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及其相关问题
西藏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及其相关问题
童恩正（四川大学历史系）
冷健
1978年至1979年，由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主持发掘的西藏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是西藏区划内进行的第一次科学的田野发掘。它所提供的丰富资料，不但预示着西藏高原上考古发掘的广阔前景，而且也为研究西藏地区古文明的起源，提供了新的证据。本文的目的，在于概括地介绍两次发掘的主要收获，并且结合历史记载以及人类学调查的材料，就其中的某些问题，提出一点初步的看法。错误之处，希望能得到学者们的批评指正。
一
卡若遗址位于西藏昌都以南12公里，在澜沧江上游扎曲与昂曲交汇的三角形二级台地上，海拔3100米。迄今为止，这是我国发掘的海拔最高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
遗址原始面积约1万平方米，发掘面积约1800平方米。根据文化遗物的差别和地层土质的变化，可以将文化层分为早、晚两期。两次发掘共获房屋遗址28座，石工具7968件，骨工具366件，陶片2万余片，装饰品50件以及粟米、动物骨骼等。
房屋排列密集，方向大体一致，多面向河而背靠山。早期房屋均为草拌泥墙房屋，其中又可分圜底房屋、半地穴房屋和地面房屋3种。就平面形状而言，则可分为圆形、方形和长方形。此类房屋均无门道，炉灶在房屋的中部，其结构有的仅用3块石头围成，有的则用石板铺成炉台，在其周围另用黏土修成浅盘状的边沿，此种炉灶在其他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尚未发现。在房屋的周围和内部均有柱洞的分布。屋顶亦用黏土在椽木上铺垫而成，均为平顶。屋顶和墙壁的内面在修建时均经火烧烤。面积一般为15～20平方米。晚期房屋均为石墙房屋，为半地穴式，其平面略呈正方形。墙壁系用砾石块堆砌而成。石墙周围及穴内均有柱洞。屋顶亦为平顶，用黏土垫成。穴深在1米左右，面积为25～32平方米。根据建筑倒塌后的迹象分析，此类建筑原为两层楼房，有可能是现代西藏的平顶雕楼式建筑的雏形。
遗物中出土数量最多的是石制生产工具，其中包括打制石器、细石器和磨制石器3种。打制石器为工具的主要组成部分，共6828件。石质有细砂岩、石英砂岩和石英岩等。种类有铲、斧、锄、切割器、钻、尖状器、砍斫器、敲砸器、刮削器、刻刮器、石砧、矛、镞等。基本上是用砾石打片制成，第二次加工均采用锤击法。在加工某些工具，如有肩的石斧、石铲时，是先在核体上修理成所需要的外形，再行打片，即可使用。
细石器共629件。石质有石英、玛瑙、燧石等，系用间接打击法制成。它包括船底形石核、楔形石核、锥状石核、柱状石核和与之对应的由压剥法产生的细小石叶，以及经第二步加工而成的石镞、尖状器、刻器、刮削器等。
磨制石器共511件。石质有硬玉、火山岩、硅质蛇纹岩、板岩等。器型有斧、锛、凿、刀、镞、矛、研磨器等。磨制均甚精美。其形制特征多是偏刃器（锛类），斧锛以长条形为主。石刀种类很多，其中半月形石刀的刃开在弓背部，另外凹背直刃石刀（即鸟翼形石刀）在中国西南地区是首次发现。
骨器出土较少，但制作细致。其中包括有骨锥、针、斧、抿子、刀梗、印模骨具等等。最小的骨针仅长2.4厘米，连针鼻也完整无缺。
陶器均为夹砂陶，手制，以泥条盘筑法为主。基本器型有罐、盆、碗3种，均为小平底器。纹饰则比较丰富，有刻画纹、绳纹、附加堆纹、剔刺纹、压印纹、篦纹、竺纹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发现了彩陶，彩绘的方法是先在夹砂红陶上饰以刻画纹，然后加填黑彩，其图案是折线三角纹和菱形纹。
装饰品有骨笄、石磺、石环、石珠、骨镯、骨牌饰等。此外，还发现了几枚穿孔的海贝。
农作物发现了大量的粟米。动物骨骼猎获的品种有鼠兔、鼠、獐、马鹿、狍、牛、藏原羊、青羊、鬣羚等，饲养的动物有猪[1]。由于发现了几件陶纺轮，在一件罐的底部还有织物的印痕，每平方厘米范围内各有经纬线8根，所以我们可以推测当时已有一种粗糙的织物存在。
卡若遗址已有10余个放射性碳素鉴定结果，早期距今4655年±100年（树轮校正5555年±125年）～4280年±100年（树轮校正4750年±145年），晚期距今3930年±80年（树轮校正4315年±155年）[2]。
二
卡若遗址所代表的原始文化，带有较浓厚的地方色彩。在生产工具方面，打制石器、细石器和磨制石器并存，而以打制石器占大多数。打制石器有菱形、三角形铲形器、切割器、有肩砍砸器等。细石器中存在着较多的船底形石核，此外，带侧翼的锥状石核、柱状石核以及圆刮器、短刮器等地方性也很强。磨制石器少而精，其中多偏刃器，以条形斧、条形锛、剖面呈五边形的石凿、刃开在弓背部的半月形石刀为其代表。在陶器方面，陶质均为夹砂陶，手制，纹饰以刻画、锥刺、附加堆纹为主，器型以罐、盆、碗为基本组合，均为小平底器，不见构成我国中原地区新石器文化特征的鼎、鬲、觑、鬶等三足器和豆、簋类圈足器。在房屋建筑方面，半地穴房屋中“井杆式”木结构的出现，石墙房屋的创造以及擎檐柱楼层建筑的存在，都是这种文化特征的表现。鉴于这种文化不同于当前已知的任何一种考古学文化，所以我们将其命名为“卡若文化”，以资区别。
卡若文化可能是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上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文化。过去在雅鲁藏布江畔的墨脱[3]、林芝[4]发现的石器、陶器即与卡若文化有相似之处。如打制的石刀、石凿、盘状器，穿孔石器、长条形的磨制石斧、石锛，夹砂陶的细颈罐、大口罐、碗，纹饰中的刻画纹、压印纹等，均显示出同一风格。卡若文化的因素在西藏高原的东部边沿及其邻近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均可见其痕迹。1930年至1931年，美国学者包罗士（Gordon T. Bowles）在四川雅砻江流域、大渡河流域黄土堆积中发现的一批打制石器，其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等即很接近卡若的同类器物[5]。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发现中，大渡河流域四川汉源狮子山遗址陶器中以罐、盆、钵（碗）为主体的组合，折卷边的口沿，压印纹和附加堆纹的纹饰以及磨制石器中的梯形石斧[6]；青衣江流域的有肩石斧[7]；岷江上游理县、汶川等地的磨制条形石斧和石锛[8]；安宁河流域西昌礼州遗址陶器中的罐、盆、钵等器型，夹砂陶的陶质，刻画、压印和附加堆纹等纹饰，石器中的半月形石刀[9]，云南龙川江流域元谋大墩子遗址的大量夹砂陶，刻画、压印、附加堆纹等纹饰，罐、盆、钵等器型，柳叶形和三角形磨制箭镞，半月形石刀，梯形石斧和石锛，双刃石凿，骨锥，骨抿，地面红烧土墙长方形平顶房屋[10]；宾川白羊村遗址陶器中夹砂陶的陶质，刻画、剔刺、压印、附加堆纹等纹饰，小口罐、高颈罐等器型，石器中的半月形石刀、平背凹刃石刀、宽叶形石镞[11]，似乎都是受了卡若文化的影响。
在北方，卡若文化与黄河上游的原始文化，特别是与其时代相近的马家窑、半山、马厂系统的文化，也有较密切的关系。
在打制石器方面，卡若文化的盘状敲砸器见于甘肃永靖大何庄[12]、秦魏家[13]、齐家文化的遗址和墓地，有肩石斧见于甘肃四坝滩[14]、永靖大何庄遗址[15]、酒泉下河清马厂类型遗址[16]，切割器见于兰州附近的罗汉堂、齐家坪等马家窑文化遗址[17]以及永靖大何庄遗址[18]。
锥状石核、柱状石核以及从这类石核上剥下的细长石叶是西藏发现的细石器中的典型器物，它们同样见于黄河上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如兰州雁儿湾马家窑灰坑中曾出细长石片[19]，永昌鸳鸯池马厂墓地[20]及武威皇娘娘台齐家文化遗址[21]则出土过锥状、柱状石核。
在卡若的磨制石器中，最具有特点的是一种长、宽比值很大的条形斧，其剖面呈长方形或正方形。此种石斧见于甘肃兰州西坡尘洼马家窑遗址[22]、武威皇娘娘台齐家文化遗址[23]和青海民和县核桃庄马厂类型遗址[24]。条形石锛见于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遗址[25]、青海民和县核桃庄马厂类型遗址[26]。凹背直刃石刀（鸟翼形石刀）则发现于甘青地区较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如青海贵德罗汉堂[27]和西宁朱家寨[28]、甘肃东乡林家的马家窑文化遗址。
卡若遗址一侧嵌石刃的骨刀梗，是我国南方第一次发现。此类器物，过去见于黑龙江的昂昂溪[29]、内蒙古的富河沟门[30]以及甘肃永昌鸳鸯池和景泰张家台、青海西宁朱家寨等地，这是否可以说是古代西藏地区接受了北方文化的影响，仍是值得重视的问题。
在马家窑、半山、马厂文化系统中，陶器以平底器占绝大优势，不见三足器，器型以罐、壶、盆、碗较多，这些似乎都与卡若的陶器有一定的关系。构成卡若陶罐的基本类型，是一种小口直颈鼓腹罐，这与马家窑、半山、马厂中常见的罐、壶类器物轮廓是很接近的。深腹盆和陶碗，在马厂、半山文化中亦甚为常见。
马家窑系统诸文化的陶器，亦有类似卡若陶器纹饰的划纹、附加堆纹、剔刺纹、绳纹，多见于夹砂陶系。卡若彩陶的母题纹饰简单，仅见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而在甘青地区，黑红两彩的折线三角形或正、反相对的三角形是从半山类型中期开始的[31]，这是否与两地之间的文化联系有关，尚待进一步研究。
卡若陶器的彩绘是直接加在夹砂陶磨光的面上，不另加色衣，黑彩暗淡，容易脱落，这种情况与一种马厂类型的彩陶相似[32]。此外，卡若的居民还习惯于用在破裂的陶器裂缝的边沿钻孔的方法来修补陶器，而此种方法亦常见于半山、马厂文化类型中，如甘肃广河地巴坪及永昌鸳鸯池马厂墓葬里，均发现过钻孔修补的陶器。
至于卡若文化早期的圆形或方形半地穴房屋，红烧土墙壁和居住面，则为甘、青等地马家窑系统文化房屋的传统形式，它见于兰州青岗岔、临夏马家湾[33]等地。此外尚有一点不能忽视，即卡若遗址发现的农作物是粟米。粟米性耐干旱，是黄河流域的传统作物，而在南方则较少种植。卡若文化的粟米，很可能就是从马家窑系统文化传播而来。
综观卡若文化的特征，我们可以发现它具有非常复杂的性质。大量的用砾石打片制成的石器，多半是单面加工，其基本器型如切割器、砍斫器、刮削器等，均属于在中国南方及东南亚地区有着广泛分布的中石器时代文化的传统，如越南的和平文化（Hoabinhian Culture）即为其中的代表[34]；但另一方面，它又与黄河上游新石器文化有联系，而其细石器的较多出现，则明显带有北方草原民族的风格，这就为我们推测古代西藏东部居民的族属提供了新的线索。
三
长期以来，由于西藏的原始社会考古基本上是一块空白，所以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西藏高原古代是一片荒芜不毛、寒冷干燥的地方，不适于人类生存。有的人类学家认为直至新石器时代晚期，西藏高原始有人居住[35]。其实，根据卡若遗址孢粉分析的结果来看，当时的气候是较今温湿的[36]，而且在某些河谷和盆地区域，雨量充沛，草木茂盛，禽兽栖息，为原始人类提供了良好的生活和生产活动的场所[37]。卡若遗址的发掘，更以雄辩的事实说明了西藏高原自古就有人类在那里生息、繁衍。
在汉族的史籍中，很早就有关于西藏古代居民与居住在黄河上游的居民存在联系的说法。《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其一曰玄器，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这就是说，早在原始社会后期，西北的氐羌系统的人就不断向西藏高原东端的雅砻江（若水）、岷江（江水）流域迁徙。《新唐书·吐蕃传》载：“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有发羌、唐旄等，然未始与中国通。”由此可知，西藏的先民与今甘、青地区以及金沙江、岷江一带的居民似乎有着共同的祖源，仅仅在以后发生了分化。在这里，《新唐书》把吐蕃称为“西羌属”而不称之为西羌，是很有见地的。卡若文化与甘、青地区及西藏高原东部边缘地区诸原始文化在某些因素上的相似，应该就是这一大的族系在文化上的共同反映。
从河湟南下的氐羌系统的人，仅仅是构成西藏先民的一部分。实际上，早在旧石器时代，西藏就有原始人居住。近十年来，在藏南定日县的苏热[38]，藏北的申扎、双湖[39]都发现了旧石器，这些石器都是石片石器。卡若文化中显示出的强烈的地方特点，应该就是从本土的旧石器时代一脉相承下来的[40]。
1983年
Abstract
The excavations of the Karuo Neolithic Site in Qamdo Prefecture, Tibet, in 1978 and 1979 are the first scientific field excavation in Tibet. The abundant information they provided not only indicates the broad future of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on the Tibet Plateau, but also provides new evidence for the study on the origin of ancient civilization in the region. This paper presents 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main results of the two excavations, and it also puts forward some preliminary viewpoints on some archaeological problems, in accordance with historical records and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materials.
注释
[1]黄万波：《西藏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动物群》，《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80年第18卷第2期。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年代报告》（八），《考古》1981年第4期。
[3]尚坚等：《西藏墨脱县又发现一批新石器时代遗物》，《考古》1978年第2期。
[4]王恒杰：《西藏自治区林芝县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5年第5期。
[5]Gordon T. Bowles, A Preliminary Report of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on the Sino-Tibetan Border of Szechwan, 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Vol.12, No.1, 1933, pp, 119-141.
[6]刘盘石等：《四川省汉源县大树公社狮子山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文物》1974年第5期。
[7]魏达议：《雅安石器调查记》，《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1期。
[8]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组：《四川理县、汶川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65年第12期。
[9]礼州遗址联合考古队：《四川西昌礼州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
[10]云南省博物馆：《元谋大墩子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11]云南省博物馆：《云南宾川白羊村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1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
[13]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秦魏家齐家文化墓地》，《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
[14]安志敏：《甘肃山丹四坝滩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59年第8期。
[15]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
[16]甘肃省博物馆：《甘肃古文化遗存》，《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
[17]夏鼐等：《兰州附近的史前遗存》，《中国考古学报》1951年第5期。
[18]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
[19]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兰州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20]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等：《永昌鸳鸯池新石器时代基地的发掘》，《考古》1974年第5期。
[21]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
[22]甘肃省博物馆：《甘肃兰州西坡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第9期。
[23]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
[24]资料现存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
[25]资料现存甘肃省博物馆。
[26]资料现存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
[27]J. G. Andersson, Researches into the Prehistory of the Chinese. BMFEA, 15, 1943.
[28]J. G. Andersson, The Site of Chu Chia Chai, BMFEA, 17, 1945.
[29]梁思永：《昂昂溪史前遗址》，《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
[30]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巴林左旗富河沟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4年第1期。
[31]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广河地巴坪“半山类型”墓地》，《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
[32]甘肃省博物馆：《甘肃兰州青岗岔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72年第8期。
[33]黄河水库考古队甘肃分队：《甘肃临夏马家湾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11期。
[34]P. I. Boriskovskii, Vietnam in Primeval Times （Part 4），Soviet Anthropology and Archaeology, Vol. 8, 1969.
[35]Gordon T. Bowles, The People of Asia.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77.
[36]黄万波：《西藏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动物群》，《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80年第18卷第2期。
[37]陈万勇：《西藏林芝盆地新生代晚期的自然环境》，《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80年第18卷第1期。
[38]张森水：《西藏定日发现的旧石器》，《珠穆朗玛峰地区科学考察报告——第四纪地质》，科学出版社，1968年。
[39]安志敏等：《藏北申扎、双湖的旧石器和细石器》，《考古》1979年第6期。
[40]关于西藏古代的居民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假设，很早就有人提出。在20世纪初，F. 格维纳德根据西藏人种和语言的特征，就曾经写道：“如果西藏人与蒙古人有着共同族源的假设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即在漫长的岁月中，西藏人的语言已经产生了若干变异，如同他们的体质特征显示出的那样。情况很可能是这样的，当他们从蒙古来到西藏时，发现已有另外一支民族定居于此，于是他们与这一民族杂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后者的语言和体质方面的影响。这一原始民族的某些后代，可能至今尚残存于四川、云南或喜马拉雅山的山野部落之中。”（见F. Grennard, Tibet and the Tibetans. London: Hutchinson Co., 1904. p.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