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宁河流域大石墓遗存分期研究刍议
安宁河流域大石墓遗存分期研究刍议
左志强（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
大石墓为中国西南地区颇具特色的一种考古学遗存，而安宁河流域为大石墓集中分布区。20世纪70年代开始科学发掘大石墓。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批大石墓被揭露出来，由此也引发了学界关于川西南大石墓遗存的一次讨论热潮。童恩正[1]、罗开玉[2]、刘弘[3]等先生先后撰文就大石墓的墓葬形制、文化特征、分期、年代及其族属等问题予以讨论。时至今日，我们已基本摸清了大石墓的分布与总体规模等情况，而且21世纪初也开始了对与大石墓相关的遗址进行调查与试掘。经发掘的遗址有西昌棲木沟[4]、德昌王家田[5]、冕宁三分屯[6]等遗址，并清理了一座与大石墓相关的灰坑——麻柳村器物坑[7]。而在研究方面也趋于深入，有学者反思以往研究的方法，开始注重其生态、聚落等层面的信息，分析大石墓的文化因素[8]。
一、分期研究简评与讨论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大石墓遗存的研究一直为学界所关注，墓葬形制、文化特征、分期、断代、族属及分区等方面都有所讨论，取得了一定成果，但遗憾的是，对于大石墓遗存的分期研究，学界一直没有取得较大的共识，各研究结论大相径庭，甚至抵牾对立，而在断代问题上，下限争议不大，但上限争议较大，聚讼纷纭。
刘世旭[9]、李连[10]、罗开玉[11]、江章华[12]等学者曾对大石墓遗存进行排序分期。这些研究中大体呈现出两种分期方案设计，第一种方案，大多数文章行文依据有二：①墓葬形制本身的繁简；②铜器、铁器以及钱币的有无。少见从墓葬随葬陶器本身出发。我们认为，墓葬形制的差异并不仅仅是年代上的差异，还有可能是规格、死者拥有财富甚至地域上的差异等，而且铜器、铁器是否出现会受到保存情形、葬俗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如此看来，这种方案设计其实是模糊了大石墓遗存早晚变化的本质。第二种方案，江章华先生独辟蹊径，从墓葬随葬陶器的器物组合特征出发，将大石墓遗存区别为明显的两类，并且从器形特征上厘定这两类墓葬的相对年代关系[13]。这种方案显然抓住了对大石墓遗存分期研究的要害。
诚然，对大石墓遗存进行排序确实存在一定困难，例如大石墓使用时间长，存在多次葬现象，不同墓葬各自的建造年代、使用时期、废弃年代等长短不一，再如大石墓遗存之间不存在叠压或打破关系，等等。
但是，倘若从随葬“陶器”这个视角出发，我们牢牢把握随葬陶器器物共存关系，就会发现大石墓遗存其实还是可以做出遗存的分类，也具备了进行排序的可能性[14]，究其原因在于：
（1）仔细检索刊布的材料，可以看出，其实墓葬中出土的陶器群组合关系固定，特征比较突出，而且不同组合的器物群之间很少见到共见器类[15]，这就意味着大石墓遗存是可以做出“分类”的。如此一来，即使我们面对存在多次葬的大石墓，我们还是通过把握几个典型墓例的组合关系，也就能够将墓葬内的陶器进行器物群的划分，从而认识该墓葬多次使用的内容与年代。
（2）近些年我们发掘了一定数量的与大石墓遗存相关的遗址，例如棲木沟遗址、王家田遗址等。遗址里相关的层位关系为我们探讨不同类遗存的相对年代关系提供了依据。因此，大石墓遗存也可以进行“排序”。
我们认为，有关大石墓遗存的分期研究显然应当以重点分析遗址和墓葬中出土的陶器为基础。虽说陶器不足以映射某一族群共同体的全部行为内容，但是通过研究陶器类、群上的变化，我们可以揭示考古学上的文化发展的大致脉络，从而接近复原“族群”与社会的发展过程。相比于铜饰品等，陶器变化速率快，更易反映文化发展的过程。因此，以陶器为视角，重新梳理遗址及墓葬材料，我们可以较好地揭示大石墓遗存的文化历程。
本文运用考古学基础方法重点分析遗址和墓葬所出陶器，强调器物组合及特征考察，对遗存进行分类、排序，在此基础上结合与陶器共出的某些遗物形成综合分期，并讨论各期年代。
二、遗存的分类排序及综合分期
1.遗址材料的分类排序
典型遗址材料有西昌棲木沟[16]、德昌王家田[17]。相近遗存在德昌董家坡[18]、西昌咪咪啷[19]、营盘山[20]、冕宁三分屯[21]等遗址亦有零星发现。
棲木沟遗址做过两次试掘。涉及本文分析且可资利用的单位有2005年材料第3A层和2006年材料M1、M2及第3层。2006年材料存在一组叠压关系：第3层→M1、M2。
M1、M2为竖穴土坑墓，两者墓葬形制和出土物相近，出土陶器有泥质黑皮陶圈足杯、觚形杯、带流壶、夹砂灰褐陶罐等，泥质黑皮陶器表多有丰富纹饰，以弦纹、戳印圆圈纹和镂孔为组合，夹砂陶器底多为叶脉纹。第3层出土有宽双耳罐、高领罐、盘状砍砸器等，器耳剖面多为椭圆形，由数条泥条拼接或为耳面划有凹槽，多数器耳中部有横装泥条。2005年第3A层出叶脉纹器底，器类仅见罐类，有双耳罐、深腹罐等，双耳罐耳部形态由数条泥条拼接，往往中部横加附加堆纹。T101③A：1，敞口，口沿下有手指压印痕迹，颈部饰一道划纹，溜肩，深腹，小平底，底部有叶脉纹。2005年第3A层与2006年第3层内涵一致。
我们将棲木沟遗址相关遗存分为两类：06M1（2006年M1简写，下文同）类，还包括06M2，典型陶器组合为杯、壶，典型纹饰为由弦纹、戳印圆圈纹和镂孔组合的纹饰带和叶脉纹；06③类，包括05③A，典型陶器组合为双耳罐、深腹罐等，典型纹饰特征有“S”形附加堆纹和叶脉纹，泥条堆纹亦常见。
王家田遗址是一处内涵单纯的大石墓遗存遗址材料。H1、H2与第3层所出遗物一致，出土陶器全部为夹砂陶，火候不高，陶色以灰褐为主，大多为素面，纹饰以叶脉纹、“S”形附加堆纹、乳丁纹常见。器类主要为罐类，有双耳罐、敞口罐、侈口罐等。器耳多数为数条泥条拼接，有的在耳面上饰交叉或横向附加堆纹。上述特征与棲木沟06③类基本一致。
三分屯等其他遗址所见器物以双耳罐常见，其器形特征、纹饰特征及耳面特征同棲木沟06③类、王家田遗存相近。
2.墓葬材料的分类排序
本文墓葬材料包括墓葬本身及与墓葬相关的遗迹[22]。重要的大石墓材料有：大洋堆大石墓及H1、H2，天王山十号墓，坝河堡子大石墓群，麻柳村器物坑，湾丘大石墓，拉克四合大石墓群等。
依照出土陶器组合及器形特征来看，内涵清晰、典型的遗存有四类，如下：
Ⅰ类，代表性墓例为西昌天王山十号墓[23]，经久大洋堆H1、H2[24]。天王山十号墓随葬陶器全部为泥质红陶，纹饰有划纹纹饰带和三角形镂孔，器形有宽折沿罐、圈足罐等。经久大洋堆H1、H2，出土陶器有宽折沿罐、圈足罐、豆，器物组合与天王山十号墓随葬品很相近。宽折沿罐H1：1、H2：3、H1：10，圈足罐H2：6分别与天王山十号墓出土宽折沿罐M10：3、M10：1、M10：4，圈足罐M10：5，无论是器形特征、纹饰还是体量大小都很是相近。
Ⅱ类，代表性遗存有坝河堡子M4、M6[25]，麻柳村灰坑[26]等。坝河堡子M4、M6出土陶器皆为泥质黑陶，纹饰内容丰富，主要为弦纹与斜线纹或“＜”纹组成纹饰带，器类简单，器物组合为杯、壶。麻柳村灰坑，出土器物丰富。出土陶器以泥质或夹细砂灰黑陶为主，纹饰以戳印圆圈纹与弦纹组成的纹饰带常见，还有少量“＜”纹，器形以杯、带流壶为主，还有极少量罐残片，器形同坝河堡子大石墓较相近，如杯H1：5、H1：1、H1：7分别与坝河堡子M6：34、M6：28、M6：33器形很相似。相近遗存还包括有燕家山M3[27]、喜德拉克四合M6[28]等，另外在琅环采集到带流壶等相似遗物[29]。
Ⅲ类，代表性墓例有米易湾丘大石墓M1、M2[30]，阿荣大石墓M3[31]。弯丘M1、M2出土陶器很相近，出土陶器夹砂陶居多，陶色以红陶为主，少量灰陶，纹饰以附加“S”纹、条纹、叶脉纹为特色，还有水波划纹、乳丁纹等，器物组合以罐类为主，常见有单耳罐、双耳罐、无耳罐，耳部形态多由泥条拼接或刻划有凹槽，耳面多横加一泥条，其他器形还有带流壶、杯、瓶等。阿荣M3出土陶器均为夹砂陶，陶色以黑陶及外黑内褐陶居多，陶色斑驳不匀，纹饰有附加“S”纹、水波划纹、叶脉纹等，器类以罐类为主，有单耳罐、双耳罐、无耳罐等，还有带流壶。从器形来看，无论是单耳罐、双耳罐，还是带流壶，这两墓例都非常相似。其他墓例还有阿荣M4等。
Ⅳ类，代表性墓例有拉克四合M8[32]。拉克四合M8出土陶器绝大多数为细泥红陶，火候甚高，素面，器类简单，主要以单耳罐为主，少见双耳罐。相近遗存还包括有轱辘桥M1[33]、黄水塘M1[34]、西郊M1[35]。
上述这四类遗存具有代表性，器物组合关系突出且器类少有互见。
那么它们之间的排序是如何的？
（1）大石墓Ⅱ类、Ⅲ类遗存的关系。
通过上文的遗址材料分析，我们确认了内涵判然有别的两类遗存：06M1类、06③类，并且前者年代上早于后者。墓葬材料Ⅱ类、Ⅲ类遗存分别与遗址材料06M1类、06③类相对应。因此，墓葬材料Ⅱ类年代亦应早于Ⅲ类遗存，大石墓Ⅱ类、Ⅲ类相近器类有带流壶、杯。这也体现了早晚承袭的某些因素。
（2）大石墓Ⅰ组与上述Ⅱ类、Ⅲ类遗存的关系，只有从陶器形制特征以及墓葬形式等来大致推断。
Ⅰ类遗存陶器以罐类为主，有宽折沿罐、圈足罐等，还有豆、瓶、杯，与Ⅱ类、Ⅲ类遗存差别比较大。豆H2：1，褐陶，器表施黑色陶衣，敞口，斜腹，腹部饰两道刻画锯齿纹，圈足下部饰7个椭圆形镂孔。这与大石墓Ⅱ类圈足杯有相近之处，与棲木沟06M1类的M1：5圈足镂孔杯整体器形上比较接近。从另外一个角度看，Ⅰ类遗存大洋堆大石墓、天王山十号墓与Ⅱ类的麻柳村大石墓附近都存在有“祭祀坑”现象，而这样的现象不见于Ⅲ类、Ⅳ类遗存。这也暗示Ⅰ类与Ⅱ类遗存联系较紧密，年代较为接近。
归纳之，大石墓Ⅰ类与Ⅱ类、Ⅲ类遗存组合差别明显，器形上看出与Ⅱ类有某些相似之处，遗迹形态上也较为相近。若要给出一个倾向性看法，则是大石墓Ⅰ类可能要早于Ⅱ类，但是存在较大的缺环。
（3）再看大石墓Ⅳ类与Ⅱ类、Ⅲ类遗存的关系。同样大石墓Ⅳ类遗存与后两类遗存没有直接叠压或打破关系，也无法依据遗址材料来分析。因此，只能通过遗物特征来大致推定年代早晚关系。
大石墓Ⅳ类出土陶器绝大多数为细泥陶，火候较高，素面，器类简单，主要以单耳罐为主，少见双耳罐。有这样一个墓例西昌西郊M1[36]可以用来大体推定Ⅳ类与Ⅲ类遗存的早晚关系。
西郊M1出土有单耳罐、双耳罐、带流壶等。单耳罐分两型，一是M1：1，侈折沿，宽板耳；二是M1：2、M1：3，侈卷沿、宽板耳，耳面有数道刻槽，并横加一道泥条，耳上端及腹部各有两个乳丁。双耳罐M1：4，器形与单耳罐M1：1一致。带流壶[37] M1：5，大喇叭口，细长颈，鼓肩，圆腹，平底。
与大石墓Ⅲ类比较，西郊M1仍保留有带流壶、双耳罐这种器形，而且M1：2、M1：3单耳罐耳面形态与大石墓Ⅲ类阿荣M3单耳罐M3：8、双耳罐M3：7特征相近，但是，西郊M1还有一些Ⅲ类遗存不见的因素，比如制作精美、火候甚高的A型单耳罐，而这种器形多见于拉克四合M8、轱辘桥M1、黄水塘M1等Ⅳ类遗存。我们认为，这种差异是时代上的差异，而非区域差异。归纳一下，笔者推定Ⅳ类遗存年代要晚于Ⅲ类，而且西郊M1年代在Ⅳ类遗存中偏早。
依上，我们依据出土陶器组合及特征将大石墓遗存分为Ⅰ类、Ⅱ类、Ⅲ类、Ⅳ类，年代由早及晚。排序如下：
Ⅰ类→Ⅱ类→Ⅲ类→Ⅳ类
另外，大石墓中与陶器伴出的其他随葬品还有铜器、铁器及钱币，这些遗物具有一定的年代标志效用。在上述排序基础上，考察各类墓葬所出的这些遗物，亦可辅助验证各类墓葬之间的相对年代关系。
Ⅰ类墓葬中目前没有见到铜、铁制品。Ⅱ类墓葬中大多随葬铜手镯、铜发笄等铜饰品及铜刀等工具，仅喜德拉克M6出土有利用细铁条弯曲而成的小铁环，Ⅲ类墓葬出土铜镯等饰品及铜剑、镞等工具，罕见铁器及钱币出土，Ⅳ类除出土习见的铜制品外，还新出有钱币（五铢、大泉五十等）和全铁制品（铁刀、铁环首削等）。依照铜器、铁器及钱币流行时间，不难发现这些遗物的出现及流行，在年代上大体与四类墓葬的排序情况相吻合。这自然也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上述大石墓遗存排序结果的可靠性。
具体情况还可参看两个墓例：阿荣M3、西郊M1。阿荣M3墓内堆积第2层底部出土较多陶器，而在第2层层表出土一件铁环首削及一具骨架。这样的堆积情况具有一定的“层位学意义”，即底部所出陶器随葬的年代要早于铁环首削随葬的年代，反映了至少有两次丧葬行为。其中，底部堆积的陶器组合及特征与大石墓Ⅲ类一致，而铁环首削常与大石墓Ⅳ类所出陶器伴出。由此亦能大体印证，大石墓Ⅲ类年代要早于Ⅳ类。西郊M1与陶器伴出的有铜柄铁剑等铜铁合制品。一般说来，铜铁合制品的最初出现年代要早于全铁器出现年代。结合上文谈到了西郊M1陶器分析情况，我们也不难判断出西郊M1年代在Ⅲ类墓葬中偏早，晚于Ⅳ类。
应该要指出的是，Ⅱ类、Ⅲ类遗存相对早晚关系有直接的层位关系支撑，结论可靠，而Ⅰ类与Ⅱ类、Ⅲ类与Ⅳ类之间的相对年代关系由器物特征等推断，有待于日后更多相关遗址的层位关系证实支撑。
3.大石墓遗存的分期
基于上述分析，综合遗址材料及墓葬材料的分类排序认识，并适当参看与陶器共出的其他遗物，将安宁河流域的大石墓遗存相应地划分为四期。各期文化面貌特征如下：
第一期，主要指墓葬Ⅰ类。陶器以宽折沿罐、圈足罐、侈沿深腹罐为代表。口沿多为宽折，圈足多见镂孔，器身有饰锯齿纹饰。这一期不见铜器、铁器及钱币出土。（图1）
图1 大石墓遗存第一期陶器
1、3.宽折沿罐（H1 : 1、H2 : 3） 2.侈沿深腹罐 （DM2 : 1） 4.豆（H2 : 1） 5.圈足罐（H2 : 6） 6.杯 （H1 : 6） 7.宽折沿尊（H2 : 4）（皆出自大洋堆遗址）
第二期，主要为墓葬Ⅱ类与遗址06M1类。陶器基本上都为泥质黑陶，纹饰繁缛丰富，器物组合基本上以杯、壶、带流壶为主。这一期出土有铜饰品及铜工具，不见铁器及钱币。（图2）
第三期，主要为墓葬Ⅲ类与遗址06③类。陶器组合以罐类为主，常见有单耳罐、双耳罐、无耳罐，纹饰以附加“S”纹、条纹、叶脉纹为特色，还有水波划纹、乳丁纹等，器物耳部形态多由泥条拼接或刻划有凹槽，耳面多横加一泥条，其他器形还有带流壶、杯、瓶等。这一期出土有铜饰品及铜工具，尚不见铁器及钱币。（图3）
第四期，主要为墓葬Ⅳ类。陶器绝大多数为细泥红陶，火候甚高，素面，器类简单，主要以单耳罐为主，少见双耳罐。这一期依然出土有铜饰品及工具，但还新伴出铁刀、环首削等铁器，以及五铢、大泉五十等钱币。（图4）
图2 大石墓遗存第二期陶器
1～4.圈足杯（M1 : 1、M1 : 8、M1 : 7、M1 : 6） 5.无流壶（M4 : 2） 6、7.带流壶（M1 : 1、M6 : 27） 8.高低耳杯（M6 : 28） （1～4、6.出自棲木沟遗址，5、7、8.出自坝河堡子大石墓）
图3 大石墓遗存第三期陶器
1、2.双耳罐（M1 : 96、M2 : 132） 3.单耳罐（M3 : 5） 4.带流壶（M1 : 11） 5.双耳瓶（M1 : 4）6.单耳杯（M1 : 40） 7.瓶（M1 : 41）8.双耳杯（M2 : 43） 9.簋形器（M2 : 102）10.无耳罐（M2 : 77） 11.豆（M2 : 118） （1、2、4～11.出自弯丘大石墓，3.出自阿荣大石墓）
三、年代讨论
上述分析中，笔者对大石墓遗存进行分类排序，解决了各类遗存的相对年代关系。在此基础上，有必要讨论一下大石墓各期遗存的绝对年代。
图4 大石墓遗存第四期陶器
1、2、4.单耳小罐（M1 : 26、M1 : 1、M8 : 4） 3.双耳小罐（M1 : 4） （1.出自轱辘桥大石墓，2、3.出自西郊大石墓，4.出自拉克四合大石墓）
关于大石墓遗存年代的推断，其下限争议不大，而上限则争议较大，有商代[38]、春秋早期[39]、战国早期[40]等观点。本文通过与周邻地区具有较明确时代特征的遗存进行关联性比较，结合其他伴出的典型随葬器物（如钱币等），以及少量相关测年数据，综合来推定各期的大致年代。相对来说，第一期、第三期、第四期遗存年代判定依据较明确，而第二期遗存比对材料很薄弱，亦无测年数据等，这期的大体年代范围可通过一、三期遗存来卡定。
1.第一期
这一期的年代上限，可通过大洋堆遗址来确定。大洋堆大石墓及灰坑晚于大洋堆“中期遗存”，而中期遗存瓮形器（A型罐）与冕宁高坡、赵家湾遗址同类器有很多相近之处，高坡第3层测年数据大致为公元前1400—前1200年，约当商代中晚期[41]。因此，大石墓第一期遗存的年代上限早不过商代晚期。
安宁河流域内与大石墓遗存第一期相近遗存目前尚少见，可供比较材料甚少。我们注意到，会理黎溪盆地的材料与其有少量的共见因素。具体来说，大洋堆、天王山大石墓的随葬陶器与会理粪箕湾M148等墓葬[42]群的随葬陶器有相近之处。大洋堆圈足罐H2：6、天王山M10：5等与粪箕湾“BⅢ式豆”M148：4等器形相近，而纹饰有异，大洋堆深腹罐DM2：1，口微侈，鼓肩，深腹，小平底，肩部饰四组小乳丁与两道水波划纹，与粪箕湾AⅠ式罐M148：8较为相近。粪箕湾M148年代大致为战国初期。
大体上看，大石墓遗存的第一期年代约为战国早中期[43]。
2.第三期
与这期陶器面貌接近的材料有云南宁蒗县大兴镇M2、M5[44]，老龙头墓地M6、M9[45]等，年代亦可由此推断。
宁蒗大兴M2、M5出土物相近，有双耳罐、单耳罐、无耳罐及铜削等，器物组合与米易湾丘M1、M2随葬品相近。其中，双耳罐M2：8、M5：1，耳面有平行刻槽及横加一条附加堆纹，腹部饰有水波划纹，加有“S”形附加堆纹，这类罐在本文所分的第三期遗存中大量可见，器形特征、纹饰特征等几乎一致。双耳罐M2：6，四方口中部下凹作马鞍形，这与茂汶城关石棺葬墓地Ⅴ式双耳罐[46]、岷江上游石棺葬Ⅰ式双耳罐（SZM107：1）[47]形态十分接近，这类罐出土年代较为明确，大体上为西汉早中期，晚不过武帝初年。因此，云南宁蒗大兴M2、M5的年代大体为西汉早中期。老龙头墓地M6、M9出土陶器有双耳罐与米易湾丘大石墓同类器形态十分接近，这两座墓年代推断为“约在西汉初年至西汉中期”[48]。
综上所述，以米易湾丘M1、M2为代表的大石墓遗存第三期的年代大体上为西汉初年，略早于西汉武帝初年。
3.第四期
这期遗存伴出有钱币及铁器，年代特征较明确。拉克四合M8伴出有铁指环、四铢半两、印章等。黄水塘1号墓伴出铁环首削。轱辘桥M1墓内堆积可分两层，但发表的遗物没有分开，伴出有铁刀、铁环首削、五铢、大泉五十等。综合来看，这批墓葬的年代大体为新莽至东汉初年。
4.第二期
通过第一期、第三期年代的讨论，我们大体可以推断出第二期遗存的年代范围，大体相当于战国晚期，晚至秦汉之际。
第二期遗存目前发现甚少，缺乏可供直接比对的材料。第二期遗存的陶器纹饰风格鲜明，特征突出。就纹饰来说，与雷家山一号墓[49]陶器纹饰风格有相近之处。雷家山一号墓出土有单耳罐、双鋬手罐、杯、豆、尊等，其中，单耳罐、杯、豆器表纹饰装饰繁缛，多为弦纹和水波划纹、折线纹以及镂孔复合使用。从器物组合特征看，雷家山一号墓与大石墓遗存第二期差别很大，这也反映了安宁河流域与会理城河流域不同的丧葬传统与文化，但是单就从纹饰风格和样式来看，拉克四合M6：5、拉克四合M1：2器表纹饰与雷家山一号墓陶器纹饰几乎一致，大石墓第二期遗存与雷家山一号墓都盛行精致繁缛的纹饰。至于这两者的关系还需进一步的研究工作。
综上所述，依据现有材料，安宁河流域大石墓遗存可大致分为四类，性质不同而前后相继，年代范围早至战国早中期，晚至东汉初年。
四、结语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分期研究成果显示了期段之间的差别甚大，几乎就看不出承续性因素，所谓过渡阶段遗存无从可见，这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安宁河流域战国至汉时期文化发展呈现出“断续式”发展特征。个中原因是目前材料的限制（墓葬材料居多且零散多扰乱等）或是文化本来便是如此……当然，这也意味着安宁河流域战国秦汉时期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仍有较大的探索空间和学术意义。
安宁河流域大石墓遗存的分期研究是一项重要的考古学文化基础研究，是构建安宁河流域乃至中国西南地区先秦考古学文化序列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这样一个依据可靠层位关系及器物特征所做的历时性分析基础上，我们可以更好地进行大石墓墓葬演变等研究，探讨大石墓遗存文化因素及文化属性，以及深层次思考其考古学文化背后所反映的“西南夷”部族迁徙、文化互动及文明进程模式等内容。限于篇幅，笔者拟另文讨论这些问题。
附记：本文得到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志清先生悉心指导，谨致谢忱！
2013年
Abstract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periodization of the massive tombs with the basic archaeological methods as of focusing on analysis of the unearthed pottery from ruins and tombs, emphasizing the study on the combin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rtifacts, classifying and sequencing the remains, and, on basis of which, forming a comprehensive periodization in connection with those relics found together with the pottery. According to existing material, the massive stone tombs in the Anning River Basin could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of different natures and time sequence, the earliest from the early and mid Warring States, and the latest to the early East Han Dynasty.
注释
[1]童恩正：《四川西南地区大石墓族属试探——附谈有关古代濮族的几个问题》，《考古》1978年第2期。
[2]罗开玉：《川西南与滇西大石墓试析》，《考古》1989年第12期。
[3]刘弘：《川西南大石墓与邛都七部》，《文物》1993年第3期。
[4]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凉山州西昌市棲木沟遗址试掘简报》，《四川文物》2006年第1期；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西昌市棲木沟遗址2006年度试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06》，科学出版社，2008年。
[5]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凉山州德昌县王家田遗址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06年第1期。
[6]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等：《四川凉山冕宁三分屯遗址试掘简报》，《四川文物》2006年第5期。
[7]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凉山州西昌市麻柳村灰坑清理简报》，《四川文物》2006年第1期。
[8]周志清：《安宁河流域大石墓文化因素刍议》，《华夏考古》待刊。
[9]刘世旭：《试论川西南大石墓的起源与分期》，《考古》1985年第6期。
[10]李连：《安宁河流域大石墓的再探索》，《西南民族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
[11]罗开玉：《川西南与滇西大石墓试析》，《考古》1989年第12期。
[12]江章华：《安宁河流域考古学文化试析》，《四川文物》2007年第5期。
[13]江章华：《安宁河流域考古学文化试析》，《四川文物》2007年第5期。
[14]不同类的大石墓遗存间随葬陶器可能也会有地域上的差异，但是目前相关墓葬、遗址发掘数量过少，不足以支撑地域上的区分，待日后材料丰富后可考虑进行大石墓遗存地域性研究。本文略此，将大石墓之间的随葬陶器之间的差异主要考虑为年代上的差异。
[15]有个现象值得注意，在大石墓中，作为随葬品的陶器似乎只存在一次的放入过程，与此不一样的是，随身佩戴的铜饰品则往往随着个体的放入而放入，重复出现这过程。这是否意味着陶器的共时性较强，而墓中出土铜饰品等随身器物共时性则较差？
[16]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凉山州西昌市棲木沟遗址试掘简报》，《四川文物》2006年第1期；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西昌市棲木沟遗址2006年度试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06》，科学出版社，2008年。
[17]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凉山州德昌县王家田遗址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06年第1期。
[18]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德昌县文物管理所：《2010年德昌县董家坡遗址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10》，科学出版社，2012年。
[19]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西昌市咪咪啷遗址调查试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04》，科学出版社，2006年。
[20]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西昌市营盘山遗址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05》，科学出版社，2007年。
[21]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等：《四川凉山冕宁三分屯遗址试掘简报》，《四川文物》2006年第5期。
[22]“与墓葬相关的遗迹”主要是指一种这样的现象：在大石墓墓室附近发现有器物坑，坑内器物有序放置。一般认定该遗迹现象性质为与大石墓墓葬有关联的“祭祀坑”。典型墓例有天王山十号墓（所出器物全部为器物坑内出土）、大洋堆DM1与H1、H2、麻柳村器物坑（坑邻不远处有大石墓群）。
[23]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四川西昌天王山十号墓清理简报》，《考古》1984年第12期。
[24]西昌市文物管理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四川西昌市经久大洋堆遗址的发掘》，《考古》2004年第10期。
[25]西昌地区博物馆等：《西昌坝河堡子大石墓第二次发掘简报》，《考古》1978年第2期。
[26]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凉山州西昌市麻柳村灰坑清理简报》，《四川文物》2006年第1期。
[27]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四川西昌市郊大石墓》，《考古》1983年第6期。
[28]凉山彝族地区考古队：《四川凉山喜德拉克公社大石墓》，《考古》1978年第2期。
[29]器物线图散见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安宁河流域大石墓》，文物出版社，2006年。
[30]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米易弯丘的两座大石墓》，《考古学集刊》（第1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31]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四川西昌洼垴、德昌阿荣大石墓》，《文物》2006年第2期。
[32]凉山彝族地区考古队：《四川凉山喜德拉克公社大石墓》，《考古》1978年第2期。
[33]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喜德县文化馆：《四川喜德县清理一座大石墓》，《考古》1987年第3期。
[34]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四川西昌北山、小花山、黄水塘大石墓》，《文物》1990年第5期。
[35]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四川西昌一号墓发掘简报》，《考古学集刊》（第3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36]此墓例在《安宁河流域大石墓》（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编著，文物出版社，2006年）中有更多器物线图。
[37]值得注意的是，在原简报《四川西昌一号墓发掘简报》中，没有发表线图，而在《安宁河流域大石墓》中发表有线图。但是，原简报中对“喇叭口带流壶”的描述与《安宁河流域大石墓》中的线图有差异，不知何故。
[38]罗开玉：《川西南与滇西大石墓试析》，《考古》1989年第12期。
[39]刘世旭：《试论川西南大石墓的起源与分期》，《考古》1985年第6期。
[40]刘弘：《川西南大石墓与邛都七部》，《文物》1993年第3期。
[41]待刊。
[42]会理县文物管理所、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会理县粪箕湾墓群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04年第10期。
[43]值得提出的是，天王山十号墓有高大的夯筑封土堆，据介绍“夯土层的泥土……含有大量云纹瓦当、绳纹板瓦、筒瓦和碎陶片”，照此看，天王山十号墓的年代似早不过西汉，这点与本文年代判定相悖。笔者认为，云纹瓦当等遗物出现当有另解。
[44]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宁蒗县大兴镇古墓葬》，《考古》1983年第3期。
[45]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老龙头墓地与盐源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9年。
[46]四川省文管会、茂汶县文化馆：《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石棺葬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7），文物出版社，1983年。
[47]冯汉骥、童恩正：《岷江上游的石棺葬》，《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
[48]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老龙头墓地与盐源青铜器》第185页，文物出版社，2009年。
[49]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会理县雷家山墓地M1发掘报告》，《成都考古发现2007》，科学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