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对话：青藏高原史前研究新进展

杨锋（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一、缘起与概况

青藏高原是人类生活最具挑战的区域，同时也是迄今为止现代考古学了解最少的区域。有关青藏高原的史前研究，不仅是国际性的人文学科命题，而且也是与地理、生物、环境等学科牵涉甚广的自然科学命题。尽管各国学术界对此已形成共识，近年来中外学者也做了不少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但囿于学科、语言以及政治隔阂，仍缺乏必要的学术交流，以青藏高原为单元的专门研讨尚属阙如，面对日益增加的考古材料和渐趋纷呈的多学科解释路径，跨国界、跨学科的对话显得十分必要。

基于以上认识，经过近两年的精心筹备，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于2011年8月22日至24日在成都召开了青藏高原史前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这次会议得到了美国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应邀出席的中外学者共40余人，其中来自印度HNB加瓦大学，尼泊尔王国政府考古部，不丹王国研究中心，美国哈佛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德国马堡大学，荷兰莱顿大学，韩国首尔科技大学等学术机构的国外学者14人；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台湾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大学、南京师范大学、青海师范大学和西藏、新疆、四川、甘肃、青海等省和自治区考古机构的国内学者27人；专业领域包括史前考古学、生物地理学、遗传人类学等。会议分“青藏高原的古环境与古人类”、“青藏高原史前考古新发现与研究”、“跨喜马拉雅的文化互动”、“青藏高原东缘史前文化研究”、“青藏高原与相邻史前文化关系”5个讨论场次，开展了为期3天的研讨，35位中外学者展示交流了各自的研究成果。

二、主旨演讲：农民、牧民与狩猎采集者的互动的复杂性

美国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的Ofer Bar-Yosef教授为本次会议发表了主旨演讲。Ofer教授是世界著名的史前考古学家，研究的地域横跨旧大陆的西亚与东亚，时段覆盖旧石器与新石器，在世界考古学界享有盛名。截至目前，Ofer教授的研究虽并未介入青藏高原，但他以其研究多年并建树良多的西亚黎凡特地区的考古发现为例，阐述了植物、动物和房屋遗存所反映出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复杂性。他提醒考古学家注意，属于不同人群的生产资料极有可能在单一遗址的单一地层中混杂，需要使用特别的方法去识别农民、牧民及狩猎采集者的身份，以解读不同社群之间的变换，克服潜在误读。

Ofer教授提出，农业及畜牧业出现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使得狩猎采集者的领地减少，逐渐退居生态边缘地带；而农民和牧民之间的关系要么彼此依赖，要么彼此取代。这在考古学上表现为一方临时占据另一方社群的领地。但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解读这些不同的社群之间的变换并非易事，要特别注意这些群体间可能存在的不同经济和社会结构。他举例说，狩猎采集者通常也收获植物，但是通常聚居在小群体内；农民除饲养家畜外也从事狩猎，还采集、移栽、种植那些能提供主食的植物（如粟、大米等）；牧民通常依赖于用他们的畜牧产品来交换粮食，除放牧以外他们也会狩猎。因此，在发掘现场对地层细节的精当把握，是揭开史前文化演进的关键所在。

Ofer教授提出，在生态交错地带，以下两种情况相当常见：

第一，当农民占据了原狩猎采集者的领地，他们在开挖地基建房修窖掘墓时，并不会注意地表的遗物，于是早前狩猎采集者所使用的细石叶工业元素（包括石核和小石叶）便可能与农民使用的斧、锛、铲、刀等混合在一起；狩猎采集者捕杀的野生动物的骨头也成为偶尔捕猎的农民废弃垃圾的一部分。同样的情形也可能涉及炭化植物，会令考古判读难上加难。第二，当牧民占据了一个先前的农耕社区时，他们饲养的家畜遗骸会和早期农业社群遗留的动物遗骸混在一起，因此，山羊（或绵羊）的遗骸可能和其他被农民饲养动物的遗骸混起来，但猪的遗骸事实上可能还属于先前的农民。

所以，Ofer教授提醒考古学家应当考虑到不同经济类型的生产资料混合的潜在可能性，并提出可以考虑采取以下几种方法来克服潜在的误读：

其一，注意甄别新占据者的物质资料证据并选择性地进行微观形态的采样，此举可以揭示遗址曾被多次地全部或部分居住的过程；

其二，测试骨头、种子、果实这类短生命周期样品的年代，从而得知不同的占据阶段，进而发现其中明确的年代间隙；

其三，运用同位素技术来鉴定动物的饮食（如吃C₃或是C₄植物），来帮助分辨哪些动物是用本地植物饲养的，哪些动物是从远处带回的；

其四，注意居址的形态差别，与牧民存在贸易关系的农业社群中的贸易群体可能会建造营地，但其形状会不同于那些流动群体建造的营地，后者基本上是圆形的。

虽然Ofer教授所举的例子均是西亚地区的“他山之石”，但却提供了“可以攻玉”的利器。特别是考虑到青藏高原突出的生态多样性和资源分布的区域差异，史前生业抉择策略也必然相当多元化，如果能注意到上述Ofer教授提出的考古地层中遗物的复杂性，就不会简单将某些特定遗物和遗迹贴上如“狩猎采集经济”、“农业经济”、“畜牧经济”的简单标签，而是要运用多元的技术手段去多维度地思考遗存中蕴含的多种可能性。

三、多学科视域下的史前青藏高原

青藏高原的科学研究可谓“国际显学”，特别是在高原地貌演化、气候变迁等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也产生了重要国际影响。但遗憾的是，上述成果并未在目前的考古研究中得到很好的利用和解读。为此，本次会议专门邀请了多位这一领域前沿的科学家和具有科技背景的考古学家，期望从多学科的角度提取更多的信息，以指示今后青藏高原考古研究的新路径。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宿兵教授介绍了其领导的研究团队对藏族基因测序的研究成果。他们通过对父系遗传的Y染色体的遗传标记单倍型组03-M122的测序分析发现，藏族人的基因与东亚人接近，但有其独特性。宿教授认为，藏族人群Y染色体单倍型中所特有的D174单倍型起源于东亚的南部，其由南向北的迁徙大约发生在距今6万～5万年，远早于发生在距今3万～2.5万年左右的那次大迁徙。而通过藏族高原适应的遗传学机制研究表明，处于低氧代谢关键位置的EPAS1和EGLN1基因在藏族人群中有很强的自然选择信号，EPAS1基因在藏族人群中发生了很强的自然选择，其时间至少在1.8万年以前。这一成果对关于西藏是否存在旧石器时代的争论具有关键性的影响，为探讨早期人类拓殖青藏高原的路线及时间提供了参考。

由于既往的考古工作开展有限，就使得绝对测年数据在考古遗存的年代判断上显得至关重要。本次会议有两位学者对青藏高原考古中的测年问题做了讨论。青海省盐湖研究所的赖忠平研究员认为，¹⁴C测试中广泛使用的木炭存在着被重复使用和废弃的可能，导致相应地层年代偏早，他主张应同时运用光释光和¹⁴C方法，对地层可靠的遗迹单位做交叉测年，并介绍了这一方法在青海湖地区一系列早期遗址中的运用。初步成果表明，青海湖的一系列旧石器时代遗址应为距今1.3万～1.1万年，而不是之前一些学者提出的4万～3万年。北京大学吴小红教授对昌都卡若遗址的¹⁴C测年问题做了专门研究。她指出，卡若遗址目前已累积的¹⁴C年代有41个，在中国新石器考古中是极为罕见的个例。通过对已发表¹⁴C年代的系统校正，她发现测年数据显示的遗存分布情况和原报告分期存在不少矛盾。而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是，¹⁴C数据表明圆形房屋（5380～4800 cal. a BP）普遍早于方形房屋（4800～3640 cal. a BP），吴教授指出，根据西亚地区的材料，这可能提示出圆形房屋可能代表了采集狩猎形态和早期农业形态，而方形房屋是比较完善的农业聚落形态。

兰州大学的董广辉教授介绍了以GIS技术对青藏高原东北缘地区的黄河上游谷地史前遗址的调查成果。通过对35个遗址的调查所得文化遗物、¹⁴C年代测定和遗址的地貌背景的综合分析，他划分出该区史前文化演变经历了4个主要的发展阶段和4个文化断层或低谷时期，并通过水系和海拔的考察指出，该地区史前文化时空演变过程与气候变化密切相关。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Christine Lee以古病理学的手段分析了东汉至魏晋时期的青海陶家寨遗址出土的260具人骨材料。她指出，人骨上的创伤类型显示陶家寨先民曾遭遇战争，关节炎和明显的肌肉骨骼特征显示墓主曾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少数女性的肌肉骨骼上留下了从事过乐器或舞蹈表演的特征，一位男性也许是弓箭制造者。牙科病理学显示，这些人的食物中导致龋齿产生的碳水化合物较少，而肉类和奶制品较多。同时，由于食物缺乏营养，许多人贫血和缺少维生素，其原因在于无法得到充足的新鲜果蔬和水源。她还判断，陶家寨是一处居民有肺结核和麻风病的中国早期遗址，这两种疾病发生的区域通常人口密度大，且与外界交往密切。综合上述证据可判断，陶家寨居民可能是一支边境驻军，他们的戍边生活艰苦且危险。

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的博士生玳玉（Jade d'Alpoim Gnedes）对西藏两处遗址的植物种子进行了再研究。研究初步表明，昌都卡若遗址第三期（ca. 2500BC）的浮选样本中发现有粟和黍，而非原报告认为的仅为单一的粟。新的植物考古表明，西藏的穹隆银城遗址同时发现有皮大麦和青稞，考虑到以往报道的阿里的丁冬遗址发现有400BC—100BC的皮大麦，同时期的尼泊尔Mebrak和Phudzeling遗址也发现有皮大麦，可判断青藏高原发现的麦类的年代介于1500BC—500BC之间，通常是裸大麦（青稞），且常伴随小麦一起发现。基于以上证据，玳玉提出了一个关于栽培作物进入青藏高原地区的假设：约3500BC左右粟和黍被同时引进青藏高原；约1500BC或更早时期，青稞和小麦被引进；约500BC，皮大麦被引进。她提出，青稞很有可能是从印度、尼泊尔一带经由跨喜马拉雅通道传入青藏高原地区的。

德国马堡大学的Georg Miehe教授以其在研究中亚干旱地区生态环境历史时所使用的“树岛理论”，考察了青藏高原全新世初期的人类用火证据，认为在假设动物养殖可追溯到七八千年前和新石器文明由中东向东西方扩散速度一致的前提下，通过生态学的研究手段复原青藏高原森林原有的分布范围和草地退化状况，可以推测出原始牧业进入高原的时间早在距今8000～7000年。

四、青藏高原考古新发现与新研究

多位奋战在西藏考古田野第一线的考古学者向与会学者介绍了近年西藏的考古新发现，并发表了对既有考古资料进行重新解读的新认识。

西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哈比布研究员介绍了近年来西藏的考古工作情况。在“三普”中，共调查、登录不可移动文物点4277处，其中新发现文物点3013处、复查文物点1264处、消失17处。文物点中古遗址类1379处，古墓葬类516处，古建筑类1543处，石窟寺及石刻类587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类242处，其他类10处。此外还介绍了如在澜沧江古水水电站淹没区新发现的11处文物点以及萨迦北寺、萨迦南寺、太昭古城、宗嘎曲德寺等遗址的发掘等情况。

南京师范大学的汤惠生教授介绍了昆仑山野牛沟新发现的一处细石器地点。发掘表明有细石核、石片、石叶、刮削器和火塘遗址两处。经¹⁴C年代测定，两处火塘及其周围的细石器被认定是距今7500年前全新世大暖期时食物搜寻者或漫游狩猎人所留下的遗迹。对于如何解释青藏高原人类的迁徙问题，汤惠生教授认为由于考古材料有限，原有的区系类型分析、聚落考古分析和文化因素分析，均能够做出很好的解释，而以适应性扩散、定向性选择和竞争性外出为主要内容的“三级跳”理论值得在青藏高原进行验证。

弗吉尼亚大学的John Vincent BeUezza的发言题目为《西藏文物面临危险的现状和急需保护的重要性》。他结合自己在西藏多年徒步旅行的所见，认为近20年来，西藏的考古遗存一直面临诸多危机，其中，盗墓、当地人建筑材料的缺乏、基础建设项目和人为的破坏是主要原因，对今后西藏考古遗址的保护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李永宪教授讨论了西藏史前岩画的地域特征。他汇集西藏、印度河上游、青海省和金沙江流域的岩画资料，把青藏高原岩画划分为崖壁、大石、洞穴和岩下四种遗存形式，并提出了一个初步的断代：距今3000～2000年为早期岩画阶段，多用琢刻法；公元6世纪及之后为晚期阶段，出现了大量红色涂绘的图像。早期岩画多分布在西部地区；晚期岩画则以洞穴彩绘岩画为主，主要分布在羌塘高原的湖滨地区。西藏西部岩画的纹饰、装饰风格、题材等特征表明了其在高原游牧文明与中亚草原文明交流间的桥梁地位。青藏高原不同区域岩画特征的不同，显示其传播路线是由西藏西部高海拔地区到其他海拔较低地区，西藏西部地区可能是起源地。

霍巍教授对西藏早期人类居住方式与生业方式的联系进行了探讨，认为西藏史前人类居址可以分为：以卡若为代表的藏东类型，早期为半地穴式窝棚，晚期为石砌半地穴式房屋，生业方式偏农业；以丁冬遗址为代表的藏西类型，早期以石砌房屋为主，生业方式偏向游牧业。晚期以噶尔县门士卡尔东遗址群（穹隆银城）为代表，房屋为石砌，出现了城墙、城堡，有祭祀遗迹，同时还存在着临时性营地和穴居、毡帐等类型。

石硕教授认为西藏新石器时代考古材料呈现出四个大的区域类型：以昌都卡若为代表的藏东区域类型，以拉萨曲贡为代表的西藏中部腹心地带区域类型，以雅鲁藏布江下游林芝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和加拉马、红光、墨脱等新石器采集点为代表的藏东南区域类型，以广泛分布的细石器和岩画、巨石遗迹遗存为代表的藏北及藏西区域类型。这些类型同周边文化具有一定的联系，文化面貌呈现出极大的开放性。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张云研究员以敦煌文书P. T. 1286和P. T. 1288、工布摩崖石刻相关史料、《韦协》中相关记载等材料考证了关于吐蕃“十二小邦”存在年代的不同说法，认为吐蕃“十二小邦”的年代是公元6世纪末到7世纪初，反映的是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之前西藏本部地区小王国分立的情况，而非聂赤赞普之前的部落政权。

五、跨喜马拉雅的文化互动

近年来，中国学者在西藏西部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考古发现。近年在尼泊尔北部、印度西北部陆续有新的考古发现，其中不乏与西藏西部的考古材料处于大致相同时代的遗存。基于上述背景，在本次会议上“跨喜马拉雅的文化互动”成为热点，来自印度、尼泊尔、美国、中国等多位长期在这一区域工作的各国考古学家就各自的发现做了展示，披露了许多新资料，引起热烈讨论。

加利福尼亚大学的Mark Aldenderfer教授近年在尼泊尔北穆斯塘地区开展田野调查，以多学科的方法构建了尼泊尔北穆斯塘地区移民的人口迁移模式。通过对Chokhopani（1200BC—450BC）、Mebrak（450BC—50AD）和Samdzong（400AD—500AD）等遗址中发现的大量人骨进行生物考古学分析，结果显示墓主的年龄段、性别分布无规律，多数个体存在肉体被剥去的痕迹，可能与佛教或中亚地区的仪式有关。通过与现代人DNA的比对及锶同位素检测，表明墓主来自印度和青藏高原在内的不同地区。北穆斯塘地区最早的人类出现距今5000年。距今3000年前，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人群迁徙。人群迁徙的热潮出现在公元13世纪，这种趋向河谷地带的稳定而缓慢的迁徙一直持续到公元16世纪。

印度HNB加瓦大学Vinod Nautiyal教授介绍了印度西北的马拉日墓葬的发掘情况，认为其中出土的陶器、金面具及犏牛骨骼，都表明与西藏地区之间存在贸易往来。马拉日北部的皮央·东嘎墓地、马拉日南部的斯里那加沿河分布的遗址体现出的诸多共同特征，都表明人类从河谷向高山地带的迁移。印度HNB加瓦大学R.C.Bhatt教授的研究围绕发现的金面具展开，推测为墓主戴面具是马拉日地区独特的风俗，金面具可能是死者生前使用之物，死后再制作一个作为陪葬品，很有可能是属于皇室成员之物。这表明了早期人群不仅拥有娴熟的冶金技术，还非常重视仪轨。同时，洞穴墓中出土的陶器风格及其他器物与北安恰尔邦低海拔地区、斯瓦特河谷地区具有相似性，这表明了马拉日地区在跨喜马拉雅文化交流中的通道地位及文化交流的多样性。

西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李林辉研究员介绍了2009年在西藏阿里地区札达县托林镇托林村西发现的曲踏墓地的情况。该墓地出土有陶器、金器、青铜器、铁器、木器、石器等类型，涉及生活用具、兵器、装饰品等不同方面，其中M1中随葬的金箔人面饰与马拉日地区发现的金面具之间的关系较为值得关注；在墓葬形制与随葬器物组合上与噶尔县门士乡卡尔东及卡尔普墓地、皮央·东嘎遗址格林塘墓地基本相同，其年代应在距今2000年左右。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仝涛副研究员以噶尔县门士乡卡尔东墓地为例，对前吐蕃时期西藏西部与南疆的文化联系问题做了详细检视，指出卡尔东墓地丝绸的纹饰和铭文显示了来自塔里木盆地汉晋时期墓葬的影响因素，墓葬出土物所反映的物质文化面貌和社会生活方式，具有显著的南疆地区汉晋绿洲城邦文化特点，也有汉文化的因子。墓葬的等级、地理位置和年代，是确定象雄都城穹隆银城的重要线索。该墓地对研究西藏西部与南疆的交通和文化联系具有重要价值。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的吕红亮副教授以“跨喜马拉雅的文化互动”为主题，梳理对比了西藏西部及其周边的早期考古材料，对跨喜马拉雅的文化互动作了“长时段”的重建。他认为自旧石器时代起，人类已经拓殖西喜马拉雅山地，早期人类进入青藏高原，除了东北边的路线，西部路线更值得关注。而在新石器时代，分布于克什米尔河谷的定居农业聚落，一方面受到了来自西亚、中亚地区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青藏高原东部地区新石器文化存在密切联系。在早期金属时代，这种跨西喜马拉雅的文化互动更为密切。除多处墓葬所显示的一系列证据外，西喜马拉雅区域的岩画、大石遗迹同样也表现出强烈的欧亚草原文化因素。这当中，跨喜马拉雅的长途贸易扮演着重要角色，反映了喜马拉雅山区独特的文化景观，为探究考古学中文化互动议题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区域案例。

荷兰莱顿大学的Manjil Hazarika博士综合了考古、遗传学和语言学证据，讨论了印度东北地区史前人群迁徙和文化发展及其与相邻地区的关系，认为印度东北部地区与毗邻的不丹、西喜马拉雅、中国西藏地区、中国南部及缅甸地区在史前时期就有很广泛的人类迁徙活动。众多藏缅语系的人群起源于东亚地区，特别是中国南部和中国西藏地区，印度东北部地区在早期农耕社会的产生过程中有重要作用。

六、青藏高原边缘地带史前文化研究

青藏高原东缘地区是黄河、长江两大水系的源头，一系列的南北向支流水道构成了天然的文化交流通道。学术界一般认为，黄河上游甘青地区史前人群与文化的不断南下，形成了不同考古学文化间的互动交流，使这一地区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剧烈改变。厘清这一过程成为青藏高原东缘史前文化研究的关键点之一。

北京大学考古系李水城教授以史前青藏高原东麓和北麓的文化迁徙与互动为中心，认为中原仰韶中期文化一支沿青藏高原东北麓向西进入西疆，与中亚文化在新疆东部发生接触并相互影响；另一支从甘南沿青藏高原东麓南下，分别到达成都平原和大渡河流域。这两个方向上的文化拓殖引发了不同地区文化之间的交互，对接了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通过西北与西南的通道把中亚、东南亚与中原地区连接起来。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王辉研究员介绍了洮河上游临潭县陈旗磨沟遗址和岷县战旗遗址的发掘成果，他认为通过这些发掘，对洮河上游新石器—青铜时代的文化序列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齐家文化晚期孕育了寺洼文化因素。而墓地的排列、埋葬方式和殉人现象等为研究当时的埋葬制度、社会组织和结构、婚姻家庭形态、社会复杂化进程和古病理研究等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此外，还首次发现了墓上封土和中国年代最早的人工制铁。从出土遗物的特征看，既有甘青地区传统文化的因素，又有与中原龙山时代和夏商时期及南方地区文化有关的遗物以及与欧亚草原文化有关的遗物。大量青铜器及少量金器和铁器的发现为中国早期冶金的起源研究提供了实物资料。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乔虹副研究员以卡约文化为中心，从陶器传统的角度研究了卡约文化与齐家文化及周边地区文化的互动关系。她指出，卡约文化侈口堆纹罐、大口双耳罐及彩陶纹样与齐家文化的风格非常接近，说明卡约文化与齐家文化的渊源关系。在其发展过程中，与周边同时代的辛店文化、诺木洪文化、四坝文化、寺洼文化有着广泛交流与联系，并互相影响，在陶器上表现出比较多的相似性。中原文化圈的常见器物鼎和鬲，在卡约文化的遗存也有发现，卡约文化向西发展中与新疆青铜文化有了一定的碰撞，两地的文化都不同程度地吸收了对方的文化因素。四川、云南等地青铜文化中的双耳罐等文化因素，可能是受到卡约文化的影响。

北京大学的陈玭博基于广河齐家坪遗址1970年发掘材料的重新分析整理，复原了当时发掘的具体情况，并指出遗址中的陶器分有四类，既有典型的齐家文化器物如双大耳罐、高领篮纹罐和夹砂罐，也有一些尚不能归入齐家文化的器物，所以日后需要讨论的问题包括不同风格是否代表不同的文化因素等。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安可（Anke Hein）以青藏高原东麓的凉山地区的新石器时代的考古资料及其与北方草原文化、川西青铜文化、滇西北文化、蜀文化、汉文化的关系为中心，分析不同文化接触和交流的可能途径、类型、驱动力等问题。

四川省考古研究院万娇的《从姜维城到银梭岛——浅析横断山脉的文化传播》，通过对岷江上游地区出土的陶器与滇西地区的比较，讨论了藏彝走廊地带史前文化的传播。通过对岷江上游、大渡河中游和滇西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陶器的分析和特点总结，可以发现两个遗址在文化面貌上有很大的共性。可以说在距今5000年前，两地就已经有了相互的交流，文化传播呈现出从北向南、从高到低的过程。虽然目前还未在这二者之间找到中间环节，但是结合稍晚的资料看，乡城—汉源这一中间地带在二者之间还是有一个衔接。

四川省博物院的陈剑研究员以川西北高原山地目前所发现的史前遗址文化内涵的不同来排定史前文化演变的初步序列，认为分为波西下层遗存、营盘山遗存、沙乌都遗存三大发展阶段。

青藏高原东缘地区复杂的地理环境需要采用创新的考古调查分析方法。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的付罗文（Rowan K. Flad）教授以成都平原史前聚落分布形态研究国际合作项目进展为中心，探讨适合不同地区自然地理环境的调查分析方法。

来自台湾大学人类学系的陈伯桢教授以GIS分析技术对昆明羊甫头遗址进行分析，以空间统计的方式归纳出墓地的空间结构。通过把随葬品分类，结合墓地平面图，利用Moran’sⅠ的方法确定墓地的分布状况，用Local G的方式协助寻找热点及冷点。这些显示了GIS分析技术在考古研究中应用的另一方向，具有启发意义。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伊第利斯研究员以“小河文化及其多学科研究的最新进展”为主题做了发言，介绍了小河墓地自2006年以来的发掘研究情况。初步研究表明，小河的小麦起源于近东地区；小河牛的遗传构成与近东牛非常接近，其存在本身很可能是西部欧亚地区驯化牛向东传播的结果。沉积物的分析证明小河文化繁盛期与地区淡水资源关联密切。出土人骨的DNA分析表明小河人群的遗传构成复杂，包括欧洲成分、北亚成分、中西亚成分、东亚成分和南亚成分。小河墓地与远隔600公里的克里雅北方墓地所反映的诸多文化特征十分接近，相当一部分甚至完全相同，以此推测出两者可能具有相同的文化传统，甚至可能具有密切的亲缘关系。

来自首尔国立科技大学的金成修女士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梳理，认为青藏高原与蒙古高原之间的河西地区是连接两者的重要通道，自先秦以来北方游牧人群经由这一通道与青藏高原地区联系频繁，对于这一因素须给予足够重视。

七、总结：转折中的青藏高原考古

诚如李永宪教授、付罗文教授在会议闭幕总结中指出的那样，本次会议有如下三个鲜明特点：

第一，议题集中。在此之前，在中国曾经召开过四次“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但讨论时段较长，从史前到各历史时期均有涉及，由于学术兴趣分散，未能形成很好的互动和对话，而本次会议聚焦史前，将需要研究的问题集中，提高了讨论的效率。

第二，国际化特点。本次会议除了邀请到来自美国和德国的学者，还请到来自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家的考古学者，将青藏高原史前考古归置于欧亚文明史的背景中来讨论，分享了许多不为对方所知但关系密切的考古材料，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第三，多学科特点。参与本次会议的学者除传统考古学者外，还涉及植物考古学、生物学、地质学、生态学、考古测年、古病理学等学科，显示出当代考古学日益突出的学科交叉趋势，也启发了从事青藏高原考古的学者今后从更多的视角去获得科学的第一手资料。

总之，这次会议充分展现了多学科专业视角与观念交织碰撞的学术活力，不仅为来自不同学科、不同国家的学者们提供了一次宝贵的交流机会，也代表了当前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关联性日益密切的潮流和趋势。我们相信，其必将成为西藏的考古学发展历程中的代表性事件之一。以这次会议为契机，我们可展望，一个研究方法科学化、研究视野国际化的西藏考古时代正在来临，而我们必将获得更多有关青藏高原史前史的新资料。

2012年

Abstract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Prehistory of Qinghai-Tibet Plateau was held at Chengdu in August2011. More than 40 scholars from China and abroad participated in the conference, which covered a wide range of disciplines, such as traditional archaeology, plants archaeology, biology, geology, ecology, archaeological dating and ancient pathology, etc. This reflects the interdisciplinary trend of contemporary archaeology, and also inspires scholars who are engaged i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archaeology to obtain first-hand information from other scientific fields. The conference fully demonstrates the academic vitality from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It not only provides a valuable opportunity for scholars from different disciplines and countries to communicate, but also represents the trend of increasing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humanities and natural sci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