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冰期以来青藏高原东北缘人类的迁移与扩散
晚冰期以来青藏高原东北缘人类的迁移与扩散[1]
侯光良1 张雪莲2 肖景义1 鄂崇毅1
（1．青海师范大学青藏高原资源与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2．青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青藏高原在第四纪强烈抬升成为全球最高、最年轻的高原，造就了全球中纬度面积最大，独一无二的极端高原气候；高原自然环境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显著，[1]主要表现在高海拔缺氧人群易患高原肺水肿、高原心脏病等高原病和其他伴生的消化系统、冻伤和角膜炎等高原疾病。显然早期人类对于高原的征服也面临上述地理障碍和生理反应，高原自然条件严酷，是人类活动的限制因素，人类在高原生存需要付出较平原地区更高的消耗。有研究显示，青藏高原的人类活动主要集中在晚冰期（16ka B. P.，如无特殊说明均为日历年，源数据为14C年代数据，均通过Calib程序校正为日历年），而高原东北缘成为人类进军高原和在高原活动的主要区域。[2,3]目前，对于人类在高原的迁移扩散并不十分清晰，[4]本文利用近年的新发现来探讨人类在极端环境下的迁移与扩散历程。
1 晚冰期—全新世前期（16～6ka B.P.）人类在高原东北缘的迁移
末次盛冰期（LGM，22～18ka B. P.）结束后，在16ka B. P. 进入晚冰期，随着全球气候的变化，青藏高原东北缘人类活动开始增多，这些人类活动遗迹一直持续到6ka B. P.（表1）。14～8.5ka B. P. 属于旧石器晚期，这时期人类活动遗迹较为零散、规模很小，未发现作为新石器标志的陶器和磨制石器。青海湖盆地江西沟1～2号早期遗存中，发现火塘灰烬，其周围发现有石核、细石核、石片、石叶、细石叶、刮削器、修理石叶及修理石片细石器等小型石器，还有临时的灶、鹅卵石、火烧和砸击过的动物碎骨，遗迹炭屑年代测定结果为（14690±150）a B. P. 和（14760±150）a B. P.。[5]黑马河1～3号遗存与江西沟相似，发现有小型火塘及灰烬层，周围散布有细石叶、细石核、石料碎屑、火烧石，火塘内有中型羚羊等哺乳动物的骨头，表现出的是人类短时间、小规模的宿营活动，以及针对中小型哺乳动物的消费行为，[2]说明最初进入高原者是数量有限的狩猎采集者，他们处于高度的迁徙状态，并没有形成固定的聚落。除上述两处遗存外，该时期主要遗存还包括下大武、娄拉水库、冬给措纳湖等，它们遗存特征类似，文化面貌基本一致。
在8.5～6ka B. P.，大致进入新旧石器过渡时期，一些遗存内发现有新石器文化因素。以共和盆地边缘的拉乙亥遗址为例，该遗址发现有石核、石片、石叶、刮削器、砍砸器、雕刻器等具有典型细石叶工业技术特征的生产工具，还发现有30余个火塘，内均有灰烬、炭屑和动物碎骨，有些火塘上下之间有叠压关系，说明该地点使用时间较长，其社会发展水平明显高于旧石器文化。[6]进入了新旧石器过渡时期，尤其是研磨器和磨棒的发现，说明有较为发达的采集经济。遗址内发现了使用较长时间的火塘、灰坑，以及长期使用的研磨器、刮削器等生产工具，说明拉乙亥可能是一个长期使用的居住遗址。拉乙亥遗址年代为7.6ka B. P.，说明当时高原居民可能结束了前期的高度迁徙状态，在一些地点相对固定活动，可能实现了半定居聚落模式。江西沟1号的研究也支持这一观点，该遗存地层剖面中距地表150cm左右发现了14ka B. P. 零星的人类活动遗存，特征如前；150～100cm为黄土沉积，没有人类遗迹发现，在深约100cm至地表的地层中，文化层连续分布，没有中断。100cm处炭屑测年约为8ka B. P.。[7]在江西沟2号发现有陶片，最早的年代达到了（6542±472）a（热释光年代），[7]陶片显然是新石器文化因素。西大滩遗存位于格尔木昆仑山的一个冰碛台地上，暴露宇宙射线测年显示该遗存年代在8.2～6.4ka。[8]西大滩遗存细石叶的打制技术和石料都表现出多样性，石器技术包括一系列的石核剥制时产生的石片，缺少二次加工石器，无特征石片和细石叶较为常见。石料来源广泛，甚至包括仅在羌塘高原分布的黑曜岩。羌塘高原众多遗存表现出与该遗址一致的文化特征，说明该遗存与广泛分布于羌塘的众多遗存有内在联系，该遗存年代为羌塘遗存提供了参照。
在青藏高原东北缘与黄土高原接壤地带，最早的遗存当属甘肃东乡下王家遗存，年代为17.4ka B. P.（图1）。[9]共和盆地内发现了拉才等晚更新世末期遗址，青海湖盆地内分布有较密集的14～6ka B. P. 人类活动遗迹；青海南部高原东北缘的玛沁下大武，在全新世肇始的11.2ka B. P.即有人类活动；柴达木盆地发现的人类活动遗迹大致在全新世早中期。利用本区DEM，在ArcGIS中对遗址做以海拔为权重的最优路径分析，可以发现，如果以下王家为起点，人类遗迹呈明显的分布规律，即距离下王家愈近（远），则其年代愈老（轻），但都未超过下王家年代。综合本区人类活动遗迹与下王家距离、遗迹年代顺序和最优路径分析（表1），结果显示出人类在高原东北缘的迁移历程：17ka B. P. 人类在青藏高原毗邻的黄土高原西端活动，末次冰消期人类通过黄河河谷进入共和盆地，并以共和盆地为中转站，向北于14ka B. P. 进入青海湖盆地，向南于11ka B. P.
表1 晚冰期—全新世前期青藏高原东北缘人类活动主要遗存及年代
Tab.1 Main remains of human activities and their ages in northeastern margin of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during the period from the late Glacial Period to the early Holocene
顺着黄河河谷及其支流登上了海拔4000m左右的青南高原；向西的一支在全新世早期进入柴达木盆地，在9～6ka B. P. 到达昆仑山格尔木一带。人类顺着格尔木河越过了海拔4000m以上的昆仑山，并进入现今属于无人区的可可西里—羌塘高原地区，五道梁、沱沱河沿人类遗迹的发现，[17]应该是这个时期人类的遗留，年代应该在8.2～6.4ka B. P.。[13]可以看到，发现红嘴山、拉才和沙隆卡遗址，时间虽有早晚之别，但都分布在黄河谷地中，说明黄河谷地是人类向高原迁移的重要通道。有些证据也支持高原东北缘存在上述迁移路线：黑曜岩是一种火山活动形成的岩石，在青藏高原目前仅在羌塘高原和可可西里部分地区有发现，分布在可可西里及边缘地区的二道沟、五道梁、沱沱河沿、西大滩等人类遗迹中均发现了黑曜岩材质的石器；距离西大滩近千km的青海湖南岸的江西沟2号遗迹（9.0～5.5ka B. P.）中，也发现同样材质的黑曜岩，[13]这就说明在共和、青海湖盆地—柴达木盆地—可可西里存在一条相互连通的路线。
图1 晚冰期—全新世前期青藏高原东北缘人类活动 遗存及迁移路线示意图
Fig.1 Main remains of human activities and their migration routes in northeastern margin of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during the period from the late Glacial Period to the early Holocene
数字为遗存年代范围的最大值（cal. ka B. P. ）；字母代表遗存与表1遗存点一致
图2 青藏高原东北缘人类活动遗存年代与海拔关系
Fig.2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ge of human activity remains and elevation in northeastern margin of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需要指出的是晚更新世末期，在黄土高原西部分布一定的人类遗存，包括水洞沟、鸽子山遗址等，之所以选择东乡下王家作为讨论的起点，一是下王家时间比较接近本文所讨论的晚冰期，其次下王家从地域上来看就在青藏高原东端，毗邻青藏高原东北缘。此外，高原上也可能有晚更新世13×104～3×104cal. a B. P. 的人类活动遗迹，[18]但由于超出本文所讨论的时段，此处不予论述。
从本区人类活动遗迹年代和海拔关系来看（图2）：LGM时期人类可以在海拔2000m左右的高原边缘活动，进入末次冰消期（14～11ka B. P. ），人类进军高原并达到了海拔3000m左右；在全新世伊始，人类登上了海拔4000m高原，青南高原玛沁县下大武遗存即是证据。下大武地处青藏高原的主体地带，其海拔接近4000m，与高原整体海拔相当，该处人类活动遗迹的发现，标志着人类成功进入高原的主体地带，意义重大。约在全新世早中期人类可能进入了可可西里地区，那里海拔达到4500m以上，藏北高原和可可西里地区广泛发现了细石器遗迹。[19]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高原特有物种藏羚羊基因研究发现：青藏高原藏羚羊种群数量显著减少就发生在全新世中期，这与人类进入高原内部的时间一致，这显然与人类在高原的狩猎活动有关；[20]也就是说全新世早中期的狩猎者扩张至高原内部，他们的狩猎活动导致了高原藏羚羊数量的显著减少，生物学证据和考古证据相互一致。
需要提及的是，青藏高原是不断隆升的高原，青藏高原公路沿线实测上升速率为5.8mm·a-1，[21]则晚更新世末期，当时高原比现代仅低60m左右。但也有研究根据冰缘地貌、古土壤证据，指出高原晚更新世末期以来上升了300m。[22]但无论怎样，高原的主体面貌和趋势与现代差别不大，不影响本文的讨论。
可以看到在14～6ka B. P.，人类足迹已经踏及青藏高原东北缘的主要地形区，这是因为：①当时人类生产方式主要为狩猎—采集，高原食物资源相对稀缺并分布不均，[23]人类处于一种为寻找食物资源而高度流动、迁徙状态，这样会出现长距离、大范围的迁移现象。②与环境变化密切相关，[24]早全新世升温迅速、降水增加，湖水淡化，植被繁茂；[25]中全新世气候温暖湿润，在8～7ka B. P. 达到全新世大暖期鼎盛期，年平均气温普遍较现代高3℃左右；青海湖盆地植被是以云杉为主的高山针叶林，年降水量比现代多出150mm；可可西里地区出现了林线上升、高原普遍发育高寒草原，生产力有了较大提高。[26]因此，适宜的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人类在高原东北缘的迁移。
2 全新世中晚期人类在高原东北缘的扩散
扩散至6ka B. P.，青藏高原东北缘史前文化发生了质的飞跃，开始进入新石器时代，显著的特征是有固定的聚落，生产方式主要依靠粟作农业，兼有一些狩猎等。[27]这期间频繁、长距离和大范围的迁徙活动在河谷地区基本停止，农业聚落在适宜种植的河谷地区迅速扩散。受黄土高原兴起的仰韶粟作文化的影响，约6ka B. P. 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扩散至高原东北缘水热条件较好的黄河谷地和湟水谷地，黄河河谷盆地中的民和胡李家和化隆群科安达齐哈遗址当属这个时期的遗存，[28]并迅速发展为马家窑文化。庙底沟类型在本区分布极为有限，仅在黄河谷地的最东端有发现；马家窑文化在5.0～4.5ka B. P. 则迅速扩散至几乎整个河湟谷地地区，4.5～4.0ka B. P. 保持稳定。
在4ka B. P. 前后，高原东北缘人类调整生产活动，畜牧业比重加大。文化性质演变为齐家文化，及其后续的卡约、辛店和诺木洪等青铜文化，由于畜牧业的确立，[29]得以摆脱种植业严格水热条件的束缚，人类活动再次向青南高原、柴达木盆地等高原腹地扩散。这次向高原腹地的扩散显然与晚冰期—全新世前期有根本的不同，前次向高原腹地进军带有高度的流动性、临时性和迁徙性，并未实现长时间的占领，[30]而约在3ka B. P. 的扩散则不然，由于有畜牧业支撑，为人类实现在高原长期、全年的占领奠定了坚实基础。3ka B. P. 在海拔4000m以上高原腹地的果洛州玛沁黄河谷地（7处）、班玛县玛可河流域（47处），玉树州玉树、称多的通天河流域（7处），囊谦的澜沧江上游（12处）都发现了属于青铜器时代的人类遗址，这些遗址普遍发现有陶片、动物骨头，文化因素与卡约文化有一定关联[10]。基因证据支持青藏高原高海拔的人类适应发生在 2750a B. P.。[31]
对本区6ka B. P. 以来的史前文化遗址矢量化，[32]将各文化分布的西界作为扩散等时线（图3），并利用ArcGIS栅格分析功能，获得各文化遗址的海拔、分布面积等数据（表2）。
构建扩散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i为第i类文化，i-1为i类前期文化；I为扩散指数；h为文化遗址分布平均海拔；s为分布面积；m为遗址数量；t为文化持续时间长度。扩散指数愈大，指示扩散程度愈高。
图3 6 ka B. P. 以来青藏高原东北缘史前文化扩散示意图（扩散等时线单位为cal. a B. P. ）
Fig.3 Diffusion of protoculture in northeastern margin of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since 6 ka B.P.
由表2可知：从6～2ka B. P.，马家窑文化扩散指数最高，其次为卡约文化；说明马家窑文化扩散最为显著，其次为卡约文化；遗址数量由最初的16处剧增为1700余处，活动面积由数千km2扩张到近1.0×105km2，分布海拔逐渐由低到高，海拔分布标准差也相应增大，说明自6ka B. P. 以来，人类由低海拔不断向高海拔扩散，在3ka B. P.不仅能生活在低海拔，并且也能在4000m以上的高海拔地区长期生存。也应该看到，3ka B. P. 人类在高原东北缘的扩散在4000m以下表现为较好的空间连续性，但在4000m以上高海拔地区表现为明显的以河谷为中心的孤岛分布，也再次说明河流在人类迁移和扩散中的重要作用。
表2 6ka B. P. 以来青藏高原东北缘史前文化扩散指标
Tab.2 Diffusion indexes of protoculture in northeastern margin of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since 6 ka B. P.
3 讨论与结论
晚冰期中（14ka B. P.）人类踏上了高原，受狩猎经济行为的影响，处于频繁迁徙状态，这时的石器技术与黄土高原基本一致，[13]说明此时高原人群与较低海拔存在广泛的交流，甚至是高原与边缘地带之间的直接迁徙。在8～6ka B. P.，由于全新世大暖期的到来，高原一些地区变得适宜人类居住，高原人群可能采取了季节性迁移的半定居模式，黄河—湟水谷地与共和盆地等自然条件相对较好的地区成为冬季的大本营，而海拔较高的地区则是夏季狩猎的场所；换言之，此时的迁移发生在高原内部。这是因为在8～6ka B. P. 黄土高原已经诞生了种植黍与使用陶器的新石器大地湾文化，但高原东北缘的拉乙亥遗址却还处于相对落后的新旧石器过渡时期，说明此时期高原人群与低海拔地区缺乏交流。这种局面直到6ka B. P. 仰韶文化扩散至本区才发生显著的改变，此后来自黄土高原的人群大量进入本区。来自黄土高原的粟作种植者大致在共和盆地及其以西黄河谷地与先前的高原狩猎—采集者发生强烈的文化交融，形成受马家窑文化显著影响下的土著文化——宗日文化。[33]基因研究也表明，现代青藏高原藏族人98%左右的母系遗传组分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时期以来迁入青藏高原的中国北方人群，一个特殊的新基部组分单倍型类群M16可能是晚更新世人群留下的。[34]
综上所述，得到以下结论：
①自晚冰期（16ka B. P. ）以来，人类在青藏高原东北缘活动明显分为16～6ka B. P. 和6～2ka B. P. 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前期为旧石器晚期的狩猎采集者，没有固定的聚落，晚期可能进入到半定居模式，人类活动表现为高度的流动、频繁的迁徙；第二阶段为新石器的粟作种植和青铜器时代游牧者，形成固定的聚落，人类活动表现为文化由东向西稳定扩散。
②在第一阶段（16～6ka B. P. ），17ka B. P. 人类生活在黄土高原西端海拔2000m左右，在末次冰消期沿着黄河谷地，进入高原东北缘共和盆地，并以共和盆地为枢纽，14ka B. P. 向北进入海拔3000m以上的青海湖盆地，向南于11ka B. P. 登上海拔4000m的青海南部高原，在全新世早期向西进入柴达木盆地，并沿着格尔木河翻越昆仑山，进入可可西里和藏北高原。在第二阶段（6～2ka B. P. ），显著的文化扩散有两次，第一次发生在4ka B. P. 马家窑文化时期，文化扩散遍及黄河—湟水谷地；第二次发生在3ka B. P.，畜牧业的确立促使人类在海拔4000m以上的高原腹地得以长期、全年生存。
③青藏高原边缘的大江河谷成为人类进入高原的主要通道。
致谢：感谢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P. Jeffrey Brantingham博士、兰州大学董广辉博士、青海考古所蔡林海、闫璘的交流及探讨。
201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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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data of archaeological sites, age and regional DEM are used to comprehensively analyze, with GIS, the human migration and diffusion in the northeastern margin of Qinghai-Tibet Plateau since the Late Glacial Peri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ootprint of human activities had spread all over the northeastern margin of the plateau by the 16 to 6 ka B. P. During the 6 to 2 ka B.P., the area stepped into the Neolithic Age and Bronze Age, and during the 5-4 ka B.P. Majiayao Culture spread in the Yellow River and Huangshui River Valley; by the 3 ka B.P. animal husbandry was established, and humans spread, once again, to the hinterland of the plateau and permanently occupied the plateau over 4000 m a.s.l.
【注释】
[1] 本文属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116101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10YJCZH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