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喜马拉雅岩画欧亚草原因素再检讨
西喜马拉雅岩画欧亚草原因素再检讨[1]
吕红亮（四川大学考古学系）
一、发现与研究概况
喜马拉雅山是世界上最高大的山系，西起帕米尔高原，东至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处，绵延2000多公里。以吉隆一带为界，喜马拉雅山分为东西两段。西段简称“西喜马拉雅”，是青藏高原与以帕米尔高原为中心的亚洲大陆中部“山结”地带相连接的极高地区，包括现今我国西藏西部的阿里高原、印控克什米尔、巴基斯坦北部和尼泊尔西北部。这一地区平均海拔在4500米以上，有“世界屋脊的屋脊”之称，属亚洲干旱内陆的腹心地带，自然条件极其恶劣，即便在当代仍然相当封闭。同时，这里也是现今世界史前史中考古学家了解最少的区域之一。然而，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外考古学家在西喜马拉雅地区已经发现了大量古代岩画。西藏西部的阿里、印控克什米尔的拉达克、巴基斯坦北部三个毗邻区域的岩画尤为集中，由此可确认西喜马拉雅地区是世界岩画分布区中一个相当重要而集中的“岩画丛（Petroglyph Cluster）”。为方便讨论，以下对发现和研究的情况略做介绍。
1902年，在印度西北部拉达克一带探险的德国学者弗兰克（A. H. Francke）就已经注意到这一地区的古代岩画并做了简单记录[2]。稍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 Hedin）[3]、美国旅行家史密斯（N. Smith）[4]、法国学者科洛辛斯基（D. Klodzinski）[5]、英国藏学家邓乌德（P. Denwood）[6]先后发表了对拉达克岩画的调查报告，多数学者认为有些内容无疑属于前佛教时期[7]。
巴基斯坦北部的岩画迟至20世纪70年代中巴公路修建期间才被大量发现和刊布。1975年，德国海德堡大学的耶特玛（K. Jettmar）与巴基斯坦考古学家丹尼（A. H. Dani）在这一地区进行了近10年的联合调查[8]，在印度河上游的巴基斯坦北部地区发现了大量古代岩画，特别是以奇拉斯（Chilas）至夏提欧（Shatial）之间以及更北的洪札（Hunza）河谷的一大批岩画和多种语言文字的题记最为引人注目，年代跨度从史前到历史时期晚期[9]。
西藏岩画最早见诸西方学者的报道。如杜齐20世纪40年代曾提及在江孜附近发现的岩画[10]；20世纪50年代德国人奥夫施莱特（P. Aufschnaiter）和哈雷（H. Harrer）于拉萨城东发掘辛多山嘴遗址时曾注意到距遗址100多米的山腰上一块大圆石刻画有马的形象[11]。但上述零散发现仅局限于西藏中部，西藏西部地区仍是一片空白。1985年，中国学者首次在阿里地区日土县日姆栋、鲁日朗卡、恰克桑3个地点发现古代岩画[12]。此后随着西藏文物普查工作的展开，中外学者调查的西藏高原岩画地点达几百处[13]，多见于高原西部和北部，阿里日土县域内尤为集中。
近20年来，多位中国学者对西藏岩画研究做出了相当重要的贡献，涉及岩画分类、区域风格等重要问题，尤以1994年出版的《西藏岩画艺术》一书最具代表性[14]。李永宪将岩画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为青铜时代前期（公元前1千纪），中期为青铜时代晚期（1世纪—7世纪），晚期为佛教时期（7世纪至近代）[15]。这一结论被视为西藏岩画研究的基本框架，至今看来，仍是中肯的[16]。但由于资料限制，上述研究对与西藏毗邻的境外岩画发现和研究尚有不足。而一些国外学者如法兰克福（H-P. Francfort）等早在1990年代指出拉达克岩、西藏阿里以及中亚的岩画有着诸多相似[17]，但由于该文对中文材料的占有不足，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比较研究。
西藏考古先驱杜齐曾在1973年指出：“在拉达克、西藏西部、后藏及藏东发现的岩刻又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如果能得到更多的例证，将值得做进一步探讨。……在亚洲，这种岩刻相当普遍，但我们还不能对其起源以及地区间的相互影响得出明确结论”[18]。目前，西藏西部及其周边积累的岩画资料已经十分丰富，我们可以沿着杜齐提出的命题做进一步探索。限于材料和篇幅，本文无意就西喜马拉雅地区岩画做全面讨论，而仅以西藏西部及其周边地区岩画为中心，结合中亚岩画研究成果，对藏西岩画中某些可辨识的、具有欧亚因素的主题风格提出讨论，以期从“图像”层面揭示早期金属时代跨西喜马拉雅的文化互动。
二、权杖头、盾牌饰与面具
就整个西喜马拉雅区域而言，克什米尔布鲁扎霍姆遗址出土的岩刻是目前考古资料中年代最早的作品。该遗址第二期新石器文化层中发现了一块刻有图案的石板[19]，虽然有图案的一面朝向房子内部，但发掘者推测此石板并非房子内部的有意陈设，而是二次利用，真实情况尚且存疑。石板略呈长方形，最宽约70厘米，上半部已残，其上以琢击剪影的手法绘出长48厘米、宽27厘米的画面，表现了两人狩猎的场景。中心为一头带角的雄鹿，头部前方一个男人持弓射鹿，鹿尾部后方一女人持杆状物刺向鹿臀。画面上方有两个带光芒的太阳，在持矛单手叉腰的女人身后，还有一只雄性猎狗（图1：1）。画面描绘相当精致，人物性征都被明确表现出来。这是目前已知的西喜马拉雅地区年代最早的狩猎岩画，年代可定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20]。
西喜马拉雅其他地区尚未见到可确定为新石器时代的岩画，但拉达克赞斯卡（Zanskar）的查尔（Char）地点一幅狩猎岩画颇值得注意。它表现了一人腰佩圆锤形武器、手持弓箭猎鹿的情景，最值得注意的是狩猎者腰部佩有一长杆，上面悬挂了四个物件，其中一个呈圆头状（图1：3）。法兰克福认为这是在表现权杖头，并以此为据将这幅狩猎岩画的年代确定为公元前2千纪的青铜时代[21]。西藏西部明确表现权杖头武器的岩画较少，仅鲁日朗卡岩画中有一人物形象的腰间似有一长杆圆头武器[22]，由于画面漫漶，暂不能确认。另外，《西藏原始艺术》图55中手持之物也为长杆圆头状[23]（图1：2）。在中国西北地区岩画中类似岩画亦多有发现，如内蒙古阴山岩画第1212号画面[24]（图1：5），表现了多人持弓，弓的形状、头顶的表现方式（蘑菇头）[25]、身后的锤状物都和阿尔泰一带的岩画十分相似。类似的装饰似乎还见于阿里日土塔康巴地点[26]。新疆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岩画第Ⅱ、Ⅲ、Ⅳ、Ⅴ、Ⅵ组画面中人物腰部有一锤状物，王炳华认为这表现的是性器，这也是石门子岩画被定为生殖崇拜岩画的主要依据[27]。实际上，王炳华文中图6所显示的Ⅳ组岩画，有一人手臂、腰前后都有此类锤状物，似有做不同解释的余地。这种形象在欧亚草原岩画中屡见不鲜，俄罗斯考古学家库巴若夫（V. D. Kubarev）曾经指出，见于图瓦、阿尔泰地区、蒙古等地岩画中人物腰部的锤状物是一种“权杖头”（图1：4），是决斗武士的标志，与中亚的奥库涅夫（Okunevo）和安德诺沃文化相关，可断代在公元前2千纪[28]。最近李水城[29]、林梅村[30]等也注意到中国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以至早期铁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一些“权杖头”实物，认为这些仅见于西北地区的权杖头并非华夏传统，而属于近东或中亚传统。中国西北以及西藏西部岩画中的权杖头也可归结到这一传统中，断代在公元前1千纪以前。
图1 岩画中的“权杖头”
1.布鲁扎霍姆遗址岩刻 2.阿里日土鲁日朗卡岩画 3.拉达克赞斯卡查尔岩画4.蒙古岩画 5.内蒙古阴山岩画
西藏西部岩画中的某些“盾牌饰”也值得注意。西藏西部岩画中，一些人物形象经常手持一个很大的圆形或方形物件，有学者认为这是盾牌，如阿垄沟地点，争斗人物各手持圆牌形饰[31]（图2：1）。而塔康巴岩画地点二区四号画面中有手持方形盾牌格斗的人物形象。类似的还见于《西藏原始艺术》图50的几例人物形象（图2：4），手持盾牌者都一手举武器，一手持盾，盾亦见方形和圆形两类。从上述所列几例材料看，西藏西部似乎存在两类盾牌，一类为圆形（有些可能为镜、鼓一类的萨满道具），一类为长方形。勒克科曾经指出：“用柳条或竹条编结而成的圆形盾牌（也有的用韧树皮或粗树皮）也传播得十分广泛。正如前述，塞种人就使用这种盾牌……它也出现在西藏。劳弗甚至认为，这种盾牌是藏人的民族盾牌。不过正像铠甲一样，此种盾牌也可能是由中亚突厥地区的伊朗人那里传来的”[32]。在古格故城曾发掘清理出藤条编成的圆形盾牌[33]，看来劳弗的意见具有一定正确性。但勒克科还指出：“印度人用的盾牌则是多角形的，似乎是雅利安人的传统”[34]。在蒙古鹿石的背面，常在一些固定位置饰有（在腰带稍上面）五边形图案（图2：3），其内排列着被称为“云杉式”的斜线。沃尔科夫认为这种五边形的物件是盾，与巴泽雷克墓葬出土的以皮条将树枝编扎出框架的盾牌相似[35]。可见，树枝编织的多边形盾牌并非属印度人专有，中亚地区早期铁器时代的游牧人群也有使用。这一点还为一件发现于蒙古的带柄铜镜所证实。此镜背面刻有纹饰，表现了骑马相向争斗的武士形象，其中一人手持的便是一面四边形的盾牌，中有栅格（图2：2）[36]。类似的盾牌还见于塔康巴岩画4号画面[37]，亦可归于欧亚传统。
西喜马拉雅地区岩画中亦可见到一些面具形象。如法兰克福等指出，在赞斯卡的查尔（Char）地点发现的面具岩画亦见于巴基斯坦北部的杂亚特（Ziarat）Ⅰ号地点以及奇拉斯[38]。在西藏西部则较少报道，以笔者所知，日前仅见于日土热邦区的果拉地点[39]。
而在南西伯利亚、图瓦、内蒙古、宁夏贺兰山岩画中[40]，此类题材十分普遍。蒙古萨彦河谷一带就有300余幅面具图像。德维特（M. A. Devlet）对此类面具题材做了详细分类和讨论，指出它的范围西至亚美尼亚，东至阿姆河下游，北至安加拉河，南则可以印度河上游为界[41]。早先许多学者都认为这类图像与奥库涅夫（Okunevo）文化有关，属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青铜时代，法兰克福也赞成将赞斯卡的面具图像归为这一时期。而实际上，如德维特指出面具本身也有类型差异，有些可晚至斯基泰时期。西藏西部果拉地点和赞斯卡查尔地点的人面差异显著，可否归为一类还可再讨论，但它们显然和欧亚面具图像有强烈可比性。
图2 岩画中的盾牌饰
1.阿垄沟地点岩画 2.蒙古铜镜背面刻纹3.蒙古鹿石背面图案 4.塔康巴地点岩画
三、日姆栋岩画的“动物纹风格”
在西藏西部岩画中，1985年西藏文物普查中发现的阿里日土县日姆栋（或“任姆栋”）地点格外引人注目[42]。日姆栋山岩距现地表约100多米，岩画分布于距地表0.5～12米高的岩面上。画面以动物为主，既有单体也有组合。岩画发现者依据自然分布将该地点分为4组，共40余幅。其中以12号（图3）、13号画面因场面叙事生动、画面风格突出，最为学者重视。据介绍，12号画面凿刻有四鹿、三豹（虎？）、两鸟、一羚羊[43]；位于12号画面右侧1.2米处的13号岩面刻一兽、三鹿，一豹在后猛追。12号、13号画面主题、风格都基本相同，位置接近，可合并为一个大画面。从技术上讲，日姆栋岩画属于“以线造型”的类型，从刻线的粗细和深浅程度言，12号和13号画面都要比同地点其他画面精细得多。关于这组岩画的年代，张建林曾以凿刻技法和造型风格将之分为三期：早期以轮廓线表现的动物双角、双耳，腿裆间不相连；中期动物身饰横置S纹；晚期动物身饰繁缛旋涡纹，并提出此地点岩画整体年代当在吐蕃早期以前[44]。
这两幅画面主要以“侧视”的方法刻画了猫科动物逐鹿的场面。鹿均作“回首”奔跑状，鹿角宛如飘带，以双线表现了鹿角多达三个以上的分叉，前后肢均饰以旋涡纹，尾部很短，略微上翘。后面追逐的豹张口翘尾，作奋力奔跑状，嘴部已经接近鹿尾，豹的身体饰有同向或者异向的“》”纹。日姆栋岩画的动物追逐场面具有明显的“动物纹风格（Animal Style）”[45]，这在西喜马拉雅地区并非孤例。在印度河上游地区的巴基斯坦北部塔潘（Tahlpan）地点、奇拉斯（Chilas）Ⅰ号地点以及拉达克阿济寺（Alchi）地点岩画（图4）中，都有豹追逐山羊的画面[46]，只不过其表现手法远不如日姆栋精致。在青藏高原北部的青海岩画中如海西州、海南州和里木、野牛沟、海西沟也有类似题材[47]。这一主题令人不由想起欧亚草原青铜时代晚期和铁器时代早期所谓“斯基泰—西伯利亚动物纹”。这类纹饰中，猫科捕食动物的口或蹄爪都非常靠近草食动物的尾部，而草食动物则在惊恐奔跑中回首，以表现“痛苦折磨的一瞬间”，更确切地说是表现怪兽、肉食动物吞咽草食动物的刹那。这是斯基泰—西伯利亚艺术一个非常流行的母题[48]。类似的画面在中亚北部的许多岩画中也有表现，如在内蒙古阴山岩画中许多画面表现虎食牛、虎食羊等，而且上述母题都在鄂尔多斯青铜器上亦屡见不鲜，一般认为其年代大致不会晚于公元前2世纪。
日姆栋地点的鹿也被刻画成回首状，亦可视为此母题之表达。西藏西部与之相仿的回首动物形象还见于鲁日朗卡地点[49]、塔康巴地点[50]。西藏之外，还见于拉达克地区的奇科斯蒂（Choksti）地点、巴基斯坦北部的塔尔（Thor）地点[51]。法兰克福曾经指出，这类回首鹿的形象最接近于中国西周时期的玉鹿饰，如陕西宝鸡茹家庄出土者[52]。虽然西周玉器可能受到某些草原地区的影响，但这未免相距太远。西藏西部地区的动物回首形象不必远溯至西周，两者年代相差很远，如在中国西北地区的早期铁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中，回首动物形象亦屡见不鲜[53]。总体上，将上述岩画中动物纹饰的年代定为公元前1千纪的后半期，大致不差。
图3 阿里日土日姆栋岩画
日姆栋12号画面最显著的特征是在鹿的前后肢均饰以类似横置S形涡纹（见图3），同样的装饰亦见于同地点8号画面[54]、10号画面、43号画面[55]。在西藏阿里地区，这种装饰S纹动物形象还见于日土县如下地点：鲁日朗卡地点14号画面[56]、康巴热久地点（图5：1）[57]、左用湖西北岸地点[58]、塔康巴地点[59]。但上述地点中装饰S纹的动物种类已不局限于鹿，还见于牦牛、羊等动物身上，在精细程度上亦有很大差别，多数情况下仅沦为一种装饰。很多地点的岩画一般多见单个动物，表现动物追逐的具有某种“叙事能力”的场面（如日姆栋）较少，显示了此类装饰风格可能有早晚演变。在西藏阿里地区以外，动物身体上以S纹风格的岩画尚见于拉达克地区以及巴基斯坦北部地区，例如赞斯卡的查尔（Char）地点（图5：3）、奇科斯蒂（图5：2）、拉达克的玛托（Matho）地点，巴基斯坦北部的塔潘地点、奇拉斯I号地点、米纳噶（Minar-Gah）地点，其与西藏西部岩画的密切联系已经为一些学者注意到[60]。在中亚地区草原艺术中，类似的动物S纹装饰也非常普遍，如著名的阿尔泰巴泽雷克文化中，这种装饰非常精美（图5：4）[61]；阿尔泰地区的阿尔赞王陵前的鹿石上，鹿的腹部也刻画有双S涡纹装饰，其年代被认为是在公元前9世纪至8世纪；在图瓦地区墓葬出土具有类似双涡纹的木雕以及青铜器，年代从公元前7世纪至1世纪不等。看来，这种装饰手法断代在公元前1千纪应该可信。在中国境内，类似的涡纹装饰还见于陕北神木纳林高兔出土的金冠饰[62]、上村岭虢国墓出土的青铜镜背面纹饰中[63]，动物前后肩部也刻画出类似的旋涡纹，这两件器物也属战国时期。此外，在西喜马拉雅地区发现的一些青铜器上亦有类似装饰，如在巴基斯坦北部发现的一件卧鹿牌饰上，鹿的前后肢也有类似的S纹[64]；1999年德国考古学家曾在尼泊尔穆斯塘地区一处墓葬中发现一件铜质马牌饰，具有抽象的动物纹风格，亦装饰以横置S纹。德国考古学家认为：“从墓葬出土物显示出的民族文化背景来看，蒙古北部与鄂尔多斯草原文化关联的中亚模式是清楚的，此件鄂尔多斯牌饰不仅反映了与中亚草原的联系，同时阐明了中亚铁器时代游牧人对于同时代喜马拉雅北侧文化的影响”[65]。可见欧亚草原艺术的影响在西喜马拉雅并不局限于岩画。此当另文讨论。
图4 拉达克阿济寺地点岩画
图5 岩画及草原艺术中的动物纹
1.康巴热久地点 2.奇科斯蒂地点 3.查尔地点 4.巴泽雷克地点
除了这些极富特点的动物身体装饰，还应注意日姆栋岩画中对动物四趾的表现。比如鹿前肢和后肢跨度很大，且前肢中的一只往往和后肢中的一只几近衔接，趾部都刻画成尖锥悬立状；而豹则只表现两趾，前后各一，前肢、后肢分别并拢，呈跳跃状。鹿的蹄足、豹的爪部几近写实。这说明古代人对这两种动物已经具备相当认识，而且表现手法已具“套路”。这类蹄足的表达在西藏岩画中并不多见，处理手法与阿尔泰巴泽雷克墓葬动物纹样有一定相似性[66]。
日姆栋岩画中逐鹿的猫科动物身体上饰有同向或异向“》”形花纹，无疑是表现它们的皮毛。同类的表达手法在西藏西部还见于鲁日朗卡等地点[67]以及拉达克赞斯卡的查尔、巴基斯坦北部的奇拉斯地点。如查尔地点刻画了一头低头觅食的猫科动物，身体部位以斜线刻画斑纹。这种手法也是基于斯基泰—西伯利亚动物纹图式，如在蒙古鹿石上，追逐、折磨、吞噬草食动物的猛兽也常以此类折线表达“斑纹”[68]。
日姆栋岩画1号画面被发现者释读为生殖丰产岩画[69]，而另有学者名之“大型血祭”场面[70]。其中一个盘曲的动物被认为是一条腹内孕育小鱼的大鱼，但实际上这个盘曲动物与其下方一望而知的鱼形象差异太大，所谓腹内的小鱼，可能只是该动物的斑纹。巴基斯坦北部的奇拉斯Ⅰ号地点有一个被狼科动物追赶奔跑着的山羊形象[71]，在山羊后蹄下亦有一卷曲状动物，体格比画面中的其他动物小得多，其身体上也有类似卷曲动物的条格斑纹。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卷曲成环状的形象亦见于蒙古鹿石上，如巴彦洪戈尔省巴彦布拉克县胡硕蒂努尔鹿石下方就有类似的两个小卷曲动物[72]。卷曲动物纹样被认为是斯基泰—西伯利亚动物纹的核心母题之一。几十年来，诸多学者对此类图像的起源多有论争，有学者认为它应该起源于斯基泰东部区域，还可能与中国东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有连续发展的脉络[73]。乌恩更指出，这类纹样起源于中国青铜时代末期，盛行于早期铁器时代，流行年代为公元前9世纪—5世纪。倘若笔者的上述对比合理，则又为西藏西部早期岩画的断代提供了依据。换言之，日姆栋岩画1号画面年代不会晚于公元前5世纪。
四、结语
通过上述讨论可知西喜马拉雅地区的岩画包含不少公元前1千纪甚至公元前2千纪的作品。这一点还可从日姆栋岩画中某些特殊图像与近年西藏西部地区早期金属时代的考古发现参证。如日姆栋岩画1号画面中多达10个容器的形象均为束颈、圜底、敞口，腹部还有竖线纹。有学者认为这表达的是绳纹陶罐[74]。在考古实物中，可与之对比的是札达县皮央·东嘎遗址的陶器群。皮央·东嘎遗址的早期墓地、居址中出土陶器基本以圜底罐为主，装饰纹样也是以绳纹为大宗[75]。基于考古学方法确定了年代的实物，我们可以推测日姆栋岩画的年代与丁东居址和墓葬同时，即在公元前5世纪至1世纪。当然，以日姆栋一幅画面不可能确定整个西喜马拉雅地区岩画的年代（甚至日姆栋地点所有岩画的年代）。整个中亚地区的岩画研究经验以及图像本身风格差异（如张建林观察到的S纹可能具有的早晚差别和叠压关系）说明，一个地区的岩画不太可能属于一个单一的年代范畴，而是历经了数百上千年才形成一个大的“岩画丛（Cluster）”。但从本文列举的例证来看，西喜马拉雅地区的岩画中包含公元前1千纪的作品毋庸置疑，也符合目前这一地区其他考古材料的总体年代特征。
从岩画表达的动物纹“主题”以及其他图像因素（权杖头、盾牌饰、面具等）观察，以日姆栋为代表的西藏西部岩画可归入欧亚草原岩画传统。这一“岩画丛”西北越过帕米尔与“中亚岩画丛”、“阿尔泰岩画丛”衔接，可视为欧亚草原岩画圈中的“高地亚洲类型”[76]，且在图像主题风格上与欧亚草原古代岩画联系密切。但这并非否认西藏西部有其区域特点（如羽状头饰的人物、着束腰长袍的人物、大量的牦牛形象、人物列队场面等）。笔者在此强调的是，西藏西部的岩画不是孤立的，而是与西喜马拉雅地区的岩画在主题风格上都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可构成一个确实存在的“西喜马拉雅岩画区”。而从这一地区的一些图像因素可知，大致在公元前1千纪，西藏西部与欧亚草原艺术传统关系密切，中亚游牧人艺术对于西喜马拉雅地区的影响不容否认，只是我们需要进一步估计这种中亚因素进入西藏西部的时间、历史背景以及影响。
2010年
Abstract
In the past 100 years, archaeologists at home and abroad found a large number of ancient petroglyph in the western Himalayan region, and confirmed that this region is an important Petroglyph Cluster in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world petroglyph. Through comparative analyses of the Eurasian Steppe theme styles of the petroglyph in China’s western Tibet, northern Pakistan and northwestern India, we could classify western Tibet’s petroglyph represented by Rimodong as the Eurasian Steppe petroglyph tradition. In about the first millennium BC, western Tibet had tight relationship with the artistic tradition of the Eurasian Steppe Area.
注释
[1] 本项研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09YJC780006）资助。
[2]A. H. Francke. “Notes on Rock-Carvings from Lower Ladakh”, Indian Antiquary. 1902. pp. 398-401; Antiquities of Indian Tibet. Calcutta: Superintendent Government Printing, 1914. p. 105. pl. XVI-XVII.
[3]2S. Hedin. Scientific Result of a Journal in Central Asia 1899-1902. Vol. 2 （North and East Tibet）. Stockholm, 1905.
[4]N. Smith. Golden Doorway to Tibet.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Co., 1949.
[5]D. Klodzinski. “Des Cravures upestres en Himalayan （Zhanskar, province du Ldakh）”, Bull. de la Sociétédes Etudes Littéraies, Scientifiques & Aartistiques du Lot, C Ⅲ 2, 1982. pp. 129-131.
[6]邓乌德著，陈楠译：《拉达克石刻录》，《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2辑）第137～149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
[7]L. R. Aas. Rock Carvings of Taru Thang （The Mountain Goat: A Religious and Social Symbol of the Dardic Speaking People of the Trans-Himalayas）. Master Thesis,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University of Bergen, 2008.
[8]K. Jettmar, et. al. Antiquities of Northern Pakistan: Reports and Studies. Vol.1-5. Mainz: P. von Zabern, 1989-2004.
[9]K. Jettmar. Beyond the Gorges of the Indus: Archaeology before Excavation. Karac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80-109.
[10]G. Tucci. Indo-Tibetica. Vol. 3. Roma, 1932-1941. Plates. 55, 57.
[11]A.P. Aufschnaiter. “Prehistoric Sites Discovered in Inhabited Reagions of Tibet”, East and West, Vol. 7. 1956. pp. 74-88；B.奥夫施莱特著，杨元芳、陈宗祥译：《西藏居民区的史前遗址发掘报告》，《石棺葬译文资料 集》。
[12]西藏文物管理委员会文物普查队：《西藏日土县古代岩画调查简报》，《文物》1987年第2期。
[13]约翰·文森特、贝勒沙著，谭秀华译，汤惠生校：《找寻失落的文化——西部西藏前佛教时期重要考古遗迹调查报告（1992—2002）》，《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1～2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
[14]A.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西藏岩画艺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B.李永宪：《原始猎牧部族的原始语言——岩画艺术》，《西藏原始艺术》第140～202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札达盆地岩画的发现及对西藏岩画的几点认识》，《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30～4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
[15]李永宪：《西藏原始艺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16]张亚莎：《西藏的岩画》第53～56页，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17]A.H-P. Francfort, D. Kolodzinski, G. Mascle. “Petroglyphes du Ladakh et du Zanskar”, Arts Asiatiques, XLV. 1990. pp. 5-27；B.“Archaic Petroglyphs of Ladakh and Zanskar”, Rock Art in the Old World. 1992. pp. 147-155.
[18]G. Tucci. Transhimalaya. Geneva: Nagel Publishers, 1973. p. 59.
[19]B. M. Pande. “Neolithic Hunting Scene on a Stone Slab from Burzahom, Kashmir”, Asian Perspectives, Vol. XIV, 1971. pp. 134-138.
[20]A. K. Sharma. Early Man in Jammu Kashimir & Ladakh. Delhi: Agam Kala Prakashan, 2000.
[21]H-P. Francfort, D. Kolodzinski, G. Mascle. “Archaic Petroglyphs of Ladakh and Zanskar”, Rock Art in the Old World. 1992. pp. 147-155.
[22]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西藏岩画艺术》第49页，图6，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
[23]李永宪：《西藏原始艺术》第164页，图55，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24]盖山林：《阴山岩画》第297页，图1212，文物出版社，1986年。
[25]有关欧亚草原岩画中人物形象之蘑菇头的讨论参见M. A. Devlet. “Petroglyphs on the Bottom of the Sayan Sea （Mount Aldy-Mozaga）”, Section 2: Ancient Beliefs and the Genesis of Shamanism, Anthropology& Archeology of Eurasia, Vol. 40:2, 2001. pp. 7-94. 而且，蘑菇头饰和权杖头共存于一个人物形象上。重复率颇高，可参见此文Fig. 18.
[26]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西藏岩画艺术》第83页，图63，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
[27]王炳华：《新疆天山生殖崇拜岩画初探》，《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第362～400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
[28]V. D. Kubarev. “Myths and Rituals Impressed in Petroglyphs of Altai”, Archaeology,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of Eurasia, Vol. 27:3, 2006. pp. 41-54. 如蒙古Tsaga an SalaaⅡ号地点中也有类似表达，参见E. Jocobson. The Ritual Fuction of Tsagaan Salaa/Baga Oigor, Mongolie du Nord-Ouest: Tsagaan Salaa/ Baga Oigor. Répertoire des Pétroglyphes d’ Asie centrale, Fascicule no. 6.2 vols. Paris: De Boccard, 2001. pp. 72, 73, 318, 336, 345, 346, 352, 353-356.
[29]李水城：《权杖头：古丝绸之路早期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4期。
[30]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第25、2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31]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西藏岩画艺术》第60页，图22，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
[32][德]阿尔伯特·冯·勒克科著，赵崇民、巫新华译：《中亚艺术与文化史图鉴》第12、1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33]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古格故城》第218～226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
[34][德]阿尔伯特·冯·勒克科著，赵崇民、巫新华译：《中亚艺术与文化史图鉴》第12、1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35][俄]B. B. 沃尔科夫著，王博、吴妍春译：《蒙古鹿石》第176页，图111，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36]D. Erdenebaatar. “Burial Materials Related to the History of the Bronze Age in the Territory of Mongolia”, Metallurgy in Ancient Eastern Eurasia from the Urals to the Yellow River. Lewiston: the Edwin Mellen Press, 2004. pp. 189-222, fig. 8.4.
[37]四川大学考古系、西藏自治区文物局：《西藏日土县塔康巴岩画调查简报》，《考古》2001年第6期。
[38]H-P. Francfort, D. Kolodzinski, G. Mascle. “Archaic Petroglyphs of Ladakh and Zanskar”, Rock Art in the Old World. 1992. pp. 147-155.
[39]张亚莎：《西藏的岩画》第201页，图178～180，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40]李祥石：《宁夏贺兰山岩画》，《文物》1987年第2期，尤其参看该文图三、四、六。
[41]M. A. Devlet. “Petroglyphs on the Bottom of the Sayan Sea （Mount Aldy-Mozaga）”, Section 1. Dating and subject matter, Anthropology & Archeology of Eurasia, Vol. 40:1. 2001. pp. 8-96.
[42]西藏文物管理委员会文物普查队：《西藏日土县古代岩画调查简报》，《文物》1987年第2期。
[43]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西藏岩画艺术》第67页，图30，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
[44]张建林：《日土岩画的初步研究》，《文物》1987年第2期。
[45]这一点早有学者指出，参见李永宪：《西藏原始艺术》第176～178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有关青海地区动物主题岩画的分析参见汤惠生：《青海岩画中的几种动物图案形象》，四川联合大学西藏考古与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等：《西藏考古》（第1辑）第109～126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
[46]K. Jettmar and V. Thewalt. Between Gandhara and Silk Road. Mayence: Philipp von Zabern. 1987. pp. 14, 15.
[47]汤惠生、张文立：《青海岩画》第97页，科学出版社，2004年。
[48]S. I. Rudenko. “The Mythological Eagle, the Gryphon, the Winged Lion, and the Wolf in the Art of Northern Nomads”, Artibus Asiae, Vol. 21:2. 1958. pp. 101-122.
[49]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西藏岩画艺术》第51、52页，图9、10；第56页，图16，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
[50]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西藏岩画艺术》第80、81页，图59、60，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
[51]H-P. Francfort, D. Kolodzinski, G. Mascle. “Archaic Petroglyphs of Ladakh and Zanskar”, Rock Art in the Old World. 1992. pp. 147-155.
[52]H-P. Francfort, D. Kolodzinski, G. Mascle. “Archaic Petroglyphs of Ladakh and Zanskar”, Rock Art in the Old World. 1992. pp. 147-155.
[53]乌恩：《我国北方古代动物纹饰》，《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乌恩：《论我国北方古代动物纹饰 的渊源》，《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4期。
[54]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西藏岩画艺术》第70页，图35，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
[55]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西藏岩画艺术》第70页，图35，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
[56]A.李永宪、霍巍、更堆：《阿里地区文物志》第49～51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B.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西藏岩画艺术》第48～56页，图4、6、7、9～12、15～16，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
[57]A.李永宪、霍巍、更堆：《阿里地区文物志》第62～63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B.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西藏岩画艺术》第76、77页，图49、50，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
[58]李永宪、霍巍、更堆：《阿里地区文物志》第66、67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
[59]A.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西藏岩画艺术》第80、81页，图59、60，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B.四川大学考古学系、西藏自治区文物局：《西藏日土县塔康巴岩画的调查》，《考古》2001年 第6期。
[60]H-P. Francfort, D. Kolodzinski, G. Mascle. “Archaic Petroglyphs of Ladakh and Zanskar”, Rock Art in the Old World. 1992. pp. 147-155.
[61]S. I. Rudenko. Frozen Tombs of Siberia: the Pazyryk Burials of Iron Age Horseme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pp. 270-271. Figure. 137A.
[62]戴应新、孙嘉祥：《陕西神木县出土匈奴文物》，《文物》1983年第12期。
[63]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上村岭虢国墓地》第27页，图二一，科学出版社，1959年。
[64]K. Jettmar. Beyond the Georges of the Indus: Archaeology before Excavation. Karac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99.
[65]H-G. Hüttel. “Eine Ordos-Bronze aus dem nördlichen Nepal-Himalaja”, Historia animalium ex ossibus: Beitragäe zur to Pal?oanatomie, Archölogie, Ägyptologie Ethnologie und Geschichte der Tiermed-inzine, Fest chriftfur Angela von den Driesch zum 65, （Geburtstag Interantionale Archölogie, Studia Honorarin 8），Rahden-Westf: M. Leidorf, 1999. pp. 201-209.
[66]S. I. Rudenko. Frozen Tombs of Siberia: the Pazyryk Burials of Iron Age Horseme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67]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西藏岩画艺术》第53页，图11，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
[68][俄]B. B. 沃尔科夫著，王博、吴妍春译：《蒙古鹿石》第180页，图112，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69]张建林：《日土岩画的初步研究》，《文物》1987年第2期。
[70]张亚莎：《西藏的岩画》第254页，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71]H-P. Francfort, D. Kolodzinski, G. Mascle. “Archaic Petroglyphs of Ladakh and Zanskar”, Rock Art in the Old World, 1992. pp. 147-155. Fig. 13:b.
[72][俄]B. B. 沃尔科夫著，王博、吴妍春译：《蒙古鹿石》第67页、第180页，图35：b、图112，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73]A.E. S. Bogdanov. The Origin of the Image of a Predator Coiled up in a Ball in the “Eastern Province” of the Scythian Realm, Archaeology,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of Eurasia, Vol. 4:20, 2004. pp. 49, 50；B.乌恩：《略论欧亚大陆草原卷曲动物纹样及相关问题》，《考古》2002年第11期。
[74]张建林：《日土岩画的初步研究》，《文物》1987年第2期。
[75]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考古学系、西藏自治区文物事业管理局：《皮央·东嘎遗址考古报告》，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
[76]H-P. Francfort. “Central Asia Petroglphys: between Indo-Iranian and Sham Aristic Interpretation”, The Archaeology of Rock-Art. Cambridg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Press, 1998. pp. 302-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