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石渠县松格嘛呢石经城调查简报
四川石渠县松格嘛呢石经城调查简报[1]
故宫博物院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石渠县位于雅砻江的源头地区，地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西北边陲，青藏高原东南部，川、青、藏三省区的交界处。西面、北面分别与青海玉树的称多、玛多和达日三县接壤，南接四川德格县并与西藏自治区江达县隔金沙江相望。石渠县属青藏高原主体的一部分，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基面高差620米，呈高原剥蚀地貌。北起巴颜喀拉山南麓，南抵沙鲁里山脉的莫拉山段，南北均为山所环抱，形成相对独立的高地大草原。其间山峦起伏，河流纵横，为雅砻江的主要发源地。由于雅砻江的上游又叫扎曲，雅砻江纵贯石渠全境，因此石渠藏语别称“扎溪卡”（rDza chu kha），意为“雅砻江边”。境内平均海拔4200米，总面积25141平方公里，草地约占90%，除海拔较低的洛须一带有少许农耕地外，基本上是一个纯牧业区。
由于多种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对石渠县境正式的、科学的文物考古工作基本没有开展过，而对松格嘛呢石经城的介绍与认识始于21世纪初。2000年石渠县文化局曾到松格嘛呢石经城进行实地调查；2002年《中国西部太阳部落——石渠》画册中，首次公布了松格嘛呢石经城的部分照片资料；2003年4月4日的《华西都市报》第4版刊登：《甘孜发现罕见“石经城”》，称“石渠县有关部门准备将其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同时国内各家网站也将石经城作为甘孜州石渠县的一项重要的旅游资源而进行重点介绍，但这些都缺乏基本的、科学的资料。2004年10月，四川省内的一些藏学专家应邀对石经城进行了实地考察[2]。2005年6月至7月，故宫博物院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组成康巴地区民族考古综合考察团，对四川省甘孜州重要的文物和主要的文化点进行综合考察，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3]，石渠县的松格嘛呢石经城即为此次的重点考察对象之一。为了进行对比研究，这次还对位于石渠县长沙贡马乡的巴格嘛呢墙和位于青海玉树州结古镇的嘉纳嘛呢堆进行了考察。下面将本次对松格嘛呢石经城的考察情况公布如下。
一、地理位置
阿日扎乡位于县境东部，乡人民政府所在地距县城60公里，海拔4150米。为丘状高原—平原地貌区，年平均气温-7℃～2℃，年降水量390～770毫米，无绝对无霜期，冷季漫长，暖季短促，无明显的四季之分，属于亚寒带纯牧业区。松格嘛呢石经城（gSang gi ma ni）位于阿日扎乡东北，西南距离乡政府所在地约30公里，中心区地理坐标为北纬33°09′145″、东经98°30′327″，海拔4195米（图1）。“松”是地名，即石经城所在地的地名；格属格助词；“嘛呢”即“唵嘛呢叭咪吽”六字真言之简称，“唵嘛呢叭咪吽”是藏传佛教中著名的观世音菩萨的根本真言。藏传佛教认为，我国藏区是观世音菩萨加持教化之地。若此真言着于身，触于手，藏于家，收于门，刻于石，皆可逢凶化吉，遇难呈祥。人们把刻有六字真言的石头或其他与佛教经咒、图像有关的石刻均统称为“嘛呢石”。
图1 松格嘛呢石经城位置示意图
石经城地处一个山间盆地地形的中部偏西，东部正对神山恩德尔红山，东嘎尔曲由西向东经北部的丘陵边缘流过，再绕神山南麓南去，从东南注入雅砻江的支流俄溪（曲玛）河。其所处的位置“与圣自在观世音菩萨所加持的大圣地普陀山无二无别”，为形胜之地[4]。
二、松格嘛呢石经城的结构与构筑方式
松格嘛呢石经城由东、西两部分构成，两者之间有一条狭窄的通道隔开。西部为城的主体，东部为附属部分，属后期增建（图2）。
图2 松格嘛呢石经城平面图
东部平面略呈梯形，以两座夯土残塔为中心，四周堆满嘛呢石。在当地流传一种说法，当初在砌建双塔时与西部的主体是连为一体的，但在砌建过程中遭到雷击，塔身部分倒塌，后来在神灵的指点下获知，二塔与主体连接以后阻断了阴间非人众生转经的道路，因此土塔不再继续砌建，而被雷劈开的部分留作了非人道，成为今天东、西两部分的分界线。后来信众围绕夯土塔堆砌嘛呢石，逐渐形成今日的规模。
东壁长36.7米、高2.3米，其中北端长10.6米的部分设有转经筒。转经筒架紧贴东壁，南、北两端用石片和土混筑砌墙，墙厚0.54米、宽1.1米、高2.1米；中设木柱三根，柱上设替木，上承枋木，其上铺椽，椽头为方形，椽上铺石板。转经筒共25个。转经筒南部原墙的外侧（东侧）又加砌一段长15.5米、宽0.82米的墙体，上部设龛两层，内置彩绘线刻千手观音菩萨、释迦牟尼佛等图像（图3）。东南角呈“┗”形，内抹与外出者系东墙和南墙分别加砌后所形成，内抹1.65米、外出1.1米，底部抹角为弧形，上部为直角。
南壁长9.8米，呈外弧形，高约2米。西端呈“┗”抹角，内抹2.3米，外出0.95米，夹角呈钝角，内抹部分即为加砌的外层墙体的宽度。
西壁长37.5米，高1.4～1.7米，斜直壁，较规整，顶部局部有塌落。
北壁长8.25米，略呈弧形。外侧加砌宽0.4米、高1.9米的墙体一层。
通道（传说中的非人道）略呈喇叭形，长约38米，口部宽1.35米。截面呈倒梯形，底部窄，上部宽，底部宽0.53～0.9米，上部宽1.5～1.8米。
图3 部分东墙龛分布示意图
西部 即通道以西部分是嘛呢石城的主体部分，四面城墙围绕，城内由主体建筑、菩提塔、小城式结构及它们之间狭窄的转经道组成。平面呈梯形。
东墙 全长43.4米，高约3.8米。北端向南约11.3米处墙体突然中断，据观察为后来加砌，厚0.66米。该段墙壁较规整，顶部北端有一龛，龛顶盖板已失，龛内置线刻加彩绘的格萨尔图像一幅（编号DK-11）。为了使该段微内凹的墙体整齐划一，又向南延续补充了长约10米、高1.35～2.25米、厚0.4～0.65米的一段，与前一段墙体的相接处明显，该段墙顶部局部嘛呢石片塌落。龛集中于墙的南半部，55～58号龛内被擦擦（模制佛像）填塞，内置线刻嘛呢石和藏文石经版。据当地文化局的同志介绍，此4块石板记载了石经城的建筑历史，但由于龛内填塞物太多，无法取出，难知其详（图4）。近南端45号龛中置一彩绘线刻莲花生像，传半夜会诵经，当地人视为神异，在龛外加了布障。主墙体下宽上窄，收分明显，后因主墙的外壁分段加砌新墙，墙体逐层加宽，城的面积相应也增大。从顶部看，墙体的北端为两层，外层宽2.4米，内层宽0.86米。墙体最宽处共有4层，宽6.4米，最窄处位于墙的南端，由两层构成，宽3.2米。
图4 松格嘛呢石经城东城墙示意图
南墙 全长61.1米。石经城唯一的入口在此墙正中偏西的位置。以门道为界，将南墙分为东、西两部分。整个墙体略呈曲线，可分作几段从东向西分段叙述。东端墙角为弧形抹角，较东部西墙体向南凸出2.85米。距东端0.95米处有一凸出部分，形如汉式古城墙上的“马面”，高与墙体同，长2米、宽1.9米。东西设过洞，过洞宽0.65～0.7米、高1.9米，顶部平铺宽而平整的几块厚石板，形成门楣，石板宽0.17～0.38米、厚0.05～0.07米。信众常在过洞顶部的石板上涂抹酥油祈求神灵的保佑。过洞之上设上、下两龛（编号NK-194、195），下龛（NK-194）略宽于过洞，宽1.05米、高0.27米、深0.81米，内置一横长方形彩绘石刻，由于龛顶部的石板断裂而用一截木棍支撑。二龛内均供石经咒板，龛NK-194内有兰扎体梵文、瓦德体梵文、藏文阿礼嘎礼字和藏文意译梵文四种文字对照的石经咒板1块，内容是对无垢莲花顶（即莲花生）的祈祷。两角上还有1尊施与愿印释迦牟尼佛像和1座菩提塔像。二者之间有“十相自在”等内容的经牌图案4件。NK-195龛中有兰扎体梵文、藏文阿礼嘎礼字和藏文意译梵文祈祷词，表达了对满足一切三昧耶和忏悔无垢密教经典之王（莲花生？）的赞美，文字下方饰各种珍宝图案，上方饰流畅的卷枝纹装饰图案。整体规整，壁近垂直。
凸出部分以西的墙体有加砌现象，加砌墙体在外，比里层墙体内缩0.36～0.4米。里层墙体下宽上窄，收分明显，在加砌时为了使整个墙体的壁基本垂直，形成了上部宽、下部窄的倒梯形。加砌部分上部宽1.35米、下部宽1.7米（图5）。加砌现象在南墙整体存在，形成了现在的南墙外壁，原墙体已被包于内部，推测凸出的城堡形状部分也是后来在该段的局部加砌所形成的。
图6 南墙体西段局部结构示意图
图5 南墙体外层与里层叠压关系示意图
门道以西部分的外层墙体的砌筑与其他部分明显不同，分为柱状的7段，每段之间可见墙体不相连，有明显的断面。宽度一般为1.6米，西端一段最宽，宽2.5米，似乎是每个部分单独砌筑而成，每一段的中部偏上一般有一个龛，个别有两层三龛，呈倒品字形排列。有的龛的两侧的墙借助了其左右两侧的墙体而形成完整的龛，据此推测该段的墙体先砌成凹凸相间的垛口状，然后又将凹处补砌，最终形成平齐的一面墙。（图6）
墙体西端转角处为弧形。
整个南墙从外观看，共有3层，外层较低，龛主要分布于该层，中间层最高，亦有龛分布，内层最低。龛共计195个。外层龛一般有上下4层，集中分布于凸出部分以西到门道入口处长约27米的这一段墙上，最上层龛由于墙体垮塌而大部分残缺，龛内一般为涂彩藏文六字真言；第2层局部垮塌，第3层基本完整，第4层完整。除部分龛位由于内部供物过多或者所处位置不佳不易观察外，其余龛内供奉的石刻内容基本可以确认。以门道为界，西段龛中主要供奉的尊神有释迦牟尼佛（NK-131、NK-136、NK-150）、四臂观音菩萨（NK-152）、宁玛派本尊金刚橛（NK-145）、莲花生（NK-143、NK-149）以及各种菩萨的单尊或组合像（NK-130、NK-134）。还有格萨尔王（NK-141、NK-142）、晁同（NK-144）和汤东杰布（NK-151）等形象。东段龛中所供尊神又可分为两大内容：靠西部分供奉佛教题材，如诸般若佛、弥勒菩萨、白救度佛母等；靠东部分以格萨尔王形象（NK-49、NK-81）及其主要大将（NK-50～59）和宁玛派护法（NK-89～103）为主（图7）。第2层的龛仅在顶部可见，可能原来壁上都有龛，但被外层所叠压。从顶部看，南墙一般也是3层构成，南墙的最外层（加砌）低于相邻的一层约2米。最窄处在东端的马面处，分两层，内层宽2.2米，外层宽0.9米，根据观察，这应该是东墙的主墙体。
图7 松格嘛呢石经城南城墙示意图
图8 门道东侧墙体结构局部示意图
门道 门道位于距西端20.85米处，底部宽约1.3米，上部宽约1.9米。门道呈两端宽、中间窄的腰鼓形，最窄处仅0.38米，两侧的墙体收分明显。门道两侧的墙体加砌痕迹十分明显，东壁长13.7米，由南向北可见明显的三层，宽度分别为4米、3米和6.7米（图8）。西壁长14.1米，外层（南）宽4米，其内层的墙体底部高约1米为一个整体，上部分则可见明显的内、外两层，局部因塌陷而出现一个宽1.7米的缺口。
西墙 全长47.4米。从外立面看，可见明显的4层。南部外层有一段长15.2米、宽0.4米的墙体的构筑方式与南墙西段相同，也是分段砌筑的，共6段，每段长度大体相等，长约2.2米。向里一层全长47.4米，南段被最外层的墙体叠压；北部似为整体构筑，顶部大部分塌陷，共有上、下四层龛，上层龛仅余北端2龛，第2层余北部5龛，第3层余9龛，第4层共30龛（图9）。龛大小基本相同，位置相对，龛长0.5米、高0.25米、深0.35米，内置彩绘线刻佛像，主要以三十五忏悔佛（不全）、八大菩萨和莲花生像为主。其他各层则可见高出其外层的部分。从顶部看，墙体大约由6层构成，宽7.8米，加上外面的两层总宽度约10米。北端最窄，仅3层，宽3.3米。
图9 松格嘛呢石经城西城墙示意图
北墙 全长59.1米，略外弧。墙高6.2～7.5米。墙体下部宽、上部窄，收分明显。西北角转角呈“┗”形，系由于后加砌墙体时遇到该处所竖立的风马旗杆而两道墙体不能相交所致。整个墙体距西端13米处有一段长约23米的墙体由于受到上部和内侧墙体的挤压而明显外鼓，成为一段危墙。也许正因为如此，北墙体明显较其他各墙的内侧增砌部分较窄，而在外侧局部加砌护墙以保护主墙体。护墙共两段，第1段位于西端墙体外侧，长4.6米、高约3米、厚1.8米，底部宽、顶部略窄。其西端的底部可见嘛呢石块是直接从地面开始平铺砌筑的，由于常年转经，现地表已低于原地表约10厘米。第二段护墙距西端17.4米，长8.5米、高1.75米、宽0.5米。
墙体西端有明显的后来加砌的现象（实际上是西墙加砌后形成的），共3层，呈台阶状，由里向外分别宽1.4米、1.1米、0.87米。距西端9.8米处的底层有一块长4.6米、高0.85～1.03米明显不同于墙体其他部分的“补丁”，所用的红砂岩石块与墙基部分相同，石块明显比墙体部分嘛呢石片大，长37～60厘米、厚9～17厘米。是否为局部修补，不详。
从北墙和东墙的北段看，墙体在用嘛呢石砌筑前，对原来南高北低的地形用较大的红砂岩石块进行了基部水平处理，如东墙北段长6.6米部分的底部就铺1～5层石块找平，最高0.55米。北墙体的基部一般用石3层，高0.33米。供龛主要集中在东部顶端和腰部，西部仅见数龛。其中顶龛是在红色石板砌成的墙体内，基本可以肯定是后来增砌的部分。墙体东部顶端由西向东排列26龛，龛内置线刻加彩绘的图像，其中主要供奉宁玛派祖师像。腰部龛尺寸稍小，供奉了一些重要的梵藏文经咒嘛呢石板（图10）。
图10 松格嘛呢石经城北城墙示意图
从顶部观察，北墙的加砌部分主要是贴在墙体内面。主墙顶部宽0.6～2.2米，加砌的墙体宽约0.6米，且低于主墙体0.6～2.27米，两墙体之间有一宽0.4～1.3米的夹道，局部因倒塌而填满了乱嘛呢石片，而这个位置恰好就是主墙体外鼓的部位，可能是受到倒塌的内墙的挤压、冲击所致。该墙的内侧还有后来比较零乱堆砌的嘛呢石堆组成的低矮的墙。
城的四角和南墙以及北墙墙体的外侧树风马旗杆。北面包括东南角和西北角共6根，间距最大者21.2米，最小者10.3米。风马旗杆下端长约0.8米的部分用两根高1.2～1.5米、直径0.17～0.2米的木柱相夹，上、下两端分别用八棱铁棍固定，下端的铁棍抽取后，风马旗杆可以以上端的铁棍为轴而起降，当需要悬挂风马旗时可以放平，挂好后再升起，然后把下端的铁条穿入固定，则风马旗稳固地竖立。这种方法十分便捷，可以使风马旗杆起降省力。
城内部分包括主体建筑部分、菩提塔、小城和其他附属堆积以及它们之间狭窄的转经道。
主体建筑部分也是用嘛呢石片层层叠叠垒砌的，现最高处约15米。位于城内偏西，门道基本正对其中线（略偏西）。从门道进入有夹道（即转经道），可绕主体建筑一周。
主体建筑的南立面呈凸字形，底部东西长22.7米。南面加砌现象明显，可见三层，每层的外面都有龛分布，龛共计42个，局部被加砌的外层墙所叠压（图11）。顶部可分为明显的三部分，两侧部分紧贴中间凸出的部分，三者之间截然分离，推测砌筑时先砌中间部分，再砌两侧部分，中间部分在加高的同时，两侧部分也在加高，两侧部分还对中间部分起到加固的作用。壁面较平整（图12）。底部又在外壁加筑一层，中间高两端低呈扇形，最高处约2.9米。由于主体建筑和南墙的加砌，占据了部分夹道，使得夹道越来越狭窄，现夹道底部最窄处仅宽0.30米，侧身屏息才能通过。门道右侧的通道自东向西设有六级踏步，高约1.3米，用大块的嘛呢石片叠砌而成，据调查最上一级踏步与原通往主体建筑顶部的石梯相连，现石梯被嘛呢石堆填。
主体建筑的西、南和东面的底部都向外加砌而形成了一个“平台”式结构。西立面呈“┗”形，顶部正中有1龛，内置图像的色彩脱落，由于距离较远且位置较高而难以辨认图像内容；其下有3层龛，现存7龛。南半部分被后砌高约3米的一层遮挡。根据其他立面的情况推断，龛应该是对称分布的。底部加砌的“平台”南北呈弧形，长9.3米、宽5.4米、高2.3米，壁面较整齐。与该平台相接向北又有一段长约17米、高约1.7米的弧形墙，此墙与北面加砌的平台式结构部分相接（图13）。与西城墙形成的夹道宽0.3～1.3米。
图11 主城南立面佛龛分布示意图
北立面整体呈凸字形，正面明显看出加砌的痕迹，加砌的两层也设有龛，部分外层的墙叠压了内层的龛。龛共13窟。底部向外加砌的“平台”宽约9米，全长26.4米，多次加砌、堆积的痕迹明显（图14）。壁外又垂直砌筑数段墙，因而外壁很不规整，西北角为弧形。与北墙体形成的夹道宽0.9～2.8米。
图12 主体建筑南立面顶部结构示意图
东立面略呈凸字形，南、北两侧为加砌，以加固中间部分，南面呈阶梯状。正面偏南部位也加砌一层，呈弧形，底宽5.5米，高3.2米。主墙及加砌部分均设有龛。顶部正中设一龛（编号ZDK-1），内供彩绘线刻的释迦牟尼佛。以释迦牟尼佛为中心，下面共三层，每层五龛，对称分布。南半部第2、3层的龛被后砌部分叠压。“平台”部分宽6.3米、高约1.7米，顶部北侧与主墙相接砌东西向墙一道，长约6米、高约2米。南面设上、下两层龛，通长3.9米，上层龛高0.99米、宽0.5米、深0.93米，顶部覆盖一层石片。龛内部相通，仅用石片作隔断，内置绘彩的莲花生、双身本尊像等图像；下层结构与上层相似，内置减地线刻六字真言的单字字母。该段墙体的南侧，有一塔刹状的遗迹，传为水井，又传为晁同所建的塔由于下陷而露出的顶端部分，由中间穿孔的圆石层层叠垒而成，现可见六层，据传下面很深，不同的人可听到不同的声音。“平台”的壁长15.7米，北端向西内折2.4米后又弧形向北延长约7米，上部有龛，一般两层，南端下层部分龛被模制佛像填塞，北部的线刻彩绘图像有释迦牟尼、忿怒金刚手、罗汉、四大天王和莲花生等（图15）。
图13 主体建筑西立面龛分布示意图
图14 主体建筑北立面佛龛分布示意图
图15 主体建筑东立面龛分布示意图
菩提塔 菩提塔位于主体建筑北面加砌的平台的东北角，所在地势低于四周，南边低0.8～1米，西边低0.6～0.8米。须弥座近方形，长6.3米、宽6.1米，底高0.4～0.6米，用石块砌筑，束腰长3.9米、宽3.85米、高1.1米。塔肚为圆形，上置塔刹，塔刹由十三相天和顶部的仰月宝珠构成。现塔为村民在原塔的基础上维修，由于地基未经处理，塔体向西倾斜，须弥座有一条斜向的长而宽的裂缝。出于安全考虑，未对塔座以上部分进行测量。塔门朝向东。菩提塔距城的北墙体2～2.9米，距东墙体1.4～2.7米。
小城式结构部分。位于主体建筑东面、菩提塔的北面。墙一般高约2米，最高处约3.4米。东墙长12.9米、高约1.8米、宽约1.8米，东墙的北端约1/3处设门，门宽1.4米。南墙长12米、宽约4米。西墙长15米、宽5.5米，由内外两道墙构成，外墙宽约1米、内墙宽约1.2米，内墙高于外墙1.65～1.71米。北墙长10.7米、宽4.1米。城内部被堆砌的嘛呢石占据，基本没有空地。东壁与城的东墙体形成的夹道宽1.34～2.2米，南壁与城的南墙体形成的夹道宽0.8～1.9米。
三、壁龛结构
主体建筑的四面和城的墙体上都或多或少地分布有龛。东部分的东墙有50龛；西部分东墙62龛，南墙195龛，西墙59龛，北墙50龛。南墙和西墙的顶部交界处也有一排17龛，由于无论从南面还是西面都观察不到，暂时未做编号。主体建筑东立面65龛，西立面7龛，南立面42龛，北立面13龛。东面的平台顶部的西侧加砌的一段墙上也有两层8龛未编号，实际整个城中龛的总数为568个。编号时按照当地的宗教习俗，顺时针进行编号，多层墙体上龛的编号一般采取由外层到里层逐层编号。如南墙体龛的编号先编外层，再编第二层顶部可见的龛。编号由所在方位的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大写字母加龛号组成，如南墙第8号龛编号为NK-8，主体建筑东立面第一号龛编号为ZDK-1。
从调查的情况看，由于嘛呢城系多次砌筑，部分城墙上的龛和主体建筑四个面的龛都存在被后来加砌的部分所叠压的情形，或无法统计，或无法知悉其供奉内容。另外，一些新龛里供奉的是旧的嘛呢石刻像，而另一些旧龛内也有新供的嘛呢石刻。更普遍的现象是，绝大部分龛内通常都供奉多个内容不同的嘛呢石经咒或尊像，彼此叠压，少数供龛则几乎被擦擦填满。这些因素多少都会影响到我们对嘛呢城石刻内容和分布的正确判断。但总体看来，新旧墙体上供龛分布并不均匀，旧墙体上供龛数量明显偏少，内容以梵藏文经咒和六字真言为主，石经板上仅有局部的装饰或图像；新砌或增砌墙体上供龛不仅数量多而且有明显的人为设计供奉内容的痕迹，形制大小及彼此之间的间距大体相当，除常见的六字真言外，还有大量的彩绘线刻尊神形象，具有强烈的格萨尔王崇拜和宁玛派信仰的影响。
龛的形制以单龛为主，即一龛内置一个或多个刻有文字或图像的嘛呢石，龛两侧的墙一般用嘛呢石片叠砌，龛墙有宽有窄，最窄者即相邻龛之间的龛墙仅有一块石的宽度，有的还在龛墙的内侧立砌一块较厚的嘛呢石片，外观上更为规整。顶部盖一层较厚的石板，再于其上垒砌嘛呢石片。龛的后壁一般借用里层墙体的外壁，嘛呢石稍倾斜靠后壁供奉。有的龛外观为单独的龛，实际是由相邻的两龛（一般为左右相邻，也有上下者）组成，内置一块较大的嘛呢石或多块嘛呢石；另有一些单龛，里边用石板隔成上、下两层，各供嘛呢石。以下举例说明。
NK-8，位于南墙东部。平面呈“┛”形，主龛上宽下窄，宽0.7～0.9米、高1.2米，深0.98米。左框用嘛呢石片叠砌，上承龛顶。顶部铺嘛呢石块两层，厚0.34米。用木块作楣框，木块长1.2米、厚0.2米，架于两边的框上。龛左部明显小于右部，底部略高于右部，亦以木块为楣，其上铺筑嘛呢石片，龛宽0.32米、高0.48米、深0.98米，四周以木板为框，木板厚4厘米。两部分之间立一木块，高0.6米、厚0.2米，既为左部的立框，又是两部分的分界。整个龛是一个整体，内置彩绘线刻的嘛呢石四块。从整个形制推测，龛原为一大龛，推测后来为了加固、维护，加筑了木块，形成了现在之形制（图16）。
ZDK-51，位于主体建筑东面底部平台北端向西折的第一龛。平面呈长方形，长1米、高0.78米、深0.55米，两边用层层垒砌的嘛呢石片为框，框边规整，顶部覆盖不规整的石板一块，仅一层，因此龛顶封盖不严。靠里壁稍倾斜放置一块彩绘线刻的嘛呢石图像，靠右框亦斜置嘛呢石一块（图17）。
图16 NK-8平、剖视图
图17 2DK-51平面纵剖图
ZDK-56，位于主体建筑东面底部平台北部、ZDK-42龛的下方。平面略呈方形，宽0.51米、高0.45米、深0.54米，两侧各竖立嘛呢石板一块，既是本龛的侧框，同时又是相邻框之间的界线。石板高0.41～0.43米、厚0.04米，顶部用整块石板覆盖，石板长0.68米、宽0.26米、厚0.03～0.08米，左端叠压在ZDK-57的盖板上，后部又被ZDK-55的盖板局部叠压。靠龛里壁稍倾斜放置一嘛呢石刻（图18）。
四、嘛呢石刻的内容及雕刻技法
松格嘛呢石经城全部用刻有文字和图像的石片层层砌筑而成，石片一般厚5～9厘米，石片的两面都刻有文字或图像，朝向外侧的一面后来也补刻有文字。松格嘛呢石经城的岩石主要分为两类：一类为红色砂砾粗碎屑岩，约占65％；另一类为青灰色砂岩，约占35％。据调查，筑城的石料来源并不唯一，现在多就近取材，主要取材于城北侧的丘陵部分山体露出的第三系一套山涧盆地和断陷盆地红色碎屑岩和三叠系的砂板岩。石刻的内容，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图18 ZDK-56平、剖视图
（一）文字类
以咒文和祈愿文两种为主。松格嘛呢石经城中嘛呢石刻的咒文内容远较其他堆积中丰富，除了常见的六字真言，“唵嘛呢”等常见的短咒文外，还有很多转经时经常唪的长咒文，如《毗沙门天王咒》、《百字咒》、《佛顶大白伞盖楞严陀罗尼》、《无量寿佛真言》、《大悲观自在菩萨总持经咒》、《文殊师利菩萨神咒》、《救度佛母神咒》、《灭恶趣神咒》、《金刚手菩萨神咒》等。祈愿文的内容也相当丰富，如赞颂佛、法、僧三宝，以莲花生为代表的西藏上师；祈愿消除罪孽，转生极乐世界；祈祷一方平安、家畜多产等。其中是否如当地传言所云有《甘珠尔》或《丹珠尔》经典的石刻尚待证实，目前所见的只是一些梵藏文对照的经典题目，并不见经文。一些简短的咒文或祈愿文不仅有藏文，还有梵藏文等多语种对照，周围不仅有装饰图案，还刻有复杂的图像，十分精美。这种嘛呢石通常加工得非常平整，多用较为细腻的青灰色石块为之，作为供奉或搭建供龛用，鲜有砌墙者。现在一些杂乱的嘛呢石堆积中也能翻出这种石刻，这是因为墙体坍塌以后，将其叠压的结果，不应是当初的安设。大量用于堆积墙体的石块往往刻有多个较长的经咒，而且上下两面，甚至朝外露出的一侧面也刻经咒（图19）。但总体看来，石料加工相对较粗，石质也不够细腻，以刻划文字为主，鲜有图像或其他图案装饰。雕刻技法上数量众多的墙体石刻主要是阴刻，如六字真言等简短咒语和一些祈愿文则多采用减地的雕刻方法，有的还施以绘彩：一般字用较醒目的蓝色或绿色，周围用金色。
图19 刻有经咒的嘛呢石
（二）图像类
正如上文提到的，图像类嘛呢石刻主要有两种：一是格萨尔题材，二是佛教题材。格萨尔题材类包括格萨尔和他的三十大将（并不完整），格萨尔石刻所用嘛呢石较大，一像一龛，城墙的四面都有发现。东墙位于东北角的龛内（DK-11）。西墙发现一幅，位于西南角最高处的一龛内（XK-1）。南墙门道的东部则为格萨尔（NK-49、NK-81、NK-141、NK-142）和他的大将（NK-50～59）。北墙发现的格萨尔图像则位于墙体顶部偏西的乱石中。格萨尔的形象相似，均骑红色战马，着甲胄，背负箭矢，以战将的形象出现，周围有八宝图案。另外，在南墙的西段发现一例与晁同有关的嘛呢石刻（NK-144）。在格萨尔的史诗中，晁同是一个两面派的人物，在霍岭大战中，正是由于他的出卖，才使格萨尔的两员大将战死在恩德尔红山，而传说中石经城的起源，正与晁同忏悔和超度亡灵有关（详见下文）。
佛教题材是图像嘛呢石的主要内容。常见的佛像尊神有很多，如释迦牟尼佛、药师佛、无量寿佛、四臂观音菩萨、文殊菩萨等，除作单尊供奉外，还有大量的组合尊，如三十五忏悔佛、三长寿佛（无量寿佛、尊胜佛母、白救度佛母）、八大菩萨、八大救难度母、十六罗汉、八大天王等，这些尊神基本上没有教派区别，是藏传佛教中普遍供奉的内容。还有一些明显带有宁玛派色彩的尊神，如莲花生、莲花生八种变相、宁玛派的祖师像以及与宁玛派有密切关系的大成就者像、宁玛派最有名的本尊神金刚橛、马头金刚以及宁玛派的低级护法神等。祖师像集中分布于北墙顶部的龛中，本尊和护法神类则分布在南墙门道东部格萨尔大将东侧的龛中。这些供奉内容给这座石经城打上了很深的宁玛派的烙印。
图像嘛呢石通常都是线刻，或在减地线刻的基础上，再施彩绘。此类图像中不排除有一些是在旧的线刻图像上反复施绘新彩的现象。
我们对墙体和主城内西部主要堆积中的嘛呢石做了采样和墨拓。墙体里的嘛呢石板采样点是在非人道内，主城部分的东墙。这段墙正好有一段坍塌重砌部分，我们选择了相对典型的嘛呢石板三块。经咒石板采样有三个点：一是主体建筑东部小城式建筑的北墙西南角上；二是主体建筑北面底部平台的西面；三是西墙的顶部中段上。我们从中各取了一块石经板样。从我们对墙体内取样的拓片来看，这些石板均未进行过精细加工，表面不平整，形状也不规则。藏文笔道拘谨，排列又非常密集，但基本还能识别。对于主城内采样，我们特别注意选择了一些比较精美的经咒带装饰图案的石经板。
图20 四体文字对照《贤劫经》嘛呢石
第一个采样点采集的是一个兰扎体梵文、瓦德体梵文、藏文阿礼嘎礼字和藏文意译梵文四体文字对照的《贤劫经》经名。其行文方式完全采取了藏文佛典开头的模式，即在“梵文经名曰”和“藏文经名曰”之后分别列出各自文字的经名。在文字的上方有三个伞盖图案作为装饰，周围有八宝图案，左右上角分别刻划了施与愿印和无畏印的释迦牟尼佛像。整个图案采用了浅浮雕的技法，线条流畅圆润，显示出工匠很高的工艺技术水平（图20）。第二个采样内容是藏文经，名曰《圣大解脱十方广大忏悔成佛大乘经》。值得注意的是，这部经典是汉文经典的藏译本，所以没有梵文名。经文上部还有三个伞盖和珠宝装饰图案，顶上是施触地印的释迦牟尼佛像。采用浅浮雕的技法，画面堪称完美（图21）。最后一个取样是一个阴线刻和减地技法结合的石经板，内容以兰扎体梵文和藏文阿礼嘎礼字对照的六字真言为主，下方正中是一段发愿文，左右刻划白度母（？）和一座菩提塔。石板加工非常平整规则，虽然以平面刻划为主，但伞盖两端的锦帛飘然生风，婉转生动（图22）。
图21 汉文经典藏译嘛呢石板
总之，这些石刻不仅内容丰富，也代表了较高的技术水平。
松格嘛呢石经城东面约500米处即为牧民聚居区，这里相当一部分牧民以刻嘛呢石为业。他们将刻好的嘛呢石卖给信众，信众再把它放到城墙上、主体建筑上或城外的墙边。根据现场调查，刻嘛呢石者有男性也有女性，有年龄大者也有年龄小者，这种职业似乎并不受性别和年龄的限制。以刻六字真言为例，刻前先用铁钉状的工具根据石的大小和要刻的内容在石上刻划出草稿，再将铁钉的前尖端顺着划出的笔道，用槌敲击铁钉的末端即在石上刻出相应的文字。
五、石经城的时代和价值
藏文文献记载，石经城最早为一堆嘛呢石和一个塔。约于10世纪，格萨尔的叔叔晁同在与霍人的大战中出卖了格萨尔的两员大将——军师阿柯西奔之子诺姆日达和甲察之弟容查玛勒，致使两人在恩德尔红山阵亡。为了表示忏悔和对战死亡灵的超度，晁同堆砌了嘛呢石堆和佛塔（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为了惩罚晁同，限他在七日之内建成嘛呢堆和佛塔），久之被风沙埋没（也有说是由于下陷后被风沙所埋）而不为人所知。数百年之后即18世纪，普康寺的创始人白玛仁钦因缘巧合发现了原嘛呢石旧址，遂在此地四面立下四个堆垛，发心就地建立嘛呢城。后以此为基础，逐渐形成了今日之规模。
图22 兰扎体梵文与藏文对照的石经板
根据以上口耳相传的历史，我们把石经城的历史以白玛仁钦为界分为两个时期：白玛仁钦以前的时期和白玛仁钦及其以后的时期。
白玛仁钦以前的时期即传说中的格萨尔时期。这个时期属于藏族史诗时代，无论是其历史面貌和时代均无法确定，而且《格萨尔史诗》的历史跨度很长，从10世纪到18世纪的历史事件均掺杂其中。把这种传奇性质很浓的诗史作为确切史实使用是很危险的，也是很不严谨的。从实地考察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一个无法突破的难点。10世纪最原始的堆积（假如的确存在的话），完全可能包裹在18世纪以后白玛仁钦时代的堆积中，而考古发掘或深入主城内部采样均无可能。因为目前的堆积现状是，城墙中，仅北墙和东墙的北部保存有原始的墙体，其他部分或有坍塌重砌的现象，或被后来的构筑所包裹，主体建筑的情况也是如此。白玛仁钦及其以后的时期可以说是信史了，剔除藏文文献中的宗教色彩，基本可以肯定白玛仁钦曾组织构筑了松格嘛呢石经城，形成了今天我们所见到的石经城的基本轮廓。从我们对实地调查结果的分析以及根据采集到的嘛呢石的文字标本和图像标本所作的艺术风格的分析也可以得出与之相同的结论。
由于上面提到的宗教方面的原因，整个石经城的考察仅能进行堆积表面的采样和浅度采样。我们观察到，石经城内供奉的经咒嘛呢石和图像嘛呢石均没有见到早于18世纪的作品。如一些精美的经咒嘛呢石年代在整个嘛呢城的石刻中年代偏早，上面的梵文几乎都是兰扎体和瓦德体的对照，对这两种梵文字的起源学术界意见并不统一，但根据现有的材料，多数学者们相信它们出现在10—11世纪可能性更大。据此，我们基本可以肯定，11世纪，藏区不可能出现数量集中且如此成熟的梵文石刻，它们的年代应该较传说中的史诗时代晚。从艺术风格的角度来看，这些石刻的年代应晚到18世纪。我们在主城内采样的三件石刻中，第一件的作品风格最为成熟，艺术水平也最高，线条圆熟，自然流畅，装饰图案和佛像、菩提塔的刻画也相当精细。但是，其艺术风格已经具有西藏走出古典主义时代、进入新艺术时代的特点，即讲究清新自然的艺术风格，而不是典雅高贵的旧风格。这种风格的形成在17世纪下半叶，此后，在整个藏区普遍流行，相对而言，康巴地区的流行多见于18世纪。总之，从目前所见到的松格嘛呢城的石刻来看，其年代不会早于这个时期。
据石渠县居·米旁寺的住持活佛居·贡智晋美龙朵曲吉坚尊（.Ju dgon sprul .gyur med lung rtodgs chos kyi rgyal mtshan）回忆，在他11岁（现年36岁）时看到的松格嘛呢石经城的情况是这样的：由东、西两部分构成，东面的部分上有小塔；西面的主体部分四周有墙，南墙开设门道，城内仅有一座嘛呢石堆和晁同修建的塔，嘛呢石堆里的嘛呢石既有本教的经文，也有佛教的经文，而晁同塔已坏，后来是当地一老百姓出资修复的。城内宽敞，没有其他的堆积。墙也仅有一层[5]。这与我们调查的关于城的构筑情况是一致的，也就是城是在一个城址的基础上后期经过多次砌建形成的。根据这个调查材料，城的大部分构筑应该是在近30年左右的时间里形成的，结合巴格嘛呢墙的情况，这个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巴格嘛呢墙位于石渠县长沙贡马乡，地处雅砻江及其支流麻母河交汇的三角形阶地上，距县城53公里，呈东南—西北走向，正对扎加庞秀神山。巴格嘛呢墙由扎·巴格活佛始建于1640年，“文化大革命”中被毁，仅存东南端长约10米的一段，后来向西北加长，现在已成为长1.7公里、宽2～3.6米、高1.78～3.9米的规模。
巴格嘛呢墙墙体的两侧都有龛，龛内置六字真言或绘彩的图像。需要注意的是，就图像而言，巴格嘛呢墙与松格嘛呢石经城的图像无论从内容还是风格，甚至雕刻技法上都有着极其相似的地方；就时代而言，其始建人巴格活佛生活的时代正是在17世纪下半叶，其中最早的作品可判定大约是这个时期，这也基本证实了我们对松格嘛呢城的年代所下的结论。
在藏区的嘛呢石文化中，最常见的是以嘛呢堆的形式出现的，分布地域也很广，在西藏地区、青海安多藏区和四川康巴藏区的大部分地区都有分布，其堆垒的方式，或用天然扁平的卵石，如位于西藏那曲地区比如县县城东北、布曲河东岸的嘛呢堆，全长55米，用大小不等的卵石堆垒，最高处约1.8米[6]；还有一种就是先用石块（片）垒砌规整的围墙，再于其内堆填嘛呢石块，如位于青海玉树州结古镇的嘉纳嘛呢堆即属于此类[7]。嘛呢石文化中还有一种表现形式就是嘛呢墙，即沿着一定的方向堆放。这种形式见于四川甘孜州藏区，尤以石渠县最常见，如位于长沙贡马乡的巴格嘛呢墙即为典型。而松格嘛呢石经城是建成了城的形式，因此就建筑形式而言，石经城在整个藏区是个特例，甚至在我国的建筑史上也是个特例。
松格嘛呢石经城的构筑全部用嘛呢石片而没有任何框架作支撑，石片间不用任何粘接材料，用石近千万块直接堆砌而成，历经数百年甚至上千年时间而不倒，这在建筑技术方面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究其原因，一是墙体本身底部宽而上部窄，收分明显，基础部分稳固；二是多次的加砌使墙体逐渐加宽，同时也稳固了原来的砌筑部分；三是垒砌的嘛呢石片本身宽而平整，又是层层错缝叠压，彼此之间相互受力形成了一个整体。松格嘛呢石经城是藏族人民聪明才智的体现。
从松格嘛呢城的石刻内容来看至少有三个方面的价值应当引起藏学研究人员的注意。第一，我们知道嘛呢石堆积中以六字真言居多，但不是全部。六字真言代表的是观音菩萨的崇拜，其他的经咒显然也有同样的功能。如能将其中经咒全部识读下来，加以研究，对于我们了解藏民族普遍的信仰心理和宗教取向是一个十分难得的好材料。第二，嘛呢石中刻划了一些经典的名字，这些经典的选择表达的是普通信众的信仰要求，而不是高僧大德们学院式的哲思，从中反映出有一定知识基础的信众的精神追求。第三，图像嘛呢石对于格萨尔史诗与民间信仰的发展的研究的关系自不待言，而宁玛派的图像学材料则更为对该派的研究开辟了一个重要的窗口。我们知道，宁玛派主要分布在康区，其教派重密修、重仪轨，但在经典的阐发和图像资料的刊布方面则较其他诸派影响要小得多，这些宁玛派尊神石刻图像对于图像学研究有很大的价值，各尊神色彩准确，法物清晰，很多都有藏文名号，而且成系统地供奉，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
总之，松格嘛呢城是一个巨大的宝库，我们对它的认识才刚刚开始。
六、相关问题的初步探讨
根据调查的结果，我们对松格嘛呢石经城的相关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关于松格嘛呢石经城的性质的推测。根据口耳相传的历史，石经城的砌建初衷是祭奠战死的亡灵，后来经大德白玛仁钦之手，又成为藏传佛教宁玛教派的圣地。在藏传佛教地区，雕刻嘛呢石或堆放嘛呢石是修行积德、祈祷还愿的一种方式。对健康者是一种祈祷，祈愿健康长寿和生活幸福。对有病者，可以驱除病魔，祝愿病人早日康复。对于亡者，家人通过向嘛呢石堆摆放嘛呢石，可以祷告亡灵，希望死者能早日归往极乐世界或转生善途。如果是超度亡灵，则嘛呢石上应该刻有超度内容的经文或“六字真言”，可惜这方面的相关研究还没有进行。
从供龛内石刻图像的内容看，以表现格萨尔王传说和宁玛派题材为主；从供奉的位置看，格萨尔像在城墙四壁供龛内都有发现，而以南墙最为集中，除了格萨尔本人外还有他的将领图像，这在其他嘛呢堆积中并不多见。宁玛派题材的图像则见于北墙和南墙，北墙以祖师像为主，南墙多见本尊神和低级的护法神。格萨尔题材和宁玛教派题材的图像同时在南墙并列供奉，内容同样丰富，反映出格萨尔王的崇拜在当地十分盛行，地位很高，而且与宁玛派有着某种密切的关系。根据我们对寺庙所藏的以格萨尔为题材的唐卡看，有些寺庙如德格更庆寺、石渠居·米旁寺内收藏的格萨尔唐卡大多是18世纪甚至更晚的作品，明确将格萨尔王纳入宁玛派神系中，作为战神形象的护法神绘入宁玛派唐卡中，则更要晚到19世纪末至20世纪。我们似乎可以推测，格萨尔的盛行大概是18世纪以后的事，可以肯定，格萨尔与宁玛派的密切关系建立时间并不长，可能会晚到19世纪以后，从松格嘛呢城演变过程来看，南墙所反映的只能是20世纪历史现象。
格萨尔王传说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宁玛派是藏传佛教中最具本土特色的教派，极易将格萨尔吸纳进自己的神系中，扩大本教派的影响。格萨尔也由此得以从民间传说而受到重视，成为重要的佛教神。
松格嘛呢城最具特色的就是它是“城”的形式，藏区大多数嘛呢石堆积或是“堆”或是“墙”。根据藏文文献记载，白玛仁钦当年建设嘛呢城是按照五方佛的曼荼罗形式设计的。如果这种记载可靠的话，松格嘛呢城就不是普通的嘛呢堆积，而是有着五方、五佛和金刚墙的完整系统，可惜，由于嘛呢石长期堆积、互相叠压，几乎找不到最初设计的痕迹，城墙的存在可能是唯一的证据。
关于松格嘛呢城的正方向是朝南还是朝东还有争议。
一种观点认为，门道设于南墙，而南边的入口通道是白玛仁钦时代就已经确定下来的，未经改变，所以南面作为原始入口和正方向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后来白玛泽旺堪布在主体建筑顶部增砌吉祥法轮和胜幢，均显示南方为正方向。城中主体建筑的顶部的吉祥法轮和胜幢均朝南，证明此城以南为正向。
另一种观点认为，很多证据表明东面是城的正面。其一，神山恩德尔红山在东面，石经城的正面应当是朝向神山的；第二，只有在东部偏北适当的位置，才会看到城所处位置“与圣自在观世间菩萨所加持的大圣地普陀山无二无别”，如一展翅飞翔的鹏鸟；第三，城内菩提塔的塔门朝向东；第四，城内小城式结构的门也是向东开的；第五，现在在城外十余米处的四角用嘛呢石新砌建了四个小堆垛，城东数十米处的正中部位新砌建了一圆形的塔式建筑，这些都表明信众至今仍以东为正面。
分析上面的观点，分歧之处并不大，第一种观点主要以白玛仁钦初建时代为准，第二种观点的提出主要着眼于石经城后期发展变化。二者可能只是时代上的不同造成视角的不同才产生分歧的。实际上，要准确地解答这个问题，还有很多的调查研究工作要继续深入，如：松格嘛呢东面神山的崇拜究竟出现在什么时代？嘛呢城的正方向是否必须要与神山一致？神山信仰的出现，是否一定会改变嘛呢城的正方向？等等。
有两则传说与松格嘛呢石经城有关，流传颇广，有必要做出如下澄清。
其一，石经城是永远“长不高”的“活”城，即地面有多高，在地下就有多深，现在看到的城实际只是一半。实际上在调查中我们发现，现存原始墙体的北墙和东墙的北部，砌建之初是用石块进行了地基的找平处理的，即对北部低地势用石块垫平后再于其上垒砌嘛呢石片，后来加砌的墙体也是直接建在地表之上的。之所以有这种说法，我们认为来源于对石经城所在地形的一种错觉[8]。石经城位于四面环山的盆地状地形中，从小地形来看，石经城所在处也是四周略高、中间低，加上长期转经，石经城周围的植被消失，被踩踏出一条宽约5米的转经道，在视觉上更加强了这种四周高、中间低的效果。从远处看，犹如石经城把地表压得下陷。加上对白玛仁钦以前的石经城的情况了解不多，才有城长不高的说法。
其二，石经城不能加长、加宽。由前文所述，石经城的构筑是经过了长期的、多次的行为后才形成了今天的这种规模，并且这种行为现在仍在继续，而这长期的、多次的砌筑行为中，既有集体的，也有个人的，但更多的应该是有组织的集体行为。这点从城的构筑方式中可以明显观察到：晚期的墙体叠压于早期的墙体外墙面或内墙面，最终将早期的墙体完全包裹于后期的墙体中，同时也使城墙不断地加高、加宽和加长。再从城四角风马旗杆的位置作推测，风马旗杆是活动的，为保证旗杆能够放倒和竖立，旗杆与城墙角的距离应该大于旗杆下端铁轴以下的长度，即大于0.76米，但是现在旗杆与城角的距离不足0.20米，这表明城比原来加长、加宽了。
嘛呢石文化是藏区很普遍的一种宗教文化，其最常见的表现形式是嘛呢堆，但石渠县境内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出现了如松格嘛呢城和巴格嘛呢墙这样大规模的嘛呢石堆积却是不常见的现象。是信仰的厚重与虔诚使然，还是当地甘孜藏族传统文化的必然产物呢？对于这一地区藏族文化和宗教信仰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调查，可能是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途径。
从现存的三座大的嘛呢堆积来看，青海省玉树的嘉纳嘛呢堆（最大的嘛呢石堆，始建于1715年）、巴格嘛呢墙和松格嘛呢城，三者既相似又有不同。相似点是均以嘛呢石堆成，但相对而言，从嘛呢石堆积的保存情况和文化内涵、艺术水平来看，松格嘛呢城是其中最好的。巴格嘛呢墙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破坏，基本不存在重要的原始堆积现象，其中一些石刻虽然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也比较丰富，但数量不如松格嘛呢城多，由于近年来一直处在堆积状态中，整个嘛呢墙新构的色彩比较明显。嘉纳嘛呢堆以规模巨大而著名，但基本不见任何早期堆积，甚至早期石刻。仅凭这种简单的比较，我们就会感受到松格嘛呢城的异常珍贵之处，通过它和其他相近的嘛呢石堆积，我们不仅能找到一座大型的嘛呢石堆积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而且强烈地感受到宗教文化与民间信仰在此间的共存与融合。也许，这正是藏民族信仰和文化千余年来生存和发展走过的道路的一个缩影。
总之，我们通过考察石渠县、石渠县周围甚至整个藏区的同类文化现象，对石渠县的佛教史进行梳理，也许有助于我们解答更多的石经城之谜。
附记：6月28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石渠县文化旅游局的协助下，先期对石经城进行考古调查；7月15日，考察团再次到石渠县，对松格嘛呢石经城进行现场考察，随后考察团又考察了巴格嘛呢墙和玉树结古镇的嘉纳嘛呢堆，作为对比研究。先期参加考古调查的有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姚军、陈卫东、郭富、江聪，石渠县文化旅游局的土登若巴、李宏、雪嘎。阿日扎乡对调查给予了大力支持。本简报测量、绘图：姚军、郭富、陈卫东；摄影：江聪、姚军。插图的清绘由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卢引科先生完成，特致谢忱。
2006年
Abstract
From June to July 2005, the Palace Museum and Sichuan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formed an Integrated Investigation Team of Ethnology and Archaeology in Kangba Region, for the excavation of the important cultural relics and major cultural sites in Ganzi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Sichuan Province. The Mani Stone Sutra City, located at Songge in Shiqu County, became one of the focal objects of the investigation. Divided into east and west parts, the Mani Sutra City is completely constructed by stone slices inscribed with writings(principally paternosters and invocations)and images(mainly Gesar and Buddhist themes). Mani Stone Culture is a popular religious culture in the areas inhabited by Tibetan people, but the Mani Stone Sutra City at Songge that contains the early cultural remains is extraordinarily valuable.
【注释】
[1] 原调查简报发表于《文物》2006年第2期，因限于篇幅，有删节。本文为调查简报的全部内容。
[2] 石硕：《雅砻江源的奇观——石渠松格嘛呢石经城》，《四川文物》2005年第1期，第3～5页。
[3] 调查资料正在整理之中。
[4] 普公寺第五世活佛提供的据说是石经城东墙55～58龛内石刻文字《杂曲桑玛尼堆见者解脱简志——结缘者引向善道之明》的手抄资料（现该四龛被擦擦填充）。
[5] 本材料承故宫博物院徐斌博士提供，深表谢意。
[6] 系2000年西藏自治区文物补（复）查时实地调查资料，见《中国文物地图集·西藏分册》相关条目（待刊）。
[7] 嘉纳嘛呢堆本次做过实地考察。
[8] 该观点由北京师范大学王子今教授现场考察后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