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江流域早期考古的几个问题
金沙江流域早期考古的几个问题
赵殿增（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50年前，金沙江流域考古研究基本上是一块处女地。今天，这里已成为新的考古学热点。这一带不仅发现了各个时期较有系统的古文化遗存，而且在一些重要阶段和重大问题上有了突破性进展。本文拟对金沙江流域特别是凉山州考古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主要是秦汉以前的早期考古问题，简略谈些看法，以求与有志于此的同仁一起，探讨金沙江安宁河流域古代文化发展的简要历程和特点，为继承发扬优秀的历史传统，保护利用好本地区灿烂的文化遗产，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
一、古人类与旧石器时代考古
金沙江流域的古文化在一二百万年前就已经产生。1965年在云南省元谋县上蚌那村发现的“元谋猿人”，虽然只有两颗猿人的上门齿，但它距今已有170万年，同时出土的还有石器、动物骨骼和用火遗迹[1]，是公认的早期古人类化石地点之一，对探索人类起源具有重要意义，证明金沙江流域可能是人类重要的起源地之一。“元谋猿人”已被不少教材写入中国历史的第一章。
金沙江流域还发现多处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时代文化。在云南省有晚期智人阶段的“丽江人”，包括人头骨和三段股骨，还有石器和人工穿孔的鹿角器，距今在1—5万年前[2]。此外还有元谋县下棋柳人等，表明数万年前长江上游已是古人类的一处重要聚居地。在金沙江流域的云南省范围内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也比较多，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元谋人，到晚期的丽江人、下棋柳人都有石器共存。此外还在元谋县的8个地点出土了一批细石器，器形有锥形石柱、窄长小石叶、扇形刮削器、靴形刮削器等，可能已进入中石器时代[3]。
金沙江北岸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比较少，可能与工作不够有关。不过也已经有一些重要的遗址发现，如攀枝花市的回龙湾遗址、下湾遗址等。在相邻的大渡河中游，则有富林文化遗址等。2002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同志在凉山州会理县发现有细石器，预示着在凉山也可能找到重要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
攀枝花市的回龙湾遗址金沙江北岸支流的把关河畔山腰上，是一个洞穴遗址，面积35平方米。1987年发掘、出土石制品700多件，包括石叶、石核、石片、刮削器等细石器，也有石锤、砍砸器、尖状器、刮削器等小型化的打制石器。骨器200多件，包括有骨针、骨锥、骨镞、凿状器等。伴出的古生物化石有20多种，有些属于绝灭种。回龙湾遗址的年代在距今12000—20000年间，处在旧石器时代末期到中石器时代[4]，它与北方细石器文化传统和云南、西藏的一些细石器遗存有一定的关系，对研究金沙江地区古文化谱系有特殊的意义。
富林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位于大渡河北岸三级阶地上，1972年发掘出土石器标本5000多件。
石料以燧石为主，器形有刮削器、尖状器、端刮器、砍砸器、雕刻器等，具有“华北小石器传统”特征，时代在距今数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5]。虽然富林文化不属于金沙江流域，但它处在南北文化交流带的重要环节上，对探索金沙江地区旧石器时代具有借鉴作用。
处于金沙江北部重要支流的安宁河流域，目前还没有发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但这里的地理、气候条件，与金沙江南部支流的龙川江元谋谷地相似，在它的南、北面，都已经有重要的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发现。安宁河流域处在大西南南北走廊的核心地区，也应该有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会理细石器的发现也许是个良好的信号，希望通过进一步的调查，使凉山地区的旧石器时代考古有突破性的进展。
二、新石器时代考古
新石器时代金沙江流域的古文化遗存数量大大增加。在金沙江南岸的云南省范围内，已发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380余处，其中居住遗址170处，可分为10多个地区类型[6]。属于金沙江流域的主要是在云南中北部以元谋县大墩子遗址为代表的“大墩子类型”，云南东北部以昭通市闸心场遗址为代表的“闸心场类型”，云南中部偏西以宾川县白羊村遗址为代表的“白羊村类型”。
大墩子遗址金沙江南部支流的龙川江下游的元谋谷地，发现柱洞密集木骨泥墙式的长方形房屋建筑15座，瓮棺葬、屈肢葬、断肢葬、母子合葬等多种形式的墓葬，有些死者以大石压身。石器有斧、钵、镞、穿孔石刀，还有大量骨器、角器。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均为手制。多划纹、绳纹，器形均为平底，以小底鼓腹罐为主，还有钵、杯、瓶、壶等。大墩子遗址14C测定年代为距今3225年±90年[7]。与大墩子遗址面貌相似的还有永仁县菜园子遗址和龙川江流域的诸多遗址，共同构成了“大墩子类型”。它的器物特征与金沙江北岸安宁河流域的礼州遗址有较多相似之处，过去曾将它们合称为“大墩子—礼州文化”，现在看来其间还有较多的差别，可以划分为不同的文化，或一个文化的两个不同类型。不过大墩子类型与金沙江北岸有密切的联系，大墩子出土的陶鸡形壶就与大渡河中游狮子山遗址出土的陶鸡形壶十分相像。这一地带的文化关系值得进一步研究。
宾川县白羊村遗址金沙江支流的宾居河畔，文化层厚达4米。发现柱洞较粗大的长方形房屋建筑。在24座竖穴土坑墓中，有16座为“无头葬”的特殊葬式。石器以新月形穿孔石刀和梯形石斧为主，未见穿孔蚌刀。陶器以圜底器为主，器形有圜底罐、匣、钵等。白羊村遗址14C测定年代为距今3770年±85年[8]，它与大墩子类型文化面貌有很大的不同，被称为“白羊村类型”。
“闸心场类型”分布在云南东北部牛栏江流域，包括昭通闸心场遗址和鲁甸马厂遗址等。这些遗址常常沉没在草煤层下面，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陶器有泥质红陶、泥质黑陶、夹砂灰陶，有些黑陶打磨得平滑光亮。器形多带耳器，有单耳罐、单耳细颈瓶、曲腹钵、葫芦形勺等。石器以梯形石斧为主，出现少量有段石锛和半月形穿孔石刀。“闸心场类型”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类型[9]。
在金沙江北岸的四川省范围内，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也呈现出多样化的面貌。从金沙江安宁河流域考古调查开始，又经过六江综合调查、文物普查、二滩工程考古调查和近两年凉山州博物馆、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对早期古遗址进行的补查等工作，目前凉山州和攀枝花市发现并拟上《中国文物地图集》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已有40余处，还有不少采集点，取得了新的重要资料。
这些遗址主要分布在金沙江的一些支流谷地上，以安宁河流域最多，还有雅砻江的支流梅雨河（盐塘河）、三元河，普格县的西罗河等。从已有的资料看，这批遗址呈现出复杂多样的文化面貌。由于只有礼州等个别遗址经过正式发掘，还不能准确地对攀西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文化类型的划分。这里就主要遗址的特征做些分析介绍。
礼州遗址是安宁河流域最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之一，位于西昌礼州镇安宁河东岸三级阶地上。1984—1986年进行了三次发掘，文化层厚1米左右，分上下两层。下层有火塘、陶窑和使用过的石器，可能是早期人们生产生活的遗址；上层发现有十几座长条形的土坑墓，说明晚期已作为公共墓地。墓葬的形制比较特殊，在4～8米长的浅坑两端各放置一组器物，品种、数量大体相等；中间空2米左右，放置尸体。陶器主要出土在墓葬中，均为夹砂陶，以灰褐、红陶为主，火候不高不匀，常有夹色。纹饰以刻划纹为主，还有锥刺纹、附加堆纹等。器形以平底为主，有少量圈足器。典型器物有大口深腹罐、喇叭状小口瓶、管状带流壶、桶形罐、双联罐、单耳罐、双耳罐，及钵、碗、盆、杯、碟、盘等。打制石器有盘状和长条形砍砸器；磨制石器有半月形穿孔石刀、斧、钵、凿、纺轮、网坠、磨石等[10]。
礼州遗址在安宁河流域有一定代表性，附近也发现一些与之相似的遗址，被命名为“礼州文化”。在安宁河流域，相继发现的10多个遗址也有多样性的面貌，虽然仅凭调查采集的资料不足以确定新的文化或类型，但有些遗址反映出比较特殊的面貌，如横栏山遗址、横南山遗址等，值得进一步分析研究。
横栏山遗址位于西昌邛海东侧一打小山梁——横栏山背面山坡上，文化层厚达2米左右，已采集有陶片上千件，石器上百件。陶器以泥质灰陶和夹砂褐、红陶为主，火候较高，质地坚硬。多采用轮制，形状规整。纹饰丰富，有附加堆纹、锥刺纹、压印纹、网纹、绳纹、乳丁纹等。常在口沿上饰花边状或波浪状花纹。典型器物有敞口平底罐、敛口钵、盘口瓶、带流壶等。石器有长梯形打制石斧、磨制精巧的梯形石钵、半月形穿孔石刀、柳叶形箭镞等[11]。它具有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一些典型特征，可能是比礼州遗址时代略早的另一种文化类型。
横南山遗址位于西昌泸山西坡一条东西走向小山梁——横南山南侧山坡上，坡下为安宁河宽阔的河谷，文化层厚0.9米，发现有灰坑4个。陶器以夹砂灰褐陶为主，有少量泥质黑陶。纹饰有绳纹、划纹、弦纹、附加堆纹、锥刺纹、压印纹、网纹、波浪纹等。典型器物有磨光黑陶豆、尊、花边口罐、陶盏等。石器有梯形石斧、石刀等[12]。它的磨光黑陶等特征，在安宁河流域比较少见，而与昭通闸心场遗址有相似之处，两者的关系值得注意。从总体面貌看，横南山遗址的时代有可能晚到商周时期。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安宁河流域存在着多种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从绝对时间来看，这一带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可能晚到距今3000年或更晚时期。今后需要通过正式的发掘和深入的研究，找出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建立本地区的文化序列。
除了安宁河流域，在金沙江及雅砻江的另一些支流上，也有不少新石器时代遗址。
普格瓦打洛遗址群位于金沙江的小支流——西罗河和普格河两岸，包括瓦打洛、小兴场、田坝、中村、团田等遗址。它们在地理环境、文化面目上有相近之处，如石器标本多为半月形石刀、条形石斧，陶器多为侈口束颈平底的罐、瓶、杯、钵等。瓦打洛遗址地层堆积可分为上下两层，下层发现有长方形窖藏坑，上层发现有墓葬5座，遗址晚期已成为氏族墓地。出土的陶器以泥质灰陶和磨光黑陶为主，亦有少量泥质橙黄陶和夹砂灰陶；以泥条盘筑法和手捏为主，火候较高；器型均为平底，多为侈口或敞口；纹饰不发达，仅有叶脉印纹、锥刺纹等，有个别鋬耳器，还有少数器物口沿上饰锯齿状花纹；主要器形有罐、瓶、杯、碟、纺轮等。石器磨制精细，器形以石斧最多，多为条形或梯形，还有石锛、石刀、石镞等。遗址和墓葬中还出土有骨镞、骨珠项饰、骨贝、海贝等器物[13]。瓦打洛遗址的文化特征特别是陶器器形与礼州遗址、横栏山遗址有相近之处，又具有一定的地方特色。同时它的陶器又与安宁河流域的大石墓，如米易弯丘的大石墓有相似之处，可能有某些联系。
此外，在雅砻江的支流盐源县梅雨河流域发现了轿顶山等遗址[14]，盐边县三元河流域发现了红星等遗址（二滩文物调查资料），在会理县城河流域发现了东咀等遗址，会东县参鱼河流域发现了刘家湾遗址等（文物普查补查资料），表明金沙江这些小的支流上也有较早的文化遗存。由于发掘工作不够，还不能确定具体的文化类型。
总体上看，金沙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已相当丰富。南北两岸已发现上百个遗址，可确定的有四五个文化类型。这些遗址呈现出多种多样的面貌，其间又有一定的文化关系。有些遗址的时代可能晚到距今3000年左右，并可能与后来的“西南夷”有某种关系。深入研究这些遗址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建立本地区的文化序列，将对探索金沙江流域古代历史和文化特色，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商周时期考古
商周考古是金沙江流域考古研究较为薄弱的环节，但也有了一些重要的发现，为我们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其中比较突出的是西昌大洋堆遗址和剑川海门口遗址的发掘。
大洋堆遗址在西昌经久安宁河东岸一级阶地上，为一个人工逐步堆起来的马鞍状土丘，南北长180米，东西宽45米，丘顶高出周围地面13米。1995年进行发掘，文化堆积可分为6层，自下而上分别为商周、春秋、战国、汉代、明清、近现代文化层。这样大的人工土堆出现在宽阔的河谷阶地上，必然有其特殊的作用，特别是商周、春秋时期最初形成的原因，有可能与某种祭祀活动有关，对研究金沙江安宁河流域的古代文化具有特殊的意义。
大洋堆遗址最下面的第六层（商周层）是人工堆放的红黄土层，厚达3米左右，发掘了9座土坑墓，出土有无胡戈、短剑等铜器和豆、尊、罐、钵、簋等陶器。这些具有商代风格的墓葬和器物为何会出现在安宁河流域，目前还是个谜。大洋堆遗址第五层为红土层，厚2～3米，发掘出24座祭祀坑，坑内一小陶罐套住有洞的大罐底部，口向丘顶，时代推测在春秋前后，这些奇异的器物坑可能有其特别的用意。大洋堆第四层为红褐土层，厚1～2米，发掘出多座大石墓，时代在战国前后。遗址可能从此被用于墓区，汉代地层中发掘出的也主要是砖室墓等。从明清到近代，这里也都是坟山，人们可能已不了解其早期的作用。但在战国以前，至少在春秋时期大量出现器物坑的阶段，这里可能是某个民族或氏族部落重要的祭祀活动场所，在当地历史进程中占有独特的地位[15]。
剑川海门口是金沙江南云南境内一个较为特殊的商周时期的古遗址。遗址位于剑川城东剑海湖畔，1957年出土了陶器、石器、骨器、角器，其中有14件铜器，器形有斧、镰、夹、鱼钩等。同出的还有石制的铸范，说明这批铜器是在当地生产的。海门口遗址经14C测定年代为距今3115年±90年，相当于商代晚期。这是目前所知云南最早的青铜器文化遗址，表现出比较特殊的面貌。它证明至少在商周时期，金沙江以南的青铜文化已经发展起来[16]。
商周时期金沙江流域的青铜文化还只是一些重要地点和线索，但它们对研究西南地区古代文化的发展及其相互关系，探索西南丝绸之路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安宁河流域还发现一些商周时期的古遗址，有些器物特征与大洋堆遗址相近。像大洋堆遗址这样独立于河边平坝上的土堆还有多处，当地亦称之为“粮堆”或“梁堆”，常常是历代的墓地。据说在昭通地区也有不少“粮堆”或“梁堆”，多有汉以后的墓群发现。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文化现象。
四、“西南夷”考古
到了青铜时代晚期，即春秋战国时期直到汉代，金沙江流域的青铜文化得到迅速的发展，形成了几个相对独立的青铜文化中心。这一带正是汉代司马迁《史记》中所记载的“西南夷”地区，近年来“西南夷”中几个较大民族的考古学文化已大体找到，因此可以把青铜时代晚期的金沙江考古概括为“西南夷”考古。
根据《史记》《汉书》《后汉书》《华阳国志》等书记载，处于金沙江流域的“西南夷”主要有：以“滇最大”的“靡莫之属以什数”；“自滇以北”，以“邛都最大”的“君长以什数”；“其外西”，“名为嶲、昆明”，“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笮最大”，即以滇、邛都、嶲、昆明、徙、笮为主体的数个民族集团。目前已发现的青铜时代晚期文化，为探索西南夷创造了条件，有的已经取得了较大进展，如滇文化和滇国。其中滇、嶲、昆明主要分布在金沙江以南的云南境内；邛都、徙、笮主要分布在金沙江以北的四川境内。这一时期的考古学资料已很丰富，本文主要介绍一下四川境内的简要情况。
（一）大石墓与邛都夷考古
大石墓是安宁河流域一种独特的墓葬。自从1975年“金沙江安宁河流域联合考古队”调查发现和西昌坝河堡子[17]正式发掘以来，已在安宁河流域7县市400多公里长的范围内，发现有100多座大石墓，清理发掘了40多座，出土文物1500多件，较重要的有西昌西郊、巴河堡子、米易弯丘、普格小兴场[18]、喜德拉克[19]等处大石墓，取得了较丰富的研究资料。
大石墓主要分布在山脚斜坡上，用大石块围成狭长的墓室，再用大石盖在墓顶上，墓门简单封堵，可以开启，墓内堆放尸骨和器物。大石墓大体分三种形式：长方形，为较早的形式；长条形，是主要形式；丁字形，是较晚出现的形式。大石墓以二次捡骨葬为主要葬式，每座墓埋葬十余到上百人不等，而且常常是多次葬入的，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葬俗。以大石为墓则可能是“大石崇拜”习俗的反映。
大石墓中随葬品以生活用具和装饰品为主，包括陶器、石器、铜器等。陶器有泥质灰陶、磨光黑陶、泥质橙黄陶和夹砂灰陶等。器型以平底为主，有少量圈足器，多为侈口或敞口，多带流、带耳器。纹饰有划纹、弦纹、网格纹、波浪纹、叶脉印纹等，有些还施红色或黑色陶衣。主要器物有带流壶、深腹瓶、侈口平底罐、簋形器、单耳罐、双耳罐、杯、觚形器等。其中细泥磨光施黑陶衣红陶衣的壶、杯、觚形器等较有特色。铜器主要是身上佩戴的装饰品，如发饰、手镯、臂鞲、扣饰等，也有刀、剑、矛、镞等小型工具和武器。晚期墓葬中还出土有铁刀、西汉五铢、新莽“大泉五十”铜钱等，如喜德拉克大石墓[20]。
根据墓葬形制、出土器物和测定年代，有的学者将大石墓分为三期。早期以西昌天王山M10和关山M4为代表，为只出陶器和石器的小长方形墓，器形古朴，时代约为春秋到战国早期；中期以坝河堡子M1和普格小兴场BM2等为代表，主要出土铜器和大量陶器的长条形墓，时代为战国直到西汉前期；晚期以喜德拉克大石墓为代表，出现铁器和汉代钱币，出现丁字形墓，时代为西汉后期到东汉初[21]。经14C测定，中期偏早的普格小兴场AM1、BM2的年代分别为距今2470年±75年（树轮校正距今2400年±75年）和2470年±85年（树轮校正距今2440年±85年）；而喜德拉克大石墓年代已到新莽以后，前后延续时间四五百年。
大石墓的起源与本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大石墓主要器物有带流壶、深腹瓶、侈口平底罐、簋形器、单耳罐、双耳罐等，均可以在当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如礼州遗址、瓦打洛遗址、三分屯遗址的陶器中找到渊源关系；长条形大石墓的平面形状乃至器物放置方法都与礼州遗址的土坑墓相仿；大石墓又常常叠压在上述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上。大石墓可能是在本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基础之上，吸收石神崇拜习俗和外来文化因素的影响发展起来的[22]。
大石墓兴盛于安宁河流域的数百年间，正是西南夷在此活动的时期。目前学者比较一致地认为大石墓可能是西南夷中“邛都夷”的遗存。从地域上看，这正是“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以“邛都最大”的地区；从时间上看，它正处在春秋战国到汉代西南夷最活跃的时期；从文化内涵看，它们与《史记》所说“耕田、有邑聚”的风俗相符合。大石墓分布最多的安宁河中游西昌市一带，古称“邛都”，湖名“邛海”，汉武帝开西南夷时在此设“邛都县”，都说明“邛都”正与大石墓分布的范围相合。据《汉书·西南夷传》《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新莽时邛人首领任贵“自立为邛谷王”，东汉初反叛被诛，“徙其家属于成都”，“邛都夷”从此衰落，也与大石墓基本消失的时间相吻合。
从大石墓确认古代“邛都夷”的历史与文化，是继“滇文化”之后，近20年来西南夷考古的又一重要收获。今后还需要对大石墓的分布、分区、分期、内涵，与当地古遗址及周围文化的关系，特别是它所表现的社会、经济、文化面貌，在金沙江流域古文化中的地位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二）盐源铜器群与笮都夷考古
在“邛都夷”考古较为明朗时，“笮都夷”考古还是一个谜。近几年来在盐源县附近发现有数百件形态独特的青铜器，为解开这个谜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盐源县青铜器群分布在雅砻江中游的一条小支流——梅雨河（盐塘河）流域。这里是一个断陷盆地，海拔2300～2700米，地势宽阔平缓。青铜器出土于双河乡毛家坝、千海乡十五股、曹家湾、轿顶山、马海塘以及梅雨乡等处，大多数为盗墓所出[23]。近两年凉山州博物馆在毛家坝进行了抢救发掘，证明这一带分布着许多土坑墓，有的土坑墓还有木椁等葬具，随葬有丰富的器物。毛家坝墓葬群出土的器物规格较高，有可能是该文化的中心墓葬地。由于绝大多数器物是收集品，暂且用“盐源铜器群”称之。
这批青铜器以武器为主，数量最多，占铜器总数的2/3以上，主要器形有山字形格剑、铜柄铁剑、圆形和斧形有銎钺、三角窄长援戈、长骰双耳矛、三角形箭镞、弧背双柄刀等。说明这是一个尚武的民族，但其武器主要是借鉴或直接引入周围民族的产品，如三角窄长援戈主要具有滇文化的风格，山字形格剑和铜柄铁剑的风格与川滇西部的石棺葬文化相似，圆形和斧形有銎钺及长骰双耳矛等与巴蜀文化同类兵器相似，只有弧背双柄刀等具有较明显的本地区风格。这也说明盐源铜器群具有多元文化交汇的特色。
盐源铜器群中代表本文化特征的主要是宗教用品、乐器和装饰品。宗教用品中以“枝形器”和铜杖为代表，“枝形器”是一种树枝状的扁平器物，长15～20厘米。树枝上圆形饰物，或许是象征太阳或财富，树端常有一对马，一人居中作牵马状。树干如长签，可插在地上或器物上使用。也有些“枝形器”下端有銎，形成可安柄的“杖首”。“枝形器”数量、品种较多，可能是盐源铜器群中较常用的一种宗教用品。另外还有几件铜杖，杖首为鸟形、羊头形或人形，杖身上有密集的纹饰，有的杖两旁还插两排饰片，上面各有虎3只。从形态和作用来看，枝形器和杖形器与三星堆文化的“神树”有某种类似之处，可能具有较丰富的宗教含义。
盐源铜器群中的铜鼓和铜铃，器形特征受到滇文化的强烈影响，但从技术和纹饰风格看，它可能是在本地铸造的，表明这里也出现了自己的礼仪用品。装饰品中的镯、泡、带钩、发钗等，都有浓郁民族特色。
盐源铜器群的时代大约在战国至汉代。在此地发现的陶器，主要是各式各样的双耳罐、单耳罐，器形与滇西部的石棺葬文化的同类陶器相似，有自己的特征，说明它们可能是在同一个大的系统下的某个文化或类型。
盐源盐边一带汉代以来就称为“笮”，汉武帝时曾在此设“大笮”“定笮”“笮秦”三县，可能就是《史记》等书所说西南夷中“笮”人活动的中心地带。这次盐源铜器群和众多土坑墓的发现，可能就是西南夷笮人的文化遗址存。盐边县西牛山发掘的土坑墓群中，出土了山字形格剑、三角窄长援戈等铜器，双耳罐、单耳罐等陶器，器形与盐源铜器群的同类器物相似，或许可以为“笮”人考古提供一些新的佐证。
（三）石棺葬与西南夷考古
金沙江北侧的凉山州、攀枝花市境内，还发现有一批战国秦汉时期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遗存，主要是各地的石棺葬、石板墓和土坑墓群。经初步调查发掘的有：盐边县渔门等处的石棺葬、昭觉四开等处的石板墓[24]、会理粪箕湾土坑墓群等。其共同特征是以双耳罐、单耳罐、侈口深腹罐、矮圈足的豆或尊等陶器为主要随葬品，多以石板作棺。只是在器形的高矮胖瘦、纹饰的粗精作风、同出铜器等的不同特色等方面表现了各自的不同特点。从严格意义上讲，安宁河流域的大石墓、盐源铜器群所在的土坑墓群也属于这一个大的文化系统之中，这种情况表现出当时这一带的文化有某种共通性，可能就是司马迁将它们归属于“西南夷”的原因之一，但其他地区又常常是“君长以什数”，并非是统一的整体，所以出现了较为复杂的文化现象。目前除了安宁河流域的大石墓可能是邛都夷、盐源铜器群的土坑墓可能是笮都夷的遗迹之外，其他遗存的族属尚未有定论，需要做更加深入细致的工作。
形成这样一个文化群体，可能还与羌人的南下有关。史书记载西北的羌人曾多次南迁。《后汉书·西羌传》云，春秋时期渭河一带的羌人“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西羌是也……”。羌人的不断南下，带来了以双耳罐等为特征的文化，这是形成川西南高山峡谷区春秋战国秦汉文化有某些共同性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它们并非孤立地保守着自己的习俗，而是“任随所之”，并且“各自为种”，大多融入了当地的原有文化之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一大批地域性文化。有一些本地文化的影响很小，出现了以原有文化传统为主的新的文化。这可能就是金沙江流域复杂多样的“西南夷”文化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应根据实物资料做具体深入的分析研究，以期更好地揭示古代文化和民族发展的本来面貌。
金沙江流域的考古课题还有很多，如秦汉考古、佛教考古、民族考古、古城考古、地震考古等等。其中“西南丝绸之路”考古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金沙江安宁河流域是一个南北贯通的文化走廊地带，各种文化的交汇一直是该地区文化发展的主题。从上述资料看，不仅是汉武帝派司马相如等通“西南夷”之后，而且从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这里都是古文化的汇集和交流之地。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金沙江文化”是多元文化的有机融合，正像三峡文化、西域文化那样，是一种走廊地带的地域性文化。以“西南丝绸之路”为突破点，研究各种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是“金沙江文化”的主要课题之一。
2002年
Abstract
50 years ago, archaeological study in the Jinsha River basin was a virgin land. But today, the place has become a new archaeological hotspot. The article introduces early archaeology in the Jinsha River Basin, in aspects as of archaeology of the ancient people and Paleolithic, archaeology of the Neolithic and archaeology of the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注释
[1]周国兴、张兴永：《元谋人》，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2]李有恒：《云南丽江盆地一个第四纪哺乳类化石地点》，《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学报》，1961年第2期；云南省文物博物馆：《云南省古代文化的发掘与研究》，《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
[3]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南省文物五十年》，《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2000年。
[4]晏德忠：《攀枝花市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洞穴遗址》，《四川文物》1988年第1期。
[5]张森水：《富林文化》，《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15卷第1期，科学出版社，1977年。
[6]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南省文物五十年》，《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2000年。
[7]云南省博物馆：《云南元谋大墩子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
[8]云南省博物馆：《云南宾川白羊村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9]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昭通马厂和闸心场遗址调查报告》，《考古》1962年第10期；葛季芳：《云南昭通闸心场遗址发掘》，《考古》1960年第5期。
[10]礼州遗址联合考古发掘队：《四川西昌礼州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
[11]西昌市文物管理所：《四川西昌市横栏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考古》，1998年第2期。
[12]凉山州博物馆、西昌市文管所：《安宁河流域的古遗址调查》，《四川文物》，2000年第1期。
[13]凉山州博物馆、文化馆：《四川普格县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5期。
[14]四川凉山州博物馆、四川盐源县文化馆：《四川盐源县轿顶山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96年第9期。
[15]发掘资料存西昌市文管所。
[16]云南省博物馆：《剑川海门口古文化遗址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第6期；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三）》，《考古》1972年第5期。
[17]金沙江安宁河流域联合考古队：《西昌坝河堡子大石墓发掘简报》，《考古》1976年第5期；《西昌坝河堡子大石墓第二次发掘简报》，《考古》1978年第2期。
[18]凉山州博物馆、普格县文化馆：《四川普格小兴场大石墓》，《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5期。
[19]凉山州博物馆、喜德县文化馆：《四川喜德县清理一座大石墓》，《考古》1987年第3期。
[20]凉山州博物馆、喜德县文化馆：《四川喜德县清理一座大石墓》，《考古》1987年第3期。
[21]刘世旭：《试论川西南大石墓的起源与分期》，《考古》1985年第6期。
[22]刘世旭：《试论川西南大石墓的起源与分期》，《考古》1985年第6期。
[23]凉山州博物馆、西昌市文管所、盐源县文管所：《盐源近年出土的战国西汉文物》，《四川文物》，1999年第4期。
[24]凉山地区联合考古队：《凉山州昭觉县石板墓发掘简报》，《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197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