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西石棺墓中的铁器
川西石棺墓中的铁器
施劲松（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一、问题的提出
2008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日本九州大学考古学系等在四川炉霍县宴尔龙发掘了13座石棺墓。这批石棺墓多随葬骨器和石器，其中M7、M8、M11、M13四墓还各出1件青铜戈。发掘简报认为M8出土的戈与内蒙古朱开沟遗址和郑州商城出土的铜戈形制相似，而与西南地区的三角援无胡戈差别明显，其年代当为二里冈文化时期。墓地还测有9个14C年代数据，校正后年代为公元前830—前670年。据此，简报断定宴尔龙墓地的年代上限可早到殷商早期，下限不晚于西周中期[1]。
按照这一断代，宴尔龙石棺墓属于川西石棺墓中年代较早者。墓葬出土的4件铜戈中，M8出土的1件为直援无胡戈，有阑和长方形枘（图1）。此类形制的戈，除简报指出的郑州商城北城墙（图2）和朱开沟M1052墓出土者外，郑州商城还有其他二里冈上层时期的同形制的戈[2]。郑州商城二里冈下层和人民公园期也有直援戈，不过援略宽，阑也较短[3]。而在朱开沟，还有另外3座墓也出土这种戈[4]（图3）。在四川地区这类直援无胡戈只有金沙遗址出土1件[5]，只内上无穿。另外，在彭县竹瓦街1号窖藏有2件直援戈，不过援较窄，与宴尔龙戈已有一定差异。四川地区时代更早的铜戈，如三星堆器物坑出土铜戈，形制与此完全不同。宴尔龙墓地出土的另外3件戈略呈刀形，均无阑，有2件在近内的位置有交叉捆绑痕迹，其形态似乎更原始。
图1 晏尔龙铜戈（M8 : 2）
（采自《四川文物》2012年第3期，第9页）
图2 郑州商城二里冈上层铜戈（CNM6 : 1）
（采自《郑州商城》，第714页）
图3 朱开沟铜戈（M1040 : 1）
（采自《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第233页）
在北方地区，二里冈时期的戈主要是直援戈，宴尔龙石棺墓中的直援戈或许就是直接从北方地区传入的。
关于川西石棺葬分布区与北方地区的文化联系，童恩正先生早有论述[6]。在童先生提出的从东北到西南的半月形地带上传播的，不只是具体的器物，还包括技术、观念和习俗。石棺葬在这个文化传播带上广泛存在，年代也是西北早而西南晚。宴尔龙石棺墓中的青铜戈，也就是川西石棺墓中最早的青铜器如果是经半月形地带传播而来，那么川西石棺墓中的早期铁器又如何呢？
二、川西石棺墓中的早期铁器
川西石棺墓中出土的东周秦汉时期的铁器不多。在岷江流域，年代最早者是1992年在茂县牟托M1出土的2件三叉格铜柄铁剑（图4），报告认为墓葬时代为战国中晚期之际[7]，但有研究认为时代为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此点将在后文说明。
1978年在茂汶羌族自治县发掘46座石棺墓[8]。发掘简报据墓葬形制和随葬品将墓葬分为三型，其中第Ⅰ型墓出土三叉格青铜短剑，时代约为春秋战国之际到战国末期；第Ⅱ型墓出土各类半两钱，时代为战国后期至汉武帝；第Ⅲ型墓出五铢钱，年代相当于汉武帝至西汉末年。在Ⅱ、Ⅲ型墓中出土铁器，有剑、镯、鞲、斧、刀、釜、鍪、锄、锸、斤、凿、锥、削刀、勺、刻刀等。其中铁剑4件，或为一字格，或柄两侧有三个尖刺。铜柄铁剑7件，柄侧有尖刺，器形晚于牟托的三叉格剑（图5）。釜17件、鍪25件，数量较多，并均出自Ⅱ型墓。
图4 牟托石棺墓出土三叉格铜柄铁剑
（从左至右：M1 : 147、M1 : 148，采自《茂县牟托一号石棺墓》，第46页）
1979—1980年在茂汶县别立和勒石村清理31座石棺墓[9]，墓葬被分为三期，其中在第三期墓出土铁器有剑身和削刀各2件、环首刀1件，伴出半两钱，时代被定为秦汉。
1984年在理县佳山清理15座石棺墓[10]，墓葬被分为三期，早期为秦至汉初，中期为西汉早期，晚期为西汉中期。早期和中期墓葬出铁器54件，有鞲、削各6件，剑、三足架各5件，釜、鍪、凿各4件，斧3件，镰、钻、小刀、镯各2件，锛、锸、铚、锥、笔帽、矛、匕各1件，还有薄铁片和小铁件。伴出秦半两钱和八铢半两钱。
1938年冯汉骥先生在岷江上游调查时，从汶川萝卜砦SLM1清理出1件铜柄铁剑，圆形首，柄上有螺旋纹。同时出土的铁器有刀2件，矛、斧、锯片各1件，另有铁器残块，伴出四铢钱和八铢半两钱。另在理县龙袍砦残墓中采集到三叉格铜柄铁剑的铜柄和铁矛各1件，剑柄为长三叉格（图6），与牟托剑也不相同，伴出的1枚半两接近八铢半两钱。墓葬年代被认为不早于文帝、不晚于武帝[11]。
1988年在理县桃坪调查清理1座顶部盖有大石的石棺墓[12]，出土铁削、环首刀、锥、锛各1件，伴出五铢钱。推断时代为西汉晚期。
除岷江流域外，在大渡河、青衣江、雅砻江流域的石棺墓中也出土铁器。
1981年在雅江呷拉约为战国中晚期的石棺墓M1中出土1件铁环[13]。1983年在甘孜吉里龙一座战国至秦的石棺墓中出土1件铜柄铁刀[14]。1985年在甘孜新龙谷日一座约为西汉的墓中发现1件残铁镰[15]。2005年在甘孜炉霍城西的1座汉代石棺墓中出土1件铁镰[16]。
图5 茂汶县石棺墓出土铜柄铁剑
［从左至右：CM1 : 8、AM9 : 13、AM11 : 3、AM2 : 18，采自《文物资料丛刊》（7），1985 年，第45页］
1979年在宝兴县城西的五龙瓦西沟发现7座两汉时期的石棺墓[17]，其中在2座东汉墓中出土铁刀2件，镰、钩各1件。在宝兴陇东清理5座东汉石棺墓[18]，出土铁带钩、铁饰各1件，簧2件。1985年又在宝兴陇东清理一批东汉的石棺墓、土坑墓和砖石墓[19]，其中石棺墓出土的铁器有小刀2件，戒指、发饰、刀、带扣、残器各1件。宝兴的这些东汉墓被认为是青衣羌的墓葬。
简要归纳，川西石棺墓中的铁器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为三叉格铜柄铁剑、柄侧带齿的铁剑，以及镯、鞲等，它们在四川地区只见于石棺墓中；第二类有上述两类剑以外的其他兵器、工具、农具，以及带钩、三足架等，它们应是汉式器物；第三类如釜、鍪，与巴蜀文化的器物相近。从器类上看，第一类器物较早，或可早到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从地域上看，岷江流域出土的铁器偏早，而南方其他流域的铁器偏晚。
图6 理县龙袍砦采集铜柄铁剑
（采自《考古学报》1973 年第2期，第50页）
三、成都平原出土的早期铁器
自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秦汉，成都平原都是一个区域性文化中心，许多外来文化也都是首先影响到这里。但成都平原出土的战国时期的铁器并不多。
大邑五龙的M3出土1件铁削[20]，荥经曾家沟13号墓出土1件铁斧[21]。这两批墓葬的时代原简报都定为战国早期。成都羊子山127号墓出土1件铁三足架[22]，简报定墓葬时代为战国。
在什邡发现的一批土坑墓中，有12座墓出土16件铁器。墓葬时代不一，其中2座战国中期早段墓出土2件铁削，2座战国晚期早段墓出土1件铁锸和1件铁锛。还有6件不辨器形者也被认为是战国中期的铁器。其他还有铁鼎、鍪、犁、镰等出自秦和西汉墓中[23]。
荥经同心村发现的25座船形棺和土坑墓中有17座出土铁器，包括斧9件、削6件、刀5件、铜首铁刀和铁鍪各2件、铜耳铁鍪1件。墓里没有发现这一时期墓葬中常见的半两钱，简报推断墓葬时代为战国晚期[24]。犍为M3出土2件铁锸[25]，成都金牛区M1出土2件铁斧[26]，成都北郊M3出土1件铁斧[27]，新都清镇村M1出土1件铁锸[28]，蒲江的一座船棺墓中出土1件已朽的铁器[29]，这些铁器都伴出半两钱，墓葬时代也都为战国晚期至秦。
郫县发现的27座战国至西汉早期的墓有14座出土铁器22件，计有铁釜、斧、镰、锸、环柄削刀和凿[30]。
成都平原出土的秦汉时期的铁器有所增加。如成都龙泉驿的木椁墓群，在相当于秦的墓中始出铁器，在相当于西汉早期的墓中铁器增加，几乎每墓都有。铁器有锸、镰、斧、凿和中原式剑等[31]。成都平原的许多两汉墓都出土铁器，器类多为刀、矛、剑、斧、凿、削、镰、锸、釜、三脚架等。
除铁器外，在蒲江还发现了时代约为西汉并有可能是目前在西南发现的最早的冶铁遗址[32]。
成都平原战国秦汉时期的铁器主要有兵器、工具、农具和日用器。与川西石棺墓中的铁器相比，这几类器物从器类到形制都差别不大。但成都平原不见石棺墓中的三叉格铜柄铁剑、柄侧带齿的铁剑、镯、鞲等一类铁器。另外，成都平原最早的铁器只相当于战国早期，比石棺墓中的铜柄铁剑等晚。因此铜柄铁剑等很可能是从其他途径传入川西高原，川西高原或许先于成都平原接触到铁器。但在战国晚期至秦汉时期中原式和巴蜀式铁器开始进入川西高原。在个别石棺墓地，巴蜀式铁器的数量还较多，比如茂汶Ⅱ型石棺墓出土铁釜17件、鍪25件。秦汉时期川西高原石棺墓受成都平原影响的也不仅是铁器，如在理县佳山和理县城西都发现有成都平原常见的独木棺[33]。
四、对川西石棺墓出土铁器的认识
在川西石棺墓出土的铁器中，需要重点讨论的是牟托石棺墓出土的铜柄铁剑。
对于牟托1号墓出土的这类三叉格铜柄铁剑，宋治民先生有过专门研究。宋先生认为西北的宁夏和甘肃东部是三叉格铜柄铁剑的一个分布区，出土铁剑的墓葬时代早者不晚于春秋，多为战国时期，晚的可到西汉早期（图7）；西南地区是铜柄铁剑的另一个分布区，西南包括牟托、理县龙袍砦等地出土的铜柄铁剑可能是从北方分布区传播而来，时代为战国晚期至西汉前期，上限不早于战国中期[34]。
罗二虎先生对西南地区石棺葬中的金属剑也进行了研究，认为牟托墓的铜柄铁剑时代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汶川萝卜砦、理县龙袍砦、茂县城关等出土的铜柄铁剑和铁剑年代为战国中后期至西汉前期，并认为西南地区的三叉格铜柄铁剑可能来源于当地的三叉格铜剑，而后者又起源于西南地区[35]。
现学术界对石棺墓中的三叉格铜柄铁剑的时代和来源认识不一。出土铜柄铁剑的牟托1号墓随葬品非常丰富，有陶器、铜器、玉石器等170多件。其中铜器69件，时代特征较为明显。铜器中的罍、甬钟、钮钟、杯、戈、矛、戟、剑等多具有西周中晚期的风格，杯、剑和一些装饰品还与辽宁宁城南山根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石棺墓中的同类器相近。其余的鼎、敦和个别戈则具有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风格。1号墓附近还有3个器物坑，所出青铜器和玉石器与1号墓器物大致相同。总之，在牟托1号墓和3个器物坑出土的时代特征明显的遗物中没有更晚的器物，所以1号墓的时代可能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36]。另外，牟托1号墓也没有出土半两、五铢钱等，与较晚的石棺墓中铁器与铜钱共出的情况显然不同。牟托墓中有大量外来的高等级器物，出土铜铁合铸的剑也是可以理解的。宋治民先生还认为，铜柄铁剑的柄和身为分别制成后再接合在一起，三叉形的格是为了使身和茎接合得更牢固，而三叉格铜剑的格已失去实际功用而仅作装饰用，应是具有实际功用的三叉格的孑遗，所以应是受北方三叉格铜柄铁剑的影响而在西南地区产生了青铜三叉格剑[37]。在西南地区，三叉格铜剑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已有较广的分布，若铜剑来源于铜柄铁剑，则后者的时代更不至太晚。至于川西其他石棺墓中出土的铜柄铁剑和铁剑，一是形制晚于牟托墓的剑，二是多伴出有钱币等晚期遗物，因而时代为战国至汉代。
图7 宁夏、甘肃出土三叉格铜柄铁剑
1. 甘肃庆阳五里坡WLPM∶01 2. 宁夏中卫双瘩村 M3∶12 3. 宁夏西吉陈阳川村CVCM∶01 4. 宁夏彭阳宫台村GTCM∶01 5. 宁夏固原杨郎马庄IM12∶3 （采自《考古》1997年第12期，第51页，图一）
石棺墓中的铜柄铁剑更可能来源于北方。一是铁器的起源北方早于南方，北方的铜铁合制品也比西南地区多且时代更早。二是川西石棺葬中的诸多因素，包括石棺葬俗、双耳陶器、早期的青铜器，以及部分装饰品等，显然都是从北方传播而来，早期的铁器也不例外。白云翔先生认为宁夏中卫县双瘩村的铜柄铁剑年代为春秋中期前后，而甘肃庆阳和宁夏发现的其他铜柄铁剑时代均属战国时期[38]。如此，牟托的铜柄铁剑来自宁夏一带且时代相当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也是可能的。至于牟托等地的铜柄铁剑是直接来自西北，还是从西北获得冶铁技术后而在当地制作的产品，现还难以确定。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牟托墓的三叉格铜柄铁剑没有测年数据，学界对牟托墓的年代看法不一。但即使是我们对牟托铜柄铁剑的年代分析有误，其时代不至于早到春秋晚期或战国早期，那也不影响我们对川西石棺墓和四川地区铁器的一些基本认识：石棺墓中的铜柄铁剑等与成都平原的铁器不同而另有来源，川西高原石棺墓中的铁器北方早于南方。
川西石棺墓中出土的铁器不多，但却可以说明一些有意义的问题。
铜柄铁剑在四川地区只见于石棺墓中，它不是汉式器物，与成都平原的巴蜀式器物也不相同，很可能来自西北宁夏、甘肃一带。这说明四川地区甚至西南地区最早的铁器可能是从半月形地带传入，它的出现与中原文化或汉文化在西南地区的扩张无关。这与宴尔龙石棺墓出土铜戈的情况相同，那件川西石棺墓中最早的铜器也应是沿半月形传播带而来，它并不代表商文化已传播到了川西高原。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在判定川西高原出土的金属器的年代时也就不能完全用中原及成都平原出土的金属器来衡量。
目前在我国西北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和铁器都早于中原的发现，冶金技术很可能是从西方传入我国的。无论是冶铜还是冶铁技术，在传入我国境内后不一定就是直到中原，然后再以中原为中心向周边逐层传播。更为可能的是，这些技术在传向中原时为沿途的文化采用并生产出不同的器物，这些器物或是冶金技术又向其他方向传播。川西石棺墓中最早的铜器和铁器或许就表明，冶金术在由西向东经过半月形地带时也会同时向南流传。在考察川西高原及其以南地区的早期金属器的来源时，更需要注意古代技术传播路线的多样性。
1989年
Abstract
The Erligang Culture copper dagger-axes excavated from the cist tombs at Yan’erlong Village in Luhuo County, Sichuan Province show that the earliest bronzes might have reached the Western Sichuan Plateau via the crescent-shaped cultural-communication belt. The iron wares found in the tombs include three types as of composite swords with bronze handle and iron blade, Han-style objects and Ba-Shu-style objects, of which the composite swords are never seen on the Chengdu Plain, therefore they might also have come from Gansu and Ningxia via the crescent-shaped belt. Just as the presence of the earliest bronze wares found in the cist tombs of Western Sichuan do not signify introduction of the Erligang Culture into the Western Sichuan Plateau, the earliest iron wares found in the cist tombs do not prove the result of the expansion of the Central-Plains culture or that of the Han nationality. Instead, the metal wares excavated from the cist tombs in Western Sichuan seem to show that the spread of metallurgy from West to East did not necessarily reach the Central Plains first and then spread to their surrounding areas. It might have also spread, simultaneously, toward the South via the crescent-shaped belt, which shows the variety of spread route of ancient metallurgy in China.
注释
[1]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日本九州大学、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化旅游局、炉霍县文化旅游局：《四川炉霍县宴尔龙石棺葬墓地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12年第3期。
[2]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中册）第714页，文物出版社，2001年。
[3]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中册）第621、919、946页，文物出版社，2001年。
[4]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鄂尔多斯博物馆：《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第233、234页，文物出版社，2000年。
[5]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金沙遗址Ⅰ区“梅苑”地点发掘一期简报》，《文物》2004年第4期。
[6]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文物与考古论集》第17～34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
[7]茂县羌族博物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茂县牟托一号石棺墓》，文物出版社，2012年。
[8]四川省文管会、茂汶县文化馆：《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石棺葬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7）第34～55页，文物出版社，1983年。
[9]蒋宣忠：《四川茂汶别立、勒石村的石棺葬》，《文物资料丛刊》（9）第81～92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10]阿坝藏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理县文化馆：《四川理县佳山石棺葬发掘清理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1辑）第211～237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
[11]冯汉骥、童恩正：《岷江上游的石棺葬》，《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
[12]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管所：《理县桃坪大石墓调查简报》，《中国西南地区石棺葬文化调查与发现》第170～174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
[13]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化馆、雅江县文化馆：《四川雅江呷拉石棺葬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4期。
[14]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化馆：《四川甘孜县吉里龙古墓葬》，《考古》1986年第1期。
[15]格勒：《新龙谷日的石棺葬及其族属问题》，《四川文物》1987年第3期。
[16]故宫博物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2005年度康巴地区考古调查简报》，《四川文物》2005年第6期。
[17]宝兴县文化馆：《四川宝兴县汉代石棺墓》，《考古》1982年第4期。
[18]宝兴县文化馆：《四川宝兴县的石棺墓》，《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6期。
[19]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宝兴县文化馆：《四川宝兴陇东东汉墓群》，《文物》1987年第10期。
[20]四川省文管会、大邑县文化馆：《四川大邑五龙战国巴蜀墓葬》，《文物》1985年第5期。
[21]四川省文管会、雅安地区文化馆、荥经县文化馆：《四川荥经曾家沟战国墓群第一、二次发掘》，《考古》1984年第12期。
[22]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成都羊子山第172号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6年第4期。
[23]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什邡市博物馆：《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文物出版社，2006年。
[24]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荥经严道古城遗址博物馆：《荥经县同心村巴蜀船棺葬发掘报告》，《四川考古报告集》第212～280页，文物出版社，1998年。
[25]四川省博物馆：《四川犍为县巴蜀土坑墓》，《考古》1983年第9期。
[26]成都市文物管理处：《成都市金牛区发现两座战国墓葬》，《文物》1985年第5期。
[27]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四川成都市北郊战国东汉及宋代墓葬发掘简报》，《考古》2001年第5期。
[28]成都市新都区文物管理所：《成都市新都区清镇村土坑墓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05》第289～300页，科学出版社，2007年。
[29]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蒲江县文物管理所：《成都市蒲江县船棺墓发掘简报》，《文物》2002年第4期。
[30]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郫县博物馆：《郫县风情园及花园别墅战国至西汉墓群发掘报告》，《成都考古发现2002》第277～315页，科学出版社，2004年。
[31]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龙泉驿区文物管理所：《成都龙泉驿区北干道木椁墓群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8期。
[32]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蒲江文物管理所：《2007年蒲江冶铁遗址调查试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06》第209～227页，科学出版社，2008年。
[33]四川省博物馆，赵殿增、高英民：《四川阿坝州发现汉墓》，《文物》1976年第11期。
[34]宋治民：《三叉格铜柄铁剑及相关问题的探讨》，《考古》1997年第12期。
[35]罗二虎：《文化与生态、社会、族群：川滇青藏民族走廊石棺葬研究》第288～302页，科学出版社，2012年。
[36]施劲松：《关于四川牟托一号石棺墓及器物坑的两个问题》，《考古》1996年第5期。
[37]宋治民：《三叉格铜柄铁剑及相关问题的探讨》，《考古》1997年第12期。
[38]白云翔：《先秦两汉铁器的考古学研究》第27、86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