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都兰热水一号大墓的形制、年代及墓主人身份探讨
青海都兰热水一号大墓的形制、年代及墓主人身份探讨
仝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位于柴达木盆地东南边缘、青海湖西南部的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汉代之前一直属于羌人的活动区域，其创造的诺木洪文化从青铜时代晚期可能一直延续到了汉代[1]。虽然在青海湖以东发现不少与中原地区类似的典型汉代遗存[2]，但在包括都兰在内的柴达木盆地地区，却丝毫不见汉文化的踪迹，说明该地区的文化演进在汉代及其以前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从南北朝到唐初期（5世纪—7世纪上半叶），这里成为西迁的慕容鲜卑建立吐谷浑王国的统治范围，作为一个独立政权存在了350余年，为青藏高原北部丝绸之路的开拓和经营，以及古代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做出过突出的贡献。正因如此，汉文文献首次提到都兰及临近地区[3]。7世纪下半叶，吐谷浑为新兴的吐蕃王国所吞并，此后作为吐蕃统领下的邦国[4]，一直存续到9世纪中期吐蕃衰亡[5]。以663年吐蕃灭吐谷浑为界，该地区的历史可分为吐谷浑王国时期和吐谷浑邦国时期（即吐蕃统治时期）
两个阶段，这两个时期都在以柴达木盆地为中心的区域留下了较为丰富的考古学遗存[6]，其文化面貌也显示出了较大的差别。
热水墓地是吐蕃统治时期吐谷浑邦国最重要的一处文化遗存，也是青藏高原北部吐蕃墓葬最为集中的地区。它位于都兰县察汗乌苏镇东南约10公里的热水沟，分布于察汗乌苏河两岸，北岸有160余座，以热水一号大墓（又名血渭一号大墓）为中心沿山麓向两翼呈长条状分布，自西到东延伸约3公里。南岸墓地与热水一号大墓隔河相对，有墓葬30余座，1999年发掘了其中较大的四座[7]。热水一号大墓是该墓地乃至整个青海地区规模最大的吐蕃时期墓葬，也是整个墓地的制高点和中心。1982—1985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墓及其附属遗迹进行了发掘，根据对墓葬结构和出土遗物的分析，发掘者初步认定它是一座8世纪中期或稍晚的大型吐蕃墓葬，并将其比定为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邦国的遗存，属于吐蕃文化的一个区域类型[8]，墓主人应该是吐谷浑邦国的国王[9]。有人认为是吐蕃派驻吐谷浑地区的高级军政官员[10]，有的学者则持更谨慎态度，认为它属于吐蕃贵族墓葬[11]。
由于文献资料的缺载，迄今为止，关于墓主人确切身份的讨论并不多见，凸显出青藏高原考古工作的薄弱。然而这一问题对于我们全面揭示都兰吐蕃墓地的文化内涵，探讨吐蕃统治时期吐谷浑邦国的墓葬制度及其政治、文化发展史，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试从热水一号大墓的形制和规模入手，根据出土物的年代特征，并结合汉藏文献记载，初步推定墓主人的身份，希望能够为解决这一学术界关注多年的问题提供一定的思路。
一 热水一号大墓的形制与规格
热水一号大墓（东经36°10'67''，北纬98°17'19''，海拔3436.62米）北依血渭山脚，南临察汗乌苏河（图1）。墓葬封土平面和立面均为梯形，叠压在下层自然山体形成的梯形平台之上。其北部与自然山岩相连，南部凸出山外，南宽北窄。封土南北长58米、南宽65米、北宽55米、高12米；下层平台南宽160米、北最窄60米，从上层封堆顶部到南面地平面高达35米。封土由黄土、灰砂石、砾石、巨石等堆积而成，底部由三层石砌围墙构成，每层高约1米、宽约3米，其上是泥石夯层，以及砂石夯层、夯土层等。从上到下每隔一米左右便有一层平铺的穿木，环绕封土四周整齐排列。
从封土顶向下4.5米深处有一座长方形动物殉葬坑（5.80米×4.80米×2.25米），四周用石块围砌，墓口上铺大柏木数根，其内埋葬有牛、羊、狗、鹿、马等70余个动物个体。墓室位于封土下11.5米深处，位于封土中心，建在下层的梯形平台之上，平面呈十字形，东西宽21米、南北长18.5米，由墓道、墓门、回廊、东室、西室、中室和南室组成（图2）。墓道向北，为长方形竖穴式，有封石、照壁和盖木。中室为木椁室，其他各室均为石室。从考古发掘来看，此墓早期被盗并经火焚。中室出土大量丝织物残片，除用于衣饰外，多见用于幡上加有边饰的残片；东室内有大量牛、羊、马骨和木制食器；西室内除了残木件外，发现有大量小麦粒；南室内以木残件居多，各室均未见人骨。
图1 热水一号大墓位置示意图
图2 热水一号大墓结构示意图
大墓南面平地上有排列规则的动物殉葬遗迹。五条殉葬沟居中，东西向横列，殉完整的马87匹。其东西两侧共有27个圆形殉葬坑，13座殉牛头、牛蹄，8座殉完整的狗，另有巨石以及砸碎的镀金银器残片。整个分布范围长约30米、宽50余米。
热水一号大墓的形制结构、附属遗迹以及整个热水墓群的空间分布，都与西藏地区的吐蕃墓葬有着许多共同之处。例如封土的结构为土石混筑，插有杂木，基础为梯形石砌围墙；墓前有动物殉葬坑，殉葬坑的形状、位置、排列方式以及殉葬动物也基本相同；墓侧有建筑遗迹；从墓地的空间布局看，墓地均以一座大型墓为中心，周围分布中、小型墓葬，大墓建于墓地中的最高位置，中小型墓葬排列在其周围稍低的地方。其中一些显著特征在汉文文献中也有反映[12]。
热水一号大墓除在文化面貌上表现出与西藏地区吐蕃墓的高度一致性，在墓葬的规模和级别上也可与琼结吐蕃王陵和其他吐蕃高级贵族墓葬相互参照。表一和表二分别将热水一号大墓的形制和规格与同时期的吐蕃王陵[13]，以及部分可以初步推测身份的吐蕃高级贵族墓地进行了比较，包括列山M2[14]、吉堆M1[15]、都兰99DRNM1[16]和99DRNM3[17]。从表中罗列的数据可以看出，如果将热水一号大墓的下层平台包括在内，其规模与同时期吐蕃王陵相当；如果仅从上层的封土来看，则与其他地区如列山墓地的最大型墓葬接近。这可能暗示了一种介于吐蕃王陵和最高级贵族之间的社会等级。此外，其殉葬动物的数量也能大致反映墓主人的社会地位。据敦煌古藏文文书P. T. 1287《赞普传记》的记载，松赞干布与韦氏一族兄子七人盟誓，松赞干布发誓云：“义策忠贞不贰，你死后，我为你营葬，杀马百匹以行粮。[18]”这里“杀马百匹”虽极言其多，但也可以看出韦氏作为苏毗豪族首领的殉牲标准。热水一号大墓殉完整的马87匹，又有大量其他动物骨殖，基本与这一规格相符。其墓室也是迄今所发掘的吐蕃墓葬中面积最大、结构最复杂，出土物也最为丰富的。这些特征都表明热水一号大墓应属整个青海地区规格最高的一座吐蕃墓葬。
表1 热水一号大墓与吐蕃王陵封土规模之比较
表2 热水一号大墓与吐蕃论级官僚墓葬之比较
根据对青藏高原吐蕃时期大中型墓葬的观察，其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类型：其一为地表起封堆，封土堆正中建墓室，墓室建于地表上或者略低于地表，该种封堆平面多为方形；另一种为地表起封堆，在封土正中向下深挖成竖穴，再修建墓室，封堆有方形和圆形。热水一号大墓应属前者，其封土所在的下层平台应该是经过修整的自然山体，而真正的墓葬是在上层封土范围之内。这种墓葬的选址和修建情况，在琼结藏王陵中也有相同的例子。藏王陵西陵区的5号和6号墓葬，就是建于经过修整的自然山体之上，其中5号墓下方山体修整痕迹甚为明显，沿着山体四周和表面，有人工修建石墙围护和加固，对墓葬平台形成保护墙。根据藏文文献中诸王陵相对位置的勘定，该陵应该属于都松芒波杰（676—704年）之陵[19]，而“陵墓有围墙环绕，据说是霍尔人（Hor）所筑”[20]，也与实际情况相符，这是吐蕃王陵中唯一可见有围墙者，其形制也是在山顶平台上修建梯形封土。由于是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所修建，似可与热水一号大墓的相同形制相联系，而且两者在时代上也是相互吻合的。
热水一号大墓的十字形墓室结构应该是继承了吐蕃早期高规格墓葬的特征。根据藏文文献《五部遗教》的记载，在松赞干布的祖父达日年色统治时期（6世纪），雍布拉康山顶宫殿一侧有一座吐蕃“珍宝墓”，结构为五格，为木石构建，包括封石、甬道、阶梯、墓门、中室及侧室，该墓葬属于与雍布拉康宫殿密切相关的吐蕃早期墓葬，后来成为十三位藏王的藏宝之所，根据丹麦学者哈尔博士对其结构的复原，其总体形制与热水一号大墓比较接近[21]。
琼结藏王陵虽未经发掘，但根据一些文献记载也可对其墓葬内部结构进行大致的推测。文献记载松赞干布的“墓作方形中网格，……并闻其内有五殿，四方墓形自此始”[22]，“在陵内建神殿五座，其外封如山”[23]。其平面结构应该与热水一号大墓相似。所谓“墓作方形中网格”，应为封土内部石砌结构，与热水一号大墓的梯形石砌围墙及封土中的长方形殉葬坑相呼应。这类结构在已经发掘的吐蕃时期大中型墓葬中屡见不鲜[24]。
由于都兰接近汉地，其丧葬习俗也表现出不少与西藏地区吐蕃墓葬不同的方面，其中最为明显的差别就是较多地使用木质葬具：热水一号大墓中室用长方木叠砌而成，而其他陪葬墓中也在木石结构墓内部，用柏木圆木搭建成椁，有的椁内又用柏木板拼为四方形棺，而西藏境内的吐蕃墓基本不见葬具。这可能是青海接近汉地，比西藏地区更多地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所致，或是因于自然环境的差异。热水墓地出土的古藏文简牍以及绘有典型吐蕃人形象（尤其是服饰和赭面特征）的木板画[25]，都说明了该墓地具有明显的吐蕃文化特征。至于墓主人具体是吐蕃人还是吐蕃化的吐谷浑人，则需要根据墓葬情况进一步确认。
二、热水一号大墓的年代
热水一号大墓没有出土任何明确的纪年遗物，也没有通过科技手段对墓葬进行有效断代。2000年发掘的10座墓葬，有7座经过树木年轮分析，年代为611—784年[26]，使我们可以大致看出热水墓地的年代跨度，可能为7—8世纪。但这一判断毕竟不是基于热水一号大墓自身的数据。因此对其年代的推测，只能根据墓葬中出土的一些具有时代特征的遗物来进行，这些遗物主要包括丝绸和金银器物。
（一）丝绸
根据发掘者公布的数据，热水墓地出土的丝绸数量较多，共有350余件，不重复图案的品种达130余种，其中112种为中原汉地织造，占品种总数的86%[27]。这些源自汉地的丝绸不少可以与新疆吐鲁番地区纪年墓葬中所出丝绸进行比较，从而可以对其年代进行大致的推断。
热水一号大墓与吐鲁番出土的丝绸（图3、4；图版壹），无论在图案题材还是组织结构上都很接近。相应的吐鲁番丝绸自身或其所属墓葬都有较为明确的纪年或断代：胡王牵驼对狮连珠纹锦所属墓葬为589年（图3：4）[28]，太阳神骑士对兽锦为6世纪末至7世纪初（图3：2、3）[29]，簇四连珠对马锦为625或653年（图3：5）[30]，小窠连珠镜花锦为653年（图4：4）[31]，对波缠枝葡萄印花绢[32]和连珠纹含绶鸟锦[33]（图4：1）皆为665年，小窠连珠对凤锦为633或688年[34]，簇四连珠对羊锦为688年[35]，大窠连珠树下对鹿锦（图4：3）不晚于武周时期（690—705年）[36]，中窠宝花锦为706年（图4：6）[37]，中窠双连珠对龙纹绫为710年（图4：2）[38]。
图3 热水一号大墓及其他地点出土的相似花纹图案的丝绸
1.热水一号大墓出土对波缠枝葡萄印花绢（发现于吐鲁番59TAM214的同类织物，年代为665年） 2、3.吐鲁番阿斯塔纳墓地TAM出土的太阳神骑士对兽锦（6世纪末7世纪初） 4.吐鲁番阿斯塔纳墓地 64TAM18出土胡人牵驼锦（589年） 5.吐鲁番阿斯塔纳墓地TAM出土簇四连珠对马锦（625或653年）6～8.热水一号大墓出土簇四连珠对马锦
图4 热水一号大墓及其他地点出土的相似花纹图案的丝绸
1.吐鲁番阿斯塔纳墓地59TAM332出土连珠纹含绶鸟锦（665年） 2.吐鲁番阿斯塔纳墓地TAM出土中窠双连珠对龙纹绫（710年） 3.吐鲁番阿斯塔纳墓地TAM出土大窠连珠树下对鹿锦（现藏日本正仓院，不晚于武周时期） 4.吐鲁番阿斯塔纳墓地TAM出土小窠连珠镜花锦（653年） 5.热水一号大墓出土中窠宝花锦 6.吐鲁番阿斯塔纳墓地TAM出土中窠宝花锦（706年）
相比而言，年代最早的胡王牵驼对狮连珠纹锦（589年）两者图案的相似度并不高，对波骨架也有区别。许新国和赵丰的研究还将另外几件隋代末年的吐鲁番丝绸与之作比较，其图案存在更大的差异[39]。最晚的吐鲁番中窠双连珠对龙纹绫（710年）比都兰的标本图案更为精美，似乎暗示着其年代可能略晚。而大部分相似度较高甚至完全相同的标本，集中在7世纪的后半叶，尤其是650至690年之间，可作为热水一号大墓断代的主要依据。如果考虑到中窠宝花锦（706年）和中窠双连珠对龙纹绫（710年）的因素，以及墓葬年代需要以埋藏物最晚年限为准的原则，将热水一号大墓定在7世纪末到8世纪初之间应该是比较合理的。
从热水一号大墓出土丝绸的使用情况看，显然是经历了一个长期积累并重复利用的过程。
不少标本是用两片不同的丝绸拼接成锦幡，可能是专门制作的丧葬用品，而该地区的丧葬礼仪中有使用红幡的习俗，这在青海德令哈郭里木所出土的棺板画上有较为清晰的描绘[40]。如太阳神骑士对兽锦与另外一片较晚期的丝绸拼合在一起[41]（图版壹：2），另一片太阳神骑士对兽锦与对马锦拼接[42]，小窠连珠镜花锦和一片簇四连珠对羊锦拼接[43]（图版贰：3）。在同一墓葬中出土年代跨度达一个世纪之久的丝织物，说明了唐丝绸在青藏高原受珍视的程度。
（二）镀金舍利银器
另一个可作为断代依据的是热水一号大墓及其附属遗迹所出的少量金银器物。在热水一号大墓前方的殉马坑内，发现一件周身镶有镀金银片的木质器物，出土时被石块压碎，经复原后推断为舍利容器（图5：1～5、7）[44]。其埋葬方式较为特殊，与中原地区发现的舍利器物迥异，说明两者在使用功能上并不相同。虽然该器体量稍大，但在器形和器表装饰上可作比较。隋代的舍利函多为方形石函，唐代则多为雕镂的金棺银椁形状。根据释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记载，这一转变可能始于660年武则天为法门寺舍利所造金棺银椁[45]。目前考古发现的唐代舍利器有10多件，其中7件有准确纪年，属于7—8世纪的有3件，分别出土于甘肃泾川大云寺塔基地宫（694年）、陕西周至仙游寺法王塔地宫（725年）和临潼庆山寺塔基地宫（741年）[46]。在这些发现中，纪年为694年的甘肃泾川大云寺舍利器的第三重银椁（图5：6）[47]，在造型和装饰图案上与都兰出土器物最为接近，周身同样满饰缠枝忍冬纹，而其他舍利器的装饰则与之差别悬殊。
图5 出土镀金银器
1～5.热水一号大墓殉马坑出土镀金银器残片 6.甘肃泾川大云寺舍利器第三重银椁（694年）7.热水一号大墓殉马坑出土镀金银器复原
舍利银器上的缠枝忍冬纹显示出初唐时期的典型特征。银器残片中有18件呈长条状，可能是舍利器底座的表面装饰。这些残片上的缠枝纹表现为束茎二方连续的桃形，这是隋至初唐时期缠枝纹的典型纹样，而不见于盛唐时期。有纪年的类似装饰图案见于608年隋李静训墓门（图6：1）[48]、651年唐段简璧墓门（图6：2）[49]、658年唐史索岩墓门（图6：3）[50]、663年唐新城长公主墓门（图6：4）[51]，以及670年唐史诃耽夫妇墓门（图6：5）等[52]。8世纪的唐墓门装饰中，这类缠枝纹已经不见。
图6 隋唐石墓门缠枝纹饰
1.隋李静训墓（608年） 2.唐段简璧墓（651年） 3.唐史索岩墓（658年）4.唐新城长公主墓（663年） 5.唐史诃耽夫妇墓（670年）
舍利银器残片中有两件略成梯形，上面为镂空的立凤形象，应该原属器物侧面的前半部分。立凤有一些独特的表现形式，如翅膀上饰连珠纹，显示出域外文化的影响，但整体上还是唐朝所流行的装饰风格。相同的两件立凤组合起来，相当于隋唐时期中原地区流行的对凤纹，类似的对凤图案还见于热水一号大墓所出的一片唐朝丝绸上，对凤翅膀上的连珠纹也清晰可见，暗示两者产地上的内在联系。对凤羽翼的末端呈向上卷曲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纵观隋唐时期的凤鸟图像，这一特征仅流行于7世纪后半叶到8世纪初，如唐法门寺地宫（660年）石门楣双凤（图7：
图7 唐初立凤图案
1.美国克里弗兰艺术博物馆所藏吐蕃时期银瓶（641—683年） 2.唐法门寺地宫石门楣（660年）3.唐新城长公主墓石门楣（663年） 4.唐史诃耽夫妇墓石门楣（670年）5.唐李无亏墓石门楣（696年） 6.唐李仁墓石门楣（710年）
2）[53]、唐新城长公主墓（663年）石门楣双凤（图7：3）[54]、唐史诃耽夫妇墓（670年）石门楣双凤（图7：4）[55]、唐李无亏墓（696年）石门楣双凤（图7：5）[56]、唐李仁墓（710年）石门楣双凤（图7：6）等[57]，而在更晚的纪年唐墓中，双凤图像再没出现过这种特征。
立凤的这一特征除了出现在都兰舍利银器和上述丝绸残片之外，在吐蕃时期的银瓶上也有表现。该银瓶藏于美国克里弗兰艺术博物馆，瓶身捶揲出狮子、龙、人面鸟身像和凤鸟，其中凤鸟双翅的末端向上卷曲（图7：1）[58]。器物口部有铭文，但模糊难辨。该银瓶是具有一致风格的一组镀金银器中的一件，另一件直筒指杯底部錾刻古藏文铭文为“出身高贵的文成公主的私有财产”，如果这一释读正确的话，这几件器物应该是文成公主在吐蕃期间制作的，年代应该为其入藏到去世的641—683年之间。而都兰镀金银器在制作技术上采用包镀金的方法，也与这批吐蕃银器相同。
图8 出土塔形木饰件
1～5.热水一号大墓 6～8.唐新城长公主墓（663年）
与都兰舍利银器伴出的还有一些塔形木饰件（图8：1～5），底部有插榫和金属片残留，中部刻成四瓣仰莲形，上部为逐层递减的圆台形，多者达六层。根据发掘者的推测，它们应该属于木质容器顶部的饰物，但其具体安置位置并不明确。类似的木质构件在唐新城长公主墓（663年）中也有发现，插榫为鎏金的铜套管，残存有铜花叶片（图8：6～8）[59]。由于没有发现完整的器物，其具体使用方式不得而知，但应该与都兰的这些木构件有相似的功能。
图9 热水一号大墓出土金带饰
（三）金带饰
热水一号大墓出土有数枚方形镶绿松石金带饰（图9）[60]，约4厘米见方，正面为小连珠二重绳索纹外框，框内以小金珠为地，以金片编出花瓣轮廓，其内镶嵌绿松石。背部纵向排列金质空心管，用三条横向金片焊接加以固定，空心管用以穿系丝带并将牌饰固定在缂带或其他饰物上。此类金带饰以往发现不多，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The Museum of Fine Arts，Boston）藏有一件，瑞典学者玻·叶林斯威德（Bo Gyllensvaord）根据纹样特征，将它确定为隋或初唐时期（图10：2）[61]。从工艺技术和装饰风格上看，可能属于同一时代甚或同一作坊的产品。
图10 出土金带饰
1.陕西长安县窦皦墓（646年） 2.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藏（隋或初唐）
从迄今所发现的纪年金银器物来看，这种以小金珠为地掐丝编出简洁明快的花瓣纹样，其内镶嵌绿松石或其他半宝石的装饰技术和风格，主要流行于初唐时期。其中有代表性的器物有陕西长安窦皦墓（646年）出土的镶金嵌珠宝玉带饰（图10：1）[62]和陕西咸阳贺若氏墓出土的金梳背（621年）[63]。
热水一号大墓还出土一组金带饰（图11：1）[64]，为金片捶压而成，每件由两个对称的三曲花瓣形拼合，表面装饰有浮雕效果的忍冬纹样，以冲压的鱼子纹为地，风格朴拙粗放，两端有圆孔，可固定在革带上。同样的带饰也见于美国芝加哥的私人藏品，很有可能也来自青海的吐蕃墓地[65]。以往发现有纪年的同类饰物并不多，可以略加比较的是宁夏固原史道德墓（678年）出土的一件金带饰（图11：2）[66]，其花瓣形轮廓和忍冬纹装饰都与都兰的带饰很接近，两端都有穿孔，说明其也具有类似的功用。
从以上分析来看，热水一号大墓所出的丝绸和金银器物，都与初唐时期的同类器物比较接近，其纪年多集中于7世纪后半期，少数丝绸图案在8世纪初也有流行。墓葬中没有发现可以晚至盛唐时期的器物。因此，如果将热水一号大墓的年代大致定在7世纪末到8世纪初之间，应该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
图11 出土金带饰
1.热水一号大墓 2.宁夏固原史道德墓（678年）
三、热水一号大墓墓主人身份的推断
热水一号大墓的规模与吐蕃王陵相当，而7至9世纪各代吐蕃赞普都葬于悉补野家族起源地山南琼结县境的雅隆河谷，这是吐蕃王室死后归葬故里的丧葬习俗[67]。那么集中分布于都兰地区的吐蕃墓地，很自然地应该与吐谷浑邦国联系起来。鉴于热水一号大墓的规模及其明显的吐蕃文化特征，有人认为墓葬主人应该是吐蕃派驻吐谷浑地区的某位最高军政高官，然而这一猜测似经不起推敲。
吐蕃征服吐谷浑后，至少在676年之前设立军政机构“青海节度衙”（Khrom）[68]，派驻吐蕃大论并联合吐谷浑王室，管理被征服民族，统辖进入该地区的各千户的行动，征发赋税、差役以及对外作战。在8世纪后半叶，这种统摄东线战场的吐蕃大论号称“东境节度大使”、“东面节度使”以及“东军宰相大论”等[69]。这一正式职位的前身，应该是7世纪—8世纪初活跃在吐谷浑地区比较有影响的吐蕃最高军政将领，首先应该提及的是叱咤风云的噶尔家族。噶尔家族源于西藏山南琼结，第一代禄东赞在松赞干布即位后曾为大论，辅佐赞普治理朝政，开拓疆域，迎请文成公主，为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立下汗马功劳。650年松赞干布去世后，禄东赞辅佐芒松芒赞继续摄理朝政，掌管吐蕃军政事务，656年率军进攻白兰（今玉树果洛附近），660年命其子钦陵攻打吐谷浑，663年禄东赞依靠投奔的吐谷浑大臣素和贵，亲自率兵灭掉吐谷浑，河源王慕容诺曷钵及弘化公主引吐谷浑残部走凉州。此后禄东赞又与唐交战，巩固了吐蕃对吐谷浑的统治。禄东赞后半生先后在吐谷浑住了6年，666年“自吐谷浑境还，于悉立山谷颈部患痈疽”，次年薨于日布[70]。悉立为吐蕃西南古小邦名，汉文献有详细记载[71]，日布当距悉立不远。一说死于森塔地方[72]。可见虽然禄东赞地位可比赞普，又在吐谷浑地区具有无人可及的影响，但其活动年代偏早，且在远离吐谷浑之境去世，又据吐蕃贵族的丧葬习俗，一般要归葬故里，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其葬于吐谷浑境内。
禄东赞死后，其子钦陵兄弟复专其国，长子赞悉若任吐蕃大相13年，685年“大论赞聂（即赞悉若）与芒辗达乍布二人（亲属间）相互残杀，大论赞聂薨于‘襄’之孙波河（即日喀则襄曲河流域）”[73]。
而在吐谷浑地区屡建功绩的是禄东赞次子论钦陵。660年他率领军队攻打吐谷浑，其后经营西域，670年大败唐名将薛仁贵于青海大非川，678年大败李敬玄于青海湖附近，696年又败唐将王孝杰于甘肃的素罗汉山，成为吐蕃开拓疆土的有功将领。论钦陵685年接替其兄赞悉若担任大论，征战十余年，实权在握，功高震主，终为赞普墀都松所妒。699年赞普亲自率兵讨伐，钦陵抵抗失败后自杀，其兄弟赞婆及兄子莽布支率千余人投奔唐朝，噶尔家族在吐谷浑的势力被剪除，家族财产被清查[74]。因此，虽然论钦陵去世年代很接近热水一号墓地的年代，但其身为吐蕃叛将，并遭灭族，恐死无葬身之所，更遑论以如此高的规格厚葬。
论钦陵之后在吐谷浑境较有影响的是吐蕃大相麴莽布支。《旧唐书·唐休璟传》：“（吐蕃）自钦陵死，赞婆降，麴莽布支新知贼兵，欲曜威武，故其国中贵臣酋豪子弟皆从之。[75]”麴莽布支久视元年（700）寇凉州，为唐军大败[76]，705年获罪免职。接着吐蕃大相乞力徐任期由705年到721年，721年死于任上。其间他与可能为吐谷浑小王的坌达延赞松在706年共同主持在吐谷浑的会盟[77]，714年献书唐朝界定立盟[78]，又与坌达延赞松率众十万寇临洮、兰州及渭源[79]。719年他和坌达延赞松及其他吐蕃王室成员共同接受唐廷赏赐的彩缎100余匹[80]，其去世年代要略晚于热水一号大墓年代。更为重要的是，从多处文献记载来看，在共同参与的政治和军事活动中，乞力徐一直位列坌达延之后，可见其地位明显低于作为吐蕃姻亲的吐谷浑小王。
由此可见，自7世纪后半叶—8世纪初在吐蕃派驻吐谷浑的大论一级的最高级军政将领似乎都无法与热水一号大墓相联系，即便其墓葬有迹可循，其规格也应低于吐谷浑王陵的级别。
1999年，在热水南岸发掘的与热水一号大墓正相对的4座中型墓葬，其中一座出土有带“论”的刻石，表明了墓主人的身份，其墓葬规模远小于热水一号大墓，根据树木年轮断代，该墓葬为784年[81]，应是8世纪后期由吐蕃中央政府派驻到吐谷浑的一位论一级的官员。
吐蕃在征服青藏高原的过程中，吞并了数十个小邦，诸如羊同、苏毗、吐谷浑、工布、达布、娘布等，这些小邦或者与吐蕃有亲属关系，或者与吐蕃王室联姻，他们都承认吐蕃的宗主权，但在自己的领土上仍拥有一些独立性，有的后来融入了吐蕃本土的地方建制之中，王室成员也进入吐蕃中央，但王室似乎仍然保留下来[82]。在雅鲁藏布江流域发现的大型吐蕃墓葬，有不少属于其所属小邦的王室或贵族墓，已有学者对此进行过探索，例如吉堆墓群与得乌穷家族[83]，列山墓葬与钦域邦国[84]等。雄踞于都兰热水墓地显要位置又具有王陵级别的热水一号大墓，很自然地应该与某一位吐谷浑邦国小王（或可汗）联系起来。
根据吐蕃文献记载，吐谷浑邦国小王与吐蕃王室联姻，其地位在吐蕃的官僚体系中是很高的，至少表面上看来是如此。从《贤者喜宴》记载赤松德赞弘扬佛法的盟书誓文显示的盟誓者次序来看[85]，吐谷浑王的署名列于首位，级别在吐蕃大论之上，包括大论尚结息和达札路恭，此二人762年任吐蕃攻京师之统军元帅，攻陷长安。赤德松赞时期弘扬佛法诏书的发誓者名单中[86]，外甥吐谷浑王堆吉布希桂波尔莫贺吐谷浑可汗不但排在诸多参与国政的大臣之前，甚至也排在其他小邦如工布和娘布的小王之前，后两者曾和吐蕃王室有亲属关系。在数次共同主持的吐蕃夏季会盟中，吐谷浑小王名号都排在大论钦陵和大论乞力徐之前。可见吐谷浑王在吐蕃王朝的管理体系中占据非常突出的地位，高于吐蕃大论和其他小邦国王。更为重要的是，据《大事纪年》可知，吐谷浑小王也被吸收入吐蕃中央政府的管理体系中，727年吐蕃赞普墀德祖赞任命外甥吐谷浑王为大论，因而具有双重的身份。吐谷浑邦国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其为吐蕃征集大料集、吐谷浑王室直接参加甚至多次领导吐蕃的对唐战争等，这在汉藏文献中不乏记载[87]，这一地位可能主要是因为吐谷浑地区是吐蕃向唐朝和西域扩张的核心地区，并且是经过数百年发展的区域大国，因此吐谷浑邦国小王用接近于吐蕃赞普级别并高于大论级别的陵墓埋葬，应该是在情理之中的。
基于这样的背景分析可知，都兰热水吐蕃墓与以雅鲁藏布江为中心的吐蕃墓分布区具有共同的墓葬特征，可以看作是吐蕃墓葬在青海境内的一个分布点，墓地主人的主体应该是深受吐蕃文化浸染的吐谷浑王室和贵族，但也有吐蕃中央政府派驻该地区的军政高官。作为整个墓地的核心，北岸的热水一号大墓规模和级别可与吐蕃王陵相较，说明墓主人在吐蕃官僚体系中具有相当高的地位，这与吐蕃封授的吐谷浑邦国小王（或可汗）的身份相符。结合热水墓地的总体布局来看，它属于吐谷浑降吐蕃后首任或最重要的一个吐谷浑王陵墓的可能性是很大的。热水墓地之所以具有浓厚的吐蕃文化特征，不仅是吐谷浑王室与吐蕃王室联姻、同为一家的结果，同时也与吐蕃在其新征服区推行一系列吐蕃化政策及行政管理体系相吻合。如果考虑到663年投奔唐朝的吐谷浑王室家族都采用汉式的墓葬制度葬于凉州[88]，这一点尤其容易理解。
四、古藏文文献关于吐谷浑邦国小王的记载
根据热水一号大墓出土物年代和墓葬规格，可以确定其墓主人应该是7世纪末到8世纪初的一位吐谷浑邦国可汗，而根据汉文和古藏文文献资料，似乎可以对这位吐谷浑可汗做更进一步的推测。
汉藏文献中对于吐蕃征服后的吐谷浑邦国的记载是比较零碎的。《贤者喜宴》中有达日年色（6世纪）统治时期吐谷浑邦国小王及其母后的记载[89]，但显然存在时代上的错位，因为吐谷浑这一时期处于史上最强盛阶段，达日年色所征服的小邦中并无吐谷浑。
敦煌发现的古藏文文书中，有两件与吐谷浑密切相关，即《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中的《大事纪年》[90]以及《吐谷浑（阿柴）纪年残卷》[91]。《大事纪年》以编年史的形式记载了100多年中吐蕃一侧的重大事件，起自650年，终于747年，其中包括吐蕃与吐谷浑的关系。《吐谷浑（阿柴）纪年残卷》记载了706—715年间吐谷浑王室的各种庆典、清查户口、亲属会见及可汗娶妻等大事，包括会见经由吐谷浑境的金城公主，而莫贺吐谷浑可汗之母墀邦与《大事纪年》中提到的689年下嫁于吐谷浑王的吐蕃公主墀邦同名，说明她是一位吐蕃公主。
根据这两份有关吐谷浑在7—8世纪的材料，我们可以获取不少可能与热水一号大墓相关的历史背景信息。可能是为了加强对吐谷浑王的笼络和控制，更有可能是为抗衡噶尔家族在吐谷浑地区日益增长的势力，689年吐蕃王室将墀邦公主嫁于吐谷浑王为妻。从《吐谷浑（阿柴）纪年残卷》可知，这位墀邦公主在706年已经是一个年轻的吐谷浑邦国可汗的母后，协助其子参与各种政事，如果这位年轻的可汗是在689年后的一两年内出生的话，其年龄应该在十五六岁左右。由于他在母后代政下已经称王，因此可以推测他的生父，即老的吐谷浑王，在689—706年间已经去世。根据我们的推测，并结合前面的论证，这位去世的老吐谷浑王很有可能就是热水一号大墓的主人。
《大事纪年》记载675年“坌达延墀松（Dbon da rgyal khri zung）贡金鼎”，此后在687年、688年和690年他主持了3次吐蕃冬季会盟，在会盟中位列吐蕃大论论钦陵之后，694年去世。
中外学者均认为此人即是一个吐谷浑王，因为“坌”（dBon）在古藏文里是外甥之意，《新唐书·吐蕃传》提到“吐谷浑与吐蕃本甥舅国”，吐蕃文书中也称吐谷浑为坌国，因此他可能就是吐蕃公主墀邦的丈夫。坌达延墀松的去世时间，正好处于689—706年之间，符合根据《吐谷浑（阿柴）纪年残卷》推测的老吐谷浑王去世的时间，也与热水一号大墓的时间相符。
坌达延墀松是在《大事纪年》中首次出现的吐谷浑姻亲，在坌达延墀松之前，《大事纪年》中出现过名为“达延莽布杰（Da rgyal mang po rje）”者，他于653年在禄东赞主政时期为吐蕃征收农田赋税，659年于乌海“东岱”处与唐朝苏定方交战殉国。这位达延莽布杰可能是吐谷浑一位亲吐蕃首领，但名前无“坌”称号，况且当时吐谷浑尚未降吐蕃，吐谷浑王为亲唐的慕容诺曷钵。因此坌达延墀松大概是吐谷浑降吐蕃后册封的首任吐谷浑邦国小王。
坌达延墀松之后出现了“坌达延赞松”（dBon da rgyal btsan zung），应该就是《吐谷浑（阿柴）纪年》中提及的年轻的吐谷浑王，706—715年之间他在母后墀邦辅佐下征收赋税、清查户口、主持庆典、娶妃、会见金城公主等，《大事纪年》中记载他与大论乞力徐在706年、707年、711年、712年和713年共同主持召集吐蕃的夏季会盟，位列乞力徐之前。714年夏，他与尚赞咄热拉金征吐谷浑之大料集，此后与大论乞力徐率众十万寇临洮等地。据汉文文献记载，他于该年5月以“吐蕃宰相”身份献书唐朝定界立盟，719年与乞力徐及吐蕃王室接受唐玄宗所赐彩缎。
《大事纪年》又载：727年吐谷浑王被墀德祖赞任命为众相，745年与论莽布支二人攻打计巴堡城。紧接着汉文记载：748年吐谷浑王子悉弄恭及子婿悉颊藏在积石军被唐将哥舒翰擒获[92]。
我们无法确定8世纪中叶的吐谷浑王是否仍然是坌达延赞松，但如果按正常寿命推算，他仍然有健在的可能，其去世时间不如坌达延墀松更接近热水一号大墓的年代。如果考虑到首任吐谷浑王的地位和墀邦公主的身份，坌达延墀松应该是热水一号大墓墓主人最有可能的人选。
五、结语
都兰热水墓地是青藏高原北部地区所见最大最集中的7—8世纪吐蕃墓地，热水一号大墓是该墓群乃至整个青海地区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接近王陵级别的墓葬。根据墓葬中出土的金银器、丝织物与其他地区有明确纪年的器物的比对，我们可以大致将该墓葬的年代确定为七八世纪之交，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初唐时期。这种将青藏高原与其他地区出土物进行比对而断代的基础，是这一时期通过唐蕃古道和青海丝绸之路的汉藏文化的广泛交流。交通的开拓以及唐文化的强大辐射力，使得汉地的器物制度和思想观念输入到该地区不用花费太久的时间。
都兰热水墓地应该是以吐谷浑王室和贵族为主体，并有吐蕃中央政府派驻吐谷浑地区（青海节度衙）的高级官员陪葬的吐蕃时期墓地，其呈现的也主要是吐蕃文化的特征。从热水一号大墓封土和墓室的结构和规模来看，都与吐蕃赞普王陵比较接近，而高于吐蕃大论和其他高级贵族的墓葬，这与文献记载中吐谷浑邦国小王在吐蕃官僚体系中的地位也是相符的。吐谷浑小王是吐蕃王室姻亲，同时在吐蕃的对内管理和对外战争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汉藏文献记载来看，吐蕃中央政府派驻东线战场的最高军政首领，都没有可能埋葬在吐谷浑境内，或者即便埋葬在该地，其规模也会小于吐谷浑王陵。
参照敦煌古藏文写卷的记载，薨于694年的坌达延墀松可作为热水一号大墓墓主人的可能人选，他大概是吐蕃吞并吐谷浑后册封的首位吐谷浑王，689年娶吐蕃公主墀邦为妻，其子为下任吐谷浑王坌达延赞松。
不论是热水一号大墓还是文献记载，都反映出吐谷浑邦国在吐蕃王国中的地位，这不仅体现了吐谷浑在被征服前自身的强大，同时也可能反映了7世纪末期吐蕃在向唐朝和西域扩张的过程中日益倚重吐谷浑王室的政治策略。
2012年
Abstract
The Reshui Cemetery in Dulan County, Qinghai Province, is the most important cultural remains of the Tuyuhun state during the Tubo period, and it is also the most concentrated area of Tubo tombs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The No.1 Reshui Tomb, located at the commanding height and center of the entire cemetery, is the largest-scale Tubo tomb in the cemetery as well as in the whole Qinghai area. The tomb was excavated during 1982-1985 by Qinghai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The tomb is preliminarily determined to be a large-scale Tobo tomb of the mid 8th Century or later, being the remains of the Tuyuhun state under the suzerainty of the Tubo Emp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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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叁
图版肆
注释
[1]青海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青海柴达木盆地诺木洪、巴隆和香日德三处文化遗址调查简报》，《文物》1960年第6期；青海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队：《青海都兰县诺木洪搭里他里哈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
[2]安志敏：《青海的古代文化》，《考古》1959年第7期；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上孙家寨汉晋墓》，文物出版社，1993年。
[3]《宋云行记》：“发赤岭西行二十三日，度流沙，至吐谷浑国。途中甚寒，多绕风雪，飞沙走砾，举目皆满，唯吐谷浑城左右暖于余处”（杨衒之著，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卷5，第587～545页，科学出版社，1958年）。“都兰”在蒙古语中为“温暖”之意，此“吐谷浑城”可能即指都兰附近。
[4]敦煌古藏文写卷《吐蕃历史文书》以及《吐谷浑纪年》中有关于吐谷浑作为吐蕃统治下的一个邦国的零星记载。吐蕃灭吐谷浑后，吐谷浑王首次出现是在675年。
[5]汉文文献中有吐谷浑王在9世纪中期进犯沙洲的记载。见敦煌写卷P. 2962《张议潮变文》（王重民等：《敦煌变文集》第114～1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
[6]位于青海湖西15里的伏俟城是最早为考古界所知的吐谷浑王国时期的都城遗址（黄盛璋、方永：《吐谷浑故都——伏俟城发现记》，《考古》1962年第8期）。柴达木盆地周边地区发现的一批4—5世纪的墓葬资料，具有鲜明的鲜卑文化特征，应该同属于吐谷浑王国时期的遗存（肖永明：《树木年轮在青海西部地区吐谷浑与吐蕃墓葬研究中的应用》，《青海民族研究》2008年第3期）。根据许新国的研究，这一时期吐谷浑的王陵可能在乌兰县的茶卡盐湖附近（许新国：《茶卡吐谷浑国王陵浅谈》，《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7]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都兰吐蕃墓》，科学出版社，2005年。
[8]许新国：《中国青海省都兰吐蕃墓群的发现、发掘与研究》，《西陲之地与东西方文明》，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
[9]许新国：《茶卡吐谷浑国王陵浅谈》，《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10]汪涛先生推测它是松赞干布的大论（即宰相）禄东赞的墓葬［Wang Tao. Tibetans or Tuyuhun: An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 on Dulan. 15 November 2000, Speech presented at Room B204, Brunei Gallery,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SO AS），The University of London］，这一推测可能与墓葬所显示的年代及相关文献记载不符。
[11]霍巍：《西藏古代墓葬制度史》第18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12]《旧唐书·吐蕃传》：“赞普死……仍于墓上起大室，立土堆，插杂木为祠祭之所。”《通典·边防》：“人死，杀牛马以殉，取牛马头积累于墓上。其墓正方，累石为之，状若平头屋。”《新唐书·吐蕃传》：“夹河多柽柳。山多柏，坡皆丘墓，旁作屋……皆虏贵人有战功者，生衣其皮，死以旌勇，徇死者瘗其旁。”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王陵》，文物出版社，2006年。
[14]根据巴桑旺堆基于藏文文献的推测，该大墓应该是吐蕃钦氏墓地，其中最大的墓葬M2当属钦氏家族地位最高者，结合文献中关于钦氏在吐蕃官僚体系中的记载，至少应属大论级别（巴桑旺堆：《试解列山古墓葬群历史之谜》，《藏学学刊第3辑：吐蕃与丝绸之路研究专辑》第81～92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
[15]根据洛扎吉堆吐蕃墓地附近的两处相同的摩崖石刻可知，该墓地当为吐蕃高级贵族得无穷家族墓地。吉堆M1是该墓地中规模最大的墓葬，可能即是得无穷之墓（巴桑旺堆：《新见吐蕃摩崖石刻》，《西藏研究》1982年2期；何强：《西藏吉堆吐蕃墓地的调查与分析》，《文物》1993年第2期）。
[16]根据王尧对该墓所出古藏文简牍的解读，其中一简牍译作“为尚思结送葬”，结合《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中的相关记载，该人可能是死于757年的尚论思结桑（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都兰吐蕃墓》第132～134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
[17]该墓葬出土有贴金箔的封门墓石，上刻有“blon”（论）题记，标明墓主人身份是吐蕃论级官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都兰吐蕃墓》第132～134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根据树木年轮的断代，该墓葬年代为784年前后［王树芝等：《都兰三号墓的精确年代——利用树轮年代学研究方法》，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文物科技研究》（第五辑）第59～67页，科学出版社，2007年］。
[18]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第164页，民族出版社，1992年。
[19]王仁湘等：《西藏琼结吐蕃王陵的勘测与研究》，《考古学报》2002年第4期。
[20]释迦仁钦德著，汤池安译：《雅隆尊者教法史》第38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霍尔”（Hor）是藏文古籍中时常出现的民族称谓，一般认为是藏人对北方游牧民族的统称，是汉文“胡”的直接音译［Y. N. 罗列赫：《西藏的游牧部落》，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社会历史室资料组：《民族社会历史译文集（第1集）》（内部资料）第38～46页，1977年；陈渠珍著，任乃强校注：《艽野尘梦》第32页，重庆出版社，1982年）］。
[21]Erik Haarh, The Yar-Lun Dynasty: A Study with Particular Regard to the Contribution by Myths and Legends to the History of Ancient Tibet and the Origin and Nature of its Kings. Koebenhavn: G. E. C. Gad’s forlag, 1969. p. 355.
[22]索南坚赞著，刘立千译注：《西藏王统记》第112页，民族出版社，2000年。
[23]巴卧·祖拉陈哇著，黄颢译注：《贤者喜宴摘译》（三），《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
[24]霍巍：《西藏古代墓葬制度史》第18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25]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都兰吐蕃墓》，科学出版社，2005年。
[26]王树芝：《青海都兰地区公元前515年以来树木年轮表的建立及应用》，《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6期。
[27]许新国：《中国青海省都兰吐蕃墓群的发现、发掘和研究》，《西陲之地与东西方文明》，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
[28]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1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出土文物》第53页，图版82，文物出版社，1975年。
[29]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图版48，文物出版社，1991年。
[30]夏鼐：《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
[31]武敏：《吐鲁番出土蜀锦的研究》图五，《文物》1984年第6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图版59，文物出版社，1991年。
[3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出土文物》第107页，图版152，文物出版社，1975年。
[3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图版55，文物出版社，1991年。
[34]Watt J. C. Y.. An J. Y., A. F. Howard, B. I. Marshak, Su B., Zhao F. China: Dawn of a Golden Age, 200-750 AD. Exhibition catalogue,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288.
[35]武敏：《吐鲁番出土蜀锦的研究》图六，《文物》1984年第6期。
[36]武敏：《吐鲁番出土蜀锦的研究》图一〇，《文物》1984年第6期。
[37]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1963—1965）》，《文物》1973年第10期。
[38]武敏：《吐鲁番出土蜀锦的研究》，《文物》1984年第6期；Watt J. C. Y., An J. Y., A. F. Howard, B. I. Marshak, Su B., Zhao F. China: Dawn of a Golden Age, 200-750 AD. Exhibition catalogue,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341.
[39]许新国、赵丰：《都兰出土丝织品初探》，《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1年第15、16期。
[40]Tong Tao, Patrick Wertmann. The Coffin Paintings of the Tubo Period from the Northern Tibetan Plateau. In: Mayke Wagner, Wang Wei eds. Bridging Eurasia, Band 1, Archaeologie in China, Verlag Philipp von Zabern, Mainz, 2010. p. 187-213.
[41]赵丰：《纺织品考古新发现》第78页，图版28，艺纱堂服饰出版社，2002年。
[42]赵丰：《纺织品考古新发现》第74页，图版27，艺纱堂服饰出版社，2002年。
[43]许新国：《都兰出土蜀锦与吐谷浑之路》，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藏学学刊第3辑：吐蕃与丝绸之路研究专辑》图版八，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
[44]许新国：《都兰热水血渭吐蕃大墓殉马坑出土舍利容器推定及相关问题》，《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5年第1期。
[45]《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2册，No. 2106：407。
[46]杨泓：《中国隋唐时期佛教舍利容器》，《中国历史文物》2004年第4期。
[47]韩伟：《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第169页，图320，三秦出版社，1989年。
[4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城郊隋唐墓》插页，文物出版社，1980年。
[49]昭陵博物馆：《唐昭陵段简璧墓清理简报》，《文博》1989年6期，封二。
[50]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第40页，图二九，文物出版社，1996年。
[51]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唐新城长公主墓发掘报告》第126页，图一〇二，科学出版社，2004年。
[52]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第64页，图四七，文物出版社，1996年。
[53]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第14页，图五，彩版一四，文物出版社，2007年。
[54]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唐新城长公主墓发掘报告》第116页，图九四，科学出版社，2004年。
[55]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第61页，图四六，文物出版社，1996年。
[56]王团战：《大周沙州刺史李无亏墓及征集到的三方唐代墓志》图一，《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1期。
[57]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郊区隋唐墓》第11页，图一一，科学出版社，1966年。
[58]Carter M. L. Three Silver Vessels from Tibet’s Earliest Historical Era: A Preliminary Study, Clevel and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Art, vol. 3, 1998. pp. 23-47.
[59]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唐新城长公主墓发掘报告》第70页，图4、图5，科学出版社，2004年。
[60]许新国：《中国青海省都兰吐蕃墓群的发现、发掘与研究》，《西陲之地与东西方文明》图三，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中国金银玻璃珐琅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金银玻璃珐琅器全集2——金银器（二）》图版一四九，河北美术出版社，2004年。
[61]Bo Gyllensvard, Tang Gold and Silver, Stockholm, 1957. pp. 50-51; pl. 1d; f ig. 16d.
[62]《中国文物精华》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文物精华》图版37，文物出版社，1997年。
[63]贠安志：《陕西长安县南里王村与咸阳飞机场出土大量隋唐珍贵文物》图五，《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6期。
[64]崔永红等：《吐谷浑——草原王国的覆灭》，《中国国家地理》2006年第3期。
[65]霍巍：《吐蕃系统金银器研究》图版伍：7，《考古学报》2009年第1期。
[66]宁夏固原博物馆：《宁夏固原唐史道德墓清理简报》，《文物》1985年第11期。
[67]早在吐蕃王朝建立之前，吐蕃的先王便入葬琼结藏王墓地，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之后，以琼结为其旧都，在此建有夏牙，同时也将吐蕃王朝王陵区选择在祖陵所在地，另辟新区（霍巍：《试论吐蕃王陵——琼结藏王墓地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四川联合大学西藏考古与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等：《西藏考古》第1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此后的吐蕃赞普无论死在何处，都归葬在这一陵区，如都松芒波杰704年薨于征南诏军中，亦不远千里归葬；芒松芒赞死于藏地巴囊岗（可能为今巴郎县），其陵墓建于松赞干布之左（巴卧·祖拉陈哇著，黄颢译注：《〈贤者喜宴〉摘译（四）》，《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3期）。
[68]676年，“董布躬身前往青海节度衙（khribs hos kh rom）”［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P. T. 1288《大事纪年》第147页，民族出版社，1992年；乌瑞著，沈卫荣译：《释Khrom：七—九世纪吐蕃帝国的行政单位》第131～138页，《国外藏学译文集》（第一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杨铭：《吐蕃统治敦煌与吐蕃文书研究》第19页，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
[69]杨铭：《吐蕃统治敦煌与吐蕃文书研究》第28页，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
[70]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P. T. 1288《大事纪年》第146页，民族出版社，1992年。
[71]《册府元龟》卷九六〇《外臣部·土风第二》第11121页，及卷九五八《外臣部·国邑第二》第11103页。
[72]蔡巴·贡噶多吉著，东嘎·洛桑赤列校注，陈庆英、周润年译：《红史》，西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2页注释中提到“吐谷浑返往乌斯藏的路途中得病死于森塔地方”。
[73]同上，《大事纪年》第147页。
[74]同上，《大事纪年》第149页。
[75]《旧唐书》卷九三，第2978页。
[76]《册府元龟》卷三五八《将帅部·立功第十一》第4037页。
[77]同上，《大事纪年》第149～151页。
[78]《册府元龟》卷九八一《外臣部·盟誓》第11359页。
[79]《册府元龟》卷四三二《将帅部·立后效》第4895页。
[80]《册府元龟》卷九八〇《外臣部·通好》第11344～11345页。
[81]肖永明：《树木年轮在青海西部地区吐谷浑与吐蕃墓葬研究中的应用》，《青海民族研究》2008年第3期。
[82]林冠群：《唐代吐蕃的杰琛（rg yal ph ran）》，《唐代吐蕃史论集》第14页，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
[83]巴桑旺堆：《新见吐蕃摩岩石刻》，《西藏研究》1982年第2期。
[84]巴桑旺堆：《试解列山古墓葬群历史之谜》，《西藏研究》2006年第3期。
[85]巴卧·祖拉陈哇著，黄颢译注：《贤者喜宴摘译》（九），《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
[86]巴卧·祖拉陈哇著，黄颢译注：《贤者喜宴摘译》（十二），《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
[87]《册府元龟》卷九七七《外臣部·降附》：“苏毗一蕃，最近河北，吐浑部落，数倍居人。盖是吐蕃举国强授，军粮马匹，半出其中。”《大事纪年》第148～153页。
[88]李占忠：《吐谷浑王后——弘化公主墓解谜》，《中国土族》2003年第2期；夏鼐：《武威唐代吐谷浑慕容氏墓志》，《考古学论文集（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89]巴卧·祖拉陈哇著，黄颢译注：《贤者喜宴摘译》（一），《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4期。
[90]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P. T. 1288《大事纪年》，民族出版社，1992年。
[91]学术界一致认为该残卷是一份编年史文献，但对其所反映的事件和年代，曾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以英国学者托马斯（F. W. Thomas）为代表的634—643年说以及意大利藏学家伯戴克（L. Petech）和匈牙利藏学家乌瑞（G. Uray）为代表的706—715年说，其中伯戴克和乌瑞的观点更有说服力，尤其是年代上的吻合，为学术界广泛接受。关于国内外对于该纪年残卷的研究状况，可参见周伟洲：《关于敦煌藏文写本〈吐谷浑（阿柴）纪年〉残卷的研究》，《吐谷浑资料辑录》，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杨铭：《吐蕃统治敦煌与吐蕃文书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
[92]《册府元龟》卷三五八《将帅部·立功第十一》第40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