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边境考古调查记——以西藏佛教后弘期大译师仁钦桑布为中心
中印边境考古调查记——以西藏佛教后弘期大译师仁钦桑布为中心
张长虹 吕红亮 霍巍（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西藏佛教后弘期大译师仁钦桑布（Rin-chen bzang-po）（958—1055年）是西藏佛教发展史上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为佛教在西藏的再次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根据有关仁钦桑布传记的记载，大译师于公元958年出生于古格热尼（Rad-nis）。13岁时出家为僧，得法名仁钦桑布。17岁（975年）时起曾先后3次赴克什米尔、印度等地求学，前后在外停留时间达17年，依止75位班智达学习显、密经论，返回古格时带回了众多的显、密经典。大译师一生翻译、校订显教经典17部，论33部，密教经典108部，为藏传佛教后弘期诸大译师之首，人们将他以后编译的密乘称为新密，此前翻译的称为旧密。此外，大译师走遍了西藏西部的主要寺庙和各个角落，创建了上百座的寺院、殿堂（据文献记载多称其为108座）以及300余座佛塔，迄今人们仍将许多寺院和佛塔的创建归功于仁钦桑布。不仅如此，当第3次从克什米尔返回古格时，仁钦桑布还带回了32名克什米尔艺术家，装饰和装修寺院，为后人留下了灿烂的佛教文化[1]。
对于仁钦桑布创建的108座佛教寺院，传记中明确列出名字的有21座。2007年7月，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和考古系再次组队，前往西藏阿里地区对这些寺院进行调查。此次调查的区域为中印边境线上札达县托林镇的波林村和底雅乡的底雅村、什布奇村。前者是仁钦桑布的父亲的故乡，后者是仁钦桑布的诞生地，均是久负盛名的佛教圣地，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中外学者的关注。
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国外的学者进入这一地区进行调查，如意大利著名藏学家图齐（Giuseppe Tucci）教授在其七卷本的著作《印度—西藏》（lndo-Tibetica）中有三卷是关于西藏西部的佛教遗存，其中有一卷是专门关于仁钦桑布与西藏的佛教复兴，他多次提到仁钦桑布在其诞生地底雅建立的热尼寺、在其父的诞生地波林村的卡孜河谷建立的郭卡寺（Go-khar）。仁钦桑布为父亲在克什米尔订做的观音菩萨像就放置在这座寺院里，据说由于在运回古格的途中被碰掉了一根手指的指端，所以也以断指佛像而著称[2]。在今天被称为卡孜寺的佛寺里，保存有一尊精美的观音大铜像，无名指断缺，有学者认为这极有可能就是仁钦桑布为其父亲在克什米尔订制的佛像[3]。中国学者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也多次在这一地区进行调查，取得了许多重要发现，如在波林村的卡孜河谷，发现了帕尔嘎尔布石窟遗址[4]、帕尔宗石窟遗址[5]；在底雅乡的底雅村发现了热尼拉康；在什布奇村发现有普日寺[6]。但是这些重要的发现除少数发表过正式的简报外，大多没有经过系统的调查。此次中印边境线上的考古调查，不仅对上述遗存进行了更为仔细的复查，同时还取得了一系列新的考古发现。
一、札达县托林镇波林村卡孜河谷的新发现
（一）聂拉康（Nyags tha-khang）
聂拉康位于西藏札达县波林村卡孜河谷，依山而建，系在开凿的天然洞窟中筑土坯泥墙，然后在泥墙的表面绘制壁画。石窟平面略呈长方形，门道开于东壁，北壁长约8.3米，南壁长约7.8米，西壁长约5.8米，东壁长约6.7米，门道宽约1.5米，墙厚约0.6米，顶部已经坍塌。壁画绘制在仅存的南北两壁和东壁门道两侧。
南壁满绘菩萨像，现残存六排，计有93尊像，除中间两排外，每排绘有18尊。壁面中央绘制五尊菩萨形的五佛，体量略大于周边的菩萨像，每尊约占据四尊小像的体积。中央的一尊身白色，四面八臂，头戴五佛冠，坐骑为一对白狮；其两侧各有两尊与之体量相同、造型类似的菩萨形佛像，从左至右身色分别为土黄色、蓝色、红色和深绿色，坐骑分别为马、大象、孔雀和金翅鸟。该壁的题材内容为以中央法界语自在文殊为中心的曼荼罗的横列式构图，其余的四尊分别为宝生佛、不动佛、阿弥陀佛和不空成就佛。中央五佛的上下方各有两排菩萨像，体量略小、排列整齐，应为五佛的供养菩萨和护法神。类似的以四面八臂的文殊为中心的法界语自在文殊曼荼罗在西藏西部早期的佛教艺术中似乎十分流行，在印度西北部的塔波寺主殿[7]、拉达克松达寺[8]、西藏阿里东嘎1、2号窟均有发现[9]。
北壁的构图分为东西两部分，西半部中央绘制五尊菩萨形佛像，均一面两臂，中央的一尊双手作智拳印，其两侧各有两尊，分别是宝生佛、不动佛、阿弥陀佛和不空成就佛。因此这部分构图极可能为金刚界的五佛曼荼罗，居中作智拳印的为大日如来。中央一排五佛的上下侧各有一排共24尊造像，两端各有2尊，总计28尊，应为五佛的供养菩萨和守护神。这种33尊配置的金刚界曼荼罗在西藏西部的早期壁画中也常有发现。该壁东半部绘制一大幅规模宏大的说法图，中央一佛像着袒右袈裟，左手作禅定印，右手上举，结跏趺坐于仰覆莲座上，身后有椭圆形的头光和圆形的身光，头光和身光中均有蝌蚪状的蓝色闪电纹。佛像的四周围绕上百名肤色各异的僧人，均四分之三侧面朝向中央的主尊。这种构图令人想起了塔波寺主殿的听法图，众多僧人围绕着中央的尊像席地而坐，听闻佛法[10]。这些肤色各异的僧人也许暗示着佛法传播所远达的广大区域。
该窟壁画的艺术风格具有明显的克什米尔风格，菩萨像健硕的身躯，弯而细长的眉毛，鱼肚般的眼睛，身着的轻柔纱裙均与卫藏地区的绘画有着明显的不同，系典型的克什米尔风格绘画。佛像椭圆形的肉髻、圆形的背光、背光中蝌蚪状的闪电纹与西藏西部塔波寺约11世纪的壁画非常相似。因此该窟的年代有可能与塔波寺的主殿第二阶段的壁画属于同一时期，即公元11世纪。
（二）查宗贡巴（vBrags-rdzongs mgon-pa）
查宗贡巴也位于西藏札达县波林村卡孜河谷，与聂拉康相距约2公里。石窟开凿在山崖断面的中腰部，距现地表高约10米，与现地表几近垂直，但有竖井通道可以通上洞窟。该窟坐北朝南，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长约4.24米、宽约2.5米，门开在南壁西端，南壁中部开有一窗。窟内壁画保存较为完好，主壁绘制有八尊禅坐佛像，其中左起第一尊身红色，左手作禅定印，右手作触地印，应为释迦牟尼佛；第二尊身蓝色，左手持钵，右手施与愿印，应为药师佛，因此初步判断这八尊佛像为释迦牟尼佛与药师七佛；该壁顶端还有一排20尊大成就者、上师、金刚红瑜珈女和密教双身像等，其中五尊密教双身像及一尊金刚红瑜珈女位于正中。左壁（即西壁）绘制三尊禅坐佛像，中央的一尊身红色，双手作禅定印，持钵，应为无量光佛。右壁（即东壁）绘制三位上师像。北壁的主要位置绘制两排佛像，上排为一排八尊佛像，下排绘制六尊佛像，分别为菩萨装的五方佛以及顶髻尊胜佛母。中间开有一窗户。门上方绘制三尊蓝色怒相护法神和一排骑乘动物形象。
据该窟外墙表施绘红、灰等多种颜色以及窟内绘制的密教双身像、上师像等，初步判断这可能是一座萨迦派的石窟，考虑到萨迦派在西藏西部兴盛的时间，因此该窟壁画的年代可能不早于13世纪。在艺术风格上，该窟虽然在时代上可能晚于仁钦桑布时期，但显然继承了从仁钦桑布时期传承下来的艺术手法，尊像面部特征的描绘，尤其是眼睛的画法（双眼平视，上眼睑平直，黑黑的瞳孔点绘于眼睛的正中）仍然可以看出典型的克什米尔风格，与卫藏地区上眼睑弯曲、眼睛微闭的绘制方法迥然不同。这种独具特色的鱼肚眼在现存的西藏西部仁钦桑布时期的壁画，如印度西北部的塔波寺主殿的壁画以及一些金属造像中均可见到。
（三）卡孜建筑遗址的调查
在卡孜河谷与另一河谷的交汇处，发现有一处建筑遗址，已与现代村落融合在一起，部分建筑已经废弃，部分建筑被村民改建或挪作他用。现遗有大约四十多座房屋建筑，但目前已无人居住。在村子的中央，有一座贡巴，系一座家族式殿堂，距今约一百年左右，墙面绘制的壁面、保存的铜像均制作粗糙，价值不高。但是贡巴的木门雕刻精致，与西藏西部其他地方发现的11世纪左右的木雕十分相似。在村子的北面，有许多断垣残壁，有些上面残存有背光的痕迹。经仔细辨认，推测这里可能原来建有十三座寺院或殿堂建筑。这使人想起了仁钦桑布传记中的记载，据说仁钦桑布在卡孜为他的十三大家族建筑了十三座殿堂[11]。或许这些古老的废墟遗址有可能就是仁钦桑布为其家族修建的佛寺。在村庄周围的高地，还矗立着多处佛塔建筑，正对着两条河谷交汇处的山头就集中分布有十余座，其中有两座保存比较完整，形制均为吉祥多门塔，塔瓶及十三相轮均尚存，并且在塔瓶部分还残存有两尊立像，推测原来绕塔瓶一周均有类似的塑像，在周围地面也散落着塔瓶和十三相轮的残片。此种形制的佛塔也是西藏现存不多的保存较好的早期佛塔之一。
尽管今天的卡孜河谷已几乎无人居住，但是从这些残存的辉煌灿烂的佛教艺术中，从分布在高耸山崖上的蜂窝般的洞窟中，我们不难想象在仁钦桑布时期，僧侣们负经背箧、信徒们往来于途的络绎不绝的繁荣场景。
二、札达县底雅乡的调查
底雅乡位于札达县的西北，象泉河在这里自东向西流出国境。由于海拔较低，仅3000米左右，又地处河谷，因此底雅的气候宜人、比较适合农作物、果树的生长。
（一）热尼拉康（ra-ni mgon）
根据仁钦桑布传记的记载，底雅是大译师仁钦桑布的诞生地，至今仍吸引着许多虔诚的信徒前来朝圣。据载，大译师在这里修建了一座独特的殿堂，即有名的热尼拉康。大译师还把当地的众地方神征服并请进佛殿，使其成为佛教的护法神。在殿堂内保存有三件珍宝，分别是：一尊象牙菩萨像；一尊喜金刚像；一套无上密乘梵文贝叶经。如果有谁将这三样东西带出佛殿，将会带来厄运。[12]文献中记载的热尼拉康至今尚存，属于底雅乡底雅村热尼组。热尼坐落在象泉河与另一条河谷交汇形成的三角形河边谷地上，象泉河在村北自东向西流过，村民的出行必须要绕行约1个小时的山路，再经过一座铁索桥，才能走向外面的世界。热尼拉康不像其他的一些寺院，位于大山深处、人迹罕至的高山之巅，它就坐落在村子的中央。
热尼拉康门向大致朝北，平面略呈亚字形，由门道和主殿构成。门道宽约1.52米，长约2.2米，门道左侧残存有土坛，上面塑有一尊红色三面六臂的护法神，背后壁面有晚期绘制的壁画。门道右侧未见土坛及塑像，仅在壁面绘制有晚期壁画。主殿平面呈凸字形，宽约7.1米，进深约6.7米。中央立有四柱，柱头有托木，上置横梁，梁上架椽，在顶部北侧中央有一天井，可以透进光线。主殿沿后壁砌有长约5.1米、宽约0.6米、高约1米的佛坛，佛坛上有七尊塑像，均呈菩萨装，其中中央五尊，朝向主殿，两侧相对各有一尊。中央的五尊均为三面六臂，呈结跏趺坐，身色分别为黄、蓝、红、白、绿，除中央较高红色尊像莲座为单层外，其余的莲座均为双层仰覆莲座。中央红色尊像的莲座下有高约0.4米的台座，台座上绘有绿鬃狮子。根据身色及组合，初步判断这五尊像分别应为黄色的宝生佛、蓝色的不动佛、红色的阿弥陀佛、白色的大日如来佛和绿色的不空成就佛。一般而言，处于中央位置的应为白色的大日如来佛，但这里处于中央的却是红色的阿弥陀佛，不知是否经过了后期的挪动或是其他的原因。位于佛坛左端的一尊身色呈粉红色，一面二臂，右手执一金刚杵，左手手指相扣放在左膝上；佛坛右端的一尊身色呈橙黄色，亦是一面二臂，右手手指已残，似乎于胸前施无畏印，左手已佚，置于左膝，结跏趺坐于仰覆莲座上。在距这些塑像高约1米的上方的墙上也有两尊塑像，左侧的一尊身白色，一面六臂，头戴花冠，额上有天眼，呈游戏坐于仰覆莲座上；右侧的一尊身褐色，一面四臂，头戴花冠，额上有天眼，两腿斜置于莲座上。这九尊泥塑菩萨像与塔波寺集会殿的泥塑之间有着非常多的相似之处，比如菩萨头部的双层三角形花冠，前层冠叶之间呈半圆形，这种样式与塔波寺集会殿泥塑头部的花冠非常类似。[13]因此热尼拉康的这批塑像有可能是寺院初建时期的作品。除了泥塑，在殿堂的四壁还绘满了壁画，但壁画的情况较为复杂，有可能分为几个不同的时期，大部分的壁画年代晚于17世纪。另有一部分的壁画可能是13或14世纪时绘制，最早的可能属于仁钦桑布初创时期的壁画，仅存一小部分，位于北壁西侧最下角，面积约0.4米×0.6米。另外在西壁折角处也保存有一小块可能属于早期的壁画。至于传记中记载的热尼拉康保存的三件珍宝，现均已不存，代之有一件晚期的仁钦桑布的塑像。
（二）普日寺（pu-ri mgon-ba）
底雅乡另一座久负盛名的寺院是普日寺，已有中国学者做过比较详细的调查。[14]该寺据说也是由仁钦桑布创建，现位于古让村偏僻的高山上，邻近边界。该寺东距底雅乡政府约15公里，从山脚下的古让村出发需要攀登约三个半小时，山路崎岖，险峻陡峭。原先围绕寺院居住有多户人家，现在已经无人居住，只有一片夏季牧场。原先的居民一部分迁到了附近的什布奇村，一部分迁到了山下的古让村，从残存的废弃的房屋建筑以及几乎被风沙完全掩埋的梯田可以看出当年众多百姓围绕普日寺而居的情况。普日寺建成后，曾分别是竹巴噶举和格鲁派经营的寺庙，现仍是托林寺的属寺，属格鲁派。现存普日寺的主体建筑有杜康殿（集会殿）、曲吉拉康和贡康（护法殿）。杜康殿大体坐北朝南，海拔约3740米，宽约5.8米，进深约6.2米，围绕杜康殿有宽约1.3米左右的转经回廊。殿内中央立有四柱，沿后壁砌有佛坛，上有塑像。壁画保存状况较差，色泽黯淡，剥落较甚，且年代不早于13世纪。曲吉拉康大体坐西向东，宽约4.9米，进深约4.2米，四柱位于殿内左侧的中央位置。殿内保存有部分噶举派祖师的塑像以及佛塔。壁画保存状况较好，绘有密集诸尊像、宗喀巴大师像以及多幅曼荼罗等图像，其年代也分属不同的时期，仁钦桑布时期的壁画仅在一些剥落的地方露出蛛丝马迹，多数为竹巴噶举时期和格鲁派时期的壁画。环绕曲吉拉康一周，也有转经回廊，宽约1～1.9米。贡康亦为坐西向东，平面呈方形，边长约5.7米，殿内中央立四柱，外围有一周转经回廊，殿内主要供奉忿怒相护法神及密乘诸尊像。
三、小结
通过中印边境线上为期一月的考古调查，在西藏西部地区发现了众多的早期佛教遗存，表明从佛教复兴初期的10世纪晚期11世纪初期以迄16、17世纪，佛教及佛教艺术在西藏西部均绵延不绝，传承不断。噶当派、噶举派、萨迦派、格鲁派均先后在这个舞台上活动，并留下了各自辉煌灿烂的佛教艺术。尤其是在后弘期的初期，西藏西部地区对于佛教的再次振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西藏佛教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聂拉康、卡孜佛教建筑遗址以及热尼拉康等仁钦桑布时期佛教遗存的发现，均可与文献的记载相印证，由此可知，文献中关于大译师仁钦桑布曾经建有一百零八座寺院和三百余座佛塔的记载并非全是虚妄，在这些历史传说的背后，往往也隐藏着历史的真实。
西藏西部地区这些仁钦桑布时期佛教遗存的发现，是现存为数不多的属于佛教复兴初期约10世纪晚期至11世纪的遗存，而这一时期，在西藏西部的佛教发展史上，发生了一系列的大事：古格王益西沃放弃王位，出家为僧，并派遣仁钦桑布等贵族青年远赴克什米尔、印度等地留学；大译师仁钦桑布从公元975年起先后三次外出留学，在外停留时间长达十七年，返回后翻译了大量的显、密经典，创建、装饰了许多的寺院、殿塔；1042年东印度大师阿底峡的到来；1076年大法会的召开等等。因此10世纪晚期至11世纪在西藏西部的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段时期。来自克什米尔、印度、尼泊尔等地的大师们、艺术家们均在西藏西部地区从事译经、传法以及佛教艺术的创作活动。从所发现遗存体现的明显的克什米尔风格看，毫无疑问曾有来自克什米尔的艺术家参与了西藏西部的艺术创作活动，但除此以外，应该还有来自印度、尼泊尔乃至中亚的艺术家活动留下的痕迹。因此，通过对这批新发现的早期佛教遗存进行仔细的比较分析，辨析不同的艺术风格流派，对复原西藏西部佛教后弘期初期的佛教艺术发展状况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也让我们再次强烈地感受到，透过历史文献记载的线索，将考古学田野调查的方法与之相互结合，我们往往可能在神话与真实、历史与传承相互交织的大背景之下，追寻到西藏古老文明的脉络。
附记：此次考察得到了西藏自治区旅游局、文物局、札达县文物局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与协助，并得到了美国友好人士托马斯·J. 普瑞茨克尔（Thomas J. Pritzker）的资金资助，特此致谢！
2007年
Abstract
Master translator Rin-chen bzang-po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igure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Second Diffusion of Buddhism in western Tibet. According to his biography, Rin-chen bzang-po established many monasteries and stupas in the territory of ancient Guge Kingdom in Ngari Prefecture. In summer 2007, the Institute for Tibetan Studies and Sichuan University teamed up again with the University’s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to conduct a survey of some sites in Zanda County, they discovered two cave temples and one Buddhist architecture site, and re-surveyed two temple sites. The discovery of these Buddhist sites, which might date back to Rin-chen bzang-po’s time in the 11th centur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since it is very helpful for the study on the Buddhist history and art in western Tibet.
注释
[1]有关仁钦桑布的传记见古格·次仁加布：《阿里史话》第74～79页，西藏人民出版社，2003年； Giuseppe Tucci. Indo-Tibetica, vol.Ⅱ, New Delhi, 1988, pp. 53-74。
[2]古格·次仁加布：《阿里史话》第76页，西藏人民出版社，2003年。
[3]David Pritzker. The treasures of Par and Kha-tse. Orientations, September 2000, pp. 131-133.
[4]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等：《西藏阿里札达县帕尔嘎尔布石窟遗址》，《文物》2003年第9期。
[5]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等：《西藏阿里札达县帕尔宗遗址坛城窟的初步调查》，《文物》2003年第9期。
[6]古格·次仁加布：《阿里文明史》，西藏人民出版社，2006年。
[7]Deborah E. Klimburg-Salter. Tabo: a Lamp for the Kingdom, Milan, 1997: fig.113.
[8]Deborah E. Klimburg-Salter. Tabo: a Lamp for the Kingdom, Milan, 1997: fig.116.
[9]西藏自治区文物局、四川联合大学考古专业：《西藏阿里东嘎、皮央石窟考古调查简报》，《文物》1997年第9期，第6～22页。
[10]Deborah E. Klimburg-Salter. Tabo: a Lamp for the Kingdom, Milan, 1997: fig.139.
[11]古格·次仁加布：《阿里史话》第77页，西藏人民出版社，2003年。
[12]古格·次仁加布：《阿里史话》第77～78页，西藏人民出版社，2003年。
[13]Deborah E. Klimburg-Salter. Tabo: a Lamp for the Kingdom, Milan, 1997: fig.211.
[14]古格·次仁加布：《阿里史话》第141～145页，西藏人民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