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与滇文化、滇西青铜文化关系探讨
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与滇文化、滇西青铜文化关系探讨
徐学书（四川省社科院）
根据考古发现，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自新石器时代末期产生，历夏、商、周、春秋，于战国中晚期至西汉初达到鼎盛[1]。在川西南至滇西北地区，曾发现大量属于岷江上游西汉初至西汉中期石棺葬文化的墓葬、窖藏以及零星遗物，其中所出大多属于兵器[2]，表明在西汉初年，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民族的某些部落很可能是通过军事行动南迁进入了川西南至滇西北地区。在滇文化和滇西青铜文化中亦存在大量相同、相近于岷江上游战国中晚期至西汉早期石棺葬文化的文化因素。而据历史文献记载，滇国的王族系外来的“庄王”后裔，滇西至西汉晚期仍有蜀人蚕丛部落后裔在活动；而岷江上游的岷山山区在先秦时期曾出过一位“岷山庄王”，岷江上游岷山山区为实行石棺葬的蜀侯蚕丛氏之国。因此，通过考古资料探讨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同滇文化、滇西青铜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西南考古及相关历史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三种文化相同因素的对比分析
滇文化、滇西青铜文化同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之间存在着大量相同文化因素，现对比分析如下：
1.铜柄铁剑
铜柄铁剑在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中是具有代表性的特征性器物之一，使用普遍，其流行年代确切可考的为战国中晚期至西汉早期。器形可分为六式：Ⅰ式为铜螺旋纹柄山字格镂孔首扁平铁剑，始见于茂县牟托战国中晚期之际的M1石棺墓中，此种铜柄铁剑与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中流行的青铜螺旋纹柄山字格剑器形相同，当系仿同类铜剑制作的铜柄铁剑。此式铜柄铁剑沿用至西汉早期。Ⅱ式为铜束腰形三叉格、米点纹柄、四棱锥形顶剑首、扁平铁剑身铜柄铁剑，始见于茂县城关1978年发掘石棺葬墓群中的AM9，时代为战国晚期（伴出战国晚期秦国铜半两钱、铜容器和陶器以及全铁工具）。此式铜柄铁剑流行至西汉初年。Ⅲ式铜柄铁剑铜格两侧各有一个镂孔的三角形尖刺，米点纹柄，圆顶四棱锥形，顶有三匝凹弦纹，扁平铜剑身。此式剑见于茂县城关石棺葬墓群AM11，时代为秦至西汉初（伴出战国晚期秦国半两钱、秦半两钱及铁容器、铁工具和铁镯）。Ⅳ式为长三叉形格略束腰，米点纹柄、椭圆形首、顶呈棱形台面、铁剑身前窄后宽中部起脊的铜柄铁剑，出于茂县城关石棺葬墓群西汉早期墓AM2中（伴出八铢半两和四铢半两及全铁器）。Ⅴ式剑为铜开放形三叉格、米点纹柄、剑首为略呈四棱形的二段式塔形顶，扁平铁剑身。见于茂县城关石棺葬墓群西汉早期的AM1（伴出八铢半两、全铁器）和BM7（伴出八铢半两和四铢半两、全铁器）。Ⅵ式为一字格形铜圆片首铁剑，应系仿中原一字格形铜剑发展而来，在茂县城关石棺葬墓群西汉早期的AM4、AM10、BM6中皆出有。此外，在茂县城关石棺葬墓群西汉早期的BM9中还出有一件仿Ⅴ式铜柄铁剑的三叉格八棱形柄半圆形顶首全铁剑。
在滇文化和滇西青铜文化中亦存在大量铜柄铁剑[3]，其中年代最早的铜柄铁剑是西汉早期江川李家山M21所出一件螺旋纹柄山字格铜柄铁剑，器形与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的Ⅰ式铜柄铁剑近同。云南发现最多的一种铜柄铁剑是铜三叉形格略束腰、米点纹柄、铁剑身中部起脊者（其中以滇文化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呈贡石碑村出土最多），与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的Ⅳ式铜柄铁剑基本相同或略有变化，而云南发现的此种铜柄铁剑大多和西汉时期的四叶纹镜、百乳镜、四铢半两钱及五铢钱共出，时代为西汉早期后段至西汉晚期。江川李家山M3出土一件圆首铜柄铁剑，柄的形状与茂县城关石棺葬BM9所出八棱形柄铁剑的柄相似，江川李家山M3时代为西汉早期后段。在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还出有一种铜一字形格、铜圆片首的铁剑，与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Ⅳ式铜柄铁剑基本相同，滇文化的此种铜柄铁剑时代为西汉中、晚期。滇文化中的铜圆柱形柄铜柄铁剑（多与西汉百乳镜、五铢钱共存，时代为西汉中、晚期）虽不见于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铜柄铁剑中，但器形近似的圆形柄青铜剑在岷江上游战国中晚期之际的茂县牟托石棺葬M1中亦有发现。
由上述可见，滇文化及滇西青铜文化中的铜柄铁剑在器形上多与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的铜柄铁剑相同或近似（见图1），而时代则晚于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中的同类器形。
图1 铜柄铁剑器形对比图
2.青铜兵器[4]
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的青铜兵器可分二大类：A类为蜀式兵器，主要有戈（包括直内戈、三角援戈、有胡戈）、圆筒骹柳叶形刃矛，柳叶形剑、戟、钺等。B类为具有民族特色的兵器，主要为螺旋纹柄山字格剑、扁平茎短剑、圆柱形柄短剑、銎内戈、圆隆盾、臂甲等。时代为战国中晚期至西汉初年（西汉早期铁兵器及铜铁合制兵器已取代青铜兵器）。
滇文化的青铜兵器亦分为二大类：A类为蜀式变形兵器，主要为直内戈、圆筒骹柳叶形刃矛、长条形弧刃钺。B类为具有民族特色的兵器，主要有銎内戈、圆柱柄或扁圆柱柄蛇头形首短剑、圆柱柄一字格剑、臂甲、狼牙棒、柱脊长矛、长方形盾等。还有一种应系受百越文化影响的靴形钺。时代为西汉早、中期（至西汉晚期铁兵器取代了铜兵器）。
滇西青铜文化的青铜兵器同样分为二大类：A类为蜀式或蜀式变形兵器，有直内戈、圆刃钺、圆筒骹柳叶形刃矛。B类为具有民族特色的兵器，主要有螺旋纹柄山字格剑、扁平茎短剑，蛇头形首短剑、圆柱柄一字格剑发现较少，估计系受滇文化影响。另据滇文化青铜战斗场面雕像，反映滇西青铜文化民族使用圆形盾。时代为西汉早、中期（已报道资料中未见滇西地区西汉晚期青铜兵器遗存报道）。
图2 青铜短剑对比图
由上所述，三种文化类型的青铜兵器在主要的方面具有共同性，不少器形相同或相近（见图2、图3、图4），仅少数器形有较大差异，然而从时代上来看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的青铜兵器流行年代早于滇文化和滇西青铜文化。此外，三种文化在青铜兵器铸造上还有一个相同的传统——采用石范生产而不是用陶范，这一点有别于其他文化。
3.装饰品与动物饰[5]
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的装饰品主要有青铜扁形手镯、耳坠、戒指、圆泡饰、圆柱状柄圆牌饰、直柄式圆牌饰、连珠纽、圆管饰、扁管饰、小铃、尖角铃形饰等青铜质饰品；玛瑙、绿松石、大理石、琉璃质的各种珠饰，其中琉璃珠有深蓝、浅蓝、米黄、白等色。在茂县牟托一号战国石棺墓大墓中用玛瑙珠、绿松石珠、琉璃珠串缀成珠襦。从装饰品的内容、风格以及兵器中的短剑、山字格剑等风格来看，具有与北方草原及西北戎人文化相似或相同的许多因素，表明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了北方文化的影响。
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动物装饰常以焊接、浅浮雕、阴刻等技法装饰于青铜礼器、乐器、兵器及陶器上，亦有单独造型、制作成动物纹牌饰、铸作为某种器物的附件挂饰等。动物种类从形象上看最常见的为牛（主要为水牛，亦有牦牛）、虎、蛇、鸟、鹈鹕、鹭、鹿、狼、猴、蜥蜴、鱼等写实形象的动物及具有神化色彩的龙（包括翼龙）、杜鹃形神鸟、有着人面和兽面的双面兽身动物形饰等。
图3 青铜戈、矛器形对比图
滇文化的装饰品主要为金质、玛瑙、绿松石和深蓝色、浅蓝色琉璃质的珠饰，其中在滇国王室大墓中往往以各种珠饰串缀成珠襦。还使用青铜扁形手镯、耳环、圆柱状柄圆牌饰、动物牌饰、扣饰、小铃等。动物装饰主要采用焊接、浅浮雕、阴刻等技法装饰于青铜礼器、乐器、兵器和工具、日用器之上，亦单独制作成动物牌饰。动物种类从形象上看主要为牛（主要为水牛、亦有牦牛）、虎、鹿、龙、蛇、豹、猴、熊、鸟、鱼、兔、鹈鹕、鹭、驴、蛙等。其中，滇文化中的大量动物纹牌饰表现出受到强烈的北方草原文化的影响。
滇西青铜文化的装饰品主要有青铜扁形手镯、戒指、耳坠、发簪、尖角铃形饰、小铃、圆柱状柄圆牌饰、直柄式圆牌饰、各种玛瑙质、绿松石的珠饰。动物装饰采用焊接、浮雕、阴刻等技法装饰于青铜礼器、乐器、兵器乃至铜棺棺壁上，亦单独铸成动物模型。动物种类从形象上看主要为牛（水牛）、虎、鹿、豹、猪、马、狗、鸡、蛇、羊、鸟、燕、鹞等。
图4 青铜铖器型对比图
图5 青铜装饰品器形对比图
由上可见，在三种文化中存在许多相同的装饰品（见图5），而且由装饰品反映出三种文化的创造者日常生活习俗方面亦有着诸多的一致性，如手带扁形镯、戒指，戴耳环或耳坠，喜戴玛瑙、绿松石、琉璃质等各种珠饰等。而三种文化在动物装饰表现手法及表现主题方面亦是相当接近的，并有着不少相同器形和共同文化因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滇文化中的北方草原文化因素，反映出滇文化同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一样受到了北方草原地区的文化影响。而从地理空间上来看，岷江上游位于北方草原地区同滇区的中间，因此滇文化中所受到的北方草原文化影响应当是通过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作为中介产生的。
4.铜鼓
在滇文化和滇西青铜文化中，铜鼓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种器物。关于铜鼓的起源，据楚雄万家坝M1铜釜与铜鼓同出、釜与鼓器形相近、鼓底有烟炱痕表明亦作釜用的情况，不少研究者认为铜鼓起源于铜釜。关于铜鼓起源的年代，滇式铜鼓最早出现于晋宁石寨山Ⅱ期，即西汉早期，约景帝至武帝前期。滇西青铜文化中万家坝型铜鼓的出现年代，长期以来多据有着明显误差的万家坝M1、M2和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的14C测定年代断在春秋早中期，而根据出土文物进行对比分析，万家坝M23的年代，与滇文化早期石寨山Ⅰ期墓年代相当，万家坝M1及大波那木椁铜棺墓的年代约与滇文化石寨山Ⅱ期墓年代相当，均属西汉早期。1991年四川盐源毛家坝一座西汉中叶以前的土坑墓中曾出土一面万家坝型铜鼓，器形与祥云大波那铜鼓相近。该铜鼓伴出器物时代特征明显，据报道：“铜鼓出于一座西汉中叶以前的‘石棺葬文化’的土坑墓内，出土时铜鼓侧置。同时伴出的器物还有铜钱、铜臂甲、铜护腕、山字格铜柄铁剑、铜骹铁矛、铁矛、大双耳陶罐、旋涡纹双耳罐和海贝等”[6]。这些器物除陶器具有典型西汉早期岷江上游类型石棺葬文化特征外，其余铜、铁兵器亦见于滇文化石寨山Ⅱ期墓及滇西青铜文化中。该鼓的出土，再次证明了万家坝型铜鼓的存在年代是在西汉早期，同时也反映出南迁进入川西南地区的岷江上游类型石棺葬文化民族的部落亦是铜鼓的使用者。
根据过去的认识，人们通常认为万家坝型铜鼓代表着原始铜鼓，滇式铜鼓是在受万家坝型铜鼓的影响下继承、发展而来的。然而，万家坝型鼓实际上亦分早、晚期。万家坝M23所出Ⅰ型鼓代表的早期型式才代表着原始铜鼓。万家坝M1所出Ⅱ型鼓、大波那鼓、毛家坝鼓等则代表着晚期型式，已发展成具有各自特色、分布范围较广的铜鼓。滇式铜鼓与万家坝Ⅱ型晚期鼓实际上是大体同一时期出现、并存，各有自身发展序列和分布区域的二大类铜鼓。只是滇式铜鼓一开始便制作较为精良，而万家坝Ⅰ型铜鼓一直较为简单朴实。从出现的绝对年代来讲，万家坝型铜鼓出现年代略早于滇式铜鼓，因此，滇式铜鼓的出现当是在万家坝Ⅰ型铜鼓出现不久受其影响而产生。滇式铜鼓自产生后便与万家坝型铜鼓并行发展，形成同时并存的二种铜鼓文化系列，成为分别代表滇文化和滇西青铜文化的重要实物（石寨山Ⅱ期出现铜鼓，其年代与万家坝M1鼓、大波那铜鼓、盐源毛家坝鼓等同期并存、各具特色可为证明）。
图6 陶双耳罐器形对比图
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中没有发现铜鼓。不过根据万家坝型铜鼓来源于铜釜的证据，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中发现过不少大型薄壁铜釜，从生产技术要求来讲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具备铸造铜鼓的技术条件。而且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的铜釜在器型上属典型的蜀式釜，与川西平原发现的战国蜀文化中的青铜釜的常见型式相同，表明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使用蜀式釜。而在成都市君平街西周至春秋战国蜀文化遗址的春秋战国文化层中曾出土了二件器形相同、一大一小重叠放置的青铜釜，铜釜底部中央有一个下凸的圆饼，釜敞口束腰，腰部有对称的二个条形耳[7]；整体器形与万家坝M1所出铜釜相比十分接近，若与万家坝M23所出铜鼓相比较则成都君平街所出铜釜较之万家坝M1所出铜釜更接近万家坝M23所出铜鼓。因此，万家坝型铜鼓的真正祖型很可能是来源于蜀式铜釜中的成都君平街型釜（见图6）。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使用蜀式釜，君平街型釜亦应是其使用的器型之一。只是此种釜使用不普遍（就如同在川西平原一样使用并不普遍，迄今仅君平街发现2件），目前尚无发现。再联系到铜鼓作为打击乐器，其打击部位通常作有芒的太阳纹，而此种有芒太阳纹作为乐器打击部位的装饰纹饰的做法除在西南铜鼓文化中外，亦只有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中有相同实例。在茂县牟托一号战国石棺墓中出土的青铜纽钟上就以有着七芒、八芒、九芒的太阳纹饰于圆饼形的枚上，其纹饰图案、装饰手法以及可能代表的信仰习俗（敲击太阳纹）与铜鼓上的做法如出一辙。并且，在属由岷江上游南迁入川西南的盐源毛家坝两座西汉早期石棺葬文化墓葬中亦出土了万家坝型铜鼓，表明南迁入川西南滇西北地区的岷江上游类型石棺葬文化民族与滇西青铜文化的主人一样是万家坝型铜鼓的使用民族。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滇西青铜文化中铜鼓的发现大多是出于山地窖藏，而这种窖藏青铜重器等珍贵器物的习俗亦是包括岷江上游石棺葬民族及川西平原蜀人在内的蜀民族的传统。
综上所述，万家坝型铜鼓在滇西青铜文化中于约当西汉早期之初产生，很可能与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民族在约当西汉惠帝末吕后初年的南迁有关。也就是说，随着岷江上游行石棺葬的民族此次南迁，同时带去了生产铜釜的传统、生产铜釜的技术、用太阳纹装饰乐器打击部位的做法和信仰及窖藏青铜重器的传统习俗等等。由于某种特殊原因而在蜀式君平街型铜釜的基础上，在滇西地区创造出了万家坝Ⅰ型铜鼓。这里也就涉及到我国西南地区最早产生的万家坝Ⅰ型铜鼓与东南亚地区发现的万家坝Ⅰ型（先黑格尔Ⅰ式）铜鼓之间的文化关系。根据我国西南及东南亚地区发现的万家坝Ⅰ型铜鼓的分布，以及发现地区或邻近地区往往伴存石棺葬或半月形船棺葬，流行小型石斧、石锛、石刀等石器的情况，结合历史文献记载及各地近现代民族学资料，以及东南亚地区万家坝Ⅰ型铜鼓皆是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等相关考古资料，笔者认为，东南亚地区发现的万家坝Ⅰ型铜鼓，属于西汉初年由岷江上游南迁的行石棺葬的蜀人同滇西土著蜀人为扩张领地组成的联合大军于约当西汉吕后初年南征交趾建立蜀人统治的安阳王国（越南历史上的第一个国家——蚕丛氏蜀王所建立之国，其国都遗址挝瓦古城至今仍屹立在越南首都河内市北部）及后来安阳王国为南越王赵佗灭国后安阳王及其部众分兵由海上、陆路或南遁或西迁这一历史事件中蜀人军队沿途留下的遗存[8]。
5.陶器
根据考古发现，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流行的陶器器形不少同滇西青铜文化的陶器器形相同或相近似（滇文化陶器因缺乏资料暂不作比较）。在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中此时期的陶器主要流行多种型式的圆口和棱形口、椭圆形口的双耳罐，耳皆为连接器口至器肩或腹部的双大耳。有的双耳罐器腹外表施拍印或压印、刻划后表面打磨光的暗漩涡纹，有的罐腹饰凸漩涡纹。此外还流行单耳罐、罐、圜底釜（罐）、喇叭纽圈足豆、高圈足豆、碗、纺轮等。在滇西青铜文化中亦流行双大耳的圆口、棱形口和椭圆形口的陶双耳罐，同时流行单耳罐、罐、圜底釜（罐）、喇叭纽圈足豆、高圈足豆、碗、纺轮等（见图7、图8、图9）。
图7 陶单耳罐、罐、釜器形对比图
6.政治礼仪制度
根据考古发现，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民族在先秦时期曾于岷山山区建立过可能系受中原周王室册封的“舆”国，其上层统治者使用中原文字，用汉姓，仿中原礼乐器制作青铜礼乐器，表明其统治者深习中原礼仪制度及中原文书。该岷山古王国在《华阳国志》中记载始创建于西周晚期，本为蜀国的侯国——蜀侯蚕丛氏之国，《山海经》中称氐人国，《史记》称冉駹，《后汉书》中记冉駹有王侯且“其王侯颇知文书”。此外，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民族还使用一种类似汉字的刻划符号文字。
滇国王族在政治礼仪制度方面，根据考古发现表明西汉中期的滇国王族深习中原传统礼仪制度。晋宁石寨山M1、M23西汉中期墓出土青铜贮贝器上人物雕像反映的滇国礼仪制度颇与汉代文献中记载的中原传统礼仪制度相符[9]。滇王是在西汉中期汉武帝元鼎六年开西南夷才降汉的，降汉后要完全新学习汉之礼仪制度并且整个王室礼仪制度完全采用汉之礼仪制度，并非短期内可以办到。西汉中期滇国王室在政治礼仪制度方面完全采用的是中原传统礼仪制度，表明滇国王室应是在降汉以前早就熟悉并已习用中原传统礼仪制度。
图8 陶碗、豆器形对比图
图9 铜釜、铜鼓器形演变图
滇西青铜文化分布区的古代民族在汉代文献记载中为昆明人。昆明人的社会组织结构，据文献记载，尚处于一种部落联盟状态，未建立统一国家，各部落各有首领，犹如汉代岷江上游古国消亡后的汶山夷人的社会组织结构。《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昆明人“无大侯王，与汶山夷同”。“汶山夷”即岷山冉駹人。
滇人与昆明人的文字，据其后裔民族彝族的老彝文来看，与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的符号文字属同一种文字，故彝族文字研究专家称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的符号文字即为早期的老彝文。
7.发式与尾饰
根据茂县牟托一号石棺墓出土双面牛头纽盖漆绘罐上所绘人头像，得知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其民族的发式是在头侧、头后辫发三根。又据岷江上游现代羌族端公中保存的历史传说，西汉时期当地行石棺葬的“戈人”皆为体后有尾的“有尾人”。而所谓有尾，据在民族渊源上主要源出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民族的今川西嘉绒藏族的民族学资料，乃是于下体系有一条牛皮或其他动物皮的长条状蔽带，蔽带的尾端系于后腰上，当上山砍柴、打猎、攀藤过索桥及坐地休息时，便将蔽带前端由下体绕至前腰扎系紧以保护下身，而未从事上述劳动等时则蔽带前端放下垂于体后，望之则若人体后有尾。
滇西青铜文化的创造民族滇西昆明人的发式根据滇文化青铜塑像中所反映亦若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民族一样，为于头侧、头后辫发三根。又据滇文化中江川李家山M24出土的一件青铜舞蹈牌饰[10]，滇人亦是有尾饰的“有尾人”。
8.舞蹈
根据岷江上游的考古发现，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是在继承本地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两大源头中其一为西北马家窑彩陶文化，根据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发现的马家窑文化的舞蹈纹彩陶盆上的图案，其舞蹈为由众参舞者——皆作有尾饰的人形连臂跳圆圈舞。又据在民族渊源上主要源出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民族的川西嘉绒藏族民族民间传统的基本自娱性舞蹈为不限人数及时间地点，由众参舞者连臂踏歌起舞的圆圈舞——“小锅庄”，推测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民族的基本民间舞蹈应当也是由众参舞者（有尾人）连臂踏歌跳圆圈舞。
滇人的基本舞蹈据江川李家山M24所出舞蹈牌饰亦是由众参舞者（皆有尾饰）连臂跳圆圈舞。作为在民族渊源上与滇人、滇西昆明人有着密切的继承关系的现代彝族最基本的传统自娱性舞蹈亦为不限人数及时间、地点，由众参舞者连臂踏歌起舞的圆圈舞——“锅庄”，其基本的动作乃至一些“锅庄”舞音乐风格皆非常接近川西嘉绒藏族的“小锅庄”。
9.居住建筑
据考古发现，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民族居住石砌的碉房，平面皆呈长方形。据理县薛城发现的西汉石棺葬文化土洞崖墓中所建石块墙体、长条形石板作顶的房屋形状为长方形悬山顶碉房形建筑。此种碉房《后汉书》称“邛笼”，即今川西嘉绒藏族的碉房。根据川西嘉绒藏族传统古碉房民居建筑形式，为悬山式顶石板（片石）屋面或革屋面、树板瓦屋面，长方形二至三层杆栏式石墙木构架建筑，底层饲养牛、羊、马、猪等家畜，上层住人，上下楼用独木梯。
滇文化的房屋据滇文化青铜房屋模型亦为悬山式顶草屋面、长方形二至三层杆栏式木结构建筑，底层饲养家畜，上层住人，上下楼用独木梯。滇西青铜文化的房屋建筑据剑川海门口遗址可知同样为木结构杆栏式建筑，而据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出房屋形铜棺形状其房屋也作悬山式顶长方形杆栏式。而源出于滇人和滇西昆明人的彝族传统房屋建筑形式与主要源出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民族的川西嘉绒藏族传统的古式碉房建筑形式亦甚相近。
10.丧葬
岷江上游石棺葬人在丧葬方面以石为棺，棺作头宽足窄的长方梯形，墓底往往铺一层灰烬或细泥土，王者大墓中用玛瑙、绿松石制成的珠子串成珠襦。墓与墓之间相距甚密，一般间距在1～1.5米。墓地凡选择在山上者，其分布在年代上通常越往山体上方埋的墓年代越早，晚期墓中发现有断面呈半月形的木棺。
滇人墓葬据晋宁石寨山墓地多将墓掘于岩石空隙之间，与德钦永芝以及岷江上游类型石棺葬文化墓地墓坑多选择在岩石缝隙间的做法一致，反映了以石为棺椁的思想意识，而有木棺的墓所采用木棺的形制均作头宽足窄的长方梯形（例如M10棺木头宽84厘米，足宽64厘米）。在王者大墓中有用金质、玛瑙、绿松石制成的珠子、扣子串成的珠襦，在一些墓底发现铺有一层灰烬，墓地各墓间相距甚密，如M16与M17中间相距仅1米。
滇西青铜文化的墓地墓葬之间排列间距亦甚密，选择在山坡地带的墓地与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一样，分布越靠山体上方的墓年代越早。并且在滇西青铜文化墓地中发现的木棺断面亦呈半月形。
综上所述，我们已较为清楚地看到在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滇文化、滇西青铜文化之间存在着相当多的相同或相近的文化因素。这些相同、相近的文化因素不是个别的相同、相近，而是反映在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习俗、日常生活各个方面，反映出三种文化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紧密联系。
二、三种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探讨
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滇文化、滇西青铜文化之间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存在大量相同、相近的文化因素，反映三种文化之间存在内在的文化联系，这种内在的文化联系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相互关系呢？
从三种文化的年代来看，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兴起于新石器时代末，西周晚期开始进入古王国时期，到战国中晚期至西汉初年进入鼎盛时期，自西汉早期吕后年间开始转入衰落时期。滇文化和滇西青铜文化则兴起于西汉早期约惠帝末吕后初年，并迅速兴盛起来，至西汉中期转衰[11]。就上文所述三种文化中各种相同、相近的文化因素在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中见于战国中晚期至西汉初年，而其出现于该文化中有些因素则应更早，如中原礼乐制度，北方草原和西北戎人文化的影响及反映传统习俗方面的文化因素。而同样的文化因素在滇文化、滇西青铜文化中出现的年代则较晚，特别是铜柄铁剑反映尤为清楚。就各种相同相近的文化因素来源讲，部分因素显然只可能通过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传入。例如蜀式兵器，本只有川西平原蜀文化使用及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使用，但川西平原蜀文化不使用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的铜柄铁剑、青铜螺旋纹柄山字格剑及其他石棺葬文化器物。而滇文化、滇西青铜文化中蜀式兵器与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的铜柄铁剑、螺旋纹柄山字格剑及其他一些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器物同出。因此滇文化、滇西青铜文化中的蜀式兵器应当不是直接受川西平原蜀文化的影响，而是受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的影响。又如北方草原文化的影响，在滇文化以北的青铜文化中，诸如楚文化、巴蜀文化中皆无明显北方草原文化影响，唯有作为西部南北民族走廊重要通道之一的岷江上游地区在石棺葬文化中可以见到。滇文化中木棺的形状作头宽足窄的长方梯形，此种棺的形制只同于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石棺的做法。滇西青铜文化的创造者滇西昆明人，从滇文化青铜塑像反映其身着裘皮大衣，表明昆明人应系由北方寒冷地区南迁的民族，且昆明人的发式作辫发三根，这亦与川西北高原山区岷江上游——《后汉书》所载“盛夏冰犹不释”的高寒地区的石棺葬文化的创造民族的发式相同……凡此等等。而从文化的迁徙传播方面考察，正是在西汉早期之初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民族在其实力鼎盛时期分部南迁，在川西南滇西北发现了大量属西汉早期至西汉中期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类型的文化遗存（这些遗存中以兵器为大宗，表明南迁的行动属高度军事化的迁移。而据岷江上游石棺葬考古调查、发掘清理，战国末至西汉初的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人口已达到相当密集的程度，不仅现代有人的聚落当时皆已有人，一些现在已无人居的地方亦有人。诸如理县佳山一地就埋有石棺墓数千座，而大多数墓葬的时代属战国末至西汉早期。因此，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民族西汉初年的南迁很可能与人口过密而为求新的生存空间向外武力扩张有关）。正是在此时，滇文化、滇西青铜文化同时崛起。而据文献记载，滇国王族乃外来的“庄王”后裔。虽然在《史记》中称滇王为楚庄王苗裔庄蹻，然而在《华阳国志》中载楚庄蹻乃是率兵征服夜郎而非以武力王滇，加之滇文化中又不见明显的楚文化影响，因而关于《史记》所载楚庄王后裔庄蹻王滇成为一大历史疑案。现在看来，王滇的庄王后裔应当是岷山庄王后裔，即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民族之某部落。也就是说，是岷山庄王后裔部落南迁入滇，以武力征服土著的百越（或言百濮）系统民族“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建立了滇国，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已充分证明了这一问题[12]。
滇西青铜文化除上文已介绍的与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相同、相近的文化因素外，从剑川海门口遗址的发掘来看，陶器中诸如双耳罐等器形同于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战国末至西汉早期的器形，石器则主要为半月形穿孔石刀和小型体扁平的石斧、石锛等，既同于本地在起源上与约当商代南迁来的岷江上游蚕丛氏石棺葬蜀人有渊源关系的“大墩子——礼州类型”文化[13]的石器，亦同于茂县牟托石棺葬一号墓及陪葬坑中所出。在宁蒗大兴镇木椁墓[14]、剑川鳌凤山墓地、楚雄万家坝墓地等滇西青铜文化墓葬中普遍随葬有近似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的双耳罐，充分说明西汉早期之初南迁的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与滇西土著的石器文化发生了融合，联系到滇西青铜文化兴起的年代正好与西汉早期之初由岷江上游南迁的石棺葬文化迁入时间相衔接，因而滇西青铜文化的兴起应与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的南迁部落之一部直接相关。再据文献记载，滇西青铜文化的创造民族昆明人与川西南滇西北由岷江上游南迁的石棺葬人同当地“大墩子——礼州类型”居民融合形成的嶲人（东汉以后又称叟）[15]、岷江上游汉代石棺葬人——冉駹夷（氐）或称汶山夷属同一种民族。《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嶲、昆明皆编发之人，属同种民族。《华阳国志·蜀志》谓：“汶山曰夷，南中曰昆明，汉嘉、越嶲曰嶲，蜀曰邛，皆夷种也。”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民族本蚕丛氏蜀人，而西汉时在滇西青铜文化分布中心区据文献记载有蚕丛氏蜀人后裔分布，《史记·三代世表》褚少孙言：“蜀王，黄帝后世也，至今在汉西南五千里，常来朝降，输献于汉。”《正义》云：“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嶲等处。”姚指唐代姚州，《元和郡县志》言：“本汉云南县之地。”按汉云南县置于云南驿坝上，滇西青铜文化中的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就葬于云南驿坝上。汉代于云南驿坝上置云南县，表明这里曾是一个重要的部落统治中心。大波那木椁铜棺墓不仅出铜鼓这样的标志墓主为部落首领之类人物的重器，棺以铜铸成并于棺外装饰精美的花纹和动物图案，更表明墓主非同于一般部落首领可比的身份地位，应是一位大部落集团首领。联系文献所载汉代云南县地为蚕丛氏蜀王及其部众活动之地，葬于云南驿坝上的大波那木椁铜棺墓的主人很可能即当地某代蚕丛氏蜀人后裔蜀王。根据考古发现结合文献记载，滇西青铜文化的形成与西汉初年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的南迁直接相关，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是滇西青铜文化的重要源头，滇西昆明人在族源上主要来源于岷江上游石棺葬蚕丛氏蜀人。
三、结语
综上所论，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是滇文化、滇西青铜文化的重要文化源头。西汉早期初由岷江上游南迁的石棺葬文化民族之一支——文献记载中岷山庄王后裔部落，征服滇区土著居民，“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建立了滇王国，为创造灿烂的滇国青铜文明做出了卓越贡献。同时由岷江上游南迁的另一些石棺葬文化民族的部落除一部分停留在川西南滇西北地区外，有的部落则继续南下进入滇西地区，与滇西土著蜀人——在起源上与早期由岷江上游南迁的石棺葬蚕丛氏蜀人有关的部落相融合，形成昆明人，创造了滇西青铜文化。滇文化、滇西青铜文化中大量同于、近似于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蜀文化以及北方草原文化的因素皆系由岷江上游南迁的石棺葬文化民族的部落传入。铜鼓虽然产生于滇西青铜文化中，但作为铜鼓的祖型铜釜、生产技术仍然是通过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传入。
2001年
Abstract
Archaeological material shows that there are many similar cultural factors among the cist tomb cultures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Minjiang River, Dian Culture and the Bronze Culture in Western Yunnan. Reflecting various aspects such as social politics, economic, military, culture, national custom and daily life, these similar cultural factors prove the inherent close connections among the three cultures. According to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and historical documents, the formation of Dian Culture and the Bronze Culture in Western Yunnan was directly related with the south spread of the cist tomb culture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Minjiang River in the early West Han Dynasty, or to put it in another way, the cist tomb culture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Minjiang River was an important origin of Dian Culture and the Bronze Culture in Western Yunnan. In terms of ethnic origin, the royalty of Dian Kingdom and the Kunming Yi in western Yunnan mainly came from Cancongshi Shu people—the Ranmang Yi in Han Dynasty—who had created the cist tomb culture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Minjiang River.
注释
[1]徐学书：《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综述》，《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三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茂县羌族博物馆、阿坝藏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四川茂县牟托一号石棺墓及陪葬坑清理简报》，《文物》1994年第3期；阿坝藏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理县文化馆：《四川理县佳山石棺葬发掘清理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1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四川省文管会茂汶县文化馆：《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石棺葬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7），文物出版社，1983年。本文所用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资料皆同此出。
[2]《德钦永芝发现的古墓葬》，《考古》1974年第5期。《云南德钦县纳古石棺墓》，《考古》1983年第3期。《四川石棉县考古调查》，《考古》1982年第2期。《木里县的古代石棺葬》，《盐边出土文物调查记》，均载《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1978年第1期。《盐源汉墓出土战国铜鼓》，《中国文物报》1991年5月2日第1期。
[3]张增祺：《云南铜柄铁剑及其有关问题的初步探讨》，《考古》1982年第1期。
[4]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59年；《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楚雄万家坝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3年第3期；《剑川鳌凤山古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0年第2期；《云南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清理报告》，《考古》1964年第12期；《云南弥渡苴力战国石墓》，《文物》1986年第7期；《云南祥云大波那木椁墓》，《文物》1986年第7期；《云南祥云检村石椁墓》，《文物》1983年第5期；《剑川海门口古文化遗址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第6期；肖明华：《剑川海门口1978年发掘所获铜器及其相关问题》，1988年“中国南方及东南亚地区青铜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打印稿）。
[5]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59年；《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楚雄万家坝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3年第3期；《剑川鳌凤山古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0年第2期；《云南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清理报告》，《考古》1964年第12期；《云南弥渡苴力战国石墓》，《文物》1986年第7期；《云南祥云大波那木椁墓》，《文物》1986年第7期；《云南祥云检村石椁墓》，《文物》1983年第5期；《剑川海门口古文化遗址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第6期；肖明华：《剑川海门口1978年发掘所获铜器及其相关问题》，1988年“中国南方及东南亚地区青铜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打印稿）。
[6]《盐源汉墓出土战国铜鼓》，《中国文物报》1991年5月2日。
[7]铜釜现存成都市博物馆。
[8]徐学书：《蚕丛氏蜀人向东南亚的远征与东南亚青铜文化的产生之初步探讨》，1996年第三次“中国南方及东南亚地区青铜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大会宣读论文。
[9]易学钟：《晋宁石寨山1号墓贮贝器上人物雕像考释》，《考古学报》1988年第1期。
[10]易学钟：《晋宁石寨山12号墓贮贝器上人物雕像考释》，《考古学报》1987年第4期。
[11]徐学书：《关于滇文化、滇西青铜文化年代的再探讨》，《考古》1999年第5期。
[12]徐学书：《略论汉代川滇西部夷系民族的形成与族属》，《四川省文物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6年；徐学书：《庄王王滇、王夜郎考辩》，《中华文化论坛》2000年第4期。
[13]徐学书：《从考古资料看蚕丛氏蜀人的南迁》，《四川文物》1993年第6期。
[14]张新宁：《云南宁蒗县大兴镇古墓葬》，《考古》1983年第3期。
[15]徐学书：《从考古资料看蚕丛氏蜀人的南迁》，《四川文物》199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