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东南部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观察
青藏高原东南部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观察
罗伊（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一、前言
青藏高原位于我国地势的第一级阶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高寒的气候环境导致人类活动并不剧烈，高原内部各地理单元的差异造成文化发展并不平衡。根据综合自然地理分区，本文所指的青藏高原东南部包括3个地理单元：[1]藏东、川西切割山地针叶林、高山草甸区，藏南山地灌丛草原区，喜马拉雅山南翼山地热带、亚热带森林区，分别大致对应今天行政区划的西藏昌都地区和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西藏拉萨市和日喀则、山南地区，西藏林芝地区。这3个地理单元彼此相邻，自然条件整体优于青藏高原其他地区，目前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亦集中分布在这3个地理单元内，且均为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呈现出的文化面貌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为考古学研究的展开奠定了基础。本文是建立在现有材料基础上较为宏观的初步研究，以陶器为主要探讨对象，综合考察遗址、墓葬、遗物所反映的考古学文化面貌，旨在说明生存环境与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关系。
二、各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观察
（一）藏东、川西地区
本区地形“以横断山脉中北部的高山峡谷为主体”，北纬30°以北“坡降略小，部分较宽谷地有阶地和河漫滩发育”，以南“江面狭窄，水流湍急，坡降大，深切谷底中的阶地和边滩均不发育”，[2]故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和墓葬集中分布在北纬30°以北的河边台地上，往南则多为青铜时代及其以后的遗存（图1）。
藏东昌都地区有昌都卡若[3]和小恩达、[4]察雅江钦[5]等遗址和芒康亚那、宗盖等地点，[6]川西阿坝、甘孜地区有马尔康哈休、[7]孔龙村、[8]白赊村、[9]木尔溪，[10]金川刘家寨，[11]丹巴罕额依[12]等遗址和丹巴蒲角顶、泸定四呷坝等地点，[13]经正式发掘的有卡若、小恩达、哈休、木尔溪、刘家寨和罕额依。
卡若和小恩达相距不远，整体面貌一致，同属卡若文化范畴，陶片均夹砂，多灰、褐色系，基本组合为罐、盆、钵，几乎都是平底；纹饰丰富，多刻划而成，母题为折线纹，菱形纹也较多，有少量压印锯齿状花边口沿；石器均以打制为大宗，细石器多于磨制石器，还有大量兽骨和不少骨器，表明猎牧的生业方式在当地占据重要地位。两个遗址也存在一些差异，如卡若中、小口鼓腹罐的数量多于侈口深腹罐，小恩达反之；卡若遗址延续时间较长，小恩达则体现出诸多的进步性，故小恩达相当于卡若遗址晚期或更晚。（图2）藏东其他遗存大致都可归入卡若文化系统，其中芒康两处地点的面貌与小恩达相近，年代亦相当，亚那还采集到一件侧缘涂红的石片。
川西遗存以哈休为代表，从早到晚期陶片中泥质、素面因素逐渐强化，绳纹逐渐少见，基本都是灰、褐色系，罐、盆、钵的基本组合中以侈口深腹罐为主，始终以口沿压印绳纹或锯齿状花边和平底为典型特征，打制石器逐渐取代磨制石器成为主导，细石器在晚期有明显增多。一些石器和个别陶片表面涂抹红色颜料，如涂红双孔石钺，使用的颜料为朱砂。还出土了大量兽骨和少量骨器，结合石器的情况，反映出猎牧活动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刘家寨整体相当于哈休早、中期，出土的带流锅与卡若遗址的带嘴罐属同类器，亦有少量沾有朱砂的石片。罕额依早期以饰细绳纹的夹砂红褐陶为主，器体厚重，晚期发生较大变化，以素面的泥质灰陶为主，偏晚阶段新出带耳罐和圈足器，大量细石器集中出现在青铜时代的遗存中。木尔溪有少量双大耳罐，表明遗址的年代较晚，发掘者推测其性质为“石棺葬时期的小型聚落”，[14]但不见金属器伴出，石器极少，遗存以素面的夹砂褐陶直口罐和侈口罐为主，大致符合哈休晚期的发展趋势（图2）。相对年代，包含庙底沟类型和马家窑文化因素的哈休、刘家寨最早，罕额依稍晚，两者可能分别代表川西两种不同的土著文化，罕额依早期与哈休中期相当，罕额依晚期被以哈休和刘家寨为代表的强势土著文化所取代，形成了较为统一的面貌，并向西影响到藏东，木尔溪则属于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阶段的遗存。其他遗存中，孔龙村与哈休早、中期相当，白赊村与哈休晚期相当，蒲角顶和四呷坝相当于罕额依晚期偏晚阶段。川西遗存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北方新石器时代强势文化的影响，从早到晚期、由北向南影响力递减，地理位置最靠北的哈休遗址受到的影响最为明显，故发掘者认为其“是黄河上游与长江上游南北文化交流互动轨迹上的重要地理中介点”。[15]
图1 藏东、川西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示意图
图2 藏东、川西地区新石器时代典型陶器
早期：1.罐（哈休H2 : 48） 2.钵（哈休H2 : 8） 中期：3.瓶（罕额依90DZhT1⑩ : 136） 4.罐（卡若F7 : 47）晚期：5～7.罐（罕额依90DZhT1⑥ : 103、卡若F8 : 148、小恩达M1 : 1）8、9.钵（哈休H7 : 16、卡若F9 : 212）
发现的居址平面多呈方形或长方形，少量圆形或椭圆形集中在早期，面积从早到晚期逐渐增大。卡若早期为圜底和半地穴的木骨泥墙房，中期在早期基础上新出地面式建筑，晚期开始大量使用石材，为半地穴的石墙房；小恩达均为凹底的木骨泥墙房，早期全为柱洞，居住面做简单的平整处理，晚期为中心柱洞与周边明础石相结合，居住面加工考究；刘家寨早期只见方形木骨泥墙式和圆形柱洞式居址，晚期出现方形石墙房；罕额依的居址用石块砌墙，内壁用黄色黏土抹平；[16]木尔溪的石墙房则用不规则的大石块和卵石砌筑，空隙处填以小石块。藏东、川西新石器时代晚期，石构居址逐渐取代其他建筑形式成为一大特色，直至近代，当地藏族和羌族仍以石构居址作为主要的建筑形式。
墓葬方面，刘家寨有两座分布在居址附近的儿童墓，一座为仰身直肢葬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另一座为俯身直肢的灰坑葬，均不见随葬，应与居址年代相当。该地区发现的大量石棺葬遗存中有的可能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向青铜时代过渡的阶段。如小恩达晚期的一座石棺葬，长方形竖穴土坑的四壁用天然砾石叠砌，底不用石，顶盖木材后置砾石，为单人成年男性侧身屈肢葬；头端随葬的一件夹砂灰陶双大耳罐与青铜时代石棺葬随葬同类器相比较为原始，似在侈口深腹罐颈部加双耳而成。孔龙村石棺葬墓群均为无底石板墓，无盖或仅有一块盖板，墓主均为屈肢葬；随葬品仅见陶器，置于头端，以夹砂灰陶为主，多素面，器物中有接近当地新石器时代晚期长颈罐和小恩达双大耳罐的形制，推测应是川西最早的石棺葬遗存。
藏东、川西为旱作农业，如今主要种植青稞和小麦，考古发现的作物遗存则以粟为主，如卡若遗址仅见单一的粟、哈休遗址灰坑填土中浮选出粟和黑麦，出土地点均靠北，北方黄河流域是我国发现粟最早也是最多的地区，表明了藏东、川西粟作农业可能的来源。
总的来看，藏东、川西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基本特点一致，陶器都属于平底系统，基本组合均为罐、盆、钵，但在陶质、外形和装饰风格上存在一定差异，推测原因是川西受北方强势文化影响的时间要早于藏东，也可能两者有不同的来源，随着川西对藏东影响力的增强，该地区文化面貌渐趋统一。藏东、川西地区与费孝通先生所提“藏彝走廊”的范围大致对应，石硕先生认为藏彝走廊新石器文化系统内部有不同的分支，但整体来源于甘青地区。[17]藏东、川西的磨制石器均以长方形刀为主，斧、锛、凿多呈长条形，打制石器和细石器因素的逐渐强化反映了生业方式的转变，藏东以猎牧为主的传统得以加强，川西由农耕和猎牧并重变为以猎牧为主，并在晚段呈现全面游牧化的倾向，对资源的争夺也体现在石构居址防御性的加强上，印证了新石器时代末期气候寒冷的客观条件。
（二）藏南地区
本区包括雅鲁藏布江和朋曲流域，人类活动集中在宽谷地区，可耕可牧。尤其雅鲁藏布江中游及其支流年楚河、拉萨河中下游谷地“多夜雨，日照丰富，利于作物生长”，[18]海拔较高的地方有广大草场，主要用于放牧。
日喀则地区目前尚未发现有地层依据的遗址，多为细石器采集点，遗址和墓葬都分布在拉萨市和山南地区的河谷地带，有当雄羊八井加日塘、[19]拉萨曲贡、[20]堆龙德庆嘎冲[21]和达龙查、[22]贡嘎昌果沟、[23]琼结邦嘎[24]等遗址和隆子县石棺葬[25]墓地，其中曲贡、邦嘎、隆子石棺葬经过正式发掘（图3）。
由于曲贡、邦嘎和昌果沟遗址体现出的共性，故一般将它们都归入曲贡文化系统。曲贡文化陶片多夹砂，以灰、褐色系为主，纹饰不常见，以刻划为主，有弦纹、菱形纹、折线纹、竖线纹等，陶器多圜底，亦有圈足，不见平底，器耳流行；器型中罐的数量最多，多为喇叭口，口径大小各异，腹均圆鼓，钵次之。打制石器所占比重更甚于卡若文化，多为小型器，磨制石器和细石器极少，但研磨工具占一定比例，使用面明显涂红。曲贡遗址的涂红石器占全部石器的五分之一以上，昌果沟和邦嘎部分石器涂红，曲贡还有内装红色颜料的小陶瓶和修整为调色盘的大陶片，表明红色在曲贡文化中有着特殊的用途，这些颜料经测试均为赤铁矿。曲贡文化遗存中存在大量兽骨，骨器中以骨锥的数量最多。分别来看，曲贡早期有的罐口沿压印锯齿纹，罐耳多为束腰宽带状，耳上饰折线纹或三角形镂孔，钵多纽状小耳；邦嘎与曲贡情况类似，但不见圈足器，可辨器型中有盆，可能要稍早于曲贡；昌果沟自身特点较鲜明，采集陶片以红褐色最多，器表多素面，器型以圈足为主、圜底次之，细石器种类齐全且分布集中，推测为一处制造场所，整体接近曲贡和邦嘎的晚期遗存，应处在曲贡文化的末期。
图3 藏南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示意图
堆龙德庆的两处遗存与昌果沟相似点较多，年代亦相当，其中嘎冲采集到一件涂红砾石砍器。加日塘出土了大量技术成熟、加工精良的细石器，陶片很少，可辨器型有罐，口沿和肩往往装饰复合纹饰，唇部多有类似细绳纹的划纹，有学者认为这是一处猎牧营地，[26]年代应与曲贡早期相当。
藏南地区居址遗存很少，仅邦嘎发现一座方形半地穴石构居址，周边用石块垒砌，有学者认为其建筑形式与今天当地牧民搭建的帐篷相似，[27]比较特别的是居址内有9个灰坑，[28]分布较为集中且直接打破生土，推测为储藏用的窖穴。
墓葬方面，曲贡早期有3座石棺葬，均为无盖无底的石块墓，其中M109墓底为基岩，墓主屈肢葬；M111和M112墓底填土经拍打坚实，为二次葬，仅见M111随葬4件黑色、褐色陶罐，在墓底还发现了一些呈颗粒状的红色颜料，推测同为遗址中常见的赤铁矿。山南地区隆子县境内分布着较为广泛的石棺葬遗存，1991年调查清理的一批除吞玛村的一座明显偏晚外，余皆面貌一致，均为无底石板墓，有的底部经填土或铺碎石拍打，盖板有一层到十几层不等，均未发现封土，不同于当地吐蕃时期典型的封土墓，大都单人二次葬；随葬陶、石器，不见金属器，陶器以夹砂灰、褐陶为主，可辨器型均为球形腹圜底器，小口短颈或长颈，两件素面，一件刻划平行折线纹带，石器为长条形磨制石斧。隆子石棺葬在形制上与藏东、川西青铜时代同类遗存相似，但加工的墓底和二次葬的葬俗、随葬的圜底陶器都属于曲贡文化系统，同时又具有自身特点，推测稍晚于曲贡石棺葬，年代接近藏东、川西青铜时代石棺葬。
图4 藏南地区新石器时代典型陶器
早期：1、2.罐（曲贡H7 : 12、曲贡H9 : 100） 3.钵（曲贡H7 : 138） 4、5.罐（曲贡M111 : 1、曲贡M111 : 2） 晚期：6～8.罐（夏拉木DXM1 : 1、夏拉木DXM1 : 2、夏拉木DX采 : 1）
作物遗存方面，昌果沟大型灰坑H2包含了大量青稞和粟的炭化粒，青稞在数量和重量上都要大于粟，还发现了几粒小麦的炭化粒，种类丰富，表明曲贡文化晚期即形成了以青稞为主、兼有粟和小麦的格局。[29]
藏南地区以曲贡文化为代表，陶器大多属圜底系统，整体面貌与藏东、川西区别较大，体现出典型的地域文化特色和一定的进步性（图4）。打制石器占据绝对主导，研磨工具亦不少，加之大量兽骨的出土，表明生业方式以猎牧为重，兼营农耕，但新石器时代末期细石器明显增多，游牧化倾向增强。该地区目前仅发现一处居址遗存，可能正是由于人群的流动性较大、没有长期固定居所所致。另外，普遍存在的尚红习俗可能反映了当地人们共同的信仰。
（三）喜马拉雅山南翼地区
本区包括喜马拉雅和岗日嘎布山脉南翼的高山峡谷地区，高大山脉对印度洋西南季风的阻挡给这一地区带来了丰沛的降水，虽然“农田面积很少，但水稻田约占全西藏的四分之三以上”，[30]耕作方式原始，直到20世纪80年代仍保存有粗放的刀耕火种。“通常在横剖面裂点以上的古河谷地段，有稍微开阔和缓的地形，大多是居民点所在地”，[31]这跟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情况一致，林芝地区的遗址多沿雅鲁藏布江及其支流分布，墓葬主要在尼洋河的一级台地上。
林芝地区目前仅试掘了林芝县的多布遗址，[32]文化层包含夹砂红陶和泥质黑陶片，另采集到一件磨制石锛。除此之外，遗物多为早年的采集品。北部尼洋河流域夹砂褐陶占绝大多数，器型多侈口罐，另有钵、盘或盖等，器耳有宽带状耳和纽状小耳，其中云星和居木只见平底器，多饰绳纹，另有素面、刻画纹、附加堆纹、三角形镂孔等；加拉马一件直口罐的口沿压印锯齿状纹饰，打制石器稍多于磨制石器，不见细石器。[33]南部墨脱境内均为磨制石器，器型以斧、锛、凿为主，多呈长条形，仅在墨脱村发现一些饰绳纹和刻画纹的夹砂红、灰陶片。[34]两地的陶、石器共同点较多，调查者认为它们都属于林芝文化，但墨脱的具有一定的进步性，表明其年代较晚，由于当时周边缺乏可对比的资料，进而认为林芝文化与甘青地区齐家文化近似。[35]林芝地区磨制石器比重较大，不同于周边大都以打制石器为主流的特征，考虑到当地环境资源丰富，气候暖热湿润，适宜农耕，使用磨制石器很可能是其生业方式下的自然选择。墨脱境内的遗存亦不一定晚于尼洋河流域。
林芝地区尚未发现居址，推测当地多为木结构建筑，不易保存。已知的墓葬均位于尼洋河流域，大多不见葬具，应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如云星的一座根据残骸判断墓主为仰身直肢的近成年女性，随葬的泥质灰陶平底罐位于右腰，器身饰绳纹，与另一墓葬填土中都出磨制石凿；[36]林芝村墓地仅见陶器且均为圜底，以夹砂灰陶为主，普遍饰绳纹，主要器型有罐和钵，有的带耳，简报认为墓地年代可能属于早期金属时代，但并未发现金属和石器。[37]大多数土坑墓随葬陶、石器的情况与遗址调查所得基本一致，比较特殊的是林芝村陶器更接近曲贡文化的圜底系统。
图5 林芝地区新石器时代典型陶器
早期：1、2.罐（林芝村00LZM : 1、林芝村00LZM : 5） 3.钵（林芝村00LZM : 6） 4.壶（林芝村00LZM : 3）晚期：5.瓶（多布村91M3 : 1）
石棺葬集中发现于多布遗址所在的多布村，分别在两个地点进行了发掘，几乎都是石板墓，大多有盖板，盖板数量不等，均底不用石，随葬品位于墓底一端。1988年，地点一石棺葬墓地在一处洼地里，其中M7为带封土的石板墓，有7块盖板，墓主仰身直肢，头顶有2件小平底罐和1件圜底钵，均为夹砂灰陶；简报认为该墓地年代“上限为新石器时代晚期，下限为吐蕃早期”，[38]虽然未见金属器，但M7具有吐蕃文化墓葬的形制特点，随葬陶器同时包含平底和圜底两种因素，体现出较进步的融合现象，表明其沿用时间的下限较晚。1991年，地点二石棺葬墓地分布在小山包的两侧，均不见封土遗迹，M1为石块墓，墓底西端有夹砂黑陶平底罐、磨制长条形石斧和磨制长方形石锛各1件，罐饰折线纹；余6座石板墓各有3～5块盖板，其中M3呈梯形，墓主为屈肢葬，头顶有1件素面的夹砂黑陶平底瓶，简报认为这批石板墓是继当地新石器时代土坑墓之后的一种进步形态，早于封土墓，最后判断该墓地属于吐蕃早期。[39]但以1988年地点一的M7为参照，1991年地点二的石板墓明显早于前者，亦不见金属器，应早于吐蕃早期，大致相当于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的阶段。石块墓随葬的陶、石器组合和器型符合当地新石器时代的特征，要稍早于石板墓。
由于特殊的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林芝地区呈现出不同于藏东、川西和藏南地区的复杂面貌：陶器多夹砂，陶色各异，多饰绳纹，器型以各式的罐为主，钵次之，兼有平底和圜底两大系统（图5）；磨制石器普遍，多呈长条形，打制石器和兽骨仅见于北部尼洋河流域的遗址采集点，整个地区均不见细石器；土坑墓与石棺葬并存，随葬品组合为平底陶器和磨制石器。其中，磨制石器和土坑墓葬等为当地的因素，在发展的各个时期亦受到来自藏东、川西和藏南地区强势文化的影响，遂形成了文化因素混杂的特点，但并未体现出游牧化的倾向。该地区还存在一定的南北差异，北部尼洋河流域受藏东、川西和藏南地区影响较大，兼营猎牧和农耕，南部墨脱境内的遗存较为单纯，推测以农耕为主。
三、各区相互关系的探讨
青藏高原东南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学文化各具特色，彼此之间又存在诸多交集，并共同遵循一定的发展规律，这些联系使得它们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石器作为遗物的延续性较强，相比之下，陶器更能体现遗存的时空变化，所以我们将后者作为考古学文化观察的首要因素。
青藏高原东南部大部分地区的陶片多夹砂，基本都属灰、褐色系，晚段多偏红，仅川西以泥质陶为主，这既与当地陶器制作技术相关，也与器型比例相关。藏南和林芝地区陶器的基本组合是罐和钵，藏东、川西地区为罐、盆、钵，其中罐是青藏高原东南部最主要的器型，外壁多附着烟灰，应作为炊器使用，故多夹砂，盆和钵一般为泥质。盆在藏东所占比例略高于钵，钵在川西出土的数量和类型又远多于盆。另有一些符合发展规律的共同特征，如陶胎由粗厚变细薄，晚段的火候较高，质地较好，磨光黑皮陶亦普遍出现在晚段。
最明显的分野是藏东、川西平底器和藏南圜底器两大系统，推测属于不同的文化传统。藏东、川西均受北方强势文化的影响，藏东卡若文化以中、小口鼓腹罐为主的器型特征、以折线纹为母题的装饰风格与青海湖以南共和盆地的宗日文化相似，[40]川西各遗存最早受甘青地区庙底沟类型和马家窑文化影响较大，随着本地因素的发展，侈口深腹罐逐渐占据主导，特色的花边口沿和器身饰绳纹或素面的特征与东临的岷江上游流域营盘山文化相似。[41]藏南地区还没有发现比曲贡文化更早的遗存，周边亦没有更早的圜底器传统。另一常见的圈足器在晚段逐渐取代圜底器成为主流，可能受其影响，藏东、川西各遗存的晚段也开始出现圈足器。林芝地区作为连接藏东、川西和藏南地区的中间部分，尤其是偏北的尼洋河流域，体现出多种因素兼有的特征，遗址调查采集和石棺葬中出土的陶器多为平底，土坑墓中出土的陶器多为圜底，都普遍饰绳纹，也存在花边口沿、素面、折线纹、三角形镂孔等因素。
藏东和川西在陶器纹饰方面差异较大，前者装饰性很强，种类丰富，极少素面，后者种类单一，早段以绳纹为主，晚段以素面为主。虽然相邻的藏东和藏南共有折线纹和菱形纹，但藏南以素面为主的特征与川西相符，林芝以绳纹为主的特征亦与川西相符。川西典型的压印绳纹或锯齿状花边口沿装饰风格均见于青藏高原东南部其他地区，如卡若、小恩达、加拉马、加日塘、曲贡等遗存，以卡若遗址的花边口沿种类最多。
和陶器一样，青藏高原东南部在出土的石器和发现的居址、墓葬等方面都体现出一个早晚变化的过程，而且这些变化几乎是同步的。
川西早段以磨制石器为主，之后打制石器逐渐取代磨制石器成为大宗。藏东和藏南始终以大量打制石器为典型特征并不断强化，藏南打制石器所占比重更甚于藏东。从晚段开始，藏东、川西和藏南地区的细石器明显增多，出土较为集中。林芝地区相对特殊，始终未见细石器，北部的尼洋河流域打制石器稍多于磨制石器，南部的墨脱境内均为磨制石器，其中长条形石斧的普及范围较大，藏东卡若和小恩达、川西哈休等遗址以及藏南隆子石棺葬中均有出土。总的来看，青藏高原东南部大部分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经历了打制石器取代磨制石器并不断强化、最终向细石器发展的过程。
卡若遗址包含了卡若文化居址变化的完整过程，大致可以代表青藏高原东南部新石器时代晚期居址发展的状况，即从圜底或半地穴的木骨泥墙房到地面式建筑、最终形成石构居址的统一面貌，但藏东和藏南地区的石构居址仍保持半地穴的形式，川西则大都为挖基槽的地面式建筑。从早到晚，圆形或椭圆形的平面形状完全被方形或长方形取代，居址的面积逐渐增大，加工也越来越考究。
墓葬遗存以刘家寨的两座儿童墓为最早，但反映的信息有限，其中一座灰坑葬的形制见于邻近的岷江上游流域茂县营盘山遗址，另一座为土坑墓，具有林芝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的典型特征，除灰坑葬为俯身直肢外，可辨葬式的土坑墓均为仰身直肢。晚段大量的石棺葬应是伴随着石构居址的流行而出现的，均底不用石，其中以石块墓稍早，石板墓中多层盖板的形制最晚，葬式以屈肢葬为主，藏南地区多二次葬，随葬品大都置于头端。随葬品总的情况比较复杂，藏东、川西石棺葬仅见平底陶器，藏南曲贡石棺葬多圈足陶器，隆子石棺葬为圜底陶器和磨制石器的组合，林芝地区除林芝村的土坑墓仅见圜底陶器外，其余土坑墓和石棺葬随葬平底陶器和磨制石器。但无论土坑墓还是石棺葬，已知墓向的一端基本都朝向山顶。
藏东、川西和藏南均出土了大量兽骨，林芝地区仅见于北部尼洋河流域，种属中以羊最为普遍，川西多鹿科，藏东和藏南多牛科，反映了物种分布自西向东随海拔升高有一定变化。骨器中骨锥的数量最多且较为普遍，应是生活中常用的工具，既可钻孔，又可刻划纹饰。除林芝地区外共有的特殊遗物如梳形器，即一端为锯齿状，卡若和木尔溪为骨制，昌果沟为石制，曲贡则二者兼有，其具体用途仍有待探索，可能与锯齿状花边口沿和平行纹饰有关。遗物涂红是曲贡文化最典型的特征之一，还偶见于藏东、川西地区，使用的红色颜料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藏南为赤铁矿，川西为朱砂，推测是不同自然条件下就地取材的结果。
四、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相似的文化面貌是由相似的生存环境决定的，并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青藏高原东南部的三个地理单元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各自形成了特色鲜明、较为统一的考古学文化面貌，由于它们彼此相连，邻近地区势必也会相互影响。藏东、川西的山地针叶林和高山草甸适宜发展猎牧采集经济，众多河流剧烈切割作用形成的台地也为农耕创造了条件，故新石器时代晚期早段，川西受北方农耕文明的影响，尚能以粟作农业和猎牧采集并重，藏东水热条件不及川西，故始终以猎牧采集为主，亦有少量的粟作农业。藏南山地灌丛草原区更为高寒，雅鲁藏布江流域的宽谷和山麓均是优良的牧场，猎牧经济尤其发达，近水的谷地可兼行农耕，至迟在曲贡文化晚期就形成了以青稞为主的农业传统。喜马拉雅山南翼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是青藏高原唯一的热带、亚热带森林区，极有利于发展稻作农业，也为狩猎采集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新石器时代末期气候的寒冷化使得青藏高原东南部，尤其是藏东、川西和藏南的大部分人群不得不减少甚至放弃农耕，越来越依赖猎牧，最终向游牧经济转变。从相对年代上看，川西遗存最早，藏东卡若文化次之，藏南曲贡文化和林芝地区遗存较晚。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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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bining comprehensive natural geographical division and research of archaeological culture, this paper studies on the archaeological culture of the Neolithic Age of 3 geographical units in southeast of QinghaiTibet Plateau, and discusses their interrelation. In addition, the paper tries to speculate local subsistence and its developmen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messages from the remains. Consequently, it believes that similar feature of archaeological culture is determined by similar living environment, and varies with the change of the la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