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兰出土丝织品初探
都兰出土丝织品初探
许新国1 赵丰2
（1．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华东大学）
1982年至1985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都兰县发掘了一批唐代墓葬，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丝绸文物，令人震惊和瞩目。以往，这一时期的丝绸重要的出土地首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和哈剌和卓墓葬群，其次为敦煌藏经洞及莫高窟K130等处，近年，陕西省扶风法门寺地宫也进入此列。此外，日本正仓院亦保存了大量传世的唐代丝绸。与上述四处相比，都兰所出丝绸文物有着它特殊的重要性，其数量之多、品种之全、图案之美、技艺之精、时间跨度之大，均属罕见，并不乏新的发现和新的启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本文就这批丝织品的品种、图案的类型和分期及其相关的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就教于各位学者。
1 品种与组织
丝织物品种主要根据丝织物的组织结构、织造工艺及外观效果来区分。唐代织染署中的织红之作分为布、绢、
、纱、绫、罗、锦、绮、
、褐等十作[1]，这就是当时对纺织品种的一种分类法。十作中除布为麻织品、褐为毛织品外，其余均属丝织品，这一分类与今天基本接近。在此，我们按锦、绫、罗、缂丝、平纹类织物（绢、纱、绝、绸）、
与絣的次序进行概要的介绍。
1.1 锦
颜师古说：“织彩为文曰锦”[2]，这一概念至今仍是我们鉴定汉唐织锦的主要标准。都兰出土丝织品中以锦最为丰富，从组织结构上来说，可以分为平纹经锦、斜纹经锦、斜纹纬锦和织金锦等。
经锦依靠多彩的经丝表里换层而显花。它在中国出现的年代极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相当成熟，但当时都是平纹经锦。平纹经锦在都兰出土物中实例不多，最有特色的是经地簇四云珠日神锦（DRMIPM2：S109），以红、黄两种色彩的经丝构成1∶1的经二重组织（图1：1）；大量的是斜纹经锦，这是一种隋代前后才出现的新型组织，此类锦往往以四五种色彩的经丝通过分区排列，并以1∶2的经二重组织显花（图1：2），使织锦图案上出现色条效果，其代表作有黄地对波狮象人物锦（DRMIPM2：S147）、红地对波连珠狮凤龙雀锦（DRMIPM2：S150—1）、橙地小窠连珠镜花锦（DRMIPM2：S127）、黄地簇四连珠对马锦（DRMIPM2：S17）等。
图1
图2
除经锦之外，都兰还出土了大量的纬锦。纬锦采用纬丝表里换层进行显花，其组织结构是斜纹纬二重的90°转向（图2）。经二重中的夹纬，列纬二重中就是夹经，但在纬锦中除少量采用单夹经如黄地大窠连珠狩虎锦（DRMIPM2：S102）等外，绝大多数纬锦均采用双夹经，如黄地大窠连珠花树下对虎锦（DRM25：S1）、黄地大窠宝花锦（DRMIPM2：S21—1）、黄地中窠连珠对牛锦（DXMI：S5）等，而且夹纬都加有强拈，前三者为S拈，后者为Z拈。
较为特殊的纬锦是红地中窠含绶鸟锦，这是一类锦，以花瓣、小花或连珠等作图案，通常以紫红色为地，藏青、橘黄、墨绿等色显花，在色彩变换频繁处，所有纬丝全部织入，是1∶3的斜纹纬二重组织，而在色彩变换不多的地部，就单织某两种或三种纬丝，是1∶1或1∶2的斜纹纬二重组织。多余的纬丝在织物背面抛梭而过，不织入织物而浮在织物背面。这种锦无论从图案看还是从织法看都是西域地区的产物，但从名称上来看，却与唐宋文献中常见的“绒（茸）背锦”或“透背锦”相吻合[3]。
值得指出的还有一件蓝地龟甲花织金锦带，宽仅2.8cm，在1∶1基础平纹地上再以隔经的大循环平纹金箔显花，在地部则把金箔剪去，这一织法明显地依靠了手工编织技术（图3：1）。在我国史料中，丝织物使用金箔的记载早在三国时已经出现，曹丕《与群臣论蜀锦书》云：自吾所织如意、虎头、连璧锦，亦有金箔。蜀薄来自洛邑，皆下恶”[4]。但织金锦的最早实物，在目前来看国内应数此件了。
图3
1.2 绫
绫在都兰的发现也是大量的，按其组织可分为下列三类：平纹地暗花绫、斜纹地暗花绫和素绫。
平纹地暗花绫又包括以下几种：一是平纹地上斜纹显花，这种组织即以前考古界通常称的“绮”的组织。是对汉代之后绫织技术的直接继承。这种组织的绫发现极多，占全部出土绫的80%左右，如各种团窠双珠对龙绫、各种柿蒂绫、人字纹绫（DXM1：S3）等（图3：2）；其次是一种新发现的绫组织，它以平纹为地，在花部则由方平或变化方平组织提花与平纹地配合形成变化斜纹，我们称之为嵌合组织。如方纹绫（DRMIPM2：S135）的一种花组织就是由平纹与2×2方平配合而成的，而龟甲绫（DRMIPM2：S62）的显花组织，则是由平纹与2×4的变化方平配合而成的（图4：1）。这种组织在国内还是首次见于报道。
图4
斜纹地暗花绫的组织有两种：一是四枚异向绫，又称同单位异向绫，即以1∶3的左斜纹和3∶1的右斜纹互为花地组织（图4：2），如黄色对波葡萄花叶绫（DRM9：S6—2）即为一例；其二是同向绫，又称异单位同向绫，黄色大花卉绫（DRMIPM2：S57）就是一件同向绫，它以1/2右向斜纹为地，1/5右向斜纹显花（图4：3），花纹不清，似乎是写生纹样。
素绫的组织是2/2斜纹（图4：4）这一组织结构，在新石器时代的草、竹编织物上就十分常见，但它应用在丝织物上却很晚。DRM6中发现了不少这一类的残片（DRM6：S1），这是2/2斜纹组织同时也是素面（无纹）斜纹丝织物的首次发现，或可以与唐代史料中的“无纹绫”相对应[5]。
1.3 罗
我们把经锦纠绞、纬丝平行交织而成的织物统称之为纱罗织物。都兰出土的绞经织物无一例外地采用传统的四经绞组织，属无固定绞组类型，可称之为罗（图5：1）。数量不多，图案均为小几何纹，其中以DRM9：S11—1绿色九点罗为最佳。
图5
1.4 缂丝
缂丝又称克丝、刻丝，其名出现于宋代，但从其织造技艺来看，在唐代已经具备。缂丝是一种通经断纬的织物，以平纹为基本组织，依靠绕纬换彩而显花（图5：2）。都兰出土的蓝地十样小花缂丝（DRMIPM2：S70）是目前所知极少的唐代缂丝中有特别价值的一件，其纬向宽度为5.5cm，尚非通幅，说明它有别于唐代其他的缂丝带；但它的风格又与宋代缂丝有较大区别，并不严格按照换彩需要进行缂断，有时在同一色区内亦呈镂空之状。这表明了这件缂丝在缂织技术发展史上的地位。
1.5 平纹类织物
平纹类织物是最普通的织物，它又可以根据经纬丝的原料、纤度、密度等变化产生许多品种。
绢是一般平纹织物的通称。都兰出土平纹织物中最为常见的是绢，根据经纬密度的不同分为两个小类：一类密度较大，织造致密，经密为65～70根/cm，纬密为40～50根/cm，这类绢或可称为缣；另一类密度较小，经密在40根/cm、纬密在30根/cm上下，此类丝线较粗的或可称之为
，虽然密度小但纤度粗，最后的效果仍是厚密。
透孔性好，轻薄的平纹织物属于纱，或称轻容。DXM1出土一件纱袍（DXM1：6），袍面用黄纱，袍里用绿纱，黄纱的经纬密度分别为46根/cm和27根/cm，绿纱的经纬密度分别为32根/cm和27根/cm，密度较小，丝线的纤度更小，故其透孔性较好，确有轻如烟雾、薄如蝉翼之感。
都兰出土丝织物中还有一类较为粗放，纤度不均，密度不匀，经纬丝原料采用纺拈而成的锦线，可称作绸。如DRM9所出的黄绸即为一例（DRM9：S5），其经密约13根/cm，纬密约10根/ cm，经纬线均加强Z拈。
1.6 
与絣
以上几个大类的丝织品种主要根据织物组织结构的不同来区分，但
与絣的情况较为复杂。从工艺上来看，它们属于“织采为文”的范畴，故常被人们称作“
锦”、“晕
锦”、“絣锦”等，但从组织结构来看，它们分别采用锦、绫，甚至是绢的组织，其变幻的装饰效果主要来自经丝色彩排列的变化或经丝本身色彩的逐段变化。
原是一种染缬效果，故《续日本纪》云：“染作晕
色，而其色各种相间，皆横终幅。假令白次之以红、次之以赤、次之以红、次之以白、次之以缥、次之以青、次之以缥、次之以白之类，渐此浓淡，如日月晕气杂色相间之状，故谓之晕绸，以后名锦”[6]。这段话已把晕
的来历说得十分清楚。都兰出土物中有黄褐相间及青黄相间染缬晕
产品，是丝织晕
的原型。唐代织红十作中有
作，当是专门织
的作坊。都兰出土的
采用斜纹经二重和山形斜纹两类组织。晕
小花锦（DXM1：S6—1）属于前者，经丝的地部色彩排列为橙—黄—绿—蓝—绿—黄—橙等反复，其上再显小花，表现出锦上添花的效果，这或就是唐代史料中所见的晕
锦；后者常由两种色丝间隔排列，形成明显的两种色道，可称为间道，都兰出土有褐黄间道（DRMIPM2：S56）和绿褐间道（DRMIPM2：S90），都采用3/1山形斜纹。间道与晕
的主要区分在于没有晕色过渡。
此外，都兰还发现了平纹组织的扎经染色织物，其工艺是先将经丝分组扎经染色，然后合而织之，我们可以称其为絣锦（DRM9：S6—1，图7）。絣是日本学者对这类扎经染色织物的通称，但论其词源，还是来自中国。《说文》中已有絣字，“氐人殊缕布也”。段玉裁引《华阳国志》注：“殊缕布者，盖殊其缕色而相间织之”[7]，扎经染色织物正是分组把经丝（缕）扎染形成殊其缕色的效果后再并起来相间织之（絣），故而用絣来命名扎经染色织物完全恰当。唐代絣锦在国内是首次发现。
都兰出土的丝织品种几乎包括了目前已知的唐代所有的丝织品种，而且，其中如抛梭织法的锦、织金锦带、嵌合组织显花的绫、素绫、宽幅缂丝、絣锦等品种在国内均属最早实例，对研究唐代丝绸生产技术成就有着重要的意义。
2 锦绫图案的类型
都兰出土的丝织物中大量的是锦绫织物，其上有着丰富的图案类型，带有鲜明的时代风格。从图案学的角度来看，图案具有三要素：纹样、排列和色彩，纹样是题材的造型，排列是题材的布局，色彩则是题材的呈现。我们认为：尽管纹样和色彩千变万化，而图案的时代特征，从都兰丝织物中可以看出，无论是主题纹样，还是辅助纹样，都富于变化，可以成为划分类、型、亚型、式的因素。详细的类型学研究，我们将在发掘报告中进行，本文为了便于进行简要的介绍，我们以图案的排列为标准将都兰主要的锦绫图案分成二大类：一类是具有明显骨架构成的排列，称为骨架式排列；一类是两点交错排列的团案纹样，称为团案式排列。
2.1 骨架式排列
骨架式排列是指整幅图案由一些相互连接的，明显的几何形骨架决定图案的排列形式，然后在骨架中填以主题纹样或以骨架为主体构成图案。骨架式排列中又可根据骨架形状的不同，构成骨架的纹样的不同以及主题和风格的不同再进行细分。
2.1.1 对波骨架
普通的对波骨架仅由简单的线条构成骨架，常以小花为联纽，各骨架内填以象、驼、狮、人物等形象，诸形象以纬向分布，经向重复，这是由于当时片综织机的特殊技术所决定的。
标本1黄地对波牵驼狮象锦（DRMIPM2：S149—1），组织为1∶2的平纹经二重，基本色彩是红与黄，此外，分别由蓝和绿在各区域显花，红色为地，蓝、绿显花，黄色勾勒，均有幅边。整个图案可根据四件残片复原。整幅图案应是由七个完整的和一个被分割成两半置于两边的对波圈构成，构成对波骨架的为单纯的带状线条，在两条对波线之间用六瓣小花连接。自一边始各对波圈中图案分别是一坐二立人物、对象、对狮、对牵驼、对虎。最边上的对虎纹样已经不清，为纬视纹样；其次为牵驼纹，一胡服装束的牵驼者牵了一批双峰驼，呈健步行走状，为经视纹样；对狮的变形较大，呈蹲踞状，张口、扬尾、鬃毛竖立，亦为经视纹样；大象形象十分明显，以蓝色显示花纹，象鼻垂至地面，背上搭着坐垫，象牙亦清晰可见；居中的对波圈中是一纬视的人物纹样，在一殿堂式建筑中，一交手人物盘坐于座台上，两旁为手持三叉戟立姿人物，然后又是对象、对狮、对牵驼和对虎等圈。
图6
标本2绿地对波连珠狮凤锦（MIPM2：S85）以连珠纹构成对波骨架，以小花为联纽。这类的残片出土较多，组织为1∶1斜纹经二重，残存有两个对波圈，一圈对狮、一圈对凤，纹样较为清晰，对狮蹲踞，是全侧面形象，对凤的形象十分优美（图6：1）。
标本3对波葡萄枝绫（DRMIPM2：S）由植物蔓藤构成骨架，主要是对波缠枝忍冬或葡萄藤，并直接装饰花叶，如此反复连续、循环，形成一个连续的葡萄绫，其经纬向循环为3.5cm、 5cm，组织为斜纹经二重（图6：2）。
图7
2.1.2 套环骨架
套环骨架是指数圆相套接而成的结构，一般指二方连续的套环结构。唐代还有一种四方连续的套环结构，应称作毯路结构，在日本正仓院有保存，被称作七宝纹。在此介绍都兰出土的一件锦。
标本4黄地套环云珠人物锦（DRMIPM2：S63），该锦为残片，套环圈由卷云和连珠构成，卷云在外，连珠在内。每环大小已很难判定，现存一环仅有一弦，弦高为4.5cm、弦长为18cm，由此推算此圆环直径约为22.5cm。
套环骨架把套环内的空间切割成两种形状的小空间，一是由两环的外侧和一环的内侧构成的类似三角形的锥形空间，二是由两环内侧构成的梭形空间。在锥形空间的主要纹样是一人物，交脚坐于一台座上，头戴宝冠，身穿露领的紧身衣，双手屈臂上举，两侧还有两朵灵芝状云彩，人物留有络腮大胡，是胡人形象。而梭形空间已残，其上部有一华盖顶，顶上有花状饰物。华盖下有三个人物，中间一人取正面形象，头戴宝冠，显得较为尊贵，旁边两人取侧身形象，脸均面向中间的人物，人物下身残损。
2.1.3 几何形骨架
这里主要是指方形或菱形的骨架排列形式。这种图案不多见。
标本5橙地方格连珠小花锦（MIPM2：S93），其组织为1∶2的斜纹经二重。图案以连珠形式的直线通过小团花点连接成图案骨架。地为橙色，白色勾边显珠，蓝、绿两色交替显示主要花纹，方格之内的四角上均饰有忍冬状花，方格中心是十四瓣的小团花，团花外沿还有白色的连珠圈。
2.1.4 簇四型骨架
簇四结构，是一种由圆环相互搭接而成的四方连续的骨架排列形式。这种图案以往常被人们称作毯路纹，但从对当时情况的考证来看，这种图案称作簇四更为合适[8]。
标本6簇四连珠对马纹锦（DRMIPM2：S17），系斜纹经锦，以黄色为地，浅黄色勾勒，各区域中再由蓝、绿分区换色显示主要花纹，由三或八瓣小花把连珠圈连成簇四骨架。连珠圈之间由十样小花填充，在主圈内为对马图案，马身有翼，颈上系一对后飘的绶带，头上饰小花，马的前一足和后一足提起，呈疾步前行的姿态，马下为莲蓬状花草图案（图7）。
标本7黄地簇四连珠对羊锦（DRMIPM2：S59），这件锦两面幅边均存，幅宽52.5cm，组织是1∶3的斜纹经二重。基本色彩是：在连珠圈和圈外以黄色为地，连珠圈内以紫色为地，蓝和绿变区交替显示主要花纹。用白色勾边、做连珠。由于色彩的使用上有独到之处，使得该锦的风格也有些特殊。连珠圈由于用深色勾边显得十分明显，连珠本身却由于黄、白反差较小而不引人注目；用以连接各圈的是八出小花，由于花瓣方向变化及色彩有紫黄两种而显得更像蝴蝶；圈内的小羊不是中亚和西亚地区常见的带长角的羚羊，更像是小绵羊，回首张口，呦呦而鸣。两只小羊已充满了连珠圈内的绝大部分空间，加上羊足下的忍冬纹饰，更增加了图案的和谐。连珠圈之间的十样小花也有些特殊，用深色的蓝、紫、绿色显示，几何味很浓（图8）。
从技术角度看，该锦亦具有特点，其纬线加有较强的S拈，约500拈/m，较之于一般的经锦有较大差别，可能产于受纬锦织造技术影响之后。
图8
图9
2.2 团窠式排列
团窠式排列是一种主花与宾花以二点交错排列而成的形式，纹样之间无直接交接点。因此，我们以唐代十分流行的“团窠”一词作为此类纹样的总称。唐代有独窠、两窠、四窠绫和大科绫罗、小科绫罗的称呼（《新唐书·车服志》），说明了唐代团窠图案的流行。团窠排列亦属于散点式排列大类中，由于其种类极多，我们将其从普通散点排列中分出来，同时分成环形团窠和宝花团窠两类来介绍。
2.2.1 环形团窠
环形团窠是团窠本身可以明显地分成内层和外层两个区，内层纹样和外层纹样有着明显的不同，外层以环状纹样做骨架，内填主题纹样，包括以下几类。
①团窠连珠：其环由连珠构成，这一排列形式其实是对簇四连珠圈的解散。下可分为三种：
一是散点珠圈，其主题纹样往往是带有较强的几何意味的小团花，例如：标本8小窠连珠瑞花锦（DRMIPM2：S61）。该锦甚少，但图案基本完整，在以20多颗散状珠连成的团窠环中，有着几何味甚浓的小花，较抽象、简洁，有点类似于后世的云头花，连珠环之间的十样小花也是以交瓣小花为中心然后四向伸出四朵花蕾。这种图案尚未有同样的产品出土（图9）。
二是带状的连珠圈，如：标本9橙地小窠连珠镜花锦（DRMIPM2：S127）。
镜花一词来自《新唐书·地理志》，志载兖州土贡镜花绫。到宋代锦名中又有宝照锦和鉴花等名[9]，当指同类纹样。因此，我们称作连珠镜花锦。该锦有完整的幅边，实测得44～44.5cm，即是幅宽。橙地，白勾，绿和紫交替分区显花，组织是1∶2的斜纹经二重。其连珠团窠环由20多颗圆珠联成，中间小花是四出花蕾，然后转45°角是四出叶尖，而团窠之间的十样小花只是以六瓣小花为中心的四出花蕾。
三是四面带有回形纹的连珠圈。前两种往往是循环较小，且以斜纹经锦为主，而后者不仅图案有大小，而且组织也有经锦纬锦之分。分别举例说明：
图10
标本10黄地小窠连珠对凤锦（DRDMIPM2：S128）共出两件，实为同一织物上的不同裁片。均留一幅边，是明显的1∶2的斜纹经锦，质地比较致密。黄色为地，白色勾勒及显珠色，蓝和绿分区交替显示主要纹样。连珠环的外径不大，纬向较大，Dw＝4.5cm，经向稍短，Dj=4cm。环内对凤是较简单的形式，凤身带有汉代朱雀的风格，但凤冠呈火焰状，已是吸收了外来的因素和风格。两凤头之间的小花似被衔着，两凤足之下亦有花盘，开花如圆珠形，颇引人注目。其十样小花作为连珠环之间的宾花，是最简单的形式之一，中间一圆点，向四面伸出四个花蕾，形成十字形的花纹（图10）。
标本1 1黄地大窠连珠树下对虎锦（DRM25：S1），这一件是所有大窠连珠纹中保存最好的一件，虽然已残碎，通过拼凑、复原，还能显出原来的图案概貌。拼接之后，可以看出，织锦原大为110cm×110cm左右的大张锦，幅宽110cm存有幅边，上下均有裁边，较典型的斜纹纬二重组织。以黄色为地，紫、棕色勾描出连珠圈和花树对虎的主要纹样轮廓，以棕黄色为树干色和虎斑上的一些层次色，绿色为树叶及虎身的层次色，整个色调较为平和，已没有任何分区换色的现象。
大连珠圈由上下左右的四个回纹和五个一组的20个珠组成。圈内居中一树，树上绿叶黄花，分成四簇，树下似为山石状物，左右对虎作相扑状，一足着地，三足腾空，张口瞠目，虎尾上翘。虎的造型采用半侧的立体写实，与普通全侧的有所不同，虽不及全侧法使用的那么娴熟，但已达到相当水平。圈外宾花十样花也较为复杂，与宝花相类似。团窠直径达38cm（图11）。
图11
图12
②团窠花式连珠：此图案在连珠圈的内外加了装饰性的其他纹样，或将连珠再进行花式变形，如团窠双连珠是由两层的连珠构成，团窠花瓣连珠是在连珠圈内外再加上花瓣，团窠连珠连花是连珠圈内加连珠式的小花一圈。
③团窠宝花：由变形的，类似于宝花外圈花卉纹样做团窠环，但又可细分成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是由花叶和全侧的花蕾组成，另一种是以花苞式的变形苞窠组成，这类锦多出现在斜纹纬锦上。例如：标本12紫红地中窠宝花含绶鸟锦（DRMIPM2：160）。据残片复原，图案中心是一个略显椭圆形的花瓣团窠，中间立一含绶鸟，该鸟身、翅上均有鳞甲状羽毛，且有连珠圜带，两足立一平台上，颈后生飘带，所衔绶带环为连珠纹，下有璎珞状物。宾花为十样花，复原之后的纹样循环为经向17cm，纬向13cm。织物组织基本是1∶3的纬二重组织，有的有局部抛接现象（图12）。
④团窠卷草：由极为流畅的卷草做团窠环，内填禽兽纹样，例如：标本13黄地中窠卷草对鹿锦（DRMIPM2：S25—1）。该锦色彩已褪得相当厉害，但还能看出是以绿色为主显花，以棕黄色与白色辅助显花。从纬线中也能分辨出它是1∶3的斜纹纬二重。团窠环的外径约为20cm，它由四组卷草环组成，卷草较流畅，基本形是S形，再用蔓藤相连，上面开满了小花。环中对鹿，似共同衔着一花，鹿的前足提起，三足着地，身上显有四瓣的梅花斑纹，头上有鹿角。足下有云形花（图13）。
2.2.2 独花团窠
独花团窠主要包括柿蒂花和宝相花（又称宝花）等，在当时的丝织物上应用极广，青海都兰出土的织物中这类例子不少。
①柿蒂花：它采用团窠的排列形式，其图案循环极小，纹样简单，大多呈四瓣花状，应是唐代常见的柿蒂花图案。均见于绫织物上，应与白居易诗中“红袖织绫夸柿蒂”一句相吻合，例如：标本14柿蒂绫（DRMIPM2：S141），绿色，四瓣花中间是以大瓣小梅花为花蕊，平纹地上3/1右斜纹花，经纬向循环为2.5cm、12cm，有明显幅边。
②宝花：可分为简单宝花和中型宝花等几种。如：标本15黄地中窠宝花锦（M9：25），组织是1∶3的斜纹纬二重组织，黄地，显蓝、棕等色花。宝花外圈由八朵侧花联纽而成，四四相异，间隔排列，花外还有叶子陪衬，主花直径约20cm，其纬向循环为24.5cm左右，宾花是由所谓的变体宝花或称花蕾的十样花构成（图14）。
图13
③大型宝花，仍由变形的花瓣和花蕾组成，但造型更加复杂，刻画更加细致，充分运用褪晕手法来描绘花叶的正反和明暗，与中型宝花相比显得更为写实，效果显得更为富贵，循环有大到几十cm的，一般采用纬二重组织。例：标本16黄地大窠宝花锦（DRMIPM2：S21—1）。其基本组织为1∶3斜纹纬二重，黄地上显蓝、白、棕色花，纹样保存尚属完好，比较清晰，花窠甚大，主花图案直径达33cm，经向循环为34.5cm。主花中心是蓝色圆，周围绕以白色连珠纹，然后是六出巨大的蘑菇形花蕊，在蘑菇状花蕊之间伸出六朵侧面的花，其外包有卷状花瓣，花瓣之间从后面又生出朵花，层叠反复，显得较为浑厚，可惜宾花图案已不甚完整，仅露出花瓣的尖角（图15）。
图14
3 锦绫的年代的分期
都兰出土织锦品的各墓葬虽然缺乏明确的纪年标志，但从出土实物的情况来看，显然有各个时代的产品，这从织物风格上可看出。因此，我们通过与吐鲁番、敦煌、日本正仓院等有关资料比较，将这批织物进行一大概的分期。
3.1 分期标杆的确定
进行分期，首先要选择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标本作为确定年代的标杆。这批丝织物很大的一个特点是与唐代其他的出土或传世织物关系密切，因此，我们可通过比较将一些可以确定年代的锦绫织物作为分期标杆，列表如下。表中数据确定时，若同样织物有较多的年代数据，则主要选择较早的年代，因为较早的年代能反映流行的开始或生产的时间，而较迟的年代则很可能仅是没用而已。
图15
都兰与吐鲁番、敦煌相同图案锦绫的年代比较
除表中所列有直接对应者以外，我们还可以从图案、技艺的风格上做出一些断代说明：
①都兰所出对波牵驼狮象锦无论从题材、造型、组织、风格等来说均与吐鲁番所出牵驼胡王锦相似，仅骨架稍有区别，从而对波亦为较早之骨架形式，应为同一时间之物。后者伴出延昌二十九年（589年）墓志，故可定为北朝晚期至隋初之物。
②对波连珠狮凤锦的流行时代可以敦煌K427隋代菩萨塑像胸衣上的“菱格狮凤纹锦”图案比较，不仅骨架类似，就是狮与凤的造型也极相似，故可定为隋代前后。
③套环骨架在吐鲁番仅出现在隋代的绫织物上，但从套环的流行年代和所用卷云连珠来看，当属隋代前后。
④对波缠枝葡萄绫在敦煌也有发现，据称为盛唐时物[10]，又据吐鲁番阿斯塔那M214所出对波缠枝葡萄印花绢，它与麟德二年（665年）墓志同出[11]，故可定在武周与盛唐之间。
⑤方格连珠小花锦在日本正仓院有收藏，色彩稍有不同[12]，根据记载，日本学者称其为“蜀江锦”，其确切年代却不甚清楚。这一难点可以在敦煌壁画的人物服饰图案中得到解决。莫高窟K427隋代洞窟中发现多种大同小异的方格连珠团花锦[13]，与此锦十分接近，据此可以将此锦的年代断在隋代前后。
⑥簇四连珠对马锦，在吐鲁番出有同类织物，年代亦较为明确，应为初唐。
⑦簇四连珠对羊锦，这一件在其他地点没有找到同类的出土物，在图案上缺少比较的参考。但从技术角度来说，其纬线加有较强的S拈，较之一般的经锦有较大的差别，有可能是产于受纬锦织造技术影响之后，又从其簇四骨架连珠纹来看，其年代可能是初唐时期。⑧镜花锦在吐鲁番阿斯塔那有同样织锦出土，年代在653年前后1，故其年代应为初唐。⑨小窠连珠瑞花锦虽无出土物可资参考，根据其图案断在初唐时期当无大错。⑩小窠连珠对凤锦的年代应主要流行于高宗、武则天时期。承，一是西亚簇四和团窠的全盘引进，还有对波、套环等新型骨架的构成。对波和簇四骨架基本都是来自异域，图案的主题也多是狮、象、驼等中原并不常见的兽类。对波骨架还较多地保留了汉魏以来的一些风格，主题纹样经向对称、经向视觉等也都是中国固有的传统。
第二期 隋代
隋代织物图案的主要形式也是骨架式排列，计有对波、套环、簇四、簇二、方格等型，其中还是以对波和簇四为主。同时，风格与此类似的连珠环形团窠也已出现。其图案的主题纹样通常还是动物类和人物类，也开始出现少量的团花类纹样，如方格连珠小花锦中的小团花。隋代的时间不长，其丝绸图案与北朝相仿，是以吸收外来因素、流行骨架式排列为主动物图案为特征的阶段。
第三期 初唐时期
初唐时期堪称是丝绸图案的转变期，在这一时期中，一方面保存着骨架式排列的图案，尤其是簇四骨架，还新增加了一些龟甲骨架等，而另一方面则逐渐把用于连接这些骨架的纽打开，让簇四骨架散开成为环形的团窠排列。然而，这些团窠环直接脱胎于骨架式排列，多流行连珠环，从表面效果来看确实还有不少骨架风格的成分。初唐时期还开始出现较多的花卉图案，部分是以连珠环中小花的环形团窠的面貌出现，部分是以柿蒂花的形式出现。其中又以柿蒂花最为重要，一是其延续时间较长，二是由它发展而成为宝花。在初唐时期，一方面继承了传统的骨架式排列并有所变化，另一方面花卉图案急剧兴起，因此这一时期应是一个转折期。
第四期 盛唐时期
这一时期是转折的完成期，一方面，骨架式排列已基本绝迹，尤其是那些外来色彩特浓的对波与簇四骨架，仅存的团窠连珠环也主要是那些大型的，加以变化的组合环，环外的十样小花越变越丰富；另一方面，宝花团窠的发展极快，而且还为团窠环的变化提供了启示。盛唐时期的团窠环大量应用花卉环，当与宝花图案的兴起有关，在缠枝图案中也渗入了结构的思想，从而又产生了四方展开的缠枝团窠。
盛唐是唐代经济文化的顶峰时期，是一个百花齐放的时期，在丝绸图案中也出现了写生式的折枝花鸟、鹊衔瑞花图案。从组织上看，斜纹经锦虽仍使用，但纬锦迅速兴起，盛极一时，配色有多列到1∶4的，无明显彩条。绫仍以平纹类暗花织物为主。这一时期锦绫图案总的风格是富丽、雍容。
4 相关问题的探讨
在都兰出土的丝织品中，许多问题有待今后进行专门的研究。本文仅就与丝织品种密切相关的几个问题进行初探。
4.1 经锦和纬锦的区别
在鉴定北朝至唐代丝织品的过程中，往往会遇到经锦与纬锦——主要是斜纹经锦与斜纹纬锦的区别问题。这一问题在过去的研究中颇多争议，夏鼐先生指出这是一个重要问题，应早日解决[14]。现在，我们通过对都兰丝织物的鉴定可以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明了的看法。
如前所述，斜纹经锦和斜纹纬锦的显花原理和显花方法均是相同的，仅在显花丝绒上有经纬之别。因此，鉴定经锦和纬锦的关键就是鉴别经线和纬线，最可靠的标准是确定幅边，与幅边平行者为经线，与幅边垂直者为纬线。
都兰出土织锦中有很大一部分都带有幅边，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经锦幅边与纬锦幅边的区别。经锦由于是经线显花，经线密而多、纬线疏而少，在幅边处则通过减少经线层数而与纬线交织成单层三枚斜纹组织，因此，经锦的幅边细密、平整；纬经则由纬线显花，纬密经稀，在幅边处纬线无法依靠其他手段得到减稀，因此，纬锦的幅边往往用较粗的麻线做经与高密度的纬线交织，以承受大量纬线的挤拉，其外观也就较为粗糙。值得指出的是，尽管纬锦无法改变经密，但却可以任意改变纬密，如红地中窠花瓣含绶鸟锦上的纬线显花就有1∶3和1∶4的改变。在许多纬锦上，还经常出现一条宽1～3cm的1∶1纬二重组织的界边，这条边把整匹的纬锦图案分成若干段，从实物使用情况来看，此边主要是为了便于剪裁，故而可称其为裁剪界边。这种情况不但在都兰出土丝织品中有，且在吐鲁番出土丝织品中屡见不鲜，甚至在敦煌画塑中也有所反映。有人认为，纬锦上粗麻线的幅边应为轴头，而把剪裁界边定作幅边[15]。其实，幅边的特征相当明确，纬丝在幅边处应有转绕，而裁剪界边却不具有这个特点，轴头在一般情况下亦无此例，故而经锦与纬锦是不难鉴别的。
通过幅边的确定，我们可以把一大批经锦和纬锦区别开来，对这些经锦、纬锦进行织造技术，外观效果上的分析比较，我们又可为没有幅边情况下的经锦纬锦鉴别提供依据。
①纬锦的表层显花丝线密度远远小于经锦。据我们实测，纬锦表层显花丝线密度一般是在20～30枚/cm，不超过40枚/cm；而经锦的表层显花丝线密度均大于40枚/cm，一般在50～60枚/ cm。
②经锦显花丝线很少超过三组，即多为1∶1或1∶2显花，而纬锦常在四组到五组之间，即为1∶3或1∶4显花。其原因是经锦多用一组色丝要引起经密增加50～60根/cm，会超出一般的穿综能力，影响开口清晰；而纬锦若增加色丝组数最多只影响生产速度而已，并无技术难题。
③经锦的显花丝线在显花处呈梭状，覆盖不严，导致色彩不纯，而纬锦的显花丝线粗而平整，表面具有台面效果，覆盖严实，色彩统一。
④绝大部分纬锦都采用双夹经甚至是三夹经，少数采用单夹经，但所有这些经线均加有强拈，而经锦均用单丝做夹纬。因此，凡采用双根做夹丝并加以强拈的锦一般均可定为纬锦。这种双夹经的技术对于保证纬锦的台面和平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4.2 东西方织锦的区别
都兰位于丝绸之路青海道上，受到东西方文化的影响，在唐代，丝绸生产已遍及丝绸之路沿途，故而在都兰同一墓群中出土来自东、西方的织锦也是很自然的。
我们所说的东方，主要是指阳关以内的唐朝疆土，西方主要是指西域，以中亚地区为主，甚至包括西亚。这两个地区的历史条件不同，风土人情有别，从纺织文化的角度来看应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文化圈，所生产的织锦也肯定有所区别。这一问题早已引起人们的重视，但要分辨清楚却非易事。我们主要从都兰出土织锦鉴定所得的体会来探讨东西方织锦区别的要点。
①东方织锦的传统是平纹的经显花，后来才有斜纹和纬显花，而中亚地区的传统织法则是纬显花。这一点已为众多的学者所证实[16]，因此，一般可以把经锦列入东方织锦之列。我们的任务主要就是把纬锦中的东方织锦和西方织锦区别开来。
②从大效果来说，纬锦都具有厚实、平挺、覆盖严实的特点。但相比之下，西方织锦这一点更好，表层出现的色丝几乎呈长方形，整个形成一个台面，露出的明经斜向整齐，说明织造技术相当高。
③纬锦多采用双夹经，或采用单夹经，但夹经均加强拈，拈向有S拈和Z拈两种。据研究，中国的传统是采用S拈，而中亚地区的特点是采用Z拈，这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17]。因此，我们在都兰纬锦的鉴定中，可以把此点作为区别东西方织锦的一个重要标志。
④东西方织锦的色彩差异很大。中亚织锦的配色对比强烈、鲜明，染色的色牢度特别好，保存也较一般织锦好。东方织锦的配色显得较为明快、清秀、协调，染色的色牢度明显不如西方织锦。具体的色调差别也很大，如中亚地区用紫红、藏青（有时近黑）、暗绿、血牙黄、白等，在都兰出土物中尤以紫红地为多；而东方用红多呈橙红（或称退红）、普兰、草绿、褐黄，尤以黄地为多，效果明显不同。
⑤图案题材也有很大区别。在纬锦中，东方织锦主要是织宝花团窠或写生折枝花纹样，很少有连珠纹等直接模仿西方织锦的产品。而中亚织锦采用较多的还是团窠中安置含绶鸟、对牛、对马、灵鹫等主题纹样，而且其纹样造型特别生硬和几何化，轮廓鲜明，不像东方织锦那样明显具有绘画写实风格。此外，中亚织锦的图案较为复杂，连珠中也寻求色彩的变换，团窠之间的间隔极少，几乎靠在一起，这与东方团窠的花地分明、自由从容、明快淡雅形成鲜明的对比。
东西方织锦的区别大致可分，但产地研究更难。东方织锦中心不外四川和中原两大地区，西方织锦的产地却尚无结论。新疆虽有于阗锦、高昌锦、龟兹锦、疏勒锦等名，但从技术和质量上来看可能没有达到我们所见这批西方织锦那样高的水平，在今苏联境内阿姆、锡尔两河流域撒马尔罕附近的阿弗拉古城（即古代昭武九姓国之一康国的都城）的宫殿、住宅遗址中，在片治肯特（边吉坎特）古城（即米国的都城）的寺庙、住宅遗址中，在布哈拉之西阿拉赫沙（即安国的都城）的宫殿遗址中，都发现了大批壁画，其年代在7世纪中到8世纪初，也有的估计早到5、6世纪[18]。其壁画中人物服饰即有含绶鸟锦，与都兰所出极为近似。看来，这批锦的原产地应该到苏联中亚地区去寻找[19]。
4.3 绫和绮的关系
绮这一品种名称在战国历史上出现很早，我国秦汉时期的著作中一般以锦、绣、绮三者并称丝绸之精者，然而绮的概念及涵盖的范围却是模糊不清。考古界通常把平纹地上显花的普通暗花丝织物称为绮[20]，但这一观点至少已不符合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考古发现和历史情况[21]。我们认为有必要对绮的名实重新做一番探讨。
“绮”字出现频率最高的时期是在战国至汉初。当时的绮至少包括三大类品种：一是平纹地暗花织物，这一点已为许多学者所论证；二是绞经织物，马王堆和凤凰山汉墓出土遗册中均有“绮”字记载与出土的绞经织物明确对应；三是色织物，如刘熙《释名》中记载了长命绮、棋文绮、五彩杯纹绮等均为色织物。如此广泛的概念使我们意识到绮在当时几乎包括了除锦以外的所有花织物，把这样的泛称用于今日考古中的专业命名显然不妥。
到魏唐之际，除诗赋小说中能见到绮字外，在正式的记载中绮字已大大减少，而罗、绫两种名称则迅速增多。我们认为，在这一时期中，绮的概念范围已大大缩小，平纹地暗花织物和绞经织物的名称已分别为绫和罗替代。罗为绞经织物的争论不大，但把平纹地暗花织物与绫对应起来却与以前的结论不同，现就后者进行一简单的说明。
①魏唐时期出土的平纹地暗花织物是如此众多，同时期的出土文书或正史记载中出现的绫字又是如此频繁（绮极罕见），从概率的角度看，平纹地暗花织物与绫对应顺理成章。
②反映唐宋时期浙江丝绸生产技术的《蚕织图》中绘有一台仅有两片地棕素经素纬的提花机，它只能织制平纹地暗花织物，从唐宋时期的浙江大量产绫而不产绮的记载看，这是一台绫机[22]。同时，也说明绫的组织包括平纹地暗花组织。
③有一些直接的例子更证实了我们的看法。吐鲁番曾出土平纹地暗花的团窠双珠对龙纹织物，其中明确写有“景云元年（710年）双流县折调细绫一匹”的题记[23]；另在日本正仓院所藏平纹地暗花的宝花织物上有“近江国调小宝花绫一匹”的题记[24]。这两个例子有力地说明平纹地暗花织物在唐代被称作绫。
④古代对于丝织物的命名以外观效果为主要依据，平纹地暗花和斜纹地暗花织物均有类似的效果，用白居易的话来说就是“地铺白烟花簇雪”、“异彩奇文相隐映，转侧看花花不定”[25]。花地同色、隐映成纹、光照显花是绫织物的最大特色。因此，单把绫组织限于斜纹地暗花织物而把平纹地暗花织物归类于绮的命名方法确实不妥。
从上述理由来看，把平纹地暗花织物归入绫类至少能够符合魏至隋唐时的情况，因而我们把都兰出土的大量的平纹地暗花织物全部称作绫。
但是，绮在唐代毕竟还是存在的，唐代织纴之作中有专门的绮作，唐代诏令中也有二色绮的记载。不过，当时对绮的解释是：“用二色彩丝织成，文华次于锦，厚于绫”[26]；接受了唐代文化的日本也有一说：“绮，似锦而薄者也”[27]。由此看来，绮在唐代仅指一种较锦为次的色织物，但很难与实物相对应。日本有人把一种用两色丝线加拈成线再进行平纹交织的织物称作绮，这种织物类似吐鲁番出土的北凉时期的木纹锦[28]，这或许有一定道理，但这种织物在唐代极为少见，或许正意味着绮的衰落。
4.4 织物的幅宽
唐代丝织物的规格在当朝律令中有着严格的规定，“皆阔尺八寸，长四丈为匹”[29]。以前曾有人验之于敦煌契约文书，基本是吻合的[30]，今验之于都兰出土的丝织物，亦较吻合。
都兰出土织物许多均有双幅边，能测出完整的幅宽。其中最多的是绢，幅宽均在53～58.5cm之间，以唐尺1尺合今30cm计，幅宽为1.77～1.95唐尺，与唐1尺8寸的标准相差无几。特别是一类棕色绢（DRMIPM2：118）被割成许多件，约有20件均有双幅边，实测其平均幅宽为55.7cm，折唐制为1.86唐尺。经锦和绫织物中亦有双幅边者，但从实测情况看，除紫色方纹绫（DRMIPM2：S117）幅宽为57.5cm超出标准，以及黄地簇四连珠对羊锦（DRMIPM2：S59）幅宽为52.5cm接近标准外，其他均在50cm以下，离唐代标准幅宽约差6.6cm，最大的差13.3cm，这可能是因为锦绫的织造工艺较为复杂，偷工减料所得的利益颇大之故。
唐代还有一种丝织物的计量单位是“张”，主要流行于中亚地区。吐鲁番文书证实，这一计量单位在当地使用甚早，具体尺寸是长8～9.5尺、宽4～4.5尺[31]，北朝时期的尺度标准略小于唐朝，可知张的幅宽为匹的幅宽的2倍稍多些，而在长度上则大大小于匹，为其1/5左右。张的尺寸的实例在都兰出土织物中可以找到，黄地大窠连珠花树下对虎锦（DRM25：S1）虽已残破严重，但仍可测得其幅宽约为110cm，折唐制3.7唐尺，使用长度为90cm，折唐制3唐尺，这基本上是半张锦的尺寸。
其实，张与匹的规格区别最初曾是西方织锦与东方织锦、纬锦与经锦的重要区别标志。但随着东西方纺织交流的深入，纬锦中也有采用经锦幅宽的，中原纬锦也有采用张作尺度的。唐代诏令中曾提及“大张锦”之名[32]，就是指此；广陵郡贡“锦被五十张”[33]，或可探知大张锦在当时的用途。在日本正仓院，著名的缥地大唐花纹锦的幅宽在110cm上下，法隆寺所藏国宝四骑狮子狩纹锦的幅宽则达135cm左右，都是张的规格的表现[34]。当然，纬锦并不都以张为计量单位，但我们可以说，以张为计量单位的都是纬锦。
5 从出土丝织品看青海丝绸之路
我国古代通往西方（中亚、欧洲、印度北部等地）的陆路交通最东的一段，在秦汉时已基本完成。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是从关中过陇山，经河西走廊入西域，即所谓“河西路”；一是从关中或今河南北上经漠南阴山至河西走廊北面的居延海（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向西至西域，即所谓的“居延路”或“草原路”。其中河西路，自汉武帝遣张骞出使西域，于河西设四郡（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后，开始兴盛，成为中西陆路交通东段的主要干线。
都兰位于青海柴达木地区，在河西走廊和祁连山之设四郡（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后，开始兴盛，成为中西陆路交通东段的主要干线。
都兰在河西走廊和祁连山之南，同样处于中西交通的要道上。居于此地的羌族，早在秦汉以前，与漠北和河西的匈奴、黄河流域的汉族发生了密切的关系[35]。青海黄河河曲（赐支）的羌族，也早在公元前300多年，分几支向东南迁入今四川西北一带[36]。因此，在秦汉之前，青海与蒙古草原、黄河、长江流域的交通就已经存在。至于从青海向西，经过今天的柴达木盆地，入西域的若羌（今新疆若羌）的交通，即所谓的“青海路”，是否也早在秦汉以前就已存在呢？40多a前，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根据青海湟水流域等地出土大量新石器时代遗物，推测由祁连山南，沿湟水至青海湖，再经柴达木盆地而至南疆，是一条主要的中西交通要道[37]。青海很早就是羌族聚居之地，其西直接与汉代的“诺羌”相接。这两部分羌族之间应该是有交往的，他们交往的道路应是经过青海路。在今柴达木地区分布着一种战国至秦汉时期的“诺木洪文化”，我们考证即为羌族的遗存[38]。
从目前资料看，自秦汉至十六国时期，中西交通最东一段，主要是经由河西路，其次是居延路，青海路则未见于正式记载。不过，从青海湟水流域，经西宁西北养女山、扁都口到张掖，然后经河西路西段入西域的道路，则是畅通的。如晋隆安三年（399年），从长安出发到印度求法的僧人法显，就是走的这条路线[39]。
进入南北朝后，北魏统一了北方，与南方汉族所建政权相对峙；兴起于漠北的柔然与北魏相对峙；在青海和陇右、河西建立政权的南凉、西秦、北凉先后灭亡，吐谷浑则兴起于甘南、青海之地，后与北魏相邻。在这种形势下，北方的柔然，西北的吐谷浑以及西域各地均同时与南北两大政权交往。南方汉族政权也力图打通与西方的交通，以便与西方贸易。可是，从江南通向漠北或西域的主要道路，均为强敌北魏所据，南朝各政权只有通过西北的四川经吐谷浑的河南、青海等地与漠北的柔然和西域交往。“青海路”的兴盛势属必然。
早在宋景平元年（423年），占据河西的北凉沮渠氏和吐谷浑阿豺均向刘宋朝贡，并接受宋的封号，然后双方不断有使臣往返[40]。到429年左右，柔然的使者也出现在宋的国都建康（今江苏南京）[41]。柔然在大檀时（414—429年），势力已达今新疆哈密一带。因此，柔然到宋的使者应是从居延路或蒙古草原南下，经盟国北凉的酒泉或张掖，再经吐谷浑所居的浇河，沿西倾山北麓至龙涸，沿岷江而下，入蜀。上述北凉、吐谷浑使臣也沿此道后一段至宋。这条路就是《南齐书·芮芮虏传》所云“芮芮常由河南道而抵益州”的“河南道”[42]。
北魏太延五年（439年），北凉为北魏所灭，沮渠牧犍弟无讳、安周等西奔鄯善，于441年袭据高昌，重建北凉。次年，无讳遣常侍纪隽奉表到刘宋[43]。根据无讳袭据高昌得到柔然帮助的情况看[44]，他很可能是经过柔然及吐谷浑的河南道入蜀的。
以上仅是说明南北朝初期，漠北、高昌、青海等地由河南道入蜀一段交通兴盛的情况。从青海经柴达木盆地入西域的青海路正式见于记载，大致是在北魏太平真君六年（445年），北魏高凉王拓跋那征吐谷浑慕利延的前后。在魏军追击下，慕利延从青海湖东南的曼头城，向西逃至白兰，然后由柴达木盆地西入鄯善、于阗。他退却的这条路线，走的就是青海路。自此以后，经由青海路往来于西域者，文献记载颇多，说明青海路的兴盛，始于吐谷浑慕利延在位的后期，即公元5世纪40年代前后。
由青海经柴达木盆地通西域的青海路，大致有三条道路可行：一是由伏俟城经白兰（今青海都兰、巴隆一带），西北至今小柴旦、大柴旦，到今甘肃之敦煌。此即前述慕利延为魏军追击，故慕璝子被囊一支人马逃走之路线。由敦煌西出阳关至西域鄯善（今若羌），合于传统的通西域南道。二是由伏俟城经白兰，西至今格尔木，再西北经尕斯库勒湖，越阿尔金山至西域鄯善，与前一路合。此路大致与今青海至新疆公路一致，为古青海路之主干线。北魏时慕利延西遁于阗，以及唐李大亮等追击吐谷浑伏允可能皆取此道。三是由伏俟城经白兰，至今格尔木，再往西南之布伦台，溯今楚拉克阿干河谷入新疆，西越阿尔金山，顺今阿牙克库木湖至且末，再与上述一、二条线路相合[45]。
正是由于联系中西交通的青海路的兴盛，使占有此路的吐谷浑的地位日趋重要，国内商业迅速发展，并逐渐肩负了中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重任。
隋大业年间，因隋炀帝重用裴矩，努力开通由河西走廊与西域的交通，击灭吐谷浑，使自然地理条件比青海优越的河西路畅通，青海路一度衰落。大业末，吐谷浑乘隋朝即将灭亡之际，尽复故地，青海路一度复兴，直到唐初。贞观九年（635年）李靖北路军追击吐谷浑伏允，大致走的也是这条路线。贞观十四年（640年），唐朝取高昌后，河西路开始畅通，青海路又处于衰落阶段。但是从青海南经柏海，入西藏高原的南路却兴旺起来。这与崛起于西藏高原的吐蕃同吐谷浑、唐朝关系日益密切有关。从青海入吐蕃的南路的具体路线，《新唐书》卷40《地理志》鄯城条注里有详细记述。佐藤长氏曾撰《唐代青海拉萨间的道路》一文，对这段道路进行了详细考证[46]。从青海南下到拉萨，再从拉萨向南翻过喜马拉雅山，可到尼泊尔、印度等地。吐蕃灭掉吐谷浑后，吐谷浑道改由吐蕃控制，交通路线一仍其旧。
都兰出土的丝织品为青海丝绸之路提供了直接证据，充分说明了这条路线的重要性。都兰是这条要道上的一个重要的中间站，出土的丝织物生动地反映了这个中间站的繁盛状况，也为研究我国的丝织工艺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绘图：柳春城
摄影：姚青芳
1991年6月
Abstract
From 1982 to 1985, Qinghai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excavated a batch of Tang Dynasty tombs in Dulan County, and unearthed a large number of silk fabrics of great variety and exquisite designs, which are very rare with important academic value. These unearthed silk fabrics also provide direct evidence for the Qinghai Silk Road, fully illustrat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route, and offers valuable information for the study on Chinese silk weaving craft.
【注释】
[1] 《大唐六典》卷22《少府军器监》。
[2] 《急就篇》颜师古注。
[3] 《全唐文》卷47。代宗《禁断织造淫巧诏》中提到“透背锦”；《成淳临安志》中提到杭州官营织造中的上品是“绒背锦”，当时礼物中亦有“茸背锦”。
[4] 张澍《蜀典》。
[5] 《新唐书》卷24《车服志》。
[6] 《笺注倭名类聚抄》卷3《布帛部》。
[7] 《段注说文解字》。
[8] 赵丰：《毬名织锦小考》，《丝绸史研究》1987年，第1、2期合刊。
[9] 孔祥星等：《中国古代铜镜》图79，文物出版社，1984年。
[10] 敦煌文物研究所考古组：《莫高窟发现的唐代织物及其他》，《文物》1972年第12期。
[11] 武敏：《唐代的夹板印花——夹缬》，《文物》1979年第8期。
[12] 松本包夫：《正仓院裂と飞鸟天平の染织》，日本东京紫红社，1984年。
[13] 常沙娜：《敦煌历代服饰图案》，轻工业出版社，1986年。
[14] 夏鼐：《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
[15] 武敏：《吐鲁番出土蜀锦研究》，《文物》1984年第6期。
[16] 夏鼐：《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
[17] 国外有不少人如太田英藏、斯坦因、西尔凡等均持此观点；国内有贾应逸：《新疆丝织技艺的起源及其特点》，《考古》1985年第2期。
[18] MM.梯亚阔诺夫：《边吉坎特的壁画和中亚的绘画》，《美术研究》1958年第2期；长广敏雄：《中亚美术》，《世界美术全集》第十四册，角川书店，1968年。
[19] A. H BeukrUHKHU，IIB. 6eHMOBnr：《中亚丝织史（俄文）》，《苏联考古学》1962年第2期。
[20] 夏鼐：《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
[21] 袁宣萍：《唐绫略说》，《浙江丝绸工学院学报》1986年第3期。
[22] 赵丰：《〈蚕织图〉的版本及所见南宋蚕织技术》，《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
[23] 武敏：《吐鲁番出土蜀锦研究》，《文物》1984年第6期。
[24] 松本包夫：《正仓院裂と飞鸟天平の染织》，日本东京紫红社，1984年。
[25] 白居易：《缭绫》，《全唐诗》卷427。
[26] 慧琳：《一切经音义》卷1《绮饰》。
[27] 慧琳：《一切经音义》卷1《绮饰》。
[28] 木纹锦现陈列于吐鲁番地区文管所。
[29] 《唐令拾遗》赋役令。
[30] 王进玉：《敦煌遗书中的丝织物》，《丝绸史研究》1987年第1、2期。
[31] 《义熙五年（409年）道人弘度举锦券》［75TKM99：6（0）］和《承平五年（447年）道人法安第阿奴举锦券》［75TKM88：1（b）］。
[32] 唐代宗：《禁断织造淫巧诏》，《全唐文》卷47。
[33] 《通典》卷6《赋税下》。
[34] 松本包夫：《正仓院裂と飞鸟天平の染织》，日本东京紫红社，1984年。
[35]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汉书》卷96《西域传》；《后汉书·西羌传》。
[36] 《后汉书·西羌传》。
[37] 裴文中：《史前时期之交通》，《边政公论》第七卷第4期，1948年。
[38] 许新国：《白兰羌位置的考古学观察》，待刊稿。
[39] 夏鼐：《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58年第1期。
[40] 《宋书》卷46《少帝纪》。
[41] 《宋书》卷46《张邵传》。
[42] 由河南道经龙涸入蜀的路线，在《宋书·鲜卑吐谷浑传》内有记载，内云元嘉二十七年（450年）慕利延上表说：“若不自固者，欲率部曲入龙涸、越嶲门。”
[43] 《宋书》卷98《氐胡传》。
[44] 《魏书》卷30《东伊洛传》。
[45] 吴景敖：《西陲史地研究》第6、7页，上海中华书局，1948年。
[46] 佐藤长氏：《唐代青海拉萨间的道路》，《东洋史研究》第24卷1号，196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