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摩崖石刻研究札记

H. E. 理查德森（英国爱丁堡大学）

石应平译

近年来，藏族的学者们正致力于对敦煌及邻近地区，经安多（Amdo）和康区（Kham）至卫藏周边地区藏族宗教艺术与宗教实践之发展的研究。

在《中国藏学》（藏文版）1988年第四期上，尼亚贡·关却才旦和班玛本对杰衮朵（Jyekundo，玉树）附近必木多（Bis mdo）与勒库（Leb khog）的两个重要遗址做了介绍。这些遗址都有宗教的摩崖石刻和铭文，其中一些的年代在公元9世纪。我还未能见到这些遗址的照片，但这篇文章所提供的信息，却暗示了它们与稍后要提到的康区其他类似石刻铭文有密切关系。

在杰衮朵东南约15英里（1英里约合1.609公里）的必木多，有几处摩崖石刻，其中最有价值的是一组佛陀雕像，其下是一条通向邦坡（Bzang spyod）的长长的小路。附近有一座寺庙，为松赞干布的汉族新娘文成公主所建。寺中有9尊塑像，正中的一尊为大日如来（Rnam par snang mdzad，即Vairo-cana），其两侧分列着八大菩萨像，强巴佛（Rje btsun Byams pa）、虚空藏（nam mkhai Snying po）、地藏（Sai Snying po）、观世音（Spyan ras gzigs）在其右，而普贤（Kunto Bzang po）、金刚手（Phyag na Rdo rje）、文殊（Jam pai dbyangs）、除盖障（Srib pa Rnam sel）在其左，均呈站立姿势，具有中国风格。寺外不远有一处与石刻有关的铭文，记述石刻是为颂扬赞普赤德松赞之功德而由大比丘益西央于（藏历）那一年凿制的。狗年只能是公元808年，益西央的名字将再次出现在与此有关的康区的一处类似宗教石刻之中。

在杰衮朵东北约50英里的勒库，有许多玛尼石刻堆，石头上凿刻着六字真言（yi ge drug ma），一些外国旅游者看见并拍了照。再往前的岩坡上，有许多佛像雕刻。主要的是一尊强巴佛，被众多的小佛像、供养人、人物与动物像所围绕。在另一岩石上，有很多过去佛和现在佛，表情或宁静平和或凶猛残暴，还有15行无量寿（Tshe dpag med）经文和更多的《般若波罗密多心经》（Prajnaramita）经文。更远处，另有大量的玛尼石刻，其附近的一棵大松树后也有几尊雕刻在岩石上的佛像，包括佛陀大日如来、金刚持、观世音等，凿刻时间为（藏历）马年，鉴于类似石刻的年代，那一年可能是公元814年。

上面的描述引自《中国藏学》上的那篇重要文章，但很显然的是，要对这些发现做适当的理解，照片是不可缺少的。

从杰衮朵往东南行约65英里，便到了另一处石刻和另一处铭文遗址，即邓柯（Ldankhog）的札拉磨（Brag thamo）。这些遗址约在7年前被来自德国柏林的旅游者吉西·佩玛茨玲（Geshe Pema Tsering）所发现并拍了照。石刻的中心人物坐在一个菩提座上，有头光和背光，其两边各站立一佛像。这组雕像被佩玛茨玲解释为无量寿（Amitayus）、观世音（Avalokiteswara）和金刚持（Vajrapani）。尽管据她看来此中心人物手持定瓶，但由于石刻破损严重，且菩提座的托举者看似狮子，而无量寿佛的坐骑（Vahana）是孔雀王，所以此像可能是大日如来。前面所述勒库的石刻中，在大日如来的两旁站立的也是金刚持和观世音。已成碎片的石碑凿制于赤德松赞之父赤松德赞统治时期，铭文把赤松德赞说成“具有菩提心……”，并且对他扶持宗教的德行也加以赞颂。雕刻风格可与敦煌所出写卷中的图样相比较。

这些石刻的存在暗示着附近曾有一个较早的宗教基础，现在附近还有一座著名的卓玛（Sgrol ma即度母）寺庙，明显地与某一藏王的一位汉族新娘有关系。

札拉磨西南约100英里，是另一处早期的宗教石刻和碑铭，恰白·次旦平措已在《中国藏学》（汉文版）1988年第一期撰文做了介绍。艾米·哈勒尔女士（Amy Heller）在1992年（原文为1922年——译者）挪威藏学会议上提交的论文也是讨论这一遗存的。

此遗址位于昌都（察雅县香堆区仁达乡）的丹玛札（Ldan ma Brag），摩崖造像为大日如来佛，其所坐之宝座由两头硕大的狮子承托而起，其左右两边各有四尊相关的菩萨像。石刻现已被绘画颜料浓重地覆盖而致使确认困难，但这八尊胁侍菩萨像可能就是在必木多的大日如来佛像两旁所排列者。哈勒尔女士讲述到，佛像高192厘米、宽152厘米。这些石刻很可能最初是被某种天棚保护着。伊利莎白·伯纳德女士（Elizabeth Bernard）十分热情地为我提供了一张照片。

在这个遗址有两部分铭刻，我虽还未见到照片，但似乎大部分都保存得很好。其中之一是一段经文，在此无须注译。另一部分则是讲述建造摩崖石刻的过程，尤以其跋文最具历史价值。铭文提到此石刻凿制于猴年，为赞普赤德松赞（khri Lde Sromg brtsan）统治时期，是为赞普的功德而由蕃廓益西央和其他人刻建的；同时，也是为纪念由宰相比丘禅嘎云丹与其他人一起参加签署的唐蕃会盟而建的。哈勒尔女士认为猴年可能是公元804年，她是把赤德松赞统治时期暂定在公元804年至815年，但据新旧《唐书》之《本纪》记载，赤德松赞活到了816年；并且提到公元821/822年的著名盟约，禅嘎云丹作为主要的谈判人看起来像是从公元810年或811年一直担任到了最终缔约。由此可见，前面提到的狗年更像是公元816年。

还需提及的是该遗址的两段较短的铭文。其中一条提到益西央，显然是作为负责主要石刻的装饰的；另一条是人们熟悉的那种惯用语句形式，即宣称对佛像及具有神力之石刻的礼供者，祈福祷告必将遂愿。

我认为，益西央肯定是一个有些影响的人，也许就是某支禅宗（dhyana，音译禅那）中的第六代祖师（但从文中所述他与大日如来佛之石刻有关看，此教派似与崇拜法身佛大日如来的密宗有关——译者按），敦煌所出的一份吐蕃文书对其历史有所概述（Pelliot Tibetain，996）。那份文书发表在1939年的《亚细亚学报》（Journal asiatique）上，是由已故玛塞尔·拉露（Marcelle Lalou）整理与翻译的（即《有关中国禅宗发展的藏文文书》第505～523页，书末附有藏文写本——译者按）。这与遗址中“禅密”（dhvani音译）之佛陀大日如来的石刻艺术表现相符合，而那些遗址又和益西央的名字有关。我在1990年《大英佛学研究》（Buddhica Britannica）上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在至少从9世纪早期起的赞普时代，对大日如来佛的崇拜敬祀就得到了极大地偏袒和支持，而仅仅在公元722年，这种崇拜才传到中国汉地。有理由认为，（禅宗）也许已建立了从如贵德（Kuei te）附近之墀噶（Khri ga）这样的中心到卫藏的道路，墀噶是益西央的宗教中心。有大日如来佛像的石刻的遗址可以连接成链环，但目前此环停在了丹玛札。奇怪的是，尽管卫藏有许多与宗教有关的摩崖石刻，但尚未见有像安多和康区这样的石刻的报道。对研究者形成一个挑战的是，不仅仅要考察此链环从西藏东界可能向西延续的问题，而且也要考察它从敦煌沿丝绸之路的故城延伸的问题，因为至少到公元850年藏传佛教还幸存于那些地方，甚至晚至宋代的凉州还有数量众多的喇嘛。

吐蕃人这样孤立的小块地区之存在，可能对“藏传佛教之火种余烬的幸存”攸关，到公元10世纪使之在卫藏再度弘传。而这里的墀噶再次起到了作用。因为贡巴饶赛（Dge ba Rabgsal，后弘期下路弘法的初祖——译者注）在皈依佛教之后就住在丹底（Dan tig，今循化县），并在此驳倒了某些居住在山洞中追求顿悟的隐士——顿门派，也许他们是从墀噶的益西央的佛教经院来的幸存者。贡巴饶赛从三位高僧大师（即藏饶赛、郁·格迴、玛尔·释迦牟尼——译者注）那里剃度受戒，他们从卫藏逃亡出来，以躲避朗达玛（Lang Darma）的迫害。据说，在西宁（Hsi ning）之北的华日（Dpa’ri，今天祝县）有一石柱，上面刻有三位大师之名，这是研究者应加以证实的事情。

卫、中部西藏（Dbus）和后藏（gtsang）派来的10个人受戒就在丹底，并从此返回西藏腹地，建立寺庙，也许就经过了杰衮朵、札拉磨和丹玛札附近的古代石刻旁之道路。

我确信，安多和康区是一片从事考古学研究与藏族文化和历史研究的“沃野”。

2011年

Abstract

In China Tibetology 1988(4), two Tibetologists described two important sites at Bis mdo and Leb khog near Jyekundoo. At each there are religious carvings and inscriptions on rock faces, some of which are dated in the 9th century.

The author assumes that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in the article suggests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other such carvings and inscriptions in Kham, and offers explanations for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