岷江上游的石棺葬
岷江上游的石棺葬
冯汉骥 童恩正（四川大学历史系）
石棺葬是四川西北部阿坝藏族自治州茂县、汶川、理县三县境内分布甚为密集的一种古墓葬。研究这种墓葬的族属、时代，并复原当时社会经济面貌，对于解决羌族古代史的若干问题以及古代西北地区与西南地区之间的民族迁徙和文化交流，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
从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此类古墓葬的分布范围，西不出理县蒲溪沟（今薛城以西20余里），南不过汶川县的绵虒（旧汶川县治），北达茂县附近，而主要地局限在岷江、杂谷脑河（又称沱江和理县河）及其少数支流的两岸[1]（图1）。墓葬均埋在河谷两岸的黄黏土地上，高度从河谷以上200米到1000米不等。此类黄黏土，属于上更新世冰水成因黄土状亚黏土，质疏松而宜于农耕，故至今仍然为藏、羌两族人民村砦集中之地。墓葬原来是分布在山坡的自然倾斜面上的，后来，山坡被开发成一级一级的梯田，石棺便往往因人为的或自然的崩坍而显露，故在此地区内，梯田旁陡壁上暴露而已被破坏的石棺累累皆是。
1938年8—10月间，前一笔者在羌族地区作民族调查时，曾对石棺墓的分布作过一些初步调查，并在汶川县雁门乡萝卜砦[2]清理了一座残墓，编号SLM1[3]。1951年曾在成都《工商导报》的《学林》副刊上发表过一个简报[4]，但因对此类石棺墓的内涵了解不够，故其详细材料一直未曾发表。1964年3月，为了进一步研究这一问题，由四川大学历史系遣派后，笔者赴茂、理、汶地区进行了一次调查，并对一些崩坍严重的石棺墓作了部分发掘。计理县薛城区子达砦23座，龙袍砦1座，汶川县大布瓦砦2座，萝卜砦2座[5]（连同1938年发掘的一座共3座）。
图1 岷江上游石棺葬分布示意图
子达砦和龙袍砦均在理县薛城区孟董沟内（孟董沟为杂谷脑河的支流，自北向南注入杂谷脑河，全长约30公里）。关于这一地区的石棺葬，新中国成立后亦曾有过简略的报道[6]。子达砦位于孟董沟西岸，距薛城约13公里，高出河谷100余米，墓葬区在砦南约半公里处，为偏东南的斜坡，坡下即孟董沟。现在山坡已经开辟为三级梯田，故墓葬暴露甚多。每级梯田的阔度为50～60米，高度相差5～7米。墓区的范围很大，在其边缘第一级梯田内清理了8座，即SZM1—7，内M1分A、B二墓；第二级梯田边缘清理了12座，即SZM101—112（图2；图版壹：1）；此外在高出第一级梯田约40米处的山坡上清理了三座墓葬，即SZM201—203。这三处墓葬中的随葬器物均无差别。
龙袍砦位于子达砦以南约7公里处孟董沟东岸，高出河谷1000米左右。此地又可分为上砦与下砦两部，相距约200米，墓地即在上、下砦之间的梯田中；从断壁上观察到的墓葬区的范围当在一万平方米左右。
图2 子达砦第二级梯田内墓葬分布图（实线系已清理的墓葬；虚线表示未清理的墓葬）
汶川大布瓦砦在今汶川县城（旧威州镇）以北，隔江相望，高出河谷约800米，墓地在大布瓦砦以西约1公里，当地人称“玉皈依”，据勘查估计，墓葬区面积在五千平方米左右。
萝卜砦位于今汶川县城以北约10公里之雁门乡，岷江东岸，高出河谷约800米。此地石棺葬数量最多，由萝卜砦到南面约1公里的小砦子，沿途均有显露者，估计其墓葬区当不小于一平方公里。
其他如薛城以西之蒲溪砦[7]绵虒对岸的河坪，孟董沟上游的塔思坝、日钵则、老雅砦、沙家砦等地，均有大量的石棺墓，其墓区范围，尚待进一步勘察。
一、墓葬形制
石棺墓的构造简单，可分两类。第一类是先在黄黏土中挖一长方形竖穴，深2～3米，其长、宽均较所欲建的石棺大出20～50厘米。在坑的底部中央，按照所要建造的石棺的大小形状，留出一高出底面约20厘米的土台，再用本地盛产的板岩（slate）或片麻岩（aneiss）打制成长方形石板，高度在80厘米、厚度在2～5厘米左右，围绕坑底的土台镶嵌成头端大、足端小的石棺。在棺外填土以前，为防止石棺向外倾倒，往往用一些长宽约20厘米的石块在外面顶住。一般石棺侧面用两块或三块石板，以视石板长短和石棺的大小而定；两端各一块，棺上盖以石板，其数目亦视石棺大小而定，通常是四块到六块不等[8]。由于顶板是一块压住一块往上盖的（其方法与现在建房盖瓦相似），为使顶板与侧板上端紧密接合，还在侧板上打出一级一级的凹口，作成阶梯状，使其与顶板相衔接。再者，由于石棺的四边石板是竖立在底部土台的周周，故石棺的实际深度小于石板的高度（图3；图版贰：1）。棺下无底板，尸体和随葬品均直接置于生黄黏土上。葬毕后即将原掘出的土填入，不加夯筑。由于原土土质疏松，故在发掘中往往难以看出明显的墓圹。又因石棺构造紧密，除顶板损坏者外，棺中由外渗入之积土甚少。
图3 SZM3石棺结构
石棺一般长度在2.1～2.2米，头端宽90厘米、足端宽60厘米、高70厘米左右。孩童墓较小，一般视其年龄及身躯大小而定。
石棺墓中亦有带副棺者，如SZMIA和SZMIB，从盖板表面看为一棺，但揭开后则为两座石棺，SZMIA为主棺，紧靠其左壁又附带建造了SZMIB，两棺中间共一石壁，每一棺中埋尸骨一具（图版叁，1、2）。此外，我们在龙袍砦调查时，据社员反映，这里的石棺也有在棺头部另隔开一室以放置陶器的，但在这次调查中尚未见到此种情形[9]。
墓葬分布密集而杂乱，且偶有互相叠压打破的情况，如SZM109之足端压住SZM110之顶端约5厘米，而SZM110又压住SZM111之顶端约46厘米（图4），故我们推测当时地表恐无封树或其他标志。
第二类石棺的构造是四边用不同石料、大小厚薄也不等的石块砌成。石棺长方形，顶盖和两端用较大的石板。SDM2、SLM1两墓属于此类。棺的深度与棺壁的高度相等。SLM1棺底先铺一层细砾石，砾石上再铺一层白沙。SDM2底部仍为生黄土，但不留出土台。SLM1为全部石棺中之最长者，其下部已崩坍，残长2.74米，宽仅容身，只0.54米左右，深约1米，估计其原来长度当在3.5米左右（图5）。其次是SDM2，长2.5米，宽0.95米，深0.7米。
砌棺壁的石块之间并无泥浆粘合，但拼凑紧密，轮廓平直。现在藏、羌两族人民砌石墙仍然沿用此法，由此可以窥知砌石技术在本地确有着悠久的历史[10]。
图4 SZM109—111叠压情形
图5 SLM1
1.铜连珠钮 2.铜戈 3.铜钺 4.金银项饰 5.琉璃珠、珉玉珠 6.铜盔旄座 7.铜带钩 8.铜半两钱 9.铁矛10.银臂鞲 11.铜剑 12.铜柄铁剑 13.铁刀 14.铁斧 15.铁刀 16.铜扣 17.铜泡饰
（此外尚有野猪牙3件、骨饰1件未绘）
图6 SLM3
1、3.高颈罐 2.单耳杯4.簋形器 5.粮食遗痕
图7 SNM1
图8 SZM108
1.Ⅰ式双耳罐 2.泥杯形器
图9 SZM106
1.Ⅰ式双耳罐 2.陶纺轮3.泥杯形器
据现在所知，此类石棺墓，仅限于汶川境内，且与第一类石棺墓并存；理县境内之石棺，则均属于第一类。此种情况，也可能是由于原料的限制所致，因汶川县境内不出板岩。
石棺墓的葬式，可分仰身直肢、二次葬和火葬三种，而以第一种为主。
仰身直肢葬可分二式：
Ⅰ式双手平直伸于体侧。属于此式者有汶川萝卜砦发掘的SLM1（图5）、SLM2、SLM3（图6）三墓，理县龙袍砦发掘的SNM1墓基本上亦属此式（图7；图版贰：2）。
Ⅱ式骨架仰卧，双手自肘以下向上弯曲，交叉于胸前，故尺骨、桡骨总是压在肋骨上。理县子达砦之仰身直肢葬全属此式（图8；图版壹：2），即SZM2～3，SZM101，SZM104～105，SZM108，SZM110～112等九墓（见墓葬登记表）。
二次葬：石棺内骨殖零乱，且多置于石棺之一端。有的上、下身重叠，股骨与腓骨、胫骨压在胸前，股骨上端几与肱骨齐平，尸骨全部堆在棺内仅长70厘米的地段上，不到石棺长度的一半，如SZM106（图9）。有的骨架已全部错乱，关节接合处全已分离，似将骨殖杂乱置于棺中者，如SZM1A和SZM1B。此种情况，似亦属二次葬。属于二次葬的还有SZM7、SZM102—103、SZM109等。
火葬：理县子达砦之SZM202—203两墓，棺内仅有零碎烧黑之残骨一堆，系经火烧后再行埋葬者。
此外，SDM1—2、SZM4—6、SZM107、SZM201等七墓或因扰乱或因骨架腐朽过甚，故葬式不明。
石棺墓之方向，多视自然山势而定，即头朝山顶，脚向河谷。在同一葬区以内，颇为一致，差异大多在15度以内。如子达砦的23座墓，头向大多数是北偏西60度和73度；其他6座，头向大多在北偏东15～30度之间。
石棺多依山势略向下倾斜，其倾斜度从5度到25度不等。
29座石棺墓中，除SDM1—2、SZM112、SNM14墓外，余均有随葬品。随葬品的放置和组合，在理县及汶川两地略有不同。理县子达砦的石棺随葬品简单，多半是一件双耳罐（或单耳罐），置于石棺头端的左角或右角，纺轮或泥杯形器多置于双耳罐侧，然亦有置于脚端者。在SZM2—3、SZM102—103、SZM105—108、SZM111等9墓中，尸体从头到脚均裹以麻布，有红色、黑色两种。汶川萝卜砦之SLM2—3各有4件陶器，均置于头顶。SLM2有双耳罐，盂形器、碗、高颈罐各1件；SLM3有高颈罐2件，单耳杯、簋形器各1件。SZM3的一件高颈罐（SZM3：1）中，似盛有某种肉汤，罐内壁中部尚留有一圈脂肪结成的干垢，罐底有一些碎骨。单耳杯内亦有碎骨，可能同样盛了某种食物。在SLM3墓棺底上端还撒了一层粮食，尸骨的头部及肩部即躺在这层粮食上面（图6）。在发掘的墓中出金属器及装饰品者仅SLM1一墓，这些器物大都依其用途和生前佩带的位置而放置的（图5）。
由于气候干燥，石棺内人骨均极为枯脆，稍加触动即成粉末，有的仅余粉末痕迹，故难于收集。唯一比较完整的是SZM109的幼儿颅骨，年龄7岁左右。SLM1的骨殖保存较好，但颅骨已碎，牙齿十余枚，磨损程度甚深，推测系一男性老年（50岁以上）。
二、随葬器物
（一）陶器
陶质可分细泥灰陶、细泥黑陶、细泥红陶、夹砂红陶四种。细泥陶土质细腻，经过淘洗，夹砂陶则用一种白色石英粒作为羼和料。陶器大部轮制，器底和器耳系另外制作后再接上的，接缝抹平；少数纯系殉葬用的小罐则用手制。陶器以素面最多，纹饰有宽带形旋纹、斜十字纹、悬垂三角纹、半月形压印纹等数种。细泥灰陶和细泥黑陶火候甚高，表面打磨光滑；细泥红陶火候很低，出土时多破碎或表层剥落。
图10 陶双耳罐（1/4）
1～3.Ⅰ式（SZM107 : 1，SZM3 : 1，SZM102 : 1） 4.Ⅱ式（SLM2 : 1） 5、6.Ⅲ式（SZM101 : 1，SZM201 : 1）
器形单纯，仅有双耳罐、单耳罐、高颈罐、簋形器、单耳杯、碗、盂形器、纺轮、泥杯形器等。
1.双耳罐双耳罐是石棺墓中最普遍和富有特征的陶器，共15件，可分三式。
Ⅰ式：10件。口缘成椭圆形，唇外侈，鼓腹，平底，双耳从口沿弧转下接器腹。高10～15厘米。有细泥灰陶和细泥红陶两种，素面居多。标本SZM107：1较小，高10.5厘米、口径6.7厘米、腹径9.8厘米、耳宽2.5厘米（图10：1）。SZM3：1腹部有一圈半月形压印纹（图10：2）。SZM102：1通体磨光，但在腹部留有一圈宽约1.2厘米的粗糙陶面，再在其上仔细地磨出一排斜十字纹，而保留原来的粗糙陶面作为衬底，构成一新颖的纹饰（图10：3；图版肆：1）。
Ⅱ式：1件（SLM2：1）。体高，矮圈足，耳与Ⅰ式同。腹部有一圈由糙面磨成的三角纹条带，宽约2.4厘米（图10：4；图版肆：2）。据现在所知，Ⅱ式罐仅出于萝卜砦，其形制酷似一高颈罐而加上双耳者。高颈罐也仅出于萝卜砦，而往往与Ⅱ式双耳罐同出。Ⅰ式或Ⅱ式系先后承袭的关系，抑系地域上的区别，现在尚不明了。
Ⅲ式：4件。侈口，口缘近耳处往外突出，与耳部垂直之两端锐收，俯视成一尖核桃形。细颈，鼓腹，除SZM101：1为平底外，余三件底部均向内微凹。双耳甚宽，由口沿弧转下接器腹，再由接合处顺势向内划出相对的两圈宽带形旋纹装饰，造型匀称美观。每边器耳上有1～3个圆形凹窝作为装饰，或在耳上作两条垂直宽带纹，颈部有一圈网状划纹，如SZM101：1（图10：5）；还有在颈部作一圈极细的垂直划纹，如SZM201：1（图10：6）。此式陶罐均为细泥黑陶，表面打磨光亮，轮制，火候甚高。此式双耳罐大小差别较大，标本SZM101：1较小，高15.4厘米。在大布瓦砦收集的一件，高达33厘米（图版肆：3）。其中可能还有铜制的，如A. J. 库普《中国早期铜器》一书图版第46所收的一件，形制与此完全相同[11]，想为此地所出。
按此式双耳罐，从未见于其他地区，与上二式的器形作比较，Ⅲ式可能是从Ⅰ式发展而来的一种特殊形式。
2.单耳罐 2件。唇外侈，短颈，鼓腹，平底。单耳较宽，由口沿下接器腹，均细泥红陶，素面。SZM105：1轮制，口径10厘米、腹径12.7厘米、高10.5厘米、耳宽4厘米（图11：1；图版伍：3）SZM1A：1手制，口径7.4厘米、腹径9厘米、高9.5厘米、耳宽3.5厘米（图11：2；图版肆：4）。
除上述的双耳罐和单耳罐以外，据过去的报道，尚有三耳罐和四耳罐[12]，不过我们在调查收集和清理中均未见到。
3.高颈罐 3件。轮制，素面，形近似而稍有不同。SLM3：1细泥灰陶，侈口，卷唇，鼓腹，平底。口径12厘米、腹径19厘米、高22.5厘米（图11：3；图版伍：1）。SLM3：3细泥红陶，较修长，直唇，口径10.5厘米、腹径14.5厘米、高19厘米（图11：4）。SLM2：4细泥灰陶，底部微内凹，口径8.5厘米、腹径12厘米、高16厘米（图版伍：2）。
4.簋形器 1件（SLM3：4）。敛口，唇微侈，斜肩，鼓腹斜收下接圈足。细泥红陶，轮制，素面。口径7厘米、腹径10厘米、通高8.5厘米、圈足高1.8厘米、圈足径7厘米（图11：5）。
5.单耳杯 1件（SLM3：2）。敞口，唇外侈，口缘下微内收成斜肩，鼓腹，平底。单耳从器口接于器腹。泥质灰陶，轮制，素面。口径9厘米、高6.2厘米（图11：6）。
图11 陶器
1、2.单耳罐（SZM105 : 1，SZM1A : 1） 3、4.高颈罐 （SLM3 : 1，SLM3 : 3） 5.簋形器（SLM3 : 4）6.单耳杯（SLM3 : 2） 7.盂形器（SLM2 : 2） 8.小罐（SZM104 : 1） 9.碗（SLM2 : 3） 10～12.纺轮（SZM111 : 4，SZM106 : 2，SZM1B : 2） 13.石纺轮（龙袍砦残墓采集） 14、15.泥杯形器 （SZM1A : 2，SZM111 : 3）（1～6.1/4，其他1/2）
6.陶碗 1件（SLM2：3）。敞口，唇微敛，浅腹，腹壁斜收，至近底处垂直。夹砂红陶，手制，素面。口径11.6厘米、高4.8厘米（图11：9）。
7.盂形器 1件（SLM2：2）。敛口，唇微侈，斜肩，腹壁斜收接于平底。夹砂红陶，手制，素面。口径7.7厘米、高5.3厘米（图11：7）。
8.小罐 1件（SZM104：1）。唇微侈，短颈，鼓腹，平底。细泥红陶，手制，素面。此器火候甚低，似为明器。口径3.3厘米、腹径4.4厘米、高4厘米（图11：8）。
9.纺轮 3件，形状不一。SZM106：2横断面略成扁平之截顶圆锥形。细泥红陶。底径5.6厘米、厚2厘米、孔径0.8厘米（图11：11）。SZM111：4作半球形，上有凸弦纹两道。泥质红陶。底径3.7厘米、厚1.1厘米、孔径0.5厘米。孔中残留有白色朽木灰（图11：10）。SZM1B：2两面凸出，横截面略成菱形。细泥红陶。制造粗拙，火候甚低。径4厘米、厚3厘米、孔径0.4厘米（图11：12）。
此外在龙袍砦残墓中采集了一件石制纺轮，板岩磨制，圆盘形。中孔系从两面钻透。直径3厘米、孔径0.5厘米、厚0.8厘米（图11：13）。
10.泥杯形器 13件，均出在子达砦，略成圆柱形，顶部有一凹洞，略如小杯（图11：14、15）。直径3～6厘米、高1.5～3厘米不等。杯形器系用黄土捏成，制作极为粗糙，有的未经焙烧，有的仅低温烧过，在子达砦的墓葬中为一常见的随葬品，多者二枚，少者一枚，甚至有单以此物殉葬者。作用不明。
（二）金属器
除特别注明者外，均出于SLM1墓中。出土情况详图5。
1.武器和工具
（1）铜剑 1件，置于右肩侧。剑首圆形，茎上有两道凸起的圆箍，中脊隆起，腊平斜而无明显的边刃。长40.5厘米（图12：3）。
（2）铜柄铁剑 1件，置于骨架左侧。铁刃腐蚀严重，残长40厘米左右。铜剑柄长10.2厘米，剑首作半圆形，柄上铸螺旋形凸纹，便于把握。剑格甚长，铸有条纹和方格（图5）。
此外在龙袍砦残墓中亦曾采集一铜剑柄，柄上铸有突起之小圆点。剑柄中空，系用两范对合铸成，并有内范。长8.5厘米（图12：2；图版陆：1）。近30年来，四川省博物馆及四川大学历史博物馆、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搜集甚多，但均仅存铜柄（图版陆：2～4）。铜柄铁剑是石棺葬中的特征器物，其铜柄部分为本地所铸造，这是可以肯定的。长城地带虽然也出土不少铜柄铁剑，但柄的形制与此完全不同。至于铁刃，估计铁材可能是由汉族地区输入，而且可能是在接受了汉族的冶铁技术之后，在本地铸造的。
（3）铜戈 1件。出土在棺底上部靠右。长胡三穿，援略向上昂，长方形内，内上一穿。长21.6厘米（图版陆：7）。
（4）铜钺 1件，置于头骨右上部，出土时立置。刃成半月形，略斜收接于銎部，近銎处有四道弦纹，弦纹下有一排悬垂三角纹。长12.3厘米（图版陆：6）。成都西南民族学院文物陈列室在茂、汶地区采集有陶范一件，与此钺的样式完全一致，故此钺当系本地制造。
（5）铁斧 1件，出于颅骨右侧，锈蚀严重，但其銎部上端尚完整（图5）。
（6）铁矛 2件。一件出SLM1骨架颅顶上部，短骹，骹刃无显著之分界，长18.5厘米（图12：5）。另一件自龙袍砦残墓中采集，长骹宽刃，刃部略成菱形，骹长占全长1/2强。长30厘米（图12：1）。
（7）铁刀 2件。一件出骨架左侧，全长18厘米（图12：4）。一件（或称削）出自骨架左肩侧，环首。全长14厘米（图12：6）。
图12 铜、铁、银器
1.铁矛（龙袍砦残墓采集） 2.铜剑柄（龙袍砦残墓采 集） 3.铜剑（SLM1 : 11） 4.铁刀（SLM1 : 15） 5.铁矛（SLM1 : 9） 6.铁刀（SLM1 : 13） 7.铜扣（SLM1 : 16） 8.铜泡 饰（SLM1 : 17） 9.铜带钩（SLM1 : 7） 10.银臂鞲 （SLM1 : 10） 11.铜盔旄座（SLM1 : 6）（1～5.1/4，6～9.1/2，10、11.1/3）
（8）铁锯片 残长7.5厘米。
以上各种铁器，均与四川西汉初期墓葬中所出者形式相同。又在骨架的两侧发现锈蚀过甚的残铁块多块，不辨其形状，可能是工具或兵器之类。
（9）铜连珠钮 出骨架左侧。有三连钮和四连钮两种形式。出土时的排列情况是，钮的正中是一铜泡，四连钮从中心朝四周辐射，三连钮，环列于四连钮的边缘。从排列情况推测，可能是盾的饰物（图13）。此外，在龙袍砦残墓中亦曾采集一枚三连钮（图版陆：9）。
连珠钮是盾饰的推测如果可以成立，则盾大约为革制，故已全朽无痕。此种连珠钮亦可增强盾的受击力，是以装饰而兼实用者。按唐樊绰《蛮书·南蛮条教》云：“罗苴子皆于乡兵中试入，故称四军苴子，戴光兜鍪，负犀皮铜股排，跣足，历险如飞。”《新唐书·南诏传》作“戴朱鞮鍪，负犀革铜盾而跣，走险如飞。”清四库全书本已指出“光兜鍪”之“光”，当为“朱”字之误[13]，而“犀革铜盾”我们认为当即“犀皮铜股排”，因既是“犀皮”，又何以称为“铜盾”？自当以“犀皮铜股盾（排）”为正。此种“铜股”也可能与此铜连珠钮饰的盾相似。“罗苴子”当为现在的彝族，约百年前彝族的皮盾，其上的纹饰尚有作此种母题者（即圆形辐射）。
（10）铜盔旄座 3件，一在颅顶部，二在两侧，圆形，座中央有圆柱突起，上套一小铜环，可能是系嫠用者；座背底部有一圆凹，中横一栓，其用途当为便于将其系于兜鍪或帽上。直径9.7厘米（图12：11）。
（11）银臂鞲[14] 戴于骨架右腕上，长10.5厘米。银片厚仅1毫米且压有凹槽饰，其内可能原制有皮革，但完全朽腐无痕（图12：10）。
2.服用器
（1）铜扣 大小共4件，出土时散置于骨架上部两侧，直径4.3厘米。可能是衣甲上者（图12：7）。
（2）铜泡饰 大小7枚，也可能是衣、带上的装饰（图12：8）。
图13 铜连珠钮（SLM1 : 1）“盾饰”复原图（1/4）
图14 铜
1～4.八铢半两钱（原大） 5～8.四铢半两
（3）铜带钩 1件。出土于骨架腰部。全长8厘米（图12：9）。
（4）铜牌饰 于龙袍砦残墓中采集，形如一展翅之枭。近身处有二穿，背面一穿，似附属于某种衣物上之饰物。长4.7厘米、宽5厘米（图版陆：8）。
（5）金银项饰 出SLM1骨架项下右肩上。上面一层为金质薄片，下面一层为银质，中间夹以皮革，形如新月，在其两端各有二小孔，可能是便于系带戴于颈脖上者（图版陆：5）。
3.铜钱 共发现半两铜钱131枚，出SLM1颅骨上部。为了慎重起见，我们请了几位精于鉴定古钱的同志共同研究。大家认为，这批半两钱包括吕后八铢半两和文帝四铢半两两种，其中四铢半两45枚，余均为八铢半两。我们挑选其中有代表性的各4枚（图14），分别测定其直径、重量如下表：
此外，在龙袍砦残墓中亦采集到半两铜钱一枚，径2.7厘米，接近八铢半两。
（三）其他质料的服饰品
1.琉璃珠 有管状珠、穿孔圆盘状珠和圆形珠三种。前两种发现于SLM1骨架项下附近，大概是一种串联的项饰。管状珠22枚，枚长2.2厘米。穿孔圆盘状珠3枚，珠径约0.7厘米。圆形珠3枚，采于龙袍砦残墓中，径约0.7厘米，此类珠饰均为蓝色，便是所称为“埃及蓝”者。
2.珉玉珠 发现于SLM1中，与琉璃珠共出。形状如管状珠，长1.3厘米。
3.石环 2件。出土于龙袍砦一残墓头骨两侧，可能为饰物。系从板岩薄片上镟下，镟痕清晰可辨。一件外径7.6厘米、内径5.5厘米；另一件残缺，外径6.2厘米、内径4.4厘米。
4.野猪牙 3件。出SLM1，曾经磨制。可能作装饰之用。
5.骨饰（或工具） 1件。出SLM1，近1/3已破碎，中部有槽，并穿有二小孔。
7.麻布 采集于SZM3墓中，系用以缠裹尸体者。麻线颇粗，但很匀净，在一平方厘米中约有经纬线各9根。已成深棕褐色（图版伍：4）。
（四）粮食作物
发现于SLM3墓中，经四川农学院杨允奎教授初步鉴定为粟稷属（Paniceae）作物。
三、结论
关于石棺墓所经历的年代，现在一时尚难于确定。由每一地区的墓地范围之广大来看，它们不是一个短时期内所葬下的，必定经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批墓葬的年代，可先从SLM1入手。这墓出有中原或四川地区的金属器物，从推断年代来说，当以半两钱为最重要。SLM1共出半两钱131枚，包括吕后时铸行的八铢半两和文帝时铸行的四铢半两两种。不见秦半两，亦无五铢钱。所以这一墓葬的相对年代不能早过文帝行四铢半两以前（即公元前175年以前）和晚过武帝发行五铢以后（即公元前118年以后）。其他器物的时代，亦略与之相当，如铜剑、铜戈、铁斧、铁矛、铁刀、带钩等，其形制皆为中原和川中自战国末至西汉初所常见的形式。又此墓中铜兵器与铁兵器、铜工具与铁工具并存，亦与川中西汉初期的墓葬情况相似。所以推测这座墓的入葬年代在公元前175—118年之间，大致上是可靠的。
至于其他墓葬的年代，与SLM1可能相去不远。如在龙袍砦一残墓中出土半两一枚，与八铢半两接近。再者，据我们调查和发掘所及，从未见出五铢钱[15]，凡出半两钱的，又都是汉半两。所以整个此类墓葬，当不晚于武帝初年，有的或稍早。四川巴县冬笋坝35号船棺墓中出有双耳罐一件，陶质、色泽、形状与这批石棺墓中的Ⅱ式双耳罐完全相同[16]，而在冬笋坝墓葬所出的全部陶器中则仅此一例，故就冬笋坝来说，当系一输入品。冬笋坝墓35属于该地的中期墓，即相当于战国末至西汉初期的墓。假使它与石棺葬有一些联系的话，它们之间的时代，也应该大体相当。又最近在成都南门外发掘一座战国时期的“巴蜀”墓，墓中出土的一件金项饰[17]，与SLM1出土的金银项饰完全相同，而在“巴蜀式”墓中则属仅见。由此推想，当时西部山区与平原间应有一定的交往。
总之，石棺墓的时代下限是相当明确的，即不晚于西汉武帝初年；其上限现在则尚无法知道。几处墓葬中所出的陶器虽大体上相同，但亦有相当的差别，如泥杯形器是子达砦常见之物，但在他处却不见；高颈罐（包括发掘的和收集的）仅见于萝卜砦。葬式上亦如此，Ⅰ式仰身直肢葬仅见于萝卜砦，二次葬及火葬仅见于子达砦。此种差异，是否属于时代上、地域上的不同或系我们限于见识上的不足，现在尚难推知。从各地墓地之广大，墓与墓之间又有打破、压叠等现象来看，时间上当有先后。又从墓中全不出石器而言，推测这批墓葬的上限时间可能不会太早，大体上说，恐怕不早于战国末期和秦汉之际。
关于石棺墓的族属问题，因为掌握的资料过少，尚不能作出适当的推断。不过有一点似乎是可以断言的，即它们与现在居于当地的羌族的祖先似乎无关。因自战国后期以来，书籍都记载羌族举行火葬而不行穴葬。如《太平御览·四夷部》引《庄子》云：“羌人死，燔而扬其灰。”《吕氏春秋·义赏篇》亦云：“氐羌之民其虏也，不忧其系累，而忧其死而不焚也。”《吕氏春秋》这段话虽带有讥讽意味，但由此可知当时羌族人民对“焚尸”的看重。《后汉书》亦说冉駹夷“死则烧其尸”。火葬之俗在此地的羌族中一直保存至清代末年，民国初年以后才逐渐采用汉人的穴葬，但上层头人仍举行火葬。这批石棺墓，绝大部分是土葬，仅子达砦的SZM202—203两墓有火燔的痕迹，但仍照样建一石棺而将焚余的残骨拾而葬之，这可能是受当地羌族的影响。羌族的“焚尸”则不同，各砦中每族都有一焚尸的场所，羌族称之为“火坟”，人死后各于其处焚之，典礼十分隆重，以后并不拾其余骨而另葬之，故羌族以往无坟地。
现在理、汶一带的羌族也不认为石棺墓的建造者是他们的祖先。他们对这种石棺墓有种种称法，如“徭洞子”“徭人洞”“矮子坟”“嘎尔布”“戈基戛钵”等等[18]。关于这种人的传说颇多，一种传说是，这里原是“戈基人”的住地，羌人迁入后，驱逐了“戈基人”并占有其地。另一种传说是，羌人自远古即居住于此，“戈基人”迁入后，征服了羌人，对羌人的生产、习俗影响很大。后来又与羌人一道击败了其他部族，但不多久，“戈基人”又迁徙到其他地方去了，而石棺即为“戈基人”所遗留下来的坟墓。后一传说，似乎与发掘的情况和史籍记载较为吻合[19]。石棺墓的建造者（戈基人？）在此地的居留时间不会太长，而所占据的地域亦不甚广阔，似乎是一种突入的民族，其来纵去迹，现在尚不大明了。当他们初来时曾与羌族发生过战斗是可以想象的。新中国成立以前，羌族在过年（过去羌族以农历十月一日为岁首）祭祀时，其端公（巫师）在晚间的法事中有一折演唱与戈基人战斗的情形，所以戈基人在羌族的印象中是很深的，故在二千余年后犹能忆其仿佛。
当西汉初期，此一地带的民族是相当复杂的，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中的《冉駹夷传》：
冉駹夷者，武帝所开。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以为汶山郡。……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其王侯颇知文书，而法严重。贵妇人，党母族，死则烧其尸。土气多寒，在盛夏冰犹不释，故夷入冬则避寒，入蜀为佣，夏则违暑，返其[聚]邑。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为邛笼。
由上面的记载，可以看出冉駹与现代的羌族有着直接的关系，如“焚尸”“入蜀为佣”等习俗，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尚部分保留着，至今羌族地区，仍可见到各砦的巨大碉楼（邛笼）自半山高插云表。至于“六夷、七羌、九氐”等部落，当然已无从考见了。石棺墓的建造者有可能包括在此之中，但也有可能当汉武帝设立汶山郡时，他们已经离开此一区域了。
以石棺墓的建造及其中所出的器物而论，它与北方草原地带可能有点关系。石棺墓的建造，东自辽、吉平原，西至新疆，其间都有间断的发现。以石板建筑的形式而言，以辽宁赤峰、河北唐山等地的石棺与此地者最为相似。虽在这一辽阔的地区内石棺墓的时代各有不同——上可自西周而下至战国[20]——其间恐怕不能没有一些关系，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石棺墓中最为普遍和最有特征的陶器双耳罐，似与甘、青或陕西地区的同类陶罐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如陕西客省庄第二期文化中的双耳罐[21]，青海都兰县诺木洪搭里他里哈遗址所出的Ⅰ式双耳罐[22]与此地的Ⅰ式双耳罐均已十分近似，而三地所出的单耳罐亦大致相同[23]。特别是Ⅲ式双耳罐口沿俯视成尖桃核形，平视成马鞍形，而椭圆形之马鞍口式双耳罐则为寺洼文化的典型陶器之一。夏鼐同志推测其与此地的双耳罐不无一定的关系，是十分可能的[24]。又此地的高颈罐，与寺洼山和客省庄第二期文化中所出的同类陶罐也十分相似[25]。
以金属兵器而论，铜柄铁剑是此中最典型的兵器，而铜柄铁剑似乎是汉代北边若干少数民族中所常用的一种武器。1956年在辽宁西丰县西岔沟曾发现一批，报告的作者认为属于“匈奴文化”。铜柄的样式虽有些不同，但其制造技术大体上则是相同的[26]。又西岔沟所出的“小铜斧”，亦与SLM1所出的铜钺近似[27]，相类似的铜斧，也出于沈阳附近的郑家洼子和抚顺附近的大伙房[28]。此虽时代较早，其间亦当有渊源关系。连珠钮是长城地带很通行的服饰[29]，而在龙袍砦残墓中采集的一铜牌饰，与内蒙古出土的所谓“鄂尔多斯式”铜牌[30]为同一风格。其他如铜泡饰、琉璃和石制珠饰等亦多见于长城以及东北地区[31]。
显而易见，石棺墓的建造者所表现的文化，其中虽杂有很大一部分汉族的东西，其带有极清晰的北方草原地区文化的色彩，也是极为明显的。所以，他们可能原系青海、甘肃东南部的一种部族，大约在战国或秦汉之际，因种种原因而南下留居于此。在这里又受到川西一带的汉族的影响，如其中所出的半两钱，有许多可能是当时四川所铸[32]。他们受羌族文化的影响似尚不显著，只有少数“火焚”的痕迹可能与羌族文化有关。
从另一方面讲，这一文化在西南方面影响也是很大的。巴县船棺墓中的双耳罐，成都平原战国墓中的金项饰，前已提及；其他如云南晋宁石寨山、安宁太极山古墓群中所出的40多件铜柄铁剑，其中除一部分装上滇族特制的金鞘以外，其铜柄及铁剑的样式与石棺墓中所出的完全一样[33]。晋宁的铜柄铁剑，仅出于第Ⅱ类型的墓葬中，可能是由北方传入的，其时代较这批石棺墓为晚。晋宁M13出土的一件贮贝器上铸有立体人物一周，其中有一组四人，首二人皆挽长形髻直贴于脑后，留须，着短窄称身之衣，窄袖长过手，窄长裤至足背，佩长剑。此外，M13又出鎏金扣饰一件，上铸二人（青年）执盘而舞，服装佩剑与上二人同，当系同一民族[34]。按留须和窄长的衣裤，均非西南少数民族的习俗，而西北气候较寒地区的游牧民族中，多有着此种装束者。其所佩的长剑似为铜柄铁剑，因青铜剑鲜有如此窄长者（又晋宁出土之青铜剑均为短剑）。铜柄铁剑传入云南也可能与此种人有关。他们与石棺墓的建造者有没有关联，现在还不能断言，但不是没有可能的。例如晋宁出土的金和铜“臂甲”[35]与SLM1出土的银臂鞲是同类的东西，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当地彝族人民仍沿用皮制的臂鞲。晋宁出土的许多小金饰片，均带有强烈的所谓“鄂尔多斯”风格[36]，想来不为无因了。川康之间的横断山脉，历来为南北民族过往的通道，秦汉之间有若干部族自北南下，亦是可能的事。综上所述，均足以成为我们探求其间文化联系的线索。
石棺墓的建造者大概是畜牧兼农耕的民族。《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中的《冉駹夷传》言其地“土地刚卤，不生谷粟麻菽，唯以麦为资，而宜畜牧。”大概是纪实的。此地高寒，全靠农业是不能维持生活的，当时可能系以畜牧为主而辅以农业，故出土陶罐中往往有肉骨的残存，而萝卜砦SLM3墓底上尚撒有一层粮食。服装的样式无从得知，其质料大概与从前的羌族一样，系一种粗麻布，不过羌族尚白，其衣着皆白色[37]。石棺葬的人们可能用其他颜色，SZM3刚开棺时尸衣尚可见红、白、黑诸色；SZM2、SZM102、SZM103、SZM105、SZM106、SZM107、SZM108、SZM111等墓中均发现红黑二色的麻布痕迹。
墓葬登记表
续表
从各墓殉葬品的丰俭看，贫富（或者等级）分化已显著，其中多者金、银、铜、铁、陶器皆备（可能是部族酋长之类），少者仅粗制的小泥杯形器一件，但皆得到同样的石棺建筑，并皆同葬于共同的墓地，可能他们尚处在一种父系家长制阶段。
石棺墓的发现至今虽有数十年的历史，石棺墓也是此地区内最重要的遗迹，但对它的研究尚处在开始阶段。因所掌握的材料有限，并且还有几处集中地区情况不明，如绵虒对岸的墓葬区，上孟乡的墓葬区等，均未经过科学的观察，以上所提出的一些问题，不过是初步的探索，是否正确，尚待将来的发掘来证明。
附记：本文系将前后两次调查和清理的材料综合叙述，此项搁置了已久的工作之得以初步完成，主要是得到四川大学科研处、四川大学历史系以及理县、汶川县领导同志的大力支持，并承四川大学资料室协助绘图，四川省博物馆协助照相，均特致谢忱。
1973年
Abstract
The cist tombs of the upper reaches of Mingjiang River are discovered in Lixian, Wenchuan and Maoxian of Aba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in northwestern Sichuan Province. In the two excavations conducted respectively in August 1938 and March 1964, a total of 29 cist tombs were brought to light.
According to archaeological data, these stone coffins are generally built in oblong earthen shafts, most of which are built of local slate or gneiss. There is no bottom plate, the body and funerary objects are put directly on the yellowish virgin soil, and the dead is either cremated or buried in an extended or flexed position. Funerary objects mainly include pottery, bronze ware, iron ware, chamilia beads, precious jade beads, stone rings, bone ornaments, some boar tusks, etc.
The authors hold that the age of these tombs should not be later than the 2nd Century B.C. The builders of these tombs are probably herders who also engaged in some farming, but they are totally different from the Qiang people now inhabiting the area. Their settlement does not last for a long time and is restricted in a rather small area, they are probably one of the tribes from Qinghai and southeastern Gansu, who had exerted some influence on the ancient cultures of Dongsunba in Baxian County, Sichuan and Shizhaishan in Jinning County, Yunnan.
图版壹
图版贰
图版叁
图版肆
图版伍
图版陆
注释
[1]旧说以为此类墓葬分布在灌县以北、松潘以南及茂、汶境内，见李绍明：《羌族古代史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63年5期。此不过大约言之。本文系从我们调查的实际情况而言，但不排除将来的发现可能大大地扩大其分布范围。
[2]羌族自称“瓦子”（ ），萝卜砦乃汉族的称谓，不过现在羌族亦自称之，为羌族中较富裕而较大的一个村砦。
[3]此墓位于萝卜砦至小砦子之间的一条小径旁梯田边的陡壁上，清理时已崩去约三分之一，两根股骨的下半截突出于外，崩坍下的石块已被取走。详见图五。
[4]冯汉骥：《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成都《工商导报》1951年5月20日。此简报颇有征引者，但限于当时条件，其中时有错误，推论上亦有不妥之处，今悉以本文为准。
[5]我们仅选择那些崩坍情况严重或已经暴露者进行清理，故各地数目不等，有的仅一二座，往往不能代表各地区的实际情况，这次所清理的28座墓，竟无一座出铜器的，即是其例。所以，从科学方法上说，本文的材料是不够全面的，这是因为受我们工作条件所限制的缘故，希读者注意。
[6]李绍明：《四川理县发现很多石棺葬》，《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7期，166页。
[7]D. C. Graham. “An Archaeological Find in the Chiang Region”, 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cty, vol. XV, 1944，曾有报道：近年其地出土此类墓中的铜器。
[8]郑德坤在其《理番石棺葬文化》（The Slate Tomb Culture of Li-Fan）一文中，将石棺复原成由六块整石板构成的长方石箱，见《哈佛大学亚洲研究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June, 1946, P.64, fig.1），我们在调查中所见到的石棺墓数以百计，但绝未发现此种类型者。
[9]唐山石棺墓中亦有作隔室者，但在棺尾，与此略异。参见安志敏：《唐山石棺墓及其相关的遗物》，《考古学报》（第7册），中国科学院出版社，1954年。
[10]本地居民用石块起砌房屋、碉楼的高超技术，史籍早有记载，见《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中的《冉駹夷传》。今羌族人民建造高达十余丈的石碉楼，即《后汉书》所言的“邛笼”。
[11]Albert J. Koop. Early Chinese Bronzes, London, 1924, p.1, p.46，高27.9厘米。
[12]李绍明：《四川理县发现许多石棺葬》，《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7期。
[13]向达：《蛮书校注》（卷九），中华书局，1962年。
[14]按：此类具近来在考古工作中颇有发现，而报道时所给之名称不甚一致，今宜正名为“鞲”或“臂鞲”。《史记·滑稽列传》：“髡帣鞲鞠媵”。徐广曰：“鞲，臂捍也”。又《汉书·东方朔传》：“董君（谓董偃）绿帻傅鞲”。韦昭曰：“鞲形如射鞲，吕缚左右手，于事便也”。师古曰：“鞲即今之臂鞲也”。按：射鞲当著于左手，今此在右臂，是兼装饰及护臂作用。
[15]在以前的一些报道中，多有言石棺墓中出五铢钱者，但在我们的几次调查和试掘中，均未见过五铢，此种情况，是否将石棺墓与当地的汉代石室墓相混所致，尚不得而知。这一问题，还待将来的详细调查和发掘来证明。但即使其中有较晚的墓出五铢，亦不影响本文推论的大体上的时代。
[16]四川博物馆：《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第72页，图七一，文物出版社，1960年。
[17]此墓出于成都南关外约两公里的圆通桥附近包家坟坝，系一土坑竖穴墓，其中出土四川“巴蜀时期”的铜兵器和工具多件，报告正在整理中。金项饰亦为金薄片两片，其大小、形状与SLM1中所出者，极为相似。
[18]按“嘎尔布”、“嘎钵”等语义不明，不知是否原于藏语“甲尔波”（jelbo）；果尔，则为“王”或“酋长”。
[19]《后汉书·西羌传》说：“至（无弋）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公元前384—前360）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忍季父印，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氂牛种，越嶲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这段记载如近于事实的话，那么，在公元前4世纪时，羌族已经达到四川以西各地区了。
[20]关于东北、内蒙古石棺墓的时代，根据安志敏同志的推测，唐山小石棺早于西周，赤峰红山后第二期文化石棺早于战国，吉林延吉小营子、吉林西团山均为战国，总之，这都是汉代以前的遗存。见安志敏：《唐山石棺墓及其相关的遗物》，《考古学报》（第7册），中国科学院出版社，1954年。
[21]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澧西发掘报告》，图三九：4，图版叁壹：6、8、10等，文物出版社，1963年。
[22]《青海都兰县诺木洪搭里他里哈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图一五，10：图版伍，5、8。
[23]见《澧西发掘报告》，图版叁壹：1～5，注3，图一五：5，图版伍：3。
[24]夏鼐：《临洮寺洼山发掘记》，《考古学论文集》第43页，科学出版社，1961年。陕、甘、青地区，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后即盛行一种大耳陶罐，所称为“安弗拉”式者，其样式及变化虽多，其间大概都有一定的联系。
[25]见《澧西发掘报告》图版叁壹：4等；并参见《甘肃古文化遗存》，《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
[26]孙守道：《“匈奴西岔沟文化”古墓群的发现》，《文物》1960年8～9合期，第26页，图2～3。
[27]同上第27页，图8上，小铜斧。其中的小“铜圆泡”亦相同，见第34页所附图版。
[28]沈阳市文物工作组：《沈阳地区出土的青铜短剑资料》，《考古》1964年第1期，第45页，图一：13；孙守道、徐秉琨：《辽宁寺儿堡等地青剑短剑与大伙房石棺墓》，《考古》1964年第6期，第282页，图七：7。
[29]吉林省博物馆：《吉林江北土城子古文化遗址及石棺墓》，《考古学报》1957年1期，图版肆：7。又如《内蒙古文物资料选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4年，图版叁拾的138铜饰，亦为类似的东西。其他如江上波夫、水野清一：《内蒙古长城地带》第118～119页，1935年，图69的连珠钮并同。
[30]参看《内蒙古文物资料选辑》图版贰贰及贰肆等。
[31]例如吉林北江石棺墓中之白石管，见《吉林江北土城子古文化遗址及石棺墓》，《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图版肆：6。
[32]按西汉初各地列侯及豪强得自铸钱，《史记·佞幸传》：蜀“邓氏钱布天下”，想当时四川所铸之钱必多，其中亦可能有流入此间者。
[33]《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1959年，第108页，共出土48件，图版壹零零；《云南安宁太极山古墓葬清理报告》，《考古》1965年第9期，图版肆：8。
[34]同上，图版肆柒，图版陆捌：1。
[35]同上，图版壹零叁：3～4。
[36]同上，图版壹零伍中的各种“兽形金片饰”，若置之长城地带同类的饰片中，几乎不能区别。
[37]《明史》卷三一一。新中国成立前羌族男女皆衣白麻布，头缠白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