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昆仑山山口发现的细石器考古新材料

汤惠生（南京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

周春林（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李一全（河北师范大学）梁中（南京师范大学）

近年来，人类早期对青藏高原开发成为史前考古学的热点问题之一。青藏高原东北缘为人类最早踏足高原和早期人类活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1-6]受青藏高原自然条件的影响，自晚更新世以来，史前人类3次向青藏高原东北缘扩张的历程均受气候环境变化的强烈约束。^[7]人类对高原环境的适应性是早期人类是否能成功在高原生存的关键，而人类向青藏高原扩张的年代及人类生存与活动方式则是青藏高原早期人类活动研究的核心，野牛沟石器遗址则为此提供了实物证据。

1 野牛沟石器遗址

青海海西州地域主体为柴达木盆地，北靠阿尔金山、祁连山，南依昆仑山，属典型的高原大陆性气候。野牛沟位于青海省海西州格尔木市郭勒木得乡西北约70公里处的昆仑山的一个峡谷地带，地处昆仑山的入口处。2009年7月，作者在野牛沟三道梁与四道梁之间的奈齐郭勒河北岸的第四台地上发现一处保存状况良好的石器地点，称此发现地为地点Ⅰ。距地点Ⅰ西南约500米处，在地表采集到两件石器，称此发现地为地点Ⅱ（图1）。下面分别介绍和描述这两个地点及其石制品。

图1 野牛沟细石器地点位置示意图

图2 野牛沟细石器地点Ⅰ石制品与火塘分布示意图

野牛沟细石器地点Ⅰ位于94°14′59.9″E、35°52′59.9″N，海拔为3800米。该地点除发现类型较为丰富的石制品外（表1），还发现两处保存完好的露天火塘遗迹。围绕着两处火塘，分布较为集中的细石器和制作石器所产生的石块废料（图2）。

火塘保存堪称完好，略高出地表，呈圆形结构，中间微凹。内径约40厘米，外径约80厘米。对火塘解剖后，表层为0.5～1厘米厚的较硬的薄层黄土，下部7～20厘米为疏松的灰烬层。火塘内发现数块直径在10～17厘米的灶石，有的上面尚有灰黑色的烟炱。为了使分析更为科学和准确，我们对火塘Ⅰ周围5米范围内（图2虚线方框内）出露在地表的石制品进行了全面采集，还对该火塘进行了地表磁化率测定并采集了部分土质样品。

表1 野牛沟细石器地点Ⅰ石器类型统计

2 典型采集物描述

2.1 石核

野牛沟细石器地点Ⅰ共采集到细石核及其坯料10件，岩性均为燧石。6件细石核中，标本QHY2009：01等2件为锥形石核［图3：（a）］，长度在25厘米左右，台面经修整，有剥片留下的石片疤；标本QHY2009：02等4件为半锥体石核［图3：（b）］，比锥形石核略长，长度在23～32毫米，台面经过精心修整，台面角在75°～90°，有4～6个剥制石叶产生的疤痕。

图3 野牛沟细石器地点Ⅰ的石核

（a）标本QHY2009 : 01；（b）标本QHY2009 : 02

2.2 石叶与石片

野牛沟细石器地点Ⅰ共采集细石叶及其残片17件。10件石叶中4件为水晶，6件为燧石。石叶剖面为梯形或三角形。标本QHY2009：07石叶，长20毫米，宽8毫米，厚4毫米，水晶；剖面呈三角形，一面为劈裂面，另一面中间有凸起的一道脊，尾端被截断［图4：（a）］。标本QHY2009：08石叶，长18毫米，宽9毫米，厚4毫米，水晶；剖面呈梯形，一面为劈裂面，另一面中间有凸起的两道脊，尾端被截断［图4：（b）］。标本QHY2009：11石叶，长15毫米，宽4毫米，厚2毫米，黑色燧石；剖面呈三角形，一面为劈裂面，另一面中间有凸起的一道脊，尾端被截断［图4：（c）］。

图4 野牛沟细石器地点Ⅰ石制品

（a）标本QHY2009 : 07；（b）标本QHY2009 : 08；（c）标本QHY2009 : 11；（d）标本QHY2009 : 13；（e）标本QHY2009 : 17；（f）标本QHY2009 : 22

图5 野牛沟细石器地点Ⅱ的石器

（a）标本QHY2009 : 31，刮削器，双面加工；（b）标本QHY2009 : 32，刮削器，单面加工

此外还有石片26件，石质为燧石、石英、水晶等。长度在25～30毫米，宽度在10～15毫米，其台面为零台面或自然台面，没有使用疤痕。

2.3 石器

本次共采集的石器共34件，其中石片石器33件，石核石器1件。石质包括水晶、燧石、石英等。按石器类型来分，刮削器26件，尖状器4件。标本QHY2009：13尖状器，长20毫米，宽10毫米，厚5毫米，水晶。加工从两侧进行，其两侧经过二次修理，为更新石核台面模板（coretablet），即细石器工业常见的预制石核技术之一，其特点是厚的一个侧边上分布若干个打击轴与石片长轴垂直，只保留近端的片疤［图4：（d）］。标本QHY2009：17刮削器，长28毫米，宽19毫米，厚5毫米，台面角90°，燧石。加工从两侧向中间进行，中间隆起形成龟背状，其两侧形成锋锐的边刃。没有使用疤痕，劈裂面打击点、半锥体均很清晰［图4：（e）］。标本QHY2009：22刮削器，长20毫米，宽15毫米，厚8毫米，台面角120°，灰绿色燧石。加工从一侧向中间进行，中间隆起形成龟背状。没有使用疤痕［图4：（f）］。

距野牛沟细石器地点Ⅰ西南约500米处，亦即野牛沟细石器地点Ⅱ处的地表采集打制石器两件。刮削器，标本QHY2009：32，长60毫米，宽40毫米，厚10毫米，利用扇形的辉绿岩石片制成，侧刃进行单面加工，二次修理疤痕很小，较为精致［图5：（b）］。另一件也是刮削器，标本QHY2009：31，长90毫米，宽75毫米，厚20毫米，也是利用扇形的辉绿岩薄石片制成，一侧进行双面加工，形成锋锐的侧刃［图5：（a）］。这两件石器与上述细石器显然不是一个时代或同一文化传统。不仅因其为采集地点不同，更重要的是加工技术和石料选择的不同，而且器形较大。

3 讨论与结论

3.1 沉积台地与遗址年代

21世纪初，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组成的中美科考队在该地区发现了西大滩细石器地点，海拔为4300米。西大滩细石器地点位于野牛沟细石器地点南直线距离约17公里处。西大滩细石器地点两个断崖剖面的采样分析表明：在地点Ⅰ的3个冰期沉积台地中，T5的年代介于12600—8100 a BP之间，但未发现任何人类遗迹；地点T4的3个残存冰碛层上覆黄土堆积厚度从0.3～2米不等，石核、石片以及石器等发现于整个台地上的低洼处和地表之下深0.3米、冰期沉积层之上0.15米处。宇宙射线测年（CSE）揭示T4遗址的年代不早于8100 a BP；T3的年代为6300 a BP，也未发现任何人类遗迹，也就是说发现人类遗迹的T4不会晚于6300 a BP。西大滩地点Ⅱ的光释光测年介于8200—6400 a BP间，确证了地点Ⅰ宇宙射线的年代。^[8]

野牛沟细石器地点地处昆仑山的入口处，此地不仅是现代人类进入藏北高原的必经之地，同时也是古代人类活动迁徙的交通要道。我们在野牛沟细石器地点的两个火塘采集了3个灰烬样品，由北京大学第四纪年代测定实验室进行了质谱加速¹⁴C（AMS）测年，其年代（经树轮校正）分别为：7515±40、7675±40、7475±40 a BP，表明两个火塘属于同一时代。该测年结果与上述西大滩细石器地点的光释光年代与宇宙射线年代基本吻合，但野牛沟细石器地点所提供的年代更为精确，并且是直接针对与石器相关的火塘年代，这为该地区细石器年代确定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2003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该地区发现了纳赤台细石器遗址，共出土100余件细石器。该地点未进行测年分析，发掘者根据考古类型学研究认为，应与青海贵德黄河流域的拉乙亥细石器遗址年代相似（该发掘资料尚未发表），即纳赤台细石器遗址年代应在为6700 a BP左右。^[9]不过我们认为纳赤台地点细石器在类型上与野牛沟细石器更具共同性，两者在空间距离上更近，也更具可比性。此外，经发掘观察分析后认为，纳赤台地点裸露在地表上的细石器也为原生文化层，而非自然力或人力搬运所致，而野牛沟细石器地点的情况也恰好印证了这个分析。因此，我们认为昆仑山山口地区细石器的同位素年代应该在7500 a BP。

20世纪90年代，崔之久等人^[4]在野牛沟细石器地点东8公里左右的野牛沟沟口处的四级阶地上，发现5件打制石器和1块绳纹陶片。顶部热释光年代表明该级阶地形成的最晚年代为距今31.65±1.89ka。本次考察在距野牛沟细石器地点Ⅱ所采集的2个标本（QHY2009：31和QHY2009：32）与崔之久等人在四级阶地上采集的5件石器，在类型学上有着更多的一致性，二次加工技术很突出，有一部分为双面加工，而这种技术特征不属于典型的青藏高原细石器传统，应属于更新世晚期青藏高原的细小石器传统。^[10,11]而与这种细小石器传统相呼应，野牛沟地点Ⅰ的细石器传统则显示出文化上的一种延续。

3.2 石器特征与遗址临时性

野牛沟细石器地点的火塘从地面上可以观察出直径80厘米左右的圆形结构，两个火塘相距7米左右。经解剖，火塘灰烬厚度在7～20厘米，灰烬层很疏松，不见炭粒和其他包含物，目测观察似为草本植物的灰烬。其周围有些大小不一的石块，最大者在15厘米×8厘米左右，估计作为灶石支垫炊具所用。21世纪初，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青海省盐湖研究所及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等组成的科考队在青海湖畔也发现了全新世初期的食物搜寻者的火塘，火塘灶石较大，其原始结构保存尚好，而且火塘周围除了石器，还有动物骨骼。^[12]而野牛沟细石器地点火塘的临时性更为明显，其使用时间似乎更短。

野牛沟地点发现的细石器制品主要石料为石英、水晶、燧石等，附近还发现有砂岩石块，我们认为是加工石器过程时所使用的加工工具及所产生的废料。据表1的器类统计，作为加工工具的各种石块高达80%，其中砂岩的数量最多，这可能是由临时加工的权宜性所致。而且细石器制品种类较单一，只有石核、石叶以及简单的刮削器，组合简单，也显示了遗址的临时性。其技术特征为间接或软锤剥制石叶，不见较为定型的或清晰的二次修理，即二次加工的技术特征极不明显，这与更新世晚期细小石器中发达的二次加工技术形成鲜明对比；但又与普遍见之于藏北高原的缺乏修理的石叶有着共同之处，从而为该地区缺乏地层的细石器时代的确认提供了参照框架。

这次在野牛沟细石器地点Ⅰ和野牛沟细石器地点Ⅱ所采集的石器与上述细石器形成对比。地点Ⅰ的二次加工不发达，而地点Ⅱ所采集的石制品中不仅有细致二次修理的疤痕，而且有的还是两面加工［参见图5：（a）］，而后者是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典型石器制作技术，如藏北色林错发现了35k a BP的石器，研究者认为：“其类型到技术都表现出浓厚的欧洲旧石器中期（相当于晚更新世早期，年代不晚于35 ka）文化风格。”^[13]两面加工技术同时还见诸青藏高原更新世晚期的其他地点中，有的学者认为这是“跨喜马拉雅”传播的欧洲石器技术和风格。^[13-^15]但发展到野牛沟细石器地点Ⅰ时，两面加工和二次加工的技术传统似乎开始式微，而那种新出现的无二次加工特征的石叶或细石叶作为主流普遍见诸青藏高原。这被学者们认为是全新世初随机或季节狩猎者们对环境变迁的应对。^[8]

3.3 环境变迁与人类活动方式

美国考古学家宾福德采用中程考古学理论的模拟方法，量化了的人口密度作为狩猎采集者生计选择的标准，认为当一个地区人口增多，狩猎和植物采集经济均难以支撑生计之时，寻找新的资源便成为解决资源不足的主要途径。寻找新的资源就是食物搜寻（Foraging），一方面是对资源的强化利用，即对动植物的扩大利用，包括动植物的驯养，小型动物的猎获等；另一方面是扩大或开拓食物搜寻的范围和地区。反映在考古学文化上，便是石器的细小化和细石器的出现。因为长距离的食物搜寻或小型动物和禽类的猎获，远程工具如箭镞和工具的细小化便势在必行，以适应长距离的移动迁徙。这就是考古界所谓的发生在更新世末至全新世初旧石器时代末期的“广谱革命”（Broad Spectrum Revolution，简称BSR）。^[16]

图6 野牛沟细石器地点Ⅰ采集的石叶和石片

“广谱革命”认为，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开始，随着气候和自然环境的恶化以及人类狩猎活动等原因，大型动物种类和数量不断减少，人类便从猎获大型动物逐渐转向小型动物。对小型动物（包括水生动物和飞禽）的猎取逐渐成为人类主要的生存方式。^[17]我国北方与细石器相伴的动物群是前郭动物群，¹⁴C年代在9800—7800 a BP之间，主要有草原兔（Lepus tolai）、松鼠（Spermophilus dauricus）、大仓鼠（Cricetulus triton）、鼢鼠（Myospalax）、獾（Meles）、野马（Equus przewalskyi）等动物物种。^[18]青海贵德黄河流域拉乙亥细石器遗址出土的动物种属有环颈雉、鼠、兔、沙鼠、喜马拉雅旱獭、狐羊等，几乎也都是小型动物。^[9]这说明“广谱革命”时期对小型动物的猎取，同样是我国全新世初期所发生的事件，青藏高原亦然。

不过青藏高原史前“广谱革命”搜寻猎获的动物并不一定是小型动物。目前的考古资料显示，青藏高原发现的最古老的人类遗迹的时代在30—40 ka BP，^[11]也就是史前“广谱革命”时期，青藏高原才被人类所开发。此时的青藏高原也当不乏诸如野牦牛、野骆驼、野驴、野马一类的大型动物，所以野牛沟细石器遗存的居住者当时应该有着更多猎物种类的选择。比较我国其他同类细石器遗存，野牛沟细石器地点Ⅰ中有4.7%的石片或石叶（图6），从而构成野牛沟细石器特点之一，同时也是整个青藏高原的细石器特征之一。^[12,19]虽然我们目前还缺乏资料证明这种石片或石叶与青藏高原食物搜寻者们猎获大型动物的生活方式有关，但作为对环境的适应，它们当与青藏高原食物搜寻者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相关联。

4 结语

人类在全新世先后进入了新石器时代，以温暖湿润为特征全新世气候变化不断为冷干气候事件和弱季风事件所打断，特别是约8 ka BP、6 ka BP以及4 ka BP的3次气候突变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成为世界上许多地区全新世人类演化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对世界古文明兴衰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20]由于青藏高原具有全球独一无二的自然地理环境，极端的气候环境条件对人类活动的制约作用更为明显，人类在高原生存与扩散表现出不连续性。青藏高原东北缘是人类最早踏足高原和早期人类活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而昆仑山山口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加之此间所发现的从旧石器晚期石器的细小化、细石器，直到青铜时代灰烬层与岩画^[21]等史前遗迹，说明自古以来，这里都是通往青藏高原腹地的交通要道，也是人类活动活跃的地区。该地区有时间序列关系的考古发现及其时代的确定，为藏北高原腹地缺乏年代的同类考古学资料比较提供了参照。

随着全新世大暖期（Megathermal）的环境改善，^[22]青藏高原地区植被景观表现在分布高度上移及森林扩大，湖泊水面扩张，湖水变淡，高原泥炭发育，冰川退缩，多年冻土退化，^[23]一些高海拔地区也演化成适宜于更多动物生存的半荒漠地区。草场在很大范围内得以扩展，尤其是在河谷地带。森林扩展也意味着动植物得以向高纬度或高海拔地区迁移。^[24]此时人类自黄土高原“随机游动”到青藏高原，以寻求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野牛沟细石器地点应该就是史前“广谱革命”时期人类扩大食物搜寻范围所留下的遗存。该地点单一或权宜性的石器以及火塘的临时性等特征，充分说明该遗址居住者同样是季节性或临时性的食物搜寻者。细石器特征说明他们是不断游动的捕获动物的猎人，表明从更新世晚期到全新世早中期，游动至此的主要是以采集狩猎为目的的随机或季节性食物搜寻者。20世纪90年代西大滩的青铜时代灰烬层中发现牛（Bison sp.）和狗（Canis）遗骨，^[4]表明全新世晚期，亦即青铜时代以后，该地区成为游牧者的季节性牧场。

2013年

参考文献

[1] 黄慰文，陈克造，袁宝印. 青海小柴达木湖的旧石器[C]//. 中国科学院中澳第四纪合作研究组，编. 中国—澳大利亚第四纪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北京：科学出版社，1987：168-175.

[2] Madsen D B, Ma H Z, Brantingham P J, et al. The Late Upper Paleolithic Occupation of the Northern Tibetan Plateau Margin.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2006, 33: 1433-1444.

[3] Brantingham P J, Gao X. Peopling of the Northern Tibetan Plateau. World Archaeology, 2006, 38: 387-414.

[4] 崔之久，伍永秋，刘耕年. 昆仑山垭口区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遗迹的发现及其环境意义[J]. 科学通报，1995，40：624-627.

[5] 周笃珺，马海州，Brantingham P J，等. 晚更新世以来青海北部的人类活动与湖泊演变[J]. 盐湖研究，2003，11：8-13.

[6] 拜永山，王进寿，常革红，等. 青藏高原北部祁漫塔格地区发现古人类活动遗迹[J]. 地质通报，2003，22：369-370.

[7] 侯光良，许长军，樊启顺. 史前人类向青藏高原东北缘的三次扩张与环境演变[J]. 地理学报，2010，65：65-72.

[8] Brantingham P J, Gao X, Olsen J W, et al. A Short Chronology for the Peopling of the Tibetan Plateau. In: Madsen D B, Chen F H, Gao X, eds. Late Quaternary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Adaptation in Arid China. Amsterdam: Elsevier, 2007: 129-150.

[9] 盖培，王国道. 黄河上游拉乙亥中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J]. 人类学学报，1983，2：

49-59.

[10] 汤惠生. 略论青藏高原的旧石器和细石器[J]. 考古，1999，380：44-54.

[11] 袁宝印，黄慰文，章典. 藏北高原晚更新世人类活动的新证据[J]. 科学通报，2007，52：1567-1571.

[12] Rhode D, Zhang H Y, David B M, et al. Epipaleolithic/Early Neolithic Settlements at Qinghai Lake, Western China. J Archaeol Sci, 2007, 34: 600-612.

[13] 童恩正. 西藏高原上的手斧[J]. 考古，1989，246：822-826.

[14] Aldenderfer M S. Moving up in the World: Archaeologists Seek to Understand How and When People Came to Occupy the Andean and Tibetan Plateaus. Am Scientist, 2003, 91: 542-550.

[15] 吕红亮. 西藏旧石器时代的再认识——以阿里日土县夏达错东北岸地点为中心[J]. 考古，2011，522：59-68.

[16] Flannery K V. Origins and Ecological Effects of Early Domestication in Iran and the Near East. In: Peter J U, Dimbleby G W, eds. The Domestication and Exploitation of Plants and Animals.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Co, 1969, 73-100.

[17] Stiner M C. Thirty Years on the “Broad Spectrum Revolution” and Paleolithic Demography. Proc Natl Acad Sci USA, 2001, 98: 6993-6996.

[18] 郑家坚，徐钦琦，金昌柱. 中国北方晚更新世哺乳类动物群的划分及其地理分布[J]. 地层学杂志，1992，16：171-190.

[19] Brantingham P J, Olsen J W, Schaller G B. Lithic Assemblages from the Chang Tang Region, Northern Tibet. Antiquity, 2001, 75: 319-327.

[20] 吴文祥，刘东生. 5500 a BP气候事件在三大文明古国古文明和古文化演化中的作用[J].地学前缘，2002，9：155-162.

[21] 汤惠生，张文华. 青海岩画——史前二元对立思维及其观念的研究[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204.

[22] 刘光秀，施雅风，沈永平，等. 青藏高原全新世大暖期环境特征之初步研究[J]. 冰川冻土，1997，19：114-123.

[23] 张彭熹，张保珍，钱桂敏，等. 青海湖全新世以来古环境参数的研究[J]. 第四纪研究，1994，3：225-238.

[24] 王富葆，韩辉友，阎革，等. 青藏高原东北部30ka以来的古植被与古气候演变序列[C]//. 中国科学D辑：地球科学，1996，26：111-117.

Abstract

In 2009, a new microlithic site was discovered by archaeologists in the Yeniugou Valley, the entrance to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hinterland—the Kunlun Mountain Pass of the northern Tibet Plateau, Qinghai Province, 3800 meters above sea level. Two well-preserved hearths are unearthed, carbon-14 dating of their ember show that the hearths were used in around 7500 BC. This not only conforms the age of the microlith in the area but also provides reliable reference for dating of these microlithic sites which are often seen o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and lacking in strata or dating information. A certain number of microlith, including microcores, microblades, scrapers, are also found near the hearths. The expediency shown by the material, combination and types of the stone tools as well as the provisionality of the hearths indicate that the site was used temporarily by foragers of collection and hunting in the early or middle Holocene epo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