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青铜文化的年代与分期
云南青铜文化的年代与分期[1]
范勇（天地出版社）
云南青铜文化的年代与分期，长时间以来，在学术界始终存在着分歧。云南青铜文化的下限，定在西汉中晚期，即西汉平定西南夷“滇王国”时期。这一点，学术界没有异议。但云南青铜文化的上限，却争议颇大，至今仍众说纷纭。年代的分歧，又致使云南青铜文化的分期无法确立。这种情况对于云南青铜文化研究的深入是颇为不利的。本文试就云南青铜文化的年代和分期作一探讨，以求证于大家。
一、云南青铜文化的年代
云南青铜文化主要分布在洱海周遭地区和环滇池地区，并在滇西边地和红河流域地区有少量分布。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相对而言，滇西地区出土的青铜器的年代要偏早一些，而滇池地区出土的青铜器的年代要稍晚一些。
（一）滇西地区
迄今为止，云南地区的出土青铜器，年代最早的要数剑川海门口遗址所出的青铜器，计有镰、钺、斧、锥、凿、鱼钩、夹、镯、饰片等14件[2]。1978年又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3]。根据其出土青铜器的形态、铸造技术和其中11件铜器的化学成分分析，其应属云南青铜时代初期产物[4]。但是，关于剑川海门口古遗址出土青铜器的确切年代，近年来争议较大。剑川海门口古文化遗址经放射性碳素测定的14C数据有两个，一个是1972年测得的数据，为距今3100年±90年，即公元前1150年[5]；一个是1990年测定的碳素数据，为距今2595年±75年，即公元前600年。过去，大家通常认为剑川海门口青铜文化遗址的年代应在殷商时期，几成定论。后一个14C数据的出现，使得人们又重新来审视剑川海门口古遗址及其出土地青铜器的年代。有研究者采用扫描电镜（SEM）对云南剑川县海门口遗址出土的部分铜器进行成分分析，发现其金属材质包括红铜、铜锡合金和铜铅合金三种，其中铜锡合金占多数。研究者认为，金相显微镜的观察结果表明，该遗址所出铜器在制作工艺上已采用铸造、锻造和热锻后冷加工等多种方法。根据技术分析的结果，再结合1990年最新14C测定数据，认为剑川海门口遗址出土铜器的年代应在春秋晚期[6]。
如果再参考剑川鳌凤山古墓地和祥云大波那铜棺墓的碳素数据，认为剑川海门口遗址青铜器的年代为春秋时期，似乎是有道理的。剑川鳌凤山竖穴土坑墓A类墓M50的人骨放射性碳素测定为距今2420年±84年，树轮校正值2450年±90年（公元前500年±90年）[7]；祥云大波那铜棺墓的碳素年代为公元前465年[8]。应该说，这些青铜器的出土地点都在滇西，距剑川海门口遗址不远，海门口遗址与祥云大波那墓葬都出有BAⅠ型铜钺[9]，因此，将海门口遗址出土的青铜器的年代与春秋时期相联系，似乎也说得过去。
但贸然否定剑川海门口遗址的年代是商末，将其定为春秋晚期，必然会对过去传统的看法产生冲击，并且会给研究者带来很多困惑。故对云南青铜文化的年代上限，需要再进行推敲和斟酌。谢崇安先生对云南青铜文化年代的上限断定就比较谨慎客观。他指出：“云南青铜文化产生的年代上限大体上是在春秋早中期，这是李健民先生通过比较云南青铜矛与邻近地区青铜矛的关系后得出的结论。迄今为止，我们尚无可靠的考古资料来证明有比之更早的史实。剑川海门口青铜文化遗存的时代可能要早于楚雄万家坝类型，但两者之间的源流关系尚需要更多的资料积累来加以证明。细审春秋早中期的青铜矛，有的形制花纹已较为华丽（楚雄万家坝M72：1），这表明它还应有更早的渊源[10]。”
图1 云南铜钺与早期蜀文化铜钺比较图
1.四川彭县竹瓦街 2.四川汉源 3.四川新繁水观音 4、5、6.云南剑川海门口
尽管目前还缺乏剑川海门口遗址与楚雄万家坝古墓葬之间的年代联系，二者之间还有着文化联系上的缺环，但剑川海门口遗址的年代，决不会晚于楚雄万家坝古墓葬，因而不宜定在春秋时期，更不可能到春秋晚期。理由如下：首先，剑川海门口遗址有较早年代碳素数据，这是客观事实。其次，从其青铜器的形态和合金成分以及铸造工艺来看，定其为云南青铜文化的初期，殆无疑义。再其次，距剑川海门口遗址不远的云南龙陵县大花石遗址第三层出有铜斧石范，而海门口遗址也出有铜钺石范；龙陵大花石遗址第三层出土的陶片，经云南省地震局年代实验室热光年代测定为距今3335年±160年（公元前1165年±160年）[11]，这个数据与海门口遗址的较早数据相合。1982年，中国科技大学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的同志曾经利用铅同位素比值测定法对商代妇好墓所出部分青铜器进行测定，以其数据与全国很多矿区的矿石进行比较，结果发现这部分铜器的矿料不是产自中原，而是来自云南某地[12]。这一事实从另一角度说明云南的铜锡资源开发利用时间在商代时期就已经开始了。根据云南地区铜锡资源丰富[13]，开发时间较早，剑川海门口出土的采用石范和泥支钉铸造的初期铜器样式[14]，周邻的四川地区出土有商代青铜器[15]等客观事项，将云南剑川海门口古遗址的年代定在商代末期，应该说更具说服力。
将云南剑川海门口遗址出土的铜器的年代定在商代末期，这就基本确定了云南青铜文化年代的上限。
在滇西地区，青铜器的初始阶段就可能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四川汉源和四川新繁水观音出土的铜钺和云南剑川海门口出土的铜钺十分相似。从图1可以看出，新繁水观音出土的铜钺为心型，海门口也有这种心型铜钺。四川汉源出土的有肩铜钺，海门口也出有有肩铜钺，二者形制相似，只是海门口的有肩铜钺的銎部较细，刃角不完全对称。汉源与水观音出土的条形铜斧，也与海门口铜斧形制相似[16]。四川汉源和新繁水观音出土的铜钺，其年代均在商代，约当于商代中晚期[17]。其铜钺与云南剑川海门口出土的铜钺在形制上相似，也从另一侧面肯定了海门口遗址的年代不致晚至春秋时期。
滇西地区青铜文化遗迹的年代较早的还有楚雄万家坝、祥云大波那、云龙布麻、剑川鳌凤山、德钦永芝、宁蒗大兴等。
楚雄万家坝出有中国最原始的铜鼓，出铜鼓墓葬的14C数据有5个，较早的一个为23号墓数据，距今2640年±90年（公元前690年±90年）；较晚的一个为1号墓数据，距今2350年±85年（公元前400年±85年）[18]；同样出有早期铜鼓的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其时代据碳数测定为距今2350年±75年（公元前400年±75年）[19]，其木椁14C数据为公元前465年[20]；万家坝23号墓所出器物在器形、纹饰、铸造技术上较之祥云大波那所出器物都要原始，祥云大波那铜椁木棺墓的年代，应为春秋晚期；楚雄万家坝墓葬年代至少应在春秋中期[21]，原报告将之定在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有些偏晚。
云龙县布麻坡大村土坑，所出铜器均为铜钺、铜斧[22]。从其铜钺形制来看，类似海门口、大波那等地的BAIa式钺，器身上多饰有“几”字纹，与祥云大波那、祥云检村[23]所出的铜钺纹饰同。据此判断，云龙布麻出土的青铜器的年代，应在春秋晚期[24]。
剑川鳌凤山墓群，共清理墓葬342座，其中土坑墓有217座（瓮棺葬和火葬墓年代晚，已非青铜文化产物，忽略不计）[25]。从墓葬所出的双圆饼状茎端青铜剑、茎扁平无格剑和有内铜钺来看，呈现复合文化面貌，可能为多民族文化交汇区。双圆饼状茎端青铜剑，童恩正先生将其分类为CⅡ式，并指出：“此式剑，不见于中原地区，在西南其他地区亦未发现，但在我国北方草原地区所谓‘鄂尔多斯’式铜剑中有与之相似者[26]。”云南永胜出有此种剑，还出有CⅢ式铜剑，即触角式短剑，皆可归入“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类，即近年来学术界所谓的北方系青铜文化之中。宁夏中卫县狼窝子坑墓葬群出土有触角式短剑和环首式短剑（与双圆饼状茎端青铜剑相类）[27]，其年代“大约不会晚于春秋”。宋治民先生认为，定在春秋时期，是这个墓群（狼窝子坑墓葬）年代的下限；并且指出铜柄铁剑的传播方向是由北向南[28]。童恩正先生曾撰文论证了我国东北至西南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29]，内蒙古、宁夏、甘肃、陕北等北方系青铜文化和西南的四川、云南，正处在这一传播带上。考虑到北方系青铜文化沿“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传播，应有一个时间差，因此云南永胜出土的青铜短剑和无胡长援戈、曲刃援戈的年代似乎可以定在春秋后期[30]；剑川鳌凤山青铜文化墓葬中所出的除与永胜同类青铜剑之外，还出有内铜钺，此器形他处不见，可以肯定不是较晚器物，所处的臂甲形状与万家坝的臂甲相似，其年代似可定在春秋晚期，或者是春秋末期至战国初期。
宁蒗大兴镇墓群，出土有铜剑、铜矛、铜斧、铜削、铜牌饰[31]。其铜剑为三叉格剑，采集到一件柄首作双圆饼状的铜柄铁剑。其三叉格青铜剑与楚雄万家坝出土的三叉格青铜剑基本形状是一致的；而采集到的双圆饼状茎首铜柄铁剑有可能是受到北方系青铜文化的三叉格铜柄铁剑的影响所致，也不排除是从北方系青铜文化中直接传入的。因而其年代，也大致在春秋。
德钦永芝出土的铜斧刃呈弧形，体为长条梯形，素面实体，即BAI型铜斧[32]；出土的青铜剑为剑身近柄处有三叉形纹饰的无格短剑和三叉格青铜剑，即CIa式和CIb式剑[33]。德钦永芝墓葬的年代发掘者认为约当西周时期[34]，从其所出的云南早期青铜剑和铜斧形制，不见青铜戈的情况来看，估计其年代与楚雄万家坝早期墓葬相仿佛，约在春秋早期，年代下限在春秋中期[35]。
（二）滇池地区
相对滇西地区而言，云南沿滇池地区的青铜文化的年代则要晚一些。其主要的遗址、遗迹有晋宁石寨山[36]、江川李家山[37]、安宁太极山[38]、曲靖珠街八塔台[39]、昆明呈贡天子庙[40]、呈贡石碑村[41]、昆明上马村五台山[42]等。
图2 云南青铜文化早期的各式青铜剑
1、2、3.德钦永芝 4.大理五指山5、6、7.永胜
晋宁石寨山墓葬群的Ⅰ类墓，江川李家山Ⅰ类墓和安宁太极山Ⅰ类墓为滇池地区早期青铜文化的代表，主要出有Ⅰb式铜鼓、贮贝器、钟、葫芦笙、牛虎案、伞盖、针线盒、绕线板、尊、壶、枕等生活用器，以及无胡戈、有胡戈，喇叭形茎首一字格式剑、钝角人字形茎首扁圆形茎无格剑、细銎新月形钺、平刃或弧刃有銎斧等兵器，农业生产工具尖叶锄。
这一时期，延续了较长时间，大约是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即从战国早中期一直持续到战国晚期。其年代的上限确定在战国早中期，一是根据晋宁石寨山古墓葬的分期为标准[43]，二是有碳素测定年代数据。江川李家山Ⅰ类墓葬的碳素年代为公元前550年[44]，且墓葬形制及其随葬品都与石寨山Ⅰ类墓相近；安宁太极山墓葬所出的空心圆茎无格剑、长胡三穿有内曲刃戈、长叶型单耳矛、长銎月形钺等器物，都与江川李家山Ⅰ类墓同类器相近；故其年代的上限以定在战国早中期为妥。
呈贡天子庙41号墓，报告将年代断在战国中期偏晚。根据墓中所出的铜鼓、铜扣饰、铜剑、戈、矛、管銎斧等兵器器形与石寨山Ⅰ类墓所出器物相同，再结合碳素测定数据（距今2290年±70年、2280年±120年），年代以定在战国中晚期为宜。
上马村五台山古墓，出土的圆形铜扣饰与李家山Ⅰ类墓相同；出土的蛇头形茎首无格剑同石寨山Ⅰ类墓的同形器，而且不见铁器，故其时代应在战国中晚期。
滇池地区的晚期阶段青铜文化，以晋宁石寨山Ⅱ、Ⅲ类墓葬为代表，这一时期的上限定在西汉早期，即汉文帝至汉武帝时期，因为在晋宁石寨山六号墓（Ⅱ类墓葬）之中出土了金质的“滇王之印”，而赐封滇王，史有记载，是在汉武帝之时[45]。其下限应在西汉中晚期，即王莽时期之前[46]。
这一时期的主要青铜文化遗物有：Ⅰb式铜鼓[47]、BⅡa式青铜剑[48]和三叉格青铜剑、长援无胡有内戈、长援有胡有内戈、长援无胡管銎戈、长援有胡管銎戈[49]、扇形刃长銎钺、半月形刃长銎钺、不对称半月形长銎钺、不对称扇形长銎钺、平直刃管銎斧、平刃或微弧刃条状直銎斧[50]。
（三）红河流域地区
红河流域地区的青铜文物基本上是文物普查和征集而来的[51]。主要有曲刃长銎矛、宽叶分岔长銎矛、柳叶长銎矛、扁圆銎扇形钺、扁圆銎半月形钺、不对称靴形钺、弧刃条状斧，刃口内凹宽叶锄等。根据青铜钺上的“几”字纹和青铜钺器形，以及曲刃长銎矛的形制与滇西楚雄万家坝、祥云大波那的同类器风格相仿佛，估计其年代要比滇池青铜文化稍早。红河上游地区云南金平出土的Ⅰ形不对称形钺与月形钺均饰有“几”纹，暗示红河地区与滇西洱海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此种联系似乎从春秋时期就开始了。联系到早期铜鼓自洱海地区沿礼社江—元江—红河传播的文化现象[52]，可以推断，红河流域青铜文化的年代要稍晚于楚雄万家坝和云龙布麻青铜器窖藏，可能为战国时期[53]。
（四）关于铜柄铁剑
在论述云南青铜文化时，不能不涉及到一种比较特殊的器物，即铜柄铁剑。由于云南的铜柄铁剑是青铜文化衍生物，因此，在论述云南青铜文化的年代时，还必须要谈一谈当地所出的铜柄铁剑的年代。
云南出土铜柄铁剑的地点主要是洱海地区和滇池地区。最早见于可能属于战国时期的江川李家山21号墓，但较多出现在晋宁石寨山的Ⅱ、Ⅲ类墓葬中。由于铁容易氧化，所以铜柄铁剑在出土时，剑身已经腐蚀，往往仅余铜柄了。
铜柄铁剑的剑柄有多种形制，大致可分为三叉格、一字格、变形三叉格等。其剑柄（包括茎和格）基本与云南当地的青铜剑没有多少差别。
洱海地区所出的剑格边缘，锯齿形已缩小成乳钉状，剑格上的透空纹饰有长方格和三角等，凸棱上有点纹。滇池地区所出的剑格上纹饰最为繁缛，剑格边缘有小乳钉和小圆圈相间，上面的透空纹饰有圆圈、三角、长方格等。
云南铜柄铁剑的年代，看起来似乎比较清楚：江川李剑山21号墓所出的铜柄铁剑为三叉格铜柄铁剑，该墓出土的铜柄经碳素测定，其年代为距今2575年±105年（公元前625年±105年）[54]，这个年代已到春秋时期，数据似嫌偏早。从该墓同出的“滇系”青铜器来看，其年代应在战国时期，上限不会超过战国中期。晋宁石寨山Ⅱ、Ⅲ类墓葬的年代为西汉中晚期。同期墓葬中所出的铜柄铁剑，年代也应该差不多。将云南青铜文化中的铜柄铁剑的年代定在战国中晚期至西汉时期，应该不会有误。
不过，云南出土的铜柄铁剑，依然还有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否则，这些问题就会影响到对整个云南青铜文化年代的判定。
过去谈到云南的铜柄铁剑，通常认为其是受云南的青铜剑影响所致。童恩正先生在研究西南青铜剑时，指出：“铜柄铁剑是模仿铜剑的形制而造的。”并且进一步断定：“过去我们认为这种剑可能是由北方传来的，现在在洱海地区发现了由铜剑CIa→CIb→CIc→铜柄铁剑之间明显的发展线索，所以就现有资料考虑，它发源于云南境内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55]。”
图3 云南青铜文化早期青铜斧钺
1、3、4.剑川海门口 2.祥云大波那 5、6.楚雄万家坝7、8、9、10.云龙布麻坡 11.剑川海门口 12.宁蒗大兴 13、14.楚雄万家坝（1～10钺；11～14斧）
图4 云南青铜文化早期青铜戈
1.楚雄万家坝 2、3.永胜
宋治民先生近来则对学术界这种主导看法提出了修正，更加完善了西南铜柄铁剑的起源的论点。他根据近年来甘肃、宁夏等地所出的三叉格铜柄铁剑的情况，对西南地区所出的铜柄铁剑（主要是三叉格铜柄铁剑）的出现及其年代作出新的判断：“从两地（西南地区与北方地区）发现的铜柄铁剑看，其铜柄和铁质剑身不可能一次铸成，而是分别制成，然后结合在一起，其剑格呈三叉形，是为了使剑身与剑茎结合得更为牢固，从剑格伸向剑身两侧和两面的中脊部分将剑身钳住。而三叉格青铜剑之剑茎和剑身系一次铸成，它的剑格呈三叉形，但已失去了铜柄铁剑呈三叉形的实际功用而仅带装饰性作用。一般来说，它应是有实际功用的三叉格的孑遗，所以应是受北方三叉格铜柄铁剑的影响，在西南地区产生的青铜剑[56]。”
宋治民先生认为云南所出的三叉格青铜剑是受北方系青铜文化（宁夏、甘肃）的三叉格铜柄铁剑影响所致。这一看法是很有见地的。在中国，人工制造的铁器出现时间，最早是在西周末期的虢国墓葬里。如前所述，北方系青铜文化中的三叉格铜柄铁剑出现的年代，迄今最早是宁夏中卫县狼窝子坑墓葬，其年代应在西周末期至春秋早中期。这个年代与滇西楚雄万家坝Ⅰ类墓葬的年代相近，二者又都处在我国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上，相互之间受到影响是正常的。相较云南青铜文化而言，北方系青铜文化更为强势，滇西的CIa式和CIb式青铜剑的形制正好表明了受到北方系青铜文化三叉格铜柄铁剑影响的发展趋势：滇西最初是保留了自身较早的青铜短剑形制，只是在纹饰上作模仿，有三叉格的雏形；继而在整个形制上都模仿三叉格铜柄铁剑，故而有了三叉格青铜剑。
图5 云南青铜文化中期铜剑、铜矛、铜戈
1、8、9、11.呈贡天子庙 2.江川团山采 3、4.晋宁石寨山5、6.昆明羊甫头 7、10、12.晋宁石寨山 13.江川李家山 （1～6.铜剑；7～11.铜矛；12、13.铜戈）
图6 云南青铜文化中期青铜斧钺
1、3、7、8.江川李家山 2、5、6、10、11.晋宁石寨山4.呈贡天子庙 9.呈贡石碑村 （1～5.钺；6～11.斧）
云南的三叉格青铜剑是受北方系青铜文化中的三叉格铜柄铁剑的影响所致，二者时代基本相当。至于云南本地出现的铜柄铁剑中的三叉格形制，显然更多的是间接受到北方系青铜文化的三叉格铜柄铁剑的影响，而非直接影响。它是随着战国和西汉时期铁料的输入，透过以前滇西生产三叉格青铜剑的观念而出现的；当然，也不排除滇地的铜柄铁剑是由战国后期西汉时期在川西生产并输入的可能。
云南青铜文化中的铜柄铁剑主要是直接继承了云南本地三叉格青铜剑形制，这是不言而喻的。只不过，云南青铜文化中铜柄铁剑的主流并非三叉格形制，大多数为宽格的一字格剑[57]，由此看来，云南的铜柄铁剑是全方位承袭了本地的青铜剑。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童恩正先生关于云南铜柄铁剑的起源的结论，依然是成立的。
二、云南青铜文化的分期
大致而言，依据云南出土青铜器年代的早晚，云南青铜文化可分为三个时期，即青铜文化早期、青铜文化中期、青铜文化晚期。
（一）青铜文化早期
这一时期，又分为两个小阶段，即青铜文化初期阶段和青铜文化早期阶段，为便论述，称之为早期A阶段、早期B阶段（图2、3、4）。
1.早期A阶段
云南青铜文化的初始阶段。目前可划为此阶段的云南青铜文化主要是云南剑川海门口遗址出土的青铜器物。德钦永芝古墓葬出土的青铜斧也可归入这一阶段，其年代大约在春秋早期。据此，这一阶段的青铜武器单调，种类少，主要是铜斧、铜钺。其时间跨度较大，为殷商末期至春秋早期。从公元前1100年～前600年，大约500年的时间延续，正与云南青铜文化早期发展迟滞的现象相符。
2.早期B阶段
在青铜文化初始阶段基础上有所发展的阶段。目前可归入此阶段的青铜文化墓葬主要是滇西的楚雄万家坝Ⅰ、Ⅱ类墓葬，祥云大波那铜棺墓，云龙县布麻坡大村土坑，宁蒗县大兴镇古墓，剑川鳌凤山古墓等。
与A阶段的区别是，B阶段的青铜兵器的组合种类增多，除了斧钺之外，还出现了青铜剑、青铜矛、有内铜钺、青铜琢等。此阶段还新出了铜鼓、铜釜、铜棺、铜锄等。从出土的青铜器类型和数量来看，都较A阶段要发达得多。表明云南青铜文化至此已经开始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时期。B阶段的时间跨度不大，为公元前600年～前400年，即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
（二）青铜文化中期
云南青铜文化中期，是云南青铜文化的发达时期。其时代大约为战国中期至西汉早期。这一时期的青铜遗物，主要出土于云南滇池周围地区。这种现象可能与滇池地区更宜农耕，农业经济更为发达有关：与宜耕宜牧的滇西洱海地区相比，完全农耕的滇池地区具有更多的自然地理优势，自然会成为滇国的中心地区。这一时期，无论是青铜器的种类，还是青铜器的数量，都得到较多的增加；而且，使用青铜器的地域，也得到大大地拓展。以致过去比较偏僻的红河流域，也有一些青铜器陆续出土[58]。
这一时期的青铜器，主要由兵器、乐器、盛贮器、日用生活器构成。（图5、6）
青铜兵器有：剑、戈、钺、斧、矛、琢。这种兵器组合，与近邻的巴蜀地区青铜兵器组合相似[59]，足以说明云南青铜文化确实受到巴蜀文化的强烈影响。其中最具特点的是青铜剑和青铜钺。这一时期的青铜剑，已经不见三叉格青铜剑，而是钝角人字形扁圆茎无格剑和喇叭形茎首一字格式剑。
青铜钺则是以对称月形铜钺和不对称月形铜钺著称。但在红河流域，其青铜钺则是以不对称靴形铜钺为主[60]。
青铜乐器有：铜鼓、铜钟、葫芦笙。这些地域性很强的青铜乐器，凸显出滇人文化的特征。其中的铜鼓，内涵丰富，具有多方面的功能，除了作乐器外，还是权威的象征，祭祀、战争的用具，贵重物品、葬具等等[61]。
青铜盛贮器有：尊、壶、贮贝器。尊、壶使用于盛贮食用液体的器皿。而贮贝器则是云南青铜文化中最具特色的青铜器物。这种贮贝器上通常有许多铜铸人物图像，生动直观地展示了滇王国的族属和社会形态[62]，极具考古研究价值。
青铜日用器有：枕、牛虎案、伞盖、针线盒、绕线板等。这些器物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是研究滇王族生活形态的直观证据。
云南青铜文化中期，是在云南青铜文化早期B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由此而进入了青铜文化的鼎盛时期。滇西和滇池两地的文化联系，可见图7。
图7 云南青铜文化早期B段与中期文化器物比较图
（三）云南青铜文化晚期
云南青铜文化晚期，是云南青铜文化的衰落时期，大约是西汉中晚期至王莽时期。所谓衰落期，实际上是云南青铜文化的终止期，即本仍应是青铜文化的鼎盛时期，却由于外力的作用而被迫终止。
西汉平定西南夷，强大的军队，挟铁兵器的锐利，强行中止了滇地青铜文化[63]。因此，从云南青铜文化晚期面貌看，这一过程显得短暂而突然。
云南青铜文化晚期的器物基本保留了中期青铜器的一些特征和器型，主要有青铜兵器等。（图8、9）
图8 云南青铜文化晚期铜剑、铜矛
1、3.江川李家山 2.昆明羊甫头 4、5、6、7、8.晋宁石寨山 （1、2.铜柄铁剑；3、4.铜剑；5～8.铜矛）
晚期的青铜兵器主要有铜剑、铜钺、铜斧、铜戈、铜矛。
云南青铜文化晚期兵器的主要特点是，除了出现了铜柄铁剑之外，还出现了管銎戈和管銎斧。
这一时期的青铜兵器，较之云南青铜文化早期、中期的兵器，在坚固性和锐利方面，有了明显地加强：铜戈以管銎装柄，使之更加牢固；或者使用长内缚；采用长胡和长援，增加锐利部分，加大了杀伤力。铜矛都为长骹长矛，矛刃锐利较长，均为双刃，便于刺杀。铜斧因为更具战斗实用性，已经完全取代了作为装饰性的、礼仪性的铜钺；即使作为礼仪性的管銎斧，也具有牢固性和杀伤力。这种现象，应该是与滇人受到来自中原汉族的强大压力有关，囿于青铜兵器较之铁兵器的弱势，他们只能一方面寻求铁料，制造铜柄铁剑，另一方面尽量在现有的青铜兵器上加以改进，从而达到提高战斗力的目的。此段时期，云南境内，只有在元江和红河上游流域一带的“鸠民”，仍在继续使用不对称性靴形铜钺[64]，这种情况也与当地比较偏远，受到汉王朝压力不大有关。
图9 云南青铜文化晚期铜戈、铜斧、铜钺
1、2、3、4、5、6、7.晋宁石寨山 8.景洪橄榄坝9.昌宁达丙
三、结语
毫无疑义，云南青铜文化是在云南本地发展起来的、具有强烈地方特色的青铜文化，虽然受到周邻地区如四川、荆楚等地青铜文化的强烈影响，但它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和途径：殷商时期，有着丰富的、易于利用的铜锡资源的云南成为商王朝铸造青铜器的铜料和锡料的来源地[65]。加之，周邻的四川三星堆文化已进入青铜文化的发达期。受上述因素影响，大约在商末，即公元前1100年左右，云南的滇西的“靡莫之属”开始铸造青铜器，云南由此进入青铜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昆明、濮人开始在滇西活动，为云南青铜文化注入多元因素。以后，“靡莫之属”中的一部分，在滇池一带兴盛崛起，是为“滇人”。云南的青铜文化转以滇池一带为中心，至西汉武帝通“西南夷”，被外力强力干预而终止，历时八九百年；与此同时，部分属于“靡莫之属”的“鸠民”沿红河迁徙，将云南青铜文化传播到越南北部[66]。西汉晚期以后，直至东汉时期，云南还有少许青铜器仍在继续使用，但这已是云南青铜文化的流风余韵了。
2007年
Abstract
The bronze culture period in Yunnan lasted about 1000 years from the late Shang and early Zhou dynasties to the west Han Dynast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e in Yunnan lagged behind that of the bronze culture in the Central Plains, because of the limitation of its frontier location. As in the Central Plains, the culture had also gone through the start-up stage, flourishing period and peak period, and the type being a complete system of its own. The various bronze implements and unique bronze culture show both the regionalism and diversity of cultural origin of the bronze culture.
注释
[1] 本文属于200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项目“滇桂地区与越南北部上古青铜文化及其族群研究”，批准文号：06XMZ042。
[2]云南省博物馆筹备处：《剑川海门口古文化遗址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第6期。
[3]云南省博物馆：《云南剑川海门口青铜时代早期遗址》，《考古》1995年第9期。
[4]王大道：《云南剑川海门口早期铜器研究》，《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
[5]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报告（二）》，《考古》1972年第5期。
[6]李晓芩、韩汝玢：《云南剑川县海门口遗址出土铜器的技术分析及其年代》，《考古》2006年第7期。
[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一一）》，《考古》1984年第7期。
[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文物出版社，1983年。
[9]范勇：《我国西南地区的青铜斧钺》，《考古学报》1989年第2期。
[10]谢崇安：《西南青铜文化的区系类型与年代分期》，未刊稿。
[11]王大道：《云南出土青铜时代铸范及其铸造技术初论》，《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三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
[12]中国科技大学科研处：《科研情况简报》第6期，1983年5月14日。
[13]童恩正、魏启鹏、范勇：《中国古代青铜器中锡原料的来源》，《四川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
[14]王大道：《从现代石范铸造看云南青铜器铸造的几个问题》，《云南文物》1983年总第13期。
[15]四川出土商代青铜器，有汉源、新繁等地。广汉三星堆古遗址和成都金沙古遗址，学术界也基本倾向为殷商时期至西周时期。
[16]范勇：《我国西南地区的青铜斧钺》，《考古学报》1989年第2期。
[17]范勇：《我国西南地区的青铜斧钺》，《考古学报》1989年第2期。
[18]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碳十四实验室：《碳十四年代报告》（续一），《文物》1978年第5期。
[19]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考古》1977年第3期。
[2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文物出版社，1983年。
[21]童恩正：《再论早期铜鼓》，《中国铜鼓学会第二次学术会议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
[22]谢道辛、王涵：《云龙县首次发现青铜器》，《云南文物》1982年第1期。
[23]大理州文物管理所等：《云南祥云检村石椁墓》，《文物》1983年第5期。
[24]范勇：《我国西南地区的青铜斧钺》，《考古学报》1989年第2期。
[25]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剑川鳌凤山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7期。
[26]童恩正：《我国西南地区青铜剑的研究》，《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
[27]周兴华：《宁夏中卫县狼窝子坑的青铜短剑墓群》，《考古》1989年第11期。
[28]宋治民：《三叉格铜柄铁剑及相关问题的探讨》，《考古》1997年第12期。
[29]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
[30]童恩正：《我国西南地区青铜戈的研究》，《考古学报》1979年第4期。无胡长援戈即文中的BI型a式，曲刃援戈即文中的C类戈。
[31]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宁蒗县大兴古墓葬》，《考古》1983年第3期。
[32]范勇：《我国西南地区的青铜斧钺》，《考古学报》1989年第2期。
[33]童恩正：《我国西南地区青铜剑的研究》，《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
[34]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德钦永芝发现的古墓葬》，《考古》1975年第4期。
[35]德钦永芝石棺墓既有较原始的CI型a式，又有稍晚的CI型b式，而祥云大波那铜棺墓只出CI型b式，故可确定永芝出的铜剑时代要稍早于祥云大波那所出同型器物。
[36]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59年；《云南晋宁石寨山第三次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9期；《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第四次发掘简报》，《考古》1963年第9期。
[37]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
[38]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安宁太极山古墓葬清理报告》，《考古》1965年第9期。
[39]资料存云南省博物馆。参见《曲靖珠街八塔台古墓群发掘简况》，《云南文物》1982年总第11期。
[40]昆明市文管会：《呈贡天子庙滇墓》，《考古学报》1985年第4期。
[41]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呈贡龙街石碑村古墓葬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3），文物出版社，1980年。
[42]云南省文物工作队：《昆明上马村五台山古墓清理简报》，《文物资料丛刊》（3），文物出版社，1980年。
[43]晋宁石寨山古墓葬共分四种类型，即代表了战国至西汉早期、西汉中期、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三个阶段。
[4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第115页，文物出版社，1983年。
[45]《史记·西南夷列传》。
[46]参考原发掘报告的年代断定。
[47]此采用李伟卿先生的铜鼓分类法，参见《中国南方铜鼓的分类和断代》，《考古》1979年第1期。
[48]童恩正：《我国西南地区青铜剑的研究》，《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图六。
[49]即童恩正先生所分的BI型、BⅡ型、BⅢ型、BⅣ型青铜戈。参见《我国西南地区青铜戈的研究》。
[50]范勇：《我国西南地区的青铜斧钺》，《考古学报》1989年第2期。
[51]师培砚、尹天钰：《红河流域青铜文化初探》，《云南文物》1985年总第18期。
[52]童恩正：《试论早期铜鼓》，《考古学报》1983年第3期。
[53]范勇：《再论不对称形铜钺》，《文物》1992年第6期。
[5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四）》，《考古》1977年第3期。
[55]童恩正：《我国西南地区青铜剑的研究》，《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
[56]宋治民：《三叉格铜柄铁剑及相关问题的探讨》，《考古》1997年第12期。
[57]这种宽一字形格的铜柄铁剑在云南所出的铜柄铁剑总数中占大多数，如晋宁石寨山出土的57件全是此种形制；江川李家山共出土13把铜柄铁剑，有7把是宽一字格形制；呈贡龙街共出31件铜柄铁剑，有10把是此种形制。
[58]师培砚、尹天钰：《红河流域青铜文化初探》，《云南文物》1985年总第18期。
[59]范勇：《我国西南地区的青铜斧钺》，《考古学报》1989年第2期。
[60]范勇：《再论不对称形铜钺》，《文物》1992年第6期。
[61]童恩正：《试论早期铜鼓》，《考古学报》1983年第3期。
[62]冯汉骥：《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属问题试探》，《考古》1961年第9期；《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铜器研究——若干主要人物活动图像试释》，《考古》1963年第6期。
[63]汉武帝通“西南夷”，相继设立犍为、越、柯、益州四郡，置于中原王朝直接统治之下。云南的部分地区处于汉王朝的管辖之下，所谓“滇王”的封号不久也被取消。
[64]范勇：《再论不对称形铜钺》，《文物》1992年第6期。
[65]童恩正、魏启鹏、范勇：《中国古代青铜器中锡原料的来源》，《四川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
[66]范勇：《再论不对称形铜钺》，《文物》1992年第6期；范勇：《骆越考》，《考古民族学理论与探索》，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