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的阐释路径与高原史前史的重建

霍巍（四川大学考古学系）

一、基于考古学的文本书写

对于文字出现以前的史前时代，由于没有任何文献记载可以参考，以至对于这个几乎占据了自地球上人类诞生以来99%的漫长时段的历史，主要的复原证据便是过去所遗留下来的墓葬、骨骼、居址、残碎的陶片，打制或者磨制的石制工具，早期的金属器物等若干考古学的实物遗存。所以，对于复原和重建世界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史前史，考古学承担着无可替代的责任与义务。

众所周知，考古学是利用古代遗留下来的实物来研究和重建人类过去的历史的一门学科。它的最大特点，是能够较为直观、真实地再现古代历史文化的若干片断或者碎片，尤其是在物质文化领域的贡献最为突出。此外，在文字记载缺乏的情况下，考古学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识别历史上各民族的族属、研究各民族的古代历史和文化提供较为可信的实物材料，所以，有人将考古学称之为“无字地书”。

人类进入21世纪以来，考古学的发展出现的一个重大趋势，由过去所谓的各“文明中心”向着“华夏边缘”^[1]地带飞速迈进，使得许多过去鲜为人知的古代文化成就得以露出“水面”，彻底改变了人们长期以来已形成的似乎已经成为“常识”的许多旧有观念、传统认识和历史记忆。或许正是因为这类基于考古学的“文本书写”带来的冲击荡涤，一次次新的考古发现总是会让人感到惊讶甚至困惑不解。究其原因，正如王明珂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这是因为这些新的发现和人们的“知识理性”之间产生了差异或差距，“我们的理性因此可能经由这一扇门探触另一时间、空间（地理与社会）之异社会文化”^[2]。

历史，从来都是人们记忆、回忆、书写、述说、争论的“过去”。不同的学科、不同的学者，对“过去”都有不同的研究途径和书写方式，而且都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我们如何突破自身所存在的表征体系限制而了解另一遥远时代、遥远地域和人群的表征世界？著名考古学家A. H.丹尼和V. M. 马松曾经说道：“考古学再度拓展了人们对于世界史前史的知识，令迄今未为人知的许多古代文化和古文明中心得以公布于众。由此所导致的新观念和新方法，也有助于形成一种理论：将世界史视为普遍与特殊情况结合的一种复杂模式。一方面，广泛的类似性反映了全球的趋势，或者正在以巨大的地区性差异为背景对这种类似性进行研究；另一方面，对于特定地区和特定民族的研究正增添到世界文化的公共宝库中来。^[3]”本文所讨论的对象——中国西藏地区，也正是一个特定地区、特定民族的研究范例。

诚然，考古学带给我们的遗存是客观而真实的，但同时，它们又是零散而零乱的，加之考古材料本身更多反映的是社会发展某一阶段物质文化的某些特征，而人类文化是由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以至社会文化等多个层面构成；所以，要想复原和重建一个民族、一个地区完整的文化史，仅仅依靠考古材料是不够的。例如，考古材料可以提供给我们不同人群的生前居住遗址、死后的墓葬、人骨材料，包括曾使用过的生活用品、生产工具、食物和艺术品等，但对于当时人们如何组织生产、缔结婚姻，如何从事宗教活动，如何组成复杂社会组织等，无论是考古材料中的遗址或者遗物，都不可能提供直接、具体、生动、完整的材料。唯一的途径，是必须将考古材料放置到“过去”的背景当中加以诠释，重新进行“书写”。正如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所说：“关于古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问题，由于问题比较复杂，单独根据考古资料来解决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对于没有文字史料的原始社会的历史面貌，我们主要地依靠考古学和民族学的资料来了解它们。^[4]”这里，考古学和民族学都同时承担起对于无文字记载的史前社会的“译码”工作，往往是由考古学揭示事物本体，将我们未知的一面加以揭露；而由民族学将已知的事实作为例证与之加以比较，引导我们从已知去推导未知，解答考古材料如何构成现实本相，以及由此现实本相如何产生叙事、行为、事件、物象等情景，从而进行知识的探索，形成系统的书写表述。近数十年来，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十分注意“文本”（Text）与“情景”（Context）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知识（Knowledge）的路径，思考诸如社会与个人、结构与符号、本相与表征等二元对立概念在历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5]。这些思考对于我们如何通过考古发现来书写西藏史前史，也是具有深刻影响和启发意义的。

过去主要基于汉文历史文献书写的西藏上古史（也可视为藏文字产生和吐蕃王朝兴起以前的“史前史”）的基本构架，是以“西羌”的迁徙作为基本线索展开的。根据《后汉书》的描述，作为三苗与无弋爰剑后裔的羌人，原来分布于青藏高原东缘，被称之为“西羌”，后来有些羌人部族如发羌、唐旄等迁往青藏高原内地，成为西藏高原最早的人群。唐宋以来的汉族史家认为建立了强大的吐蕃王国的“吐蕃”，就是这些西迁的羌人部落融合而成的。如《新唐书》就在《后汉书》的基础上进一步记载吐蕃出于“发羌”，因“蕃”、“发”两字声近，故其子孙称为“吐蕃”^[6]。而在藏族本民族关于民族起源的传说中，最为广泛流行的和最为著名的则是“猕猴与罗刹女结合变人说”，认为藏族的来源最早是居住在今天雅鲁藏布江南岸泽当一带的雅隆地区，以山洞为居穴，众猴不断繁衍演化为人类，以吃野谷、穿树叶为生，后来发展成为藏族的先民。但与此同时还有印度释迦王后裔说、三苗说、马来半岛人说、缅甸说、蒙古人说、伊朗血统说、土著与氐羌融合说等各种传说^[7]。其基本架构与汉文文献记载一样，都认为藏族是外来民族，藏族的祖先是从西藏高原以外的地方迁徙而来的，可以统称为“藏族外来说”。而王明珂则将这种历史叙事与书写模式形象化地概括为“英雄徙边记”^[8]。

基于考古学的文本书写从一开始便会与这种历史叙事和文本书写模式分道扬镳。因为后者的基本前提是否定远古西藏有人类居住，尽管所谓“猕猴与罗刹女结合变人说”表面上似乎与古猿之一演化为人类的科学学说也有相似之处，但事实上，这只不过是一种偶然巧合，其本质仍是原始氏族图腾崇拜的一种反映而已。而基于考古学的西藏史前史则根据考古发现从根基上否定了“藏族外来说”，认为早在数万年前，西藏高原已经出现了早期人类，而且从他们所遗留下来的活动遗迹、石器工具、居住遗址等各个方面都显示出这些先民在踏上这片高原之后所经历过的发展进程，西藏的史前史由此展开和形成。

基于考古学的文本书写自然也会尽可能地从历史文献、历史记忆与传说、当代民族学与民族志资料当中吸取其合理的部分，与考古材料进行类比，在更高层次上进行归纳和发掘可能更接近于历史本原的“事实”，但其根基却始终会坚实而牢固地建立在考古材料本身上。如前所述，考古材料有其零散、零乱的局限性，加之不同的学者对于同一文本及其内在符号的解读也会有所不同，但是经过认真的整合研究之后形成的文本，绝不会是由一堆散乱无章的符号构成，而自有其结构性规范，这也是考古学所力求希望达到的目标。

二、考古学的阐释路径与西藏史前史的重构

通过对现有西藏考古发现资料的系统整理，本文试图从不同的层面来构建西藏高原史前史的基本构架，并将考古学材料尽可能地作为复原西藏早期人类生活面貌的素材，从中窥视社会生活的不同侧面。

与世界上任何地区在地理环境上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西藏高原独特的平均高海拔以及由此形成的地势、地形、气候、降水量等一系列因素的变化。我们注意到，这些因素直接导致高原早期人类在人地关系上所采取的调适与对应性策略的变化。我们试图在本文开始的第一部分便概略地总结在独特的高原自然环境与地理条件下，人类文化的产生、形成及其主要的地域特点，尤其关注地理环境对人类生存方式持续而深远的影响。西藏史前文化受到地理环境方面最为明显的影响有三点。其一，由于高原面积极其辽阔，形成了不同的地理单元，地域性差别十分明显，所以反映在史前文化的面貌上也具有多样性；各个不同的地理单元当中，既有较为单纯的游牧、狩猎、采集文化，也有农耕与游牧、狩猎相兼营的农业文化。其二，西藏高原虽然环境恶劣、交通险阻，人类文化的分布和发展总体上讲，与同时期的黄河、长江流域史前文化相比显得薄弱和滞后。但这里绝不是文明的空白区，其文化也并不浅薄和单一，由于其封闭和独特的地理环境，反而使得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能够长期地在高原上延续、传承、沉淀和转化并相互交融，使其文化面貌在总体上显得古老而厚重。其三，在气候、环境影响和制约下形成的文化区域和类型在西藏高原的史前时期就已经初露痕迹，人类生存活动方式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早在史前时代就形成互动的趋势。西藏高原的几大气候、环境类型区域，早在史前时期就已经有了与之对应的、可以观察到的考古学文化因素的变迁，两者之间有着相当明显的对应关系。

基于考古学的阐释路径，有若干重大问题成为西藏高原史前史研究的基础性问题，在研究价值取向上与过去基于文献资料进行的阐释路径既有重合，更有拓展。

首先，关于西藏高原早期人类起源及其活动的问题将会成为西藏史前史研究的基点。这个问题也是近年来引起国际学术界十分关注的重大课题。例如，以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考古学教授布瑞廷汉姆（P. J. Brantingham）为代表的研究团队，对于青藏高原旧石器时代考古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论文。其主要观点认为，人类拓殖青藏高原的时间是在末次冰期以前，即距今22000～18000年左右，并且提出了一个关于人类进入青藏高原的“三级跳”模式：第一跳距今29000～25000年或者更早，现代智人进入中国西北的甘肃、内蒙古；第二跳距今25000年前后，一部分人进入到海拔达3000～4000米的青海湖地区；第三跳距今23000～22000年，人类进入到青藏高原的中部和北部地区^[9]。这个模式也被认为是在目前同时符合分子生物学、古气候学和考古学的证据的假说。荷兰莱顿大学喜马拉雅民族语言学家冯·德雷姆（G. van Driem）则根据“语言与农业扩散”理论，提出西藏高原最早的人群有可能是来自黄河上游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如甘肃大地湾文化，在距今7000年左右由四川盆地北上进入了青藏高原^[10]。

在青藏高原早期人类起源与移入这一问题上，一部分考古学者、语言学者和分子生物学者根据线粒体DNA的研究成果认为，更新世的青藏高原尚无人居住，直到全新世早期才开始有外来移民进入，这些人群分别是与华北细小石器传统、华南细石器传统关系密切的人群^[11]。中国遗传学者宿兵等更以Y染色体证据提出生活在距今10000年左右的黄河中、上游原始居民是东亚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主人，也是现代藏缅语族人群的先祖。在距今6000年左右，黄河流域中、西部的一部分人群才进入到青藏高原的东缘即青海境内，继而由青海扩散至西藏全境^[12]。受这一观点的影响，石硕进一步提出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即20000～10000年前，具有小石器和细石器传统的北方人群开始由黄河上游地区的甘青高原迁徙，同时进入川西高原地区，并且将源于华北的小石器和细石器传统带入这一地区^[13]。

其次，是早期人类的生存状态问题。在高原严酷的自然条件下，人类如何开始建造定居的村落？这些村落有多大的规模？使用什么样的建筑材料，又是如何布局的？定居在原始聚落中的人群以何种生业维系生存？这一系列问题都涉及人类早期拓殖高原的生态与生业状况。考古学的阐释路径将探讨西藏史前时期关于定居生活与聚落形成、原始农业与狩猎、渔猎经济的比重、游牧业的产生等涉及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基础性问题。作为高原主要的农业生产作物，粟与麦（青稞）的种植成为史前时期最重要的成就。通过西藏史前人工栽培作物遗存的考古发现，揭示出这样一些基本的农业生产经济面貌：至少在距今5000年左右，西藏高原东部地区已经出现了粟的人工栽培，这是迄今为止西藏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农作物遗存。在距今3300年左右，粟已经从西藏东部传播到西藏南部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带，这是迄今为止在西藏高原发现的粟类作物分布的最西界；也是在距今3300年左右，西藏南部雅鲁藏布江中游与粟的分布相混杂的，还出现了麦类植物中的青稞，粟与青稞在西藏中部地区形成交汇分布的状态。青稞这类作物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开始广泛分布于西藏高原，早期金属时代藏西丁冬遗址青稞的发现证明了这类作物在时空范围上的延展性，并对后来藏民族形成以青稞作为传统主食的食物结构影响至为深远。

游牧业的出现带来了西藏高原史前社会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西藏高原的游牧文化大致上也经历了与欧亚草原游牧文化相同的发展历程。早期的游牧人群以细石器、小型石片工具以及打制石器作为主要使用的工具，一般不见陶器、骨器、磨制石器以及大型的打制石器，他们的活动地域相当广阔，在藏北、藏西和藏南雅鲁藏布江谷地均发现大量的细石器采集地点。这表明，他们很可能缺乏定居生活，而多随季节经常性的迁徙流动，以较为单纯的游牧和狩猎作为生活方式。帐篷和临时性的营地是他们的栖身之所，更多的时候可能是露天而息。进入到“早期金属时代”之后，西藏的游牧社会日趋复杂化，这从考古出土材料中可以得到反映。如在各地的石棺墓、石丘墓中开始出现了以马和其他牲畜殉葬的习俗，与游牧生活与游牧社会有着密切关系的动物纹饰开始在这个时期大量出现于西藏高原各地游牧人群使用的各类青铜短剑、弧背形小刀等曾在西藏史前墓葬中时有出土，从藏北和藏西高原出现的大量“斯基泰动物因素”以及骑马术的传播及其带来的社会复杂化等诸多方面，都显示出西藏的游牧文化受到整个欧亚草原游牧文化影响的迹象。若干现象已经证明，西藏的游牧社会与文化在史前时期已经得到初步的发育，并且与新疆、青海、甘肃、内蒙古等“游牧文化带”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再次，考古学的阐释路径还可以在一些重点问题上展开专题性的深入研究。例如，可以探讨西藏早期金属器的出现以及西藏继石器时代之后出现的有关“早期金属时代”的若干问题。通过考古出土物的整理，我们可以初步勾勒出西藏早期金属器的一些基本特征，并且评价青铜器的冶炼铸造、铁器的传入等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技术进步对于西藏早期金属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同时考古发现也可以提醒我们注意，在这个时期冶金术在西藏各地的发展并不平衡，一些地区仍然还在使用红铜与青铜焊接而成的工具，如藏东昌都香贝石棺葬中出土的小刀系用红铜与青铜焊接而成，藏北还采集到用红铜制作的马具和短剑，表明人们对铜料的认识与利用尚处于一个较低水平。通过考古材料的研究，我们还可以注意到西藏早期金属器所反映出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和欧亚草原许多游牧民族一样，黄金作为一种身份、地位和财富的象征，已经在这个时期被藏族先民们广泛利用。从西藏高原西部的阿里象泉河地区，到西藏中南部的浪卡子牧区，都出土了一些用黄金铸造或捶拓而成的高级奢侈品，如黄金面罩（金覆面）及黄金首饰、装饰品、马形动物牌饰等。这些黄金制品的制作工艺虽然不算十分精良，但却已经尽显奢华之风气。西藏早期黄金制品的出土，证实了古代文献记载中，西藏高原古代诸部落对黄金这种贵重金属的重视与利用。

西藏史前社会的交通与贸易状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考古发现来加以说明。在数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西藏高原已经有了最早的人类活动，这些远古人类进入西藏高原之后，其活动的范围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他们所创造的旧石器文化很可能与华北平原、甘青高原、西南山地均有着密切的联系。到了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金属器时代，西藏与周边地区的交往与联系得到进一步的拓展，有更为丰富的考古材料可以直接或者间接地提供可靠的证据。在新石器时代，史前玉器和麦类作物的传播与交流也值得关注。这些考古发现表明，西藏新石器时代人群与外界发生交往或联系的时空范围，从藏东三江流域到横跨西藏中南部的雅鲁藏布江流域，再到西部的外流水域（如印度河上游），曾经有过南北—东西向的长距离文化交流存在的痕迹，其规模超过我们今天的想象。至于这种远程扩张与交流的内在动因与外部原因，可能与西藏远古环境与气候变迁等因素有关。进入早期金属时代之后，高原各部族之间、各部族与周边地区之间的交通与贸易也在石器时代的基础上不断拓展，范围和规模都有所扩大，这从考古学的角度可以列举带柄铜镜、双圆饼形首的青铜短剑、早期黄金制品、石丘墓、石棺葬、大石遗迹、岩画与动物纹饰、蚀花料珠——“Gzi”、早期丝绸等各类物质文化代表性特征来加以论证说明。通过对考古材料的系统梳理，观察到西藏史前交通的发生与发展，首先是基于高原内部史前各族群之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口数量的增加、生存环境与资源压力等各方面条件之下产生的自我需求；随着早期金属器、骑马术、车辆等事物的产生，高原各族群对周边先进的文化因素和生产技术的吸收能力不断加强，并借以发展自身的经济文化水平，这也进一步促进了交流的密度与幅度。

最后，考古学的发现还提供了大量有关西藏史前精神信仰、意识形态和艺术创造等上层建筑领域的若干问题研究的新材料。例如，我们可以从西藏史前墓葬考古发现对丧葬与灵魂观念、各种镇墓厌胜巫术进行观察，并从这些考古现象中发现：西藏高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产生了原始的杀牲祭祀和镇墓厌胜巫术，并将其实践于一定的仪式。过去的历史文献认为，这类镇压鬼厉、超荐亡灵的巫术是在传说中的止贡赞普时期才由克什米尔、勃律、象雄的本教徒传来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象雄本教等西来宗教信仰传入西藏腹心之前，西藏本土已经拥有内涵丰富的原始宗教和信仰。这些宗教和信仰不仅没有被外来的宗教所取代，而且还渗透到西藏史前社会文化的信仰与仪式体系中，在交融、变化中延续和传承，形成独具特色的西藏本土宗教。制陶术、岩画艺术、大石遗迹、骨饰、青铜饰件和珠饰等人体装饰品等考古材料的发现，则为讨论西藏史前原始艺术的产生及其主要表现形式提供了可能性，透过这些考古遗迹与遗物，我们可以观察到：史前人们的艺术创造并非完全出于审美的目的，通常还与图腾信仰、辟除恶害、增强力量以及划分归属与标识身份等观念有关。

三、未来的研究展望

今后，可以设想，基于考古学文本书写的西藏史前史，与过去的西藏古史观相比较无疑会具有突破性的进展，它将摒弃基于传统的汉藏文献进行文本书写的模式，以客观、直观、实证的材料对西藏史前社会各个方面进行研究阐述，力求勾勒出西藏史前人类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领域的基本面貌。无论能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这个目的，但这种研究路径和价值取向都是具有引领意义的。

但是，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由于西藏的地下考古工作开始得很晚，至今仍然没有建立起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直到早期金属时代的时空发展序列和考古学的编年体系，考古发掘工作并没有充分、全面地在西藏全境展开，所获得的考古材料也十分有限，因此，要在目前的考古学材料的基础上提取信息、分析研究、形成文本便有很大的局限。在若干重大问题上，我们仍然无法回避长期以来面临的困境。例如，关于西藏史前旧石器时代的年代问题，由于在西藏高原本土迄今为止尚未找到确切的有明确地层关系的旧石器地点并进行科学的发掘，目前发现的旧石器均为地表采集，主要是依据石器本身遗留的形态、材质、制作工艺特点、采集地点的地质地貌等方面的因素进行的分析研究，所以还无法最终解决西藏旧石器时代的编年问题。如同有学者指出的那样：“青藏高原的旧石器地点无论是运用类型学或对地质地貌的分析所进行的断代，其准确性和可靠性都是很有限的，都需要在今后的考古工作中通过更为精确的直接断代法来加以验证。而且目前通过上述两种方法所做的时代分析与推测，只能作为参考，而不能作为依据和结论。^[14]”此外，由于与旧石器伴出的早期人骨资料尚未发现，对于最早踏上西藏高原的人群在体质人类学上的特征也无从知晓，无法回答“他是谁”、“他从哪里来”、“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这样一些人类史前史上最根本的问题。

又如，虽然我们目前已经掌握了一些西藏新石器时代十分可贵的资料，但经过考古发掘出土、具有一定规模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目前还只有昌都卡若遗址这一处。由于卡若遗址本身的格局不大，它所能提供给我们进行“聚落考古”和“环境考古”的空间十分有限，所以在以往的研究中，虽然我们可以尽可能地利用卡若遗址已经公布的若干信息资源，但还是不能像中原地区和黄河、长江流域进行新石器时代聚落考古那样有极其丰富的材料可供参考。例如，由于在卡若遗址没有发现同时期的墓地，没有留下排列有序、使用年代较长的墓葬、随葬品和人骨，我们对当时人群的亲缘关系、社会组织结构、社会复杂化程度等问题就无从加以观察。卡若遗址的发掘主持者之一、《昌都卡若》考古报告的主要执笔者童恩正先生当年对于卡若遗址的社会组织情况曾有过这样一段话：卡若遗址无疑是一个氏族公社的集居地。房屋的面积小者10余平方米，大者20余平方米，可以适应四五个人居住。当时的家庭形式似乎还处于对偶家庭阶段。唯一例外的是F22·29，它是一座双室地面建筑，面积近70平方米。在山区平面空间比较狭窄的情况下，此种大房屋是很突出的，而且屋内有烧灶遗迹四处，不像是一般家庭所使用，很可能是氏族成员集会的公共场所^[15]。

以目前聚落考古的水平来加以评价，这个结论还未免显得较为粗糙，但这已经是迄今为止对卡若遗址的社会状况进行观察分析的唯一文字，如果没有新的出土考古材料加以补充，恐怕我们对这个问题的了解和认识也不会有重大的突破。

再如，一般而论，西藏史前史范围的下限包括了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建立以前，藏族文献典籍所记载的各“小邦”时代。虽然文献中对各小邦的统治地域、王族与王权等社会政治方面的情况有所涉及，但由于出土的考古材料难以与其一一对应，我们无法可靠地利用考古材料来勾勒出各小邦境内社会生活的具体面貌，只能笼统地采用考古学上“早期金属时代”这个概念从宏观上对这个时代的某些共同特征加以描述，不能展开深入讨论。

所以，目前考古学者所做的与西藏史前史有关的全部工作，都还只能是一些阶段性的成果，是基于现阶段对西藏考古材料所能够提供的史前史研究资料的初步梳理与总结，将来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新材料的不断出土，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空间还很大。那么，作为一部理想的西藏史前史，我们还应当在未来的研究中注意哪些方面呢？笔者的思考是：

第一，应从宏观到微观，科学地建构西藏史前史的整体框架。由于受到考古材料的局限，迄今为止有关西藏史前史的整体构架还并未成型，过去的研究以物质文化方面内容的比重较大而反映史前社会形态方面的内容比重较小。今后的研究尤其需要在很大程度上关注有关西藏史前社会组织结构方面的考古资料。

我们知道，氏族是以血缘关系结成的原始社会的亲族集团，由于它形成于文字出现以前的若干万年之前，不可能从文献记载中去寻找氏族形成的源流发展线索，甚至考古材料也很难直接说明氏族是怎样形成的。目前中国学术界关于氏族制度方面的研究主要还是利用考古材料提供的线索，例如，通过对西安半坡遗址村落和墓地的研究，了解到母系氏族社会的组织结构可以房组、房群、村落三级遗址对应家族、氏族、部落；一处墓地可以分为几个墓区，每个墓区又分为几个合葬墓，形成墓地、墓区、合葬墓三级结构，分别与居住区的村落、房群、房组三级结构相对应，同样反映家族、氏族、部落三级人群组织的存在。同一合葬墓中埋葬的死者是血亲关系而不是姻亲关系；对一些女孩实行厚葬或使用成人葬式表明，财产是依母系继承的，世系是以母系计算；从房屋内外的遗迹遗物说明，当时不存在经济上独立的家庭，男女死后分别归葬于本氏族墓地血亲合葬墓。通过对黄河中游地区龙山文化遗址与墓葬的观察，也发现了由母系氏族向着父系氏族过渡的痕迹，如在墓葬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成年男女双人合葬墓和成年男女双人并带有小孩的合葬墓，这样的合葬墓是一夫一妻制的反映；不同墓葬随葬品的种类区别反映着社会分工的发展；随葬品的多少悬殊，反映着社会贫富分化和私有财产的发展。个别大中型墓葬随葬丰厚，还显示出社会复杂化的进程，表示墓主生前身份和社会地位不同，社会等级已经出现^[16]。但是，西藏史前的考古材料无论是墓葬还是遗址目前都不足以提供这样的资料可供观察研究，我们期待在今后随着考古材料的不断丰富有可能探讨这类问题，从而形成更为丰满的史前史内容。

第二，关于西藏史前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细节还有必要加强。虽然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研究者已经利用有限的考古材料不同程度地涉及社会生活的一些方面，如居住形态、农业、畜牧业、金属制造、交通与贸易、宗教与丧葬、原始艺术与宗教等，但总的说来研究成果还显得较为粗糙，大多只有粗线条的轮廓勾勒，缺乏细节性的描述；对一些重要遗物的生产流程、工艺特征等也缺乏必要的了解；许多重要的门类如服饰、手工业、畜牧加工业等史料阙如，只能依靠考古学材料才能加以复原，这一点尚有待今后加以补充完善，才能形成一部内容充实丰富、结构合理、有血有肉的西藏史前史。

第三，应当通过对西藏史前社会各个方面的研究，最终解答西藏古代文明在其形成和发展早期阶段的总体特点、发展趋势，什么是西藏古代文明的基本特征、核心内容及其与中原文明和周边其他地区古代文明之间的关系等重大理论性问题，揭示西藏史前社会内部机理与各种文化因素在不同时期与外界相互影响、融合所导致的文化变迁过程，勾勒出西藏史前社会除外在物质形态之外更为深刻的内在逻辑结构，为其后它对吐蕃王朝和吐蕃文化的形成所奠定的基础和产生的深远影响做出客观准确的描述、定位和评价。

我们知道，史前时期是西藏古代文明的孕育期，是西藏人种形成与原始氏族部落的发展形成期，也是西藏上古文明共性特征的初步形成期。吐蕃王朝时期藏民族的形成与藏文化的巨大发展，在民间信仰的基础上吸收外来宗教影响形成发展起来的本教，都具有浓厚的高原地域特色^[17]，而其源头则都要上溯到史前时期。如同有的学者所论述的那样：“西藏文明是一种高原农牧业文明，而且具有宗教文明极为浓厚的特征，对这一文明的研究，在认识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方面，也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西藏上古文明起源的研究，涉及一般文明的起源问题，同时也体现出高原文明的地域性特点和藏民族的个性特点。^[18]”通过对西藏史前史的研究，从中可以发现，西藏原始先民们在认识自然、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是如何反映自身物质和精神需求与大自然之间调适互动的若干历史痕迹，对于我们认识西藏古代文明的整体性特征和核心内容的形成发展过程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上述三个方面，将是我们对未来西藏史前史研究的展望与期冀，也是我们应当做出的贡献。随着西藏文物考古事业的不断发展，以及新的考古资料不断出土，我们深信，在西藏高原这片充满激情与理想的土地上，通过一代又一代学人不懈的努力，一定会为西藏史前研究书写出新的篇章。

2012年

Abstract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the ways to interpret the history of prehistoric Tibet Plateau have been based mainly on the examination and investigation of textual resources. With the resent involvement of archaeology, a new trend comes out as the archa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which attracts scholars’ attentions more than ever.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history of prehistoric Tibet Plateau is reoriented.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a discussion on this trend and its relevant influences.

注释

[1]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允晨文化公司，1997年。

[2]A.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第66页，中华书局，2009年；B.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允晨文化公司，1997年。

[3][巴基斯坦]A. H. 丹尼、[俄罗斯]V. M. 马松主编，芮传明译：《中亚文明史》第一卷“导言”，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

[4]夏鼐：《新中国的考古学》，《考古》1962年第9期。

[5]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第10～11页，中华书局，2009年。

[6]《新唐书》，卷216《吐蕃》（上）。

[7]格勒：《藏族早期历史与文化》第39～41页，商务印书馆，2006年。

[8]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第77～79页，中华书局，2009年。

[9]P. J. Brantingham. “Speculation on the Timing and Nature of Late Pleistocene Huntergather Colonization of Tibetan Plateau”,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vol.48: 14, 2003: 1510-1516.

[10]G. van Driem. “Tibeto-Burman Phylogeny and Prehistory: Languages, Material Culture and Genes”, Examine the Farming/Language Dispersal Hypothesis, 2005: 233-249, Cambridge: McDonald Institute for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11]汤惠生：《略论青藏高原的旧石器和细石器》，《考古》1999年第5期。

[12]B. Su, et. al. Y-Chromosome, “Heliotypes Reveal Prehistorically Migrations to the Himalayas”, Human Genetics, Vol. 107, 2000: 582-590.

[13]石硕：《从旧石器晚期文化遗存看黄河流域人群向川西高原的迁徙》，《西藏研究》2004年第2期。

[14]汤惠生：《略论青藏高原的旧石器和细石器》，《考古》1999年第5期。

[15]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第155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16]张岂之：《中国历史·先秦卷》第14～21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

[17]张云：《上古西藏与波斯文明》第1页，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

[18]张云：《上古西藏与波斯文明》第4页，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