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旧石器时代的再认识——以阿里日土县夏达错东北岸地点为中心

吕红亮（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一、引言

面对险恶的生存环境，初上西藏高原的人们在体会了缺氧、寒冷、资源缺乏后，都不禁要问一个问题：人类于何时拓殖的这一片广袤的高原^[1]。西藏高原有无旧石器时代遗存，是21世纪世界考古学的大问题。目前人类起源“出非洲说（Out of Africa）”大行其道，在这一模式框架下，早期的人类自非洲大陆向欧亚大陆的两次迁徙，都绕开了青藏高原^[2]，这似乎否定了青藏高原存在旧石器时代遗存的可能性。虽然有关青藏高原的隆升幅度和时间依然被讨论^[3]，但新近有人从全球气候变化的角度提出，早在更新世之前，青藏高原的主体部分已经隆升至现今水平，海拔平均在4000米以上^[4]。

早在20世纪20年代，已有地质学者对这一地区的旧石器倾注了巨大热情。1913年前后，在华西协和大学任职的美国人埃德加（J. H. Edgar）在长江及岷江流域、西康等地进行了多次史前遗址的调查并发表了报告^[5]，童恩正先生亦曾撰文讨论埃德加采集的两件手斧^[6]。1933年，德国地质学者郝音（A. Heim）称，在川西高原的黄土堆积中发现具有莫斯特风格的旧石器，这是青藏高原上首次出土旧石器的报道^[7]。对此重要发现，著名地质学家特瑞（H. D. Terra）在1935年撰写书评，认为西藏旧石器的发现，表明了在青藏高原完全隆起之前，这一地区已经有人类活动^[8]。但至今，西藏高原尚无经过发掘并有年代测定数据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学者们讨论的材料多是依据历年在地表采集的打制石器。这些石器地点已经遍布西藏全境，海拔最高者达5200米^[9]，但由于全部采自地表，年代问题一直聚讼纷纭。小柴旦、各听、珠洛罗、多格则等五个地点被有些学者认为属于旧石器时代^[10]，一些石制品更是被研究者认为具有“勒瓦娄哇”风格^[11]。近年，西藏高原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再次成为学界瞩目的焦点，中外学者相继提出了一些新观点^[12]，但关于西藏最早的人类活动的年代意见并不统一。一种意见坚持认为西藏存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另一种意见则否定西藏存在旧石器文化，认为人类直到全新世早期才进入西藏高原^[13]。本文拟对上述观点做简要评述，并以阿里日土县夏达错东北岸地点的材料为例，对比印度、尼泊尔的考古发现，提出一些新的认识。

二、西藏旧石器时代考古的新模式

认为西藏存在旧石器文化的学者对其年代的估计并不统一，但基本集中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前后。如童恩正最早估计应在距今50000年^[14]，这在旧大陆的旧石器编年中已经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末段。黄慰文则依据小柴达木石器地点沉积物的年代测定，认为应该在距今35000年^[15]，即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

近来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布瑞廷汉姆（P. J. Brantingham）对于青藏高原的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颇多，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但其观点一直随着新的测年数据而在不断变化。例如在2001年，他根据羌塘高原采集石器中“石叶”的认定及其与水洞沟石叶工业的相似性，认为人类拓殖青藏高原的时间是在末次冰期以前，即距今22000～18000年^[16]。稍后，布瑞廷汉姆等在青海湖南岸确认了江西沟、黑马河两个灶址，年代测定结果在距今13000～11000年^[17]，并提出了一个关于人类拓殖青藏高原“三级跳”的模式。第一跳，距今29000～25000年或者更早，现代智人进入中国西北的甘肃、内蒙古；第二跳，距今25000年前后，一部分人进入海拔3000～4000米的青海湖地区；第三跳，距今23000～22000年，人类进入青藏高原中部、北部^[18]。这个模式被认为是在目前同时符合分子生物学、古气候和考古学的证据^[19]。如在笔者收集的有关石器地点的测年数据中，尚未有超过距今36000年者，这实际上可归结为“东北移民”说。但最近布瑞廷汉姆等的观点又有所改变，认为人类永久性占据青藏高原的年代不会超过距今8200年^[20]，从而否定了西藏存在旧石器文化的可能性。

还有学者在距离拉萨80公里的楚桑（Chusang）遗址的一处岩石上发现19个人类脚印，未伴出石制品。根据脚印所在岩石的沉积年代，初步推断其年代可能为距今21700～20600年，后又改订为距今11000年^[21]。

在许多学者看来，更新世的喜马拉雅山地气候寒冷，高海拔缺氧，对旧石器时代早、中期的人类来说，是不可逾越的屏障，更新世的青藏高原尚无人居住；直到全新世早期才开始有外来移民进入，分别是与华北细小石器传统、华南细石器传统关系密切的人群^[22]。持此意见者既有考古学者，也有语言学者和分子生物学者。例如最近一些分子生物学者根据线粒体DNA的研究成果，认为土著西藏人来自北亚和西伯利亚，但没有能够提供年代学的依据^[23]。中国遗传学者宿兵等更以Y染色体为证据，提出生活在距今10000年左右的黄河中上游居民是东亚最早的新石器文化的主人，也是现代藏缅语系人群的先祖；在距今6000年左右，黄河流域中西部的一部分人进入青藏高原的东缘即青海境内，继而由青海扩散至西藏全境^[24]。荷兰莱顿大学喜马拉雅民族语言学家迪瑞慕（G. V. Driem）依据“语言与农业扩散”理论，提出一个颇为大胆的设想，认为西藏高原最早的人群来自黄河流域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如甘肃的大地湾文化，在距今7000年左右，由四川盆地北上进入了青藏高原^[25]。上述意见将人类首次殖民青藏高原的时间推移到全新世中期，显然与目前考古发现的事实相悖，并不可靠。

图1 夏达错东北岸石器地点位置示意图

看来西藏的旧石器存在与否以及年代问题远未有定论。上述论点的缺点在于都只掌握了局部材料，更多借助于外围理论模型的解释，以局部（主要是藏北）的发现概括整个西藏全境。须知广袤的西藏存在诸多生态类型，把青藏高原整体当作一个大的地理单元固然不错，但还应该充分考虑其“区域内的区域性”。事实上，在西藏西部，近年来调查发现的石器地点达30多个，其中不乏具有鲜明旧石器时代特征的地点，却为诸多学者忽视。这其中，笔者认为20世纪90年代西藏文物普查中，由四川大学李永宪、霍巍等发现的夏达错东北岸地点最为重要。这一地点的发现揭示出被诸多学者忽略的西藏西部地区，对讨论西藏旧石器时代文化是颇为关键的一环。

三、夏达错东北岸地点再探讨

夏达错（湖泊名，东经79°22′、北纬33°24′）位于阿里日土县城以西约50公里处，又名沙达尔错，长5.9公里，面积约8平方公里；其北为班公错，西为曼东错。石器采集地点位于夏达错东北岸的湖滨坡地，紧邻山脚（图1）。采集地点距离湖岸约300米，与湖面高差约为5～10米，海拔高程为4400米^[26]。在地表共采集石制品92件，据李永宪观察，石料为灰黑色硅质岩，均采自山体基岩。

西藏西北部地区发现的石器普遍为地表采集，缺乏层位以及相关动植物遗存，判定其年代存在一定难度。鉴于此，我们可以参考相邻的中亚干旱地区的表采石器的研究方法。如在蒙古国，1985年以来，由俄罗斯、美国、蒙古国组成的“蒙新藏旧石器时代调查研究”项目中对石器年代的确定提出以下几项间接证据：一是石器的技术类型、组合；二是石器地点所处区域的地质环境；三是石器表面风化程度^[27]。西藏西部表采石器地点石制品的年代，也应该在上述三个维度下考虑。

中外地质学家对西藏西北部湖泊所做的诸多研究表明，湖泊沉积具有连续、敏感和分辨率高等优点，尤其是干旱、半干旱地区的封闭型湖泊沉积，是环境变迁的忠实记录者。根据野外古湖岸线高程测量、湖盆剖面湖相地层辨识和湖滨沉积岩芯，辅之以14C测年等推测湖泊水位变迁过程，可揭示湖区气候环境变化^[28]。由于在西藏西部的考古调查中还没有专业地质学家的参与^[29]，夏达错东北岸地点所处湖滨阶地的年代未能得到确认，只能根据现有的其他地点的测年来进行间接推论。

南京大学王富葆等曾在日土斯潘古尔（曼东错）附近的热角地点采集到一批石器^[30]，采集地点位于高出斯潘古尔湖面30米的二级阶地上，阶地为硅藻土为主的湖相沉积，厚约20米。依据斯潘古尔湖滨阶地的14C年代分析，阶地底层沉积的年代距今约23.5千年±12千年，上层沉积的年代约距今11.7千年±0.8千年，为晚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早期的沉积。上述研究者将热角地点石器的年代定为旧石器时代晚期。这是距离夏达错东北岸地点最近、唯一有绝对年代测定的石器地点的材料。王富葆等认为热角地点和夏达错东北岸地点有相似之处，但在笔者看来，二者可能属于不同时代的遗物，夏达错东北岸地点可能要早于热角地点。理由如下。

首先，夏达错东北岸地点处在湖滨阶地，其形成年代可能早于斯潘古尔的第二级阶地，两个地点距离湖面的高度相差约25米也说明了这一问题。如果将斯潘古尔附近的热角地点视为高湖面时期，则夏达错地点只能视为低湖面时期，高、低湖面与高原隆升、气候波动密切相关。藏北各听地点处于高湖面阶地，被认为与晚冰期的间冰期或冰后期的大暖期有关（旧石器时代晚期或新石器时代早、中期）^[31]。而夏达错东北岸则是一个非常显著的低湖位，且石器地点距离湖岸仅300米左右。这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是石器地点为湖水退缩至现湖面水平后形成，那么其年代相当晚近；另外一个可能是石器地点为更早的低湖位期，应该与大冰期相关，则其年代应相当早。在笔者看来，石器的类型和磨蚀程度支持后一推断。

其次，热角地点所发现石器的磨蚀程度都远不如夏达错东北岸地点。夏达错东北岸地点发现的石器表面风化程度较高，如果依照蒙古旧石器中石器风化级别的描述分类，可确定为严重风化。多数石器的片疤破裂方向都不易观察清楚，这在历年西藏发现的石器中也显得相当突出。而依据王富葆等公布的7件标本以及李永宪等在1992年所做分析，热角地点的石器中有不少标本破裂疤痕都比较清晰。

最后，从石器类型学而言，夏达错东北岸地点的石器个体远大于热角地点，且下文要讨论的夏达错东北岸的手斧、薄刃斧、单边砍砸器等器形并不见于热角地点。

如果上述推断无误，则比照斯潘古尔湖岸阶地的测年，夏达错东北岸地点石器的年代当在斯潘古尔第二级阶地形成年代之前，即早于距今23.5千年±12千年。当然，确切的年代还应依靠对夏达错东北岸地点所在湖滨阶地沉积年代的测定。

四、夏达错东北岸发现的手斧及其意义

夏达错东北岸地点的石器组合尚未进行过全面分析，但依据李永宪的研究和笔者对于实物的观察，以下两点是可以确定的。第一，未见任何具有细石叶技术因素的产品，这和西藏西部其他石器地点的差别较大；第二，在石器工具中有确凿无疑的2件手斧（handaxe）（图2：4、8）、1件薄刃斧（cleaver）（图2：7）和1件单边砍砸器（chopper）（图2：1）。手斧、薄刃斧、单边砍砸器组合具有典型的阿舍利工业的特点。依据上述两点，可初步判断这一地点的石器包含某些古老特征。

手斧在旧石器时代考古中虽有被“神化”之嫌^[32]，但其作为一种特殊技术类型的产物仍然是不容置疑的，只是对于手斧的判断标准必须严格把握。通常而言，手斧首先是一种两面器（Biface），有一较宽而厚的把端和与之相对的较尖而薄的刃端，平面可呈卵形、心形、三角形等，截面通常为双凸、平凸或三角形。早期类型的手斧用硬锤打击，器身厚，片疤深，刃脊曲折，轮廓不匀称，并保留较多石皮；晚期手斧多用软锤打击，器身变薄，片疤浅远，刃脊平齐，轮廓匀称，不保留或保留很少石皮^[33]。依照上述标准，夏达错东北岸地点的这两件标本无疑可归入早期手斧之列，器身两面都保留有局部平整的砾石面（Cortex），器体经交互剥离的两面加工，刃部呈之字型，基部有调整。

图2 夏达错东北岸、帕干、嘎达里地点的石器

1.夏达错砍砸器 2.帕干手斧 3、5.嘎达里手斧 4、8.夏达错手斧 6.帕干石片刮削器7.夏达错薄刃斧

薄刃斧是欧洲旧石器时代早期阿舍利工业的标志器物之一，根据欧洲考古学家的定义，薄刃斧是由大型石片加工而成，一般保留未经加工的、原始的横向或者斜向远端刃口；把手部分的侧刃及柄部（石片近端）既可以是两面加工的，也可以是单面修整的；外形呈U形^[34]。如同手斧一样，过去学术界普遍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缺乏薄刃斧这类阿舍利工业的器物。但近年来，中国学者也从中国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中识别出不少薄刃斧^[35]。按照前述定义，夏达错东北岸地点无疑包含薄刃斧的标本。

单边砍砸器自旧石器时代早期至新石器时代都广泛见于各类石器传统中，本身并不具有时代意义，但考虑到夏达错东北岸地点所出的石料和风化磨蚀程度都与前述手斧和薄刃斧相同，从石器组合的角度考虑，它应该代表较古老的石器传统。

简而言之，从石器类型学而言，夏达错东北岸地点体现出了某些阿舍利工业的特点。

莫维斯（H. L. Movius）曾经将旧大陆旧石器时代早期考古遗存分为两个传统。西方的阿舍利手斧传统，起源于非洲，向北延伸进入欧洲，向东进入印度次大陆，器物组合以手斧和两面器（Biface）为主；东亚的砍砸器传统，石器类型主要为砾石石器（Pebble Tool）^[36]。这一假说模式主宰了旧大陆旧石器考古近半个世纪，但许多东亚考古学家近年来对此不断提出挑战，理由都在于东亚地区并不缺乏手斧为代表的阿舍利技术^[37]。在莫维斯线的版图上，印度次大陆北部正是东、西方两大石器传统的分界地带。典型的阿舍利工业在印度的出现持续时间约在距今67万～12.5万年^[38]，尤其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偏晚阶段，印度中南部的半岛区域一带阿舍利传统十分强盛，但在泰米纳德邦（Tamil Nadu）以南以及斯里兰卡岛屿上则极为少见。不少学者尝试以竹木文化区的假设来接受^[39]，但在印度北部区域，莫维斯线则显然更适宜理解为一个“过渡接触地带”，而非一个分水岭。因为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说明，阿舍利传统在次大陆北部的分布早已超出了莫维斯线的东界。

在上述莫维斯线框架中，青藏高原地区属于“砍砸器传统”分布区，对此早有学者质疑。1989年童恩正曾撰文认为，四川大学博物馆收藏的两件编号为T727和T737的打制石器标本为“手斧”^[40]，这两件石器都是20世纪20年代由埃德加（J. H. Edagar）采自藏东的炉霍、康定一带。实际上，这两件石器的人工痕迹虽不容置疑，但从技术类型观察，很难归入手斧类。

由夏达错东北岸向西南，越过喜马拉雅山便是克什米尔。值得注意的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英国和印度考古学家在这一地区已经确认了一些旧石器时代遗存，其中有些地点的石器具有阿舍利文化的特点。例如，1969年桑卡利（H. D. Sankalia）在克什米尔谷地的里达（Liddar）河谷的帕干（Phalgam）发现了被认为是早期旧石器时代的遗存^[41]。1981年印度考古学家久石（Joshi）等在拉达克喜马拉雅开展地质调查，在印度河上游的更新世沉积中再次发现了据称为旧石器时代早中期的石器^[42]。德国考古学家科雯斯（G. Corvinus）在尼泊尔西南部的当河（Dang）区域也发现了属于阿舍利传统的手斧^[43]。

帕干地点位于斯利那加以东约65英里的里达河谷，海拔高程为2150米，出土石器11件，其中最无争议的是一件粗大的石片工具和手斧。图2：6所示为一件刮削器^[44]，原料为宽石片，远端经过交互修理出刃缘，近端近打点处修理片疤密集，石片长25.7厘米、宽16.5厘米、厚6厘米。被称为手斧的工具，原料为石英结核，表面有风化物，两面均局部保留石皮；整体呈椭圆形，两面加工，片疤粗大，一侧略微内凹，横截面呈三角形，一侧刃缘很薄，一侧钝而厚，长14.5厘米、宽9.5厘米、厚6.5厘米（图2：2）。这两件器物的命名和确认得到了当时旧大陆旧石器时代考古权威博尔德（F. Bordes）、莫维斯（H. L. Movius）等的赞同，且调查报告发表在西方权威人类学杂志《当代人类学》（Current Anthropology）上。从石器类型学上看，帕干手斧是没有疑问的。对于其年代，早先桑卡利（H. D. Sankalia）估计属于更新世早期晚段，而久石（Joshi）等则从地层学角度复查后，认为应该属于中更新世^[45]。

1990年，科雯斯（G. Corvinus）在尼泊尔南部的当河（Dang）区域的河谷台地发现了嘎达里（Gadari）地点，采集石器31件，被认为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其中包括4件手斧、1件薄刃斧、1件手镐以及刮削器、尖状器、石核等，原料全部为石英质^[46]。已发表了其中两件手斧的线图。1号较小，长11.5厘米，呈椭圆形，用河砾石双向打击而成，片疤较大，尖部较钝，一面保留石皮，侧视有典型的S形刃缘（图2：5）；2号稍大，长15.5厘米（图2：3）。两者风蚀程度均较严重，从技术特征而言，符合早期阿舍利手斧的特点。

如果说帕干和嘎达里地点属于喜马拉雅南坡印度次大陆北部的低海拔地区，可能仅为孤例，但靠近西藏西部高海拔的拉达克地区也发现手斧，则说明西喜马拉雅地带的确存在早期手斧。例如，1985年印度地质调查局的地质学家在拉达克列城发现了据称为旧石器时代早、中期的石器，共有9个地点。这些石器一般都位于印度河上游的台地系统，包括砍砸器、刮削器，在类型上与索安工业差别不大。1988—1989年，印度考古局史前所曾在阿契寺（Alchi）附近的印度河上游左岸河谷发现1件单边砍砸器、3件手斧，手斧原料为结核状石英岩。印度考古学家认为，印度极北喜马拉雅山地的这些发现可能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存^[47]。

南亚次大陆北部的旧石器传统长久以来被划分为以砍砸器为主、分布于北部的索安工业和以手斧为主、分布于南部印度半岛的马德拉斯工业^[48]。而实际上，原先被认为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索安工业中混杂有手斧，年代被改订为旧石器时代中期^[49]。近年来，印度考古学家在波他瓦高原的索安河谷、斯瓦特河谷以及克什米尔地区发现了一系列的旧石器时代遗存。1983年热瓦拉平底（Rawalpindi）附近一处出土粗大石核工具的石器地点，以古地磁和裂变径方法测年为距今200万年左右，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1982年巴基斯坦波他瓦高原杰卢姆（Jhelum）河谷一处出土手斧的地点，古地磁年代测定为距今50万年^[50]。而在与喜马拉雅山平行的所谓“西瓦立克沉积”中，也不断有手斧出土的报道，年代大致在旧石器时代中晚期^[51]。斯瓦特河谷著名的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桑浩（Sanghao）洞穴遗址，堆积厚约3米，划分了12个地层，共分三个时期——旧石器时代中期具有勒瓦娄哇技术的莫斯特传统、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叶雕刻器传统、冰后期的细石器传统。其中，旧石器时代中期地层有小型手斧发现^[52]。

以上材料表明，在印度西北部区域，存在较为丰富的旧石器时代遗存，人类在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高山河谷区域活动时间颇长，广布印度中部的阿舍利传统自旧石器时代早期以来就持续向北部山区渗透。虽然其机制和详细的年代框架尚不完善，但在旧石器时代中期，早期人类已经进入喜马拉雅高山地带。西藏西部夏达错东北岸地点手斧的发现表明，拥有阿舍利工业的早期人类可能在旧石器时代中期已经到达西藏西部一带。

五、结语

上述零散的材料说明，夏达错东北岸地点包含了手斧、薄刃斧和砍砸器等阿舍利工业的典型器物，很可能与南亚次大陆北部混杂有砍砸器传统的阿舍利传统相关，它与南亚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的石叶、预制石核的传统不同，可能是一种较早期的工业传统。但是，喜马拉雅山的阻隔作用在更新世非常明显，南亚次大陆北部的旧石器传统如何穿越喜马拉雅山的一系列山口，是一个有待探索的问题。而且最近越来越多的学者都将西藏旧石器研究的重点区域设定为西藏东北部，在他们看来，早期人类从南面、西面进入青藏高原的困难程度远高于自西藏高原的北面；而且更新世中期的青藏高原温度很低，直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现代智人才可能自高原北部的低海拔地区进入高原腹地。这种以“东北边的故事”来概括西藏高原早期人类殖民历史的研究取向，在笔者看来亟待校正。检视印度西北部的考古材料，则不难发现早期人类在旧石器中期已经对西喜马拉雅南侧有所渗透，而且已有证据显示，阿舍利工业的某些因素已经远及拉达克喜马拉雅山地。夏达错东北岸地点的发现揭示出，早期人类自青藏高原西部拓殖高原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在西藏旧石器研究中，西部地区的特殊性和潜力还未被预见到。

2011年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ese and overseas scholars have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new viewpoints on the Paleolithic Archaeology of Tibet Plateau, which are worthy of in-depth analyses. Re-study by typology on the stone implements unearthed at the locus on the northeast bank of Xardai Co Lake reveals that the hand-axes, cleavers, choppers and other typical artifacts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cheulean industry. This is not the only case in western Himalaya region, and might be related to the Acheulean tradition mixed with the chopper tradition in the South Asian Subcontinent. Since the age of the locus is probably before the mid Paleolithic Age, the time and mode of the early human beings’ entering into the Tibet Plateau should be reconsidered. （The discovery of the locus on the northeastern bank of Xardai Co Lake reveals that it is not impossible that early human started to colonize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from its western 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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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M. Aldender fer, Moving up in the World, American Scientist, Vol. 91, 2003, pp. 542-549.

^[22]A.汤惠生：《略论青藏高原的旧石器和细石器》，《考古》1999 年第5期；B.汤惠生、张文立：《青海岩画》第166 页，科学出版社，2004年。

^[23]A.A. Torroni et. al, Mitochondrial DNA Analysis in Tibet: Implications for the Origin of the Tibetan Population and Its Adaptation to High Altitude, Am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Vol. 93: 2, 1994, pp. 189-199. B.Tenzin Gayden et. al, Genetic insights into the origins of Tibeto-Burman populations in the Himalayas,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Vol. 54, 2009, pp. 216-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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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A.李永宪、霍巍、更堆：《阿里地区文物志》第13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B.霍巍：《阿里夏达错湖滨旧石器的发现》，《中国西藏》1994年第6期。后一地点的正式考古报告尚未发表，2004年笔者曾在四川大学考古系观察了其中5件标本，并做了实物测绘。

^[27]A. P. Derevianko et. al, Paleolithic Assemblages from Flint Valley （Gobi Altai），Novob risk: Publishing Center of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graphy SBRAS, 2002, p. 83.

^[28]于守兵、李世杰、刘吉峰：《青藏高原湖泊沉积研究及其进展》，《山地学报》2006年第24卷第4期。

^[29]已有地质学家引用地貌沉积的断代方法来讨论西藏打制石器的年代，可参见钱方、吴锡浩、黄慰文：《藏北高原各听石器初步观察》，《人类学学报》1988年第7卷第1期。

^[30]房迎三、王富葆、汤惠生：《西藏打制石器的新材料》，《第九届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学术年会论文集》第211～222页，海洋出版社，2004年。该地点较早的报道可参见李永宪、霍巍、更堆：《阿里地区文物志》第11～13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

^[31]钱方、吴锡浩、黄慰文：《藏北高原各听石器初步观察》，《人类学学报》1988年第7卷第1期。

^[32]高星、欧阳志山：《趋同与变异：关于东亚与西方旧石器早期文化的比较研究》，《演化的实证——纪念杨钟健教授百年诞辰论文集》第63～76页，海洋出版社，1997年。

^[33]A.黄慰文：《中国的手斧》，《人类学学报》1987年第6卷第1期。B.安志敏：《中国的原手斧及其传统》，《人类学学报》1990年第9卷第4期。C.林圣龙：《对九件手斧标本的再研究和关于莫维斯理论之拙见》，《人类学学报》1994 年第13 卷第3期。D.F. Bordes, the Old Stone Age, New York: McGraw Hill Book Company, 1968, p. 22.

^[34]A. Debénath A, H. Dibble, Handbook of Paleolithic Typology （Vol. I, Lower and Middle Paleolithic of Europe），Philadelphia: University Museum,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94.

^[35]王社江：《洛南盆地的薄刃斧》，《人类学学报》2006年第25卷第4期。

^[36]H. L. Movius, The Lower Paleolithic Cultures of Southern and Eastern Asia, pp. 103-104, Philadelphia: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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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童恩正：《西藏高原上的手斧》，《考古》1989 年第9期。

^[41]H. D. Sanka lia, New Evidences o f Early Man in Kashmir,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 12: 4-5, pp. 558-562, 1971. 参见H. D. Sankalia, Prehistory and Protohistory of India and Pakistan, 2nd edition, Poona: Deccan College Postgraduate and Research Institute, 1974, pp. 33-38.

^[42]A. K. Sharma, Early Man in Jammu Kashmir and Ladakh, Delhi: Agam Kala Prakashan, 2000, p. 34.

^[43]G. Corvinus, A Handax eassemblage from western Nepal, Quartar, Vol: 41/42, pp. 155-173, 1991. Prehistoric Cultures in Nepal: from the Early Paleolithic to the Neolithic and the Quaternary Geology of the DangDeokhuri Dun valleys, pp. 130-138, Wiesbaden: Harrassow itz Verlag.

^[44]原报告称之为粗大石片，但从描述和线图看，这件石片经过了二次加工。根据加工部位，可归属刮削器一类。

^[45]H. D. Sankalia, The Early Paleolithic in Indian and Pakistan, Chicago: Mouton Publishers, 1978, pp. 97-127.

^[46]G. Corvinus, A Handaxe Assemblage from Western Nepal, Quartar, Vol. 41/42, 1991, pp. 155-173.

^[47]S. B. Ota, Evidences of Transhumance from Ladakh Himalyas, Current Advances in Indian Archaeology, Vo l. 1, Nagpur, 1993.

^[48]P. Chauhan, The South Asian Paleolithic Record and Its Potential for Transitions Studies, Sourcebook of Paleolithic Transitions, New York: Springer, 2009, pp. 121-139.

^[49]H. L. Movius, The Lower Paleolithic Cultures of Southern and Eastern Asia,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Vo l. 38, Part 4, pp. 329-420, New series.

^[50]A.B. Allchin and R. Allchin, The Rise of Civilization in India and Pakist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33-61；B.R. Coningham, Mark Manuel, Kashmir and the Northwest Frontier, Encyclopedia of Archaeology, San Diego: Elsevier, 2008, pp. 733-745.

^[51]P. Chauhan, The South Asian Paleolithic Record and Its Potential for Transitions Studies, Sourcebook of Paleolithic Transitions, New York: Springer, 2009, pp. 121-139.

^[52]B. Allchin, Blade and Burin Industries of West Pakistan and Western India, South Asian Archaeology: Papers from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South Asian Archaeologists Held in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London: Duckworth, 1973, pp. 39-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