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喜马拉雅早期青铜器初论

吕红亮（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一、导言

1990年西藏文物普查开展以来，我国考古学家陆续在西藏西部发现一批属于早期金属时代的墓葬与居址，揭示出这一地区早期金属时代的文化面貌与西藏腹心地带和西藏东部颇为不同，值得作为一个独立区域来研究。近年来，随着穆斯塘、巴基斯坦北部区域的开放，喜马拉雅山地早期文明进程的考古学研究引起了国际学界的注意，在尼泊尔北部的穆斯塘地区、巴基斯坦北部地区、印度西北部都陆续有新的考古发现，揭示出独特的墓葬和居址，这些发现中不乏青铜器。诚如诸多研究西藏历史文化的学者曾指出，“西藏西部地区在西藏历史进程中具有一种特殊的地位”^[1]，多种文明的交汇在西藏西部看得更为清楚。所以，西藏西部早期考古研究不单纯是一个西藏考古的问题，而是具有相当程度的“国际性”^[2]。一方面，必须注意西藏高原内部史前文化的区域性；另一方面，也必须关注跨区域的关联性。目前的材料还不足以讨论整个西藏高原的青铜技术的起源和发展问题，本文仅就近年来在西喜马拉雅地区发掘出土的一些青铜器的文化属性做综合讨论，以期揭示其中的文化互动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二、西藏早期铜器的发现

早在1935年左右，杜齐（G. Tucci）在西藏西部考察中，已经报道了一些小件金属器的零散发现^[3]，并把对此类物件的讨论作为其《穿越喜马拉雅》的开篇^[4]。然而这些被称为“Ton Ti”或“thokcha”（意谓“自天而降的东西”^[5]）的金属避邪饰件都是掘地所得或购买交换而来，缺乏可靠出土地点，而且据布萨格里（Bussagli）等之后对这批小件金属器更为详细的研究，这些外形类似的青铜饰件在装饰风格和年代上极为混杂，多数年代晚至佛教时期^[6]。直到目前，西藏经过科学发掘或有明确出土背景的出土物中，鲜见可与上述避邪饰件相对应的材料，故本文对这一类传世收藏品暂不予讨论。另外，虽然早在1930年罗列赫（G. N. Reoich）就曾讨论过西藏的“动物纹”问题，但其所列举的标本，在今天看来，没有一件可判断为早期金属时代^[7]。

从考古资料所见，目前西藏境内年代较早的青铜器仅见拉萨曲贡遗址出土的一件青铜镞，年代在公元前第二千纪初期^[8]。2002年四川大学考古系等在昌都热底垄发现清理了5座石棺葬，其中M5出土有一件弧背小铜刀，从形制而言，较接近齐家文化的同类器物^[9]。目前有关测年数据已经发表，以明胶和骨胶原所作的14C测年方法结果差异较大。其中，两个明胶测年数据较为一致（但测年误差高达100和140）^[10]，以Oxcal对M3、M5两个明胶测年数据校正，取68.2%的可信度，分别为2459～2152calBP、2753～2367calBP，基本都集中在公元前第一千纪，这也符合现有的考古发现。从中可见，青藏高原地区在公元前第二千纪时期，金属器的使用非常有限。

即便到公元前第一千纪末期，西藏高原金属器的使用亦相当稀少。西藏拉萨曲贡石室墓出土的带柄铜镜已为诸多学者讨论^[11]，可确认属外来文化遗物，笔者曾推测可能系中亚南部或印度北部一带经西藏西部传入^[12]。这提示出，西藏西部在西藏早期青铜器的传播方面可能具有特殊意义。

三、皮央·东嘎青铜器中的藏东因素

1999年四川大学考古系在皮央·东嘎遗址（以古格王国时期的佛教遗存为主体）调查期间，试掘了东嘎遗址第V区内的朗布钦、皮央遗址内的萨松塘、格林塘三处墓地^[13]。据调查共有近百座墓葬，清理其中26座（包括2座残墓）、殉马坑1座、列石遗迹1处。三处墓地均位于象泉河支流东嘎河、皮央河边的山前台地上，海拔约4100米。东嘎朗布钦、皮央萨松塘墓地的墓葬均为地表有石堆的石丘墓，墓框平面形状有长方形、梯形和不规则形等几种，而以长方形数量居多。皮央格林塘墓地则不仅有墓葬，还发现有殉马坑和列石等遗迹，墓葬的形制除了竖穴土坑墓外，尚见穹隆顶洞室墓。上述三处墓葬出土物的种类包括动物骨殖、陶器、铜器、铁器、石器以及竹木器，以陶器居多。就遗物种类和数量而言，无疑属于西藏西部地区最为丰富的一处。

皮央·东嘎墓地仅出土铜器13件（组），包括2件青铜短剑（图1：1、2）、不知用途的片状器（图1：3）、环饰1对（图1：4）、8件双联扣饰（图1：5）、1件单钮泡饰（图1：6），另外有铁器1件。从类别上看，除两件青铜短剑外，其余均为装饰品，不见容器等类别。从出土遗迹单位考察，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上述青铜器多集中出土于皮央格林塘墓地的两座穹隆顶洞室墓，如格林塘墓M5出土1件铜片状器和铜扣饰9枚，M6墓主腿部随葬青铜剑1柄。这两座墓与众不同的墓葬形制以及相对丰富的随葬品都表明了其在整个墓地中具有相对特殊的地位。笔者推测其墓主人很可能属于跨喜马拉雅贸易商队的首领。

图1 皮央·东嘎早期墓地出土青铜器

1.青铜剑（PGM6 : 4）2.青铜泡饰（PGM2 : 1）3.青铜剑（PSM4 : 1）4.青铜扣饰（PGM5 : 5）5.青铜环饰（PSM6 : 1）6.青铜片状器（PGM5 : 3）

西藏西部出土的少量青铜器具有强烈的北方草原早期铁器时代文化的某些色彩是不可否认的，但具体来源似较为复杂。皮央格林塘M6出土青铜短剑（PGM6：7），剑茎的格与剑首部位均饰有用连珠纹连缀而成的三角形纹样，表面似原有鎏金，三角纹饰之外尚有一周小圆点组成的连珠纹，剑柄的两端各有一呈涡状的圆饼形饰，内有同心圆纹线。霍巍先生业已指出，这柄短剑和北方草原地带的游牧文化以及中国西南山地的早期铁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相关^[14]。如从大的方面来说，其柄端饰以相对称的环状饰物的做法，见于我国北方草原地带的早期铁器时代的青铜文化，柄首上的环状圆形对称纹样可能源于某种简化了的动物纹饰母题，和草原地带的“触角式”青铜短剑有着相似之处^[15]。但是，在北方草原地带考古出土的双环首青铜短剑的环部多为中空，鲜见呈实心饼状者。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与皮央格林塘所出几乎完全类似的青铜短剑见于中国西南地区早期铁器时代的几处墓葬中，如云南剑川鳌凤山^[16]、永胜金官区龙潭^[17]、德钦纳古^[18]、陆良师古湾^[19]、四川盐源老龙头等地区的墓葬^[20]。最让人匪夷所思的是，盐源地区此类青铜短剑柄部的装饰、长度与西藏皮央格林塘墓地所出青铜剑几乎相差无几。目前大致可以确定，皮央格林塘墓地出土的青铜短剑可能由青藏高原东部的西南山地西渐而来，属于远程交换物。类似的青铜短剑在西喜马拉雅其他同时期考古遗址中至今未见，皮央—东嘎应该属于这类青铜短剑分布的西界。

据日本考古学家今村启尔研究，见于中国西南山地的双柄首短剑，在编年上早于山叉格青铜短剑，代表西南地区最早的青铜短剑，并推断这类短剑的年代应该在公元前7世纪—前3世纪^[21]。依据皮央M6所出木片的14C测定，皮央格林塘墓地铜短剑的年代可确定在公元前6世纪—前2世纪，基本上与今村启尔所估计的年代相若。从这柄青铜剑提供的例证，可知早在公元前6世纪—前2世纪左右，中国西南山地的某些经过改造的“北方草原文化要素”远渐至西喜马拉雅地带。而其传入路线，很可能自横断山区进入藏东后西进。这一自东向西的长征几乎跨越了整个青藏高原，当与长距离贸易相关。

在整个青藏高原，目前发现的青铜剑仅有两件，巴塘扎金顶石棺葬出土一件和藏北的一件采集品。巴塘扎金顶出土短剑（M9：1）^[22]，无格短茎，刃部宽薄，中有脊，通长23.8厘米。2002年美国学者贝勒沙（J. V. Bellezza）曾捐赠给西藏博物馆一套据称出自藏北的马具及一柄红铜短剑^[23]。虽然这两件青铜短剑都和西藏西部PGM6所出者差异较大，但巴塘扎金顶，云南西部的纳古、永芝、龙潭，四川宝兴城关、五龙公社所出的青铜短剑被今村启尔认为是“至今所知的最古的剑”^[24]，是“许多不同要素的结合体”，不能简单地依据一些相似性认为横断山区的这批短剑来自华北的扩散，“我们必须考虑第三个地区的扩散或传播的相对范围的可能性”^[25]。在笔者看来，这一观点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如最近披露的新疆天山北路墓地中出土的一件青铜短剑，在周边地区非常罕见，而与之同类的器物则见于云南西部^[26]。天山北路墓地的年代下限不晚于公元前1000年，而上限则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早期铜剑提示出，青藏高原东部的横断山区可能存在一个早至“青铜时代”晚期的早期草原要素扩展的“动力核”。如现已有确凿的证据显示，至迟在西周中期，北方草原风格的青铜技术已经抵达川藏边界的高原地带^[27]，而西藏皮央·东嘎的青铜短剑应当置于此背景下考虑。

在青铜短剑之外，还不能忽略西藏西部几处墓地采集或出土的铜泡饰。这类铜泡饰同样也体现出某些北方草原因素在这一地区的渗透。皮央格林塘墓地出土铜泡饰9件、在格布赛路墓地也采集到1件。这些铜泡饰分为两个类型，一种为两个圆形铜泡相连而成，泡面中间隆起；一种为单泡。这些泡饰一般认为是服饰器，具有较强的北方草原文化色彩，自青铜时代开始（目前最早的材料见于新疆天山北路墓地^[28]）以至早期铁器时代在墓葬随葬品中颇为常见。春秋战国时代藏东川西的石棺墓中也有发现，如炉霍卡莎湖石棺墓中出土此类双联泡饰3件，而单凸泡饰则有53件之多^[29]；甘孜吉里龙出土2件单泡饰^[30]；云南稻城县瓦龙村石棺墓M2出土2件^[31]；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甘孜一带调查收集铜泡饰39件，部分泡面有连珠纹^[32]，可见这类泡饰在藏东高原分布广泛。在西藏腹心地带，此类泡饰见于山南乃东普奴沟墓地^[33]，但这一墓地被归为吐蕃时期，似可再讨论。另外皮央萨松塘和格布赛路墓地出土的铜环饰也是藏东以及北方草原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墓葬中的常见之物，可能为指环或手镯饰。

以上种种迹象表明，早在公元前第一千纪，西藏西部阿里一带的青铜文化与西藏东部横断山区地带的青铜文化存在着某种联系。但自青藏高原东渐并非西喜马拉雅地区接受草原因素影响的唯一渠道，须考虑来自印巴次大陆北部一带影响的可能性。

四、印巴次大陆北部早期青铜器中的欧亚因素

近二十年以来，西喜马拉雅地区早期文明进程逐渐引起国际学界关注。随着一系列长期的国际合作考古项目的展开，考古学家在尼泊尔北部的穆斯塘地区、巴基斯坦北部地区、印度西北部几处早期墓葬中都发现有金属器，种类包括青铜器和铁器。即使从目前这一地区编年序列中最早的楚克潘尼（Chokhpani）期的材料来看，铜器和铁器均同时出现于墓葬中，目前还区分不出纯粹的青铜器或铁器时代。稍晚的穆斯塘第二期［琼嘎（Khyinga）第一期］以及西藏阿里皮央·东嘎也具有类似的现象。这些铜器呈现出一种混杂风格，基本可以排除本地制造的可能性。以下拟选择较重要者列举讨论。

（一）穆斯塘北部

穆斯塘第一期出土的金属器多见于楚克潘尼洞穴墓葬中，有2件呈燕尾形的铜片饰（图2：1、2），起初一些学者将其对比于印度恒河流域的铜器窖藏遗址出土的人形饰（Anthropomorphic Figure），认为是受恒河流域早期铜石并用时代影响的产物^[34]。但是恒河流域的人形饰都是以铸造方式所制，能够明确地分辨出人形的头部和手脚，材质主要是砷铜合金，而穆斯塘发现的这两件不如恒河流域人形饰那样具有明确的人形，且材质都属于锡青铜。所以在西蒙斯（A. Simons）看来，其形状更像是在模仿兽皮^[35]。另外在楚克潘尼墓葬中还发现5～6件铜环，未有封口，可能作为耳环使用；在楚克潘尼94.3地点还发现了三件铜环，也不封口，直径在5～6厘米之间，可能为手镯^[36]。另外还有一件类似戈的铜片饰（图2：4），形状较为奇特，目前还未能做出解释。从上述几件铜器来看，这一时期穆斯塘地区的青铜器面貌较为特别，目前还未能有足够证据将其与其他地区联系在一起^[37]，究竟是本地传统饰品还是受外来影响的产物，尚有待进一步讨论。

图2 穆斯塘出土青铜器

1、2.燕尾形饰 3.戈形饰 4～6.铜环饰

穆斯塘第二期的金属器以米拜克（Mebrak）63号墓的出土物为代表。这一墓葬迄今为止未发表完整报告^[38]，据相关介绍可知，这一墓葬出土铜器不多，仅报道有铜环饰，而纺织品和皮制品、竹木器较多^[39]。值得注意的是，在琼嘎遗址第一期发现的一件铜盆。铜盆（F1048）出土于第一期的墙基（W181）下一个小浅坑中，口沿部位已经残缺，仅余腹底部位（图3）残高31厘米，宽68厘米。胡特尔（H. G. Huttel）推测其并非实用器而是专门用来埋葬的，所以F1048很可能属于房屋奠基仪式一类的遗存^[40]。铜盆内有竹编以及皮毛制品残迹，上覆炭灰和粮食。这件器物在整个喜马拉雅地区都非常罕见，笔者发掘丁东居住遗址时，也曾在F4内发现非常轻薄的残铜片。从形态上判断，很像是某类容器。目前西藏地区考古发现的铜容器仅见山南泽当一带发现的一件铜盆^[41]，但其整体风格稍显粗壮，和穆斯塘F1048所出者的纤细风格相去甚远。

图3 Khyinga F1048铜盆

另外，1998年8月德国与尼泊尔考古学家对琼嘎遗址再次发掘，在属于琼嘎第一期的墙基下，发现了编号为F2006（被F1107叠压）的多人合葬墓（乱葬坑）。据发掘者描述，其中诸多器物都具有中亚草原尤其是鄂尔多斯的色彩。如1999年胡特尔曾经著文讨论过F2006出土的一件铜质马牌饰（图4）。据言属于带扣饰一类，具有抽象的动物纹风格，胡特尔认为具有鄂尔多斯风格，并认为：“从墓葬出土物显示出的民族文化背景来看，与蒙古北部与鄂尔多斯草原文化关联的中亚模式是清楚的，琼嘎出土的鄂尔多斯牌饰不仅反映了与中亚草原的联系，同时阐明了中亚铁器时代游牧人对于同时代处于喜马拉雅北侧文化的影响。^[42]”由于这一资料目前尚未公布，尚不知其中是否有其他草原风格的青铜器发现。总体而言，从德国考古学家的研究表述可知，穆斯塘第二期的诸多考古材料中都显示出了强烈的欧亚文化因素。

图4 Khyinga F2006铜牌饰

（二）印度河北部

在青藏高原的西北部，喜马拉雅山、喀喇昆仑山和昆仑山汇聚成一组宽约700千米、平均海拔5000多米的高大山系，直抵帕米尔高原。这一地带地处高山连接区域，常被视为一片巨大的屏障区，但西藏西部以西的吉尔吉特一带，不断有材料披露一些零星的偶然发现，显示出中亚北部的游牧人在公元前第一千纪中叶，曾向越过兴都库什一带的喜马拉雅西北部山区扩散，进入印度河北部区域^[43]。目前已发现包括一些零散的青铜器和金器，都被从事中亚与南亚考古的学者认为具有“斯基泰动物纹”风格。如1958年耶特玛（K. Jettmar）在吉尔吉特调查了一批据称出自这一地区某一窖藏的7件铜斧^[44]。其中2件有肩，都是束銎式样，长约16厘米、宽10厘米，耶特玛等人都认为这批青铜器显示出与中亚公元前第二千纪考古文化的联系^[45]。

巴基斯坦北部的坎迪（Kandia）河谷中发现一件铜牌饰（图5），这是明确显示出印度河上游地区与帕米尔地区的塞人墓葬具有直接关系的证据。这件铜牌饰购自当地一位农民之手，大小约45毫米×42毫米，刻画了一头前肢后屈的呈蹲踞姿态的山羊，其肩部和尾部都呈旋涡状，整体形态和帕米尔地区萨迦人的卧鹿牌饰非常相似。耶特玛认为其时代可能在公元前5世纪—前2世纪，但其头部的羚角被改造为当地的一种虹雉，属于吉尔吉特地区当地传统，是对源于帕米尔动物纹样的独特改造^[46]。类似的动物造型牌饰亦可见于帕米尔地^[47]。另外白沙瓦博物馆中收藏的一件出自旁遮普哈扎尔（Hazara）地区的金鹿也显示出与公元前第一千纪前期高加索同类器物的相似性，布萨格里将其视为斯基泰—萨玛尔泰动物纹风格，并认为其为公元前七八世纪的遗物^[48]。另外，斯坦因曾在吉尔吉特北部的伊斯科胡曼（Ishkhuman）河谷发现过一件马首耳的小铜鍑（图6：2）和一件人首马身造型双手捧山羊的铜来通（Ryton）（图6：1），后耶特玛和李特文斯基都相继著文予以讨论^[49]。李特文斯基更举出另外5件在帕米尔地区发现的类似铜鍑，进一步确认上述吉尔吉特铜鍑可能源于南西伯利亚、阿尔泰、谢米列契地区，而更可能是在费尔干那一带制造，其年代当在公元前4世纪—前2世纪。

图5 Kandia河谷中发现的铜牌饰

图6 吉尔吉特伊斯科胡曼（Isllkhuman）河谷发现铜器

1.铜来通 2.铜鍑

五、由青铜器所见的跨喜马拉雅贸易

从上文讨论可见，早在公元前第一千纪晚期至公元第一千纪早期，西藏西部的青铜文化与西藏东部的横断山区地带就存在着某些联系；但自青藏高原东渐并非西喜马拉雅地区接触欧亚草原因素的唯一渠道，印巴次大陆北部的青铜文化在西藏西部地区也有渗透。这进一步说明“喜马拉雅山对于喜马拉雅的山民来说则并不是一道屏障……喜马拉雅自古以来就经常有人穿越”^[50]。文献记载、民族志、考古发现都表明，贸易在西喜马拉雅山地的生活中自古至今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成书于10世纪的《世界境域志》称：“博罗尔藏是吐蕃的一个省，与博罗尔边境相接，当地人主要是商人。^[51]”王小甫曾依据文献记载和实地考察勾勒出7至10世纪青藏高原通往其西北的诸多道路，例如提出“食盐之路”^[52]。近年随着吐蕃考古的进展（尤其是青海都兰吐蕃墓葬的发掘），发现了一大批反映中西文化交流的文物，如中亚粟特系统的金银器、波斯织锦等，诸多学者的研究都表明，吐蕃帝国和周边地区有着密切的文化联系，中古时期的丝绸之路系统中亦存在东西穿越青藏高原的贸易路线^[53]。

上述将农业、畜牧人群与游牧人群联系起来的长距离贸易，交换的不仅是马匹、粮食、食盐，还有物质技术、宗教与艺术观念。如同日本考古学家今村启尔在讨论滇西最古老的青铜短剑所具有的北方草原因素时写道：“十年前，笔者在尼泊尔旅行期间，看到数支商队通过喜马拉雅山脉前往西藏，这件事使笔者认识到，即使高山也不可能阻挡文化的传播”^[54]，西藏日土塔康巴岩画中伏腰列队前行的人物^[55]，便可能是西喜马拉雅地区史前贸易者的生动写照。

附记：本项研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09 YJC 780006、11JJD780006）、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SKJC201002）资助。

2012年

Abstract

Since the start of archaeological survey in Tibet in 1990, Chinese archaeologists have found, in western Tibet, tombs and settlements of the early Metal Age, unearthed from which are several bronze wares. Comparing the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in surrounding areas such as eastern Qinghai-Tibet Plateau, Mustang in northern Nepal, northern Pakistan and northwestern India,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ronze wares, and believes that Eurasia steppe culture factors entered Himalayan region along two routes, one in the east and another west, and this interaction should have taken place along with the long-distance trade across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at that time.

注释

^[1][法]石泰安著，耿昇译，王尧校：《西藏的文明》第34页，中国藏学出版社，1999年；[俄]斯坦尼米尔·卡洛杨洛夫著，何荣参译：《关于西藏本教中与伊朗西藏有关的几篇考察报告》，《国外藏学研究动态》1992年第6辑，第72～75页。

^[2]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文物》1985年第9期。

^[3]G. Tucci, On Some Bronze Objects Discovered in Western Tibet, Artibus Asiae, Vol.5:2-4, 1935, pp.105-116.

^[4]G. Tucci, Transhimalaya （Translated from French by J. Hogarth），Geneva: Nagel Publishers, 1973. 中译本参见[意]杜齐著，向红笳译《西藏考古》笫2～7页，西藏人民出版社，2004年。

^[5]有关藏族对于这类铜饰件的信仰的论述可参考[德]N. G. 容格、V. 容格、H. G. 希特尔著，朱欣民译《西藏出土的铁器时代铜镜》，《西藏考古》（第1辑）第188～198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N G. Ronge, Thogs Lcags of Tibet, Tiebtan Studies, 1988, pp. 413-419.

^[6]M. Bussagli,Bronze Objects Collected by Prof. G. Tucci in Tibet: A Short Survey of Religious and Magic Symbolism, Artibus Asiae, Vol. 12:4, 1949, pp.331-347; N G. Ronge, Thogs Lcags of Tibet, Tiebtan Studies, 1988, pp. 413-419.

^[7]G. N. Roerich, The Animal Style among the Nomads of Northern Tibet, Prague: Seminarium Kondakovianum, 1930, Plate. l-IV.

^[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拉萨曲贡》第142、228页，图94：12、图版60～10，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9]资料尚未发表。

^[10]王华、李永宪、冯玉梅、涂林玲、张会领：《西藏昌都热底垄棺墓人骨年代的研究》，《地球学报》2003年第24卷6期。

^[11]霍巍：《西藏曲贡村石室墓出土的带柄铜镜及其相关问题初探》，《考古》1994年第7期；赵慧民：《西藏曲贡出土的铁柄铜镜的相关问题》，《考古》1994年第7期；霍巍：《再论西藏带柄铜镜的有关问题》，《考古》1997年第11期；霍巍：《从新出考古材料论我国西南的带柄铜镜问题》，《四川文物》2002年第2期；N. G. Ronge, V. Ronge, H. G Huttel, Ein eisenzeidicher Spiegel aus Tibet, Beiträge zur Allgemeinen und Vergleichenden Archäologie 9-10, 1990, pp. 225-242. （此文中译本见[德]N. G. 容格、V容格、H. G.希特尔著，朱欣民译《西藏出土的铁器时代铜镜》，《西藏考古》（第1辑）第189～199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

^[12]吕红亮：《西藏带柄铜镜补论》，《藏学学刊》2009年第5辑，第33～45页。

^[13]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考古学系、西藏自治区文物局：《皮央·东嘎遗址考古报告》，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

^[14]霍巍：《试论西藏及西南地区出土的双圆饼形剑首青铜短剑》，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庆祝张忠培先生七十岁论文集》第437～447页，科学出版社，2004年。

^[15]乌恩：《北方草原考古学文化研究——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科学出版社，2007年。

^[16]阚勇等：《剑川鳌凤山古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0年第2期，图二十：三。

^[17]云南省博物馆保管部：《云南永胜金官龙潭出土青铜器》，《云南文物》1986年总第19期，图二：上。

^[18]张新宁：《云南德钦纳古石棺墓》，《考古》1983年第3期，图六：2。

^[19]李保伦：《云南曲靖青铜文化初探》，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编《铜鼓和青铜文化研究》第155页，图五：2，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

^[20]凉山州博物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盐源青铜器》图四四，文物出版社，2008年。

^[21][日]今村启尔著，彭南林译：《滇西的剑》，《民族考古译文集》1985年第1辑，第100～106页。

^[22]甘孜考古队：《四川巴塘、雅江的石板墓》，《考古》1981年第3期。

^[23]夏格旺堆、普智：《西藏考古工作40年》，《中国藏学》2005年第3期。

^[24]张增祺也有类似看法，并认为不会晚于春秋末期（公元前5世纪早期）。参见张增祺《略论滇西地区的青铜剑》，《考古》1983年第7期。

^[25][日]今村启尔著，彭南林译：《滇西的剑》，《民族考古译文集》1985年第1辑，第100～106页。

^[26]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哈密地区文物管理所：《新疆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出土铜器的初步研究》，《文物》2001年第6期，图一：7。

^[27]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四川炉霍县宴尔龙石棺葬墓地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12年第3期。

^[28]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哈密地区文物管理所：《新疆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出土铜器的初步研究》，《文物》2001年第6期，图一：18、19。

^[29]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化局：《四川炉霍卡莎湖石棺墓》，《考古学报》1991年第2期。

^[30]四川省文管会、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化馆：《四川甘孜吉里龙古墓葬》，《考古》1986年第1期。

^[31]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甘孜藏族自治州博物馆、稻城县旅游文化局：《2006稻城县瓦龙村石棺墓群试掘简报》，《四川文物》2007年第4期。

^[32]故宫博物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2005年度康巴地区调查简报》，《四川文物》2005年第6期。

^[33]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乃东普奴沟古墓群清理简报》，《文物》1985年第9期。陶器中的Ⅰ型罐、Ⅳ型罐和拉萨曲贡墓地出土陶器有一定的相似性。

^[34]D. N. Tiwari, Cave Burials from Western Nepal Mustang, Ancient Nepal No. 85, 1985, pp.1-12.

^[35]A. Simons, Trial Excavation of a Cave System in Muktinath Valley Preliminary Studies in the Settlement Archaeology of the High Mountain Region of Mustang Distrcit （West Nepal），Ancient Nepal, No. 130-133, 1993, pp. 1-19.

^[36]A. Simons, et.al,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Mustang: Report on the Field Work of the Years 1994 and 1995, Ancient Nepal, No. 140, 1998, p. 72, Fig. 3:2-4.

^[37]据动物考古学家鉴定，Chokhpani崖洞葬中出土的海贝类产品确凿无疑来自印度洋。

^[38]A. Simons, Das Kollektivgrab Mebrak 63 im Mustang-Distrikt, Nepalesian, Eurasia Anhqua, Vol. 2, 1996, pp. 383-395; K. W. Alt, et. al, Climbing into the Past-first Himalayan Mummies Discovered in Nepal, Jour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Vol. 30, 2003, pp. 1529-1535.

^[39]A. Simons, et.al,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Mustang: Report on the Field Work of the Years 1994 and 1995, Ancient Nepal, No. 140, 1998, pp. 65-84.

^[40]H-G. Hüttel, rchaologische Siedlungsforschung im Hohen Himalaja Die Ausgrabungen der KAVA im Muktinath-Tal/Nepal 1994-1995, Beiträge Zur Allgemeinen und Vergleichenden Archäologie 17, 1997, pp. 7-64.

^[41]更堆：《西藏文管会藏吐蕃时期鎏金铜钵》，《文物》1985年11期。

^[42]H-G. Huttel, Eine Ordos-Bronze aus dem nordlichen Himalaja, Beiträgae Zur Paläoanatomie, Archäologie,ägyptologie Ethnologie und Geschichte der Tiermedinzine, Festchrift für Angela von den Driesch Zum 65, Rahden-Westf. Leidorf, 1999, pp. 201-209.

^[43]较早的论述参见霍巍《从考古材料看吐蕃与中亚、西亚的交通——兼论西藏西部在佛教传入吐蕃过程中的历史地位》，《中国藏学》1995年第4期。特别是第51～53页，论及了吐蕃王朝以前西藏西部地区与中亚的文化联系。

^[44]K. Jettmar, Bronze Axes from the Karakoram: Results of the 1958 Expedition in Azad Kashmir,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Vol.105:1, 1961, pp. 98-104.

^[45]Bridget and Raymond Allchin, The Rise of Civilization in India and Pakist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240-241; K. Jettmar; Bronze Axes from the Karakoram. Results of the 1958 Expedition in Azad Kashmir,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Vol. 105: 1,1961, pp. 98-104.

^[46]K. Jettmar, Beyond the Georges of the Indus: Archaeology before Excavation, Karac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99.

^[47]B. A. Litvinskij, Copper Cauldrons from Gilgit and Central Asia: More about Saka and Dards and Related Problems, East and West, Vol. 52, 2002, pp. 127-149, Fig.5.

^[48]Bridget and Raymond Allchin, The Rise of Civilization in India and Pakist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240-241.

^[49]M. A. Stein, Archaeological Notes from Hindukush Region, The Journal of the Ruyal Asiatic Society Vol.5:24, 1944, Plate III-V; B. A. Litvinskij, Copper Cauldrons from Gilgit and Central Asia: More about Saka and Dards and Related Problems, East and West, VoL52, 2002, pp.127-149; KJettmar, Rock-carvings and Stray Finds in the Mountains of North Pakistan. Archaeology before Excavation, in M. Taddei, ed., South Asian Archaeology, 1977, Naples 1979, Vol.Ⅱ, p. 923, Fig.6.

^[50][法]布尔努瓦著，耿昇译：《十七—十八世纪的喜马拉雅山口及其教徒、商人和军人》，《国外藏学研究动态》（第6辑）第63～71页。

^[51]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世界境域志》第64页，1983年。转引自陆水林《巴尔蒂斯坦及其周边地区交通初探》，《贤者新宴》（第5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52]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第20～1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53][瑞士]阿米·海勒著，杨清凡译《拉萨大昭寺藏银瓶——吐蕃帝国（7—9世纪）银器及服饰考察》，《藏学学刊》2007年第3辑，第194～223页。

^[54][日]今村启尔著，彭南林译《滇西的剑》，《民族考古译文集》1985年第1辑，第100～106页。

^[55]四川大学考古系、西藏自治区文物局：《西藏日土塔康巴岩画的调查》，《考古》200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