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地区的“大石墓”及其族属问题

张增祺（云南省博物馆）

一、“大石墓”的分布与形制

大石墓，是用比一般石棺墓更大的石块，砌成不同形状的多人合葬墓。就目前发掘情况，此类墓主要集中在四川南部的西昌、米易、德昌、越西、喜德，以及云南西部姚安、祥云、弥渡、南涧、宾川、巍山、双江等地^[1]。（图1）其墓室结构，云南和四川略有不同。一般云南的大石墓多无墓门，建造前先在地面上掘一长方形土坑，坑底四周均挖出沟槽，紧靠坑壁砌有板状大石块，石块下部插入沟槽，两石之间的空隙处，以大小适当的碎石填塞，底部用小石块铺地。墓室分单室和多室两种。如祥云检村3号墓，“墓室分上下两层，下层墓室又分隔成四个仓室和两个脚箱”^[2]；弥渡石洞山7号墓，“在墓塘的股骨端用石板隔出一棺状箱”^[3]。其余都是单室墓。墓室的大小不一，弥渡大石墓一般长1.9～2.53米、宽0.6～1.4米、深0.7～2米。祥云检村1号墓较大，长5.65米、宽0.9米、深1.8米。所用石块亦有大有小，祥云检村的一块最大，长2.3米、宽1.9米、厚0.11米。

图1 西南地区大石墓分布示意图

四川南部的大石墓基本上可分三种类型，均有墓门。第一类墓室为长方形，长6～7米、宽3米、高2米。三壁用长方形大石竖立而成，顶部盖有大石，墓底用碎石块铺垫。墓室前壁（即墓门）用碎石封堵，中间仅留一宽约40厘米的狭窄通道。第二类墓室外表为一石砌的圆丘形建筑，直径13米左右，高约3米。圆丘中间为长方形墓室，顶部盖有一列大石，墓门用碎石封堵。第三类墓室呈长方形，墓门开在墓室一侧。墓壁及顶部均用大石建成，底部用碎石铺垫。墓门外竖有两列大石，长10米，构成墓道，整体似丁字形（图2：1）。三类墓室所用的石块大小不一，其中最大的一块长2.3米、宽1.74米、厚0.6米^[4]。

四川、云南的大石墓均无葬具，大量人骨直接置于墓底。骨架多错乱不齐，一般仅有头骨和肢骨。每墓所葬人数不等，数具、数十具，乃至百余具者皆有。弥渡石洞山大石墓人骨的放置较特殊（图2：2）：“头骨主要放在靠山一端，个体数量基本为5的倍数（成组），即5、10、15个等。堆放得很紧凑，相互间无淤土相隔；肢骨堆放在临江一端，放置杂乱。”所有大石墓的人骨架都可能是“二次葬”，即人死后，先掩埋或保存在一定的地方，待尸体肌肉腐烂后，再分批集中放入大石墓内。收捡时，只收头骨和肢骨等大块骨骼，重新放置时，也不按原来的位置。

各地大石墓随葬品的种类、数量也不完全相同。四川大石墓随葬品有生产工具石凿、石镞、铜镞、铜刀（图3：6）、陶纺轮等；生活用具有单耳、双耳陶罐（图3：4）、带流壶（图3：2）、三耳壶（图3：5）、斜肩罐、杯、釜、觚形器等；装饰品有铜发饰（图3：7）、铜镯、铜指环、铜铃、铁镯、骨耳环、玉管、玉珠等。此外喜德大石墓有汉文帝四铢半两钱一枚，宣帝五铢钱四枚。

图2 大石墓平、剖面图

1.四川喜德拉克公社大石墓（M1）平、剖面图2.云南弥渡大石墓（M6）平、剖面图

云南姚安黄牛山大石墓内未见金属器，出土的40余件随葬品全部为陶器，其中以带耳罐为主。祥云检村大石墓随葬品多数为青铜器，有铜斧、矛、、锄、凿、豆、尊、钟（图3：1）及杖头铜饰等百余件，另有两件铁镯和五件陶器。上述青铜器和滇西地区竖穴土坑墓的随葬品相同，亦可称作“昆明式”铜器。

弥渡大石墓共10座，其中8座墓有随葬品。共出土青铜器、陶器73件。青铜器有：螺旋纹柄短剑、矛、削、锄（图3：3）、杖头饰、纺织工具、镯、铃、簪等36件；陶器有：碗、罐、器盖等36件；此外还有绿松石珠饰。上述随葬品，无论种类、器形和纹饰，都和当地的竖穴土坑墓相似。

四川、云南大石墓的时代比较复杂，前后跨度大，中间又多缺环，因此给断代工作带来许多不便。不过从各地大石墓随葬品的种类、器形，以及和当地其他墓葬随葬品的互相比较，仍可大致推断出它们时代的早晚序列。

姚安黄牛山大石墓未见金属器，仅有手制的粗陶器40余件，其时代显然较其他出铜、铁器的大石墓要早。值得注意的是，该墓上层叠压着出青铜器的竖穴土坑墓。根据滇西地区青铜器的发展演变序列^[5]，上述土坑墓的时代至迟不晚于战国后期。可见黄牛山大石墓的时代，可早至战国初、中期，甚至还会更早些。

祥云检村和弥渡石洞山等地的大石墓，因其中多有滇西地区土坑墓中常见的青铜器，而且种类、器形、纹饰也相似。根据滇西青铜器的断代标准，其时代大都在战国中、晚期，少数或可晚至西汉初。

四川大石墓，一般比滇西地区的晚。其中第一类墓虽无西汉货币，但已有数量较多的金属器物，而且制作技术较精，估计其时代不会太早。四川考古界的同志认为，一类墓的时代“可能早到战国”^[6]，这当然是对的。不过更确切些说，恐怕不会早于战国中期。至于二、三类墓，不仅出有大量金属器，而且还有半两钱和五铢钱。很清楚，其时代已晚至西汉中期了。

图3 大石墓随葬器物

1.铜钟 2.壶 3.铜锄 4.双耳罐 5.三耳壶 6.双柄铜刀 7.铜发饰（1、2、3为3/20，4、5为6/25，6为3/25，7为3/10）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西南地区的大石墓，大致从公元前八世纪左右开始，一直延续到公元前一世纪。他们最先分布在金沙江以南地区，后来有一部分向金沙江以北的西昌一带移动。大石墓民族的东部为滇王国；西部紧临洱海区域“昆明”等游牧民族（战国中、晚期，“昆明”中的一部分已扩展至大石墓分布区）；北部为邛都夷。大石墓民族在东、西、北三个强大民族集团的压力下，只能在西昌以南、双江以北的狭窄地带活动。

二、“大石墓”所反映的文化特征

根据西南地区大石墓的发掘，其文化面貌有如下几方面的特征：

1.从大石墓随葬品的种类和器形看，其中有不少是属于农业生产工具。如铜斧、铜锄、铜锸等。另外西昌地区大石墓出土的陶器上多有稻壳和稻草痕迹。农业生产工具和稻谷遗迹的发现，说明大石墓文化的主人，是一种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定居民族。更确切些说，是古代南方的“稻作民族”。

2.从大石墓建造的规模、用材，以及每墓多人合葬的习俗看，当时的社会组织很可能是以氏族公社为单位的，也许，他们的内部已有初步的阶级分化，但就整体而言，尚看不出像他们临近地区的“滇人”和“昆明”人那样反映在墓葬上强烈的贫富差别。他们中的每个氏族成员基本上是平等的，死后，不分男女老少都可以进入由本氏族集体建造的大石墓中埋葬。

3.祥云检村大石墓中出土两件铜编钟，钟上铸有孔雀纹。一般说孔雀多产于云南气候较热的地方，今西双版纳和德宏地区尚有孔雀。这暗示了大石墓的主人，很可能原来是云南南方或东南亚地区的民族。

4.四川喜德大石墓中出有一种梳形铜发饰；云南弥渡大石墓中也发现有铜簪。此类装饰品，在“辫发”的“昆明”墓葬中从未见过，说明大石墓的主人很可能和“滇人”一样，都是头上插有各种发饰的“椎髻”民族。

5.从滇西地区的大量考古资料证实，“昆明”人曾和大石墓民族有过频繁接触。如在战国中叶，姚安大石墓上层叠压着“昆明”人的竖穴土坑墓，此后当地再无大石墓。说明东迁的“昆明”人，已将当地的大石墓民族排挤到别的地方去了。至战国中、晚期，祥云和弥渡等地虽仍有少量大石墓，也还是多人合葬，但其随葬品已成为和“昆明”竖穴土坑墓基本相同的形式。很明显，这些未被排挤的大石墓民族，已接受了大量“昆明文化”，后来很可能和当地的“昆明”人融合了。可以肯定，西汉初、中期金沙江以南地区大石墓的消失，和大量“昆明”人的东迁有密切关系。大石墓民族有的被“昆明”融合了，有的被排挤到澜沧江以西的永昌地区。

以上我们概括了大石墓文化的基本特征，对进一步认识大石墓民族的族属，以及他们后来的变迁情况，是有很大意义的。在云南古代民族中，每个民族都有他们特有的文化，这已从大量考古资料中得到证实。当然，在个别较大的古代民族中，也许会出现几种不同的文化特征，不过这样的情况很少，而且最后终将导致这一较大民族的重新分化。

三、“大石墓”民族的族属问题

大石墓民族的族属问题比较复杂，学术界虽有种种推论，但至今尚无一致意见。下面谈谈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初步看法。

首先我们认为，大石墓的建造者与古代滇王国的“滇人”没有关系。新中国成立以来，滇王国的墓葬在滇池区域及其附近地区发现数百座，出土各种青铜器六千余件^[7]。这些古墓全部为竖穴土坑，规模较大的墓葬一般都有棺椁，除江川李家山的一座墓为二人合葬外^[8]，其余全部为单身葬。与大石墓的结构和多人共葬一墓的习俗完全不同。另外滇王国的青铜器多具有浓郁的地方特点，除滇池区域及其附近地区外，很少在别的地方发现。大石墓中虽有不少青铜器，但器形、纹饰和滇王国差别甚大。很明显，“滇人”与大石墓的建造者不是同一民族。

其次我们再看，大石墓民族和古代西昌地区的“邛都夷”有无族属上的联系。有的同志认为，大石墓的建造者就是《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说的“邛都夷”。因为“邛都夷”为“椎髻、耕田、有邑聚”的民族。大石墓的建造者也是“椎髻”的农业定居民族，所以他们应该是同一族属。我们认为，“椎髻、耕田、有邑聚”并不是“邛都夷”所独有的民族特征，滇王国、夜郎，甚至整个“百越”“百濮”民族都有上述特征。因此，有无“椎髻”“耕田”“邑聚”，并不能成为大石墓民族即“邛都夷”的有力证据。

另外，大石墓的分布区域也不只西昌地区。就现有考古资料，云南姚安、祥云、弥渡、巍山、南涧，甚至更南的双江地区都有发现，而古代的“邛都夷”，显然不会有如此辽阔的分布范围。《史记·西南夷列传》明确指出，“邛都夷”的地望为“自滇以北”；《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说得更具体：“邛都夷者，武帝所开，以为邛都县。无几而地陷为汙泽，因名为邛池（即今西昌邛海），南人以为邛河。”《华阳国志·蜀志》也说：“阐县（邛都），故邛人邑。”可见古代“邛都夷”只分布在今西昌地区，没有任何根据说明他们南延至云南的弥渡以南。再根据文献记载来看，战国至西汉时期，滇、夜郎、邛都的经济发展在西南少数民族中属较高水平，同时也都进入了“有君长”的阶级社会。而大石墓的建造者，直至西汉中期尚处于较落后状态，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公社仍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不仅未进入阶级社会，甚至贫富分化也不十分明显。因此我们认为，“邛都夷”和大石墓的建造者不会是同一民族。

现在我们再看大石墓民族和“昆明”人有无族属上的联系。据考古资料证实，“昆明”原系怒江、澜沧江河谷的游牧民族，后来沿澜沧江支流进入洱海区域。其中部分“昆明”人成为当地的农业定居民族，但畜牧业在他们的经济中仍占较大比重。祥云大波那墓葬中出土的成套牲畜俑，基本上反映了这部分“昆明”人农、牧并举的生产状况^[9]。大石墓民族与“昆明”不同，在他们的墓葬中虽发现不少农业生产工具和稻谷痕迹，但看不到和畜牧业有关的遗物，说明他们基本上是一个单一的农业民族。另外从滇西地区大量考古资料证实，“昆明”人的墓葬全部为竖穴土坑的单人葬，从未见有多人共葬一墓的习俗，与大石墓民族不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祥云地区的大石墓和当地竖穴土坑墓同时并存，这也可以说明大石墓民族和“昆明”人族属不同。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大石墓的建造者既不是“滇人”，也不是“邛都夷”，更不会是“昆明”人。他们很可能是沿澜沧江河谷进入滇西地区的一支南亚语系孟高棉民族，亦即《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所说的“苞蒲蛮”^[10]；《华阳国志·蜀志》上的“濮人”；近代德昂、布朗、佤族的先民。

我们认为孟高棉民族是滇西地区大石墓的主人，主要根据有以下几点：

1.大石墓即“濮人塚”。有关大石墓的记载，最早见于常璩的《华阳国志·蜀志》。原文云：“会无县（今四川会理一带），路通宁州，渡泸得堂狼（原文为“住狼”，据顾广圻校注改）县。故濮人邑也，今有濮人塚。塚不闭户，其穴多有碧珠，人不可取，取之不祥。”此“濮人塚”即西昌地区的大石墓，濮人即滇西地区的孟高棉民族。

关于《华阳国志》上的这一记载，目前学术界尚有不同理解。多数学者认为，文中所说的“濮人邑”或“濮人塚”，都是指的会无县；也有人说是指会无县“路通宁州”的堂狼县。我个人的意见，前一种说法是对的。根据是，常璩在《华阳国志》中，凡提到泸水（金沙江）以东、以南的郡县，如牂牁、建宁、朱提、兴古、永昌等，都归入《南中志》中叙述；泸水以西、以北的蜀郡、越嶲郡，则都在《蜀志》中。因此当常璩在《蜀志》中叙述越嶲郡会无县的情况时，不大可能又说到朱提郡堂狼县的历史古迹。堂狼县的情况，《南中志》中另有篇幅。我个人的理解是，《蜀志》中会无县条下“路通宁州，渡泸得堂狼县”一语，是常璩在讲述该县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情况，此处应该断句。紧接下文的“故濮人邑也，今有濮人塚”，以及再接下文的“天马祠”“天马径”等，都是在叙述会无县的历史古迹。如果像有的学者那样理解，那么不仅“濮人塚”，就连下文中的“天马祠”“天马径”等，也要从会无县“路通”到宁州的堂狼县了。何况，堂狼县（今东川、会泽）至今还未发现过“濮人塚”（大石墓）。另外，学术界对“濮人塚”的理解也有不同。有的同志认为，《华阳国志》上所说的“濮人塚”，就是西昌地区的大石墓；也有的同志说是“悬棺葬”。按悬棺葬是将棺材“置于千仞颠崖之上”^[11]的一种特殊葬俗，或于“临江半肋凿龛葬之”^[12]，或“描之至高山山腹大洞中悬之”^[13]。既无砖、石砌造的墓室，又无隆起的墓堆，这样的墓葬，无论如何是不能称为“塚”的。然而大石墓多有高大的墓堆和墓室，西昌地区的大石墓又有墓门。因系多人合葬，墓内的人骨显然不会是同时放入的，因此墓门也不会一次封死。另外四川、云南大石墓中都有绿松石和玉珠随葬，这和《华阳国志》上“塚不闭户，其穴多碧珠”的记载也是相符的。因此我们认为，“濮人塚”只会是大石墓，而不可能是“悬棺葬”。再说悬棺葬也没有发现在西昌和滇西地区。

最后我们从大石墓的消失和悬棺葬的流行时间，也可以说明“濮人塚”是大石墓，而不是悬棺葬。据《华阳国志·蜀志》说，会无县为“故濮人邑”“今有濮人塚”。说明至迟在东晋时，今西昌地区已无濮人居住，只有濮人留下的墓塚（事实上，东汉时西昌地区已无濮人了），这和大石墓的消失时间基本相合。而悬棺葬延续的时间很长，直至明末清初仍在流行。可见“濮人塚”是大石墓的可能性很大。

2.西昌地区的“濮人”即南亚语系的孟高棉民族。《华阳国志·蜀志》之所以称西昌地区的大石墓为“濮人塚”，显然是把滇西及西昌等地的孟高棉民族“苞蒲”或“蒲人”，与滇池区域的濮人（即“百濮”）混为一谈了。常璩所以混称孟高棉民族为“濮”，我个人的看法，主要是因孟高棉民族的国名和人名多以蒲、扶、勃、婆称，这在我国古文献上是有记载的。比如东南亚的高棉古国有称“扶南”者，比扶南国更早的还有孟人古国“夫甘都卢”（蒲甘）。此外孟高棉民族建立的国家还有：“蒲端国”、“蒲婆众国”、“婆镂国”、“勃固国”等等。

孟高棉民族不仅国名称“蒲”，臣民亦多以蒲姓。如占城国的使臣有：“莆阿散”、“蒲路鸡波”、“蒲逻遏”、“蒲萨陀婆”；三佛齐国的使臣有：“蒲诃栗立”、“蒲陁汉”、“浦押陁罗”、“蒲婆兰”、“蒲谋西”、“蒲押陀罗歇”等等^[14]。《宋史》和《诸蕃志》说孟高棉国家“国人多姓蒲”、“其国居人多蒲姓”，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由于孟高棉民族惯以“蒲”、“婆”、“勃”称，其音与“濮”近似，以致常璩将滇西地区称“蒲”或“苞蒲”的孟高棉民族，与滇池区域的濮人相混了。因此，凡《华阳国志》上所说滇西地区的“濮人”，均可看成是孟高棉民族“苞蒲”或“蒲人”，亦即近代德昂、布朗、佤族的先民。

我认为，《华阳国志》所说滇西地区的“濮人”即孟高棉民族的“苞蒲”，从文献记载中也可以找到一些旁证。比如《史记》和《汉书》中谈到滇西地区的古代民族有昆明、嶲、斯榆、苞蒲等；而《华阳国志》中只有昆明、叟（嶲）、楪榆（斯榆）、濮，而无苞蒲。可见“苞蒲”这一族称是被“濮人”取代了。我国许多民族史专家认为，古代的濮人应该分成两部分：东部为濮人；西部为孟高棉民族，这当然是对的^[15]。其实西南地区的古代濮人和孟高棉民族本来就是两个不同的族群，只是从《华阳国志》起才把他们混为一谈了。

3.彝文典籍中的“濮苏乌乌”即滇西地区的濮人，亦即孟高棉民族。今凉山地区的彝族传说，大石墓是“濮苏乌乌”留下的石头房子。据说彝族先民进入凉山地区时，“濮苏乌乌”早已居住在那里，后来彝族的先民夺取了他们居住的地方，从此这些人就“绝了”^[16]。按彝语“濮苏”就是濮人的意思，即《华阳国志》上所说的建造大石墓的濮人。在我们探讨大石墓的族属时，不应当忽视彝文典籍和民间传说的这些材料。

4.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近代云南的布朗、德昂、佤族等少数民族，即古代滇西地区孟高棉民族的后裔。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大石墓是孟高棉民族建造的，因此在布朗等民族的丧葬习俗中，必然会保留大石墓中多人合葬的某些遗制。据民族调查材料，布朗族“人死后，多用极为简单的竹木片装殓，当天便抬到村寨公共墓地上土葬或火化。……在死者安埋下土时，按照传统的惯例，要举行隆重的‘送魂’仪式，由‘召曼’拿着火把在死者的头上烧燎一下，表示与死者断绝了关系，然后在坟前供献食物。在安葬时，很注意对尸体的安放，其特点分台葬与叠葬，就是将全村的亡故之人，均按年龄的大小，分高、中、低三台叠葬在一起”^[17]。佤族中也有类似的公共墓地和群葬遗习。“如在保存母系制残余的孟连县公吉等地的佤族社会，仍有一种特殊的氏族公墓‘尼阿英’和‘尼阿蔡’。是用竹木建成的公共大房屋，每个氏族的成员死去，都要埋葬在公共房子旁边，公共房子成为祭祀本氏族死者的祭祀场所^[18]。”布朗族将本村寨亡故之人，按年龄大小，分高、中、低三台叠葬一起的群葬习俗，和大石墓中每墓少则数人、数十人，多则百余人的葬俗基本相同，只是不用大石建墓，而像佤族一样，用竹木建成公共大房子。古代大石墓和近代布朗族多人共葬一墓的特殊习俗，在西南地区其他少数民族中是极其罕见的，这也是大石墓为古代孟高棉民族墓葬的又一证据。

四、结语

（一）“大石墓”是用大石块建造的多人合葬墓，它和单人葬的石棺墓或石板墓不同，和竖穴土坑墓的差别更大。

（二）“大石墓”民族主要分布在西昌以南，滇池区域以西，大理以东，临沧地区以北的条形地带。其东邻滇王国，北为“邛都夷”，西接“昆明”及“斯榆蛮”，南与“百越”民族杂处。从考古资料证实，“大石墓”的建造者属农业民族。

（三）“大石墓”即《华阳国志》所说的“濮人塚”。此“濮人”就是《史记》《汉书》上说的滇西地区的“苞蒲蛮”，属南亚语系孟高棉民族。

（四）大致在战国中、晚期或西汉初，由于大量“昆明”人的东迁和“百越”民族的西移，使西昌至临沧一线孟高棉民族的分布区逐渐缩小。其中一部分融合于“昆明”及“百越”民族，另一部分迁徙永昌地区。《华阳国志》所说永昌地区的“濮人”，即孟高棉民族，亦即近代布朗、德昂、佤族的先民。

1987年

Abstract

The massive stone tombs are the joint burial tombs built with massive stones, different from the cist tombs of single burial, and even more different from the tombs in earth shaft pit. The massive stone tombs, mainly located in the south of Xichang, west of Dianchi Lake, east of Dali and north of Lincang area, are the Pu-ren Tombs recorded in Chronicles of Huayang. Approximately in the mid and late Warring States or early West Han Dynasty, a large number of Kunming people moved eastward and the Baiyue people moved westward, which gradually narrowed the distribution area of Mon-Khmer nationality along the area from Xichang to Lincang.

注释

[1]关于西昌地区大石墓的发掘情况，可参考下列考古资料：《西昌坝河堡子大石墓发掘简报》，《考古》1976年第5期；《西昌坝河堡子大石墓第二次发掘简报》，《考古》1978年第2期；《西昌河西大石墓群》，《考古》1978年第2期；《西昌凉山喜德拉克公社大石墓》，《考古》1978年第2期。另外西昌地区尚有未发表的大石墓材料，现存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云南大石墓的发掘情况，可参考下列资料：何超雄：《祥云检村发掘三座石椁墓》，《云南文物》第8期，1978年2月；云南省文物工作队：《弥渡苴力战国石墓》，《云南文物》1982年第12期；郭开云：《云南姚安西教场黄牛山石棺墓》，《考古》1984年第7期；云南其他地方，如宾川、巍山、双江等地大石墓的资料均未发表，是由大理州博物馆田怀清同志转告，谨致谢忱。

[2]同注释1，见云南大石墓资料。

[3]同3180页注释1。

[4]童恩正：《四川西南地区大石墓族属试探——附谈有关古代濮族的几个问题》，《考古》1978年第2期。

[5]张增祺：《滇西青铜文化初探》，《云南青铜器论丛》，文物出版社，1981年。

[6]童恩正：《四川西南地区大石墓族属试探——附谈有关古代濮族的几个问题》，《考古》1978年第2期。

[7]张增祺：《云南青铜文化概论》，《思想战线》1979年4期；云南省博物馆：《云南古代文化的发掘与研究》，《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

[8]张增祺、王大道：《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

[9]熊瑛、孙太初：《云南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清理报告》，《考古》1964年第12期。

[10]《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汉兴，七十有八载，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纷纭，湛恩汪濊，群生澍濡，洋溢乎方外。于是乃命使西征，随流而攘，风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从駹，定笮存邛，略斯榆，举苞满，结轨还辕，东乡将报，至于蜀都……”《索稳》引服虔曰：“苞满，夷种也，满或作蒲。”《汉书·司马相如传》与《史记》同，唯“苞满”作“苞蒲”。

[11]^[元]李京《云南志略》云：“土僚蛮，……人死则以棺木盛之，置于千仞颠崖之上，以先堕者为吉。”

[12]^[唐]张鷟《朝野佥载》云：“五溪蛮，父母死，于村外阁其尸，三年而葬，打鼓路歌，亲属饮宴舞戏，一月余日，尽产为棺，于临江高山半肋凿龛以葬之。山上悬索下柩，弥高者以为至孝。”

[13]《马可波罗游记》云：“秃落蛮（按即‘土僚’），人死焚尸，用小匣盛其余骸，携之至高山山腹大洞中悬之，俾人、兽不能侵犯。”

[14]赵嘉文：《骠人族属新议》，《民族学报》1982年第1期。

[15]尤中：《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

[16]蒙默：《僰为僚说（下）》，《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1978年第1期。

[17]《思想战线》编辑部：《西南少数民族风俗志》，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1年。

[18]《思想战线》编辑部：《西南少数民族风俗志》，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