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考古学：青藏地区的史前研究^[1]

汤惠生（河北师范大学考古系）李一全（无锡市考古研究所）

一、青藏高原早期人类及其石器的古老性

从上世纪初以来，藏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及考古学的学者们，不间断地努力探索着青藏高原的史前文明，然而由于空间上的距离和海拔上的高度，更加之时间上的悠远，我们在认知青藏高原史前文明的道路上，依然脚步蹒跚。

地理学认为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最年轻的高原，因为它是世界上最后隆起并形成了世界上最高的地方。青藏高原的隆起过程从1000多万年前开始，至今尚未完全结束^[2]。元代藏族文献《红史》用藏族自己的语言，对这块最年轻的高原给予形象而准确地描述：“三千世界形成之时，世界为一大海，海面上有被风吹起的沉渣凝结，状如新鲜酥油，由此形成大陆。^[3]”

考古学家不这么认为。在考古学家眼里，青藏高原一度是一块与人类起源相关的古老土地。青藏高原史前文明的神秘性，给学者们带来了巨大的遐想空间。20世纪初，其史前文化尚不为人知的青藏高原被认为有可能是人类最初的发源地之一。20世纪前半叶，英国、德国和苏联学者认为，第三纪晚期喜马拉雅山脉急剧上升，蒙藏地区森林消退，从而迫使人类远祖——古猿从森林转入地面生活，逐渐变成现代人^[4]。在20世纪中叶，特别是青藏高原东南边缘的云南元谋发现距今170万年的猿人化石以后，青藏高原人类起源的观点在中国学术界再次被重申。已故的著名人类学家贾兰坡认为：“正当从猿变到人期间，青藏地区仍然是适合人类演化的舞台，到那里寻找从猿到人的缺环也是有希望的。^[5]”著名的考古学家童恩正也认为：“中国的西部，特别是西藏高原及其邻近地区，有可能是从猿到人进化的摇篮。^[6]”直到20世纪末，乃至本世纪初，我国仍有许多学者在坚持和恪守这个说法^[7]。

考古学家的说法并非想要耸人听闻，20世纪下半叶以来，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似乎为人类青藏高原起源说提供着物质证据。考古学家们决心要找到青藏高原的“第一把石刀”，因为对于旨在建立时空框架的传统考古学来讲，找到这个序列的起始点是至为关键的第一步。

1956年7月至8月，中国科学院的地质学家在长江源头的沱沱河一带首次发现了十几件打制石器，其中包括被认为可能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8]；1966年至1968年，中国科学院西藏综合考察队在西藏定日县东南10公里的苏热山南坡，发现40件人工打制的石片以及用石片做成的刮削器和尖状器等^[9]；之后又陆续在青藏高原腹地的申扎、双湖^[10]、多格则、扎布^[11]、夏达错湖滨^[12]、各听^[13]、热角、贡崩^[14]、色林错^[15]、哈东淌、却得淌^[16]、乌拉湖^[17]，以及青藏高原东缘的小柴旦^[18]、大柴旦^[19]、冷湖^[20]等地，发现越来越多旧石器时代的石制品。从考古类型学的角度来看，这些石制品与中原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甚至中期的石器差不多，所以有些学者把青藏高原的旧石器归属到中原“周口店第一点——峙峪”石器系统里去^[21]，也有人根据夏达错东北岸地点发现的手斧等石制品认为，从旧石器时代中期开始，印度西北部的阿舍利文化便翻越喜马拉雅山，传播到西藏腹地了^[22]。旧石器时代中期是个什么概念呢，张森水曾经把周口店第15地点出土的石器作为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开端，并将其时代定在距今20万～10万年之间^[23]。既然西藏出土的旧石器与我国北方旧石器时代中期的石器相似，那么这些石器的绝对年代是否也在距今20万～10万年之间呢？不曾想到这样一个基础的问题耗费了考古学家几十年的时间，更不曾料到这样一个顺理成章的问题却颠覆了关于青藏高原的古老认识。

目前对青藏高原旧石器采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年代测定的数据一共有4例，包括青藏高原腹地的3例和青藏高原东缘的1例。藏北的色林错石器地点，对石制品原生地层中所采集的无机碳酸盐样品（碳酸盐“卵石”或沉积物）进行14C年代测定，认为石器的年代应该在c. 40～30cal. ka之间^[24]。采用同样的方法，各听石器地点的年代被认为是距今24000年^[25]。青海乌兰乌拉湖畔发现的石器，对包裹在石器上的石灰华（俗称湖滩岩）进行14C年代分析得出结果，其时代为c. 18.4 cal. ka BP^[26]；日土县的贡崩石器地点，石制品采自高出湖面约30米的第二阶地地表，阶地由以硅藻土为主的湖相地层构成，厚20米。经对硅藻土样的14C测定，硅藻土下部的绝对年代为23.5±1.2ka BP，上部为11.7±0.18ka BP；故认为贡崩石器的时代介于23.5±1.2～11.7±0.18ka BP之间^[27]。青藏高原东缘的一例是青海小柴达木湖出土的石器，通过对与石器地点地貌地层相当地层中采集的介形虫化石（Ostracods）和泥灰岩样品的测定，其14C最老的年代为23.48±0.38ka。结合该地点湖滨阶地的其他测年数据和环境分析，袁宝印等人认为石器采集地点的年代应该定在c. 30 cal. ka BP为宜^[28]。

对这4例数据我们还可进一步分析。首先我们可以将青海小柴达木湖地点暂时搁置在一旁，因为该地点位于青藏高原的东缘，其海拔不到3000米，可以不放在青藏高原旧石器之列。小柴达木湖使用软体动物测年，其14C年代往往会偏早；同样，贡崩地点所采用的单细胞水生植物测年，也会出现年代偏早的现象^[29]。这里最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两例测年数据不能和石器直接对应，因为这3个地点的石器全部采自地表。虽然在理论上我们可以认为地表上的石器应该与所处的地层相关，但我们无法完全排除水流、冰川、侵蚀等自然的搬运因素。而乌拉湖畔的旧石器，是对其包裹在石器上的石灰华14C年代分析，应该说是用直接断代法测定的石器下限年代。不过问题在于这种根据无机碳的测年数据可靠性较差，而且作为一个孤例，我们只能将其作为参考。显然，现有的测年数据无论从数量上，还是可靠性上，都需要大幅度地提高和加强。

此外，即便现有测年数据是可靠的，然而这些数据并不支持人类青藏高原起源说，青藏高原石器的古老性也需重新加以审视。就目前的考古学资料来看，青藏高原还没有出土过一例人类化石。1995年在距拉萨西北约85公里的曲桑（Chu sang），曾发现分属19个人的已经钙化了的手印和脚印，其中还包括一个火塘。通过对沉积在火塘和手脚印石灰华中的石英晶体的光释光断代，确定其年代在距今c. 21.7cal. ka到c. 20.6 cal. ka之间^[30]。这是目前青藏高原发现的石器之外的唯一与人类相关的旧石器时代遗迹孤证。不过关于这个遗址需要更多的时代测定，因为不仅非风化的石英碎屑可能在用于光释光断代时会显示出比实际年代偏早，而且就所谓火塘本身以及手印和脚印的时代，学术界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31]。

在这些发现的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面前，人们认识到青藏高原不仅不是人类最初的起源地之一，恰恰相反，是世界上最后一块被人类占据的土地。青藏高原虽然还没发现人类化石，但被认为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迹和工具似乎使多数学者认为直至旧石器时代末，人类才开始移居或永久性居住在海拔4000米以上高原腹地的羌塘地区，不过也有人认为这个过程发生在新石器时代初^[32]，甚或新石器时代中期^[33]。

这种建立在经验感觉之上的类比方法和个别的断代证据下的初期研究，还远远不能形成科学的论断和共识。鉴于青藏高原的恶劣自然环境，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国外便有人认为直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人们才开始移居到青藏高原。20世纪末，中国学者也注意到这种通过交叉断代或横联法所做的类型学研究不太适用于青藏高原的早期石器分析，并认为将青藏高原发现的早期石器确定在旧石器时代还为时过早，或者说还缺乏更为有力的科学证据^[34]。此外，如果说旧石器时代末人类便开始移居青藏高原的话，那么这种移居是怎么发生，以及最初在哪里发生的？向高海拔地区移居时，生物与文化的进化和适应过程又如何？这些高原考古学材料告诉我们的是一个怎样的史前史？等等。这些都是新世纪青藏高原考古学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分子人类学的启示

近年来分子人类学的研究，为青藏高原的早期移民绘制出了一幅迁徙时间与路线图。汉藏语系群体的祖先最初来源于东亚的南部，在40000～20000年前，一个携带Y染色体M122突变的群体最终到达了黄河中上游盆地。在约10000年前，由于粟谷农业的出现，新石器文化开始在这个地区发展起来。人口的增长使群体必须拓展新的居住地，在6000～5000年前，出现了两个语族的分野。其中一个亚群，被称为前藏缅语族群体，离开黄河流域，向西及向南迁移，最后在喜马拉雅山脉南北居住下来。这次迁移就是沿着著名的“藏缅走廊”进行的，这条通道始于黄河上游地区，向西到达青海省，向南到达喜马拉雅山脉。其中景颇语支一直向南，穿过喜马拉雅山脉到达今天的缅甸、不丹、尼泊尔、印度东北及云南省的北部。在与一支来自中亚或西南西伯利亚、带有YAP突变的群体发生大范围混合后，藏语支向喜马拉雅进发并最终扩散到整个西藏。缅彝及克伦语支向南到达云南西北部，最后到达越南、老挝及泰国。在这5000年中，另一语族，即汉语族主要向东向南扩展，最后在中国各个地区居住下来^[35]。

从人类学和分子生物学等方面的最新研究材料来看，人类最初移居西藏高原的时间在更新世末次盛冰期结束之后大约c. 20000～14000cal. a BP这一时段内。分子生物学家对含汉族—藏缅民族中较多的单倍型（H6、H7和H8）的个体用3个微卫星标记位点DYS389、DYS390和DYS391进行基因型的区分，筛选并分析了160个携带有M122突变汉族特异性单倍型的个体，经分析表明M122C突变发生的年代是在60000～18000年前。在汉族和藏缅民族的M122突变个体中计算得出两者的分野为5000年前（此年代由DYS390推算而得，是3个微卫星位点年代中最大的）。一般而言，单纯从遗传学角度对古代人类的群体迁移和基因突变年代的精确估算困难非常大，因为有效群体大小和突变率的估计带来的偏差会直接影响结果，但这样的年代估算与体质形态学和考古学在齿型、石器和化石的发现相符，从而证明这一年代估算的可靠性。人类学研究表明涵盖中国北方地区的北亚人种特有的蒙古齿型（Sinodont）发生在25000～18000年前，而这种齿型是由东南亚地区的类Sinodont齿型演变而来。此外，在西伯利亚、贝加尔湖和阿尔泰地区近来的考古学研究表明，这一地区的人类石器文明出现在45000～25000年前。如果西伯利亚和整个东亚群体由非洲起源并经东南亚迁移而形成，那么现代人类进入东亚地区应该在北亚出现石器文明之前。如是，M122C突变估算年代的上限60000年前便更接近于事实了，因此分子人类学家们认为，距今60000～18000年间是早期现代人迁入东亚所造成的瓶颈效应的年代；据此，该研究认为随着冰川期逐渐消亡，非洲起源的现代人约在60000年前从南方进入东亚，在以后的数万年中逐渐向北迁移，遍及中国大陆，北及西伯利亚。大约在8500年前，在经历了漫长的蒙昧时期后，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最早的中华文明开始在黄河中上游地区萌芽^[36]。

三、青藏高原最早的人类迁徙

在这些问题中，考古学家首先要确定的仍是考古学材料的年代问题，这不仅对于19世纪以来旨在建立时空框架的传统考古学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对于以问题导向为主旨的新考古学来说同样是基本的，同时也是当代考古学家所要解决高原考古学中人类移居和文化的适应过程中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的基础。

本世纪初，一支由中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青海盐湖研究所以及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加利福尼亚大学、亚利桑那大学等组成的联合科考队运用高原文化适应理论模式，对青藏高原进行了分区调查和文化层剖面的确认和采样。这个科考小组建立在更多的科学测年和调查数据以及明确的地层关系基础上的研究成果，在某种程度上几乎颠覆了关于青藏高原旧石器的传统认识^[37]。

以我国学者高星和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系的布瑞廷汉姆（Jeffrey Brantingham）为代表的考古学家们认为，人类移居青藏高原的行为最初发生在更新世末到全新世初，而在4000～5000米海拔的高原腹地的永久性定居，则是全新世以后的事。更为重要的是，向海拔25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的迁徙不仅仅是一般的文化传播过程，而且是一个生物和文化复杂而漫长的适应过程。由此布瑞廷汉姆提出一个三级跳的移居理论模式，他认为全新世之前进入到高原的早期的季节性食物搜寻者（Foragers）很可能是更新世晚期在低海拔环境周边地区适应性的副产品；全新世以后，出现在中国北方低海拔地区早期农业人口的搜寻者的排他性迫使部分人口永久性移居青藏高原，因为“高原中心完全适应性的居住应该在这些携带着能确保人们在高原地区生活的各种资源的饲养者社会的充分发展时才发生”。不过从高原边缘季节性食物搜寻到高原腹地永久性移居，是一个逐渐的、分三步完成的过程：适应性扩散（Adaptive radiation）、定向选择（Directional selection）和竞争性排外（Competitive exclusion）。在这个理论模式的导向下，科考小组选择青海冷湖的小柴旦（海拔2804米，低海拔地区）、青海湖旁的江西沟和黑马河（海拔3202米，中海拔地区），以及格尔木野牛沟的西大滩（海拔4000米以上，高海拔地区）分别进行小型试掘，用以确认和验证该移居理论的正确性。不仅通过明确的地层关系，并且在多种断代技术的支持下，三个地区考古资料被加以精确测年：甘肃庄浪、宁夏水洞沟等地c. 37 cal. ka；青海湖c. 13.0 cal. ka；西大滩c. 8.6±7 cal. ka^[38]。科考小组在这里所确定的不仅是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考古遗存的时代问题，而且通过这种向高海拔地区的过渡，时代也越来越晚这一事实似乎在验证着布瑞廷汉姆等提出的三级跳的高原文化适应理论。此外，从这些新发现的史前石制品的组合与特征来看，青藏高原不仅显示出与其周边地区有所不同，而且在高原不同的海拔地区，也存在着差异。布瑞廷汉姆认为这种区别和差异便是人类在移居青藏高原时的适应性所导致。根据高原适应性理论和最新的考古材料，布瑞廷汉姆描绘出一幅人类最初如何从青藏高原的东侧向青藏高原迁徙的过程：高原东部海拔低于2000米的低海拔地区的狩猎采集者最晚在距今25000年前的盛冰期开始向青藏高原进行临时性食物搜寻；末次盛冰期H1（c. 15.8 cal.ka）—新仙女木事件初期（c. 12.4 cal.ka）为第二步，狩猎采集者在高原海拔低一点的高原边缘（3000～4000米）进行季节性食物搜寻；大约在全新世初大暖期（c. 10 cal. ka—c. 8 cal. ka），早期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农人和动物饲养者开始在高海拔地区（海拔4000～5000米）全面和全年移居。

由几个地点的发掘和科学的断代数据加以验证的三级跳理论模式，似乎不仅解决了青藏高原石器的年代问题，而且也回答了文化传播和人类移居过程中的高原适应问题。最为重要的是，这种问题导向意识或假设——验证的科学方法不仅为我们的研究另辟蹊径，同时也开拓了空间。必须基于丰富的考古学材料的时空框架或区系理论，很难在青藏地区加以实践，指导考古学研究，因为这个地区——特别是草原地区——经发掘的史前考古材料不是缺乏，而是阙如。不过在高星和布瑞廷汉姆的这个迷你假说中，存在着一个考古材料上的严重冲突：如果全新世早期人类才永久性地定居高海拔地区，那么类似色林错、贡崩、夏达错以及青海乌拉湖等地发现的旧石器将如何解释？此外，这仅仅是一个“东边的故事”^[39]，而这个“故事”无法解释那些跨喜马拉雅的文化因素如手斧（夏达错等地）和去薄技术（色林错）等。

四、高原考古学的提出

尽管布氏的三级跳理论并未脱离由近及远或波浪式的文化传播模式，但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这一理论框架得以构建的思想基石——文化的适应性。与其说本世纪初青藏高原科考小组的工作和研究解决了某些问题，不如说提出了更多问题。比如，三级跳的假说是否适用于整个青藏高原地区？是否也适用于包括新石器农业和青铜游牧文化在内的史前？青藏高原来自其他方向的文化传播和适应过程又如何？高海拔地区与低海拔地区之间的文化是如何互动的？高原地区文化（包括人及其驯养的动植物等）的适应和传播变异以及进化之间的关系与机制是什么？等等，一系列需要多学科进行专门研究的文化生态问题。考古学家所面临的恐怕是一门新的考古学方向或分支——高原考古学。

国际上对于山地考古或人类学的研究最早于20世纪70年代便已开始，对欧洲阿尔卑斯山农牧兼营的人群的研究，以至“Alpine”（阿尔卑斯山的）一词成为专门用于山地研究的名词。稍后，山地研究的范围又扩大到喜马拉雅、安第斯山以及埃塞俄比亚等地，这种山地研究曾经一度发展得很快，以至被称作是“唯生态论”（Ecological particularism）。作为一个专业术语，高原考古学尽管尚未有人提出，但自20世纪以来，有些学者便专门进行这项研究，如加州大学默塞德分校的阿尔登德弗（Mark S. Aldenderfer）教授便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高原考古学家之一。

就我国情况而言，青藏高原考古学除文化之外，还关涉藏族人种的进化、动植物驯养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如果像传统上所认为的卡诺人和曲贡人是真正的藏族，那么他们的文化最初是从哪里起源的？断言某种考古文化为“西藏土著文化”又意味着什么？卡诺和曲贡人与栽培粟和驯养猪的低海拔人群之间的互动关系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性质？麦类农作物在青藏高原的起源或适应情况又如何？由于人种方面难以确定的问题，对这些问题我们不会只有一个确定或单一的答案。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试图确定远古的“藏族族群”是毫无意义的。在高原上某些文化的发展如果被认为是土著起源的，那么这些土著居民是什么时候到达高原的，以及在一段时间内土著居民与周边低海拔地区人们之间的互动关系便变得十分重要了，这尤其需要检视一下全新世以来传播和适应的各种不同过程，包括人口传播、特征传播（即来自另一人群的观念或某特殊文化特征的传播）、文化传播与适应、土著的进化与发展等类似的复杂问题。

高原考古学最终所要解决的事实上是一个关于高原民族及其文化在高海拔环境中的限制和适应问题。在高海拔地区长期居住的族群起初会创造出一种应对高原自然环境的文化适应，而最终会在生理上产生出一套针对缺氧环境的基因适应。不过移居到高海拔地区不同的初始生理状态决定了生理上的不同适应；同样，不同的初始文化内涵也决定了高原的文化适应模式。没有一个单一的泛人类应对缺氧状态的生存和文化适应模式。这些在人类学导向下建立的模式必须包括详细的古环境的重建，包括高海拔地区给人类生理、聚落迁移、人口繁殖以及文化适应等所带来的限制等方面的思考^[40]。人类学家试图以不同的方法来确定人类最早迁居高原的时间和路线。有些人类学家使用线粒体DNA技术，发现土著西藏人存在着不能确定其古老性的北亚和西伯利亚血统；有的则根据Y染色体主张“大约一万年前生活在黄河盆地中上游人们并且发展出东亚最早新石器文化之一的人群是先导中国西藏人的祖先”。但他们并没有推断出这些北方人口进入高原的时间与过程。后者是建立在东亚地区Y单模标本的分布上，他们认为距今6000年前，原藏缅语系从青海向高原中心移动，同时携带着东部地区的一个“新石器包裹”（Neolithic Package，诸如弦纹陶和磨光石斧等）沿河谷地区逆流传播至高原中心，也正是这个时候，单模标本的中亚因素便附加在这些移民身上。不过阿尔登德弗认为，假定一个可以回溯到距今10000年前或更早一点的被人们长期使用的聚落，这个模式进一步会意味着特征传播——而不是人口传播——很可能是栽培物、驯养业及其他西藏新石器物质文化方面的源泉，因为如果是距今6000年的人口传播导致了土著西藏人的起源及其新石器适应的话，那么对于独特的基因适应和发展来说则没有足够的时间^[41]。

对于“新石器包裹”研究来说，迁徙和传播到青藏高原路线的重要性还在于其中所包含着的早期栽培物、其他驯养动物以及其他物质文化所出现的时间和适应信息。考古学已经发现了几种高原栽培物，即卡诺出土的粟（Setaria italica，俗称狗尾粟）和昌果沟出土的裸麦（Hordeum vulgare，青稞）等。青稞何时成为主要食物的？其来源又是哪里？为什么粟会退出其主要的食物地位？此外，在“新石器包裹”中动物方面的限制同样也会引起许多争论。除了牦牛，高原上发现的所有其他饲养动物都被认为是在其他地方驯化的。这便意味着每种动物——猪、山羊、绵羊、驴、牛以及马——都会像刚迁徙到高原的人类一样，需要一个适应过程。首先是高原环境导致的生育不蕃的限制问题，直到它们完全适应高海拔环境。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卡诺和曲贡等遗址出土有大量猪骨，而其后青铜时代却大抵为羊、牛骨等，因为猪的生育力较高（一窝产6～12只），会适应得快一些。由于多产，猪的存活率相对于牛、驴、绵羊等来讲就会大大增加，这便使猪在高海拔地区生长的数量相对大一些。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高原地区由于农业限制却无法使人们以猪为主要饲养动物，所以当羊和牛适应了高原环境后，便迅速替代了猪的地位。此外，在高原可资人类利用的资源相对匮乏的环境中，羊和牛这种可以提供二级产品的动物可以大大降低环境的限制，从而加速人类的适应过程。

饮食同样是人类需要适应的一个方面。专一的牧业适应的主要特征是奶制品的大量消耗，以藏族为例便是黄油、奶酪、酸奶以及鲜奶。这些产品主要来自3种饲养动物：牦牛、山羊和绵羊。现代藏族游牧部落日常饮食中至少50%是这些产品；相反，同样有饲养动物却不消耗任何奶制品的其他东亚人。这一饮食偏好上的区别在不同的人群基因实例中均有反映。特别是奶的消耗和乳糖酶（乳糖分解酵素Lac-tase）的存留量，在不同的族群中显示出指数不同。成人消化乳糖酶的能力被称作是乳糖酶存留量，学者们注意到这与单一地点遗传或起源的多形态现象有关，亦即作为一个显性特征而遗传和传播。奶制品饮食的历时越长，族群中这种乳糖酶存留量便越高。遗传被定义为母女系络间的垂直传递，传播被定义为邻里人群之间的生物文化特征的水平传播^[42]。畜牧业在欧洲的水平传播和垂直遗传两种形式已经被建模，这为我们思考青藏高原畜牧业的发生提供了一个基础。随着对西藏土著进行乳糖酶存留量的检测，定然会对青藏史前文化的研究大有裨益。

高原考古学作为考古学分支为我们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时代，这个时代同时也意味这是一个新的领域、新的理论和新的方法论，更为重要的，是一个新的青藏高原考古学时代。

2012年

Abstract

With the help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chaeologists have found that Qinghai-Tibet Plateau is not one of the initial areas of human origin, it was, to the contrary, the last land to have been occupied by human in the world, according to the detection result of the early human remains i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a new research direction could be set up with the system of Plateau Archaeology to study the route and living environment of the first humans migrated to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注释

[1] 本项目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08AMZ001）、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07JA850004）。

[2]赵希涛：《喜马拉雅山脉近期上升的探讨》，《地质科学》1975年第3期。

[3]蔡巴·贡噶多吉著，东嘎·洛桑赤列校注，陈庆英、周润年译：《红史》第1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

[4][苏]列·谢·瓦西里耶夫著，郝镇华、张书生、杨德明，等译：《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第116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

[5]贾兰坡：《我国西南地区在考古学和古人类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云南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

[6]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文物》1985年第9期。

[7]A.侯石柱：《西藏考古大纲》第137～147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B.张民德：《西藏高原是人类起源的发祥地或源头》，《西藏艺术研究》1994年第3期；C.任树民：《汉藏同根同源历史踪迹溯源考》，《西藏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8]邱中郎：《青藏高原旧石器的发现》，《古脊椎动物学报》1958年第2卷第2、3期。

[9]张森水：《西藏定日新发现的旧石器》，《珠穆朗玛峰地区科学考察报告（1966—1968）——第四纪地质》，科学出版社，1976年。

[10]安志敏、尹泽生、李炳元：《藏北申扎、双湖的旧石器和细石器》，《考古》1979年第6期。

[11]刘泽纯、王富葆、蒋赞初、秦浩、吴建民：《西藏高原多格则与扎布地点的旧石器——兼论高原古环境对石器文化分布的影响》，《考古》1986年第4期。

[12]霍巍：《阿里夏达错湖滨旧石器的发现》，《中国西藏》1994年第6期。

[13]钱方、吴锡浩、黄慰文：《藏北高原各听石器初步观察》，《人类学学报》1988年第7卷第1期。

[14]房迎三、王富葆、汤惠生：《西藏打制石器的新材料》，董为：《第九届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学术年会论文集》第211～222页，海洋出版社，2004年。

[15]袁宝印、黄慰文、章典：《藏北高原晚更新世人类活动的新证据》，《科学通报》2007年第52卷第13期。

[16]索朗旺堆：《西藏考古新发现综述》，《南方民族考古》（第4辑），四川科技出版社，1992年。

[17]A.胡东生、王世和：《青藏高原可可西里地区发现的旧石器》，《科学通报》1994年第39卷第10 期；B.胡东生、王世和：《可可西里地区乌兰乌拉湖湖泊环境变迁及古人类活动遗迹》，《干旱区地 理》1994年第2期。

[18]刘景芝、王国道：《小柴旦湖旧石器时代遗址考察记》，政协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委员会学习和 文史资料委员会：《海西文史资料》（第12辑）第9～15页，2000年。

[19]黄慰文、陈克造、袁宝印：《青海小柴达木湖的旧石器》，《中国—澳大利亚第四纪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87年。

[20]高星、周振宇、关莹：《青藏高原边缘地区晚更新世人类遗存与生存模式》，《第四纪研究》2008年第28卷第6期。

[21]钱方、吴锡浩、黄慰文：《藏北高原各听石器初步观察》，《人类学学报》1988年第7卷第1期。

[22]吕红亮：《西藏旧石器时代的再认识——以阿里日土县夏达错东北岸地点为中心》，《考古》2011年第3期。

[23]张森水：《我国北方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初探》，《史前研究》1985年第1期。

[24]袁宝印、黄慰文、章典：《藏北高原晚更新世人类活动的新证据》，《科学通报》2007年第52卷第13期。

[25]黄慰文：《青藏高原的早期人类活动》，《中国西藏》2001年第2期。

[26]A.胡东生、王世和：《青藏高原可可西里地区发现的旧石器》，《科学通报》1994年第39卷第10 期；B.胡东生、王世和：《可可西里地区乌兰乌拉湖湖泊环境变迁及古人类活动遗迹》，《干旱区地 理》1994年第2期。应该注意的是，这种根据无机碳的测年数据可靠性较差，只能作为参考。

[27]A.房迎三、王富葆、汤惠生：《西藏打制石器的新材料》，董为：《第九届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学术年会论文集》第211～222页，海洋出版社，2004年；B.Fubao, Wang et. al. The Pliocene and Pleistocene Enviroment on Qinghai Plateau. In Geological and Ecological Studies of Qinghai Plateau, Beijing: Science Press, 1981, pp. 231-238.

[28]黄慰文、陈克造、袁宝印：《青海小柴达木湖的旧石器》，《中国—澳大利亚第四纪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87年。在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小柴达木湖使用软体动物测年，其14C年代往往会显得太早，参见G. A. Goodfriend and J. J. Stipp. Carbon Isotope Analysis of Land Snail Shells: Implications for Carbon Sources and Radiocarbon Dating, Geology, 1983, 11: 575-577.

[29]G. A. Goodfriend and J. J. Stipp. Carbon Isotope Analysis of Land Snail Shells: Implications for Carbon Sources and Radiocarbon Dating, Geology, 1983, 11: 575-577.

[30]Zhang, D., and Li, S. Optical Dating of Tibetan Human Hand-and-footprints: An Implication for the Palaeoenvironment of the Last Glaciation of the Tibetan Plateau. Geophys. Res. Lett. 2002, 29: 1069.

[31]该火塘的年代后来又被修订为距今11000年前，参见M. Aldenderfer. Moving up in the World, American Scientist, 2003, 91 （Nov/Dec）: 542-549。不过学者们对该遗址尚有不同的看法，后来中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西藏文管会曾对该遗址进行过复查，他们认为火塘的年代在距今5000年左右，而手印和脚印的时代或许更晚，甚至有可能是现代的。关于该遗址复查的正式文字尚未刊布，承蒙高星先生见告。

[32]A.汤惠生：《略论青藏高原的旧石器和细石器》，《考古》1999年第5期；B.P. Jeffrey Brantingham, Gao Xing, John W. Olsen, Ma Hai Zhou, David Rhode, Zhang Haiying and David B. Madsen. A Short Chronology for the Peopling of the Tibetan Plateau. In D. B. Madsen, F. H. Chen and X. Gao （ed.） Late Quaternary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Adaptation in Arid China, 2007, pp. 129-150. Elsevier B. V. , Amsterdam.

[33]A.Su, B., Xiao, J., Deka, R., Seielstad, M., Kangwanpong, D., Xiao, J., Lu, D., Underhill, P., Cavalli-Sforza, L., Chakraborty, R., and Li, J. Y Chromosome Haplotypes Reveal Prehistorical Migrations to the Himalayas. Human Genetics. 2000, 107: 582-590；B.Hong Shi, Hua Zhong, Yi Peng, Yong-Li Dong, Xue-Bin Qi,Feng Zhang, Lu-Fang Liu, Si-Jie Tan, Run-Lin Ma, Chun-Jie Xiao, Spencer Wells, Li Jin and Bing Su. Y-Chromosome Evidence of Earliest Modern Human Settlement in East Asia and Multiple Origins of Tibetan and Japanese Populations. BMC Biology, 2008, 6（1）:45；C.Hong Shi, Yong-li Dong, Bo Wen, Chun-Jie Xiao, Peter A. Underhill, Pei-dong Shen, Ranajit Chakraborty, Li Jin, and Bing Su. Y-Chromosome Evidence of Southern Origin of the East Asian-pecific Haplogroup O3-M122. 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2005, 77: 408-419.

[34]A.汤惠生：《略论青藏高原的旧石器和细石器》，《考古》1999年第5期；B.Tang Huisheng. Lithic Tool Industries and the Earliest Occupation of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The Artefact-Pacific Rim Archaeology, 1995, Vol. 18: 3-14.

[35]Mark Aldenderfer and Zhang Yinong. The Prehistory of the Tibetan Plateau to the Seventh Century AD: Perspectives and Research From China and the West Since 1950, Journal of World Prehistory, 2004, Vol. 18, No.1.

[36]A.Su, B., Xiao, J., Deka, R., Seielstad, M., Kangwanpong, D., Xiao, J., Lu, D., Underhill, P., Cavalli-Sforza, L., Chakraborty, R., and Li, J. Y-Chromosome Haplotypes Reveal Prehistorical Migrations to the Himalayas. Human Genetics. 2000, 107: 582-590；B.Hong Shi, Hua Zhong,Yi Peng, Yong-Li Dong, Xue-Bin Qi, Feng Zhang, Lu-Fang Liu, Si-Jie Tan, Run-Lin Ma, Chun-Jie Xiao, Spencer Wells, Li Jin and Bing Su. Y-Chromosome Evidence of Earliest Modern Human Settlement in East Asia and Multiple Origins of Tibetan and Japanese Populations. BMC Biology, 2008, 6（1）:45；C.Hong Shi, Yong-li Dong, Bo Wen, Chun-Jie Xiao, Peter A. Underhill, Pei-dong Shen, Ranajit Chakraborty, Li Jin, and Bing Su. Y-Chromosome Evidence of Southern Origin of the East Asian-specific Haplogroup O3-M122. 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2005, 77: 408-419.

[37]A.仪明洁、高星、P. J. Brantingham，等：《青藏高原边缘地区史前遗址2009年调查试掘报告》，《人类学学报》2011年第30卷第2期；B.高星、周振宇、关莹：《青藏高原边缘地区晚更新世人类遗存与生存模式》，《第四纪研究》2008年第28卷第6期；C.周笃珺、马海州、P. J. Brantingham，等：《晚更新世以来青海北部的人类活动与湖泊演变》，《盐湖研究》2003年总第11卷第2期。

[38]A.P. Jeffrey Brantingham, Gao Xing, John W. Olsen, Ma Hai Zhou,David Rhode, Zhang Haiying and David B. Madsen. A Short Chronology for the Peopling of the Tibetan Plateau. In Late Quaternary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Adaptation in Arid China, 2007, pp. 129-150. Elsevier B.V., Amsterdam；B.David B. Madsen, Ma Haizhou, P. Jeffrey Brantingham, Gao Xing, David Rhode, Zhang Haiying, John W. Olsen. The Late Upper Paleolithic Occupation of the Northern Tibetan Plateau Margin.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2006, 33: 1433-1444.

[39]大约在1200万年前，非洲大陆东部下面的地壳沿着红海，经过今天的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坦桑尼亚一线裂开，形成了一条从北到南、长而弯曲的峡谷。大峡谷的存在造成了两种生物学效应：一是形成了妨碍峡谷东西两侧动物群交流的屏障；二是进一步促进了镶嵌型生态环境的发展。这种东西向的屏障对于人和猿的分支进化是极为重要的，使人和猿的共同祖先的群体分成两部分。大峡谷西部的群体生活在湿润的树丛环境，最终成为现代的非洲猿类。而大峡谷东部的群体，为了适应开阔环境中的生活，发展了一套全新的技能（两足直立行走、解放上肢、开始使用和制造工具），从而经过南方古猿向人属方向转化。法国古人类学家科庞（Yves Coppens）将这种人类起源和演化的模式叫作“东边的故事”。

[40]Aldenderfer, Mark S. Moving Up in the World: Archaeologists Seek to Understand How and When People Came to Occupy the Andean and Tibetan Plateaus. American Scientist, 2003, 91（6）: 542-550.

[41]Aldenderfer, M. S. 2007. Modeling the Neolithic on the Tibetan Plateau. In: D. B. Madsen, F. -H. Chen, X. Gao （eds.）. Late Quaternary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Adaptation in Arid China, Developments in Quaternary Science, 2007, pp. 151-165. Elsevier, Amsterdam.

[42]Holden. C., Mace, R. Pastoralism and the Evolution of Lactase Persistence. ln Leonard, W., Crawford （eds.） Human Biology of Pastoral Populations, 2002, pp. 280-30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