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旧石器晚期文化遗存看黄河流域人群向川西高原的迁徙
从旧石器晚期文化遗存看黄河流域人群向川西高原的迁徙
石硕（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川西高原属青藏高原东缘部分，行政区划主要包括今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和凉山彝族自治州。该地区东西方向为西藏高原向成都平原的过渡地带，南北方向则北接甘、青，下达云南西部。因有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四条大江自北向南从这里流过，形成了若干南北走向的天然河谷通道，所以，自古以来就成为人们南来北往、频繁迁徙流动的场所，是一条重要的历史民族走廊，即费孝通先生所称的“藏彝走廊”[1]。川西高原虽处于“藏彝走廊”核心地区，但就范围而论却只是“藏彝走廊”的北段。
学术界通常认为，今天较集中分布于藏彝走廊地区的藏缅语民族，主要源自黄河上游甘、青地区南下的人群，但对黄河上游地区原始人群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南下的，学术界主要有两种不同意见。较传统的意见是依据《后汉书·西羌传》中关于秦献公时河湟地区羌人部落因“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的记载，认为黄河上游地区人群向南迁徙的时间主要始于秦献公时代，并把这些由黄河上游南迁的人群统称为“古羌人”或“氐羌人群”，这也是藏缅语民族源于古羌人的一个主要立论依据。但另一种意见则依据考古材料，认为黄河上游地区的原始居民沿藏彝走廊中的河谷通道向南迁徙的历史至少应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理由是，在川、滇西部及藏东地区距今5000年左右的卡若和丹巴中路等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均可见到明显来自黄河上游地区的原始文化因素[2]。最近在岷江上游茂县营盘山和汶川姜维城新发现的两处距今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了十分典型的黄河上游马家窑文化风格的彩陶器物[3]，更有力地支持了这一观点。另外，近年我国从事遗传学研究的科学家根据对东亚人群Y染色体单倍型的类型及频率分布规律，探讨东亚人群的起源、迁徙及相互间的遗传关系。他们所得出的结论是：汉藏语系人群的“祖先可能是远在3万年前由南方迁移并定居在黄河中上游地区的氐羌氏族，约6000年前，氐羌氏族的一支通过藏彝走廊向西、南迁徙进入喜马拉雅地区，并由此产生了汉藏语系内的汉语语族和藏缅语族的分化”[4]。这一看法与考古材料所反映的情形大体能够吻合。目前存在的问题是，要搞清楚黄河上游地区的原始人群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南迁，我们首先需要弄清位于黄河上游之南的川西高原一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人类活动和居住。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在川西高原地区已发现若干旧石器文化地点，反映出在旧石器时代川西高原地区已经有人类活动和居住。那么，这些最早出现于川西高原的原始人群呈现了什么样的文化面貌，他们是当地的土著还是外来人群？目前尚无专文对此进行讨论。而此问题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和理解包括藏族在内的藏缅语人群的起源无疑有重要意义。本文拟依据旧石器时代考古发现材料，着重探讨川西高原地区的早期人群及其文化面貌，旨在为藏缅语人群的起源及迁徙提供一个新的视野。
一、川西高原地区的旧石器文化遗存
在川西高原地区寻找古人类活动遗迹的工作可以上溯到20世纪初叶。最早从事这一工作的要算20世纪初华西大学的美籍传教士J. H. 埃德加（J. Huston Edgar，中文名叶长青）。从1913年起，他在岷江上游和川西高原一带进行考察，采集到一些古人类使用过的石器。随后，在20世纪30年代，除埃德加之外，中山大学的德国人阿诺尔德·海姆（Arnold Heim）、哈佛燕京学社的美国人T. 包罗士（Gordon T. Bowles）、华西大学的美国人C. 葛维汉（D. C. Graham）和瑞典考古学家J. G. 安特生（J. G. Andersson）等都先后进入到该地区考察，并陆续采集到部分石器。阿诺尔德·海姆在当时道孚县附近的黄土堆积中发现了两件刮削器，据他称石器带有欧洲莫斯特（Mousterian）文化的特点；包罗士和埃德加在今四川甘孜州境内采集到相当数量的打制石器。1933年包罗士（Gordon T. Bowles）发表《四川汉藏边境考古调查初步报告》，报道了1931—1932年他与埃德加一道在西康进行考古调查的收获。1934年，埃德加发表《西康或西藏东部的史前遗迹》，介绍了他在西康进行考古调查的路线及石器采集地点。埃德加的发现及其有关报道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1937年，安特生按照埃德加提供的线索与石器采集地点，对道孚一带再度进行调查，勘查了埃德加报道过的某些旧石器时代遗址，具有考古学专业素养的安特生在实地勘察之后否定了埃德加将这些地点定为旧石器遗址的论断，称在这些地点未找到任何一件可定为旧石器的标本，但确认当地存在新石器时代遗址[5]。
20世纪上半叶，由外国学者在川西高原地区进行的寻找古人类的工作无疑具有开拓性。在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他们所进行的尝试是从现代考古学的视野与方法在该地区寻找古人类遗迹的一个开端。他们的工作首次证明，在川西高原地区确实存在着古人类活动的遗迹。但是，就他们所称已在该地找到旧石器时代人类遗址的科学价值，童恩正在20世纪80年代撰写的《中国西南的旧石器时代文化》一文中做了这样的评价：“由于某些研究者缺乏旧石器时代考古的专业训练，加之早期对比资料的稀少而不可靠，地面采集标本的局限性等客观原因，他们做出的结论很多都是不可靠的。但是资料的公布，在客观上仍然引起了学术界对中国西南地区的注意，并且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某些线索。[6]”这一评价是较为客观、公允的。
尽管20世纪上半叶外国学者曾在川西高原进行过一些寻找旧石器人类遗迹的尝试，但是这一领域真正取得实质性突破和进展则是在20世纪后半叶。
目前在川西高原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遗址和地点共有5处，它们是汉源富林、汉源狮子山、攀枝花迴龙湾、甘孜州炉霍县、北川县。这些遗址和地点最西达到雅砻江流域，东抵大渡河上游，南达金沙江流域。
（一）富林遗址
该遗址是1960年进行地质调查时发现的。遗址位于流沙河与大渡河交汇处的大渡河左岸二级阶地上，高于河面20～25米。1977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古人类研究所与四川省博物馆对该遗址进行发掘，在约30平方米的范围内出土了5000多件人工打制的石制器及动物化石、植物遗迹、用火遗迹等。经张森水先生深入研究后，1979年发表研究报告，将其命名为“富林文化”[7]。
富林遗址被认为是一处季节性的石器制造场。虽文化堆积薄但石制品异常丰富，含有大量石制品碎屑、次品、毛坯、石料、石核和石片，而成型石器仅占2.6%。
富林遗址所出石器呈明显的小石器传统，以小石器、小石核、小石片为主要特色，还有少量小石叶存在。石器长度一般在30毫米以下。石器类型可分为刮削器、尖状器、端刮器、雕刻器、砍砸器等，但以刮削器为最多。富林遗址中未发现人类化石，但发现小熊、柯化熊、野猪、鹿、麂等哺乳动物化石及板栗、番叶树等植物标本。从地层、地貌、文化面貌特征，再辅以古生物化石，研究者确认富林遗址应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其地层属晚更新世的晚期阶段。
（二）汉源狮子山旧石器地点
在与富林遗址仅一河之隔的大渡河右岸狮子山也发现了旧石器。这些旧石器的特征、性质和年代都与富林文化相同，也属于小石器传统。狮子山旧石器主要有石核、石片、刮削器等。陈全家提供的报告称：狮子山旧石器“主要特征与隔河相望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富林文化特征基本相同”[8]。从环境地势观察，狮子山所在的大渡河右岸小盆地似乎更适宜人类居住。这里不仅发现有新石器时代遗址，而且其旁边的麻家山还发现了商周时代的蜀文化遗址。由于富林遗址仅是一处季节性石器加工场，创造富林文化的古人类或许应该居住于富林遗址的对岸，所以有学者认为，应将富林遗址与其隔河相望的狮子山旧石器地点作为一个存在整体来考虑。
（三）攀枝花迴龙湾旧石器洞穴遗址
该遗址于1987年被发现。遗址地处川西南金沙江北岸支流把关河的一条小溪畔。洞穴位于半山腰，高于把关河河面约300米，为碳酸盐岩溶洞穴，洞口开向西南，洞穴面积30多平方米。洞内地层堆积厚约2米，内含大量动物化石、石制器和炭屑等。出土的动物化石经鉴定，有猴、象、熊、豹、犀牛、野牛、野猪、白羊、岩羊、鹿、麂、獐、刺猬、豪猪、兔、鼠类多种、蛇、蜥蝎、鱼、蛙、鸟类、蝙蝠等20多个动物种属，其中鼠类化石所占比例居多，并有螺蛳、龟、蚌等化石。动物化石骨块板残碎，有的还带有人工敲砸痕迹和烧痕。可见，洞内这些种类丰富的动物骨块化石应为当时猎获、食用后所遗留，也说明狩猎是他们当时主要的生计方式。洞内出土的石制品以细石器为主，也有小石器。遗址上层出土有较大石器。石制品较丰富，以石英、燧石、玛瑙为原料，细小石器一般选用较好石料，用锤击法、砸击法和间接打击法制作，并掌握了石器钻孔技术，但未见磨制石器。石器工具的主要类型有刮削器、砍斫器、尖状器、雕刻器、穿孔器、琢背小石刀、斧形小石刀、石钻、锯、锥等。有漏斗状石核、船底形石核、锥状石核、细石叶等。另外还出土有一定数量的针、锥、凿等骨角器和有刻划加工痕迹的骨片[9]。
迴龙湾洞穴遗址可分上、下两个文化层，试掘者将下层文化层定为旧石器时代晚期，上层的时代略晚，有人估计可能为中石器时代。但是迴龙湾洞穴遗址尚未发表正式考古报告，遗址的绝对年代数据不详。从总体面貌看，该遗址以细石器为代表，兼有小石器和大石器，出现了钻孔技术，其文化面貌较为进步，是一处较重要的旧石器人类活动遗址。对该遗址的进一步研究，还有待资料的正式刊布。
（四）炉霍人牙化石和石制品地点
1983年，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古脊椎动物组在雅砻江上游地区调查含哺乳动物化石的第四纪地层时，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炉霍县虾拉沱附近的鲜水河东的宜木和亚巴两个地点分别发现了一个含有古人类和旧石器材料及哺乳动物化石的地层层位。在此层位中发现了4枚人类牙齿化石、人工打制的石制品和13种哺乳动物化石。4枚人类牙齿均为门齿，分别为一枚右下第二门齿、一枚左下第二门齿、一枚右下第一门齿和一枚尚未成熟的牙胚，门齿的齿冠均有不同程度的磨损，经科学观察，这些门齿的形态与现代人的门齿很相似。4枚牙齿均有一定的石化程度。人工打制的石制品共发现3件：一件石核和两件石片。石核形状为扁圆形，原料为石英砾石，其人工加工的痕迹十分明显，打击点及半锥体的阴痕非常清楚，石核上除原始砾石台面外，还有以锤击法加工打片而成的修理台面。在石核的一侧有一道明显的直刃缘，刃缘两侧有清楚的加工痕迹。石核具有较明显的砍砸器的功能。两件石片的形状均呈三角形，系以黑色板岩为原料，两件石片均从黑色板岩砾石上打片而成，其中一件石片保留了弧形的原始砾面。在3件石制品的发现地点还出土了一批哺乳动物化石，经科学鉴定，这些哺乳动物化石中分别包含了野兔、鼠兔、喜马拉雅旱獭、中华鼢鼠、狼、斑鬣狗、野驴、大马鹿、斑鹿、麂、羚羊、绵羊和牛等13种哺乳动物。虽然这些古人类牙齿化石材料及人工打制石制品分别是在两个不同的地点发现的，古人类牙齿材料是在虾拉沱亚巴村东山坡地层削面上采集到的，而人工打制石制品则是在虾拉沱宜木村后干沟地层剖面上获得的。两处地点相距约2公里，但这两个地点的地层剖面上所反映的岩性、岩相及伴生的哺乳动物化石性质完全一致，因此两处地点应属于相同的地质层位[10]。
关于这批古人类牙齿材料和人工石制品的年代，发掘报告中提出了两个参照依据：第一，根据对出土动物骨化石所做的14C年代测定，其年代是距今11500年±200年，也就是说，其年代在距今11000年左右。第二，根据其伴生的哺乳动物性质及种群来判断，其地质年代应为晚更新世晚期。发掘报告指出，“虾拉沱与人类和石器材料共生的哺乳动物群是典型的北方类型，与四川省南部资阳人动物群完全不同。虾拉沱动物群种类少，但基本上都可以在我国北方晚更新世晚期的周口店山顶洞人动物群中见到，其时代显然晚于后者。”[11]周口店山顶洞人生活的年代被定为距今约18000年，炉霍虾拉沱与人类和石器材料共生的哺乳动物群年代既然较山顶洞人的动物群要晚，那么炉霍古人类及石器材料的年代则大体与其14C测定年代即11000年左右相吻合；所以基本上可以断定，炉霍的这批古人类和石器材料属于晚更新世晚期，距今约11000年左右，当属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遗存。
炉霍县发现的这批古人类和旧石器材料，是迄今为止在川西高原发现的最靠北的一处有原生地层的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遗迹，也是目前所能找到的可靠的旧石器文化遗物和古人类材料，因此，其意义非同寻常。它对于我们理解1万多年以前的人类生活条件及其与高原环境的关系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的发现至少表明，在约1万年以前，在今天被我们视为生存条件较差的川西高原峡谷地区已经开始有人类活动和居住。虽然由于发现资料所限，我们对他们的具体生活情况所知甚少，但从发现这些旧石器遗物和古人类材料的两个地点均处于雅砻江支流鲜水河河岸的台阶地上来看，当时的人类显然生活在这一地区的河谷地带，这不仅是为了解决水源问题，同时也与河谷地带较为温暖湿润的气候及其植被的相对丰富有关。他们已经掌握了打制石核和石片工具的技术。他们是我们目前所知藏彝走廊高原峡谷地区最早的人类。
1985年7月，在由中国西南民族学会组织的“六江流域民族综合科学考察”活动中，雅砻江中上游考古组也在炉霍县鲜水河两岸的色得龙、宜绒、若海、吾都、固依、戈巴龙、热巴共7个地点采集到打制石器标本32件。这些人工打制石器主要是石核和石片，其中石核石器占了23件，从石核石器的器型看，大致可分为砍砸器、盘状器、凿形器、斧、锤、矛等6种。不过这批打制石器因系地面采集，缺乏地层层位，所以它们究竟是属于新石器时代还是属于旧石器时代的遗物目前难以断定[12]。不过，这批采集石器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与当地发现的古人类和旧石器材料相补充，它们可以说明在石器时代炉霍县鲜水河流域一带曾是古人类活动较为频繁的一个地区。
（五）北川人牙化石地点
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四川队一行在地处藏彝走廊东端的北川县考察时，从县文化馆收藏的文物资料中发现一枚人类牙齿化石和若干动物化石材料。这批化石材料是数年前从涪江上游支流平通河流域的甘溪乡金宝林采集到的。经鉴定，这枚人类牙齿为左下侧门齿，有一定石化程度，属一青少年个体；齿冠呈铲形，齿根较短，与现代人类的牙齿较接近，无明显的原始性状，应属较进步的晚期智人类型。发现者从与之共生的动物化石鹿、牛、野猪、大熊猫、貘等科属判断，其可能在晚更新世，亦即旧石器时代晚期[13]。
北川人牙化石的发现，把藏彝走廊地区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遗迹扩大到了其东北边缘的龙门山脉一带。
二、川西高原旧石器晚期文化所反映的人类迁徙情况
综观藏彝走廊地区发现的五处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遗迹，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目前在川西高原发现的五处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遗迹均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这些遗存的主人均为晚期智人类型，是现代人类的直系始祖。
第二，石器时代的人类遗存在川西高原的分布范围已较广，西达藏彝走廊腹地的雅砻江流域，东达大渡河流域，东北达龙门山脉地区，南达金沙江流域。但从总体看，大部分遗存多综合分布在川西高原的边缘地带。位于大渡河流域的汉源富林和狮子山两处遗存实际上处于山间河谷盆地，海拔790米，地理上属青藏高原东缘的川西高原与川西盆地的过渡地带，亦为藏彝走廊的边缘地带。地处金沙江流域的迴龙湾洞穴遗存也位于藏彝走廊的南部边缘地区。北川人牙化石的发现地点则处于藏彝走廊的东北边缘。五处遗存中唯炉霍旧石器遗存是处于川西高原腹地的雅砻江流域地区。遗存发现地点的海拔高度在3000米以上，是目前该地区有原生地层的海拔最高的旧石器地点。从这一点来说，炉霍旧石器遗存的发现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表明，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的活动已深入到藏彝走廊腹地海拔较高的高山峡谷地区。从这五处遗存的总体分布看，与藏彝走廊腹心地区相比，藏彝走廊的边缘地带应是当时古人类活动更频繁的地区。
第三，从以上五处遗存的分布地点来看，藏彝走廊地区旧石器人类遗存的范围分布地点是以洞穴和河流阶地为主，其中迴龙湾洞穴遗址也是分布于河流阶地地带。这表明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古人类主要活动于川西高原的河流阶地及河谷盆地一带。虽然川西高原是一个特殊的高山峡谷区域，但由于这个区域大小河流纵横交错，河流阶地和河谷盆地较为发育，这些河流阶地和河谷盆地不仅有充裕的水源，而且气候相对温暖湿润、植被丰富，为古人类的生存活动提供了较为理想的环境。
以上是旧石器时代晚期古人类在川西高原地区活动的三个主要特点，也是一般性的特点。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旧石器时代晚期在川西高原地带留下活动遗迹和遗存的这些古人类从何而来，他们是从什么地方和什么方向进入川西高原的，他们在川西高原的活动又呈现了什么趋势？对于这些问题，尽管因材料所限，还难以得出较为圆满的答案，但是川西高原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的文化类型和基本面貌，却已经向我们提供了有关这些问题的一些重要线索。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川西高原地区的文化显然尚未形成一个独立系统，我们不应孤立地看待该区域的旧石器文化遗存，而必须将其放在一个更大的地域范围中来加以认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叶茂林先生在《四川旧石器时代遗存浅论》一文中对原四川（包括今重庆市）境内的旧石器时代遗存进行过全面、综合的研究[14]。他在研究结论中提出了以下对四川旧石器晚期遗存之文化类型的一个总体认识：
四川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至少可划分为若干各具特征的文化类型。有以富林文化为代表的以小石器为特征的类型，包括南部大桥镇遗存；有以铜梁文化为代表的以大石器为特征的类型，包括资阳人地点和重庆桃花溪等地点的遗存；有以鲤鱼桥文化为代表的以中型石器为特征的类型，或许可能包括成都羊子山遗存；有以迴龙湾洞穴遗存为代表的反映细石器和小石器兼容特征的类型。各类型之间可能相互有一定的交流和联系，从总体上看，东部和西部区域上的差距较为明显，这可能与地理环境及生活方式有关，也可能与相邻文化的接触影响、文化传统的来源不同等因素有关，很可能小石器和细石器源自北方，而大中型石器和砾石石器传统则是体现了华南旧石器文化的特色，前者沿高原南下，后者沿长江而扩散。
综上所述，叶茂林认为，四川旧石器晚期文化遗存主要表现为东部和西部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东部是以大石器为特征的文化类型，中部是以中石器为特征的文化类型，而西部则是以川西高原富林文化为代表的以小石器为特征的类型，而分布于川西高原南端金沙江流域的迴龙湾洞穴遗址则代表了细石器和小石器兼容特征的类型。总之，四川西部及其临近地域的旧石器晚期遗存主要表现为小石器和细石器类型。对于四川东西部之间旧石器晚期遗存在文化类型上呈现的显著差异，叶茂林明确提出可能是缘于两种文化传统来源各不相同，认为四川西部的小石器和细石器类型应源自北方，是沿高原南下，即由甘肃一带经藏彝走廊地区的河谷通道南下进入四川西部；而川东和川中大中型石器传统则体现了华南旧石器的特点，应是溯长江而上扩散至四川东、中部地区的。
张森水先生对富林文化的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看法。他认为，富林文化小石器类型是承袭了华北旧石器的小石器传统[15]，如富林文化中存在的砸击石片，在南方尚属首次发现，但却是华北旧石器文化的典型特征，此特征在华北一直延续至旧石器时代晚期。此外，据张森水先生研究，富林文化与甘肃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大沟湾文化、小南海文化极为接近，可对比的因素颇多，其文化特征和年代也大致相当。叶茂林认为，如果考虑到地域的迁徙与传播过程，富林文化的年代相对而言应该略晚[16]。根据石器传统和石器特征，叶茂林认为富林文化与华北旧石器文化相比较，不太可能是西南旧石器文化接受华北旧石器文化影响的结果[17]。也就是说，出现在藏彝走廊地区的富林、狮子山和迴龙湾洞穴遗址中的小石器传统并不是受到华北旧石器文化的影响所致，而应该是华北地区的原始人群直接向西迁徙，并由甘、青一带南下，将这种小石器传统带入川西高原地区、藏彝走廊地区以及川北一带。目前，小石器文化类型除见于富林、狮子山和迴龙湾三个地点外，在地处川北嘉陵江上游的南部县大桥镇的一处旧石器遗存中也有发现[18]。
此外，迴龙湾洞穴遗址中发现的细石器也同样应源于华北地区。一般认为，细石器在世界范围的分布存在两大系统，即几何形细石器和非几何形细石器，前者主要分布于欧洲、非洲、西亚等地，后者分布于东亚、北亚、北美地区。安志敏认为，两者的分布大体是以喜马拉雅山为界。从目前看，几何形细石器以沿地中海地区的发现为最早，而非几何形细石器则以中国华北地区的发现为最早，所以考古学者认为：“以细石器为代表的工艺传统发源于我国华北地区。”[19]贾兰坡先生也指出：“由于注意到这个传统的古老地点都集中在华北地带，因此使我们相信它起源于华北地区。”[20]迴龙湾洞穴遗址出土的细石器属非几何形细石器，因此其细石器传统同样应源于华北，这与遗址中发现的小石器传统源自华北地区是一致的。
至于炉霍的旧石器文化遗存因仅发现3件人工石制品，材料太少，其旧石器属何种类型尚难确定。根据其与人类牙齿和石器材料共生的哺乳动物确定典型的北方类型来看，反映了11000年前炉霍一带的气候环境应与北方大体一致，所以，炉霍的古人类很可能也属于北方人群系统。
三、结语
综上所述，从对目前在川西高原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晚期遗存的石器类型传统和文化面貌的分析，已经无疑地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即大约1万～2万年前，具有小石器和细石器传统的北方人群已经开始由黄河上游地区的甘青高原向南迁徙，进入川西高原地区。他们将源于华北的小石器和细石器传统带入了这一地区。他们主要活动和生存于川西高原的河流阶地、河谷盆地及洞穴地带，并以狩猎、采集为主要生计方式。他们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川西高原地区最早的原始居民，是现代人类的直接祖先[21]。
从川西高原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的分布及其规模看，当时北方人群流向这一地区的迁徙显然还较为零星和分散，其活动踪迹主要限于雅砻江上游、大渡河上游及嘉陵江上游的河流阶地地带，最南则抵达了今攀枝花金沙江流域地段。这些自北方南下并拥有小石器和细石器传统的人群可能同由华南地区沿长江向西迁徙，并与有着大中型石器和砾石传统的人群发生了一定程度的交流与联系。最能说明这一问题的是攀枝花迴龙湾洞穴遗址，该洞穴遗址的地层堆积厚达2米，分上、下两个文化层，下层文化层的石制品以细石器为主，也有小石器，而在上层文化层中除小石器和旧石器外，还同时出现了较大的石器。张森水先生对迴龙湾洞穴遗址上层文化层进行研究后认为：该文化层是以小石器占优势兼有少量细石器的文化类型，提出该文化类型吸收了少许细石器成分，形成了以小石器为主的文化类型的一个变体[22]。对于迴龙湾洞穴遗址上、下文化层的变化，叶茂林先生认为：“或许显示了技术和文化的交流、融合与发展，也可能反映了人类活动和生活方式的某种改变。如果下层代表旧石器时代晚期，上层或者可能代表中石器时代。”[23]所以，不排除迴龙湾上层文化层中出现的较大石器可能是与沿长江向西扩展的华南旧石器的传统发生交流和联系的结果。据迴龙湾遗址的发现者称，迴龙湾上层的不少石制品同时兼北方和南方的特征，这反映其文化性质已由单一趋向复杂，说明它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与联系增加[24]。从迴龙湾洞穴遗址的这些文化内涵和特点来看，我们可以认为，至迟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由北方进入川西高原并顺着川西高原河谷通道南下的黄河流域原始文化同由华南地区向西扩散的长江流域的原始文化之间已在藏彝走廊的南部地带发生了某些交汇与联系。这种局面已开启了后来漫长历史时期中源自北方的藏缅语族群（或称“氐羌”族群）同源自南方的濮越族群两大族群之间发生交汇、联系和融合之先河。也就是说，藏彝走廊南部地区成为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文明之间一个交汇地带的历史，目前至少可以上溯到距今1万多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旧石器时代晚期，在川西高原的雅砻江流域、大渡河流域已经存在古人类的活动踪迹，他们主要是从黄河流域地区沿甘青高原南下的北方原始人群系统，正是他们的迁徙和南下，将源自华北地区的小石器和细石器传统带入了藏彝走廊地区。
2004年
Abstract
By analysis of the type and culture of the late Paleolithic stone implements unearthed on the West Sichuan Plateau, the article believes that the people buried in these tombs are those of the northern population system migrated from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t was them who brought the microlith from North China to the Plateau. They were mainly active in the river terrace of the Plateau, yet the farthest to the south they had reached was the Jinsha River basin in present Panzhihua, and they had some exchange and contact with the people from South China who migrated westward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with medium and large stone implements. Thus started the intersection, contact and fusion between the Tibeto-Burman languages ethnic group(or the Di-Qiang ethnic group) from the North and the Pu-Yue ethnic group from the South. It proves that the history of the south area of the Tibetan-Yi-Corridor as the convergence zone between the civilizations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nd Yangtze River basin, which dated back at least to the late Paleolithic age more than 10000 years before.
【注释】
[1] “藏彝走廊”是费孝通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一个历史民族区域概念，主要指川、滇西部及 藏东横断山脉高山峡谷区域。该区域因有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六条大江自北向南流过，形成若干南北走向的天然河谷通道，自古以来就成为众多民族或族群南来北往、频繁迁徙流动的场所，也是沟通西北与西南民族的重要孔道。藏彝走廊从古至今就是藏缅语民族活动的主要舞台，这里民族种类繁多、支系复杂，由于独特的高山峡谷环境，它不但成为一条特殊的历史文化沉积带，保留大量古老的历史遗留，其民族文化现象也具有异常突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由于该地区的历史文化具有突出的区域性和连续性特点，不但在区域文化上极具典型意义，同时在我国民族格局中具有独特地位和特殊价值。参见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费孝通：《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费孝通从事社会学五十年》，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费孝通：《谈深入开展民族调查问题》，《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
[2]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化局：《丹巴中路乡罕额依遗址发掘简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四川考古报告集》第59～77页，文物出版社，1998年；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第151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3]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物管理委员会、茂县羌族博物馆：《四川茂县营盘山遗址试掘报告》，《成都考古发现2000》，科学出版社，2002年。
[4] 引自新华网上海2003年4月6日电。
[5] 参见《四川石器时代译文资料》，1983年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铅印本；郑德坤：《四川古代文化史》，华西大学博物馆1946年铅印本（华西大学博物馆专刊之一）。
[6] 童恩正：《中国西南的旧石器时代文化》，《童恩正文集·学术系列·南方文明》第40页，重庆出版社，1998年。
[7] 张森水：《富林文化》，《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7年第1期。
[8] 陈全家：《四川汉源狮子山旧石器》，《人类学学报》1991年第1期。
[9] 攀枝花市文物管理处：《迴龙湾洞穴堆积遗址的发现及其意义》，攀枝花市文物管理处1988年铅印稿；李淼：《攀枝花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洞穴文化遗址》，《人类学学报》1988年第4期。
[10] 宗冠福、陈万勇、黄学诗：《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炉霍县发现的古人类与旧石器材料》，《史前研究》1987年第3期。
[11] 宗冠福、陈万勇、黄学诗：《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炉霍县发现的古人类与旧石器材料》，《史前研究》1987年第3期。
[12] 李淼、李海鹰：《炉霍的打制石器》，《六江流域民族综合科学考察报告二（雅砻江上游考察报告）》，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1985年编印本，第103～107页。
[13] 叶茂林：《四川北川县发现古人类牙齿化石》，《人类学学报》1991年第3期；叶茂林、邓天富：《记北川县采集的化石材料》，《四川文物》1993年第6期。
[14] 叶茂林：《四川旧石器时代遗存浅论》，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三十五周年纪念文集》第20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
[15] 张森水：《富林文化》，《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7年第1期。
[16] 叶茂林：《四川旧石器时代遗存浅论》，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三十五周年纪念文集》第20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
[17] 叶茂林：《四川旧石器时代遗存浅论》，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三十五周年纪念文集》第20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
[18] 张森水：《旧石器时代考古》，中国考古学会：《中国考古学年鉴1989》，文物出版社，1990年。
[19] 安志敏：《海拉尔的中石器遗存——兼论旧石器的起源和传统》，《考古学报》1978年第3期。
[20] 贾兰坡：《中国细石器的特征和它的传统、起源与分布》，《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8年第2期。
[21] 邵靖宇：《汉族祖源试说》第4～5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年。
[22] 张森水：《旧石器时代考古》，中国考古学会：《中国考古学年鉴1989》，文物出版社，1990年。
[23] 叶茂林：《四川旧石器时代遗存浅论》，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三十五周年纪念文集》第18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
[24] 李淼：《攀枝花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洞穴文化遗址》，《人类学学报》198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