuan and Guangxi, and it also greatly influences the bronze culture in northern Vietnam.
注释
[1] 本文属于200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项目“滇桂地区与越南北部上古青铜文化及其族群研究”，批准文号：06XMZ042。
[2]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59年；云南省博物馆：《云南剑川海门口青铜时代早期遗址》，《考古》1995年第9期。
[3]云南省博物馆筹备处：《云南剑川海门口古文化遗址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第6期。
[4]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清理报告》，《考古》1964年第12期。
[5]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安宁太极山古墓葬清理报告》，《考古》1965年第9期。
[6]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省楚雄县万家坝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19期。
[7]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
[8]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省德钦永芝发现的古墓葬》，《考古》1975年第4期；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省德钦县石底古墓》，《考古》1983年第3期。
[9]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宁蒗县大兴镇古墓葬》，《考古》1983年第3期。
[10]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剑川鳌凤山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7期。
[11]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呈贡天子庙滇墓》，《考古学报》1985年第4期。
[12]汪宁生：《试论石寨山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79年。
[13]童恩正：《近年来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战国秦汉时代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
[14]大理县文化馆：《云南大理收集到一批汉代铜器》，《考古》1966年第4期。
[15]张增祺：《滇西青铜文化初探》，《云南青铜器论丛》，文物出版社，1988年。
[16]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二）》，《考古》1972年第5期。
[17]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碳十四实验室：《碳十四年代测定报告》（续一），《文物》1978年第5期。
[18]童恩正：《试论早期铜鼓》，《考古学报》1983年第3期。
[19]谢道辛、王涵：《云龙县首次发现青铜器》，《云南文物》1982年第12期。
[20]范勇：《我国西南地区的青铜斧钺》，《考古学报》1989年第2期。
[21]童恩正：《略谈云南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的族属》，《考古》1966年第1期。
[22]楪榆，《汉书·地理志》云：“楪榆，楪榆泽在东。”《后汉书·郡国志·楪榆县》注引《地道记》：“有泽在县东。”此楪榆泽即洱海，在大理县城东。汉代楪榆县，当为今大理县无疑。
[23]冯汉骥：《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属问题试探》，《考古》1961年第9期。
[24]张增祺：《从出土文物看战国至西汉时期云南和中原地区的密切联系》，《文物》1978年第10期。
[25]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59年。
[26]资料存云南省博物馆。参见《曲靖珠街八塔台古墓群发掘简况》，《云南文物》1982年总第11期。
[27]童恩正：《近年来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战国秦汉时代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
[28]李昆声：《云南原始文化简论》，《云南文物》1983年总第13期。
[29]童恩正：《试论早期铜鼓》，《考古学报》1983年第3期。
[30]云南省博物馆工作队：《云南德钦永芝发现的古墓葬》，《考古》1975年第4期。
[31]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德钦县纳古石棺墓》，《考古》1983年第3期。
[32]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德钦县石底古墓》，《考古》1983年第3期。
[33]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剑川鳌凤山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7期。
[34]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德钦县纳古石棺墓》，《考古》1983年第3期。
[35]冯汉骥：《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属问题试探》，《考古》1961年第9期。
[36]宋治民：《云南西部地区一些青铜文化墓葬的初步讨论》，《南方民族考古》（第1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
[37]谢崇安：《略论西南地区早期平底双耳罐的源流及其族属问题》，《考古学报》2005年第2期。
[38]尤中：《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
[39]张增祺：《“昆明”说》，《云南文物》1982年总第12期。
[40]熊正益：《金平县发现三面传世铜鼓》，《云南文物》1983年总第13期。
[41]李伟卿：《中国南方铜鼓的分类和断代》，《考古》1979年第1期。
[42]师培砚、尹天钰：《红河流域青铜文化初探》，《云南文物》1985年总第18期。
[43]范勇：《再论不对称性铜钺》，《文物》1992年第6期。
[44]关于云南早期铜鼓的分类，采用李伟卿的分类方法，参见《中国南方铜鼓的分类和断代》，《考古》1979年第1期。
[45]童恩正：《试论早期铜鼓》，《考古学报》1983年第3期。
[46]童恩正：《我国西南地区青铜戈的研究》，《考古学报》1979年第4期。
[47]童恩正：《我国西南地区青铜剑的研究》，《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
[48]范勇：《我国西南地区的青铜斧钺》，《考古学报》1989年第2期。
[49]汪宁生：《云南考古》第67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
[50]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
[51]宋治民：《三叉格铜柄铁剑及相关问题的探讨》，《考古》199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